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芍药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76252.21992 71247.111993 66948.231994 62948.351995 57745.131996 51142.21997 49747.521998 50750.181999 58854.722000 72064.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角落小泰迪
1.《从“戏台”到“站台”——读取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电影叙事差异的视点之一》《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中国高教影视学会论文奖;并以《在代际的天空下——中国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美学比较分析》名称发表于《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5月20日,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论文”网络文库;2.《娄烨论:新生代电影与当代都市的文化表达》,《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2005年第7期全文转载,《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10月14日;3.《SMHM:新生代影像传播的文化模式分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世纪中国》网站2006年3月17日转载;4.《当代都市电影与民间欲望漂流:王小帅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世纪中国》网站2006年3月3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年第7期全文转载;5.《新生代影像传播出路何在》,《中国艺术报》2005年6月17日;6.《百年中国电影的五幅面孔》,《上海艺术家》,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2005年第10期全文转载,《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11月15日;7.《战争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城市感性》,《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12月16日,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论文”网络文库;8.《贾樟柯:让记忆有迹可寻》,《新民周刊》2005年第15期,《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6月10日;9.《世界性因素·细节现实主义·饥饿的象征:重读《万家灯火》的几个节点》,《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11月15日;10.《假如我是贾樟柯》,《每日商报》2005年4月8日,《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4月15日;11.《全球化语境下的“后东方”电影》,《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6月24日;12.《影像“原乡”与民间化叙事》,《莽原》2004年第3期;13.《海派电视与文化现代性》,《电视艺术》2003年第6期;14.《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15.《亦“热”亦“冷”话“韩流”》,《中国艺术报》,2005年5月20日;16.《都市现代性的温情救赎》,《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17.《却话巴山夜雨事》,《当代电影》2006年第3期;18.《反思电影与文学的关联》,《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2004.11.2;19.《在精神局限与人文良知中追问生存真相》,杭州师范学院2003年第4期;20.《<盲井>:人心的盲井有多深》,《新民周刊》2004年第2期;21.《发掘经典的“今点”意义》,《语文学习》,2005年第6期;22.《世界之“眼”——写在世界电视诞生80周年之际》,《新民周刊》2005年40期;23.《韩剧热播的理性之辨》,《文汇报》2005年10月22日;24.《世界·亚洲·中国——电影美学的反思与建构》,《电影新作》2005年第4期;25.《芥末给我带来了好运气——走近电影大师沃尔克·施隆多夫》,《新民周刊》2005年25期,《世纪中国》网站2005年9月23日;26.《电影美学向何处去》,《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27.《面向“第三世界”的影像地图》,《电影新作》2007年第4期;28.《影像城市与历史感性——返回上海电影记忆的方式之一》,《电影评介》2007年第16期;29. 《不断重临的产业起点》,《电影评介》2006年第14期;30. 《关于电影配额制度的访谈》,《电影评介》2006年第14期;31. 《重绘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文化地形图》,《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6年第12期全文复印;32. 《从“后<黄土地>”到“后贾樟柯”时代——第六代电影美学与产业发展略论》,《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7年第1期收录;33. 《从银幕配额制看韩国电影的发展》,《世界电影之窗》,2007年第5期;34. 《我们需要怎样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冷思考》,《文汇报》2006年12月26日;35. 《将电视真人秀推向文化创意秀——国内真人秀产业发展之管窥》,《南方电视学刊》,2007年第2期;36. 《动漫黄金季节背后的忧思》,《文汇报》2007年8月10日;37. 《揭开蒙娜丽莎的面纱》,《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9日;38.《再见美国派,再见毕业生》,《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8日;39. 《后殖民语境中的文本救赎》,《香港电影双周刊》2006年第714期40. 《好莱坞潜规则》,《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21日41. 《启动泛亚电影共同体》,《文汇报》2006年11月5日42. 《不动声色的冷静背后——评电影 <三峡好人>》,2006年12月9日43. 