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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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1日 (农历二月十六)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在国内发行外汇兑换券。国务院规定，外汇兑换券是一种含有外汇价值的人民币凭证，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过入中国时，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以当时的汇率，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使用兑换券可以购买一些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紧缺商品。外汇券面额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种面额，它的官方兑换价与黑市价向来有很大距离，依规定不准私自在民间兑换。外汇券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纸”。后来东西多了，人民币啥都能买到了，进友谊商店也不用看护照了，1995年1月1日外汇券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些人开始收藏它。【拓展资料】外汇券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一个新生事物。从理论上讲，它本身不是货币，其性质是一种含有外汇价值的人民币票证，完整称谓是“人民币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前提是“人民币”，是人民币外汇兑换凭证，视同旅行支票或水单，是一种支付凭证。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差异等原因，外汇券发行初期，内外各方面对此举措议论纷纷。拥护者认为：它是一种创新，方便出入境旅客，可防止套汇，有利于创汇，增加国家非贸易外汇收入，便于三资企业计算外汇留成。反对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外汇券是一种票券，一定范围内具有计价、流通等货币职能，但非正宗货币。主要体现为，它印有与人民币等值的面值，但不像人民币单独使用；与外汇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功能却有实质不同，只能在我国境内流通使用，而外汇是国际间收支买卖、借贷、转移的结算手段，可以用作国际上各国资产、债务清偿、有价证券、凭证等；与外币区别显著，外汇券只限国内市场替代外币流通，而外币可在国际市场自由兑换，如：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又别于当年独特“票证时代”流通中的粮、油、棉、布、糖、烟、酒、煤票，可单独使用，具备货币功能。此外，虽然外汇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但这种有价证券与人民币等值，辅币与人民币混用，加之用它购买任何商品，包括当时凭票证供应的物资，都无需再提供票证，具有特殊的优厚条件。为此，在人们的理念中，外汇券具有替代货币的概念，在当时被外国客商认为是一种“特权”的货币。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亿美元，同比增长；投资收益流出亿美元，同比增长。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一)央行的对冲努力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成本问题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六、结束语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这个要求非常专业，而且要有国外的操作经历。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前瞻性。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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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贴福字作文8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作文根据体裁的不同可以分为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议论文。作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贴福字作文8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许多人都知道，春节将福字倒过来来贴，寓意“福到（倒）了”，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然而关于春节贴倒福，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1、恭王府说
第一种恭王府说。清咸丰年间的一个春节前夕，恭王府大管家为讨主子欢心，写了几个斗大的“福”字，叫人贴于库房和王府的大门上。有一家丁因目不识丁，竟将大门上的“福”字贴倒了。为此，恭亲王的福晋（妻子）十分气恼，欲鞭罚惩戒。幸好大管家是个能说善辩之人，他怕福晋怪罪下来连累自身，慌忙跪倒陈述：“奴才常听人说，恭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倒（到）了，乃吉祥之兆。”
恭亲王福晋一听，转怒为喜，心想：“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恭亲王福倒（到）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一般的奴才，还真想不出这招呢！”遂赏管家和家丁各50两银子。后来，倒贴“福”字之俗由达官府第传入陌巷人家，贴过后都愿过往行人或顽童们念叨几句“福倒了！福倒了！”以图吉利。
2、慈禧太后说
第二种慈禧太后说。中国古代历来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风俗。清光绪某年腊月二十四，慈禧太后传旨，叫翰林院的翰林们写些庆贺春节的对联。这些翰林们拿出浑身解数，用尽华美辞藻，写好之后恭送太后过目。太后见其中连个“福”字都没有，很是不高兴。翰林们见老佛爷生气，吓得忙跪在地上说：“请老佛爷教诲。”太后说：“去写几个‘福’字来。”翰林们忙回去写了一堆“福”字送上，太后从中挑了几张，让大总管李莲英带着太监到宫内各处去张贴。
谁知又惹出了风波。有个太监不识字，把一个“福”字贴倒了，当晚谁也没有发现。第二天，太后出来欣赏对联和“福”字，正巧看到，刚要发怒，脑子转得快的李莲英急忙上前说：“老佛爷请息怒，这是奴才有意把它倒着贴的。这‘福’字倒贴，就是‘福’倒了。福到了，不是大吉大利吗？”慈禧听后，转怒为喜，不但没惩罚那个太监，还赏了他几两银子。后来这个习惯传到了民间，成为一种风俗。
3、朱元璋、马皇后说
明太祖朱璋当年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字。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
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漳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
每次过春节的时候，我发现别人家门上的‘福’这个字都倒着贴。今年贴福字，我当家做主，把鲜红的福字堂堂正正地贴在我们家的大门上!
