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寺丞: 无定员正六品行，太仆寺负责马匹
行太仆寺：
卿 ：一人 从三品行太仆寺
少卿 ：一人 正四品行太仆寺
寺丞: 无定员正六品行太仆寺
主簿: 一人从七品行太仆寺
扩展资料
扬州马监巷名称来由：与明朝马政制度有关
农历马年将至，其实，扬州有很多带“马”字的地名。比如，市区有马神庙、马监井、马坊巷；高邮有马棚；宝应有白马湖；江都有嘶马；仪征有马集……说起扬州带“马”字的地名不可谓不多。
扬州“马”地名不少
马乡在大刘庄四间屋一带
还有一个月就是农历马年，有关马年的话题被人们挂在了嘴边，甚至连被广大网友调侃的“马上体”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殊不知，扬州也是一座和马有着密切关联的城市，很多地方甚至至今还留有带“马”字的地名——比如马监巷、马坊巷、马神庙、马摆渡、下马桥、洗马桥、大马桥……扬州含“马”字的地名真不少。
据了解，扬州“双东”的马监巷，就是明代专门管马而设的机构。马在当时非常重要，特设机构专门管理马匹的使用与生存发展；
有管马的机构也就有专门放牧马群的马乡，马乡地方广阔，一马平川，为的是方便练马、养马；其地有多家养马专业户，他们被指定专门养马。地点在七里甸西大刘庄四间屋一带，上年纪的人仍称此地为马乡。
扬州有专门贩马、租马和用马的马坊巷。在南门外，有马摆渡。扬州用“马”命名的桥也不少，止马桥在东关薛家巷前，因明朝正德皇帝驾过此桥，为此立碑，文武百官必须于桥前下马下轿过桥，以表示对皇帝的尊敬。
后来改朝换代，人们以同音名改为芝麻桥。至于洗马桥，则与明朝大将常遇春有关。
马监巷
与明朝的马政制度有关
中国剪纸博物馆在马监巷南端。说起马监巷，当然也与马脱不了干系。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开始实行官牧，在民间推行养马政策。扬州的这条马监巷就和关于马的制度有关，明代曾在这条巷子里设过牧马监署。
史料记载，南宋隆兴时曾在扬州设过马监，《宋大城图》中明确标注着马监巷，当时的马监巷在今南门遗址的北侧，在江隆大厦这一块地方。明初，边关戎事不断，更需大量的马匹，因而明王室对马匹特别重视。
从洪武、永乐年间开始，围绕着“官牧”和“民牧”，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马政制度。《明史》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开始实行官牧，设太仆寺、牧监、牧群等部门督理国家马匹牧养与使用事宜。洪武七年(1374)设有5个牧监，下辖98群马。
此后陆续增设，至二十三年(1390年)增加到包括江都、仪真、六合、天长在内的14个牧监，并建立衙署。《嘉靖维扬志》记载，江都的牧马监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建立了。
永乐初年，官牧全面改为民牧。在依“丁田”(人力物力)派养制的基础上又推行减赋优惠。弘治六年(1493年)，明政府又推行“免粮”(税粮)养马制，扬州府每200亩领养公马1匹，每300亩领养母马一匹，都享受优免田赋的待遇。
永乐以后，马政逐渐衰败，官养、民养马匹逐渐难以满足军需、官用，只得开设马市，以其他货物换取马匹。当时马匹官控，马市官设，马匹出售要洗干净才有好卖相。
今离马监巷不远的湾子街上的马市口、洗马桥；东关街上的马坊巷、大草巷、小草巷都与马有关，是留在地名上的遗迹。一直到清代，全国官设马市才逐渐废止。
江都嘶马
岳飞在此大胜金兵
实际上，扬州和“马”字有关的地名，不仅局限于扬州市区，在宝应、高邮、江都、仪征等县市都有很多带“马”字的地名，比如，宝应有白马湖、马墩、马厂、驻马街；高邮有马棚；江都有嘶马；仪征有马集等。
在这些带“马”的地名中，当数嘶马的名气最大，据说与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有关。据史料记载，南宋时金兀术率部南下进犯，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
当时，岳飞驻守郭家村，岳飞利用遍地皆沙的地势，在战马尾巴上系上树枝，在每家门前的树上倒吊一只羊，后腿悬空倒挂，前蹄松开，紧挨着前蹄置一面大鼓，一声号令，骏马飞奔，嘶鸣之声震天，树枝激起沙尘，郭家村上空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悬于树上的羊前蹄击鼓，声震四方，分明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而来。如此声势，吓得兀术心惊胆裂，岳家军和百姓乘胜出击，金兵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此役，岳家军大获全胜，百姓为纪念这场战争，将郭家村改为“嘶马”。从此，嘶马的名气和岳家军一起声名远播，即便如今，人们一提起嘶马，耳畔犹如骤闻萧萧马鸣。
【市民建议】
可将“五马”作为古巷游卖点
教场的对面，过去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庙宇——马神庙。昨天，记者前往探望，如今，马神庙成了一家企业的宿舍，早已破败不堪，早无往日之繁华。
根据史料记载，因明代在扬州设牧马监，祀马神在这里，故称马神庙。据老人们介绍，马神庙内供奉着关帝神像及红白二马，即关羽的赤兔马和赵构的白马。
清乾隆年间，马神庙内办过扬州营义学。民国以后，这里先后成为江都县民众教育馆、城中小学、江都县立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改设江都县简易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马神庙故址初为苏北行署文教处办公地，后改建为苏北图书馆，馆内曾设书场。著名的评话艺人王少堂、康重华等均在这里表演过。许多老扬州回忆起马神庙内的图书馆仍记忆犹新。
如今，东关街和东圈门的古城旅游景点已成为扬州旅游的热点。此前，不少老扬州建议将扬州的马监巷、马坊巷、马神庙、洗马桥和马市口等“五马”连成一线，作为扬州古街巷游的一大卖点，充分体现扬州的“马文化”，扩大扬州古巷游的文化内涵。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扬州马监巷名称来由：与明朝马政制度有关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明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选择了正确的改革路径：通过考成法加强中央集权，然后进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使国库充盈，百姓赢得更多经济自由。但这位一代名臣未能修身正己，“身后一败涂地”，延祸子嗣及部属中国历史上变法者下场好者并不多，不过原因并不相同。商鞅是不懂得妥协和让步，王安石是新法在实施中被扭曲了，张居正则在于个人品性。 在张居正主政前的几十年和主政后的几十年，明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张居正扶植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推行新政的十年中，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也有较快发展。