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报对俄罗斯

闫吉青撰写的《俄罗斯生态文学之特质探蕴》发表于《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4期。作品主要强调俄罗斯生态文学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化传统，密切关心国家政治命运、紧密联系人民大众、密切关注社会现象，俄罗斯文学始终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大众的幸福自由而奋斗，具有高度的社会使命感、道德感和责任感。俄罗斯文学家们忧国忧民、孜孜不倦地为整个俄罗斯民族乃至全人类寻找摆脱贫穷、摆脱苦难、通向幸福的道路。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提出“俄罗斯,你向何处去”、“啥人能在俄罗斯过好日子”、“谁的过错”、时代关注的“怎么办”等疑问，这正反映出了人民大众的呼声，从而引起人们的深思。如作家布宁著的《新路》一文结尾写道“列车在新修成的铁路上向前奔驰，前方等待人们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作家拉斯普京创作的《告别马焦拉》一文末尾写到“小船在茫茫大雾的海上迷失了方向，人们拼命地大声呼叫”；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鱼王》一文尾部提出了许多令人矛盾的、困惑的时代问题。许多作家在作品中采用了开放式结尾，他们提出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但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些社会问题，而是留给人们更多的空间去探索和深思。可以这么说，俄罗斯生态文学也是“为人生”的文学、“问题文学”。鲁迅先生曾说过，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关注人生和社会，自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还是在解决，或者沦于颓唐、堕入神秘，它的主流还是为人生。俄罗斯作家非常关注国家、社会、民生、自然环境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强烈的忧患感，这些作品写出了作家对宇宙、地球、人类、自然的不安与担心。忧患是指一种忧虑、焦躁、敏感、坎坷不安、忧愁的特征。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在愉快中创作的，而是在关注人民大众的痛苦、关心人类的命运、拯救全人类的深思中诞生的。俄罗斯民族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是一个具有极丰富忧患意识的民族。俄罗斯的生态文学家具有更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更严肃的社会责任感。

梁坤在《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生态文学中有许多有关大自然的神话，这些神话中带有早期泛神论多神教特征。赫克教授说过，斯拉夫人在原始宗教的信仰中，认为万物都有神灵。作家列昂诺夫著的《俄罗斯森林》文中指出，人们用神话传说形式把原始生活的感知演讲出来。阿斯塔菲耶夫1972—1975年著的《鱼王》中，也用神话艺术描述主人公伊格纳季伊奇一个偷渔者的钓鱼经历，贪婪的偷渔者伊格纳季伊奇施放排钩在叶尼塞河里钓鱼，有一天钓住一条大鱼，他不知这条大鱼是爷爷曾经给他讲过的“鱼王”，“鱼王”是一条硕大无比、带有女性意味的鳇鱼，没及时放掉这个庞大的自由精灵，结果自己也被钓鱼线拽到水里，腿被排钩扎上，动弹不得。两者都陷入绝境，等待死神的来临，差点丧命，最后鱼脱钩逃掉了，他也就避过了一难。伊格纳季伊奇通过这次死亡历险感悟到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从伦理道德角度反思了人与自然和女性的关系。人类产生于大自然,是自然中的一员，我们与创造人种的规律同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态文学家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高不高就看他对自然持有什么样的态度，特别迷恋大自然的人，其内心世界是纯洁的、健康的。哲学宗教的世界观在大自然的图景被具体化了。在《告别马焦拉》中，“岛主”和“树王”这两个超现实的形象给了大自然以意象的特征。“岛主”是一个小动物，它很明智，它预知到这个孤岛上将发生很大的灾难,又亲眼见证了马焦拉岛厄运。“树王”是一个有自然魂灵的实体。它这棵老树，可主宰四方水土，马焦拉村被它固定在河底。“他”犹如化身的神灵，人们如果激怒“他”就会受到他的惩罚。相对而说，艾特玛托夫的神话意识比较自觉也比较浓烈。他非常善于用神话来表达人生的悲剧，因此他的小说也就变成了现代神话。他笔下的神话多种多样，形式各异，是因为有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两种文化的沉淀。狼神比尤丽是《断头台》中的形象。“狼神”是母狼阿克巴拉的倾诉对象，它是月亮上的虚灵。阿克巴拉因人类的暴行而连失三窝幼崽，在这世界上孤苦伶仃，所以把比尤丽当做倾诉对象。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下来吧，狼神比尤丽，下到我这里，让咱俩坐在一起，一起号啕痛哭吧。下来吧,狼的神灵，让我把你带到那片现在已经没有我立足之地的草原。下到这儿来,下到这石头山里，这里也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看来，哪儿也没有狼的地盘了。”这些神话传说他们真的是无价之宝。我们伟大的祖先,总是用惊悸恐怖的眼神注视着四面八方那些不存在的现象，这些现象有的和蔼可亲，有的阴沉狰狞。象征恐惧和虔诚的多神教也由此产生了，作为美和善的参天古树，在我们祖先崇奉的自然力中显现。人们崇敬这些古树，在树下人们经常进行一些审判活动或者赞颂该部落往昔的征战壮举。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说在理论上总结了对自然的崇拜。他认为，上帝爱的原则是把人与自然界统为一体，认为哲学里的上帝的实质是万物统一。主要针对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世俗化传统而提出了这一学说,其中确实有泛神论的因素，宇宙中心论引起了泛神论。索洛维约夫把人类中心主义和宇宙中心论的分裂弥合了，同时也弥合了神学与哲学的分裂，“自由的神智学”由科学、哲学与神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符号。

