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小论文500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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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普京竞选总统引发投票风波

　　3月4日的总统大选对于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本该是件易如反掌的事，他应该可以再执掌克林姆林宫六年甚至可能是12年之久。但去年12月4日俄罗斯杜马选举涉嫌弄虚作假一事激起众怒，不仅引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也使普京面临了12年前执政以来的最大威胁。

　　反对派领导人誓言要与普京同台竞选，但目前列名选票上的候选人却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按照选举规定，去年12月杜马选举投票后，已没有时间登记新的总统候选人。俄罗斯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Mikhail Prokhorov)决定参加总统选举，不过外界普遍怀疑他与克林姆林宫暗自勾结，他对此矢口否认。反对派希望的是，如果普京在今年3月的第一轮投票中没能赢得绝对多数选票，那么他至少要再参加一次决定胜负的选举，这在普京的政治生涯中将是第一次。

　　阿富汗

　　美国撤军促使阿富汗争取国外援助

　　美国驻阿富汗的10万美军中，约有三分之一定于今年9月前从该国撤离，今年预计将成为美国逐步降低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过渡之年。

　　在夺取对塔利班(Taliban)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多个据点的控制权后，美国领导的部队开始把关注重点转移至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山区，叛乱分子仍可以在这里瞄准阿富汗和美国利益目标。此外，阿富汗与美国部队目前正加快推进把安全责任移交给阿富汗的进程。

　　同时，美国和阿富汗的谈判代表将为恢复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而共同努力。谈判曾于去年秋天破裂，当时一名据称是塔利班和平特使的人杀害了阿富汗首席谈判代表。

　　随着美国及其盟国大幅减少曾经支撑阿富汗经济的援助资金，阿富汗领导人将努力于今年5月20日至21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北约(NATO)峰会以及七月份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捐助大会上争取长期海外支持。

　　此外，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第二届任期将于2014年结束，潜在继任者正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或者正为西方军队撤离后阿富汗导致国家分裂的内战做准备，后者将是最糟糕的情况。

　　非洲

　　老迈的领导班子VS年轻人的诉求

　　在非洲，老迈的领导人统治着由年轻人组成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19岁。对于这片大陆来说，2012可能是一个动荡之年。

　　在非洲西部，电力供应不足引发的罕见抗议活动持续一年之后，塞内加尔85岁高龄的总统瓦德(Abdoulaye Wade)正谋求在2月份再次参选。在非洲东部，72岁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仍然获得了新的任期，尽管失控的通货膨胀已经带来了其在25年的统治中最严峻的挑战。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87岁的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正在呼吁在本年度进行大选，结束千疮百孔的临时联盟关系。2008年选举暴乱之后，该国经济几乎没有得到恢复，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催生出面值100万亿的津巴布韦币。

　　在非洲大陆的最大的经济体南非，69岁的总统祖马(Jacob Zuma)打算在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12月份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上为赢得下一个任期获得支持，但他仍然面对着年轻领导人激烈的反对。这些领导人说他们才是这个国家失业大军的代言人。

　　非洲的各种紧张气氛指向同一个现实：曾经让年轻而胸怀大志的中产阶级崛起的人口因素正在为非洲的政治注入新的不确定性。

　　2011年，由年轻人领导的起义推翻了一系列北非独裁政权。如果现在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以及为国家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创造就业的话，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领导人就面临着相似的结局。

　　墨西哥

　　七月大选前找不到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墨西哥人将在今年7月1日举行投票，选出现任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的继任者。在6年任期中，卡尔德隆与该国的毒品卡特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截至卡尔德隆卸任，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预计将超过60,000人。

　　对于许多选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会追随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腐败但是效率低下的执政党吗，抑或是请回看起来更腐败但却也更高效的前执政党？或者他们他愿意把赌注压给相信社会制度将出现彻底变革的左翼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6年前奥夫拉多尔以微弱的差距败给了卡尔德隆，也正是他引发了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

　　许多人可能会选择“以上皆非”

　　到目前为止，胜算较大的是45岁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候选人涅托(Enrique Pena Nieto)。该党在2000年之前曾经风平浪静地连续统治墨西哥长达71年之久。这位很上镜的前墨西哥人口最多的州的州长最近失误连连：书展上，他竟然说不出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三本书的名字。此外，在一次采访中，他竟不答不出墨西哥数百万穷人的主要食品玉米圆饼的价格。但是他所在的政党有着强大的机器和墨西哥主要电视网的支持。

