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1000字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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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 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以下是我整理的三千字哲学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点放在教授知识体系上，形成了满堂灌输的教学模式。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即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 反思 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和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式教学;诘问式互动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1)15-0274-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中心放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推理上，极力追求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遵循着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相关的哲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原理进行论证，或者再结合某些具体事例加以解释的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 教学 方法 非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甚或还起到了反作用，给学生一种说教或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导致学生有逆反心理或者高不可攀的畏惧心理，因此，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

一、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教学目的，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反思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

现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 报告 、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汪信砚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视同知识教育和知识传播这样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教学观念。这种教学观念是有其“论坛哲学”方面的根源的。时至今日,“论坛哲学”中仍然有不少人并不真正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至少是并不真正懂得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他们仍然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系统，并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1]。长期以来实际支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不断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唯恐遗漏了某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让学生记忆背诵那些并不理解也来不及理解的抽象概念，使得丰富多彩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失去了它应有的灵性，变成令人生畏的教条。“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哲学教育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问题，哲学被简约成一些概念、术语、原理、规律、范畴的堆砌，成为了异己于学生的僵硬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生活世界、改造生活世界的本真精神被遮蔽，断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反思、批判的理性之链”[2]。

因此，我们要进行哲学教学，就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进行准确定位，必须努力破除这种教学观念，确立起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真正相适应的教学观念。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结构严谨、高度抽象、逻辑性强、富于思辩性、富于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但其形而上的知识体系承载着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终极关怀，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思，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能脱离知识而孤立存在，但它又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功能，其根本意义在于关怀和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的崇高价值理想，可以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理想和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要充分展现这一根本的意义，就应从问题出发，特别要直面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引起学生普遍关注和困惑的现实问题，积极地回应和解决学生的各种思想问题，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运用专题性讲座取代体系性讲授，已经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所谓专题教学，就是针对某种现实需要，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线所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和教学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教学一定要符合以下要求:一是问题的现实性、思想上的针对性。哲学专题教学必须紧紧抓住学生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深入解剖和辨析，澄清学生的各种模糊认识或错误认识。比如我曾尝试过如下选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不容忽视”、“实用主义观念剖析”、“意识形态中的战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的自由与解放”，等等，不仅学生感兴趣，而且教学效果好。二是学科视野宽广、知识要点管用。对于哲学知识的传授，不是面面俱到、照本宣科，而是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人阐发其精髓，注重知识的应用价值，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认识现实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三是更强的探究性、更大的自主性。专题教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是一种研究式教学，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专题教学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探究性学习，要真正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必须要使学生在进行探究中获得体验，实现自主性发展。

二、以激发学生哲学思维为教学手段，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多年来，按照教授知识体系的教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基本囿于一种“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即使是有所改进，也正如孙正聿老教授所认识到的那样：理论课教学中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以“原理+实例”的方式进行讲授，在这种讲授中，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理论去解释实例，或者用实例去证明理论，而理论自身的“道理”却没有成为被讲授的对象，因而也就失去了“以理服人”的力量[3]。

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哲学思维的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维。它激发人们的 想象力 和创造力，冲击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弘扬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综合素质，因此，哲学课应该采取启迪式、思辨式、反思式和追问式的教学方式。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探索的精神动力应当是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环节。韩震教授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系统性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如

果老师不以某种方式引导学生进入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活动，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教哲学;如果学生不能主动地进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状态，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学习哲学[4]。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巨匠的著作都是用对话、 辩论 的形式写成的。以哲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在我看来就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诘问的活动，它可以表现为课堂上的对话式讨论和课堂外辩论竞赛等形式，由此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主体间愉悦教学，在思维交锋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目的。

所谓对话式讨论，指在平等开放的课堂上师生之间展开深层次交流。对话正成为教学改革浪潮中的显著趋势，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正逐渐代替教师的“一言堂”、“满堂灌”。因为有了对话，教师不再同化、固化学生的思维，而是鼓励学生 发散思维 ，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创新。对于哲学课程的教学而言，对话其实是对话双方的诘难，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曾经运用过。“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关于采用问答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其无知，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5]。苏格拉底把这种方法与他母亲的接生法相比称之为“精神助产术”，即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对话的方式，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追问，最后走向确定的知识——事物的本质。“精神助产术”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反讥阶段，先承认对方的论断是正确的，然后按照对方的逻辑从对方法的论断中推出矛盾，从而否定了对方的命题和观点。二是归纳，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再从一般性的命题推出反例，使对方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三是诱导，提出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真理。四是定义，对一般作出概要性的解释。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的教学中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反复论证和诘难，致使学生在问答的双向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方法与精神。

