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里写道："天下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仅有回忆。
吃葡萄的故事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的一生恰似吃葡萄的过程。
记得初中时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每天步行十余里上学。面对贫困，他不甘沉沦；面对逆境，他选择了坚强。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成了省会有名的律师，并自办律师事务所。另一个是乡长的儿子，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只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工厂，后来由于企业破产下了岗，生活日见困顿。农民的儿子有出息，是因为他首先吃的是"坏葡萄"，把好的留到了最后；而乡长的儿子每况愈下，因为他年轻时就已经把"好葡萄"吃完了。
大凡年轻时屡受挫折的人后来都很幸运，因为他们面对挫折必须独立思考，鼓起勇气，然后战胜它。而那些年轻时运气一直很好，或者一开始就在温室里长大的，到了五十岁左右时遇到困难，便仿佛是灾难临头，以至在挫折面前束手无策，从头开始又为时已晚。
有句谚语说得好："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吃葡萄的最佳方法应该是：先挑最坏的吃，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英国哥尔斯密说过："人生最大的光荣，不在于能屡败屡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才是完美的人生 。
雏鸟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希望展翅飞翔，飞到那湛蓝的天空；落叶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盼望能随风飘荡，飘到那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慢慢腐朽。我心中的美景又是什么？
那，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殿堂，是我心底最深处的一个花园。为了它，我甘愿十二年寒窗，夜夜挑灯苦读。我无数次地想望，那儿的大门是否随时向我打开，那儿的人们，是否随时欢迎我的到来？相信我，再等我五年，五年之后，我一定会亲自踏上那片文学殿堂，等待我——我心目中的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给我深深的思考。有人说：“踏进这所中学，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是这样的吗？我想我心底里的花园也许正如这所说，它只为勤奋之人打开大门，将懒惰之人拒之门外。既然如此，为了我心中的美景，我就做一个勤奋之人吧！我的路正如屈原所说的，还很长，很长……我要放下贪玩的心理，背下装满知识的书包，拒绝对我不良的诱惑，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中，跳进知识的海洋里，沉在其中。就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心目中的美景实现了，那我就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一夜，静悄悄地，我醒来，看见我身边绿树成荫，花红柳绿，一抬头，我看见了我所熟悉的大学校名。刚劲有力的字体写着“——大学”我兴奋极了。啊。这就是文学的殿堂，我心中的美景！空旷的操场，壮丽的教学楼，花园里，飘着泥土的芬芳和花香，这香味，仿佛混杂着清香的油墨味。花儿在向我招手，鸟儿在为我歌唱，小草也在向我点头。我开心地跑啊，跳啊……一睁眼，咦？眼前一切都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原来是一场梦！
但我，为了心中的这个梦，这幅美景，我会奋斗不懈！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愿望会实现的！
我爱吃水果，有红彤彤的苹果，小巧的香梨，甜而爽的西瓜…………。但我最爱吃的水果是葡萄。它不仅仅是玲珑多姿，更重要的是葡萄香甜可口。
（苏文纨）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 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 *** 裸的”。
鲍小姐并未 ***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
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你嘴凑上来，我对你说，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省得走远路，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
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的咒骂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
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鸿渐看她们有说有笑不允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 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的好，此外全无用处。 掌声住了，方鸿渐强作笑容说：“吕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诸位的鼓掌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
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没开口，诸位已经满意得鼓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到一种收到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
听众大笑，那记录的女孩也含着笑，走笔如飞。 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苏小姐领了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唐晓芙。”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
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
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
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方鸿渐说：“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
她跟辛楣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日。 女佣说着，她和周太太、效成三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忙碌得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觳纹。
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 因为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只对苏小姐笑道：“不用扫兴。送给女人的东西，很少是真正自己的，拆穿了都是借花献佛。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
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
