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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流出现象严重。从人口来讲，中国是一个有着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2017年的农村常驻人口为41.8％，农村的年轻人都希望走出农村的生活，所以变成了流动人口。而正是这些流动人口太多所以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村”出现。2、农村公共权力代理人的老龄化。3、公共事业建设艰难“一事一议”变成“凡是难议”。4、集体债务化解无望，税费尾欠政策引发新矛盾等。中国农村的治理困境可以从人口来讲，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这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2017年的农村常驻人口为41.8%，这里有人觉得与现实不符，其实如果我们自细研究发现，农村的年轻人都希望走出农村的生活，所以变成了流动人口。而正是这些流动人口太多所以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村”出现。使得农村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养老问题，而且农村老人大多数是没有退休金的，而国家的财政也不允许更多的负担，所以导致养老只能靠年轻人。要想振兴农村，只能先留住年轻人，让他们愿意待在农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村家庭结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等方面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地区出现...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你刷短视频，上瘾吗？有不少人沉迷短视频中无法自拔，深度发烧友甚至乐此不疲的刷个通宵还意犹未尽。而有人为了抵抗短视频的诱惑，直接的做法就是立马删除了相关软件，回归自我。目前，我国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为6.48亿，占网民整体的75.8%。短视频正值风口浪尖，并被预估因2020年5G的商用普及将呈现出不可避免的井喷之势。短视频沉迷作为越来越显见的现象，为社会带来了新的焦虑。短视频沉迷现象短视频沉迷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屡见于报端。武汉的一位家长发现9岁的女儿沉迷抖音，“浓妆艳抹、翘着兰花指”“对着手机抛媚眼”“成人化的动作与稚嫩的脸庞十分违和”。2019年一项针对1974名受访家长进行的调查显示，92.1%的受访家长认为青少年沉迷短视频的现象普遍，70.6%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沉迷短视频会对学习生活提不起兴趣，66.3%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模仿短视频的不良内容。短视频也让一些成年人表现疯狂。2019年跨年夜，江苏江宁有男女4人，驾驶2辆小型轿车，在机动车道路中间刷抖音，以交通事故为情节导演搞笑视频，结果引发一辆大型货车与道具车碰撞，2人受伤、3车受损。科学技术发展创造生产力，其所显示的伟大力量和美好愿景，使人们赞美科技、崇拜科技。这也是包括短视频在内、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技术产品令人心醉的根本原因。然而，新科技所唤起的冲动也会驱使人们忽视对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以至于因宠爱过度而导致人文环境恶化与思想深刻性的衰退。当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离不开短视频这样的科技产品，习惯性融入互联网技术系统的某个环节或端口，人便自动被带入一种机械化境地，面临被物化的风险。短视频沉迷的存在再次投射出技术驾驭人性的残酷现实：技术光耀吸引力压制人、统治了沉迷者，使其自由被异己的力量所剥夺，沉迷者从属于它，成为它的附庸。为什么我们容易沉迷短视频无法自拔呢？欲望生产打开短视频“潘多拉的盒子”虚拟生活的幻妙感及基于自我的成就感，使沉迷者无法摆脱欲望需求，无休止的欲望生产打开了短视频“潘多拉的盒子”。在虚拟网络中，短视频的多样性使感官上快感的释放有了更多的渠道和表现机会。压抑的欲望得到宣泄，新的欲望在他人表演刺激下激生，不论大事小事、顺境逆境，不管有无颜值声誉，人人皆可成为红人达人，展示自我随性而动。只要欲望所指行动可及，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都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演、演绎，供自我欣赏或他人“观赏”，并期待引发轰动与流行，像“社会摇”“C哩C哩”受到年轻人的热情追捧。在抖音的统计中，2018年一年的时间便见证了365万次相聚、204万次脱单、235万次毕业的快乐，记录了1024万次离别、200万次失恋。短视频欲望生产的无限性与创造性，源于满足平庸的优越感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要。心理学家凯恩斯将人的欲望结构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源于生物性不可或缺的绝对需要，一类是超过他人建立自尊与优越感的精神需要。研究表明，目标匮乏感会进而激发一种行为倾向，即对那些看来拥有此种目标价值的人或对象加以渲染、想象、摹仿。短视频沉迷的表现，除了不眠不休的使用症，也包括一些人欲罢不能的模仿和狂热训练。通过鬼畜、尬舞等夸张表演，一个个鲜活个体不为人知的隐秘需要得以展现，或引发关注和追捧模仿。圈群归属导致个体沦陷于短视频的温柔境地在短视频补足欲望缺失与收获满足的过程中，个体亲历短视频社区人群最有力的点赞与支持，文化归属感也有了温暖的栖息之地。短视频圈群虽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形社区，但互动人群因为共同关注，便可产生长期、稳定的凝聚效应，使虚拟存在发挥了聚集、对话、规范的社区功能，甚至直接影响现实。短视频社区主要聚集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看点圈群。通过隔屏互动能够将成千上万人组织成声势浩大的视频虚拟社区，号主与号主、号主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围绕话题与内容的交流产生真实互动效果。二是评点圈群。围绕话题的共同评论也是短视频自发社区形成的一种方式。抖音评论中存在着过山车大队、李云龙队伍等多种组织，分类结构清晰，带有鲜明的团队身份标签。三是散点圈群。短视频散在的号主，倾向于在群体关注中联合行动，如在号主的带领下万人同时异地同跳海草舞。“抖友出征，寸草不生”的集结语在网络爱国事件中成为一种观点宣誓和身份认同。为达成一致的需求目标，这类圈群社区表达了群体的文化主张，也活跃了短视频生态。以文化研究角度观察，短视频社区带有鲜明的亚文化特征，使用者基于“共同的兴趣结合”，依赖于“共同的感觉”，显示了特色鲜明的互动、话语方式，传递其认同的价值观，追求个性风格，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凝聚力。社区建立在自愿自觉的认同基础之上，这使它更可触及使用者心灵。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短视频亚文化社区也构筑起新的文化城墙，同好者社区趋于闭塞，提升了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默默地扎堆在一起的人群，沦陷于亚文化的温柔境地，排开他人与现实，也为现实与生活所对立。如何跳出短视频沉迷困境？短视频沉迷所反映的科技悖论再次提醒人们，重拾理性十分必要，需据此建立起互动润滑的社会组织机制和行动机制。