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人间词话·浅论《衍波词》》经典解读
浅论《衍波词》
《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诸子之上。
《衍波词》中的佳作，和贺铸的作品相似，虽然比不上纳兰容若的词，但是和朱彝尊、陈维崧这些人比起来，王士禛就很厉害了。
一直都佩服王国维思维上的跳跃性，他往往能够随意拈出两人就做比较，不管这两个人是否有几千岁、几百岁之差别。
在读到《人间词话》下篇的时候，我觉得王国维在将这些被他挑选出来的人进行比较的行为中，似乎模糊了进行比较的一个标准，或许文学的感觉是无法用标准来衡量的，王国维在这几则中给我们的似乎更多的，还是他个人纯粹的感觉。
明末清初的诗人王士祯，在诗歌上主张要有“神韵”，推崇清幽淡远、含蓄深蕴，言有尽而意无穷。但是历来的评论家对他擅长的小令的评价是含蓄之味多，沉厚之旨少，和朱彝尊、陈维崧比起来，也未必比得上。
不管他人如何言说，我们还是自己先来品鉴一番。
浣溪沙
王士祯
北郭青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旧迷楼。
白鸟朱荷引画桡，垂杨影里见红桥，欲寻往事已魂消。
遥指平山山外路，断鸿无数水迢迢，新愁分付广陵潮。
只要读过唐诗之后，再读其他人的诗歌，自然而然便会觉得其诗底气不足，似乎好诗都被唐朝人写尽了。读王士祯的这首《浣溪沙》，我才真是有只是文字的堆砌，情感犹如鸡肋。情感在文字的游走中明显地有力不从心之感。
这首《浣溪沙》将清溪、枫叶、芳草等等意象组织起来，情感抒发不过就是“使人愁”“已魂消”“新愁”等词语贯穿其中，便称其为诗了，实质上很有老生常谈之感，也并不能感觉到神韵之类的。
再读朱彝尊：
卖花声·雨花台
朱彝尊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文人悲苦多，感叹江山几何。读这首词，依旧是文人对家园河山的感叹，不过在气势上颇为委婉，欲说还休，几番唱回，借凋残的意象来加以衬托，昔盛今衰，一句“如此江山”将满腔悲哀以如此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更是摧人心肝。
再欣赏陈维崧：
醉落魄·咏鹰
陈维崧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此词为咏物词，咏物多是借物抒怀。
上阕开篇写鹰在高空所俯之景，但是“堵”“削”等用字极为精练，写出鹰之英雄气度。
下阕“男儿”起句，豪迈气势已是将己比鹰，所写豪迈之气中，语言中不乏天下不识英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之意。
读陈维崧的词，能够识得他的勇猛之气，却又从他的勇猛之气中看得他的天真，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
三人的诗词，偶择其一读之，我不能仅仅从自己所读的一两篇作品去评价诗人的风格。只是这一路读出，我最喜欢的还是陈维崧的《咏鹰》，此篇亦是天真可爱的文字。
【注】
浙中诸子，指清代词人朱彝尊、陈维崧诸人。
王国维《人间词话·明清人论词之失》经典解读
明清人论词之失
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明季国初之诸老就是指陈子龙、李雯、朱彝尊、汪森、宋征舆等。王国维说他们论词就如同袁枚论诗，失之于纤小轻薄。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又称随园主人、随园老人。袁枚在诗学上倡导“性灵说”，主张文字要顺从人的自然本性，文字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不是发自内心而言，就不能下笔成文，并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但是袁枚的作品在突出人内心的神韵情趣的同时，忽略了社会现实，太过于张扬个性，题材的涉及面狭窄。
王国维对袁枚的评价：“纤小而轻薄。”就是说袁枚太过于强调抒写人的内心情感，而忽略了诗词形式上的美感。
“竹垞以降”就是指张惠言、周济、谭献、冯煦等。竹垞就是朱彝尊，朱彝尊是清初浙西派的代表，他们奉姜夔、张炎为词坛正宗，主张词风“清空”。
浙西派和沈德潜都主张诗词要为封建政治服务，他们的词都好发空言，讲求形式，无真情实感，所以王国维说他们的词“枯槁而庸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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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自 序 这本书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对《人间词话》的随文讲解，更着力处是将《人间词话》放进哲学、美学与时代的大坐标里。 1.伪装成门槛的高墙 1954年12月27日，傅雷给远在波兰的长子傅聪写信，叮嘱他保重身体以备战钢琴比赛，最后还不忘记以"舵工"的姿态指导他读书要领："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艺术总是相通的，钢琴家也需要借《人间词话》这把金钥匙来开发性灵，正所谓功夫在琴外，在一切技巧之外。但是，这把金钥匙易得而难用："《人间词话》，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读此书也就无用。" 傅雷这番话虽然指出了《人间词话》的阅读门槛，却一点也不会令人生畏。肚里储备百余首诗词而已，这虽然算不得天下最简单的事情，至少也和"困难"二字绝不沾边。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毕竟和傅雷时代的同龄人不同，只要按部就班地上过语文课，几乎都能轻松跨过这个门槛。所以傅雷在六十年前的告诫，在今天看来反而变成一种莫大的鼓励。 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人间词话》在今天被指定为中学生语文课外读物。但是，傅雷及其笃信者们实在大大低估了《人间词话》的阅读门槛，或者说，百余首诗词的阅读储备无论如何都要算是所有门槛中最容易跨过的一个。 这倒不是说王国维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意搞得多么高深莫测，而是因为《人间词话》是处于新旧时代之交与中西学术之交的一部极特殊的理论著作，它的传统性使我们无法按照现代学术论文的严谨风格来理解它，它的现代性又使我们无法遵循中国古典文论的惯常套路来分析它。它在含而不露地以康德、叔本华的美学体系来阐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而康德和叔本华，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两个何等令人生畏的名字啊，更何况王国维时而以中国传统诗论那种大大有欠严谨的表达形式来表达西方美学的严密体系...... 所以《人间词话》可谓美学界的《红楼梦》：因为杰出，所以被仰望；因为复杂，所以使太多研究者以恋爱般的狂热投入聚讼纷纭的浪潮，由此开辟出各式各样的解读路径。认为《人间词话》通俗易懂的，也只有真正的门外汉了。 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我在这本书里除了仔细分析理论背景之外，还会更多地列举一些诗词实例，以作品选讲配合理论思辨，做足百余首诗词的积淀。事实上，本书总共选讲的诗词在二百五十首左右。 2.语词的陷阱 乍看起来，《人间词话》太符合今天这个快餐时代的阅读风格：两三句话便是一个独立章节，只是作者零星记录下来的心得随感而已，既没有回环往复的逻辑思辨，亦不见构建理论体系的宏大规模，就连语言也只是古汉语里最易读的那一类罢了。但是，倘若我们真的以睡前三五分钟随手一翻的姿态阅读《人间词话》，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无数个陷阱里去。 最害人的陷阱是一些再常见不过的语词，譬如"境界"。 "境界"是《人间词话》最核心的概念，但它与"精神修养"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叔本华美学体系的一件中式外衣而已。