《韩国电影二○○六:十字路口起点隐现——银幕配额削减前后韩国影业观察》,《文汇报》2006年11月26日44. 《大片神话何以为继——“黄金甲”现象引发的思考》,《中国艺术报》2007年1月23日45. 《寻找类型创新的黄金分割点》,《文汇报》2007年8月25日46.《暧昧而游移的“无用”》,《文汇报》2007年10月27日47.《国产动漫亟待破“门”而出》,《解放日报》2007年6月29日48.《好莱坞盲点之外的全球影像扫描》,《当代电影》2007年第6期49.《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0.《文化解禁与新生代电影的多重转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51.《钟惦棐西部电影美学思想的当下阐释》,《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52.《电影写实美学的当代反思与“在地”诉求》,《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9年第2期全文复印53.《华语电影文化、美学与工业的跨地域理论思考》,《电影艺术》2008年第5期54.《历史“乌托邦”,现实“异托邦”——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文化生态考察视点之一》,《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55.《世界之“眼”与电视之辩》,《电影评介》2008年第1期56.《被广告绑架的叙事——谈<非常勿扰>》,《解放日报》2008年12月29日57.《泛亚视域中的家国模式与离散叙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58.《“后新生代”力量助推新电影节》,《电影新作》2009年第1期59.《当西方遇见东方:奥斯卡的途中转身》,《文汇报》2009年2月24日60.《想象的“本邦”与“看不见”的都市——新世纪以来上海电影叙事的空间转向》,《当代电影》2009年第6期61.《“中间”,当仁不让的“中坚”》,《文汇报》2009年8月6日62.《中国性与泛亚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7日63.《通俗现代性、想象中国与跨文化阐释》,《电影新作》2009年第5期64.《从华语、泛亚到欧美:中国电影产业海外市场拓展的“三级跳”》,《艺术交流》2009年第2期65.《低成本的“笑”与喜剧电影的“嬉具”现实》,《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66.《且取“旧”绿换“新”蓝:话语围城中的“上海手印”》,《艺术评论》2010年第3期67.《“经典”之后:视觉奇观与后“P2P”时代的电影生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68.《走得出的唐山,走不出的余震》,《文汇报》2010年7月31日69.《新版<红楼梦>的当代审美情怀》,《中国文化报》2010年9月15日70.《新潮流电影的“天卦”与梦话——关于电影<盗梦空间>》,《解放日报》2010年9月16日71.《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的主题学分析》,《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72.《打造一套喜剧大片的标准件——关于<让子弹飞>》,《解放日报》2010年12月15日73.《“假领子”、底层奇观与大银幕生产——近年来第六代电影创作的几个侧面》,《南方文坛》 2011年第1期74.《寻找票房与口碑的平衡点—2010年贺岁档观察》,《中国艺术报》2011年1月21日75.《电影批评空间的拓展与媒体化生存》,《当代电影》2011年第2期76.《“穿越”,多少恶搞假汝之名而行》,《文汇报》2011年4月12日77.《从上海展示到上海创意——“后世博”时代上海影视文化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艺术百家》2011年第2期78.《中产幻象、叙事黑洞与意识混茫》,《当代电影》2011年第6期79.《从视觉展场到创意驱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7 日80.《面朝银幕,背对观众——新生代电影创作的三次转型》,《解放日报》2011年8月29日81.《2010中国电影艺术与产业生态备忘》,《电影新作》2011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1年第8期全文转载82.《构建华语电影研究共同体》,《电影艺术》2011年第4期83.《新生代,新十年:市场探索、类型化实践与明星策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84.《技术新颖 情怀缺失——“丁丁”梦碎记》,《解放日报》2011年12月12日85.《让市场真正成为繁荣中国电影产业的决定性力量》,《电影艺术》201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86.《微时代·微电影·微现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1日87.《构建过渡性市场:中国主流电影泛亚区域产业推广策略刍议》,《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88.《一个概念的熵变:“第六代”电影的生成、转型与耗散》,《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89.《“中产”市场、品牌策略与明星类型》,《中国艺术报》2012年2月27日90.《务实知识分子的“导演力”》,《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91.《“原生态”叙事三辨》,《中国民族》2012年第3期92.《新媒体时代青年影像工作者的双重写实》,《电影新作》2012年第3期93.《微电影:演变、机遇与挑战》,《上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3年第1期全文转载94.《“搜索”网络正义:以电影之名?》,《当代电影》2012年第8期95.《媒体自律与人文关怀》,《解放日报》2012年8月4日96.《收视率:“无间道”还能玩多久》,《文汇报》2012年8月13日97.《后“协议”时代中国电影的“产业自救”》,《艺术评论》2012年第9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2年第12期全文转载98.《上海创意·中国故事·亚洲叙述》,《文学报》2012年9月20日99.《两岸电影合拍:产业竞合与文化交往》,《电影新作》2012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100.《新媒体,“微托邦”:崛起于网络的“青年中国”影像》,《当代电影》2012年第12期101.《电视剧主流叙事的新尝试》,《文汇报》2012年12月6日102.《类型试错与艺术“夹带”:试论新生代导演创作转型之困》,《艺术百家》2013年第1期103.《2012年中国电影艺术与产业生态备忘》,《电影新作》2013年第1期104.