法院书记员毕业论文

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书记员： 人民法院书记员是指依法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中担任审判记录工作并办理机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的审判业务辅助人员。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地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也都具体明确了书记员的地位和任务。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具有法定的职务，依法参与办案工作的全部过程，履行法定职责、完成法定任务，从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所以，作为法院内部的一种专业人员，书记员在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 从工作过程来看，书记员既具有依附性又有独立性。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书记员必须服从法官的指挥，在法官的指导下做好审判案件的文字记录、卷宗整理、证据保管及司法统计等各项工作，所以书记员是法院的非核心人员。但是，在职责范围内，书记员并非具有绝对的依附性，而是独立地进行司法辅助工作，并可以对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执行法律等具体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可见，书记员工作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书记员与审判员的默契配合也最为重要。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作用是由书记员的工作任务所决定的。书记员的工作是人民法院业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判工作的水平。 书记员工作是审判各类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每起案件，在从立案到结案的整个诉讼活动中，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书记员去做，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也都需要依靠书记员的协助，通过记录工作使其成为有形材料，并以此体现整个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书记员工作，也就没有审判活动。 书记员工作是制作司法文书的基础和依据 司法文书是审判活动的集中反映，是审判活动的结论和文字凭证。其制作的基础和依据，就是法官与书记员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讯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笔录。根据办案实际情况，认真做好笔录，就是必须由书记员完成的主要任务。如果笔录记录的内容不实或不准确，就会影响诉讼文书的质量。 书记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案件质量 一起案件，从受理到审结，书记员要独立或配合完成许多工作，其工作的好坏，对能否保证案件质量有直接影响。书记员制作完成的卷宗材料，往往是衡量一起案件质量如何的主要依据。通过审查各种记录和法律文书，就可以对这起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作出相应的评价。 书记员工作是决定案件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要条件经过书记员制作、整理、装订起来的各类审判卷宗，多是永久性的或需要长期保存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是对法院自身工作的总结，尤其是对再审、复查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书记员工作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司法工作。书记员的参与是审判活动合法性的体现，制作的笔录更是重要的文书。一份准确完整的笔录，可以为法庭认定案件提供文字依据，认真负责地做好笔录工作，是书记员的重要职责。笔录是以文字记录来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的文字记载,是法官进行公正裁判案件的有力证据之一，是审理全过程的真实记录。笔录贯彻于整个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它既是审理活动的记载和反映，也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具体体现,它既能反映法官的审判水平,也能反映书记员的综合素质高低，可以说书记员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加强对书记员素质培训，提高笔录制作水平，提高司法执文能力，是增强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 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要想制作出一份合格的笔录，书记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要有责任感。笔录工作很辛苦，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热爱这项工作是做好笔录的前提，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是做好笔录的保证。作为一名书记员应时时想到，我们的记录是事关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载体，将接受历史的检验，来不得半点草率和马虎。要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要将案件审理情况如实记录下来，必须掌握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审判业务，懂得办案程序。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经常要引用有关法律条文,如果对此不熟悉，记录时很难免会出现错误。 要熟悉案件的基本情况。书记员必须在庭前对担任记录的案件进行阅卷、熟悉案情。对案情复杂、牵涉人数较多的应作一些摘要，对案件所涉及到的科学技术名词、术语、数字、方言土语、人名、地名和不常见的事物名称以及生字等应先查清，这样才能做到记录时心中有数。庭前也要熟悉诉讼参与人的特点，如口音、语速、表达能力，还应适当了解被告对诉状的意见以及答辩要点。 要了解审判人员的审判风格。较为复杂的案件，庭前应与审判员交换有关案件的庭审意见，了解审判思路，掌握审判人员的提问重点，结合案情，了解每一次发问的目的，便于抓住庭审问答的重点。另外可以与审判员商量好，在讯问、询问复杂的、主要的事实或遇到当事人口音不清时，可暗示审判员重复发问或让当事人、辩护人等重述，以便完整记录。 要加强文字修养，提高概括能力。记录工作亦是一门科学，要做到记录中不失原意，不能以个人喜好任意取舍。在此基础上，力求语言简练，文理通顺，记录准确。书记员要有分辨案情重点和提炼、概括能力。记录时尽量按原话记载，对一般情节和重复部分可以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概括，文字要精炼。另外，书记员还要做到识字广泛，运用字、词、句准确规范，符合法律语言的语体特征，保持叙述角度一致，注意语序的合理安排、标点符号的恰当使用，保证笔录的真实、客观。当然书写也应该做到干净、整洁避免笔误，争取字迹工整而优美。 总之，作为审判的基础性工作，笔录应当做到准确、完备、清楚、扼要。其中，准确性是最为重要的，必须全面如实地反映出审判的全部活动过程，只有做到记录得当，记录清楚，轻重适宜，法官在阅卷和作出裁决时才能有据可查，无论过去多少年都像是审判过程的重现，让人能够迅速进入到情节中去，这样的笔录不单是简单的审判记录，也会成为历史的鉴证。综上所述，我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书记员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严谨的态度、扎实的功底和默契的配合精神。

