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史的研究标准论文

影视史学鉴赏论文提纲

导语：以任何影像视觉符号中所呈现过去的事实，其成果（或成品）例如有远自上古时期的岩画，历代以来的静态历史图像，以及近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数位化媒体“都是影视史学的研究对象，因此都属历史影视资料的范畴。接下来我整理了影视史学鉴赏论文提纲，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题目：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新论

中文摘要

目录

引言

绪论 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动态

第一节 史学科学与研究新论

一 历史之物与科学学问

二 史学尊重与新论研究

第二节 电视剧史学研究现状

一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现状

二 期刊论文研究现状

三 关于电视剧史学的`学术专着研究现状

四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第一章 史学理论范式的进程

第一节 理论与历史理性

一 理论使用与独立艺术形态

二 理论范型与问题解决途径

三 理论机制与进步性甄别规范

四 历史思维与适意性传播导向

五 历史研究与变异性判断准绳

六 历史理性与测度性事实指标

第二节 方法与科学革命

一 方法修订与决定性原则

二 个体选择与再识性体系

三 认知冲突与危机性范式

四 现实查验与科学化规则

五 计量体系与客观化尺度

六 视觉经历与理性系统论

第三节 范型与专业价值

一 影像思潮与文本演绎

二 资料考据与汇编：版本学的生命力

三 情感辩护与预储：心态史的流行规则

四 大众意识与洞见：公共档案的文本互见

五 意义拟定与架构：社会史的意图趋向

六 专业范型与价值立场第二章 史学概念范畴的厘定

第一节 概念构造与象的生成

一 概念与投射

二 观念与概念

三 认知工具与新语汇

四 概念构造和象的生成

五 形式逻辑与影像连结点

六 语言境遇与现象场

第二节 概念关系与意义模式

一 约定符号与选择性编码

二 事实假说与作者化观察

三 合理类型与典型化象征

四 价值预设与道德性核心

第三节 概念修正与经验科学

一 概念更新的科学化

二 含义转移的进程化

三 类型理解的经验化

四 论断推理的归纳化

第三章 史学分期规范的探讨

第一节 时序组织与进程目标

一 历史时间与分期

二 异质连续性

三 科学的次序

四 编年史与组织原则

第二节 佐证逻辑与命题依据

一 推导逻辑与规约

二 因果律与社会体相

三 现实适用性与命题逻辑的真相

四 想象力与史诗的自由战略

五 疏离的日常与历史性证据

六 语言实证与唯物思潮

第三节 过渡仪式与历史转向

一 仪式与过渡现实

二 地方性框架的历史积淀

三 偶然与不确定考察

四 政治史和意识形态

五 自我意识的心灵重演

第四章 史学叙述形态的阐释

第一节 阐释与批判

一 传统历史阐释模式

二 剪贴史学与批判范式

三 作者意图与有效性推理

四 陈述与事实表述的符应

五 批判与叙述主体的态度

第二节 记忆与沟通

一 文化遗产与沟通

二 口述史学与对照

三 公共史学与证词

四 集体传承与回忆

五 情绪情感与主观

六 言论影响与表达

第三节 显影与加工

一 影像文本与技术发展

二 现实论证与历史分析

三 建构功能与叙事经验

四 整体编排与针对性努力

五 真实与历史演剧理想

六 虚构与史学拟态环境

结语

参考文献

复苏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简论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从1958年6月15日《一口菜饼子》的播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历程。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个案中理清头绪，还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一个清晰、准确的原貌?这首先需要从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手进行研究。在对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时代背景、叙事内容、形态特征、历史局限、理论研究作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大致可将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划分为起步、停滞、复苏、兴盛、边缘、复兴等六个时期。本文试就复苏时期(1978～1985)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政策背景、形态特征和叙事内容略加分析。一、政策背景(一)农村政策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先后制定有关文件，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鼓励实行生产责任制，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并很快收到成效。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此拉开了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不同地区搞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在实践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形成会议纪要。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第四个一号文件)，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二)文艺政策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被称为“两个凡是”。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直指“两个凡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也是讲不讲实事求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一场争论。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12月23日晚8：00，中央电视台以插播形式，播出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新闻。从1979年4月《上海文学》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开始，一场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虽然参与讨论的几百篇文章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都能够立足于文艺的本体属性，力求摆正文艺在社会中的位置。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我们的艺术属于人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艺术事业，提高文艺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1]1980年1月2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怎样判断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问题”指出：“我不大赞成机械地把某个标准排在第一，某个标准摆在第二。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品应该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或者说，应该使思想性和艺术性浑然一体。”1980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样，文艺终于从政治附属品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实现了本体性回归，开始拥有了独立的品格。