以后的史学家对他还是肯定者居多。 当张居正进入明朝的中枢出任内阁首辅时，明朝已走过了两百年的历程，封建王朝所固有的弊病都显现出来了———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在他的同僚们歌舞升平、吟风弄月时，他深深感到帝国的危机。所以，当他在隆庆六年（1572年）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就决心为国尽忠、力挽狂澜。 他的新法在前五年中着重伸张法纪、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即进行政治改革。在后五年中重点是改革赋税、发展经济，即进行经济改革。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张居正只有牢牢掌握了权力，其新法才能较为顺利地实施。因此，这种先政治后经济的变法途径是正确的，也是在他任职期间，新法有成效的基本原因。 张居正的新法并不是改变旧法，而是“为祖宗谨守成宪”，恢复朱元璋时代政治的控制力和官僚体制的活力。他的《陈六事疏》中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核心仍在于加强集权和政令畅通。 他最有名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是“考成法”了。其内容是，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应办之事按道路远近、轻重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并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分别为部、院存底，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和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注销一件。未完成者要如实申报，否则以违背论处。六科监察部门检查六科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检查六科，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表面上看，考成法是一种绩效考核制度，目的在于提高官僚体制的办事效率，落实责任制。其实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把作为行政部门的六院和作为监察机制的六科都控制在内阁手中，这无疑改变了过去皇帝绝对权威之下的两权分立，加强了中央集权，其实就是内阁首辅的集权。在此基础之上，张居正才较为顺利地实施了整顿驿传、清理官学、裁减冗官等减少老百姓负担和政治腐败的政治改革及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经济改革。 一个政权能否维持关键还在于经济。无论官场多腐败，只要经济形势真正莺歌燕舞，也可以维持下去。老百姓不关心谁掌权，只关心日子过得如何。官场腐败引发政治危机还在于官场腐败直接破坏了经济。张居正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并不好：洪武年间，全国登记的土地为亿亩，到万历六年时，官方征税的土地只有亿亩。这消失的近40％土地落入了皇亲国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土地集中兼并破坏了农业生产，也减少了国家税收。如此下去，国将不国是无法避免的。 张居正在清丈土地、核实户口的基础上实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明代赋役分为以田税为主的赋和力役。力役包括力差和银差在内的经常性力役（称为常役）和临时性力役（称为杂泛）。力役成为百姓不堪重负的负担，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但他推广了这种做法———把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力差、银差、杂泛等合为一种，归入田赋，按田亩核算，统一征收，并允许除漕粮外，均可折成银两交纳。一条鞭法的实行不仅打击了豪强世族隐匿田亩、偷逃赋税的不法行为，而且，用货币代替实物和力役，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是公认的事实。这与一条鞭法有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张居正的新法对民富国强都是有功的。万历以前，国库空虚，张居正死后，国库存粮可以满足9年的需要，太仓中的存银600万两，太仆寺存银400万两，南京国库有存银250万两，各省存银也在15万—80万两之间。明末史学家谈迁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 但张居正下场并不好。尽管他生前享尽荣华，但死后不久即遂遭剥夺、满门查抄，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十数人饿死，部下皆被裁撤职务。正所谓“身后一败涂地”。 封建社会中是帝王创造历史的，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帝王的态度。张居正新法成功正在于万历皇帝对他弟子般的尊崇和支持。在万历心中，张居正原本是一个为国为民的道德君子。张居正摆出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要求万历皇帝戒奢戒色。他死后，万历皇帝发现，张居正原来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不让皇帝奢华好色，自己却饱享酒色之乐———他起居奢华，接受了戚继光用军费购买的绝色美女（据说还是异族），身体不支吃壮阳药，以至于火气太大，冬天都无法戴帽子。张居正的父亲、子弟也颇为贪赃，两个儿子同年中状元、探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考场有弊。皇帝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张居正却既这样又那样，这不能不使皇帝恨张居正，这一恨就决定了他可悲的下场。 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会损害某些既定利益集团，他们奋起抗拒是正常的。变革者人品正直如王安石者尚要鸡蛋里挑骨头，像张居正这样己不正者，骨头不就到处都是，能有好的下场吗？ 变革者是为社会、为身后万世名的，这就要放弃俗人的钱色之好，管住身边的人不要惹事发财，没有个人操守的变革者终久难免“尔曹身与名俱灭”。对一个凡人来说，修身正己都很重要，何况推动历史前进的改革家乎？（录入 钟婷）