你好，以后书记员可以要招考才能进入，法院改革后，书记员作为审判辅助人员。其实没有律师证，你也没法代理案子。即使你有律师证，在前3到5年，是一个艰难期，必须熬过。做书记员，可以有生活保障，虽然比较累，但是能接触很多案子，参与庭审（记录）。如果，用心能学到东西，周六周日绝对是有的。在通过司法考试后，再考公务员也可以。

对的，一定要原创的哦，我们对这方面来，第一个考虑就是原创，高质量，这样才能过关的。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法官个人工作总结范文

法官个人工作总结的进行有利于法官人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理论能力。法官个人工作总结范文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浏览。

我来到人民法院工作以来，转眼已过半年。在领导们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下，我逐渐适应了书记员工作。现将半年来的学习工作情况向领导、组织汇报：

一、在学习、认识、工作等方面。

1、在学习方面，时刻保持学习的积极性。

学习是不断汲取新知识，获得事业进步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学习更是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到人民法院的工作岗位报到以来，法院浓厚的学习氛围始终深深的感染着我。我积极参加院党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接触和学习了王新忠院长提出的“尚学、尚进、尚廉”的建院理念，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学习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和社会知识，用先进的政治理论武装头脑，用精良的业务知识提升能力，以广博的社会知识拓展视野，强化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2、在认识上，时刻保持认识的正确性。

法院工作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来到法院后，我被任命为执行庭书记员。很多人都说法院书记员的工作很简单，不外乎就是各种笔录的制作，打印、复印材料，送达法律文书，整理、装订案卷等简单的事情。但我觉得，越是这些简单的事情，越要引起重视。

书记员的工作虽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但必须要态度端正，认真负责。想做好书记员，不光是“会做”这么简单，更需要用心去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在重复中寻找快乐;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在认真后享受成果。作为一名书记员，必须胸怀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把每件事都放在心上，牢记“尚学”的理念，不断思索和学习，让自己保持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浩然的正气，做好每件“简单的事”。

3、在工作上，时刻保持工作的认真性。

书记员工作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执行任务，保证执行质量，提高办案效率的重要环节，书记员职责履行得好坏，关系到整个案件的执行。书记员工作很琐碎、繁杂，因此，我尽量做到认真仔细，认真做好送达、记录、装卷等具体工作，当好执行助手。很多情况下执行笔录都是现场手写，手写的速度肯定不及电脑打字速度，这就要求执行局书记员要有更强的抓重要信息和提炼信息的能力。所以每次执行前，我都会到执行员处翻阅案件卷宗材料，熟悉案情，使自己在记录时能做到快、准、精。

二、我的缺点和不足。

1在做记录的时候，手写速度和字的工整度有待提高。2对法律条文的熟练掌握还有一段距离，法律知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不太紧密。

对于以上缺点和不足，我会加强学习和锻炼，争取早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

三、对执行工作的一点建议。

执行工作离不开车辆的使用，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行踪后，执行人员必须尽快赶到才能有所收获。能否尽快赶到并抓捕到被执行人，与车辆的保障是分不开的。