年三十那天，爸爸贴春联，我当助手。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给我和爸爸当参谋。我们刚贴完门联，奶奶就提醒我们：“别忘了，福字倒着贴!”我问他们：“好好的福字，为什么偏要倒着贴呢?”奶奶笑了起来说：“傻丫头，你没听别人说福到(倒)了吗?图个吉利呗!”爸爸是个老好人，他边抹浆糊边说：“倒着正着全都是福，就听老人家的……”。说着，他拿起福字，就倒着往大门上面贴。“慢!”我挡住了爸爸，急忙跑去跟奶奶说：“奶奶，您这是迷信!”“胡扯!”奶奶一翻眼，“大年大吉的，小孩子家，不要乱说话!贴，给我倒着贴……”只会‘糊’的爸爸向我做了个鬼脸：“倒着贴就倒着贴……”
“慢着!”我又一次拦住了爸爸，急中生智，给奶奶来个将计就计，“奶奶，您想想：福倒着贴，不就是福到头了吗?福到头了，不就是没有福了吗?福字朝上，全年顺当;福子不歪，财源进来”。奶奶笑了说：“这次就让你当回家，做回主”。我拿过爸爸手中的福字把它正贴在门上。
看着亲手贴的福字，我心里真开心啊!
过年了！过年了！我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太开心了！
突然，妈妈从厨房里喊道：“一笑啊！你的作业做好了吗？去做一点吧！”我拉着脸说：“那好吧！”
过了十多分钟，我跑进厨房，对妈妈说：“我来帮你做家务吧！”妈妈很生气地说：“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作业先要做好，你才能来帮我。”我很高兴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的作业老早做完了，现在可以来帮你了吗？”
“嗯，那好吧！”妈妈说道。“太好了！”我兴奋地说。
妈妈说：“那你去扫地吧！”我说道：“不要嘛，妈妈，能不能让干点别的呀！”妈妈不高兴地说：“哎！你怎么这么挑三拣四呢！那你去贴春联，贴福字吧！”“好，好。”我说。妈妈说：“记得要贴正一点哦！”
“知道了，妈妈。”我说。妈妈做好了家务，走了出来。她大声尖叫，说：“一笑啊，你……你怎么把福字贴正了呀！”
“妈妈，是你让我贴正一点的呀！”我说。妈妈说：“我是让你贴正中间，福反过来贴，这样才算福倒了，福到了呀！”
我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呀！”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倒着贴福了！
过年了！过年了！疽家户户的大门上都会贴上春联和福字。当然，在公共场所也不例外，这样才能体现出过年那红红火火的气氛。
狂年，我有幸被社区选到做志愿者，帮社区写“福”字，张贴在社区的会所里。只见那社区会所好大呀！社区的阿姨给我了一大叠写福字的纸，告诉我要把写好的福字贴在两边的墙面上，每隔两米贴一张，这两面墙都是长36米的.。听完我的脑子里就蹦出了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写多少张“福”字呢？而且这墙的两头都是墙角也不用贴福字呀！我想到了，这不是可以运用到我们数学课上学到的植树问题来解决吗？