写过了，怎么给你。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注意写寺庙的历史，建筑风格，文物价值和在社会上的影响等，具体如下： 第一段，开头，大致是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不仅给世人留下神圣的信仰，还有各种寺庙文化和寺庙中的文物。 第二段，从两个方面介绍中国寺庙。一方面是中原佛教，有白马寺，南海禅寺等。选一个介绍历史和建筑风格等 第三段，另一方面介绍藏传佛教的寺庙。典型的有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等。同样的介绍那些方面。 第四段，写世界上佛教国家的寺庙。尼泊尔，锡金，印度的都行，推荐写印度，因为是佛教发源地。 第五段，结尾。纵观全文，发些感叹。 我觉得这样就行了白马寺：布达拉宫
人的需要人有两种需要：一是身体的需要，一是心灵的需要。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冷了要穿衣，行路要车马，类似这样的一切都是肉体的需要。还有一样心灵需要，比如两岁的小孩子，他吃饱穿暖了，也不饥也不渴，身上也没有病痛，一时离开了他母亲，他就大哭起来，他的哭是为了什么？在身体方面虽一无所缺，但他那小小的心灵需要母亲的爱；等他渐大一点，母亲就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需要，他要朋友，他要娱乐；等他到上了大学，母亲、朋友、娱乐仍不能满足他，他要寻找美丽的配偶，把他的情和爱，都寄托在配偶的身上。 等他结了婚，他不缺身体一切的需要，人生的需要好象应当到此完毕，不再有需要，但他心中强烈的需要并不满足，他还需要事业、名望、地位和儿女，等到事业作了一番，儿子也有了，他的心灵应当满足，不再另有所求了。不，他还有需要，他大半的人生过去了，头发苍白了，牙齿动摇了，眼睛昏花了，耳朵发沉了，拿起结婚的照片一看，当年的风采哪儿去了？！怎么变的这样多呢？这时他心中又起了一个更大的惧伯和需要，最好能长命百岁的活下去，他心灵里就空虚起来，好象一切的东西都被剥夺了。你若是一个青年人可问你的祖父：“你的心满足了吗？”他一定要摇摇头；你若已经作了祖父，你要说：“这是实在的”。 有一首古诗，描写人心的不能满足，说得很好：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俱已足，又思娇柔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良田置得多广阔，出入又嫌少马骑， 槽头扣了骡和马，恐无官职被人欺，七品县官还嫌小，又想朝中挂紫衣， 一品当朝为宰相，还想山河夺帝基，心满意足为天子，又想长生不老期， 一旦求得长生药，再跟上帝论高低，要问世人心田足，除非南柯一梦西。 那么，如今到了科学的时代，人心当然需要更美更高的享受，人需要的虽然有些不同，但需要的本质上仍是一样的。可是心灵不能从物质里得着安慰。物质的享受只能满足身体的需要，要满足心灵的需要，那只有属心灵的东西。的确，神能满足人心灵的需要。当有疾病、有危险、有艰难、有失丧的时候，当亲爱的人离别、故去的时候，当心里孤单、无聊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回到神那里，就象两岁的小孩子跌倒了被抱在母亲的怀中一样得安慰。有多少信真神的人，他们为什么宁死也不放弃主耶稣？因为他们找到了心灵的安慰者、引导者和拯救者。 信真神更大的福气，就是解决死的问题，得着永远的生命。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到年老的时候，或是疾病危险的时候，他们要离别这个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心灵中有极大的盼望和安慰，所以有许多信主耶稣的人将要过世的时候，看见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看见天使来接他们，就含笑断气。他们亲爱的人也因着他们所得的安慰而心中充满了安慰，你且访问那些诚心相信主耶稣的人家，他们都能告诉你这一类的事情。 耶稣基督真是人类的救主！他能满足人心灵深处的需要。 您若愿意，可以和我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是个罪人，因不知道你是我的主，而任意妄为地随从属世的私欲生活，求你赦免我。我现在要抛弃一切只为自己、只靠自己的生活，按着你的旨意去生活。我相信耶稣是替我的罪钉十字架，是我灵魂的救主。 主耶稣啊，求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愿打开心门，求你进入我的心，作我的主。 求圣灵带领和保守我，使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谢谢你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论文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一
对于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初笔者是从海外政策角度开始探索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层的，在政策演变的背后，影响政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变化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是时代的演变。如果仅在政治史的范畴里，停留在政策层面，就难以理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动。因此，社会变动的原因需要深入到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探求。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单就研究明代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译本出版后，白银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书评如潮。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弥补以往白银研究的不足之处，相反倒是使研究的实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的变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角度加以论证和解释。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近年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质疑，这说明研究正在走向深化，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但是，迄今学术界没有对货币经济在晚明迅速发展的现实给予足够的注意，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以及白银货币化过程的重大影响。事实上，货币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系，却又有着相对独立性。货币变动不一定是商品经济变化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这一点已为货币学家所证实。笔者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并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视角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探索。
