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看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发展和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国内大多学者的判断都是积极的。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文章最后得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两大国交恶，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无论美国所说“中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中国所称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都说明了两国已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互需关系，它无形地引导着中美两国走向“经济互相依赖和平”之路。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真的可以铸造和平吗？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完全同意。在笔者看来，上述论点对某些问题的看待略有偏差，同时对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文章中的回答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固然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较大分歧，但最终接触战略取代节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节制相比，接触战略能更好的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战略共识和合作。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此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中美之间目前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分析就不可能简单地采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我看21世纪中美关系》论文的写作思路：首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做简要的描述和预测，然后就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表明自己的观点。
正文
中国的经济腾飞是非凡的，在约40年前开始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增长，规模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看起来还将持续下去。此外，中国在军事上也阔步前行，技术和能力的发展使它能够投射力量。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其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国匹敌，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奖励顺从和服从，这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可能5年，或20年，或30年，中国将会成为西太平洋的主宰力量”，“到2035年，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同时也将有足以防止美国独占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那将是很重大的变化”。
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间的和平与合作会给整个亚洲带来稳定。双方都拥有核力量，冲突最不可能会发生。而且，美国与热情拥抱自由市场的中国之间不存在深刻且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
相对于中国的复兴，美国未来将进入一个平稳的缓慢发展期。美国的科技力量，企业家精神，个人主义文化优势将让美国始终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距离，只是这个距离在不断缩短。
美国的最大危险来自政治右转。政府应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主动监管和干预经济社会。当然，这种监管和干预不是为了实现一个超验的意识形态，更不能通过暴力介入，而是保证稳定和秩序。
美国正是由于领导者在民意前的软弱，导致政府畏缩不前，不敢改革，对民众肆意承诺，大包大揽，造成政府负担过重，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带来文化分裂，加上监管不到位，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迟缓，都是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需要面对的问题。不过和中国一样，这些因素要把美国彻底拉下马，可能性也不大。
即使中国不能取代美国，但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必然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压力。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压力主要是中国市场，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是很多国家和跨国企业今后赖以发展的地方，中国只需调整贸易手段，就可以达到制裁和惩罚他国的目的。
所以在外交上，美国不要选择性地对中国时冷时热，这会给双方带来误会，中国也不要以美国为对手，要控制国内的民族情绪，合作是唯一符合双方利益的出路。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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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一、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冷战后十几年来，中美在经济上的 相互依存迅速加强。中国在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对美国市 场和资金倚重越来越深。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美国一个稳定并日益 扩大的商品与投资市场，美国在过去20年间，中美两国互为出口增长 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 第2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二、在安全领域内的关系方面，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美均认为，它们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方面，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使中国政府明确坚决地支持美国为打击国际恐怖活动采取的各种措施。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 其二，在朝鲜半岛局势这个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存在共同关注的问题，即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朝鲜半岛出现任何变化形势，都会影响到东北亚主要强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引起大国的冲突。三、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中美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接着就是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实力上升，防范中国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亦逐步上升。 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一定能在台海打赢与中国的战争的把握。最重要的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和将继续升高，美国 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其代价将会越来越大，而且亚太安全形势将根本改变，美国现在的亚太安全战略将彻底改变。保证台湾地区稳定的最重要条件，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军事互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系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在人权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斗争， 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截然对立，另一方面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有其国内政治的考虑。因此，美国利用人权、民主、自由问题继续对中国施压是必然的。事实也表明，随着中美关系在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 和双方在经济和战略领域合作的加深，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所导致的中国在社会、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也由于中国政 府在相关问题上有力的斗争， 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正在 相对弱化，今后也不大可能成为中美矛盾的焦点。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 中美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同时，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竞争。两 国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对抗，从地缘政 治、资源和市场，到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些潜在的对 抗未爆发前，往往表现为不断加剧的竞争。中美不断加剧的竞争是否 会导致对抗，取决于竞争的内容和制约竞争转向对抗的因素。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各种合作与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将来想当长的时间内，中美不会发生较大摩擦。当然这是发生在中华名族这样的前提下的：中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发展对外势力意图民族崛起。总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还是很有希望的。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世界将永享和平。他曾说“美国的缔造是为自由而建，而自由不仅是为美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如不这样，美国的荣誉将不存，实力也将消散。”这是典型的天赋命运说。