太好了，我连忙找来纸和笔算了起来：（36÷2-1）×2＝34，对！就是34张，这就是利用了双边植树（两端不植）的公式：（总距离÷间隔距离－1）×2＝棵数。妈妈见我在算，又考了考我：如果双边植树只植一端，公式又是怎样的呢？我立马回答道：（总距离÷间隔距离）×2＝棵数。妈妈高兴地笑着说：“你真棒，知道灵活运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了”！我高兴的拿着纸回家写“福”字了，最后我把写好的34张“福”字纸交给了社区阿姨，贴上了会所的墙上，不多也不少，正正好好！
通过这次经历，我更能感受到数学知识可以广泛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数学知识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节日当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众多的节日中，我最喜爱的就是春节了。在春节里，不仅可以拿到许多的红包，还会发生许多趣事。
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习俗。记得七岁的那一年，大年三十到了，到处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挨家挨户也都开始贴春联了。我从来没有贴过春联，便有些坐不住了，对正在包饺子的爸爸说：“爸爸，别人都开始贴春联了，咱们也开始吧!”爸爸说：“现在不行，我还得包饺子吃呢，待会的吧。”我灵机一动说：“爸，贴春联我也会，不如让我来吧!”爸爸讽刺道：“就你还会贴春联?万一贴错了就揭坏了，没有太多春联，你还是算了吧。”奶奶听到后，对爸爸说：“让她贴吧，也没什么太难的，只要不贴歪了就行了。”我点了点头，便高兴的去拿春联了。
拿了春联，把所有的都摊在桌上，在背面刷上已经烧好的浆糊。已经跟爸爸学了两年了，还能模仿的出来。刷好后，我原以为只要把两句话贴在门边，把横批贴在上边就行了，所有没考虑很多，就开始行动了。
我先贴的是大门，然后贴了东边屋和厨房的，最后又在院子里贴了一些吉利帖儿，有“万事如意”，“出门见喜”等。动作很麻利，没多久我就全搞定了。之后我冲着爸爸颇为骄傲的喊道：“爸，搞定啦，你快出来看看我贴的怎么样?”爸爸一边起身往外走，一边夸我说：“这么快贴好了，你真厉害!”可他一看到我贴的春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等他看了一遍后，才摇着头说：“悦悦啊，你怎么贴的啊?全给贴错了!”我一脸不解的说道：“贴错了?不可能吧?”
这时，爸爸说：“你应该根据它的意思贴在它该贴的地方。必然鸡窝鸭窝上应该贴‘鸡鸭成群’你看你，却贴上了‘出门见喜’。这鸡出了门会见到什么喜啊?更可气的是，门口应该贴‘开门大吉’，你却贴上了‘鸡鸭成群’，你这不是把一家全都当成鸡鸭了吗?”
听了爸爸的讲解，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大家也都开怀大笑。
春节带来了快乐，我爱春节!
