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杂志改名

由陈独秀撰写，带有纲领性的政论。他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

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当时青年表现出的殷切期望，在现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今读来，仍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区区两千多字，却将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

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在身处寒冬的中国400多万中小企业生死考验之际，《经理人》杂志第11期推出《软重生——经济衰退期企业12种活法》超大型策划，用最新案例及最鲜活商业思想，为中国中小企业的转型和重生，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著名管理学家郎咸平日前在接受《经理人》采访时指出的，中国企业运用原料成本优势创造价值的能力已经越来越低，要在产业链竞争的时代取胜，必须掌握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提高“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包括产品的创新能力、高效生产的能力、快捷的物流、便利的仓储、营销渠道的掌握以及全面的客户信息管理等。400多万中国企业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提高“软实力”，实现“软重生”！“硬扩张”模式全面终结然而，在这风云突变的年份，大批企业猝然倒闭，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仅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就有6.7万家倒闭。并且，倒闭破产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大部分中国企业都经营压力，400多万中小企业更是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今年以来，中国倒闭的知名企业名单就有长长的一串：国内最大的工业缝纫机厂商——飞跃集团倒闭；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在(广东)东莞樟木头的两家工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江龙控股因欠下巨债和工人工资而宣布破产。如果单个企业的破产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可以从行业来看，三鹿死了。曾经的成长标杆伊利、蒙牛出事了，作为高速扩张的朝阳行业的乳业，一夜之间大踏步倒退了。中国国际商会纺织行业商会高级项目经理韩佳升说，“截至今年年底，将有5万家纺织行业企业倒闭。”早有专家预计，如果房地产企业不改变原因原有“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模式，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被淘汰。现在看来，仅浙江省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有1/7已经吊销营业执照。以上是过去30年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硬扩张”模式失效的缩影。所谓“硬扩张”，是指企业一切以股东利益为中心，不顾自身创新与管理能力，不顾社会责任和诚信，简单追求规模，依靠简单初级的技术、超低成本的劳力、廉价土地资源和资金投入，不惜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压榨，不惜对环境进行破环，不惜大量浪费，对市场进行掠夺式开发的扩张模式。中国企业过去30年实施这种“硬扩张”的发展模式，最终带来的恶果是，企业定位不准，产品不值钱，高端上不去，品牌打不响，原有市场萎缩下滑，新兴市场很快被破坏做烂，产品国际声望低落，外贸不振，成本居高不下，融资受阻，商业模式陈旧，产品存在问题，社会责任缺失，人才难寻。很多行业由于这种“硬扩张”。整个产业链条都出了问题。400万企业期待“软重生”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创刊的背景《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个性主义和世界化《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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