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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作为一个新鲜的时政 热点 ，它对于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试谈欧债危机根源》 摘要：针对欧债危机形成的根源，学者、政府和媒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典型的观点有二元论、货币论、国际收支论、内在机制论以及结构论，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详细而丰富的参考。在深入分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是事前的预防机制缺失，另一方面是事后的应对不足，事发之后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和蔓延。 关键词：欧债危机;二元论;国际收支;内在机制 自2009年至今，欧债危机一直困扰着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其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超当初各国决策者与市场人士的分析和预期。谈及欧债危机形成的根源，学者、政府和媒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详细而丰富的参考。在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挖掘欧债危机的根源，对于化解欧债危机，促进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意义重大。 目前，对欧债危机起源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二元论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从总体财政状况来说，欧元区并不比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糟糕，但欧元区首当其冲在债务危机中遭遇重创，这背后反映的欧元区架构发人深思。在欧元区成立的时候，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安排制定，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遭到过各方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事前的预防机制缺失，无法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尽管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成员的财政协调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由于多年来无视欧盟财政纪律，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常年超标，再加上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希腊等国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按照国际金融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时，其发行债券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这将迫使该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在欧债危机中，由于欧元的庇护，希腊等国家不用为融资发愁，他们依然可以享受欧元区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融资便利。结果当问题累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市场的剧烈调整令欧元区付出了代价。另一方面，事后的应对不足，事发之后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和蔓延。在应对危机时，欧元区由于没有统一的财政作为后盾以及所谓的“不救助”条款，使得希腊等国只能以自身财政作为偿债担保，难以消除市场担忧。此外，欧元区在希腊陷入危机后没有一套现成的应对机制可以弥补统一财政的缺失，造成了危机进一步扩大。 2货币论 在德国前科尔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主导促成下的欧元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更彻底的迷你版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中央银行在17个欧陆国家发行统一的货币欧元，不受黄金的制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国相比，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德国享有各种特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要主动或被迫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来满足国际贸易的需要，而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过大就破坏了美元与黄金按既定比价兑换的基础，其他的国家有权将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对美元的发行施压。在欧元机制中，尽管同样是作为核心国，德国通过欧洲中央银行向欧元区提供流动性不会受到制约。德国不仅不需要通过国际收支赤字的方式向欧元区提供流动性，反而可以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无任何硬准备约束地向外发行纸币，给其他成员国提供购买力。此外，统一的货币使其他成员国通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机制被取消了，德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持续增长，积累了巨额的贸易盈余。由于对外贸易竞争力较弱，欧元区其他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只能通过外部融资吸引资本流入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债务。统一的欧元，促进了德国贸易增长和经济繁荣，但是削弱了其他成员国生产、贸易和经济增长能力。随着经常项目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欧元区其他国家融资的需求也在膨胀，债务规模不断增长，陷入恶性循环。由于货币发行权的丧失，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全面爆发的时候，欧元区其他国家只能求助于德国等核心国家。德国对于债务国家的救助，面临种种制约，造成了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 3国际收支论 标普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John Chombers认为欧债危机是国际收支问题。欧债危机发生之前西班牙、爱尔兰出现了预算的盈余，意大利的政府债务水平比较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元区17个成员国外部融资崩溃。自从欧元区成立以来以上国家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包括单位劳动成本和国际收支水平不断地恶化。由于结构性差异，危机爆发前的十年间，“核心国家”生产、“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一旦从“核心国家”流向“边缘国家”的资金链条断裂，边缘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就被触发。应对目前欧洲危机，欧元区要不断地拉动生产、促进消费，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断地改变和发展可贸易品产业，尤其是比较贫穷的欧洲国家。 4内在机制论 欧债危机的特征是危机国外部债务规模过高，积累过高的外债与一段时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密切联系。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的内在局限表现为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国际收支赤字通过外部融资弥补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由于欧元区外围国家竞争力较差，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外部融资需求膨胀。