倘若王国维存心将《人间词话》写成一部理论专著，那么他对"境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一定会做出精准的阐释，并且会在全文当中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个术语，而他偏偏写的是一部札记或随笔，于是既不曾界定过自己的特殊概念，甚至同一个"境界"时而做美学术语来用，时而做日常语词来用，读者稍不留心就会混淆；再如"理想""赤子之心""优美""宏壮""崇高""关系""限制"等，各有其西学背景，背后是一整套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体系；再如"兴趣"这样的词，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专门概念，也不能以interest简单视之。 阅读常会遇到这样的语词陷阱：有些词汇一望可知是专业名词，但有些专业名词披着日常词汇的外衣，常常能够迷惑读者。比如一本书的题目是Plant_Tissue_Culture，三个单词都很普通，翻译过来是"植物手纸文化"，但这其实是一本生物学专业书，正确的译名是《植物组织培养》。 3.在大坐标中理解点与线 俞平伯曾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盛赞这部词话"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这话一点不错，王国维正是以十足的厚积做十足的薄发，而读者纵然不至于"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读"，至少也要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行。 王国维在美学上的一大贡献是以西方的哲学、美学来分析、解释中国文学，所以为了读懂《人间词话》，我们首先要读懂王国维的西学背景，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这部《人间词话》并非凭空立论，而是一部"对话之书"，时时处处都在针对着他那个时代的词坛风气，与当时词坛名宿和曩昔词学大家隔空过招。矫枉难免过正，所以我们若不想仅从字面上偏颇地理解王国维的一些观点，就有必要多做一些功课，了解他的对手们都有怎样的看家本领。 譬如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一个点或一个线段，只有看清这个点或线段所在的坐标，才能够正确理解它的意义。这正是我这本书最着力要做的事情：梳理出王国维的学术背景，梳理出有清一代的文学背景，将《人间词话》准确标识在由这两个坐标轴交叉而成的大坐标里。我很希望读者可以从这个大坐标里获得高屋建瓴的视角和融会贯通的体验，如此一来，《人间词话》的许多难点便可以不待解而自解，不待辨而自明。这也是我自己一以贯之的读书方法，我想这个方法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阅读态度更为认真的读者不妨从本书附录"《人间词话》背景谈"读起。虽然许多背景性质的、具有坐标意义的知识点我都会在正文当中随文讲解，但为了增加正文的顺畅感，我还是将若干内容，尤其是理论性太强的内容，放到附录里集中解决。 4.伟大的错误与细小的真理 阅读《人间词话》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西方哲学、美学的许多观点往往有违常识，尤其有违中国人的常识。比如"美是客观的，不会有'各花入各眼'的情况"，康德如是说；"理性不是科学的基础，直观才是"，叔本华如是说...... 这些观点倘若出自无名鼠辈之口，发表于某个人声鼎沸的论坛上，无论其论证过程如何严密，都只会受到群起而攻之的待遇，使批评者们享受一场以智商和学养自矜的狂欢。当然，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先哲们某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高深见解确实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立锥之地，但即便是那些彻头彻尾的谬论，也曾在思想史上光耀一时，在文明的进程里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石。换言之，一些观点即便是错的，亦不失为伟大的错误，而伟大的错误往往比细小的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 《人间词话》评论词作，任何引述几乎都是一带而过，这在当时丝毫不曾侮辱读者的学养。但毕竟时过境迁，今天《人间词话》的读者已不再是清末民初长袍马褂的饱学宿儒了，以至于太有必要对书中的引述做出详尽的解读。 通常意义上的诗词讲解，重点无非是时代背景、人物生平和字词释义，但既然《人间词话》是一部美学之书，那么我对诗词的讲解也会相应地突出诗艺的一项：哪是好诗，哪是不好的诗，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都有道理在。 中国的文艺评论有两个不算太好的传统，一是以玄解玄，一是以不解为解：前者爱说一些玄之又玄、大而无当的话，解释之语简直比被解释的对象更需要解释；后者过分强调审美的主观性，说一首诗为什么好，因为"我觉得好"，为什么觉得好，因为"心领神会，不可言说"。 所以我很乐于引述朱光潜的一番见解："如果你没有决定怎样才是美，你就没有理由说这幅画比那幅画美；如果你没有明白艺术的本质，你就没有理由说这件作品是艺术，那件作品不是艺术。世间固然也有许多不研究美学而批评文艺的人们，但是他们好像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全凭粗疏的经验，没有严密的有系统的学理做根据。我并不敢忽视粗疏的经验，但是我敢说它不够用，而且有时还会误事。" 如果朱先生看到今天的图书市场，一定会惊叹于有那么多的"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的读物大行其道。原因无他，最能贴合外行人阅读趣味的作者往往也是和这些读者一样的外行人。于是，当谬论因为泛滥而变成了我们的常识，我们对一切真知灼见自然也就培养出相当强大的免疫力了。 幸或不幸的是，文艺理论的一大功能就是把所谓不可言说的东西清晰地言说出来。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么做，甚至有人觉得似懂非懂、朦朦胧胧的感觉才是最好的。这也无可厚非，"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我尊重弹指派的深不可测，但我是讲理派。 最后要说的是，我曾在2009年出版有《人间词话讲评》，当时限于篇幅，仅仅讲解了《人间词话》全部六十四章中的前二十三章。今天终于有机会续成完璧，并且对2009年版做了很大程度上的修订。毕竟几年过去，我又有了许多新的想法。 苏缨 2014年5月
《人间词话》，初读总觉的浅显易懂，书中对诗词的见解虽然精妙，但也没有太多深意。再读才能发觉书中仿佛有挖不完的宝藏，句句珠玑，隽言秀语。 但是要想真正读懂这本书还是要在书外下些功夫的。傅雷先生说：“《人间词话》，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读此书也就无用。”而在序言里俞平伯先生说此书“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 一个人以上百首诗词的储备想读懂“胸罗万卷者”的文章，恐怕也是一知半解，傅雷先生似乎对读懂《人间词话》的门槛定的有点低。但可以说明诗词的储备量是基本的素养。 《人间词话》是处于新旧时代之交与中西学术之交的一部极特殊的理论著作，它的传统性使我们无法按照现代学术论文的严谨风格来理解它，它的现代性又使我们无法遵循中国古典文论的惯常套路来分析它。 它在含而不露地以康德、叔本华的美学体系来阐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而康德和叔本华，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两个何等令人生畏的名字，更何况王国维以中国传统诗论那种大大有欠严谨的表达形式来表达西方美学的严密体系。 真正读懂此书，还要从西方哲学、美学中去寻觅源头。比如书中的核心概念“境界”就来自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叔本华美学体系的中式外衣。 借用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如果你没有决定怎样才是美，你就没有理由说这幅画比那幅画美；如果你没有明白艺术的本质，你就没有理由说这件作品是艺术，那件作品不是艺术。 世间固然也有许多不研究美学而批评文艺的人们，但是他们好像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全凭粗疏的经验，没有严密的有系统的学理做根据。 我并不敢忽视粗疏的经验，但是我敢说它不够用，而且有时还会误事。”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借用西方美学理论与当时词坛名宿和词学大家的隔空过招。 当然现在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本文学著作。可能还有一些不足。但是毕竟瑕不掩瑜。不是吗？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王国维