二
白银在明代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翻开《大明会典》，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但是，明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白银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经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427件中使用通货情况进行分析，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就彰显了出来。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化、弘治（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才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明朝成、弘年间以后，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到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货币的流通，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市场，贵金属货币流通、循环，注入人们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是从这里开始，或者说可以在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嘉靖年间（16世纪40年代），这一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隆庆元年 1567 ，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就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也可视作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
三
由于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求远大于供，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扩展。
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而只能以中国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的开发来解释。因此，日本银矿产量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谈到美洲白银，我们以往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开始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美洲白银在16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且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四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以贵金属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
简言之，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
（1）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变；
（2）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
（3）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4）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
（5）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6）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鉴于此，我认为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这是我们研究晚明社会的一把钥匙，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社会转型的性质。
另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白银货币化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中国才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当世界逐渐形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它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高一就需要论文了？
1、明朝建筑的风格特点比较严谨、工丽、清秀、典雅，具有江南艺术的风范。大多数的民式建筑都是使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大多数都是使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2、在明朝，官式建筑的高度都是标准化、定型化的，而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房屋主体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暖色，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大多数都是使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种搭配不仅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3、清朝建筑的风格是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且又富于人情趣味。清朝建筑的特点是，城市比较方整，但是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4、在清朝，城市中或者是近郊一般都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也有所增多。