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主题的论文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2.1《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2.1《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3.1《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3.3《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3.3.1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3.3.2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3.3.3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3.4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桃花扇》是爱情遭遇政治变革的悲剧，侯李的爱情具有时代性和民族色彩，但当个人的爱情遭遇和大的政治变革相冲突时，则情无异于危卵击石了。孔尚任悲剧性地把政治悲剧之“理”置于情感之上，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体现了“理”对情的胜利。

《桃花扇》赏析心情： 天气： 类别：文学原创 查看:57824 评论:9《桃花扇》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1648-1718）磨砺十余年所创作的一部历史传奇剧作，作品内容主要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王朝覆亡的悲剧历史，并揭示南明覆灭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在众多的明清传奇中成为一大亮点。当《桃花扇》一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各地城市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连偏僻的地方也时有演出，可见剧作的艺术成就之高，魅力之远，无怪乎《桃花扇》曾被称为“中国古代典型戏剧的压轴戏”。其艺术上的成就是值得赞扬的，尤其在结构方面更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这样评价道：“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华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之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可以说，《桃花扇》的结构在古代戏剧中很优秀突出的。本文拟就其结构艺术作一探讨。所谓戏剧，是一种运用文学、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就戏剧结构而言，俗称“布局”，指的是剧作从全剧出发，对于戏剧冲突、戏剧动作（情节）在有限的舞台时空所作的组织和安排，即情节结构。一部好的作品的结构要求：首先，剧本须服从主题的需要；其次，剧本须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最后，剧本须遵循自身规律，达到完整统一。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独创性，能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突出社会矛盾，使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集中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可见，戏剧结构就是作家在进行戏剧文学创作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构思，经过集中、提炼的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环境等裁剪，合理而匀称地安排，组织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曾指出：“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这就是说，写文章必须注意谋篇布局，重视组织结构。因此，戏剧作品的结构，对于作品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形态的构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构成上，应有戏剧冲突，这是戏剧的一般规律。“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要在一定时空限度内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具有强烈而富于表现力的戏剧冲突。而《桃花扇》的戏剧冲突无疑就是侯、李的爱情故事了。《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就是作者借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在戏剧文学里，戏剧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事件、语言等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人物性格，表现矛盾冲突，展现思想和主题。这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特点。孔尚任巧妙地运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线索，把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运用一把扇子串联前后事件，最终反映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为戏剧冲突，展开戏剧的发展。展示人物行为动机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他（她）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的戏剧冲突，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直到南明灭亡，他们才得以重逢，而在他们团圆之际，却受到张道士的启示，两人忍痛割爱，双双入道。因为国破家亡，有了爱情又有什么用呢？而象征他们爱情的“桃花扇”也被张道士撕碎，掷于地下。因此，南明的结束是侯、李爱情的了断，作者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侯、李的分分合合，始终与南明朝廷的兴亡始末联系在一起的。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爱情悲剧为基点，以侯、李派生出各色人物，构筑起一系列事件，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该情节起伏多变，头绪众多，场面宏阔，但其结构始终不枝不蔓，浑然天成。正如作者所自道：“排场有起伏转折，惧独辟新境；突如而来，悠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见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这些有关戏剧的理念在他的《桃花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所谓道具，是指戏剧、电影和其它演出中所需的舞台用具。在戏剧文学中，典型道具特别能点明主题，有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作用，亦有对情节的发展、场面的展开乃至人物的塑造的美化作用，有的道具在剧作中还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物。在全剧中，孔尚任特意渲染了侯、李的定情之物——桃花扇。一把象征爱情离合的“桃花扇”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同时又是象征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覆亡。孔尚任在《凡例》中说道：“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观众当作巨眼。”可见扇的妙用，作者已刻意赋予其特殊意义。“桃花扇”作为典型道具的出现，首先作为情物。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时，侯方域将一把宫扇作为定情之物送给李香君，从此无名的扇子变成男女之情的信物。随着剧情的发展，道具“桃花扇”又作为一种武器。这时，扇不仅仅是指侯、李的爱情，更是指南明政权。“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里染上了悲壮的色彩。因而，桃花扇作为李香君不肯屈辱于权奸的一种武器，也是一个女人为爱情挣扎的过程，意味着南明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最后，道具“桃花扇”又作被撕毁形态，意示着南明的最终覆灭，是由于朝廷的腐败、内部的勾心斗角造成的。