贴“福”字
春节的前一天，妈妈觉家里不够喜庆，就买了一些字画让我动动脑筋，贴在墙上。可是有一幅画让我犯难了。那幅画上画有“福”和“一帆风顺”，可其中有一个是倒着写的。如果将“福”字贴正，“一帆风顺”就是倒着的。匦面又不要剪开。这话的设计者也太粗心了。唉，到底怎么贴？我正迷惑不解。突然，楼下的小伙伴找我出去玩，我一想到玩，就无心贴画了。心想，既然这画怎么放都不可以，今年我家不需要太多得福气，只要事事顺意就够了，就将一方风顺贴正吧。想到这里。我就将福字到贴在门上，出去玩儿。
我玩够了，回到家，心想妈妈一定会批评我的粗心大意，把它贴倒了。谁知，妈妈不但没有指责我，反而表扬了我。她说，这幅画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设计的，故意把福字倒着写，“幅”字倒贴啦，他的谐音表示“福到啦“。福倒，福气不就到了么？
看着画，听着妈妈的解释，我不由的暗自高兴，心想：真是歪打正着。“福”居然应该倒着来，太有意思啦。
在每年的大年三十，人们都要大扫除、贴福字和准备年夜饭。而令我最喜欢的是贴福字。
下午2点钟左右，我和爸爸开始贴福字了，首先我们准备了木胶、丝瓜瓤（rang）子和福字。接着，把6楼的门关上，用塑料袋垫在福字底下面，用丝瓜瓤子在反面涂上木胶（一定要涂均匀），爸爸双手捏住福左右两个角，把它们尽量对准门对称的线，喊道：“儿子，正不正？”
我退到远处答道：“右手往左移点，停！左手往下一点，好！放！”爸爸听我“一声令下”，赶紧“执行命令”，一放，再用手把福字抹平了，最后福字贴好了。
到了7楼，我发现不对了：“哎爸这福是两边的，应该贴6楼，咋6楼的是一张呢？”爸爸挥手道：“都是福，贴哪儿一样的。”
爸爸看到7楼大门，不禁深呼吸了。瞬间，爸爸蹲下在一张福上贴好木胶，我们一齐把福贴正了，最后把另一张福也贴上了，大功告成！
剩下两边福，我这下彻底发现贴错了，苦笑着说：“爸，好像真贴错了，把车库的福和六楼的福贴反了！”哎，只好认命啦！重贴一遍吧！
所以导致的后果就是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勉勉强强贴完，多么痛的领悟！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才行，小心驶得万年船！
大家知道，春节为什么倒贴福字吗？这来源于一个传说。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有一次，皇上打扮成村民，去看自己的老百姓。他走着走着，叽叽喳喳地声音将他愉快的心情破坏了。
“那皇上，多小气，打水也要钱！”一个女声愤愤地说。
“也不多留点地，走来走去，人挤人！”另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皇上听了，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帮没良心的人！给你地儿住，给你水喝，还给你土地，你还不服气，真是没良心！晚上叫人灭了这家人！”皇上把福字倒过来，做了一个记号。
善良的马皇后听说了，暗暗下令让百姓们把大门上的福字都倒过来，并让人放出消息，说福倒过来就是“福到了”的意思，百姓们都高兴地接受了。
午夜，皇上听属下说每户的福字都倒了过来，怒气就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天下的百姓竟然也和我作对！太、太、太……”他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太可耻了！”
“别急，贴倒福，就是‘福到了’的意思，陛下难道不希望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国家因此而得以兴旺吗？”皇后说。
就这样，贴倒福的习俗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现在。一是为了求得来年的吉利，一是为了纪念善良可敬的马皇后。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是因善良而形成的，而我们的国家也因为这些美好的传统文化而散发出灿烂的光芒！
“福”字的起源：在甲骨文中，“福”字为“双手举酒祭天”的象形文字，意思是会意双手捧着一樽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献，求得神主保佑。
古代祭祀是为求得上帝或神祖的保佑，祭祀后要把祭品分别送人叫“致福”、“归福”。
古书中常说人的“五福”是：长寿、富裕、康宁、修好品德、考终命。
“福”字的演变之路
“福”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早期文字具有图画性的特点，象形性很强。甲骨文中的“福”字为合体会意字，与祭祀祈祷有关。此时的字形设计中，“示”为“祭祀”，“酉”表“酒坛”，而类似双手的构型，则代表巫师向祭坛献酒。
与甲骨文相比，金文时期，“福”字的图绘成分相对减弱，构字方式较为统一。此时的“福”字，均省去了双手，但主要表意的“示”和“酉”仍得以保留。
篆字初期，“福”字的结构进一步简化和稳固，笔画也变得圆润，“方块字”的结构更为明显。从此开始，“酉”字讹传为“畐”字，同时，“畐”有“满”之意，与“示”字合起来，就是盛满贡品供奉祖先或神灵，祈求得到庇护之意。
隶书时期，相对于小篆体而言，汉隶的“福”子结构不变，在书写方便会略有不同，字形变得方正平直。在“福”字中，“畐”里的“口”和“田”的方直化比较明显，而“示”略有变形，同时为楷体的“福”字奠定了基础。
楷体对汉隶的改进表现在波挑收敛、折角圆转。楷体的“福”字的“畐”承袭了隶书的形状，只是将“口”和“田”原本分两笔写的上方一横和右侧一竖连在了一起写，变成了横竖勾。“示”字的变化较大，表现在上的一横变成了一点，并且整体“福”字来说，左边比右边要窄，更利于书写。
在这个“福”字上，寄托了古人祈求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需求和得到神灵保佑的愿望。后世则以“贴福”、“祈福”来表达对平安、幸福的渴望，祈求生活顺意安康。
扩展资料
传说中，贴福字在周朝时就已经有了，姜太公封神时封妻叶氏为穷神，并且告知她不能去有福字的地方，于是人们为了防穷神，就会贴福字。
倒贴福字在中国也有很久的历史，而关于这个，也有很多传说。
说是朱元璋有关，说是朱元璋让人贴上福字，有家人不认字贴反了，于是朱元璋大怒，这个时候马皇后就说这样倒着贴是指“福到了”，于是那家人不但免罪还得了赏赐。
根据作家冯骥才的考证，民俗传统中，倒贴福字主要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水缸和土箱子上，土箱子也就是装垃圾的箱子。这两个地方的东西要从里面倒出来，为了避讳把福气倒掉，于是倒贴福字寓意“福到了。”
另一个地方是在屋内的柜子上，柜子是存放东西物品的地方，倒则福字，表示福气（也是财气）一直来到家里、屋里和柜子里。
大门上的福字，禁忌倒贴，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是一个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把大门上的福字翻倒过来，则必头重脚轻，不恭不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福
福字的起源：在甲骨文里的意思是：两手捧酒坛把酒浇在祭台上的会意字，是古代祭祀的写照。古人祭祀总是以祈求达到希望为宗旨，因之“福”是古人祭祀时的希望。
“福”字含有五种意思：一是“寿”，即长寿，长命百岁；二是“富贵”，即财多物丰；三是“康宁”，即健康无疾患；四是“德厚”，即德善有道；五是“考终命”，即寿考自然天命；盖谓之“五福”也。
福字的演变：
1、福在中国古代：—曰“顺”，新年伊始贴福字，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一顺百顺，诸事如意，吉祥并臻。二曰“保佑”，贴上福字能求得保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三曰“创造幸福”，贴上福字乃告诫家庭成员，在新的一年里，全家人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创造一个幸福家庭。四曰“拜”，古时祭祀要行跪拜之礼，“福”字本身就有“拜”一解。
《镜花缘》第八十五回：“于是面对戏台，福了—福’，句中的“福”则是“拜”意，即为了求得达到上述贴福字的目的，对天地鬼神为之一拜；
2、福在中国现代：“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3、福在国际上：“世界福”的诞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在“世界福”标识创作完成不久，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0日为“国际幸福日”。