虽然单一货币定义性排除货币区内名义汇率变动，但是特定成员国单位劳动成本大幅增长，必然该国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自2000年以来，欧洲外围国家包括欧猪五国对德国的实际汇率不断升值，引入欧元后欧猪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都是逆差，这些国家逆差在2005年到危机爆发前呈现扩大态势。单一货币体制下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为欧猪五国经常项目赤字通过外部融资弥补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在一段时期为成员国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现实条件。一般情况下，一国经常项目长期失衡很难从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得到低成本融资。欧元体制下希腊等国举债能力大幅度提升，通过持续欧元体制不对称改变成员国发债融资成本与能力：对德国这样竞争力较强国家影响较小，然而大大提升希腊等竞争力弱国举债能力。引入欧元至危机前，各国利差普遍降至0.5个百分点以下极低水平，为这些国家过度债务融资大开方便之门，直接导致了欧元区整体新发债券规模快速膨胀。持续外部失衡伴随持续外债累积，通过内外部环境演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5结构论 结构问题是欧元区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由于欧元区内要素自由流动，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一致，一体化的进程带动了欧元区诸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社保体系逐步向西欧发达国家靠拢给东欧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大量的劳动力向西欧流动去挣得更高的报酬，获得报酬后再回东欧购买资产。由于东欧及南欧诸国的资产相对西欧要低很多，大量的西欧富人开始在东欧和南欧买房，炒作资产。再欧洲央行偏低的借贷利率刺激了投资的增加，投资住宅剧增，形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推动了欧洲诸国物价水平的走高。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除德国外，欧洲的楼市泡沫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爆了东欧和南欧诸国的地产泡沫，使得诸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欧元区内部资产泡沫严重，政府公共债务急剧膨胀，欧债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爆发。 欧债危机的爆发，固然与欧元区内诸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长期失衡密切相关，但是放线望去，全球各大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债务危机的深深困扰，所以，以笔者看来，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是事前的预防机制缺失，无法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再加上单一货币取消了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机制，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不可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使欧元区整体失去治理失衡旧机制后又未能获得新手段，事后的应对不足，事发之后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和蔓延。 一切政策的核心点，必须是如何不断提高我国的人均收入，这是我们经济政策考虑的第一着眼点。考虑到这个着眼点，就会发现，如果目前加速人民币往储备货币方向走，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人民币要作为储备货币，第一，人民币必须完全可自由兑换。第二，资本账户必须完全放开。第三，我国的资本市场必须非常发达。而从这几点讲，我国的条件均不成熟。我国金融结构不能过度偏重于资本市场，我国金融机构必须以地区性中小型间接金融机构为主，这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作为发展中国家，既然生产活动80%还都是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农户和中小企业，所以，这就决定金融结构还是应该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如果人民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短期性投资资本就会充斥我国金融市场，不断的流进流出，扰乱我国金融秩序。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不能把其作为当前主要目标。 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试谈欧债危机原因》 摘要：欧债危机正在蔓延，欧债危机的原因可以归于三个方面：政府行为不当、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金融体系存在内在脆弱性。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阐述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关键词：欧债危机;金融脆弱;政府行为 一、政府行为不当 1.希腊政府隐瞒真实债务状况 欧债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是希腊政府为了尽快满足欧元区标准隐藏了真实的债务状况。2001年1月希腊加入欧元区，截至2001年12月希腊的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125.05%，现金赤字[1]占GDP的比重高达3.76%[2]，根据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希腊应将公共部门债务控制在GDP的60%以内、而赤字应低于GDP的3%，为了达到这项标准，希腊与高盛合作，由高盛公司为希腊开放了金融衍生品交易“货币互换”，高盛帮助希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长期美元债券，而高盛以高于市场汇率的汇率将美元兑换成欧元，因此多兑换到的欧元相当于高盛给希腊政府的贷款，这种隐形的贷款以衍生金融工具的方式提供，不反映在希腊的统计数据中，希腊借此隐瞒了真实的财务状况，使得账面的赤字仅为GDP的1.5%。正是这种货币互换交易为欧债危机埋下隐患。 2.货币政策非自主性与财政政策自主性的矛盾 欧盟作为货币联盟，拥有欧洲中央银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都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与实施，欧元区各国不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而与此同时，欧元区各国的政府却拥有财政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本国的需要自主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欧洲中央银行需要兼顾所有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通货膨胀问题，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反应迟缓，未及时出台宽松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欧元区国家只能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出，使得财政赤字迅速膨胀，引发欧债危机。 3.欧盟金融监管不力 欧元区成立以来直至欧债危机爆发，欧洲中央银行的职责只要是在欧元区国家制定和执行统一货币政策，而金融监管的职责则分散于欧元区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欧元区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欧盟只是在立法上构筑金融监管框架，并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制定协调，对于银行行为和衍生金融交易缺乏监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往往为了本国利益，违背欧盟的相关监管法律，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4.