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学史论文研究

你具体想问什么呢？可以说具体点不?

《中国报学史》，研究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开山名作，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报业形成一定规模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产生巨大影响时，也就具备了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的前提条件

上面说不能说的就不说（基本上就是这样；这里说指的是出版哈）

出版指通过可大量进行内容复制的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是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写、刻绘书籍，是一定意义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至唐代中叶盛行。现代出版主要指对以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媒体承载的内容进行编辑、复制（包括印刷、复制等）、发行（或网络传播）三个方面。出版一词，英语为publication，来源于古拉丁语publ-icattus。据考证，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现于近代。出版与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先有印刷术后有出版。所谓版，在中国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图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称谓。用雕版印刷的书籍，称雕版书。中国早在五代时就有刻印板、镂板，宋代有开板、刻板、雕版（板与版在古代意通）等词，但未曾出现出版一词。有的学者认为，出版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日本在18世纪50年代已出现了出版一词。今用出版一词，通常是指图书、报纸、期刊、音像、软件等的编辑（制作）、印刷（复录）和传播的统称。出版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出版物积累了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并且加以扩大传播。人们一经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进步思想，就能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类社会在有文字之前，人们继承前人的知识与经验，主要靠口头、实物和简单的符号进行传授，其传播的范围狭小，速度缓慢,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传授的内容越来越不准确。有了文字特别是有了出版物以后，知识和经验就可以扩大和迅速地传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出版发展的基础，而出版物的传播又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建立在唐朝经济政治发达的基础之上，而雕版印刷的出现，借出版物来进行传播,则使人们的知识和社会的信息迅速扩大。唐朝推行科举制度，社会上读书之风日盛，对图书的需求增加，城市的书肆开始刻书售书。当时社会繁荣，诗文勃兴。一千多年以来，唐诗一直脍炙人口，是与印刷出版使其代代相传有着重要的关系。唐朝长安是世界东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典从西域传入长安，四邻各国都有使臣驻于长安，来中国游历和学习的学子、做生意的商人为数不少。他们带来异国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带回中国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把记载中国先进思想和科技发明的图书刻本运回本国传授。随着佛教的深入，佛经又大加刻印,传向四方。由于中外僧侣往来，佛学经典也随同汉文化学术通过图书刻本大量传到海外，其中日本、朝鲜等国就受到很大影响。北宋是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发明了活版印刷术，学术兴盛，各种著作种类繁多，涉及的知识领域广泛，不仅当时的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农业、工业、医药、文学诗词以及佛经、道经等大量印刷，就是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的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流传至今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资治通鉴》和《太平御览》等巨著，就是北宋时期编就的。北宋学术的繁荣带动了出版业的发展，而出版业的兴旺又促使学术进一步繁荣。那时从城市到乡村都开设有书院、学馆。这与出版业的兴起，经典和教本大量印刷,方便传授，有很大关系。在西方，活版印刷的发明是在欧洲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而活版印刷的出现，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又促进了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活版印刷对当时欧洲宗教的改革和传播发生过重大作用。马克思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作了很高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 427页)活版印刷的发明使宗教改革的教义和《圣经》大量印刷，从而使新教的扩大传播成为可能。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殖民地的建立，欧洲的文化也通过出版物传到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新的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由于活版印刷物大量出版发行，启示着人们进行深入的探索。在中世纪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科学思想的传播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当时新的科学著作常常遭到神权的野蛮干涉，一些科学家受到教会的监禁和杀害，其著作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焚毁，但是真理终归是真理，他们的著作受到人们的欢迎，越印越多，越传越广，日益促进人类思想的进步。14～16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出版物的传播，冲破了神权思想的束缚，为文艺复兴扫清了道路。16～17世纪的欧洲,工业部门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新发明和新创造，交通运输日趋发达，造船技术与航海术有长足进步，科学家对天体运行也有了新的认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这些发展，得力于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当时，进步的造纸技术与活版印刷术相结合使新的科学著作与信息得到大量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代表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经过出版物的传播，唤起千百万人为推翻旧制度而进行斗争。欧洲启蒙思想家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广泛传播，为推翻封建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狄德罗通过编撰《百科全书》把启蒙思想家团结在一起，以《百科全书》作为宣传反对经院哲学、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工具。他们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正是这些先进思想的传播带来了急风暴雨式的法国大革命。雄壮的马赛曲的歌声通过出版物传遍全世界，直到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向旧势力作斗争。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人类彻底解放开辟了新纪元。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广为出版发行，震撼了全世界。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的著作出版。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出版物的媒介扩大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20世纪开始，列宁主义通过出版物影响俄国和整个世界。列宁首先出版报刊和小册子，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些出版物成为团结和指导工人和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对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宣传进步思想的报刊在中国大量创办。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播，为他们迎接新的革命斗争作了思想准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为革命而呼喊。当时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通过创办刊物，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鼓动群众进行斗争。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出版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为积累和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科学发明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科学家知识的增进和信息的取得，又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出版物具有这样的特性：把前人的科学技术知识用简明的方法加以总结归纳，为人们学习、创新提供基础知识。古往今来，社会的文化教育通常是从图书学习开始的。图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可以使人们用最廉价的方法取得生产、生活和科学知识。出版所以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是由于图书所凝结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果。图书在沟通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市场日益扩展以及出现新的传播技术的条件下，人们若要系统了解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情况，还是需要通过出版物去了解，从众多的图书和刊物中获取资料和信息。出版物是人们不断取得信息的重要源泉。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出版物为媒介，对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影响不容置疑。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迅速提高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出版物的媒介，引进世界上新学科、新技术和新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并将取得重大成果。商业出版活动存在于我国古代出版体系的各个阶层，而最具代表的是书坊刻书体系。坊刻以其敏锐的市场眼光、灵活的经营手法、独到的读者服务意识而独树一帜，其刻书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广泛、从业者之众多、经营手段之多样，令官刻、私刻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有了书坊刻书才有了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读者服务意识贯穿了商业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推销图书产品，占领图书市场，树立自身形象，无不以读者为着力点。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经营活动，对正确评价古代出版商的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读者服务工作，应是不无益处的。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市场意识了解读者，从读者的文化需求出发，决定图书的选题、出书品种，是历代出版商的经营思路。书坊刻书通常被认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读者购买力的支撑。