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白酒出口论文题目

我国的白酒发酵技术虽源于黄酒，相对于黄酒历史而言，白酒的生产技术还很不完善，故现代对白酒的发酵工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改革是全面总结了“烟台操作法”，这个操作方法借鉴了酒精工业的麸皮曲及酒母制作两个关健技术，并结合传统的白酒工艺，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操作法。当时总结了其特点是：“麸曲酒母、合理配料、低温入窖、定温蒸烧”十六个字。 由于浓香型酒在名优酒中的产量最大，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对浓香型大曲酒工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研究控制低温发酵，对发酵温度曲线进行部结，提出了前期缓升，中期挺坚，后期缓落的策略。 此外还采用回醅发酵，即长期反复发酵的酒醅，配加在新酒醅中，以老醅带新醅，进行发酵的措施。或采用回糟发酵。有的也采用回酒发酵，成品酒依次分为头级酒，二级酒，三级酒。二级酒倒回酒新酒醅中，再次入窖发酵，再次蒸馏，可将二级酒变为头级酒。

即对“仪狄始作酒醪”（《世本》）说的否定。仪狄是夏禹的一个巨属，时代大大晚于“三皇”；而《黄帝内经》已有黄帝与医家歧伯讨论“汤液醪醴”的记载，《神农本草》又肯定神农时代就有了酒，都早干仪狄的夏禹时代。现在学术界比较接近的看法是：仪狄可能夏禹时代的一个酿酒高手；人们把酒的发明权归在他的名下，大概是基于一种名人崇拜、名人效应的传统心态。 “一曰杜康”，即对更广泛流传的“杜康造酒”说的否定。“杜康造酒”说先是在民间流传，后来经过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咏唱，影响更大。杜康何许人？众说纷纭：许慎《说文解字》说他是夏朝第五世君主，张华《博物志》说他是汉朝的酒泉太守，民间传说他是周王朝王宫的酿酒师。至于杜康如何造酒的，史籍更无任何记载。因此江统的否定是正确的。现在学术界比较接近的看法是：杜康可能是周秦之间的一个著名的酿酒家，他酿造的美酒在陕西、河南一带享有盛誉。于是陕西白水县康家卫村，宣称是杜康的出生地；河南汝阳县的杜康矾、杜康河，宣称是杜康酿酒处；河南伊川县皇得地村的上皇古泉，宣称是杜康汲水酿酒之泉。 到了殷商，我国已摆脱酒的原始酿造，开始进入制曲酿酒的阶段。《尚书》上记载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对话：“若作酒醪，尔惟曲蘖。”曲蘖就是酒曲，是种制酒的糖化发酵剂。这就是说在距今3200多年前，我国已经成熟地用酒曲来酿酒了。酒曲酿酒，糖化与发酵两过程为一体，被称为“复式发酵法”，一直是我国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谷物酿酒技艺的源泉，又是世界酿酒史上的空前创造。西方各国的主要谷物酒，长期沿用麦牙糖化加酵母的酵造法。直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人卡尔迈特由我国引进酒曲，从中分离出糖化力强并能起酒化作用的霉菌

酒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饮品，千百年来为我国人民所钟爱，享有“玉液”“琼浆”之美誉。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酿酒饮酒历史悠久的四川，在成为酒的主产区的同时也成为酒的主要消费区。在不断增加的饮酒人群中，部分基层干部的饮酒观念值得关注，酗酒诱发腐败与贪杯误事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一现象，究其原因，除制度约束缺失外，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日常生活中缺少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 我国是世界三大酒系之一——白酒的发源地，中国的曲药酿造技术和酒文化，曾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有着杰出的贡献，被称为“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勤劳智慧的巴蜀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酿酒业。如果说中国酒文化是一曲旋律优美的交响乐，巴蜀酒文化则是其中一篇最动人的乐章。这从历代巴蜀名酒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届酒类评比中可见一斑。距今四千余年成都宝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以及其后三星堆与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精美青铜酒器，无不表明古蜀先民很早就掌握了谷物酿酒技术。西汉之时，四川酒便以文君当垆的典故引人入胜，汉代的画像砖更是形象生动的再现了当时四川酿酒业的发展盛况。唐代“剑南之烧春”被作为宫廷御酒，至此，四川酒跻身于华夏名酒之列。建国以后，四川酿酒业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全省食品工业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对全省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酒类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一席。四川名酒之多为全国之冠，享有“六朵金花”的美誉。时至今日，四川白酒业仍居行业领先地位。 四川酿酒自古兴盛，酿酒的原料、水性、土质和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酒乡的四川人，在长期生产酒、消费酒，全方位地与酒打交道的过程中，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之中，无论是建房起屋，还是婚娶丧葬、祝寿请客乃至饯别，酒都是少不了的。尤其是每逢祭祀、节庆、游赏，酒的需求更甚。除夕之夜，合家欢聚，有“团年酒”；正月里亲朋好友聚会，有“请春酒”；端午节为图吉利，要喝“雄黄酒”；九九重阳节，成都人要到望江楼或城内之鼓楼蒸酒；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要用酒祭灶。此外，还有“寿酒”、“婚酒”、“送亲酒”、“满月酒”等等，数不胜数。