通过一系列的“赠扇”、 “溅扇”、 “寄扇”、 “撕扇”等情节，把多个人物与一系列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把宫扇成为“离合”、 “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烘托了全剧的主题思想，表现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也隐寓流露出作者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见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该剧将爱情主题与反权奸主题均收之“桃花扇”底，将二者的尖锐对立直推观者面前，从而表现出凄美的诗意，并以此作为剧本的题名，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充分体现了孔尚任独特的艺术匠心。在戏剧文学里，中介人物对于人物关系起着串联与互补作用。而中介人物，往往都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能充分深刻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本质和规律的人物形象。对于人物关系而言，中介人物能起到牵制和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能影响并推动人物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剧情的发展。《桃花扇》的另一特色在于利用中介人物杨龙友等人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在剧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穿插作用。杨龙友，他能诗能画，风流倜傥，游离于复社文人和阉党权奸之间，它既是马士英的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友、侯方域的朋友、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相好。他促成了侯、李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当闻左良玉欲移师南京，满朝官员一筹莫展时，他出面求侯方域写信退兵；当李香君大骂马士英而遭毒打时，他又巧加维护；当阮大铖诬陷侯方域私通左良玉而欲逮捕时，他又暗中促成侯方域的逃跑。孔尚任写出了这个中介人物的多面性。可见，性格决定着情节，情节的发展又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使剧情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能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风貌与本质，也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矛盾冲突，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戏剧性，从中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与性格。通过中介人物的串联与互补，巧妙地安排人物关系的变化，恰当地组织人物的矛盾冲突，有规律地影响并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成功塑造出人物形象。这又是《桃花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桃花扇》描写、概括如此广阔的、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如果没有精巧的艺术结构是很难成功的。其意义最突出的，就是达到了政治与戏剧的完美统一。首先，以政治斗争推动爱情发展，又借爱情纠葛来表现政治斗争风雨。侯、李爱情上的悲欢离合的结构主线，始终和国家兴衰存亡结合在一起。侯、李两人的合，由杨龙友、阮大铖等人促成的；离，也是由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而产生的。侯、李两人最后的合也非以往戏剧中的大团圆，而是在南明王朝灭亡之际，男女主人公在逃往路上偶然相遇；其最后的离，也因国家的灭亡而分离。可见，政治与爱情紧密结合。其次，在爱情离合的结构的主线下，虚写与实写，明写与暗写，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巧妙地组织剧情，集中地反映主要情节冲突，有重点，有深度。在剧中，实写李香君，虚写侯方域，反之亦然。李自成攻占南京，清兵南下，都作暗写，而权奸、复社文人之争等都作明写；描写李香君、候方域、马士英、史可法、苏昆生等用明写，主要情节和人物十分突出，使观众、读者觉得丰富又集中。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主体，也是戏剧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塑造人物形象是作品创作的中心任务，因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正是由于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焦点，所以在侯、李的爱情关系上，以严肃的写实笔调,通过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意义。首先，从性格方面来看，突出了李香君正直，刚强的性格；其次，从立场观点来看，反衬了李香君明大义，识大体的高尚气节；再次，从社会角度来看，折射了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南明的社会形态。可见，通过人物性格、语言方式、立场观点、社会角度等体现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因国家的灭亡而死亡。所以，戏剧所展现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南明灭亡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塑造来体现结构的重要性。故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意旨突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通过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反映南明历史的社会面貌。戏剧作品的主题，是作品所描绘的全部生活现象，既是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又称主题思想。主题是戏剧作品内容的核心，是一部戏剧的灵魂和统帅，也是一个作为作品中心的对体裁的思想认识。所以，结构对一部戏剧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戏剧作品的结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样式，都必须服从主题的需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戏剧结构时就曾强调要“立主脑”，而且说，主脑是什么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表明作品的结构应服从主题的需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对作品内容的安排，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材料怎样剪裁，章节怎样联结，首尾如何呼应等等，都应服从主题的需要而精心构思，周密布局。《桃花扇》所反映的是一部亡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悲剧，只不过是借侯、李的恋爱故事来哀悼南明覆亡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其意义是明确的，希望大家知道南明王朝覆灭的前因后果，借此惩创人心，突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到了政治意图。作者曾这样自述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又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就矣。”（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短短几句话，就已表达了作者那种不胜感慨的神情。显然，这种感慨不是因侯方域、李香君的恋爱波折而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生。体现了全剧的创作宗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对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以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作为古典戏剧的压轴戏，《桃花扇》一剧对我国戏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和清代洪升《长生殿》相比，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过去《西厢记》的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不顾一切阻力，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通过机智和勇敢终于走到一起。又如，《长生殿》的结局是杨贵妃虽然死了，但她与唐明皇的爱情致死不渝，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再如，《牡丹亭》的结局是杜丽娘经过生与死的较量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终于与梦中情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结局都是由于男女主人公通过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执着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 符合了以往戏剧惯常手法，平复和满足当时观众心理。