王国维的这三境界是我读师范时所了解的，当时就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有幸拜读后，顿觉词的世界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深，当你遨游其中使你会发觉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王国维一生在考据、哲学、文学评论等多方面成就俱佳，然而他对自己写词的工夫尤其自得，曾说过这么一段雄视百代的话，他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余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王国维说这话的时候刚满三十岁，只写过百来首词，就轻易把八百年来的词人几乎全不放在眼里，写作能写到这等份上，先不说历史评价如何，就算清狂自信也够透彻的了。
这位生于一八七七年，卒于一九二七年，在他五十岁的壮盛之年，跳入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没顶而死，其一生就是对人生问题不断追索讨问的过程。有人说他是逊节于清朝的遗臣，有人说他是忧心世道的烈士，也有人说他只是受不住罗振玉这位师长的长期欺压，一口怨气咽不下去，就投水自尽了。王国维戏剧性的死亡对历史学者而言是举足轻重的，但对于写作或画画的人而言，他所留下的文字比他个体生命的终始短长更重要。
《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在清代众多的词话中，《人》以其见解之新颖，理论之独创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突破清代文坛某些学派的门户之见，独树一帜，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创一派。
这《人》是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文学作品的意境是由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实际和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是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的统一所谓境界「非独谓景物」，「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有造境，有写境」，即有创造的境界，有写实的境界。在此，对境界的含意作了明确的说明，继而又对境界的构成作了具体阐述，「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虽写实象，亦理想家也」，这就是说，境界是诗人模写自然又表现理想构成，成功之诗必然是理想与写实的密切结合。譬如书中对于「境界」的阐释有：
——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集结了六十四篇短评的《人》，是王国维写词的心得，也是他的艺术观之总结，文章虽短，但篇篇四两千斤，字字珠玑可贵，力可扛鼎。他用传统的词话形成以及反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他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人》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做展示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茎的命数。它是王国维的生命底蕴，精神生气的灌注，不同于“羔雁之具”，模拟之作，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问和思索的结晶。这也是我对《人》唯独钟爱原因。我喜欢他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我欣赏他那三境界和他那对人生不断探索的不懈精神;更羡慕他“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的那份洒脱与自由。
最后我想借用他人对《人间词话》的一段评论结束我的这篇读后感。王国维《人间词话》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看成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人间词话》是近代极富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使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上里程碑的重要作品。他继承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乃是段章零语，灵机闪现处便是绝妙好辞成文。所以这本书极大程度的保存了这种写作的真实。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原文;第二部分是附录。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顿觉词的世界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深，当你遨游其中使你会发觉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最初接触王国维的那三句精辟的论断：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并不知道是出自他的著作，但已对概括除此三境界的人敬佩不已，便生出急切阅读此书的念头，其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老师推荐必读的书目中就有这本。因为经验的浅薄，阅读时感到困难重重，比较晦涩难懂，匆匆读了一遍了事。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人生的阅历积攒的比较丰富，阅读了较多的书之后，忽然又一次想读他一读。再读之后，对这位天才的敬佩由此剧增。他有关词的境界的论述确实极为精辟，极为精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引领了一代文学批评的脉搏，引导人们如何去审美，如何在词中品味，感悟，获得美的熏陶。一首词从怎样的角度去鉴赏。例如，他提出了“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有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他提出了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引导作者和读者向更高的层次迈步。
《人间词话》中还有一种观点正中了我的心扉，让我感受很深。那就是在《乐府诗集》《子夜歌》中提出的：“人用来排遣愁苦的东西不外三样东西：酒、诗和死亡。而人又来享受欢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哪里还有功夫来排比字句，搜索枯肠呢?”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感情就是人心中的境界，只有心中有丘壑，才能写出深刻的作品。文学作品的第一要义就是求真，任何技巧都无法掩饰对真实的敷衍。所以经历苦难才能写出好作品。