“女人有女人的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 写好信发出，他总担心这信像支火箭，到落地时，火已熄了，对方收到的只是一段枯炭。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大家照例称好，斜川客气地淡漠，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 他不知道女人在恋爱胜利快。
这个典故大概出自钱钟书的《围城》，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天下只有两种人。
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
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
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
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当然这是钱钟书的想法，自己写作文可以完全加上自己的立意。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但钱钟书是独特的。
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登堂入室；渊博使他站得高，看得透，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他被学术界誉为“文化昆仑”。
真正走近钱钟书时，也许你又会生出无限感慨！ 骨子里的狂狷 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却十分强悍，钱钟书就是一例。儿时的他，已显出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
上小学时，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
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
从外文系毕业时，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校，他一口拒绝了，并说：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对同辈学人也多有臧否。
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均深表不满；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也大加嘲讽，说： “自从提倡幽默文学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1992年，安迪先生到钱钟书府上拜望，请教其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对王国维，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对鲁迅，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阿Q正传》则应加以修剪才是。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 “四人帮”横行时，学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 “我很忙，我不去！” 通报者只得讨饶： “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哈！我很忙！”。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过：“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类的基本根性钱钟书通过文中的主要人物方鸿渐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来表现他的见解，方鸿渐的爱情与婚姻故事贯穿全篇.他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还有孙柔嘉的爱情纠葛让我们认识方鸿渐，了解方鸿渐，他善良而又懦弱，不令人讨厌但却一无用处，自己喜欢的能主动去追求，可是他的女人缘也让他备受折磨.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留学归来然而又一无所成的方鸿渐遭遇婚姻的围城，事业的围城，进去又想出来，进进出出找不到人生的归宿.就像一个多余的人可有可无.
关键词 方鸿渐 性格 爱情 事业 心理
《围城》这本小说我看了三遍，对于这本书犀利的语言，绝妙的讽刺，七百多处的妙喻，都令我惊叹不已.钱钟书老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大师.这部经典之作看几十遍也不会厌倦，令人回味无穷.然而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只能对文中的主要人物方鸿渐稍加揣摩，一孔之见聊以 *** .方鸿渐的名字绝不是随意起的，有人认为方鸿渐的名字出自《周易》第五十三卦“渐”卦辞中的“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 ，“鸿渐”的意思是鸟儿在天上飞，想要拣个枝儿栖，可是飞来飞去没有定止，暗示方鸿渐这个人一生劳碌奔走，浮世飘蓬一般，什么事情都没有个落定.我觉得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很符合方鸿渐的命运.看看他的爱情故事，不难品出他的性格特征.
一，方鸿渐与鲍小姐的爱情
鲍小姐取名能看出钱钟书对这个人物的厌恶，杨绛先生在《钱钟书与》中对她做过评价：“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可见在三四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评价的不同.鲍小姐穿着暴露，被人比作熟肉铺子，局部的真理.有东方美人的气质，让那些男生看得心头火起，直流口水.这位鲍小姐从小被父母使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靠自己找，快乐要靠自己寻，自信很能引诱人.他看方鸿渐是坐二等舱的，人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不顾自己已经有了未婚夫，而且自己留学还是未婚夫出的钱，在鲍小姐的引诱下，方鸿渐陷入其中，他虽然二十七岁了，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鲍小姐的感情诱惑，所以早已拜倒在鲍小姐的石榴裙下.他虽知道鲍小姐行为不检也觉得兴奋.当他听到鲍小姐好像是不经意地说“咱俩今晚都是一个人睡的时候，他目中电光瞥过似的，忽然照彻可是射得眼不敢逼视，周身的血都升不起脸来.”他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这些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出鲍小姐的诱惑，方鸿渐初出茅庐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欲望无限升级，毫无定力与操守.当船要靠岸鲍小姐突然变脸不搭理方鸿渐，方鸿渐气得心头火直冒仿佛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他觉得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方鸿渐用这样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当他看见鲍小姐扑向未婚夫的怀里的时候，才明白，自己一直被引诱，以为鲍小姐有点看重自己，结果自己任由他摆布玩弄.方鸿渐的第一次爱情就这样灰飞烟灭，应该说不能算 *** 情，不过是被 *** 所吸引，他糊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追求是什么，一直被迷惑着，不知没有心灵的交融是不会有真爱的，这短暂的相识相处让我们看出方鸿渐的情感世界的空虚无助，以失败告终.