政府赤字过高 表1是部分欧盟国家的现金盈余或者赤字数据，该数据接近财政赤字与盈余，从该表中可以看出，表中所列出的14个欧盟国家中，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只有4国家个现金赤字超过3%，而到了2009年现金赤字占GDP比重超过3%的国家有11个，2010年欧盟国家财政状况最为恶劣，德国的现金赤字也超过了3%，爱尔兰的现金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31.33%，希腊达到10.77%，2011年欧盟国家的财政有所改善，但也只有5个将现金赤字比例控制在了3%以下。总体而言，2009年以后欧盟国家财政赤字过高，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国家长期以来都是高福利国家，高福利是以高额财政支出为基础了，2007年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沉重的高福利负担加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欧盟国家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二、欧债危机爆发的宏观经济因素 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衍生而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1.欧洲国家的出口受到冲击 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有大量商品出口到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疲软，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进口需求剧减，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减少，同时次贷危机导致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欧洲的出口贸易进一步恶化。 2.欧洲国家持有的金融资产缩水 第一，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的次贷金融衍生品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次级抵押贷款有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如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交易(CDS)，许多欧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也购买这些衍生金融工具，就在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就曾暂停下属的3只基金的交易，因为这3只基金购买了美国放贷业务相关的金融产品，市值迅速缩水，仅仅10天便由20.75亿欧元下跌至15.93亿欧元。 第二，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因股票价格下跌而缩水。次贷危机爆发后，对欧洲股票市场带来冲击，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从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泛欧绩优股指标FTSEurofirst 300累计下跌约30%，仅2008年1-6月就下跌了23%，而在2008年7月，CAC-40指数[3]曾触及三年低位4224.08点[4]。股票价格下跌使投资者手中持有的金融资产缩水。 第三，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欧洲的金融机构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价值下跌，欧洲债权人和股权人不可避免的受到损失。 三、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羊群效应以及强大的关联性，金融体系具有内在脆弱性。 1.金融体系内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金融体系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更加了解，而贷款人不完全了解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项目风险，只能依靠借款人提供的资料和借款人过去的信用纪录决定是否提供贷款，这就导致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在信贷市场上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即在某个利率水平下，最愿意签订 借款合同 借款人是那些还款可能性最低的借款人;二是道德风险，即借款人在取得贷款后会从事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以获取最大收益。证券市场上也存在相同的情况，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人比购买者更了解证券的风险和盈利性，导致信息不对称，并由此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风险大的股票和债券被投资者购买、股票和债券发行者也可能会利用筹集到的资本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金融体系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导致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 2.金融机构之间关联性强 金融体系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金融机构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代理业务、支付体系、证券市场，彼此持有股权、债权、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形成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资金链条。在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市场也相互关联。在这种情况之下，外部冲击很容易在一国金融体系内扩散，甚至迅速从一国向其他国家扩散，当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者破产倒闭时，这种危机和动荡会迅速在金融体系内传播，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欧债危机体现了这个特点，危机从一国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给整个欧洲甚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创。 3.金融体系存在羊群效应 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羊群行为，投资者会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有些投资者甚至会放弃自己掌握的信息而追随他人的行动，这会导致金融体系中微小的信号或者冲击，带来严重的后果：当银行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时，羊群行为可能导致银行挤兑;股票市场繁荣时，羊群行为可能导致股市泡沫;而当股票市场出现小幅下跌时，羊群效应可能导致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或者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欧债危机中，羊群效应都起到了加剧危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现金盈余或赤字是指收益(包括赠款)减去费用，再减去非金融资产的净获得额。在《1986 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非金融资产包括在收入和支出总额中。此现金盈余或赤字最接近早期的总预算平衡(仍然缺失的是贷款减去债务偿还，目前该项为金融资产净获得项下的一个融资项目). [2]本数据来自与世界银行数据， [3]CAC-40指数是法国股价指数，由40只法国股票构成。由巴黎证券交易所 (PSE) 以其前40大上市公司的股价来编制。该指数从1988年6月5日开始发布，反映法国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 [4]数据来源：路透社，分析：欧洲股市只要泛欧股指未来数月将创下新低，2008年7月14日 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试论高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 摘要:高中政治教学中对时事政治的进一步应用与讨论是促进学生对国家体制，国家经济发展了解的重要 渠道 ，不仅为学生准备高考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能够通过高中政治课中相关时事政治的引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应用;意义 时事政治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时事政治是对高中课本教学内容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促进高中学生对当前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应用也是学生将相关学习理论与实际社会生活相联系的重要渠道，是提高学生政治学习成绩和培养良好政治思维的重要途径。 