反映了人民的美好善良的愿望，希望某些理想得到实现，同时又宣扬善恶因果报应的轮回思想，体现了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人民在精神上急于摆脱黑暗现实的浪漫理想。《桃花扇》整部戏剧结构的结局就不是大团圆之作，而是在张道士的训斥之下侯、李恍然大悟，最后双双入道。因此打破了以往戏剧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情爱观念，因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们爱情的意义在于抵制奸党，坚持民族气节，当奸党和国家名存实亡时他们的爱情也名存实亡了，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折射了人生的意义：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也是不能逃避的。《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显示出更大的现实主义的魅力，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中国古代爱情戏往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集中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控诉，强烈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无限向往。又如，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主要是借兴亡之感来突出杨、李爱情，从而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具有浪漫主义思想。可见，当时的爱情戏剧都是以“情”为主的，具有缠绵婉转的爱情主题。《桃花扇》不仅仅限于“爱情”之内，更添加了“政治”内容，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因为作者将爱情描写与政治斗争描写巧妙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爱情戏剧的新发展。一方面，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与南明兴亡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男女主人公的分分合合，无一不与南明兴亡相联系，突出其“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其两人的爱情作了单独描写，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从《桃花扇》的结构设计，已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爱情戏的一种新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剧往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过于虚幻则超出了历史的事实，脱离了现实生活，缺乏考证性，不符合戏剧要求。所以在此以往的历史剧结构，其实是完全按历史事实的发展逻辑顺序去编排设计的。例如，由于《长生殿》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联兴亡历史，不算历史剧，《牡丹亭》亦是如此。而《桃花扇》作为中国古代的优秀历史剧，是因为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这是古代历史剧的一个新的突破。在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比例最大。但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并不多，而《桃花扇》则是例外。孔尚任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突破了我国历史剧的发展。其一，书中所述事件大都经过作者考据，所出现的人物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真事。如：阮大铖、吴文箕等人，均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其二，剧中的内容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创造出的是能反映社会生活规律与本质的“艺术真实”，而这种艺术真实使剧作所反映的现实更具真实有力。如：李香君的溅扇、骂筵均是虚构，入道同样也是虚构。在历史上，侯方域是位阔少爷，而剧中却是经济拮据的落魄公子。明亡之后，历史上的两人不再相会，而剧中两人不但相会，而且入道，等等。正如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里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虚假。至于儿女之情，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想说明戏剧必须要有“根据”，又允许虚构，还可以深入到塑造人物形象时的集中与概括，使其具有戏剧艺术的美感。而《桃花扇》正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剧的模式上的创新，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利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结构框架，把明朝亡史书写了一笔。综上所述，孔尚任的《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作者借侯、李的爱情来反映南明覆灭的历史，尤其在剧情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中突出了戏剧结构的宏伟精巧，这是作者对明清传奇结构的独特见解。而且与其他戏剧相比，更突出了作者对审美意识的高度评价。因为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也开创了古代爱情戏的新发展，更突破了古代历史剧的模式，无怪乎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最典型的历史剧，更是明清传奇中借爱情写政治的巅峰之作，而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使其艺术结构得到极佳的体现。参考文献[1].张培衡、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6.[3].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4].张炯.中华文学史[M]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2[5].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曹廷华.文学概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7].饶芃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

孔尚任自称其写目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抒发历史兴亡和人生空幻的感慨，为后人提供历史与人生的借鉴。为此，他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又加以点染虚构，将侯李二人的爱情悲欢离合置于南朝弘光王朝覆灭的社会环境中，从中揭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孔尚任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马士英等人，同时也把他们安排为剧中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些祸国殃民的权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首先，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利，大权独揽，党同伐异。其次，当时清兵南下，国势颓危之时，他们或跑或降，一副无耻嘴脸。再次，他们与李侯之间的关系始末则具体揭露了他们的“殃民”劣迹。然而作者并不想把对这伙权奸的指斥作为剧本的最终旨归，该剧的立意深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剧和爱情剧。作者抛离了俗套陈说，宁肯用苦涩和失落来取代这些浅薄的认识和廉价的慰籍，从而使自己的剧作具有更为深入的历史纵深感和人生哲理感。作者并不满足“恶有恶报”的平庸结局，而是以二人的彻悟出家来作为他们对劫后重逢之后最终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从现实上来看，作品的思想旨趣表现了清初文人阅尽社会政治的沧桑巨变后对社会政治失去信心而产生逃避心态，从文化传统上看，它又是长期以来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一旦失去平衡后，人们难以承受因而恐慌失落心态的反映，从而揭示了清代文学感伤思潮内趋动力的一个重要侧面，这就是作品的思想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