重要的房屋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是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另外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5、清朝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从而简化房屋结构，节省了大量木材，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另外在清朝建筑中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6、由于斗拱比例缩小，所以清朝建筑的官式建筑的出檐也相对减少了，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所以呈现出拘束但是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7、官式建筑目前已经完全定型化、标准化，需要根据清朝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来执行，而民间则需要根据《营造正式》、《园治》来执行。另外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所以使用砖来建造房屋的家庭突然增多，而且城墙大多数都是以砖包砌。
五金店有卖的。鼎炉的制作需要较高的技艺，而五金店通常有特殊的技术，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鼎炉，满足宗教仪式的需求。鼎炉有非常精美的刻画和雕琢，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具有多重功能，可以为佛教僧侣们提供斋灶和加持者，还可以为家庭提供精神上的可贵守护。
注意写寺庙的历史，建筑风格，文物价值和在社会上的影响等，具体如下： 第一段，开头，大致是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不仅给世人留下神圣的信仰，还有各种寺庙文化和寺庙中的文物。 第二段，从两个方面介绍中国寺庙。一方面是中原佛教，有白马寺，南海禅寺等。选一个介绍历史和建筑风格等 第三段，另一方面介绍藏传佛教的寺庙。典型的有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等。同样的介绍那些方面。 第四段，写世界上佛教国家的寺庙。尼泊尔，锡金，印度的都行，推荐写印度，因为是佛教发源地。 第五段，结尾。纵观全文，发些感叹。 我觉得这样就行了白马寺：布达拉宫
宝塔寺，乾清寺都是
关于“系统的介绍佛教寺庙，包括寺庙文化之类，典型寺庙”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写过了，很难写出新东西来。所谓论文嘛，应该有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有创新的观点，要不然不能称之为论文，只是一篇游记啥的。建议写一篇关于现在寺庙经商的文章，阐述一下在现代社会，寺庙经商行为是否符合佛教教义。大家大概都听说过关于少林寺有上市的传闻。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迪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 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 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他的目标是为了找出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不过与当时许多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韦伯最初并没有打算衡量和评断东西方两者的优劣；他希望专注于研究并解释西方文化特殊之处。在他的研究分析里，韦伯指出卡尔文主义（或者更广泛的—基督教）宗教理想的影响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这并非促成发展唯一的因素。其它重要的因素还包括了理性主义对于科学的追求、加上数学的科学统计、法律学、以及对于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统化、和经济上的企业。最后，依据韦伯的看法，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只不过是探索一个阶段的变革，亦即那些让西方文明突出于其它文明之外的重要特征。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韦伯指出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从没有试着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韦伯主张，虽然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法抵销其它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① 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择。②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困难③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④ 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 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 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韦伯主张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与他对印度宗教的研究作品一样 ，一定程度上是其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的反证 。 与马克思相比 ，韦伯虽略逊深刻，却能以广博见长 ，在对于印度，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及其文化的了解方面 ，甚至超过了马克思 。韦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吸引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精神层面 的关注 ，使传统与近代的关系成为学者思考的问题 ，从而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 ，加大了历 史认识的深度 。