一、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必要性 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是促进我国学生发展，培养新型社会人才的重要理论保障。其一，实施政治的应用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是实现我国“人民的政府”[1]的基础途径。其二，我国 教育 改革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向着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发展，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深入开展时事政治教学，促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社会人才发展方向，促进专业人才培养。例如:十八大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将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管理，注重民生建设，加强教育， 文化 ，卫生等行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学生能够从十八届五中全会内容中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二、在当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取得一定成效，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成为高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中的阻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首先，教师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流于表面，例如:对我党提出“三严三实”精神的讲解，仅仅停留在“三严三实”内容表面[2]，对这种政治精神在我党建设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没有开展深入讨论，导致时事政治的课堂教学成果不明显。其次，高中时事政治教学仅作为教师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实例，没有将时事政治的相关理论真正贯穿到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中。此外，教师在教学引用的教学内容往往带有相应的主观色彩，对学生理解时事政治理论具有“误导”作用，不利于学生对时事政治的深入学习。 三、高中政治教学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新” 措施 (一)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时事政治 高中政治教学对时事政治教学的进一步应用，首先应当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时事政治，提升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兴趣，形成“时事在身边”的思想意识。例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成为人民生活质量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的落脚点[3]。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保护环境，开展保护环境宣传周，促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时事政治落实的影子，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关注时事政治，加深学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从而引导学生主导关注时事政治的发展。 (二)讲时事政治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 高中教师开展时事政治教学是应当将时事政治的相关教学内容与学生政治学习中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同时加强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实践应用。一方面教师教学时注重将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相联系，例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4]与政治理论教学中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运行协调发展相联系;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指人才创新和技术创新，学生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学生未来发展的前提个基础，这种将时事政治与学生自身生活相联系的教学形式能够促进学生对时事政治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和把握。 (三)实施有计划地时事政治课堂讨论，增强学生的时事政治关注程度 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对时事政治的深入讨论应当坚持学生作为课堂教学主体部分。教师可以适当的在政治教学课堂上开展时事政治相关管理论讨论，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学习的兴趣。例如:高中政治课堂中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进行深入讨论，学生从不同政治角度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进行讨论。增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程度，促进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的深入开展。结论时事政治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大政方针把握的重要途径。加强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进一步深度教学，能够引导学生对我国当前国家发展的总体把握提供方向，促进我国人才向着创新型和实用型发展，为从促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姜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研究[D].河南大学，2014. [2]张帮改，黄明.以时事政治为依托创设高中思政课堂教学情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04:139-140. [3]庄慧冰.分层设计: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策略优化[J].新课程研究(上旬刊)，2011，01:44-45. [4]姜艳艳.关于高中政治时事政治教育渗透的几点思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6:129-130. [5]杨婕.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教育的渗透策略[J].新课程(中学)，2015，10:147.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形势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 2. 大学生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 3. 当代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 4. 时事政治论文1500字 5. 高中时事政治论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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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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