《新世纪上海电影院空间布局与发展》,《电影新作》2013年第2期105.《亚洲之窗,好莱坞之桥?——2012年韩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当代电影》2013年第5期106.《奇观化,模式化,陌生化,平面化,空心化——新世纪以来原生态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问题与症结分析》,《艺术评论》2013年第5期107.《青春“初老症”与青年资本暴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神话的时代精神动因》,《当代电影》2013年第7期108.《寻求“流动性”:新世纪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现状与未来》,《电影艺术》2013年第7期109.《“骑墙者”的隐喻:华语青春片的“胖子”群像分析》,《电影新作》2013年第7期110.《青春资本化的暴利狂飙》,《解放日报》2013年5月17日111.《新媒体语境下国产穿越剧的重生与重复》,《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市延长路149号308信箱 邮编:200072邮编:200072Postal Address:POB.308, 149 Yan Chang Road,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P. R. China
耶阿吃吃吃
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的艺术呈现——贾樟柯电影作品研究摘要: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体现文化价值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表现手段,由于其制作手段和取材的陈旧,使得很多及其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录片并没有被观众接受。文献纪录片如果想走近电视主流群体,就必须在受众观赏的融合性上多下功夫,探讨出更加贴切现在社会的表达手段。关键词:文献纪录片;受众观赏;表达手段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标识逐渐成为一种影像语言性的文化产品,这其中包括对自然生态、地域文化、社会事件、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纪录,而文献纪录片则是这其中最严谨最能反应历史性的一种纪录片,也因其对文献史料要求的真实性谨慎性,使得大部分文献纪录片的叙述方式看起来死板而教条,在观众的接受过程中,这种死板教条的印象有时甚至让降低了观众对于文献纪录片的兴趣,从而降低了史料价值的珍贵性。一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从电影纪录片过渡到电视纪录片,又逐渐分离出的一种纪录片类型,文献纪录片不仅传承了纪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珍贵文献的价值性,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纪录片都是现有影像资料、文本资料、当事人口述等方式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纪录、演绎和剖析,从而达到纪录历史、反应历史、还原历史的目的。所有纪录片都具有文献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纪录片都是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必须有文献,即影像、图片、档案等资料,而不是泛泛的文献价值。文献纪录片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文献价值是其最基本的价值。法国《电影辞典》这样定义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这种广义的文献纪录片概念赋予了所有纪录影像以文献价值。中国承袭了苏联的纪录片观念,习惯上将“汇编性”纪录片称为“文献片”,即利用以往拍摄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辅以新近拍摄的素材进行再创作性编辑。这种狭义的“文献纪录片”历来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所重视。以上两种定义或过于宽泛,以至于忽略了文献纪录片的特质;或过于狭窄,不能全面涵盖当今文献纪录片发展的新态势,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纪录片已逐渐包罗各种题材样式,构成了以“非虚构”为根本属性的影像集合,是与故事片并列的片种;另一方面,文献纪录片不再局限于对历史资料的简单汇编,口述、扮演、情景重现、动画等手段都可以表现具有文献价值的内容。而这种文献的组合是“作者的主观意图要靠调动材料自身的意义和组合后的含义来完成,在对事实的描述上求细、求近,在思想和感情的抒发上,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尽量隐藏作者的主观叙述。”①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丰富,但是文献纪录片的最基本最突出的特色还是其历史性,文献性,所以形式只能服务于类型,而所拍摄的内容的必须绝对真实,这样才能进一步体现其历史性与文献性,在形式有所变化的情况下,让观众没有产生虚假的感觉,形成对历史的现实化注解和对现实的历史性纪录的有机结合。所以文献纪录片应该是,“文献纪录片”当指那些具有重大留存价值的、实现了对历史的现实化注解或对现实的历史性记录的非虚构影视作品。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文献纪录片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是民族和国家的影像档案。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纪录”,文献纪录片的核心要素是它的“文献性”,“文献”二字正是对纪录片“纪录”功能最有力的注解。百年来虽然有多种理论观点、众多学术流派和不同创作倾向,但是纪录片以“纪录”作为主要功能这一点始终未变。无论对人类历史发展而言,还是对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来说,文献纪录片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文献纪录片是民族和国家的一部历史影像档案。文献纪录片在记录社会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在观看一些珍贵影像资料的同时,我们也可触摸到社会思想趋势和时代文化思潮,其价值的凸显是“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化的发展为参照,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发掘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架高沟通的桥梁”②,所以说,文献纪录片同时具有社会思想认知价值。