读第一版的`时候，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只是王国维的一段段评论，正文下面一条条平息、注释里一首首词作、一位位词作家和词评论家——完全凌乱的文字，“花非花、雾非雾”，所谓此话，在水一方，只能遥望。再读几遍就会发现，此书形散而神不散，果然“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辞脱口而出而无娇柔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言气质神韵不如言境界”。例如王伟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国维谓之“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
王国维还指出，境界有理想和写实之分，又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分。“有造境，有写境，次理想与现实二派所之由分。然二者偏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比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现实之故也。”就像冯延巳的《醉花间》词“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俊朗清雅，能够感动别人的永远是对真实的升华，而不是纯粹的虚构与写实，这正是美的根基所在。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这，罔不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王国维所谓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即入门前茫无头绪，求索无门的疑惑与痛苦，第二种是叩门时以苦作舟、以勤为径、上下求索的执着与忍耐。第三种则是功夫到家参透真谛的喜悦与释然。王国维这段话鞭辟入里，假使晏、欧诸公在世，想也不得不叹服王氏的才情与睿智吧。
只是，这三种境界又有几人能够通通尝遍呢?有的人未上高楼，就已经先叹息驻足了，更何消说为伊憔悴、蓦然回首呢?
学术知识如是，人生目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寻找、追求人生目标，先迷茫、后奋斗，继而反思，最后达目标，然后接着进行下一次的追寻。人生目标并不唯一，但无论多少，成功的人生旅途中都交织着矛盾、执着与喜悦。用王老的话：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们现在处于上下求索的阶段，或曰“潜龙勿用”。希望有一天，我们会乘千里风破万里浪。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一对相反的审美概念。
隔，隔膜，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情、景、辞，或是艺术构思，境界物化等，有关节不妥贴，不圆润，给读者造成隔膜。所谓不隔、与隔相反，诗歌创作完美浑成，诗意浓郁，形象鲜明生动，含意深厚耐人寻味，隔与不隔，既可以对一位诗人而论，又可就具体的诗作或手法而言。
这一点与大家熟知的王国维先生的读书三境界说是一脉相承的。王国维先生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先生认为词以境界为上，判断词的核心标准是境界。
说老实话，我对词是一无所知。但是我对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颇为认同，从事教育工作也当如此，不能靠技巧，而要靠真心。
我一直认为，当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主要就是和学生交往。我也一直和家长说，如果你能够和孩子正常的、无障碍的交流，那就行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有学习压力的情况下与学生正常交往。
于是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交往手法。比如，装。有一个老师在介绍点名经验的时候这样说。开学第一天点名，发现有一个学生姓名不认识，怎么办呢?直接跳过出，点完以后，然后问，还有哪个同学没有点到。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老师也没有必要装的高高在上，应该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课前应该看看花名册，不认识的查查字典，实在弄错了，当场承认，也没有什么。
还有的老师喜欢哄学生。说得好听一点是鼓励。现在的班主任，很少去骂学生，更不要说是打了。原因很简单，害怕出事。倒不是害怕把孩子打伤出了事，而是害怕学生举报，自己出了事情。很明显，这是一种不真诚的表现，也不是从学生成长的角度来施教的。
也有的老师喜欢。明明学生考大学一点希望都没有，还欺学生说能够上一本，并且说的信誓旦旦。适当的鼓励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原则的欺就没有必要了，如其那样，还不如让学生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能上大学固然最好，不能上也要考虑未来，是上专科，还是复读，要么是走其他的道路。不至于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大学而耽误了学生。
有人说教育很难，因为老师很难左右结果;而我说教育简单，因为老师全程参与，可以享受其中。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以一颗真心，真诚的与学生交往，不妄取，不妄予，不妄想，不妄求，顺其自然，如此境界，教育怎么会不简单?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描述了人生的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人归之为：知、行、得三境界。
由王国维的三境界论，推崇的很多，有人效仿“三境界”的划分法：知之、好之、乐之;丰之恺认为：“物质、精神、灵魂”这是人生三层境界;有人认为，人生三境界不外乎是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也有人说为知、为己、为人;有人认为理想、事业、爱情;还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等等，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掩卷思之，漫漫的人生历程，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对于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这种境界是针对孩子说的，初识世界，纯洁无瑕，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你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点：一群大人在进行智力竞赛，主持人说“6”“9”不掉头，就出了个题：“6+9=?”，大家都在想，智力竞赛题目决不会就字面那么简单，结果谁都不敢立即抢答，而是苦苦思索。突然，一个6岁的小女孩争着说等于15，人们都向她投去异样的目光，直到主持人宣布小宝贝的答案正确时，人们才收回目光，并责怪自己的思想太复杂了，错过了抢答的时机。这里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凡事不必太刻意。