因此，书坊出书的品种繁多，经史子集、历书、医书、类书、阴阳、童蒙读物、科考用书无所不包，读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选题。在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射利”的最终目的。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因此，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目录、版本之学和图书史、印刷史等发展较早，往往含有编辑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很有价值，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上世纪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可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在创作意图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较单薄，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是有历史意义的。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独力搜集史料，开创性地编辑、注释而成的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3]。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注重革命进步材料，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出版时间分散，读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20世纪下半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曲折的发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残和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史、出版史在内)的热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颁布，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进入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行列。差不多在此前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5]，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并设置“中国编辑史”或“中国出版史”课程。这些措施，对于聚集专家，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博士论文，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教学和创作人才。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值得高兴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7年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在组织、推动编辑史、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开过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动。两次会议都出版过论文选编。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列入科研计划(被纳入新闻出版署科研计划之内)，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得到出版界与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参与，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总结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出版优良传统的正确方向、重大意义和根本目的。袁亮在《发扬出版优良传统，促进出版改革开放》一文中说：“我国近现代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上百年，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从空间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的出版事业，其中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单位，如商务、中华、三联、开明等出版社；从事业性质上看，既包括进步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的出版事业；从出版界的成员来看，不仅包括数以万计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其中有些还同时是政治家、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教育家等等；从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仅对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今天来研究、总结如此丰富的出版优良传统，其意义是重大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后，也很关注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先后在武汉(1993年)、南京(1999年)、温州(2000年)分别召开过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这三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数比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温州会议上则集中回顾了近百年的出版历程，并对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机构的贡献以及百年出版对当今出版业、出版研究的启示等，各抒己见，进行交流和讨论[9]。在会上有的专家继续呼吁要加强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作正在进行。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关学者专家集体讨论、分工编写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繁重的基本建设工程。启动编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经受到日本、韩国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视。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的办法，对于推动编辑出版史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应该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省市编写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苏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陕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从199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辑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辑。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过有关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还应该提到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四种书：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为第一部教材、由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上述四种出版史，各有特点。宋、李著作认为，“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实地描述若干历史现象，而是要总结出其中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据这一创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图探索出版发展规律，作宏观式的描述；摆脱书史、印刷史的一般写法，对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处理。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是上海学者的集体研究著作，着重论述重要出版史实和出版家的活动，以材料见长，书中的书影、人物等插图有60多面。方厚枢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上连载过《中国出版简史》，后来修改增订结集出版时用了《史话》的书名，其实也是一部持论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录《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译本出版。肖东发主编的高校编辑专业的教材，力图把编辑史和出版史融为一体，从取材到体例都有一定难度，是具有开拓性的。上世纪90年代，也是地区出版史研究硕果纷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还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泽、周岩、王仁主编《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区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区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肃出版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学林著《安徽出版史叙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出版界来往频繁，相关资讯和书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湾出版、版权贸易的辛广伟，有志于撰述台湾出版历史的专著，在得到台湾出版界多方的协助下，广搜资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终于写出了40万字的《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比较系统地对台湾近200年来特别是光复以来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和印刷、发行、著作权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并附有书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无疑填补了研究台湾出版史专著的空白，必将对进一步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出版史产生促进作用。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馆史、社史研究的开展，出现新的面貌。商务、中华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老店”，它们都有编写自己历史的传统，成立了研究编辑小组。198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时，陈原主持编辑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在编写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创新，突显了出版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一年是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了《回忆中华书局》(上、下册)。中华书局在成立80周年时还出版了纪念论文集《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92年)和《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1992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选录京、沪两地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118篇，加上未发表的132篇文稿，约50万字。此外，太原、上海两地还出版过解放前有影响的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资料，如《开明书店纪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