威尔逊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大都受其外交理念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美国总是说“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理念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全是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外交的基石。美国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行美国霸权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不可分离，中国持有美国第二大的国债，有人曾说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美国虽不断指责的人权状况，但仍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朝核问题，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环保等国际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毕竟中美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利益，甚至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处心积虑的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用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话说：美国要在全球扮演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这也是他为美国能永葆霸权所开的药方。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就希望在全球找到一个可能出现的潜在竞争对手，而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巨大，领土庞大的中国正符合美国的定义，而且中国仍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小布什上台后就把中国定为竞争对手，但“911”后出于反恐的需要，中国成了其合作伙伴。为中国争取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203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不允许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出现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霸权，所以中美关系在合作中对抗在所难免，美国会继续遏止中国的崛起，而台湾问题正是美国遏止中国重要的战略棋子之一。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新加坡在短时间内从第三世界发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除了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不同外，还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时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看21世纪中美关系》论文的写作思路：首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做简要的描述和预测，然后就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表明自己的观点。
正文
中国的经济腾飞是非凡的，在约40年前开始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增长，规模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看起来还将持续下去。此外，中国在军事上也阔步前行，技术和能力的发展使它能够投射力量。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其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国匹敌，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奖励顺从和服从，这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可能5年，或20年，或30年，中国将会成为西太平洋的主宰力量”，“到2035年，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同时也将有足以防止美国独占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那将是很重大的变化”。
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间的和平与合作会给整个亚洲带来稳定。双方都拥有核力量，冲突最不可能会发生。而且，美国与热情拥抱自由市场的中国之间不存在深刻且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
相对于中国的复兴，美国未来将进入一个平稳的缓慢发展期。美国的科技力量，企业家精神，个人主义文化优势将让美国始终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距离，只是这个距离在不断缩短。
美国的最大危险来自政治右转。政府应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主动监管和干预经济社会。当然，这种监管和干预不是为了实现一个超验的意识形态，更不能通过暴力介入，而是保证稳定和秩序。
美国正是由于领导者在民意前的软弱，导致政府畏缩不前，不敢改革，对民众肆意承诺，大包大揽，造成政府负担过重，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带来文化分裂，加上监管不到位，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迟缓，都是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需要面对的问题。不过和中国一样，这些因素要把美国彻底拉下马，可能性也不大。
即使中国不能取代美国，但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必然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压力。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压力主要是中国市场，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是很多国家和跨国企业今后赖以发展的地方，中国只需调整贸易手段，就可以达到制裁和惩罚他国的目的。
所以在外交上，美国不要选择性地对中国时冷时热，这会给双方带来误会，中国也不要以美国为对手，要控制国内的民族情绪，合作是唯一符合双方利益的出路。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看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发展和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国内大多学者的判断都是积极的。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文章最后得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两大国交恶，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无论美国所说“中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中国所称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都说明了两国已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互需关系，它无形地引导着中美两国走向“经济互相依赖和平”之路。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真的可以铸造和平吗？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完全同意。在笔者看来，上述论点对某些问题的看待略有偏差，同时对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文章中的回答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固然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较大分歧，但最终接触战略取代节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节制相比，接触战略能更好的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战略共识和合作。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此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中美之间目前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分析就不可能简单地采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世界将永享和平。他曾说“美国的缔造是为自由而建，而自由不仅是为美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如不这样，美国的荣誉将不存，实力也将消散。”这是典型的天赋命运说。威尔逊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大都受其外交理念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美国总是说“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理念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全是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外交的基石。美国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行美国霸权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不可分离，中国持有美国第二大的国债，有人曾说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美国虽不断指责的人权状况，但仍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朝核问题，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环保等国际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毕竟中美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利益，甚至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处心积虑的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用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话说：美国要在全球扮演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这也是他为美国能永葆霸权所开的药方。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就希望在全球找到一个可能出现的潜在竞争对手，而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巨大，领土庞大的中国正符合美国的定义，而且中国仍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小布什上台后就把中国定为竞争对手，但“911”后出于反恐的需要，中国成了其合作伙伴。