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这种境界是针对中年人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人们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尔虞我诈，互不信任，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孩提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轻易相信眼前的一切，而是用心、用脑去认识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感觉到社会并不那么单纯，现实也并不那么美好，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此时，人们看到的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叫做看山感慨，看水叹息，以致出现了许许多多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指鹿为马的故事。有些人，站在这山望着那山更高;沐在此水，又想到那水更净，欲壑难填，永远也没有满足的境地。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是针对那些走过大半辈子或经历太多事件的人而言，在经历了种种事件，看过了形形色色的人或事，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也许经历了太多，人的境界也高了，不再会为无谓的事或无伤大雅或不可能实现的事而伤脑费神。任尔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芜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他们更明白，更懂得，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事物，明白如果跳出是非圈子，以观棋者、看戏人的角度来看事物，也许事情会简单许多，正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国维所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们都希望能到达人生的最高境界，即这第三境界，体味那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后一览众山小的胜利感，然而在这自我提炼、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许多优秀的品质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悠悠岁月中，我们都是匆匆过客，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结果而结果，我们只有从容走过，无需彷徨，无需犹豫，无需茫然。我们应当往第三种境界发展，这才是人的最高境界，“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外云卷云舒。”人从烦恼和执着中来，应到无烦恼无执着处去。其实凡事看开一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棋”，“棋如人生”，不正说明了人应当看戏者，观棋者吗。也许别人是对的，但我们也没有错，很多事情都无法挽回，再伟大的事情最终也成云烟，所有疯狂之后总归于平静，我们除了平静又能怎样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对一切，平静珍惜一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看透秋云春梦，接受世事无常。正如徐志摩《再别康桥》的人生境界：“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人间词话》，字字珠玑，读来口齿生香。作者王国维先生，才情与睿智，令人叹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语别开生面，鞭辟入里，浑融贴切，高矣。非此，无以配先生之大才也。思之于己，莫说灯火阑珊，就是第一重境界，尚不能独上高楼，也只是昨日西风而已。求索无门，茫然无绪。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
初学诗词，偶有涂鸦之作，亦尝欣欣然而得意焉。然今观之，终难登大雅。言情言景，娇柔造作，失之本性而求奢华，可鄙之极。此是先生所言隔之障也。
先生又说，词人之词，有倡优和俗子之分（此处不是原文）。倡优之词，在于娱人，虽有媚骨而可亲也；俗子之词，在于逞才，每有骄气而不可近也。观我之词，俗子之俗子，骄不足而气不盛，陋矣。
词忌用替代字。
然我此弊连连，才墨不足也。昔时幼安化典于无形，不着痕迹，心驰慕往，雀然欲试。填江城子一首，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贻笑大方之家。
先生最推境界。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此是我所不能达也。境界有造境写境之分，又有有我无我之分。此处无心一一叙述，有意者返回原本，于汝诗词之造诣，受益匪浅。
有时不曾填词，非无心思，实不忍惊先生湖底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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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又安翻译的经典译本名为 Jen-Chien TZ'u-hua 你就用这个就行，钱钟书爷爷都亲笔校验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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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作品，表达情感一定能打动人，浸入人的五脏六腑，描写景色一定能给人带来新的视听感受，开拓读者见闻。它的文字自然而然的流露下来，没有故意选取，也没有加以约束。是因为他看见并描写的东西是真实的，他理解的，知道的东西是深刻的。写诗写词都是这样。如果人们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今的文章，就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失误了“大家”我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不翻译，这个词不好译，况且现在也在用，也能让人理解吧
名家的作品，它诉说情感必定深入人的心灵，它描写景物必定开阔人的眼界。它的词句就像是脱口而出的一般，绝无矫揉造作之态。因为他所见到的都很真实，他所理解的都很深切。写诗作词都是如此。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往今来的作者，应该没有大的偏颇。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骎骎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著名金文专家、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视王国维之墓的修缮工作，投入资金及人力，于一九八五年修复。座落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亦于一九八五年修复，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中外学者和游人观瞻。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三、学术贡献及著述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对启发后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而且，他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末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人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1987年初夏，在王国维逝世60周年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在上海召开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台湾也举行了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在海宁市召开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我们对他留下的学术遗产进行继承和发展，将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扬光大。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王勃九岁指瑕《汉书注》
