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论文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大意是说，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上策，施行拷打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这是因担心屈打成招造成错案。又说，凡审问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他是在说谎，也不要马上反问。供词记录完毕而问题尚未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讯问的问题进行讯问。再把供词记录下来，再看有无没交代清楚的问题，再继续讯问，直到犯人词穷。对多次说谎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的，依法律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拷打时必须记录：因某人多次改变口供，无从辩解，拷打了某人。“其律当笞掠者”，是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刑讯的才可以刑讯。可以想见，何种情形可以笞掠，以及笞掠的刑具、笞打的数量、程度，都应有具体的规定。可惜秦简中没有具体的条文可查了。尽管如此，“笞掠”作为审判的一种合法手段，是被法律加以确认的。 在秦代，刑讯不仅施用于一般案件当事人，还施用于高级官吏，这一点与儒家主张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大异其旨的。《史记》载：赵高诬陷李斯谋反，将李斯关进监狱，并“榜掠千余”，使他“不胜痛，自诬服”。汉承秦制，其中也包括刑讯。《史记》载，刘邦对贯高“榜掠数千”，打得他“身无完者”。西汉初像法家一样主张“刑无等级”，当时的刑讯曾使位尊的大臣感到惶恐。大将军周勃被诬谋反下狱，后被平反释放。他说：“吾曾将百万兵，而今始知狱吏之贵也”。东汉也是“掠拷多酷，惨苦无极”。至魏晋南北朝时，刑讯逐步规范化。如北魏规定，对年满五十以上者不得刑讯，体弱者可酌减，而且对拷打用的刑具尺寸和拷打的数量都作了限定。唐代对刑讯的限制较严，官吏非法刑讯要严加惩处。《唐律疏议·断狱律·讯囚察辞理》：“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拷囚不得过度》：“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得不到真正遵守。非法刑讯、法外施暴的现象层出不穷，合法的刑讯仅成例外。至于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那样的酷吏，更是想出各种酷刑手段制造冤狱。明代法外用刑更为惨烈，直至清朝，非法刑讯依然盛行不已。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刑讯是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共生共存的。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刑讯即使存在过，也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周春秋的审判实行的是贵族共审制，即由五名贵族共同审断案件。如《训铭》载：审问案件时，有伯杨父、格、啬、谦五位贵族组成“合议庭”共审。其次，西周春秋的审判是论辩式的，即当事人均到庭，就争讼当面诉辩。《左传·襄公十年》载王叔与伯舆之讼，《左传·昭公七年》载章华宫吏与芋尹无宇之讼，双方均到庭诉辩。这种审判方式即《尚书·吕刑》所谓“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原告被告均应到庭，法官居中审判。这种审判方式是原被告之间冲突，法官观战，因此就杜绝了法官斥令打手去刑讯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西周春秋的审判是注重证据的。《尚书·吕刑》所谓“师听五辞”，“五辞”即具有文字形式的诉讼材料，包括誓辞、起诉辞、答辩辞、证辞、判辞。《左传·文公六年》载“董逋逃，由质要”，即处理走失的奴隶、牛、马所有权而引起的争讼，要以购买奴隶牛、马对立的契券为凭证。 综上三点，西周春秋的审判是共审制、辩论式、注重证据的。因此在总体上杜绝了纠举式审判，从而也就杜绝了刑讯的方式。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集权制王朝，其专制政体一直延续至清末。刑讯制度为什么与封建专制制度同生共存，自有其历史文化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虽标榜孔孟的“仁德”、“爱民”之类，但这种政治伦理理想，一方面在官僚们日常琐碎的政务当中显得黯然失色，另一方面又因为缺少宗教信仰的支持而显得毫无生气。南宋时，不少官僚受佛教“因果报应”、“六世轮回”之说的影响，对囚徒每存善念，对罪犯每施宽贷，以求来世善报，从而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我国古来有种观念，只爱其祖，亲其族类，不及其他。又有华夷之辨，视四边之族为异类。这种藐视人格的冰冷心态，正是酷刑和刑讯得以存在的民族心理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