可以说，四川人举宴必酒，逢会必酒，会友须酒，待客须酒，就连平时宴请客人，不叫“请吃饭”，而是“请吃酒”。 此外，巴蜀地区世代居住着彝、藏、羌、土家、苗、回、纳西、僳、布依、满、傣、蒙古等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独特的饮酒习俗，其丰富多彩的饮酒风俗给巴蜀酒文化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味。彝族谚语说：“汉人贵茶，彝人贵酒。”“为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酒被彝民当作敬献英雄的琼浆，知心相遇的桥梁。藏族同胞普遍好酒，尤为喜爱青稞酒，青稞酒是藏族人民喜庆佳节，欢呼胜利，嫁娶迎接，至友团聚，别离饯行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羌寨是充满酒香的世界，男女老幼几乎无人不喝咂酒。土家人平时用咂酒驱除疲劳，客人来时就用其招待，直到酩酊大醉为止。苗族同胞除饮咂酒外，还酿糯米酒、黄谷酒、玉米酒等，祭祖庆丰收，佳节喜事都喝酒。迎客有“迎客酒”，招待宾客有“交杯酒”，送客有“送客酒”。情真意切，叫人不得不喝。纳西族是豪饮的民族，而且能自酿水酒和白酒。僳僳族男女老幼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水酒，其待客的最高礼节是饮“双人酒”。饮酒时，由主人斟好大婉酒，主客各一手捧住酒碗同时饮下，表示宾客之间亲密友好，情谊深长。 悠久的酿饮历史，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使四川人不但与酒结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嗜酒成癖。卫生部在全国开展的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对四川省21个市、州中30个乡镇和30个街道的15岁以上城乡居民共10277人的饮酒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经常饮酒的为12.5％，男性经常饮酒的为22.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年初，中国保健协会发布了《2007年度关于四川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川饮酒人群平均单次饮酒量为2.76两(以38度酒为标准)，折算为纯酒精41.95克，超出了国际及我国现行的安全饮用标准。中国保健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根据调查，四川大多数饮酒者的健康饮酒状况不合格，如果以100分为满分，63.02％的饮酒者健康饮酒状况得分在59分以下，属于亟待加强科学饮酒观念的人群；60～74分之间的有30.70％，属于科学饮酒观念有待提高的人群；75～89分之间的人群只有6.14％，属于需要养成良好饮酒习惯的人群；90～100分的人群仅有0.14％，属于具有正确饮酒观念的人群。 佳酿之乡的四川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酒结下了深厚情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际交往的增多，酒作为交际的媒介和手段，在庆功祝捷、结婚祝寿、签字立约、团圆接风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往往能更好地调节情绪、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而酒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相当作用。然而，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部门，变质的官场酒局应酬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范畴，空耗了领导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干部忙于应酬，必然会产生误导，使下属视应酬为“工作”而仿效之，渐渐疏于职守，正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极易扭曲工作作风滋生腐败，从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一些部门，官僚作风严重，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然而，很多事情在餐桌上比在会议室里更易于解决。于是，为了今后到上面办事容易点儿，下级干部则充分利用请客吃饭这一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有效手段，只要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来，就赔着笑脸来接待应酬。结果，筷子一举，酒杯一端，谈笑之间很多成问题的问题及不成问题的问题，均能迎刃而解。 人们在酒局社交中相互联系、互通信息、互相依存，形成酒桌上的熟人同盟，所以才有了一切情谊尽在酒中、酒逢知己千杯少、谈事儿要酒局，没事儿更要酒局等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表达。 不可否认，在社会生活中，酒局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许多由专业领域和正式组织领域中产生的原则和制度有一部分被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所战胜，这种强化力量使得酒局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酒局可以不断延伸关系的网络，可以获得新关系，巩固老关系。从“不会喝酒，前途没有；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常喝嫌少，人才难找；……”、“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等调侃、夸张的顺口溜中，多多少少反映了部分基层单位官场酒文化中的不正之风。 但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损耗了工作精力和身体健康，影响了干部形象。