王勃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初唐四杰之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
675年，王勃去交趾看望父亲，渡海遇险，溺水而死，年仅26岁。他自幼遍读诗书，6岁时能写诗文，9岁时作《汉书注指瑕》，16岁时已蜚声文坛。
唐高宗永徽年间，王勃出生在绦州龙门之地的书香之家。王勃是户主王福畴六子中的第三子，他从小就酷爱读书。
有一天，王勃与两位哥哥正在谈诗论文。父亲王福畴和当地名望较高的两位文人走了进来。
王福畴对三个儿子说：“别高谈阔论了，快快拜见杜大人、范大人。”
三人礼毕，杜大人说：“常来常往，无须多礼。你们王家以诗书传家，一代胜过一代。王勃你过来。你经、史、子、集、诗、赋、骈文，无所不读，涉猎广泛，知识渊博。你所写诗文我已览阅，构思精巧，文采四溢。”
范大人表示赞同，并说：“王勃，你告诉我，你6岁就能写诗文，你这写诗作文的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王勃上前一步，作了个揖，谦虚地说：“大人过奖了。王勃只不过是凭一时兴起，随手写来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灵感？我只是多读了一点书而已。我的目标是对前人的诗文学习借鉴，努力开创自己的风格，希望能够独树一帜。大人请勿见笑啊！”
杜大人听后连连点头，又说：“朝中专门研究训治之学的大人物中书侍郎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听说你读了他的《汉书注》之后，竟发现了其中不少的错误，还写了《汉书注指瑕》，可有此事？”
王勃坦诚地说：“确有其事。我认为给古书作注乃是一门极其严肃的学问，不能有丝毫懈怠，不然就会贻误后人。我在读《汉书注》时，发现其中有不少错处，于是就记录下来，并指出其错误之所在。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成熟。”
范大人想见识一下，便说：“可以拿出来让我们拜读拜读吗？”
王勃颇感高兴，便说：“正想请两位大人指教呢！”
于是，王勃去书房取出《汉书注指瑕》10卷，递给了两位大人说：“王勃献丑。”
两人翻阅《指瑕》时，不断点头称是，确实认为改得不错。两人看完后，拍案叫绝：“9岁儒生竟能指出大学问家的差错，真是奇迹！你的儿子禀赋超常，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王大人，你这书香门第又出高人啦！”
王勃并未因两位大人的夸奖而骄傲自满，仍然刻苦学习，笔耕不辍。
还有一些与王勃有关的逸事呢！
有一天，家中有客人来拜访，父亲王福畴在客厅中招待客人。客厅旁边就是王勃的书房，只见王勃端来一杯水，不停地研起了墨来。研好之后，王勃竟然蒙头就睡。
客厅中，客人对王勃的举动难以理解，就问王福畴：“你家公子研好墨，怎么竟上床睡觉，这是何种学习方法啊？”
王福畴笑答道：“这是小儿的一个习惯，他往往是研好墨，上床蒙头构思，之后才开始写作，一气呵成。”
客人听后，频频点头，并说：“此乃打腹稿！贵公子有他的独到之处啊！”
王福畴陪客人闲聊不多时，只见王勃翻身下床，一首五言绝句一挥而就。客人好奇地凑近桌前，王勃谦虚地说：“请伯伯指点。”
客人一看，这首五言绝句立意新颖，平仄押韵，便惊叹不已，连声称赞。
公元664年，太常伯刘祥道巡行至关内，年仅14岁的王勃便上书刘祥道，提出了自己对治理国家的一些见解。
刘祥道览阅王勃的《上刘右相书》后，惊呼：“14岁的孩童能提出如此精辟的治国方略，实为难得。”遂吩咐左右去请王勃。
不久后，刘祥道上奏唐高宗，将王勃9岁写《汉书注指瑕》一事一一陈述，并称此童才华横溢，才思敏捷，最后向唐高宗举荐王勃为官，唐高宗随即封王勃为朝昔文郎。王勃在职期间，作有大量诗文。16岁已蜚声文坛，20岁便出任虢州参军，26岁时，便写下名扬天下的《滕王阁序》，这篇文章文采飞扬，情真意切，气势不凡，最终流芳千古。
多角度分析，自己可以取舍《滕王阁序》新论 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文被选进中学教材，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名篇名作，许多学者已对其人其文作了精湛的研究，对后学很有启发。然而，学无止境，围绕王勃和《滕王阁序》还存在着不少有争议的观点和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番讨论。 一、《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 本文写作时间，旧有四说： （一）“十四岁”说 五代王定保记载：“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笔纸巡让宾客，勃不辞。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是亦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1］由此看来，这位阎都督在开始虽有表彰女婿的私心，但也是一位有真见识而且胸怀阔大特别爱才的人，他的提倡与表彰对于王勃《滕王阁序》的撰写与流传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十三岁”说 《太平广记》记载王勃“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2］。《古今事文类聚前集》记载：“唐王勃字子安，六岁能文，词章盖世。年十三，侍父宦游江左，舟次马当，寓目山半古祠，危栏跨水，飞阁悬崖。勃乃登岸闲步，见大门当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禁庭森肃，侍卫生狞。勃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归路遇老叟，年高貌古，骨秀形清，坐于矶上。与勃长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惊异。叟曰：‘来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阁序》，子有清才，盍往赋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余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复何言？’叟曰：‘子诚往，吾助清风一席。’勃欣然拜，且谢且辞，问叟：‘仙耶、神耶？’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归帆当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日昧爽，已抵南昌。会府帅阎公宴僚属于滕王阁，时帅有婿吴子章，善为文词，公欲夸之宾友，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为之，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公果授简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公既非意，色甚不怡，起归内阁。密嘱数吏伺勃下笔，当以口报。一吏即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谈耳。’一吏复报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又报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公即不语。俄而数吏沓至以报公，但颔颐而已。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顷而文成，公大悦。子章闻之，惭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谢以五百缣。