吃葡萄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里写道："天下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仅有回忆.
吃葡萄的故事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的一生恰似吃葡萄的过程.
记得初中时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每天步行十余里上学.面对贫困，他不甘沉沦；面对逆境，他选择了坚强.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成了省会有名的律师，并自办律师事务所.另一个是乡长的儿子，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只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工厂，后来由于企业破产下了岗，生活日见困顿.农民的儿子有出息，是因为他首先吃的是"坏葡萄"，把好的留到了最后；而乡长的儿子每况愈下，因为他年轻时就已经把"好葡萄"吃完了.
大凡年轻时屡受挫折的人后来都很幸运，因为他们面对挫折必须独立思考，鼓起勇气，然后战胜它.而那些年轻时运气一直很好，或者一开始就在温室里长大的，到了五十岁左右时遇到困难，便仿佛是灾难临头，以至在挫折面前束手无策，从头开始又为时已晚.
有句谚语说得好："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吃葡萄的最佳方法应该是：先挑最坏的吃，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英国哥尔斯密说过："人生最大的光荣，不在于能屡败屡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才是完美的人生 .
雏鸟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希望展翅飞翔，飞到那湛蓝的天空；落叶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盼望能随风飘荡，飘到那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慢慢腐朽.我心中的美景又是什么？
那，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殿堂，是我心底最深处的一个花园.为了它，我甘愿十二年寒窗，夜夜挑灯苦读.我无数次地想望，那儿的大门是否随时向我打开，那儿的人们，是否随时欢迎我的到来？相信我，再等我五年，五年之后，我一定会亲自踏上那片文学殿堂，等待我——我心目中的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给我深深的思考.有人说：“踏进这所中学，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是这样的吗？我想我心底里的花园也许正如这所说，它只为勤奋之人打开大门，将懒惰之人拒之门外.既然如此，为了我心中的美景，我就做一个勤奋之人吧！我的路正如屈原所说的，还很长，很长……我要放下贪玩的心理，背下装满知识的书包，拒绝对我不良的诱惑，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中，跳进知识的海洋里，沉在其中.就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心目中的美景实现了，那我就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一夜，静悄悄地，我醒来，看见我身边绿树成荫，花红柳绿，一抬头，我看见了我所熟悉的大学校名.刚劲有力的字体写着“——大学”我兴奋极了.啊.这就是文学的殿堂，我心中的美景！空旷的操场，壮丽的教学楼，花园里，飘着泥土的芬芳和花香，这香味，仿佛混杂着清香的油墨味.花儿在向我招手，鸟儿在为我歌唱，小草也在向我点头.我开心地跑啊，跳啊……一睁眼，咦？眼前一切都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原来是一场梦！
但我，为了心中的这个梦，这幅美景，我会奋斗不懈！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愿望会实现的！
我爱吃水果，有红彤彤的苹果，小巧的香梨，甜而爽的西瓜………….但我最爱吃的水果是葡萄.它不仅仅是玲珑多姿，更重要的是葡萄香甜可口.