　　此时，卡尔德隆所在的墨西哥国家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y)还没有选出一位候选人，该党目前落后于革命制度党至少20个百分点。

　　无论哪方胜出都会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这个经济增长微弱的国家在未来6年的时间里或将面临石油短缺。除此之外，新的总统必须对墨西哥数量急剧上升的暴力活动，腐败严重的警察队伍以及司法体系进行有效控制。

　　委内瑞拉

　　查韦斯为自己的生命和政治前途而战斗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avez)曾在军队服役，他指挥的最有名的一次行动就是在1992年发动政变，结果没有成功。但在今年，这位前军官面临着三场难打的战役，即使是最有军事头脑的人才，在这些战役面前也会受到考验。

　　查韦斯首先要为他的生命而战。这位现年57岁的总统正与癌症搏斗，虽然他自己说现在已经没有癌症，但其准确预后是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密。多个情报机构的报告都说查韦斯可能挺不过2012年，他的支持者则说，“司令官-总统”(El Comandante Presidente)将会战胜癌症。

　　与此同时，在10月7日的选举中，查韦斯面临着从政以来最严酷的政治战役。委内瑞拉经济正在从衰退中复苏，犯罪率急剧上升，通货膨胀率被认为位居世界首位。反对党正团结起来，准备在2月12日预选中挑出一位唯一的候选人来跟查韦斯竞争。查韦斯的应对方式则是不顾一切地加大公共开支。

　　他的第三个战役是防止委内瑞拉财政失控。预计今年委内瑞拉的预算赤字将达到年度经济产值的15%。只要石油价格保持在高位，查韦斯就可以不断地印刷钞票、积累债务。如果油价下跌，委内瑞拉当局可能就会步希腊政府的后尘。

　　缅甸/朝鲜

　　两个孤立国家的变革引起关注

　　世界领导人将会仔细留意缅甸会不会扩大最近改革政治体制、开放经济的措施，以及独裁者金正日(Kim Jong Il)之死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另一个行事秘密的盟国朝鲜带来相似的开放。

　　美国和欧洲对这两个国家长期实施制裁，以惩罚其领导人侵犯人权、涉嫌开发核武器的行为。

　　在过去一年里，缅甸官员放松媒体管制，释放部分政治犯，并承诺改革在极大程度上由政府掌控的经济体制。缅甸官员还曾说，他们并没有和朝鲜一道参与核扩散。

　　缅甸与美国、欧洲的关系已经改善，让人猜想西方领导人可能会在2012年放松制裁。这样一来，随着油气公司、消费品公司和基建巨头涌进，人口5,500万、资源丰富的缅甸可能会成为一个热门投资题材。

　　目前朝鲜将会改革的迹象少于缅甸。从金正日12月17日去世以来，朝鲜官方媒体一直强调，金正日之子、指定接班人金正恩(Kim Jong Eun)将为实现父亲遗愿而奋斗──其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朝鲜半岛统一到平壤的统治之下。“三农”问题是首先要关注的大事。“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从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高，不仅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上升缓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不是缩小反而加大了。

每年在外打工的上亿农民，在城市处于最低阶层，工资水平极低。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不仅福利水平难以上升，而且导致其消费力极低，进而使得国内经济减少对外经济依赖性、扩大内需容易流为宣传口号。

要解决“三农”问题，一要创造条件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减少农村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二是要用法律保障农民土地产权及土地收益，使农民进入城市拥有最基本的财富起点；三要确立农民公民权利，使得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受到公平的基本的教育；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其次，目前市场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改变。理由有二，一是中国解放后“婴儿潮”的人口35-50岁）基本上达到顶峰，劳动力人口增长将出现放缓；二是从东南沿海的情况来看，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开始转变为供不应求。

笔者以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无法改变。一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尽管“后婴儿潮”时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但绝对量并不会下降；二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基本教育及高等教育大力发展，国内劳动力人口的素质越来越高，而就业机会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培养的增长；三是城市化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四是只要从农民工十几年来的工资收益水平增长幅度十分微小、甚至于没有增长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在未来一段时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仍然应该是宏观经济密切关注的目标。

第三，国内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与国内居民个人储蓄成倍增长，中国是否出现了资金过剩的格局？从近几个月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来看，遏制流动性快速增加成为央行的首要任务。就目前市场的主流意见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基本是外汇占款增长过快及居民储蓄过高的结果。对于前者，只要本外币市场分割、结售汇制度不改变，在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放缓的。对于后者，国内外学界一直在以中国人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说事，但实际上，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无论政府如何来提倡消费，无论政府把储蓄利率压到再低水平上，国内居民的储蓄并不会因此下降。