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桌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一些基层干部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情变自然地大于法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豆腐渣工程”、“虚假数字”通过了；不该拨付的款项划出去了；一些“歪”干部提拔上来了……甚至邪念、色欲、胆量也随着酒气的升腾而冲向脑门，于是乎在头重脚轻、歪歪斜斜、晕晕乎乎之时干出了违法乱纪的傻事、坏事。 针对这一状况，有人提出“禁酒”，一些单位明令禁止工作日午餐饮酒。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干部还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部属请，不喝容易脱离群众；下乡下点，不喝怕被人家猜忌。更何况，“酒桌能搞调查研究，喝酒可以摸到实情”。理由既如此堂皇，焉有不大喝特喝之理?!少数基层干部更是把陪领导喝酒作为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不惜“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群众背靠背”。某些基层单位酒风仍然长盛不衰。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来越多的应酬、不必要的接待，好似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过多的应酬接待已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作风，尤其是过度饮酒，使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但为何部分基层干部嗜酒之风却日甚一日呢? 我们调查以为，除制度约束缺失外，主要是人们对酒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 数千年来，有人视酒为福浆，不可一日无酒；有人视酒为祸水，宁可终生远离。酒，并非人人都喜好。爱酒的人，对它赞美备至，把它比作“玉液”、“甘露”，称之为“太平君子”、“天禄大夫”，不可须臾离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诗)，直到“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杜甫诗)。他们终身与酒为伍，直到死而后已。恶酒的人，则把酒说得无一可取，非但不喝，有的一见就反感，甚至“头疼”。有的人认为，酒是致疾败行、乱性伤身的凶物，乃至说“亡国之君、败家之子”的出现，莫不与酒有关，可谓“深恶痛绝”。对于同一种食品，爱恶悬殊，对立鲜明，应该承认也是罕见的。酒如同一把双刃剑，严格地说，酒本身并无功过之分，骂酒誉酒，酒功酒过，全在于饮者自身如何把握。“过犹不及”，正反皆然，诚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 显然，建立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定能扬其酒的积极一面，抑其消极一面。 中华民族的饮酒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先哲很早就强调饮酒不能过量并倡导饮酒有节。“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照各人的酒量、财力和劳作时间，适量饮酒，以不及于困乱为度，这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对“酒德”言简意赅又能身体力行的理性论断。“酒德”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酒德的含义是说饮酒要有德行，不能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遵循酒德，方为君子。 饮酒讲究德量。所谓德量，是指饮酒要有节制，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古人对饮酒之量很有研究，认为“以半为好”，有诗为证：“好花乘看半开时，好酒宜在半醉中”。提倡“饮随人量”，“酒遇故人随人量，花当好处及时看”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可以避免“酒逢知己千杯少”所造成的酩酊大醉。古人强调饮酒注重德量，说明很早以前人们便明了饮酒量与健康的辩证关系。《本草备要》写道：“少饮则和血运气，壮神”。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少则益，多则弊。少饮增加唾液、胃液的分泌，促进胃、肠的消化与吸收，增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振奋情神，消除疲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指出：每天饮酒不超过二盎司纯酒精(约合白酒1.2两)，有助于减少冠心病。 提倡“适量饮酒，增进健康”的理念，是倡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和谐、健康的酒文化促进社会的安定，使饮酒进入一个积极主动、可以控制的新时代。 任何一种食品都一样，食用适量，于人有益；食用过量，有损健康。酒也不例外，它的益害尤其显著。因此，传播现代酒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个重要的当务之急的社会课题。 “适量饮酒，增进健康”就是提倡一种科学健康的饮酒主张，适量饮酒就是提倡理性地饮酒，适度地饮酒，科学地饮酒。理性地饮酒即饮好酒(指纯粮固态发酵的名优酒)、低度酒，不嗜酒成习，每周至少两天以上不饮酒；适度地饮酒就是饮酒要适量，不强饮，不酗酒，每日饮酒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饮1g酒计算，一般约100mL白酒；科学地饮酒为饮酒时心境要好，不空腹饮，不混饮，饮必小咽，饮后少茶。 酒的属性似乎注定了酒天生就是是非之物，酒中有乐，但乐极生悲。酒是人际交往中的催化剂，人们适量饮酒，可以起到调剂生活，振奋精神，增添喜庆情趣，和谐人际关系，没有酒的人生该是多么枯燥乏味!然而，醉酒伤身和酗酒败事的负面又是我们不能不引为鉴戒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徘徊的境界。不醉、不困、不暇、饮酒有节，应是酒德的真谛，亦是中国酒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