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花鸟画论文主题

——略谈中国花鸟画的装饰美 中国绘画很重要的民族特征便是其绘画的装饰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保留、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特征，了解研究中国花鸟发展演变过程中，关注人们对装饰美感的审美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绘画史上，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战国时期的帛画上，花鸟鱼虫的生动形象多以装饰纹样的形式出现。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在线条、色彩的处理方面集中体现了绘画的装饰美感。宋元时期大批富有创作精神的花鸟画家，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将花鸟画推向艺术高峰，这个时期的精品在风格上都体现出强烈的装饰美感。宋人名作《出水芙蓉》作者把一朵满构图的荷花花瓣脉络细致有规律的描绘出来，在神形兼备的同时，注重了形式的装饰美感。近代绘画史上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是其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作者用强烈的装饰变形手法将整幅长卷画在金碧辉煌的泥金纸上，画面形式与纸张色泽的统一构成了和谐的装饰美感。 中国花鸟画的装饰手法，是将自然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的提炼处理，尤其在工笔花鸟的创作上，没有装饰性就失去了艺术性。花鸟画大师于非an 先生所作的《白玉兰》，用石青作底，衬托出白玉兰的洁白高雅，画面上两只黄鹂鸟与大片石青兰对比，，映照出“玉树临风”精神内涵。于先生善用中国民族色彩规律，用朱砂画红叶，金粉钓边，石绿点苔，体现的也是民族化的装饰美感。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花鸟画家更新创作观念，将西方色彩学及材料技法，引进到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中，为现代花鸟画创作开辟了更为广泛的创作空间，郭怡 宗先生的《赤道骄阳》《紫荆花》等作品用的都是装饰性色彩。尤其是《与海共舞》中的芦花，在用石绿、赭石分染后，用银色的马克笔点出阳光下的闪闪芦花，是近代花鸟画创作中装饰美的典范。 我过去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工作，对中国民间艺术品，包括年画、刺绣、陶瓷、漆器乃至古建筑，体现出的装饰品味，尤为关注。这几年在花鸟画的创作实践中，一直思考如何把中国传统的装饰美感融汇到现代重彩的创作理念中，感到只画出自然状态下的植物、花鸟形态的式样，画面缺乏张力，缺乏现代设计的理念。为此，在最近创作的重彩画系列时作了一点尝试，《艳阳天》中为了突出正午阳光下牡丹花饱满挺拨的姿态，画面采用了几何形的构图方式，用直线分割画面增加力度；《三月雪》用银箔贴出大片几何形图式的枝杆，布满画面；《漂逝的白云》则强调了方形瓦片肌理；三幅画都采用了无机形与有机形的对比，衬托出花朵的生命力。在对比关系中加强具有现代意味的装饰美感。 中央美院郭怡 宗花鸟画创作高研班一年的学习，时间很短，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却是很多，我们的探索研究实验，都是为了在保留中国花鸟画民族精神的同时，运用更为广泛多样的手段，使现在花鸟画的样式，更为饱满，更为丰富，更具时代感。

我在面对陈林画作时突然发现，此前评说过的画家虽然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位正儿八经画花鸟的。之所以这样，完全不是有意为之，潜意识里却应当有些原因。陈林接受《书画名家》记者访谈时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人物画和山水画的承载能力更强，容易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花鸟画程式相对固定，更容易墨守成规。对于我等评说者而言，人物画和山水画多有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评说话语，从而有话可说；花鸟画缺少变化，可说的话也就多乎哉，不多也，甚至无话可说，所以留下空白。但是陈林很清醒，花鸟画不是容易陈陈相因吗？那就寻求突破，努力画出新的观念和新的图式。评说者很幸运，碰到了评说花鸟画的合适对象，感到有话可说，甚至不吐不快。      诚如陈林所说，相比人物画和山水画，花鸟画的稳定性显而易见。自唐代成为独立画科以来，两宋直至明代前期的花鸟画图式一直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大抵就是全景构图，以及从全景中截取部分景观而分化出来的折枝构图。稳定不变的图式结构与再现自然形态的创作方法密切联系，全景也好，折枝也罢，都是真实再现客观存在的花鸟景观，例如，南宋林椿的那幅《果实来禽图》，就是呈现了成熟的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画面。晚明以来诞生的大写意花鸟画有所变化，以徐渭为代表的淋漓尽致、以八大为代表的言简意赅，都是以意笔取代工笔，简约了画面元素，丰富了画面寓意，却在图式上、以及与图式密切相关的叙事功能上没有质的突破。此后，花鸟画沿着工笔和写意两条技法线路向前推进，再也不见重大变异。