杨素梅学者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生态文学》论文主要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文中指出，纵观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主题一直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花草树木、大小生灵、山川河流等等都是具有独特审美主题的，都紧密相连着人的个性意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19世纪的俄国作家谴责了人类残害生灵、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而18世纪苏联时期的作家，一方面，发展了人与自然这个传统主题的意义，拓宽了人道主义的界域，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关系、新内涵、新法则；另一方面继承了前辈如涅克拉索夫的优良传统，呼唤人们爱护大自然、歌颂赞美大自然，同时谴责了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为。

《人与自然和谐的呼唤——俄罗斯生态文学》的作者王淑杰是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她在牡丹江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这篇论文歌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思考——向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及生态悲剧、人性悲剧、道德缺失的思考，发起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呼唤，主张要关心、呵护、依存自然，与自然进行融合。通过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我们意识到地球只有一个，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珍惜明天。借用一句苏联生态文学家阿斯塔菲耶夫的话：保护地球吧！永远地，随时地保护我们崇高的地球——母亲，保护我们的生命。

吴萍撰写的论文《大自然的呼唤——前苏联生态文学管窥》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本文考察了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一些生态题材作品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对人与自然内在关系的道德探索及对哲理探索中忧患意识的探索。这些问题的探索揭示了生态文学的宗旨，即要培养具有全球性思维的人，以便可以尽快形成一种能与破坏大自然的势力相抗争的新的处世态度。

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万长松、陈凡在2002年第1期燕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苏联（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主要分析了生态哲学作为自然科学是苏联(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以列宁提出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为切入点，实事求是论证了苏联(俄罗斯）自然科学、生态哲学80余年的发展成果与不足。2011年2月18日《中国绿色时报》发表评论说，俄罗斯侨民文学家尼·巴依科夫在中国已生活了48年，在民族上他是俄罗斯人，但在生活上他却是个中国人。《中国绿色时报》对尼·巴依科夫进行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生态文学家。《大王》发表的时间比美国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早很多年，所以有的专家说生态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的俄侨文学家尼·巴依科夫。《大王》在中国沉寂了50多年，在苏联同样又受到忽视，因为不是苏联“境内文学”。但是金子总会发光，《大王》已经陆续被翻译成汉、法、英、意、德等多种语言，成为世界级作品。这是一部读不完的大自然史诗。在中国东北有张广才岭和老爷岭，这一带风光秀美、山清水秀，堪称东北山林风景之最。而大秃顶子山——张广才岭的主峰，东邻老爷岭，南邻吉林省，是黑龙江省的最高峰，高1690米。它又是整个东北山林风景的最中之最：这里有长4000米、深1000米的龙江天险第一峡，还有千尺瀑布等等。而《大王》就是从描写大秃顶子山开始的，文章把东北山林的景致完美地展示给读者。主人公“大王”在大秃顶子山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大王》的主角是虎“大王”，这个小说总共写了朝鲜虎、满洲虎、貂、胡獾、鼯鼠、马鹿、驼鹿、鲜卑鼬、水獭、红狼35种动物，鸱、山鹰、山雀、旋木雀、蓝雀、乌鸦、灰鸦、鹫等等17种乌类和橡树、胡桃木、落叶松、椴树、冷杉、白桦、人参等25种植物。可以说《大王》是中国东北大自然的百鸟图、百木图和百兽图。小说里各种美景一应俱全。夏天：清晨，云雾环绕着山峰；黄昏，山峰上一片金黄；夜里，一轮泛红的月亮从山脊后升起，在山林间洒下一片银光。秋天：松树是绿的，稠李树是黑的，杨树是黄的，桦树是白的，枫树是红的——真是五彩斑斓。冬天：山顶上的皑皑白雪与晶莹的蓝天相互辉映……这里风景美不胜收，堪称百景图。可以说，《大王》就是一幅无限延长的大自然画卷，令人手不释卷。在这里能听到各种音乐：从山泉淙淙到山鹰的嘹亮鸣声、从蟋蟀的悄声浅唱到气吞山河的虎啸、从白桦簌簌到松涛滚滚——应当说，《大王》又是一部独特的交响乐。《大王》还是一部伟大的自然史诗。这部史诗极其真切地展现了20世纪初东北大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所以《大王》还是一部中国东北生态和谐的史诗。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印度、美国等所有文学大国里，不会再有哪位作家能把自然的生态和谐描写得如此真实——《大王》是举世无双的！