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
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
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 《围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看过电视或者看过小说，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钱钟书和这本书的情况。
钱钟书主要是一个学者，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写小说跟一般作家不太一样，是很从容的，这种姿态，对他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应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他也不是为了稿费，或者为了什么上级给他的任务，或者为了形势的某种需要，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一种文学上的寄托，他的小说是学者小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
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
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围城》。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围城》是抗战后期写的，先是在一个叫《文艺复兴》的刊物上发表，1947年出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解放以后，就没有再出版了。
解放后钱钟书主要是搞文学研究，研究古代文化，写过《管锥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他基本上就没有创作了，大学里上文学史也不讲钱钟书，他的书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一直到大概是80年代初，开始有人注意钱钟书了。
那主要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做夏志清，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把钱钟书捧得很高，这就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注意，千方百计找来看，确实觉得不错，就有人开始研究钱钟书。
那时在海外也有人做博士论文选钱钟书的。钱钟书在文学界名声大振，是80年代的事。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所以说现代传媒在推进文学方面有时候也有作用，当然也有消蚀的作用，看书的人少了，看电视的人多了；但有时候电视对文学也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起过促进宣传。这是关于《围城》的一些背景和基本情况，下面我就转入讲这个作品。
《围城》这部小说啊，应该说它跟一般的小说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深奥的，它的意蕴或者说主题吧，是比较深的，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或者说呢，这样的小说所带有文化的意蕴比较丰厚。
凡是碰到这类小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概括了，绝对不能。越是意蕴比较丰厚的文学作品，越是可以做多种多样的解释；如果说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的可以作简单的主题归纳，那么这样的作品一般来说比较单纯。
所以这个《围城》就属于一种意蕴比较丰厚的。对这样的小说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思路，不断地发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样一本小说。
一下使我自己写的一篇读后感，开学要交的读《围城》有感 ——嘲讽背后的大悲凉拜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首先被他那幽默的比喻和恰到好处的嘲讽所吸引。而后，我才发现这是智者用一种让人容易接受的方法来表达内心的大悲凉。
读《围城》，最直接的感受是那些幽默的比喻让人读过之后有一种 *** ，最奇妙的感受是 *** 之后又会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思考。这正是他嘲讽的成功之处，书中并没有或激烈或锐利的批判的话语，但是读者读过之后，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批判，一种感慨，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作者心中的大悲凉，与文中幽默的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
《围城》的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小说以主人公方鸿渐的事业，爱情，婚姻，家庭为线索，讲述了方鸿渐的一些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生活琐事，或荒诞，或悲喜，深刻刻画了一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懦弱，自私，功利和欺性。主人公方鸿渐也成为一类人的符号——旧中国知识分子。
比如：方鸿渐刚刚回国的时候，被邀请为学生们作演讲，谁知他的出国留学没有学到半点知识，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他也只是个出国镀金的人罢了。
没有真才实学的他乱讲一气，因为他讲到了鸦片，梅毒，所以学生们倒很爱听，只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只谈。钱钟书先生把他当时的窘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可笑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到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无能，虚伪。
如此的。
什么科目，什么专业，具体点，字数不到2000记得叫浅析表示谦虚。还有问题短我，也可以百度我的博客三七文字工作室欢迎你
论文浅析《围城》的语言艺术 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揭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不那么先进甚至还很迂腐和软弱的普遍性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心理刻画贯穿全篇。当战争的火药味儿弥漫开来的时候，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来到湖南一个偏僻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他置身于民族斗争的风暴之外却又始终处在个人斗争的风暴中心，有时幸福着，有时混沌着，有时清醒一些，更多时候则在浑浑噩噩中幻灭。在三闾大学的人与人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渐渐看到生活在蚕食着他的生存意识、操守和灵魂。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很少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他的焦虑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能想到那样深。在《围城》中，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的昙花一现，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 对方鸿渐心理刻画的成功，在推动文本节奏和故事情节的同时，给人物命运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给“围城”人物的叙事极大地展开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铺垫，使得小说的艺术结构趋于圆润、完美。 ②.对其他人物的心理刻画 作者对其他人物大多采用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的方法，从不繁冗拖沓，这些人物有利地衬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给主要人物以足够的刻画和渲染空间。 