电视文化角度看,文献纪录片的审美价值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从而有助于改善电视内容生产格局。文献纪录片具有较高的品位和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第一,视野更开阔。文献纪录片往往采取宏大叙事策略,从国家、民族、时代的高度把握主题,风格上追求大气磅礴、恢宏豪迈;第二,时空开合大。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作品,一般都具有大的时间和空间跨越;而反映当代的文献纪录片,也常常注意把当下的一些价值取向放到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其三,思想有深度。好的文献纪录片往往具有思想的魅力,可以启迪智慧,让人在历史中重新认识现实。在电视节目日趋娱乐化的今天,《大国崛起》、《新丝绸之路》等文献纪录片的播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观众对当今电视媒体的认知和评价,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改变了电视被娱乐之风裹挟的生态格局,为电视媒体自身的良性循环和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重塑了电视文化的尊严。三所谓细节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心理、外貌以及自然景观、场面气氛等细小环节或情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丰满人物形象、连接故事情节、丰富作品内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纪录片通常最终都是要求达到对人的刻画,即也应当注意细节对人,对周围环境的刻画描写。生动的细节描写,有助于折射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不管是哪一类纪录片,他的成功与否最后都取决于对细节的拥有量和对细节的处理”③,文献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产品,又是综合艺术的结晶,与电影、戏剧、小说一样,同属文艺作品的范畴,要遵循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但是,它又不同于文艺作品,要遵循纪录片创作的特殊规律。一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离不开借鉴和利用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手段,细节描写就是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近20年的文献纪录片题材从政治宣传走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宏大叙事、空洞说教走向个人视角、细节叙事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不断在各种历史记录当中寻找被记录对象的细节,重视对文献的挖掘,从那些从来没有面世过的资料里找寻和收集,形成一种“揭秘”的效果。观众在被那些从未知晓的信息所吸引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渗透于其中的观念。并对这些细节加以整理,表现,这既是纪录观念的变化,也是技术的改进。中国大部分的文献纪录片选材近似,或聚焦重大题材,揭秘历史真相,或呈现领袖人物的心路历程,普通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状态,或通过对历史的全盘审视,解读今天的社会。但不同的是西方文献纪录片从198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政府或主流意识形态集团出资拍摄的宣传片大量缩减,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的商业片成为主流,突出故事性与市场价值;同时坚持主流价值观。中国文献纪录片先前单一关注政治领域而忽视文化领域是明显的。我们从过去一系列的片子中可以看出记录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领袖这一群体身上,而对文化精英缺乏关注。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不计其数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张洁琼 (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影视与传媒大 众 文 艺174摘要:在电视节目泛滥的今天,综艺娱乐类节目几乎成了大哥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收视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观众更需要看到一些新的节目形式和新鲜血液的出现。2011年1月,湖南卫视重力推出解读姓氏文化的电视节目《非常靠谱》,节目形式新颖,风格幽默娱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作为一档新生的节目,《非常靠谱》也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主要分析讨论《非常靠谱》独具一格的特点以及急需改进的缺陷,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非常靠谱;电视节目;文化;娱乐2011年伊始,综艺大台湖南卫视就发布声明,表示今年湖南卫视将有几档新的节目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并强调今年湖南卫视的主题将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在其热力推出的《非常靠谱》、《好奇大调查》、《给力星期天》、《喜剧之王》这几档节目中,以解读姓氏文化为节目内容的《非常靠谱》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非常靠谱》节目介绍《非常靠谱》于2011年1月3日开播,由湖南卫视资深主持人汪涵挑大梁,每期节目中都会请到几位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到场组成“摆谱团”,对每一姓氏背后的故事展开挖掘,每期到场的观众中有80%都是那一期姓氏的同族。迄今为止,一共做过7期节目,分别是刘姓专场、姜姓专场、欧姓专场、许姓专场、伍姓专场以及开春特别企划节目和十二生肖姓氏专场。《非常靠谱》旨在解读中华民族的姓氏文化,以姓氏为包装,晒百家姓里的人杰、绝活、故事等,晒祖宗、晒历史、晒文化,让观众在了解这些姓氏历史的同时找到共鸣,为自己的姓氏而骄傲。