在人间最美好的福愿里向来有五福（福、禄、寿、喜、财）临门的说法，“世界福”将中华传统的“五福”巧妙地融入设计中，并涵括了“世界福”的九个福愿，堪称“至尊之福”，寓意“世界福”即将成为“世界共同幸福”的至尊符号。
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的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 一、对外贸易结构的衡量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经常项目已经实现了完全可自由兑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采用贸易特化系数来测量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贸易特化系数是用以论证产品周期理论的一种方法，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产品在周期中由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到逆进口阶段的进程。一种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TSCi=(Xi-Mi)／(Xi+Mi) TSCi表示i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Mi分别表示i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因此，贸易特化系数表示的是i产品的纯出口比率。贸易特化系数介于-1和1之间，从-1到1的上升运动反映了从净进口到净出口的变化过程，从1 到-1的下降运动反映了从净出口到净进口的变化过程。一般来说，某种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越接近1，说明出口额远远超过进口额，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如果贸易特化系数越接近于-1，则说明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额，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弱(潘红宇，2006)。 二、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及其分析 从表2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资源密集型商品2005年第三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来看，除动植物油、脂及蜡外，其他资源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总体减小，偶尔小幅反弹的趋势，其中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分别由2005年第三季度的和 下降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则呈现出曲折下降的情况，每一季度的贸易特定化系数都与前一季度的变化方向相反，但是2006年第四季度的仍较2005年第三季度有了明显的减少(王亚星，2007)。动植物油、脂及蜡的表现特殊，其贸易特定化系数不降反略微上升。2006年第二季度成为各类资源密集型商品的一个拐点，这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2006 年第二季度的升幅减小，在5月15日突破了1:8的心理防线之后，6月初又反弹至与之间，汇率的反弹导致对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预期减小所致。从整个过程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四类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其中三类资源密集型商品贸易特定化系数的减少表明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从而有利于保护国内自然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呈现出一种平稳上升的趋势，其中食品及活动物、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分别由2005年第三季度的、、分别增加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的平稳增加说明了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不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相反，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这是因为虽然人民币的升值降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相比东南亚其他竞争对手的同类商品来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维持较强的比较竞争优势，因此，人民币的升值暂时还没有影响到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Mekinnon and Ronald，2004)。 (3)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整体快速上升的态势，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分别由2005年第三季度的一和增加至2006年第四季度的和，增幅分别达到17％和33％。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2006年第二季度，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较2006年第一季度明显增大，而在2006年第三季度则又出现正常的回归， 2006年第二季度同样成为一个拐点。考察同期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人民币汇率在与之间浮动，稳步升值，这表明了人民币的小幅稳步升值，促进了附加值较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使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 上述的分析反映出人民币汇率适度稳步升值有利于我国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净出口的减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净出口的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影响比较复杂，但是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影响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一直走低价竟销的恶性竞争路子，在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暂时稳定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的外币价上升，进口产品的本币价下降(尹祖宁，2006)，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包括质量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的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因此，这些产品净出口增加，贸易特定化系数不降反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先进设备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但是，如果升值过快，超过了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则有可能造成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的负面影响。