目前执行局分为四个执行组，我建议每两个执行组组合成为一个合作组，院里有两辆大车，每个合作组分配小车、大车各一辆，合作组内两个执行组根据需要协商选用车辆。为了执行工作能够迅速高效，也为了每位司机都能够注意车辆的使用，车辆分配之后就固定下来，执行局的这四辆车由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与其他车辆分开单独管理，此后两个合作组各自保养自己的两辆车。

以上是我的一点小小建议，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四、今后的工作计划。

今后，我会继续保持学习的积极性、保持认识的正确性、保持工作的认真性，在工作生活中积极学习和实践“尚学、尚进、尚廉”的建院理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努力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自毕业工作以来，我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思想，时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及精神，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努力提高理论知识和业务工作水平。在院党组和办公室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办公室同事的支持和帮助下，我能够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尽快适应角色变化;同时，按照法院工作人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业务知识和各项综合素质，较好地完成了领导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我在思想、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现将一年以来的各项工作总结如下：

一、严于律已，加强学习党的先进理论，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一年来，我始终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及时了解党的先进性动态，在党的十八大期间，我认真研读十八大报告，深刻领悟十八大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实践。在思想上积极抵御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等腐朽思想的侵蚀。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放，坚信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充满必胜的信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努力，不畏艰难，尽职尽责，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努力学习法律及各项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在工作中，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内涵，增强自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全会精神，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二)、努力学习工作业务知识，重点学习公文写作及公文处理和电脑操作，不断提高办公室业务工作能力。(三)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结合自己工作实际特点，利用闲余时间，选择性地开展学习，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爱岗敬业，勤恳工作，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任务

在法院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始终不渝地坚持平心戒燥、与人为善、踏实工作的态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了“四个好”，即自己份内的工作主动干好、上级机关安排的工作必须做好、领导交办的事情想法办好、同事求助的事情尽力办好：一是在主任的领导下积极做好法院各部门内部协调工作。法院办公室是法院内部的“枢纽”和对外接待的“窗口”，代表法院糸统的形象。为此，我每天坚持按时、准点上下班，认真有礼地接待各方当事人和上访群众，真正做到了“三不”即态度不燥、言语不急、法律讲解不断，使当事人来访的过程变成我们宣传法院良好形象和法律知识的过程。同时，主动协调法院内部各部门的工作，做到了及时汇报(向上级机关和领导)、及时反馈(种类情况和信息)、及时通知(各种会议和活动)，为有效地促进法院以审判为主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年来，虽然在工作岗位上完成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并未给自己带来一丝成就和轻松感，反而愈加觉得沉重，总觉得工作起来始终不能称心如意，不如别人游刃有余。在写材料过程中，面对工作杂多的情况，往往疲于应付。工作的全局性、前瞻性、创新性不够，缺乏全局性把握，不能很好地理解领导意图并融入文稿，与领导要求有相当差距。

今后，我一定克服困难，弥补不足，扬长避短，自觉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当好参谋助手，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是200X年起任党组成员、审委会委员、政工科科长的。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近三年来，自己的思想、工作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现进行自我总结如下：

一、思想方面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和邓小平理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处理法院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从事法院政工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法院政工工作，同时加强个人的主观世界改造。

在县委和法院党组的领导下，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注意与县委和党组保持高度一致，胸怀法院工作大局，创造性地开展政工工作、党务工作和审判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坚持立党为公、司法为民。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增强自己的组织纪律观念。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组的团结和统一，服从党组的分配，认真接受干警监督。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谦虚谨慎，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顺境逆境一个样，经得起组织的检查和实践的考验。坚持做到慎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能以集体利益为重，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群众。2004年政工科被市中院荣记集体三等功。

二、工作方面

一是牢牢把握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把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做为推进法院工作的根本动力和保障。先后组织开展了诚信教育、司法为民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教育学习内容紧跟形势，学习形势灵活多样。通过聘请市委党校教授授课，参加省法官学院和县委党校组织的培训，自行组织集中学习、撰写心得体会等多形式、多内容、多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人、塑造人、引导人。同时，认真组织开展“文明办案优质服务月”活动、“文明庭科室、文明干警”评比活动。法院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再次步入了省级文明单位行列。认真组织干警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精心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等教育整顿活动。组织学习教育力求全面，进行自查自纠深刻，进行整改落实务求实效，得到了省委政法委调研组和省高院“司法公正树形象”检查组的充分肯定。活动开展做法还被省委办公厅、省委政法委工作简报采用。积极组织干警参加“一帮一，手拉手”，资助“春蕾”女童等活动。三年来，组织干警累计捐资2万余元用于公益活动。