作者透过方鸿渐的刻画，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围城》对除方鸿渐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刻画虽然笔墨不多，但往往能起到凸显人物内心最深藏的本质，在这些人物都想掩饰、深藏自己的过去、缺点时，心理刻画这一方法就是最好的识破工具。 4.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 《围城》的语言结构可谓严谨而圆润，全书体现了语言艺术的辨证统一。三个无形的语言圆圈结构让《围城》的语言艺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①.美与丑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外在美丽实则内心丑陋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一个美与丑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海归派，“博士”学位，“见识广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脉，家底至少殷实富足，作风正，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他们理应是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们都有写在脸上的光彩和荣耀，这是美的。但是，从走下那条象征激情和锐气的船以后——实际上，他们的“围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身上的光环已经变暗变淡。走下“神坛 ”之后，他们在读者面前走马灯似的出场，一次次地丑态毕现，又一次次的“从容”地故伎重演原来的“美”，就这样逐渐完成了第一个语言叙述的圆圈结构。 这个圆圈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为了揭示出“围城”人物的真实病态，让他们在自身设计的美丽之中，逐渐迷失自我或逐渐沉沦本性以后尽显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应是文本架构的需要。 ②.大与小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表面自大实则渺小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二个大与小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头衔，有人聘请去大学任教，有门当户对的“血统”可以嫁娶，当然他们也很自大。这种自大，在他们演绎起来自然流畅，反而是方鸿渐最不习惯。他们喜欢夸大自己的一点见识和所谓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公共场合”大谈特谈，丝毫不加掩饰。这种自大其实是他们内心的虚荣体现，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自大，习惯性的自大，虚妄的自大。读者都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实则显示出了个体的渺小。 他们不在民族抗争的中心与敌人斗争，首先显示了他们内心境界的小，这是他们故意的，也是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种畸形的中庸主义；他们在三闾大学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为职称、待遇、婚姻而不停地争斗，再次显示出了他们心胸的狭小；他们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个“围城”里辗转争斗，最终都很难逃脱“围城”的束缚，成了笼中鸟，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个体作无谓和无奈的抗争时的渺小，显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在经历思考、怀疑之后的迷惘，这也正是第二个语言叙述结构所要表达和延展的主题。 ③.喜与悲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喜剧行为和悲剧性格的双重性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三个喜与悲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剧行为，这在他们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剧——更是闹剧——就真正变得可悲起来。他们的悲剧性格带有普遍性，是一种集体的“瘟疫”，在“围城”里，他们相互遮掩却要相互传染，“共患难”还并不接受“净化”，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围城”还未筑好的时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论。人物表面的喜剧性在通过悲剧性格的透视之后，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这种双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诙谐戏谑特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没有鲁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并一定都要洪钟大吕之声。像《围城》这样，一路的戏谑，一路的耳光抛洒，噼啪作响；一条大船满载希望，一口丧钟惊醒世人，“围城”仍在。 《围城》集中展示了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技巧，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语言驾驭功底，其人的睿智广博至今仍让人肃然其敬。辩证统一的、圆润严谨的语言艺术结构让整个作品变得无懈可击。作品中大量的奇妙譬喻让人深思，能让人顺手摘抄或在公众里稍加发挥，翕然一笑之余，总要感叹“钱氏语言”的奥妙无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语言也不爱情物语。本文并不赞同如今女士们热衷《围城》的理由是能从中发现爱情与婚姻的厚黑学。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理应是多层次的，它的语言艺术亦是多结构多建筑的。 参考文献[1]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商务印书馆，1996年.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王艾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曾感慨说：“钱钟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恕我不赘。我只好向同好推荐一个词的翻译：oxymoron被钱钟书译作‘冤亲词’，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46）现从钱著中拈出几则译例，以佐证其译文之雅： This is an art/Which does mend nature,change it rather，but/That art it self is Nature（语出莎士比亚《冬天的童话》，《谈艺录•补订本》，页61页） 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 Agenius differs from a good understanding,as a magician from an architect;that raises his structure by means in visible,this by the skilfuluse of common tools.（爱德华•杨论诗语，《谈艺录•补订本》，页411） 天才与聪慧之别，犹神通之幻师迥异乎构建之巧匠；一则不见其施为，而楼台忽现，一则善用板筑常器，经之营之。 Form enwhoarefortunatealllifeisshort,butforthosewhofallintomisfortuneonenightisinfinitetime（古希腊诗人语，《管锥编（全五册）》，页671-672） 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 . （布莱克语，《管锥编（全五册）》，页446-447） 无反则无动：引与拒、智与力、爱与憎，无之人不能生存. 