日元升值过快、幅度过大所造成的一系列后续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而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则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在 2006年第二季度，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显著下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显著上升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1、、2005 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至2006年12月底，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为，与汇率制度改革前的基准价相比，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5％。 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下降，各商品净出口和净进口的变化引起了我国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改变。 一、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 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为上下浮动％；2005年9月23日还扩大了人民币与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浮动区间，由％扩大到3％；扩大了银行自行定价的权限，取消了银行非美元货币的挂牌汇价限制，美元挂牌汇价实行差幅限制，现汇和现钞买卖价在基准汇率上下1％～4％以内由银行自行决定，而且可以一日多价，人民币汇率弹性凸现。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实行改革起，除了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度的升值，从升至7月31日的 ，一次性升值幅度达到2％之外，其余月份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呈现出爬行式缓慢升值的趋势，但其中的几个拐点值得关注。在2005年8月份至 2006年5月份的9个月份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始终在与的区间之间浮动，体现了我国汇率改革稳健的原则。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突破8:1的心理关口，达到1美元兑元人民币，这是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新高点。在2006年5月末与6 月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又反弹至与之间，随后又突破了8:1的心理关口，达到。自此，人民币开始了一路小幅攀升的过程，在 10月份继续创出新高点，突破的心理防线。200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于，逼近。 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走势来看，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市场作用的日臻增强，人民币汇率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反映更富有弹性。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使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渐增强的同时，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的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 1、对外贸易结构的衡量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经常项目已经实现了完全可自由兑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采用贸易特化系数来测量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贸易特化系数是用以论证产品周期理论的一种方法，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产品在周期中由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到逆进口阶段的进程。一种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TSCi=(Xi-Mi)／(Xi+Mi) TSCi表示i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Mi分别表示i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因此，贸易特化系数表示的是i产品的纯出口比率。贸易特化系数介于-1和1之间，从-1到1的上升运动反映了从净进口到净出口的变化过程，从1 到-1的下降运动反映了从净出口到净进口的变化过程。一般来说，某种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越接近1，说明出口额远远超过进口额，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如果贸易特化系数越接近于-1，则说明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额，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弱(潘红宇，2006)。 2、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及其分析 从表2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资源密集型商品2005年第三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来看，除动植物油、脂及蜡外，其他资源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总体减小，偶尔小幅反弹的趋势，其中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分别由2005年第三季度的和 下降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则呈现出曲折下降的情况，每一季度的贸易特定化系数都与前一季度的变化方向相反，但是2006年第四季度的仍较2005年第三季度有了明显的减少(王亚星，2007)。动植物油、脂及蜡的表现特殊，其贸易特定化系数不降反略微上升。2006年第二季度成为各类资源密集型商品的一个拐点，这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2006 年第二季度的升幅减小，在5月15日突破了1:8的心理防线之后，6月初又反弹至与之间，汇率的反弹导致对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预期减小所致。