然而 ，在新儒家学者证明属于“ 亚洲四小龙 ” 的儒家文化圈也生长了工业化这一 “ 资本主义文明 ” 之后 ，韦伯在中国遭遇了带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于是，不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渐渐离开多数中国学者理论追求的场域 ，韦伯的思想理论也几乎不见了踪影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及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解释系统 ，先后在中国学者不断趋新的理论追求中悄然逝去 。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印度的社会体制是由种姓制度的概念所形塑，直接连结了宗教思想与社会上的阶级分隔的关系。韦伯描述这种种姓制度是由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战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劳工）所组成。接着他指出种姓制度在印度的散布是因为历史上的征服侵略所造成，某些部落遭到了边缘化、种族制度也因此越来越根深蒂固。韦伯特别专注于对婆罗门阶级的研究，并分析他们为何能够占据印度社会的最高阶级位置长达数个世纪。在研究了佛法概念的影响后，韦伯总结认为印度社会的道德观多元倾向，与儒教和基督教普世而统一的道德观不相同。如同中国一样，他注意到种姓制度也妨碍了印度都市独特阶级的发展。在研究的总结里，韦伯将他对于印度社会学和宗教的研究与之前对中国的研究综合起来。他注意到这些宗教都将人类生命的意义解释为超脱世俗的或是神秘性的经验，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通常倾向于厌恶政治，而社会架构往往被区分为受过教育与否的两种阶级，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先知或智者的榜样，而未受教育的大众则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庸俗里并且相信迷信的民间巫术。在亚洲社会，如同基督教弥赛亚一般、能够不分受过教育与否皆给予救赎和指引的救世主并不存在。韦伯主张，正是因为弥赛亚救世主起源于近东国家，使得他们与亚洲大陆的主要宗教产生差异，西方国家也因此免于陷入中国和印度的道路。韦伯在他下一本着作《古犹太教》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论点。 《古犹太教》 《古犹太教》是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第四本着作，韦伯试着解释“各种情况的结合”导致了早期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尤其是将西方基督教的世俗禁欲主义与印度发展出的神秘冥思信仰相对照时，这种差异显得特别明显。韦伯注意到一些基督教的观点带有征服和改变世界的理想，而不加以逃避之。这种基督教的基本特征（当与远东的宗教相对照时）则是源于古代犹太人的先知。当韦伯述及他研究古犹太教的原因时，他写道任何在现代欧洲文明传统下成长的人都会自然的以一连串的假设来解决遇到的历史问题，这对他而言是不可避免而且也相当合理的。这些问题将可以找出在各种情况的结合下，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普遍的独特文化涵义。韦伯分析了中东贝都因人、城邦、牧人和农夫、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兴起和衰落。联合王国的时期就彷佛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将出埃及记以来的联邦时期与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殖民时期一分为二。这种时期的区分和宗教的历史有极大关系，由于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是在以色列联邦时期形成的，它们在联合王朝衰败后成为了先知概念的基础，并在后来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伯讨论了早期以色列的联邦架构、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 独特关系、外国宗教的影响、宗教狂热的形式、以及犹太教祭司们对抗宗教狂热和偶像崇拜的斗争。他接着描述了王国的分裂、圣经的先知们在社会方面的态度、蛊 惑人心的政客、宗教迷信和政治，以及先知们的道德观。韦伯注意到犹太教不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始祖，同时也是现代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韦伯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韦伯主张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 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常规的”权威形式，也就是传统或者官僚型支配。同样的，他也注意到在纯粹的传统型支配里，对于支配者的 抵抗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传统的革命”。因此韦伯也暗示了社会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利用官僚的架构制度。尽管韦伯庞杂的著作中暗示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他自己十分小心避免进化论与目的论的逻辑。韦伯在三种正当支配之外，还曾经提出意大利的城市共和政治是一种非正当的支配，可见他的支配类型学仍有模糊之处。他对民主政治魅力型领袖与官僚铁笼之间互动的悲观，也对后世的民主理论，特别是熊彼得的精英政治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伯对魏玛民主的看法似乎预见了纳粹的兴起。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的是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韦伯的研究领域也与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相同，宋巴特则将资本主义的崛起归功于犹太教的影响。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它主要贡献（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的原则是社会学主要的研究范例之一，支持者和批评者都相当多。这种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不能彻底的归纳和记载，因为研究者必须一直有着概念上的认知才能加以探索之，韦伯将这种条件称为“理想形式”（Ideal Type）。