此外，与对话式课堂活动相配套，可以适当地引入 辩论赛 等实践环节。辩论古已有之，它体现了人类探求真理的冲动和享受思维激荡的乐趣。辩论，也叫论辩，是人们基于本身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的不同立场而展开争论的过程，是一个批驳谬误，不断加深各方对于事物的认知而逐渐统一观点、趋向正确认知的过程。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的选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是否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墨者黑还是近墨者未必黑”、“人人为我还是我为人人”、“人类是否将毁于科学技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金钱是否是万恶之源”，等等。通过辩论赛，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接纳、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中养成思考的习惯、形成批判思维和提高思辨能力，而且更能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形成社会责任感，树立崇高的理想。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最根本的素质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遵照邓小平同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本文中无论是专题式教学还是诘难式讨论的教学改革，最终都是落脚于增强马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实效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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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
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
“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
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
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
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
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
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骗或陷阱。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
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
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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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有一句名言：“对于人 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这也许可以说是哲学智慧关照，人生与关照自我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又一证明。因而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必须对自我的人生存在进行哲学思考，于是，我们把人生哲学的旨归指向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境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生活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思考人生。正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样，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自我。所以，每一个自我在展开自己人生历程的过程中无疑会显示其不同的个性风采。这似乎是对哲学思考所要求的普遍性原则的一个否定。但哲学的理性与智慧却可以舍弃这其中的个性而抽取其共性的东西进行思考，这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把自我人生作“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这样一个三阶段的划分，而哲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则贯穿于其中。1.认识自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他的后继者柏拉图进一步发挥道：“我们知道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我们却很难认识自己。”所以，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究人类自身，企图认识自己。就在人类的理性迈过了无数沟壑，走过了无数夜路中的迷途之后，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人，并在高举起大写的“人”的理性旗帜时，“斯芬克斯之迷”仿佛被破译了。然而，人类理性马上便又发觉，“斯芬克斯之迷”并未真正破译，而是在跨过了俄狄浦斯的悲剧之后以另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迷。于是，“人是什么”便又重新困惑着人类。
古希腊的一座圣庙，一进门的门柱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警世之言：“发现你自己!”当今社会，信息的充斥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思考能力，太平盛世的浮华使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白日里为各自的名利奋斗，夜晚被各种娱乐生活引诱，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找不到自我，甚至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脑海荡不起一点涟漪。时代的变化太快，走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跟着感觉跑吧！“不经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现在，信息时代的大潮正把社会推向一个“自我迷失”的时代。看看你的周围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北了。电视电影看多了，在生活里就像是在表演；够档次的人见多了，也会在圈子里装装优雅做做秀，把自己扮得很清高；语言技巧学多了，说了一箩筐话却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很多人现在说话做事是在模仿别人中生活，而不是在做自己。很多年轻人自以为很个性、很叛逆，标榜自我，其实并不是做真实的自己，而是在追逐新潮，抄袭别人的生活。现在就是一个做秀的时代，不仅名人会做秀，商家会做秀，官员也会做秀，老师也会做秀，据报道，在今年儿童节，在广州的一个六一庆典活动，领导、老师、嘉宾一个一个接着在台上长篇大论做报告，学生在台下个个眉头紧皱、酷热难耐，如受酷刑，大人们把儿童节变成了显示领导“重视”、实现宣传最优化、利益最大化的秀场，这哪是为儿童过节日！成人世界的“做秀文化”已经开始从娃娃抓起，不断熏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秀才”。现在一个五岁的儿童上台表演节目，也会打出大人们惯用的手势，煽动台下观众“给我点掌声啦！”，每当看到这类情景，我脑子里就自问：这真是孩子真实的心声，还是大人教好的？在这种迎合心理下成长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他自己吗？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杀人、自杀、跳楼、卖淫、包养等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其自身根源只有一个：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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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