二是认真组织开展了“创建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法官”活动。他采取以考促学，以赛促学，以奖促学，以惩促学的形式。制定学习规划，定期进行全院集中学习。采取专人授课、观看影碟、业务考试、法律文书展评、参加业务培训班、论文研讨会等形式，提高干警素质。近3年来就组织学习60余次，书面考试10余次，并张榜公布考试成绩。为丰富法官文化生活，经常组织书画展、演讲赛、篮球赛、排球赛、棋赛等活动，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学习正反两方面材料，观看警示教育光碟，签定廉洁从政保证责任书、承诺书。在全省政法系统廉洁公正执法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经验介绍。

三是注重加强法制宣传工作。在“目标考核评比方案”中制定了严格的考评标准，要求每名干警每年不仅要完成二篇法制宣传稿件，其中一篇还要求必须是省级的。为此，我带头撰写宣传报道40余篇。积极利用板报、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还组织各业务庭到企业、乡镇、村屯进行宣传，在9个乡镇举办了9期调解员培训班。深入到省重点高中勃利高中讲解了法制课。对干警中涌现出来的事迹，也积极主动联系新闻媒体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并为先进个人报请记功奖励。组织干警深入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宣传法律，征求意见，提供法律咨询，畅通外部监督渠道，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树立了人民法官爱人民的良好形象。

四是全身心投入学创工作。在开展学东莱，创建人民满意的政法基层单位、政法干警活动中，从方案的制定、起草、到阶段性的检查、总结，直到最后的汇总，都全身心地投入，经常加班加点工作。法院各庭科室普遍建立了10卷册的学创综合档案。在原有各业务庭推行“公示制”和“承诺制”的基础上，今年，又将公示、承诺内容在一楼门厅以图版的形式上墙，方便了群众诉讼，增加了办案透明度。院里制定的学创文件，带头认真学习贯彻;学创的具体要求，带头严格遵守;学创活动的每一步骤，都带头实施落实;学创活动的经验事迹，带头进行总结、汇报。

五是按照政法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带领法院党总支和全体党员积极投身到创建优良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工作中去，制定了方案，确定了服务联系点。开展了创环境工作末位追究考核和专题推进等活动。建立和完善司法监督员制度。组织干警深入到企业服务，随时提供法律咨询，对涉企案件精审明断，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召开企业代表人座谈会。为企业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县法院连续3年被县委授予创环境工作先进单位。

六是认真组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做为党总支书记在大讨论环节上，重点检查讨论是否广泛深入，先进性具体要求提炼得是否准确;在主题实践活动环节，通过走访群众，重点检查主题实践活动群众是否欢迎，活动开展是否取得成效;在边学边改环节上，重点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在领导干部带头环节上，重点检查了领导干部是否自觉参加学习，是否自觉带头讲党课或作形势报告，是否带头边学边改;在两不误、两促进环节上，重点检查了党支部和广大党员是否把学习提高与推动结合起来，是否把建设和谐社会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阶段的工作，法院党员队伍初步呈现出“四多四杜绝”的可喜局面：加班加点学习工作的人多了，上班迟到早退的杜绝了;专心致志干工作的人多了，窜岗聊天的杜绝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多了，发牢骚、作风不良的杜绝了;钻研业务、自我“充电”的多了，无所事事、吃吃喝喝的杜绝了。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虽然为党作出一些工作，但党和组织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深知我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离优秀共产党员还有一定差距。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我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希望，在县委、院党组领导下贡献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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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了司法考试还有点前途，其实过了也没什么前途，当法官看上去很美，工资也不是很高的，事情也多，工作压力心里压力也比较大，待遇仅能解决温饱而已。有实力在同等条件去考工商，税务，电力部门吧。喜欢进政法部门不如去公安，一个普通民警的权力比庭长的权力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