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禺的毕业论文

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 ——《雷雨》的悲剧性分析 摘要：过去评论界和多数读者都把《雷雨》归为社会悲剧一类，归结于周朴园这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 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意义的悲剧——命运的 悲剧。本文就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尤其是从命运的悲剧的角度谈谈《雷雨》的悲剧性。 关键词：戏剧；命运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 [1] 每次读《雷雨》，都不免要扼腕叹息一番，这样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无论可憎或 可叹，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毁灭，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是黑暗的社会现实，还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 曹禺是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雷雨》虽然 是曹禺的处女作，却一鸣惊人，一发表便震动了当时的 文坛,成为中国话剧的顶峰之作，由此奠定了曹禺在中国 话剧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当然是和曹禺丰富的人生 体验和深厚的艺术戏剧修养分不开的，曹禺出生于天津 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是一个留过学的旧官僚，他 的家庭和《雷雨》中的周家有点相像，曹禺出生三天母 亲就病死了，母爱的缺乏使他在沉闷阴冷的家庭里更感 孤独，常常对人生、命运产生种种迷茫。从小深受中国 传统戏曲熏陶的曹禺长大后又接受了西方戏剧家的作 品。终于，1931年，曹禺还在上大学时，就写出了《雷 雨》，但《雷雨》的酝酿却用了五年的时间。接着，曹禺 又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曹禺的 作品多以日常生活为素材，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以小 见大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作者在《雷雨》剧本的序言 中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正 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2] 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创作动机，“情感的汹涌的流”蕴涵了 对现实的批判，也蕴涵了对命运的质疑，毫无疑问它是 一部真正的悲剧，有价值的东西全被毁灭，所有的人物 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雷雨》揭示了双重的悲剧色 彩——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过去的大多数评论往 往把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归结于周朴园这 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 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指向周朴园这类冷酷、虚 伪、自私的资本家，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 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所谓“命运悲剧”，主要内 容是人的意志同命运的对抗，其结局则是人无法逃脱命 运的罗网而归于毁灭。 曹禺在《雷雨序》里提到：“《雷雨》所显示的， 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 冷’。（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遇最足以代 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 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 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 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冷’和‘冷酷’。在这 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 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 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 叫它为‘自然的法则’。” [2] 曹禺在1981年7月28日接受访谈时又提到：“我 在构思中，就有一种向往，不知是什么原因，交响乐总 是在耳边响着，它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 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似乎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谈谈曹禺《雷雨》中的西方悲剧影响论文如下：

古希腊悲剧对罗马戏剧和后世欧洲戏剧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仅影响着各国戏剧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代话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雷雨》中周萍与繁漪的爱情故事可以在古希腊悲剧中找到原型。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故事讲述了希波吕托斯拒绝了继母的爱情，从而导致继母自杀，自己因惹恼爱神而被流放至死的悲剧故事。曹禺深受西方多元化戏剧观念与美学思潮的影响。

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富克斯勒和欧里庇得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使他倾倒。他未曾想到，两千多年前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杰作出现。在创作《雷雨》中，古希腊悲剧对于曹禺创作《雷雨》的渗透及其深刻，尤其体现在其“命运观”上。

如前所述，《雷雨》的创作是在西方多元化戏剧观念与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所创作出来的。因而，若将《雷雨》与中国传统戏剧相比，不难看出其对传统悲剧理论的反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的悲剧性大多来自于反面人物与恶势力，亦或是矛盾冲突。

而《雷雨》则不同，其悲剧性在于命运的不可逆转与人的自由意志的斗争，采用富于巧合性安排的情节安排。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

此类事情若是发生的出人意料，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这样的情节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人物渴望通过抗争改变自身命运，又无意间走向命运所引导着的道路。这种情节设置最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也最能产生悲剧性。

雷雨第一幕中，曹禺借鲁贵与四凤的对话揭露了周公馆三十年前发生的故事。而第二幕中侍萍的到来，正式将故事拉开了剧幕。老旧家具的摆设；“以前那位太太”的照片；重蹈覆辙回到公馆做下人的四凤。

以及仿佛重演三十年前的悲剧一般，四凤与大少爷的暧昧关系，这一系列铺垫，采取戏剧性的手法，逐渐呈现出悲剧的面貌。而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质以及揭露四凤周萍同父异母的关系，则将全剧推向高潮。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