1979年8月18日至2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首次召开的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提出了“大办电视剧”的号召，建议各地电视台有条件者都可制作电视剧。全国各地电视台相继建立了电视剧制作部。在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中国电视台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85年，全国已经有172个市、县电视台，电视发射和转播台也增加到了12000多个。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作了题为《立志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中国广播电视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的重要口号，广播电视个性化、原创性、独特性的追求得到肯定。在上述背景下，电视剧工作者开始认识电视剧自身的审美属性，寻求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创作的特殊规律。1983年底，广播电视部委托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召开了全国1984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会上议定1984年要把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放在主要位置，并具体安排了各录制电视剧单位1984年题材规划。此后，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成为一项管理制度。据资料统计，从1979年到1985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由485万台增加到5000万台，观众人数由8000余万人增长到两亿多。由此，几年前被文艺界、电影界视作“小弟弟”、“只是传播工具”的电视剧艺术，已经后来者居上，成长为令人羡慕的新兴事业。“电视艺术”、“电视艺术家”也已经成为热门词汇出现在媒体语言中。1984年4月29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5月16日，北京电视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电视艺术家协会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85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300多集，仅中央电视台就播出825集。随着中国电视机和观众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进入复苏时期。二、形态特征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形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向现实主义风格回归就内容取材来看，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从开始就具有贴近生活、关注普通人情感和命运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与同时期电影的纪实美学相呼应，电视剧的创作者追求“更生活化”、“更朴实些”，纪实性电视剧和纪实手法受到青睐。演员注重本色表演，拍摄选择真景、实景，朴实无华是这些农村题材电视剧普遍的艺术风格。农村题材电视剧乘着改革开放“快车”，积极关注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侧重对改革的艰难和改革者的魄力进行全方位的展现和赞扬，和其他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一起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宣传，对改革开放存在的障碍性因素进行揭示和评析，涌现出《乡里妹子》、《花生阿狗》、《雪野》、《麦客父子》、《新星》、《蒲叶溪磨坊》等一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作品。譬如，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4年摄制的电视剧《蒲叶溪磨坊》，是根据古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它运用了电视剧的艺术手段，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原著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特征。古老的磨坊象征性地体现着落后、陈旧、保守的农村经济和思想面貌。复员军人莫凤林一回到家乡就首先向它开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家庭的和社会的矛盾便不断出现。更有赵家妹子推波助澜，向农村封建愚昧的道德观念和经济势力以及新兴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发起的冲击。“主题的深入开掘并不在于曲折故事的叙述，主要是建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2](二)向视听艺术本体回归就节目形态而言，随着电影界“电影与戏剧离婚”、“抛掉戏剧的拐杖”呼声的渐渐加强，电视剧的美学观念也发生质变，从以戏剧美学为支撑点转向以电影美学为支撑点。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制作以实景为主，以镜头为单位，单机拍摄，后期合成，导演则以电影美学为参照系。主要依据电影方式拍摄的电视单本剧和电视短剧成为电视剧的主流形态。观众也以长期形成的电影审美观念评论电视剧，称之为“小电影”。当然，“尊重舞台演出，不等于照搬舞台，必须要运用电视特点大胆创造，在舞台基础上设计电视处理的总体构思。”[3]在借鉴电影美学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也越来越多的具有电视剧艺术的本体美学特征，如“在剧本创作上注意到文学语言与视听画面之间的不同，强化文学作品改编过程中的视听化;在镜头运用上开始区别电影镜头语言和电视镜头语言的差异，注重适应电视荧屏特征，景别上以中景、近景、特写为主，表达上以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心理为主;手法风格上贴近现实，追求自然朴实的风格”[4]。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已经摒弃了最初的屏幕演剧形式，开始走出演播室，在时空表现上更加自由，特别是对电视剧的直观叙事能力及画面内容张力进行了探索，如《太阳从这里升起》中用古墓挡住推土机代表古代文明阻拦现代文明，用掘土机托起一轮红日代表现代文明之光的胜利等，使电视剧艺术借助声、光、电以及多媒体等手段，获得了比传统文艺作品更大的优势。三、叙事内容尽管1978年就有了农村题材作品《三家亲》，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集中亮相，却是1980年的事情。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1980年国庆全国电视台节目大联播”。这次大联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多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如《瓜儿甜蜜蜜》、《结婚现场会》、《牛庄风波》、《信任》、《浪花》等。尽管这几部电视剧写的场面不算大，而且艺术上还显粗糙，但总可以看出农村落实经济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后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意味着与“旧”的对比，在新旧对比中展望和期待农村、农民、农业欣欣向荣的未来，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持续而普遍的主题。1981年是农村题材电视剧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岸》、《大地深情》、《萤火虫》、《能媳妇》、《山道弯弯》、《矿工新曲》、《一千八》、《卖大饼的姑娘》、《老兵》、《你是共产党员吗》等118部电视剧中可以看出，电视剧坚持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格调健康，精神境界较高，“直接反映当前现实题材的占85%，其中描写工农兵、新人新事的将近一半，有15部农村题材，直接表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新面貌的有5部”[5]。