有了一千多年的花鸟画发展史这个深厚背景，再来审视当代出现的新工笔花鸟画，包括堪称这个阵营中坚力量的陈林的画作，我们便感到价值不菲，意义非凡，如同张见先生在《定格迷局》中所说的那样：“陈林的理念是，叙述比再现更为重要。”       是的，《果实来禽图》叙述了“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事件过程，不能说不是叙事。然而，在陈林和新工笔画家们看来，叙事虽然是人所熟知的常用语词，此时却偏离了既定的语词阐释框架，进而引申为超越了视觉经验的一种创作观念。也就是说，陈林试图呈现的叙事性花鸟画面，与花鸟自然景观的客观再现已经大相径庭，他想对笔下的物象及其物象之间的组合做出描述，这种描述中渗透了主观意味，解读为超现实的逻辑关系，目的是要表现出衔接着传统笔法却又面貌一新的花鸟艺术世界。沿着这样的创作思路，陈林开始了他的不懈追求。大约是2002年，陈林先后推出《红豆角红蜻蜓》《红扁豆黄月亮》等画作，所呈现的画面与千年以降的花鸟画自然景观模式拉开了距离，从中可以感到强烈的主观重组意识和借鉴而来的构成倾向，可以感到画家已经发出了求新求变的明确信号。其后几年，陈林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在北京与悄然兴起的“新工笔”画家群有了频繁接触，并且一拍即合，加速了求新求变、特别是在创作中强化叙事功能的步伐。到了博士毕业的2006年，陈林笔下的禽鸟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象，而被赋予具有现代意义的叙事姿态。这些禽鸟面对新鲜的、眼花缭乱的人文景观，正在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准确判断，努力沟通，从而形成识别性很强的新工笔花鸟画风貌。      从2006年到2008年，陈林屡屡以《误入》系列参展。虽然现今找不到属于这个系列的太多作品，我还是对此充满兴趣，并确信这批作品在他加入新工笔阵营之初具有标志性意义。仅仅是这个带有悬疑意味的画题，包括那些同样带有不确定因素的子画题如“疑”、“恍”、“探”、“巡”等，就能激发旁观者的追问意愿和打探究竟的冲动。陈林果真是“误入”吗？应当不是，他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新工笔”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蓄谋已久，掂量再三，准备充分。既然不是，陈林仍以“误入”冠名，乃是运用了灵活机动、以退为进的叙事技巧。毕竟处在冲撞传统工笔画法的尝试阶段，有所疑虑的画题为踏入新路留有很大的余地，展示了低调的身段，表达了谨慎的态度，发挥了缓冲的作用。即使前路受阻，抑或此路果真不通的话，反正有言在先，折回头重新探路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误入》系列里的那只雉鸡粉墨登场，表演十分精彩：它来到了一个通向远山的陌生路口，有时东张西望，显得四顾茫然；有时索性把头躲藏起来，遮挡着不能确信是否“误入”的尴尬表情。它心中正在盘算着未来的走向，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前面的山是我的归宿吗？其实，它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只是作为开拓者，需要多思索一会，多权衡几次，以便找到准确无误的方位。循着这只先锋雉鸡的足迹，陈林的“误入”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快步跨入先贤大师们的经典画廊，还径直闯入了中国画家很少涉足的西方名画禁区，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融合的可能性，延伸着“新工笔”的叙事旅途。比如那幅2006年画成的《梦中宣和·芙蓉锦鸡》，宋徽宗笔下的锦鸡正在诉说远离尘嚣的寂寞，经由几何体的折射呈现为顾影自怜的情状，失去了昔日拥有的五色斑斓的华贵和回眸翘望的典雅。陈林派出的麻鸭面对着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感到始料未及，一只脚爪不由自主地向后翘起。我们隐约听见麻鸭的慨叹，它踌躇于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而不管“误入”与否，锦鸡头上闪烁的光环终究有些恍如隔世，不可能永葆青春。又比如2008年画成的《凡·爱克的婚礼》，陈林派出两只冠鹤“误入”这幅尼德兰画家的名作，用以置换原画中的阿尔诺芬尼新婚夫妇。冠鹤已经意识到自已扮演着不速之客的角色，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只能勉力掩饰内心的忐忑不安，融入略加改造的崭新环境，营造与婚礼仪式相适应的和谐氛围。应当承认，陈林派出的几批禽鸟都很胜任，它们打着“误入”的旗号，顺利完成了趟路和试水的光荣任务。它们的叙事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以疑问和悬念开场，以文化冲突转向文化融合的圆满结局落下帷幕。与此同时或者稍后一些，陈林还画出一大批性质类似的作品,诸如《偶遇韩干》《盛宴》《致维米尔的信》《镜中的玛格丽特》《怀斯的阳光》《波提切利之舞》《莫兰迪·误入》《游记·里斯特》《飞过爱德华·霍珀》等等，都可以视为巩固胜利果实之作，共同证明了此路并非“误入”，前途畅通无阻。      经过三、四年时间的创作实践，一种个性鲜明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从陈林的笔底应运而生。在这种图式中，前景的禽鸟具备了灵性和知性，具备了审视与思考、分析与判断、回眸与展望的功能，它们与身处的虚拟场景组成了淡化矛盾、促进沟通、达成和解的叙事结构，从而摆脱了再现自然形态的传统程式，洋溢着浓郁的时代审美气息。