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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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说的“仁”，首先是与人有关的话题，“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即爱，“仁”的本质就是爱人。因此，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简短而有力的回答，“爱人”。一方面，孔子的“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孝悌之爱，是一种自发表现出来的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目的之爱。另一方面，孔子虽然也说“泛爱众”，但是这种“爱”还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先爱自己的亲人，再把这种爱推及大众。其次，孔子的“仁”还表现为对人格的尊重。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人的志气、志向不容侵犯的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体现出了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当代更是被看做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把“仁爱”这一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就体现出了孔子对于百姓的爱，即“为政以德”和“养民惠民”。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又云“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些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就在于推己及人的“爱他人”，可以被看作是“仁爱”思想的延伸，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而阐发的。“孔子以敏锐的观察和思维能力抓住当时仁这个字所包含的爱人思想，加以明确、充实和提高，使它成为具有广泛意义的仁的哲学思想。”[2]孔子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仁”，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孔子给出了“仁”的3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道德和有道德的人。樊迟问：“何以为人？”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3]意思是说，有仁爱的人对于困难的事情要抢着做，对于接受奖赏的事情则要退于别人之后，能做到这一点便可以算是仁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第一个“仁者”的仁指有道德的人，第二个“仁”则指道德。第二层含义指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如《论语·子罕》中说：“仁者不忧。”第三层含义指真理。如“当仁不让于师”，意为面对真理，即使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能让步、屈服。尽管仁的含义有很多，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爱人”相关联，也可以说是和人的本质相通的。孔子看到了人的社会性，把人从怪力乱神的天命观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在受天命观笼罩着的西周时期是极为进步的。那么，在明白了“何以为仁”之后怎样做才能实现呢？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内在的道德思想，礼是外在宗法制度，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礼中有仁是对如何为仁的限定和规范。“克己”就是“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每个人都要限定自己的行为表现，使之符合社会规范，得到社会的认同。克己复礼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宗法制度统一起来，把宗法制度这种群体性的意志内化成每个人“为仁”的准则，即“为仁由己”。这样，以“仁”为终极目标的个体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是靠个人的努力实现“仁”，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群体的意志。作为先秦儒家的首创者，孔子看到了对人、对生命尊重的重要性，他的“仁爱”思想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基于“以民为本”的思想，孔子的“仁政”主要表现在以“民本”为核心的以德为政的政治哲学中，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主张以德治国，强烈反对“暴政”，要用“德政”代替“暴政”。德政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尊五美”①和除“四恶”。②若君主能做到这几点就可以减少滥用刑法、乱杀无辜的“暴政”，并且得到百姓的拥护，进而可以达到理想的政治状态，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体现。第二，是要做到惠民、富民和教民。首先是“惠民”，让百姓得到实惠和好处；然后逐渐实现“富民”，让百姓富裕、富足，人民富起来了，社会、政治才能稳定，君主的地位才能稳固，若是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就会引起人民大众的反抗，那么君主的地位也就难以稳固了；最后是“教民”，“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裕往往是不够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尤为重要[4]，所以要对百姓进行道德伦理的教化，使百姓按照道德规范做事，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以上这些治国方略和措施都体现了孔子的“德政”思想和对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的重视，是孔子“仁政”思想的特点。二在奴隶社会，奴隶可以被奴隶主肆意屠杀和买卖，奴隶没有作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后来随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就出现了原始的人道主义，社会上逐渐开始呼吁对人的尊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他的仁政思想。有关人性的问题是先秦诸子百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爱”的思想，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性论学说，表达了他对人的尊重与关爱。首先孟子“爱人”的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和前提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也”，而且是“仁之端也”“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人性中的善与爱是人生来就有的，并不被外在的、功利的因素所影响，所以，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因此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有向善的趋势，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是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孟子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来定义“仁”，也叫“四端”，即善的发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是每个人都有的。与四端相对的是仁、义、礼、智这4种道德行为，每一种道德行为的出现都是对人性“善”的外在体现，能做到这几点就可以成为一个善人。其次，孟子“爱人”的思想是对孔子的扩充与发展。孔子说“爱人”，是要先爱自己的亲人，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再把这种爱推及到大众；而孟子所讲的“爱人”则是直接要求人们把对自己的爱和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他人和他人的亲人的爱，进而爱所有人，也就是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对人的尊重与关爱并没有局限于有血亲关系的亲人，而是对天下所有人的爱。再次，对于个体的独立人格孟子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重视。例如，在对待君臣关系的问题上，孟子非常反对和鄙视那些对君主言听计从、无条件服从的人，并嘲笑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而是提倡‘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5]。这样的大丈夫，是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尊重的。最后，孟子还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再度表现了他对生命的关爱。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黎民百姓，他们都拥有平等生命权，无论高低贵贱，任何人的生命都应当得到保护与尊重。在孟子看来，君主要想得天下，不能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百姓的生命比君主及天下更为重要。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这正是对孔子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观点的发展。首先是要“得民心”，进而才能得天下。武王伐纣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殷纣王忽视了人民的重要性，他的暴虐统治早已失去民心，因此，反抗暴政的战争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则在于武王的仁政赢得了民心，是民心所向，暴政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以德服人才是“王道”。可见，民心的相背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其次，要尊重民意。正因为民心所向不但可以决定战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在“得民心”之后还需要继续的尊重民意。人民想要的，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得到；人民不想要的，也不要强迫他们接受，即孟子所说的“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这恰恰与孔子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就是要富民，让百姓有“恒产”进而才能有恒心。“仁政”的推行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再仁慈的政治也无法真的实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当百姓拥有了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再为生存问题而担忧的时候，政治的推行和道德的教化才可以进行。“恒产”，在孟子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指有土地。每家每户都有了土地，才能有固定的收入，同时国家也可以得到固定的税收。这样，在温饱问题乃至其他生活问题得到保证后，才可以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否则人就会无异于动物。这也正是“恒产”起到的基础作用，有了“恒产”，百姓才会有“恒心”。三在战乱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限制，孔孟的仁政思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孔子和孟子关于仁与爱的思想对于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事，都提供了很多正确的指导，同时也需要每个人去努力践行。其“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对于我党从人民利益出发，关注和保障民生提供了思路。以仁爱为基础的“仁政”，对于我党在进行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也依旧值得学习和借鉴。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