这种理想可以这样子归纳：一个理想的形式是由许多现象提供的某些特征和成分所组成，但它却不会与任何特定的现象有着完全一样的特征。韦伯的理想形式成为他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韦伯承认这种“理想形式”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他主张任何想要了解特定社会现象的人都必须有这种理想形式，因为与物理的现象不同的是，社会科学还牵涉到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而这只有可能以理想形式的方法来加以解释。理想形式的概念，加上他的反实证主义的立论，可以被视为是他对“理性的经济人”的方法论假设的辩护。韦伯并且公式化了社会阶层的三大要件理论，主张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和团体（或政党）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要件。 社会阶级是以在经济上与市场的互动所决定的（物主、承租人、员工等等）。 社会地位是以非经济的成分如荣誉、声望和宗教构成。 政党则指一个人与政治界的联系。 而这三种要件都会影响到韦伯称为“生涯机会”的结果。韦伯对经济学还有其它一些贡献：包括了经过认真研究的罗马农业历史，和他在《经济和社会》一书里述及的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韦伯也在书中呈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评。最后，他在《经济与历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仔细研究则可以被视为是经济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男，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的起草设计。韦伯同泰勒和亨利·法约尔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弟弟为德国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出版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政治论文集》（1921） 《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 《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 《经济与社会》（1922）《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科学论文集》《一般经济史》《国家社会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等。马克斯·韦伯，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图林根，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代表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次发表于1904—1906年，一经问世便立刻引起读者的巨大兴趣，其影响超出了历史领域，也使刊载它的《档案》杂志的销量成倍激增。时隔百年，学界对这部作品的讨论依然热度未减：一方面，重温经典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解读视角，激发更多读者深挖本书的内涵；另一方面，韦伯独树一帜的解析思路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观点对于处在历史进程中的我们，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借鉴意义。学界泰斗，独树一帜构成百年经典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与马克思、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与同时期其他伟大思想家相比，韦伯的思想独树一帜：从文化和观念的层次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经济现象。由此，韦伯引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后，韦伯将对资本主义的探讨，延伸至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探讨，他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理性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摆脱不合理的欲望和对世俗的依赖，其行动被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本书涉及的重要主题是人类精神活动对行为的影响，韦伯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精神力量的来源时也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做了精确的分析和大胆的预测。人到底为何努力工作，为何积累财富呢？在资本的推动下，人类将走向何方呢？时过百年，韦伯的前瞻性言论依然值得细细品味。名家导言，全新视角解读韦伯命题为使更多读者走进韦伯，读懂韦伯，译林出版社诚邀著名社会学者周雪光为此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撰写“导言”。周雪光先生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资深韦伯研究专家。在带领学生共同研读韦伯的过程中，周雪光教授同步完成的七篇读书笔记，以简明扼要的总结厘清了韦伯的主要思想，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拉近韦伯与更多读者的距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秉持韦伯著作一贯的风格：逻辑缜密、主题宏大、表述严谨。周雪光的“导言”精准地抓住本书的核心命题，以简练的语言构建出韦伯的思维框架，对于初读韦伯的读者来说，这样的介绍无疑是最好的入门指南。此外，考虑到时代的演进和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周雪光在“导言”中贴心地指出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遇到的困惑，并给出读懂韦伯的具体方法。除了内容，周雪光更有意引导读者学习韦伯的研究方法，为经典作品赋予更高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