该节目制作人徐晴表示:当下电视荧屏上的文化类节目大多与解读历史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姓氏解读还属冷门。电视观众看解读历史的文化类节目只能倾听、借鉴;但《非常靠谱》可以参与。2011年2月28日做完十二生肖姓氏专场后,《非常靠谱》一直处于停播状态,5月10日湖南卫视发表声明,《非常靠谱》将于5月16日正式回归。二、《非常靠谱》如何“靠谱”从契合当今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一点上来说,《非常靠谱》的出现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历来讲究认祖归宗,血脉相承,而姓氏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通常成为了血缘之间隐形的纽带。另外,《非常靠谱》节目名称中这个“谱”字指的是家谱、族谱。家谱和族谱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符号,其承载的意义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从节目形式本身来说,也有许多的创新之处。1.文化性和娱乐性的结合当今社会是一个浮躁的多元化社会,传统文化式微、流行文化喧嚣。《百家姓》、《三字经》、《论语》、《道德经》、《庄子》这些国学中的经典固然大家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能阅读并理解的人是越来越少。反之,流行元素却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把文化弄丢了的时代。纵观各个电视台的节目,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还不及娱乐节目的一半,能去收看这些文化类节目的观众更是屈指可数。《百家讲坛》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成功过的案例之一。但是《百家讲坛》作为一档高端的文化历史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走的高端路线,请来一些学者专家做讲座,收视率甚微;直至出现了刘心武、易中天、纪连海等等这些人之后,《百家讲坛》才随之火了起来。火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会讲历史会讲故事,娓娓道来,十分传神。从《百家讲坛》的案例可以看出,板起一副面孔以一副老学究的姿态来讲历史讲文化已经过时了,人们需要了解历史,但是不代表历史就是枯燥的说教,换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效果会更好。《非常靠谱》就非常注意文化性和娱乐性的融合。主持人汪涵和摆谱团的专家们在讲述姓氏文化的历史时经常会调侃,也会通过一些flash的小短片对姓氏历史上的名人做简短的介绍,增进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寓教于乐,让观众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比单纯的讲述更能加深观众的印象。2.主持人与摆谱团的智慧《非常靠谱》还在策划的时候,汪涵就直谏台长,要求做该节目的主持人,甚至连该节目的名称都出自于汪涵的创意。汪涵自己说,台上的他幽默搞笑,私底下的他却是个非常安静的人,平时喜欢看书、研究古玩,非常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说,《非常靠谱》这一档节目就是为汪涵量身定做的,也是他从娱乐节目向高端文化节目华丽转身的转折点。因此,在最初汪涵主持这档节目的消息传出时,他就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观众都在猜测,那个在《天天向上》中搞笑的他能控制好这样文化类的节目吗?而节目播出之后,汪涵凭借自己的实力给观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节目中的他幽默而不失睿智,搞笑而不失深沉,正是他身上散发的这种魅力,使得整个节目既有文化气息又通俗易懂。该节目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由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非常靠谱》是否靠谱崔 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 江苏南京 210000)的历史事件。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文明的变迁与过度,中国人民在数千年中经历了无数的伤痛但是依然挺立不倒,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这样生命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可以指导中国人前进的明灯,也是吸引外国友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很多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呈现上都有所欠缺。中国文献纪录片近年来在艺术表现上实现了大面积突破,突出体现在手法多元,如真实再现、电脑动画等,叙事上开始追求故事化、悬念感,剪辑上注意蒙太奇效果。但是,就整体而言,电影语言陈旧依然是纪录片的一个普遍现象,其理论依据是纪录片的真实性依托于纪实手法。,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符合纪录片创作的语言系统,并不违背纪录片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纪录片比较,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符合时下纪录片创作手法多元化的时代特征。情景再现是符合现阶段纪录片创作特点的一种有效的手法之一。然而,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需要不同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与之相适应,尽管现阶段它体现出的优越性令众多题材的纪录片增色生辉,然而它只是符合这个时期的创作热潮,如果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则必须在不违背纪录片本质的前提下,将其丰富、发展、完善。注释:①时间.《简论汇编性纪录片(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1期.②金元浦.谭浩哲.陆学明.《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05-706页.③ 陈汉元.《纪录片的类别》.《电视研究》.1998年04期.影视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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