从整个过程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四类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其中三类资源密集型商品贸易特定化系数的减少表明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从而有利于保护国内自然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呈现出一种平稳上升的趋势，其中食品及活动物、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分别由2005年第三季度的、、分别增加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的平稳增加说明了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不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相反，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这是因为虽然人民币的升值降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相比东南亚其他竞争对手的同类商品来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维持较强的比较竞争优势，因此，人民币的升值暂时还没有影响到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Mekinnon and Ronald，2004)。 (3)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整体快速上升的态势，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贸易特定化系数分别由2005年第三季度的一和增加至2006年第四季度的和，增幅分别达到17％和33％。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2006年第二季度，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较2006年第一季度明显增大，而在2006年第三季度则又出现正常的回归， 2006年第二季度同样成为一个拐点。考察同期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人民币汇率在与之间浮动，稳步升值，这表明了人民币的小幅稳步升值，促进了附加值较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使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 上述的分析反映出人民币汇率适度稳步升值有利于我国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净出口的减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净出口的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影响比较复杂，但是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影响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一直走低价竟销的恶性竞争路子，在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暂时稳定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的外币价上升，进口产品的本币价下降(尹祖宁，2006)，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包括质量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的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因此，这些产品净出口增加，贸易特定化系数不降反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先进设备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但是，如果升值过快，超过了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则有可能造成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的负面影响。日元升值过快、幅度过大所造成的一系列后续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而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则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在 2006年第二季度，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显著下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定化系数显著上升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三、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汇率制度取向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会使名义汇率反映真实的均衡汇率水平，从而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资本项目开放速度缓慢以及长期以来习惯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的传统思维模式，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为进一步优化我国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人民币汇率改革力度。 1、将人民币汇率改革看作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在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过程中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步升值，避免一蹴而就和任何急躁、冒进的做法。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和进口价格下降，对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有一定的改善效应，但是人民币升值必须符合经济规律，如果升值的方式和速度超出了我国目前的消化能力，则会重演日本“货币升值综合症”的悲剧，我们必须抑制这种事情的发生(Mckinnon and Ronald，2004)。 2、加快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外汇市场尤其是远期外汇市场，增加汇率风险的避险工具、途径和效率。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人民币汇率制度实施改革以来的表现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已逐步显现，基本上实现了双向浮动，这对我国的进口商和出口商也带来了出口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完善我国外汇市场尤其是远期外汇市场，增加汇率风险的避险工具、途径和效率是难能可贵的。 3、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的弹性。使人民币汇率真正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上下浮动(Qiao Hong，2005)。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国内外商品价格的扭曲，出口商品价格低廉，进口商品价格高昂，致使我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出口额不断攀升，贸易赢余不断增加，引起了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频频贸易磨擦。人民币汇率改革应该从我国的经济需求面出发，考虑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往来与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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