此时，陈林对于精心谋划的既定方向愈加感到自信，不再是低调的“误入”，转而是执着的“寻觅”、深情的“迷恋”和欣慰的“共鸣”。到了这个阶段，陈林画作的叙事主题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不再探讨“新工笔”的可能性，转而展示“新工笔”的丰富性。2010年，陈林先后推出《寻觅十二钗》系列、《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派出各类禽鸟广泛寻访，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深入梳理新工笔花鸟画与历史文脉之间的传承路径。很显然，与“误入”相比，“寻觅”的内在涵义更为积极主动，清晰表明了方向已经明确，目标就在前头，完全没有是否走错路的疑虑。《寻觅十二钗》系列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作品，各色禽鸟摆出各种各样的寻找姿势，它们正在努力寻索的对象，在第一幅中只是空空如也，而在随后各幅中不过就是一串很平常的饰物。这个系列颇多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十二钗”的画题和那些画中饰物的点缀，共同给出寻觅目标上的提示，无论是《红楼梦》里的大家闺秀，还是珍珠手串与其他古典物件，无不富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指向，指引着苦苦寻觅的禽鸟们奔向前方，奔向传承文脉的深层空间。其次，那根用于串联饰物的红丝线，则给出寻觅关系上的提示，红丝线很细，但是很结实，很牢靠，牢固捆绑着各色禽鸟与它们的标的物，紧密牵引着新工笔花鸟画的来龙去脉，既是传统的变异，也是传统的衍生。再有，大同小异的画作竟然接连画出12幅，又给出寻觅立场上的提示，就是乐此不疲，就是不厌其烦，数量上的积累传递了不容置疑的叙事语气，宣告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坚毅态度。遵循《寻觅十二钗》系列所提供的叙事线索，《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朝着扩展领域和强化情感浓度两个方面深入行进，使个性突出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趋于丰满，趋于成熟。在扩展领域方面，两个系列分别引入了瓷器和纺织器械，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杰作，而前者简约、纯净、温润如玉，更加贴切本土文化精神；后者带有几何构成倾向，更加衔接西方艺术理念，尤其是从未入画的后者，为工笔花鸟画的题材范围增添了新的审美趣味。在强化情感浓度方面，禽鸟们已经认定了心仪良久的对话物象，进而陷入深深的迷恋之中，这就增添了浓郁的情感色彩，这些禽鸟的叙事状态随之转换，或者愈加亢奋，有如《瓷恋·歌》中放声咏唱的大麻鳽；或者愈加心无旁骛，有如《天工之恋·牵》中咬定丝线不松口的两只火鸡。及至2011年，陈林的《共鸣》系列面世，把禽鸟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并置在一起，不仅再次扩容了访问对象的范围，广泛调动了题材元素的参与意识，尽情拓展了画面构成样式的想象空间，而且开启了古今交流、中外碰撞的双重对话机制，体现了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和所达到的叙事深度。      大概是2012年以来，陈林每年都要画成几幅《畅神》系列的作品，至少持续了四、五年。其间，他还在画着《乐逍遥》系列、《逍遥游》系列和《醉潇湘》系列。我们看到上述画题，似乎看到了陈林派出的禽鸟们正在自由自在地翱翔，看到了一种更为宽松、更为放逸的叙事风度。此时，原先画作中那些起到分割块面作用的转角、扶梯、窗棂、屋檐等建筑构件已然退隐，那些与中外经典图像相关的拼贴痕迹也被悄然抹去，画面空间显得相对简净和恬淡，减少了舶来的构成倾向，进行了较大限度的还原性处理，为禽鸟的往返畅游营造了良好氛围。比如《畅神·潇湘之思》《畅神·半千之韵》《畅神·鹊华之秋》等作，没有局部镶嵌名人名画，而是全景式地展开了董源、赵孟頫、龚贤的山水画卷，处于同一时空的禽鸟们顾盼生姿，两者之间没有构成并置关系，而是相互包容，荣辱与共。《畅神·半千之韵》里的番鸭借助那座引桥，准备进入画卷，《畅神·鹊华之秋》里的角雉悠闲自如，干脆连引桥都不要，即将穿梭在宁静、疏旷的山水怀抱当中。还是《畅神·得鱼》更有意思，那只琴鸡闯入了一处文人书房，看到书桌上摆放着画有芦雁和墨竹的册页，以及压在上面的线装画谱，激动得难以自制，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毫不理会自己本是天外来客。由此看来，从《畅神》系列开始，陈林再次转换了创作重心，他的禽鸟们也再次转换了叙事话语：关于创新图式的形式感的探索，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关于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探究，相比之下则显得更为重要。      从“误入”到“畅神”，陈林经历了与笔下禽鸟朝夕相处的愉快的创作旅程，经由他的主导和有效掌控，所有的禽鸟成功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是自然景观中步入画面、从而被真实再现的客体物象，它们肩负着画家的嘱托和重要的使命，成为画面的叙事主体。我们一面倾听着这些禽鸟的呢喃细语，一面见证了新工笔花鸟画所取得的显著进展。接下来，这些感动过我们的禽鸟们将要飞向何方，让我们满怀期待。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