首先是理性共识的寻求。企业、媒体、家庭、学校和管理部门，要在理解和接纳短视频使用兴趣爱好及人们正常欲望需求的基础上，客观、负责任地传播理性知识，揭示科技与人的发展关系以及科技应用中的潜在风险，强化法治规范体系认同，实现社会伦理规范效能，网络素养教育的介入亦不可或缺。其次是理性管理机制的完善。当前，互联网“硬治理”方式多样效果明显，更好地约束经营主体自律，减少了短视频沉迷的外源性动因。但对于大多数并未违法违纪的短视频沉迷者来说，强力干预或难完全唤起个人内源性戒除动力，还需进一步兼顾软硬治理方式的平衡，进一步完善刚柔并济的治理机制。最后是理性的文化导流。短视频沉迷源于网民对娱乐的欲望需要，也是他们文化生活匮乏、文化养分缺失的一种反映。解决沉迷问题，还需深挖优秀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的优秀文化作品，丰富高质量网络短视频内容供给，通过多种方式引入主流价值观传递、形成文化理性的导流，打造绿色、精品短视频内容产业链和生态圈，从根本上提升短视频沉迷的治理效力。选自 | 《人民论坛》11月上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孟威原标题 | 短视频沉迷的动因探析与理性寻回新媒体编辑 | 王思楠原文责编 | 常妍原文美编 | 杨玲玲欢迎加入人民论坛VIP会员

订阅汹涌澎拜的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大量农村中青年到城市找活路，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这极大地“撕裂”和“解构”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拉扯”中，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的出路在哪儿？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 周少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两个历史性任务，事关两者之间互动共进的双向交流过程，其组织性体制基础则为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及其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拉扯”中艰难前行，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纠结”或“困境”。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反向拉扯”今日之“乡村”，不是传统农耕社会中的“田园牧歌式乡村”，也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停滞的乡村”，而是在不断急剧提升的城市化（城镇化）大潮冲击下的“变动不居的乡村”。这是我们探究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结构性大背景。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一定人身自由的传统农民，不断地、一波接着一波地涌进城市，推动着“城市化率”的节节攀升。这意味着广大乡村中的人才、资金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各级城市，从而相应地导致各地乡村不断遭到侵蚀、衰落甚至消亡。这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提出的历史性背景，也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则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资金和资源的支撑，特别是产业支撑和人才支撑。但目前的产业结构则不容乐观，2017年中国的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7.9%、40.5%、51.6%，而农村常驻人口达41.48%，也就是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8%的产值，要“养活”40%之多的人口，这是目前“农村留不住人”，大量中青年“到城市找活路”的根本原因，导致人才、资金和资源“单向”流入城市，而广大乡村面临“空心化”“边缘化”的问题。这就形成乡村治理的背景性制度困境：一方面，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和“回流”，但现实是，乡村的产业基础根本无法支撑如此之多的人口生存。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乡村人口、土地紧张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又需要大量的人口离开乡村，并能够一体化地融入城市生活，也是说，从长远来看，为了根本性地解决乡村治理问题，还需要农村的人力和财力“流入”城市。这便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历史夹缝”之中的乡村治理，要实现城乡之间人才、资金和资源的“自由双向流动”，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还亟待城乡之间制度性体制结构的深化改革。二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的“结构调适”正是在汹涌澎拜的城市化大潮冲击下，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单元”的结构性调适，治理主体是谁？治理对象又是谁？传统乡村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乡村，有着极大的结构性转换。传统乡村基本上是一个“稳固的乡村共同体”，是一个“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基本上依靠传统的村规民约等道德性力量维持乡村秩序。改革开放前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使国家的政权力量渗透进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基本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持了传统的“习惯性治理”。但汹涌的城市化大潮，极大地“撕裂”和“解构”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几百万、几千万到二亿之多的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季节性”和“阶段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治理结构。一是乡村“熟人社会”的松解。二是“流动性农民工”成为“两头管不着”的庞大人群。农民工大部分时间在各级城市“打工”，但其户籍不在城市，加之其季节性流动的特征，城市社区不便管理。且其常年不在农村，理应在农村社区落实的各种权利的实现根本没有“落实主体”。三是乡村治理主体和对象的高度变动性。大量农民工季节性在城乡之间的“漂浮流动”，导致了乡村治理主体及其对象的高度“可变性”，加之一部分富裕农民在县城、城镇买房居住，虽然其户籍和身份是“乡村成员”，但根本不在乡村生活，也就无法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和有效对象”。也就是说，在城乡结构互动调适的历史性转型时期，乡村的人员结构、产业结构，甚至其土地制度、住房制度都带有极大的可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便是“流动性乡村结构”给目前的乡村治理带来的极大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