勃舟行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矶矣。勃拜谢曰：‘当具菲礼，以答神休。’叟笑曰：‘但过长芦，焚阴钱十万，吾有未偿薄债也。’勃过长芦，如数焚之而去（《摭言》）。”［3］从祝穆这段文章的末尾注明“《摭言》”来看，此文显然是根据王定保《唐摭言》的记载敷衍而成。有人认为此文出自晚唐罗隐的传奇小说《中元传》，但《中元传》已不传，无从考证。后来明朝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的小说《马当神风送滕王阁》更加变本加厉，越吹越神。还有杂剧(如明代郑瑜《滕王阁》)、传奇(如清代周皑《滕王阁》)等，都是搬演神童的传奇故事。不过，“十三岁”或“十四岁”说，很可能是附会《滕王阁序》中“童子何知”一语，但古人所谓“童子”并不仅指十三四岁的人。例如清代科举的“童子试”亦称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还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所以，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谓“童子”只是针对座中其他年长者的谦称而已。况且《滕王阁序》中还有“等终军之弱冠”之句，“弱冠”显然是二十岁，而非十四岁。更重要的内证是，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人生感慨，这绝对不是十三四岁的人应当有的，故此说并不可信。 （三）“二十二岁”说 清初吴楚才等注《古文观止》认为作于“咸亨二年”（671年），王勃时年22岁。其注云：“咸亨二年，阎伯屿为洪州牧，重修。九月九日，宴宾僚于阁。欲夸其婿吴子章才，令宿构序。时王勃省父，次马当，去南昌七百里。梦水神告曰，助风一帆。达旦，遂抵南昌与宴，阎请众宾序，王勃不辞，阎恚甚，密令吏，得句即报。至落霞二句，叹曰：此天才也。想其当日对客挥毫，珍词绣句，层见叠出，洵是奇才。”［4］清人蒋清翊在《王子安集注》中亦主张作于“省父”六合县之时［5］。此说在早期文献中没有依据，属于臆测。 （四）“二十九岁”说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认为《滕王阁序》是王福峙谪交(今越南北部)之后，王勃前往省亲，过南昌而作：“（王勃）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坐是左迁交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6］这里所说的“二十九”是虚岁。 根据杨炯《王勃集序》所述，王勃所卒年月是“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7］，那么，王勃南下省亲经过南昌的时间应该是前一年，即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九月重阳。由此推断，则本篇当作于上元二年九月，作者二十六岁。寻绎《滕王阁序》文义，并考察王勃的诗文创作道路，似当以“二十六岁”之说为是，故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8］、陈良运《滕王阁序成文经过考述》［9］等皆主此说。 二、《滕王阁序》与《滕王阁诗》之关系 （一）篇名解析 解析篇名，有助于辨明此文的性质。此文的篇名有三种：一是《滕王阁序》，二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三是《滕王阁诗序》。从出处上看，第一种出自《唐摭言》，第二种出自《文苑英华》，第三种出自《王子安集》{1}。从时间上看，第一种材料出处最早，五代；第二种稍晚，北宋；第三种最迟，明代。从性质上看，第一种是通用的简称；第二种说明作序的时间（秋日）、地点（洪府滕王阁）和原因（饯别）；第三种则说明此文的性质，它不是单一的，而是为滕王阁诗而作的序。尽管第三种篇名的时间最晚，但按照此名来把握此文的性质当最为恰当。因为滕王阁聚会与王羲之山阴兰亭聚会性质相近，此文之写作，与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一样，它不是一篇单一的文章，而是为一次诗人笔会合集写作的一篇序引，也就是一篇前言。此文的末尾写道：“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明显有继承兰亭集会的意义。又云：“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这里的“短引”，即《滕王阁序》；“一言均赋”，指阎都督请在座各位均赋一诗；“四韵俱成”，即诗已写成，至少王勃本人已经写成。显然王勃《滕王阁序》的写作在其《滕王阁诗》已经写成之后，是先写诗而后写序，而不是先写序而后写诗。从结构上讲，《滕王阁诗》是主体，《滕王阁序》是《滕王阁诗》的前言。有人把《滕王阁诗》理解为《滕王阁序》的后缀，那是受了冯梦龙小说的欺。如《新选唐诗三百首》分析序和诗的关系为：“前者（指序）是一篇著名的骈体文，后者（指诗）可以是序的概括和缩写。”［10］还有人认为“《滕王阁诗》是《滕王阁序》的结尾，其性质犹如史传或碑记文的赞或铭”［11］，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要读《序》，其实应该先读诗。 （二）《滕王阁诗》解析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12］。 首二句一般理解为滕王阁本是滕王欣赏歌舞的场所，滕王离开后歌舞也就停止了。这样理解有个问题，如果滕王阁在滕王离开后作为歌舞厅的功能停止了，那为何阎都督还会选择这个地方来大宴宾客呢？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罢”字，“罢”可以通“罴”,罴即疲。意谓这个地方歌舞很盛，歌儿舞女都疲于奔命。 三四句从空间着笔，写滕王阁的宏伟建筑。早上南浦飞来的白云，飘拂在华丽的楼阁之上；傍晚西山的风雨，吹卷着楼阁上珠饰的窗帘。有人认为这两句接着上句罢歌舞而进一步来描写滕王去后滕王阁的冷落情况，恐怕也是误解。因为阎都督大宴宾客之际，热闹非凡，何来冷落之感？ 五六句从时间落笔，写滕王阁今昔的变换。滕王曾是此阁的旧主人，据《旧唐书》本传，其因“娇纵逸游，动作失度”，而在洪州都督任内，“又数犯宪章”，被朝廷“削邑户及亲事帐内之举，于滁州安置”［13］，王勃写诗作序时，滕王已不知去向。联系序文，这两句确实有“物是人非”的感慨。 末尾两句，以景结情。楼阁无恙，流水依然，而建楼的帝子已不知去向。《古文观止》笺释末句为“伤其物是而人非也”［14］，细味诗句，确实有吊古伤今的意味。大自然（日月星辰江水）是运转永存的，而人事是无常变换的。王勃写到这里，恐怕也联想到了自己当年在沛王府中的意气风发，以及如今的穷愁潦倒，所以感伤滕王恐怕只是应景，感伤自己的身世才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结句的“槛”字如解为栏杆，当读为（jian剑）；若释为门槛，当读为（kan坎）。两解皆通，主要看王勃写诗时所处的位置，若在楼上，看到栏杆外的长江；若在楼下大厅里，当然就看到门槛外的长江。从音节上看，读作（jian剑）要响亮一些。 从体裁上看，这首诗虽然还是古体诗，但在中间两联的对仗和平仄和谐方面，已经接近律诗了，所以这首诗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也颇有影响。 三、《滕王阁序》的分段 文章有自然段，有文意段，《滕王阁序》全文如何分段？一般将全文分为四个段落。我认为，按照《滕王阁序》文意和每段的主旨，其实可以更细致地分成八个段落： （一）洪府地势。从“豫章故郡”到“宾主尽东南之美”，概写洪都雄伟的地势、珍异的物产、杰出的人才，紧扣“洪府”二字来写。 （二）介绍来宾。从“都督阎公之雅望”到“躬逢胜饯”，介绍在座的高雅的主人和尊贵的宾客。 （三）秋景如画。从“时维九月”到“声断衡阳之浦”，描写的是一幅流光溢彩的滕王阁秋景图，近观远眺，都是浓墨重彩，写出了滕王阁壮美而又秀丽的景色。 （四）登临逸兴。从“遥襟甫畅”到“极娱游于暇日”，由对景物之描写转向抒发登临的兴致。 （五）兴尽悲来。从“天高地迥”到“奉宣室以何年”，这一段是转折段，情感由高兴转向悲哀感叹。 四、《滕王阁序》的体裁特色 骈文有三大特点：对仗工整，用典贴切，声律铿锵，王勃的《滕王阁序》很好地体现了骈文的特色，是我国骈体文的代表作。 （一）精彩的对仗 对仗也叫对偶，不仅要求词性相对，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虚词对虚词，而且要求词组结构相对。