刘敏娟撰写的《论苏联生态文学的历史轨迹和特征》是她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该文论述了1900年初的生态题材作品，却没有得到关注，但为后来的生态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在生态文学中作家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20世纪早期的生态题材为现在的生态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1940—195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更多的作家召唤人们要和大自然共同去创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许贤绪撰写的《当代苏联生态文学》发表于《中国俄语教学》1987年第1期，文章中阐述了“生态文学”所谈的是一个老问题，但却是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一个新名词，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文中总结了当代生态文学的三大特点和三大成就。三大特点是：悲剧性、政论性和美。三个鲜明特点和三大成就有着联系：第一，写出了保护自然这个主题，而且与传统的道德题材联系起来。这些文章在发表之初却被划为社会道德的题材范畴。因为这些作品的主要情节写的是善恶斗争，这类作品的结局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也许是作家们感到了保护自然的紧迫性，但因人们保护自然的意识还不够，所以自然就一再地遭到破坏，结局往往是好人没有好报，作恶多端的人得到的也仅仅是道德的惩罚而已。这些作品的总的特点就是悲剧性。第二，当代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异议，如“征服自然”等。但是对于传统观念的认知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思想，所以生态文学这类的作品就带有了很大的政治性质。第三，当代生态文学更注重表现自然美和心灵美相结合的部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能做到与以前的生态文学不同且可以超越先前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在于推陈出新，取其精华。普里什文作品的主要思想和原则之一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一致。很显然当代生态文学继承并延续了这一思想和原则，在一方面可以说比之前的生态文学更近一步。在苏联文学界还有两种对于大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较绝对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自然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科技的进步破坏了大自然的发展，所以为了保护大自然甚至要限制科技的进步。另一种观点则与保护自然形成对立面。如普罗哈诺夫说：“今天不仅要谈自然界的悲剧，还应该谈技术的悲剧。”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驳了第一种观点。

梁坤在《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主要考辨了俄罗斯的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所具有的宗教意识和理性色彩，末日情怀与救世精神的生态末世论意识在俄罗斯作家的积淀。梁的论文通过对俄罗斯生态哲学思想和文学文本的分析，探讨其两个主要特征：神话意象的运用、末世论神话蕴含的现代启示。

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韩捷进学者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撰写的《当代苏联文学的‘天人合一’》中，提出“天人合一”生态审美意识。在苏联当代生态文学中具有更深层、更清新的内蕴，呈现出全球性、现代性、民族性之特征。

刘冬梅撰写的论文《乡土——人类永恒的家园》发表于《辽宁广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描述了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同样贯穿始终的主题——对乡土、对土地的眷念。当代俄罗斯作家认为，大自然对人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孕育生命的主体，对人们审美意识、道德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整篇文章以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这三位典型的乡土作家的作品为例进行生态文学的具体分析，不难看出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心中对大自然的爱还有对祖国河山的那份不了情。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淑杰在《牡丹江学报》2010年第8期发表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呼唤》一文，作者从俄罗斯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着手，解读了俄罗斯生态文学在不同时空的特点，深入考辨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哲理内蕴、道德伦理及生态文学的哲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