在钱钟书的英文论文中，时时可见其对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及佛经如《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的片段译文，下面录一首他所翻译的古诗： AlldaylongIlookedvainlyforasignofSpring Mygrassshoesraisingcloudsfromthedustofallfields Returninghome,ISmilinglypickaplum-blossomandsniffit Andlo!hereonthesprigisSpringinitsfullness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鹤林玉露》卷六梅花尼子悟道诗，译文出自钱钟书 《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见附录二） 除了译艺颇受推崇外，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也深受重视。其“化境”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更被视为对翻译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译学思想。（47）倘若以上举译文与“化境”论相对观，不难看到，钱钟书在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方面，几近完美，在精确传达原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钱钟书的译文是否达到了“完全保存原作风味”的目标，则见仁见智，颇难定论。平心而论，翻译的“化境”作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审美境界，让人向往，却不易企及。以英国文学汉译而论，朱生豪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所译之莎士比亚戏剧，庶几近之。 前文曾提到明徐光启的如下观点：“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无疑提示着“翻译”（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原著的注解和阐发）作为引进外来文明的手段，在发挥沟通中外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即，通过引进外来文明以改造本土文化，从而达到超越自身传统（“旧学新变”）乃至超越外来文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缘起”部分已有论述，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钟书作为一名在会通中西的实践中隐含着改造旧学的深层意图的人文学者，并非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而是有着深切民族关怀的文化赫尔墨斯。
现当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1、 鲁迅《人之历史》解读
2、 鲁迅《文化偏至论》的精神要义
3、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对有关诗人及作品的评论
4、 鲁迅《野草》中的战士形象简析
5、 论《野草》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6、 论《野草》中鲁迅的想象力
7、 论《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形象及鲁迅的态度
8、 论《朝花夕拾》中的幽默
9、 论《故事新编》中的荒诞描写
10、 简析《铸剑》中的复仇
11、 论胡适《尝试集》的艺术特征
12、 论郁达夫散文的审美特征
13、 论郁达夫散文的审美特征
14、论周作人二十年代的散文
15、论瞿秋白的杂文
16、论戴望舒四十年代的诗
17、论田间抗战时期的诗歌
18、论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
19、藏克家《烙印》解读
20、论藏克家抗战时期的诗歌
21、论洪深的《香稻米》
22、论胡风的诗歌创作
23、 论夏衍的报告文学创作
24、 胡风论诗
25、 评曹禺的《北京人》
26、 论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
27、 论杨绛抗战时期的戏剧
28、 论丁西林抗战时期的戏剧
29、 评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
30、 论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
31、 从《速写三篇》看张天翼讽刺小说的特点。
32、 论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
33、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34、 解读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
35、 解读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
36、 论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
37、 论茅盾《腐蚀》对赵惠明的描写
38、 试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39、 论齐同长篇小说《新生代》中的几个知识分子形象
40、 试谈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几个汉奸形象
41、 论巴金《寒夜》中的心理描写
42、 论钱钟书《围城》的幽默艺术
43、 论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景物描写
44、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
45、 陈敬容的诗集《交响集》、《盈盈集》(可以择其一研究)
46、 谈袁水诗歌的讽刺艺术
47、 陈白尘的戏剧(讨论其艺术特色)
48、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考虑其文学史意义、其精神内涵，以及它的局限性)
49、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成就、人物塑造等)
50、 40年代解放区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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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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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围城》是一篇“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它不仅具有显明的艺术特色，它的文学艺术成也是十分突出的。在当今文坛上就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作家以幽默、辛辣的笔法讽刺时态弊端。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令人赞叹的精辟比喻，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闯，纷至沓来。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以漫画式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情思与微妙的心理情绪。 一、 幽默的形象讽刺 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显明的个性，众多人物被作家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形象感染读者。在描写苏文纨所请的朋友沈太太时，“她眼睛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多情的熟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在这里运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读后，不禁让读者浮想联翩，把沈太大的形象鲜明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围城》中对每个出场的人物进行形象描写时，对其进行一番讽刺的、刻意的运用，此类描写手法含蓄，令其形神毕露。例如出场一次的“哲学家”褚慎明，他的名气是*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其实每位读者可以轻易的看出。