为中国争取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203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不允许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出现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霸权，所以中美关系在合作中对抗在所难免，美国会继续遏止中国的崛起，而台湾问题正是美国遏止中国重要的战略棋子之一。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新加坡在短时间内从第三世界发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看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发展和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国内大多学者的判断都是积极的。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文章最后得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两大国交恶，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无论美国所说“中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中国所称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都说明了两国已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互需关系，它无形地引导着中美两国走向“经济互相依赖和平”之路。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真的可以铸造和平吗？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完全同意。在笔者看来，上述论点对某些问题的看待略有偏差，同时对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文章中的回答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固然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较大分歧，但最终接触战略取代节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节制相比，接触战略能更好的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战略共识和合作。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此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中美之间目前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分析就不可能简单地采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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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关系的简要回顾 5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的大背景和两国自身现实的影响下，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阴晴变幻，走过了极不平常的道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是中美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中国先是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抗击美国后对美苏“两面出击”，美国则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直接干涉，中美关系经历了残酷的“热战”和尖锐的“冷战”,是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需要，终于走上了和平对话、求同存异的轨道。在这一阶段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发表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件。美国在完成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基本上遵守了三个公报的原则和精神，使中美关系保持正常、良性发展势头，中美双方是战略合作的准伙伴、朋友关系。 第三个时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防范性的接触阶段。从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开始，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原有基础逐渐失去，新的基础尚未巩固，美国对华采取“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战略○1。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风波不断、曲折起伏，“六"四”事件后美国宣布对华“全面制裁”，利用“银河号事件”向中国无理挑衅，1995年允许台湾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时派遣航空母舰向中国示威，阻挠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通过“‘接触战略’保持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联系，推进美国的各种利益和目标”，同时针对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2。这一时期的战略尚不成熟稳固，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前后也不连贯，属过渡时期，其间中美双方敌对关系强于朋友关系。 第四个时期，是1997年至现在，这是中美关系重建阶段。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3可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2000年中美之间继中国加入WTO与美国完成双边贸易谈判以后,美国众参两院又分别于5月和9月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然而,新当选的小布什政府又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来定位，并发生了中美军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相撞事件和美国大规模售台武器。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布什总统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定位对华关系，对华政策基调的积极面增加。这一时期，尽管双方表达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其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有限合作性的竞争对手关系。几十年来，中美之间既有对抗也有缓和，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中美关系仍然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惊涛骇浪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但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还是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当今世界，在一超（美国）多强（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并存竞争的现实背景下，政治多极化态势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共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继续作用于国际舞台，借重合作与牵制防范共同构成了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分歧,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共同利益才架设了一座联系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关系的桥梁,构成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础。扩大和巩固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对抗，加强对话合作，进行伙伴式积极的竞争，是构筑和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认定。当今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安全、经济、民主。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中方应特别注意防止俄罗斯因为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如同在二战中就是）而联合（尽管只是短暂的联合），从而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 ------
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看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发展和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国内大多学者的判断都是积极的。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文章最后得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两大国交恶，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无论美国所说“中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中国所称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都说明了两国已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互需关系，它无形地引导着中美两国走向“经济互相依赖和平”之路。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真的可以铸造和平吗？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完全同意。在笔者看来，上述论点对某些问题的看待略有偏差，同时对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文章中的回答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固然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较大分歧，但最终接触战略取代节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节制相比，接触战略能更好的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战略共识和合作。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此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中美之间目前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分析就不可能简单地采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