目前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过高，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在低利率政策下，无论政府采取多少行政性措施来压制这种过多的流动性，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此起彼落。当大量的流动性在市场流窜时，各种资产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如房地产市场与股市都会如此。

第四，经济生活严重的制度性利益失衡，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在短期内向少数人聚集。比如，目前市场炒作严重的蓝筹股，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国有垄断性企业或政府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使得市场化不充分的行业。这些企业的好坏并非是通过市场竞争，企业努力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垄断性政策轻易获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严重弱化绝大多数民众的劳动努力程度，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上述都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生活将面对的困难与问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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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地震

中南美国家海地昨天发生了7.0级地震，这是加勒比地区近年来遭遇规模最大的地震。海地首都太子港成为一片废墟，总统府坍塌，数千人在地震中遇难。
随着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的发生，中国人对地震的痛苦记忆越发强烈，因此我们也对发生在海地的这一次地震感同身受。更何况在这次地震中，还有8名我国驻海地维和部队成员被埋。他们的命运让国人牵系。在这个时候，发生在中美洲地区的地震，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命题。中国的国际救援队60余人，已于13日晚20点登机前往海地参与救援工作。
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各国民众都站在一起，那这种力量就是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凝聚力。所谓文明，指的并不是堆砌物质和炫耀财富的能力。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高楼大厦或许不堪一击。但是自然征服不了人类的友爱和互助。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始理解，其实征服自然的过程，本身就是我们互相帮助和扶持的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困难，因为危险总是不常出现。比如应对温室效应的努力，有反复也有分歧；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很迅速，因为我们在灾难和死亡发生时，突然发现作为个体，我们还很脆弱。
因此，是灾难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和守望。感恩是国际合作的责任。我们都还记得，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救援队相继前往四川，参与救援工作。而汶川地震后，当时的海地看守政府总理阿列克西、工商部长杜塞等还前往中国海地贸易发展办事处，悼念地震中罹难的国人。这说明，一场地震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而是一个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举例来说，地震发生的海地，人口密集、首都有60％的房屋因陈旧本来就存在倒塌的风险。
而守望既是惦念，也是防范。这一点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些年来国际性的防灾减灾呼声日渐高涨，每每发生灾难时，防灾减灾都会作为重要的政策被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灾难总不常见，因此防灾减灾的进度也会随着生活重归平静而怠慢。如果没有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各受害国家不会用极快的速度建立起海啸预警机制。而加勒比海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因为不经常遭遇自然灾害的袭扰，在防范机制上相应落后。

没有感恩，我们就不会在灾难来临时感同身受；没有守望，我们就不会变得更坚强，更互助。感恩和守望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面对灾难所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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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今年以来，美国政界要人、商界名流的访华潮一波接一波，涉华重要官员几乎“该来的都来了”，而刚刚结束的布什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形成了又一高潮。接下来，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又将拉开序幕。中美频繁互动凸显了两国关系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的与日俱增，首先是由于双边关系的背景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中国问题”正在转变为“中国崛起问题”，美国国内围绕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希望同中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这种相对务实的“中国观”又因美国认识到反恐战略的长期性得到加强。而中国也更加自信地谋求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同美国和睦相处、互利合作，对美外交的战略主动性明显增强。
其次，中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在同步发展。从广度看，中美关系的交往已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层面逐步拓展到战略安全层面、全球层面以及非传统安全层面。中美进行战略对话的同时，两国在反恐、防治禽流感等方面展开合作，两军关系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这表明中美交往领域的空白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经贸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化，使得双方都尽力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并设法通过协商化解矛盾。布什总统坦言：“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我不担心。”在华盛顿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也是机遇”。从深度看，中美交流与合作在逐步机制化，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司法体制等深层次议题，中国对美国的关注也从联邦政府、官员延伸到国会、地方和普通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还有另一方面内涵，那就是这一关系越来越具有牵引国际格局变动的重大作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日前在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指出，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的会晤中也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诚然，中美关系不仅攸关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越来越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动。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已经体现在近年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动中。中美双方都认为，在联合国改革、发展问题、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解决地区热点、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范自然灾害、控制流行性疾病等重大问题上，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肩负着重大的共同责任。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客观上对中美两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美国而言，是否真心诚意地接纳中国的和平发展，并务实地思考同中国的和平共处，考验着美国战略决策层的智慧；对中国而言，如何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确保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