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对动荡年代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对农民人性的扭曲。代表作品有《信任》、《葫芦坝的故事》、《放鸭童》、《喜鹊泪》、《她从画中走出来》、《春回桃花寨》等。这些作品极力描绘十年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980年播出的《信任》是陕西电视台首部有录像的电视剧。该剧根据陕西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上下集单本剧。该剧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及以前极左思想时代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阂、最终得到群众信任的故事。陕西电视台和陕西广播电视文工团1982年联合拍摄的《喜鹊泪》一部上下集电视单本剧。该剧根据王宝成的同名小说改编，外景在陕西关中的华县拍摄。《喜鹊泪》讲述的是一出爱情悲剧，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颇为凄测、哀伤、深沉的声画语言向观众敞开了那场历史大劫难留给人们的一块令人颤栗的伤疤，如泣如诉地述说了关中农村那位纯洁质朴的喜鹊姑娘的不幸遭遇。剧中对于关中农村的实景展现，与剧情紧密结合，使得陕西关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剧中有了恰当的发挥，相比较于《信任》是一次较大的进步。该剧在陕西和全国播出后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大众电视》、《广播电视杂志》、《中国电视周报》等国内十余种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热情肯定该剧在主体、悲剧性、本土化方面的探索。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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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中国当下情景喜剧研究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情景喜剧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成熟。多方面的理论指导与评析使得美国情景喜剧有丰富成功经验。它和情节系列剧、电影(包括电视电影)是美国晚间黄金时段的三大影视剧类型，收视率往往也是名列前茅。然而，自1994年我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问世以来，这一节目类型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十多年的成长并没有使得它具备一套完善的制播制度，在播出与收视方面也受到冷遇。尽管情景喜剧的拍摄技术日臻完善，情节、笑料、表演也更加成熟、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但它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说到底，情景喜剧就是一个30分钟的表演，演员们在人们熟悉的情境中娱乐观众。在整个电视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喜剧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情景喜剧的生命力之所在。回首中国的情景喜剧之路，从1992年《我爱我家》火爆荧屏算起，15年里有过里程碑似的“创始期”，有过后劲不足的“思考期”，也经历了“高潮”和“平淡”。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棣所说：“中国的情景喜剧第一部作品就直接达到顶峰，其后却江河日下。”虽然随着《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优秀作品的热播，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了改观，情景喜剧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电视传媒格局中找到了位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但同时，这个剧种的发展又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一般采用栏目化播出，时间固定，各集故事相对独立，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大都在摄影棚里录制，基本不用外景；市民化，以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靠语言来取胜；流水线创作，多采用即制即播的模式，更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挤在这些已经基本上被格式化的框框里，不少作品情节夸张、笑料庸俗、编造痕迹过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和立得住的喜剧人物，尽管编导们做出种种努力，情景喜剧的创新之路却仍然越走越窄。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观察，情景喜剧创作“技”的成分越来越多，而“艺”的成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情景喜剧创作越来越重视‘制造’，而慢慢放弃了‘创造’”。更有网友尖锐指出，中国的情景喜剧已经进入了一个见好不收、照搬照抄的时代，十几岁的中国情景喜剧就已经开始写回忆录了。有专家指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文化价值的流失等因素特别是创新意识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而如何贴近老百姓，是情景喜剧的生命线，也是目前情景喜剧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从《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剧的热播，可以看到中国情景喜剧的市场并未消退。一头是观众的旺盛需求，一头是观众的审美要求。情景喜剧有需求缺内容成了电视荧屏一个不小的“痛”。从目前社会整体环境上看，情景喜剧的创作题材、讽刺力度等，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条条框框约束，只能在各剧种的边缘走来走去，讨一些彩儿。在尚敬看来，题材更开放，讽刺更有深度，制作更精良，应该是未来情景喜剧努力的方向。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英达同样感叹，情景喜剧的创作环境很苛刻，“我们只能开拓，看看还有什么飞禽走兽可以吃。喜剧的百花齐放迟早会来到的，我们不会一味地歌功颂德，这不是喜剧的功能”。我们的一些观众比较喜欢看别人受讽刺，但是不能看到自己或者与自己相近的这一类人受到讽刺。因为观众容易“火冒三丈”，情景喜剧的创作者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避免观众的这种激烈反应。结果造成情景喜剧创作上跟风、克隆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情景喜剧在题材上的原创性与开拓性。然而失去讽刺，情景喜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想在夹缝中冒头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社会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电视观众要开得起玩笑，带着自嘲的心态来观看情景喜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面对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吧。我国当下情景喜剧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沉重的生活态度的解构。这些针对“80后”而创作的情景喜剧目的绝非“恶搞”,而是在独特的形式下,包含着向善求真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内核,这恰是符合现代人的特别需要的。以上回答纯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