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但我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自称“诗人”，的曹元朗，其实也是一位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文痞。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取了大学教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外语系任英语教授。为了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事例，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作家的笔下化作一幅幅讽刺性的漫画。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体验到并享受阅读的快乐。 二、 微妙至极的心理讽刺 作家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尖锐的笔法去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致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围城》中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挖掘。如对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在描写过程中格外细腻，辛楣说这儿太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上”。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说丢了手提包，让辛媚陪她回汪家去取。心理神态，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露出内心世界的丑陋之处，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取别人的好感。半路上，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服下，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以一瓶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作家还一次次形象的描写，把李梅亭吝啬心理步步揭露。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平淡中却有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握人物心理，把复杂的人物感情编织于一起，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从而使人物性格形象的反映于书面上。例如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力口。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 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关心爱护方鸿渐，其情形体贴入微，这种结果赵辛楣是无法接受的。使得方鸿渐无形中胜利，这使赵辛媚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十分激动，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讨厌，其实心十分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毒心理的辛辣描写，正是描写了旧社会知识分子要害——面子。作家这种辛辣讽刺，尖锐描写，生动的刻画，通过心理上的一些阴险的想法，逐步揭露了知识分子那种丑陋的心灵。 三、 比喻的奇妙生动与知识性的趣味 作品以细腻笔法勾画众生。精妙的明喻、暗喻。如第三章写到方鸿渐与赵辛楣斗嘴，只见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地笑着。方鸿渐忽然明白，这姓赵的对自己无礼，是在吃醋，当自己是他的情敌。苏小姐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鸿渐”，也像有意要姓赵的知道她跟自己的亲密。想来这是一切女人最可夸傲的时候，看两个男人为她争斗。自己何苦做冤家，让赵辛楣去爱苏小姐得了!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这种打算：她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但是她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出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她更担心败走的偏是方鸿渐：她要借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对自己的爱的勇气，可方鸿渐像这几天报纸上战事消息所说：保持实力，做战略上的撤退。以讽刺和暗喻当时的国民政府步步后退的抗日态度。 钱钟书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围城》中的比喻的喻体融入科学，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民俗，掌故等方面的知识。阅读此书，像进入一个繁茂的花园，令人目不暇接。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把喻体和本体巧妙的结合起来，使《围城》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如作者把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情谊喻为数学上的“两条平行似的直线不能交汇。”在船上初次介绍鲍小姐时，描写她“只穿绯霞色的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色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而那些男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停。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些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纠正为局部的真理，准确又生动。讽刺辛辣之至，力透纸背。对主动的苏文纨与被动的方鸿渐的接吻，作者写到：“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綦蓉时的把嘴唇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这轻轻一吻，作者用了一个民俗方面和两个宗教方面的知识，表达近而远之的亲近，传达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微妙心态，令人拍案叫绝。典喻的大量使用是《围城》比喻艺术知识性的体现。 作家使用了许多的中外典故，信手拈来，皆成文章，造成语言的活泼典雅又意味深长。因为典故串身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即使是简单的明喻，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在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领会更深的含义。 这有一古寓：人需一镜，时常照看，以知己为何物，而不自知的家伙照也无益，反害他象寓言里的狗那样叫闹。书中李梅亭，苏州寡妇一句“僚是好人”。他即刻忘掉“向尿缸照照影子”。方鸿渐也时露癫状，比较而论尚是能照照镜子的“狗”。如他被唐晓芙历责后，尚会表示不再讨厌：遂从暴雨中“狗抖毛似抖搂身子……开步走了”。其[后又与赵辛楣苦中作乐，以“狗追影子丢骨头”这一母体变喻相!互调侃。“狗”为追求水中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恨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钱钟书论证此种既可讥讽世人，也能反身自嘲的“照镜式”幽默是对世事达观的高卓机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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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杨绛为钱钟书《围城》写的序言。“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围城作品鉴赏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