文中著名的对句如：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潦水”对“烟光”是偏正词组对偏正词组，“尽”对“凝”是动词对对词，“寒潭”与“暮山”也是偏正结构相对，“清”对“紫”是形容词对形容词。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两句在句式上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形成“当句对”的特点。如“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宋洪迈云：“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霜’、‘鹤汀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雀黄龙之轴’、‘落霞孤骛，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15］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这是四六隔句对，这种隔句对在唐代骈文中使用得愈来愈频繁，故“骈文”也被称为“四六文”。此联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不少有志之士，面对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王勃此时也是遭受挫折之后，但仍有这般执着的情怀，确实难能可贵，可以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 （二）贴切的用典 《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等句中的用典很有特色。 “龙光”之典见于《晋书・张华传》，张华因斗、牛二星间有紫气照射而在地下掘得龙泉、太阿两剑，两剑的夺目光芒即龙光［16］。“徐孺”之典见于《后汉书・徐传》，东汉名士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不接来客，惟因家贫在家种地而不肯做官的徐来访，才设一睡榻留宿［17］。“紫电清霜”之典有人认为见于晋朝崔豹《古今注》：“吴大皇帝有宝刀三，宝剑六：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链，二曰青犊，三曰漏景。”［18］又见传为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 “高祖斩白蛇剑，剑上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19］但明杨慎有新的讲法：“《三国典略》曰：萧明《与王僧辨书》：凡诸部曲并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云台之仗。’唐王勃《滕王阁序》：‘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正用此事。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岂非世间奇才？杜子美、韩退之极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与杜韩并世对毫，恐地上老骥不能追云中俊鹘，后生之指点流传，妄哉！”［20］ 这样使用典故，实现了“言近旨远”的表达效果，可谓言简意赅，辞约意丰。 （三）铿锵的声律 清人徐斗光在《赋学仙丹・律赋秘诀》中曾引《滕王阁序》详尽地讨论律赋之平仄问题，其文云： 凡律赋中所论平仄，则可于歇断读处调度。若果为字字论之，《滕王阁序》，四六体也，其调协者，可一举似之。如句有上截两字、下截两字者，上两字用平平，则下两字用仄仄；或上两字用仄仄，则下两字用平平，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是也。或上两字平仄，下两字仄平；上两字仄平，下两字平仄，若“无路请缨，有怀投笔”是也。然四字犹易，究不必拘拘若是之难，而至于概不能行也，要只可于歇断处调之，如“层峦耸翠，上出重霄”固也，而“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有不必逐字因类细讲者，但求“阁”字“丹”字、“临”字“地”字，仄平、平仄相协耳。故句有上三字下三字为两截者，如“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只讲“子洲、人馆”四字，“仄平、平仄”相协。“抚凌云而自惜，奏流水以何惭”，只讲“云惜、水惭”四字“平仄、仄平”相协。“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只讲“极深、高远”四字“仄平、平仄”相协是也。句有上两字中两字下两字分三停者，如“响穷彭蠡之滨，声断衡阳之浦”，只讲“穷蠡滨、断阳浦”六字“平仄平、仄平仄”相调。且如已涂去两字之六实字句“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只讲“霞鹜飞、水天色”六字“平仄平、仄平仄”相调是也。句有上两字，中三字，下两字，亦三停者，如“龙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只讲“光斗墟、孺蕃榻”六字“平仄平、仄平仄”相调是也。他或三字句，仅讲尾字；五字短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者；长句，又有上三中二下二者，有上二中二下三者，有夹有语助不算者，且更有腰折者，法亦殊难缕述。观《仙丹》之十赋，自可反隅［21］。 这一段论述之要旨在于阐明：律赋之调平仄与骈文之调平仄原则上是一致的，仍然遵循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两句之内平仄相对之常规。把握的要点在于认识赋句的“可歇断读处”，乃是赋句之音步节奏点，如四字句的第二字第四字，五字句的上二下三式或上三下二式，六字句的两截式或三停式等，都是协调平仄的关键之处，不得背反。 五、《滕王阁序》的影响 王勃的《滕王阁序》早在唐代就享有盛名。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立的概念，古文运动从思想上是要恢复儒家的道统，从文体形式上就是要打倒骈文，提倡古文。但韩愈对于写得好的骈文却并不歧视，他在《新修滕王阁记》一文中说：“愈少时闻江南多登临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我忧。”［22］“三王”中王仲舒的《记》、王绪的《赋》今已失传，而王勃的《序》仍脍炙人口，韩愈“壮其文辞”，以为读之可以“忘忧”。 王勃的《滕王阁序》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发挥了两大作用：一是让千秋万代的后人认识到骈文的价值，了解中国历史上原来还有那么一种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的美文。二是让人们认识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3］的道理。自然景观因为人文力量的介入而名扬天下，阁因文传，滕王阁正是因为《滕王阁序》的声名而屡毁屡建，长存世间。（六）怀古议论。从“嗟乎”到“岂效穷途之哭”，怀古伤今，生发出“士不遇”的议论。 （七）自身感慨。“勃，三尺微命”到“奏流水以何惭”，结合自己生世，发出一番“士不遇”的人生感慨。 （八）回归诗会。结尾段回归诗序正题。 《滕王阁序》不仅是一篇亮丽的写景文，而且是一篇深刻的咏怀文。文章描写了滕王阁壮美的景色，铺叙了宴会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羁旅之情，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感慨。全文以“兴尽悲来”四字为“文眼”，登阁观景是兴，参加盛大宴会是兴，高朋满座，诗友争胜是兴；悲古人，悲帝子，悲身世，悲士不遇。全文围绕这四个字写景、抒情、议论、叙事，层次井然，脉络清晰；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可谓丝丝入扣，层层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