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军屯主要有四类：民屯、谪屯、商屯以及军屯，而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这本书中主要以军屯为主题进行论述。王毓铨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是介绍明代军屯的具体内容，如：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军屯的组织结构和作用等。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是讲述了明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不断的民田化导致了军屯的破坏。 中国历史上的军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汉到宋是第一个阶段—边防军屯，军屯主要以局部驻防军兼营屯种，以供局部的需要。兼营屯种的驻防军几乎全在边缘，不在腹里，期间军屯制度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边镇屯田为的是省转运、固防守。由辽金到明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军屯制度变化从开始到完成阶段。辽金特殊的军事制度以及他们都是从外来占据腹里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军屯制度变化的开端。辽金统治者为了镇压和防备被占据着的反抗，把军队散驻在被占据地区之内，因此，军屯遍布各地。由此便可以看出军屯制度前后的不同了，此前的屯田是边镇屯田，重在外境，辽金以后的则是遍地屯田，内外全有。但是金代的军屯还没有操守正军和屯田军的分离，直到元代，正军、屯军分别组织，分别管理，这是元代军屯制度上的新创设。明代的军屯制度是元代制度的延续、加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不仅使军役来源有保证，也要军队的供应有保证。 明代军屯的建置主要是设卫分军屯田，并制定几种极为重要的屯田法令，完备当时的军屯制度。主要体现在军屯的新增上 ，洪武以后增设的军屯，其性质不外乎是腹里军事据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水陆交通枢纽以及边防地区，随着军屯的创设，卫所也有所改变和增设。 王毓铨主要就旗军拨屯分数、余丁顶种、屯田分地亩数、军屯地土来源，及其总额、牛具种子、屯田子粒和屯种组织、管理监督等几个方面叙述了明代军屯的具体经营情况。以下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 根据明代初年的军屯法令，在屯地上进行生产的，是由各卫所拨出来的一部分旗军，也叫屯田正军，有别于屯田军余。旗军拨屯分数主要是遍地三七守屯，腹里二八，但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屯守分数是没有严格准则的，因时因地都有些差别，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更定屯田法，守屯分数只有两种：十之五和五之四，冲要卫所旗军屯守中半，其余的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后，屯田法又有所改变，“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七分屯种，三分守城这三七比例合乎一般所知的边地守屯制度，但并未被严格执行。到了永乐二年，再次更定屯田法，只给了个原则，各地因地制宜。总体上看，明代卫所旗军屯守分数一般的发展趋势是屯田军士分数逐渐减少，到宣德时期开始破坏，最后是名存实亡。 按明朝的军政制度，正式军役由特定的军户担任，每军户出正军一名，携带军余一名，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这个军余是不当军差的，也免杂差役，主要开种土地供给正军和自养自食。军余开种的土地不仅是荒地，也开垦新地，但这与屯地无关，军余交纳的也不是屯田子粒，因此，军余不做防守正军，也不做屯种屯军。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军余不仅被派做屯军，而且还被挑选操备，成了防守的旗军。这主要是因为屯军失额，明代政府才采取了抑配军余派种和顶种的办法。派种多是因为有多余土地或是在营空闲军余多，而顶种则是因为屯军失额、土地抛荒，顶种是一种以军余代替正军，进行屯田，交纳屯田子粒的制度，不仅意味着军屯制度的破坏，也代表着对军户的剥削加重，军余拨屯还直接影响了正军的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健全，加重人民供军的负担，破坏了军屯的生产力。 军屯分地是为保证屯军进行生产，每军授给一定亩数的屯地，一般都称为‘分’，由于各卫所土地肥瘠程度不同以及远近不同，军屯分地一分的亩数不一样。不仅如此，屯军实在耕种的分地亩数和法令上规定的也不完全一致。在此，王毓铨特地分析了分地短额的原因，他提出，虽然有了定制，但也存在未拨补的军屯分地，以及‘虚拨’现象，除此之外，总兵等官占夺，屯军欺、典卖屯田也是短额的原因。 屯地总额各朝数量不一，且差距十分大。此外，关于屯地的来源，腹里的屯地来源主要是‘官田’、‘没官田’、‘废寺田’以及‘绝户田’等；边镇屯地的主要来源是‘闲田’和‘荒田’。 此外，理论上，明朝分拨土地有两个原则：右武、屯种附近土地。官田是属于官府而直接为官府经营的土地，军屯便是其方式之一。没官田是官田被以犯罪的名义没入官的田土。废寺田是寺观废弃了，田土归官。绝户田是人户死绝，土地归官的田土。闲田是未经垦种的，而荒田是经垦种后来荒芜的土地。总体上看，明代作屯田的土地从本质上都是官田，尽量不夺民田，但这也造成了卫所屯田分散，屯田与民田交错，屯地远离卫所的状况。 明代设有‘屯部’，专门负责供给军屯工具和耕牛，是为了使屯军有条件进行屯种，除此之外，明代军屯项目还有‘牛具银’等是为了购置屯军所需要的耕牛和农具的。王毓铨列举了几个关于屯牛的来源，其中主要是屯用官牛孳生的牛只、因为抄籍而没入官的牛只以及因战争虏获的牛只。但是，这些屯牛到了后期却因被敌人虏获、管屯官员的吞没以及倒死而急剧失额，尽管倒死的牛只‘例该追赔’，但因屯军贫乏至极无力赔偿，牛只也不见增多，到了宣德以后，仍然很多屯军没有官牛具，屯政逐渐败坏。在关于牛具种子输租与还官方面，王毓铨提出屯田所用的牛只是可以租用官牛的，但是相比于永不起科的土地，牛具必须按地亩征收。 屯田子粒是由旗军把他所承种军屯分地上的收获物上交官府的一种贡纳，通常以本色交纳，也就是土地上所生产的物品交纳。通常，屯田子粒不征本色的情况有三种：折银、折纱、折布，其中基本形式是折银。折银输纳一般使用于原额子粒输纳艰难或地质差少收；新增屯田及屯田余地子粒浮于原额以及遇有灾荒，屯军不能交纳本色等情况。尽管如此，受灾的时候，屯粮也不能免额，这主要是因为屯地丧失，屯粮失额，统治者试图通过加重对屯军的剥削以补足失额的缘故。相对而言，折银不仅有利于解决路途遥远，输纳不便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军需，且不影响官军俸粮原额本色的供给。 在太宗即位之后，屯田子粒有了定额征收和制度的划一，一般每军田一分，纳屯军自用的正粮十二石，上交国家的余粮十二石，都得上仓盘量。但因一些贫困地区无法达到这些要求，后来太宗不得不下令‘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可以说这一次的免余粮一半是永制，以后交纳子粒上仓无正余之分。虽然如此，但因实际征收重于法定的科则、屯军交纳的子粒远高于总旗和小旗的，因此屯种军丁仍赔纳不起，纷纷逃亡。屯田子粒的征收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但主要的是‘不问肥瘠、不查等则；子粒定额，一概取盈’。因为不顾地质等则的缘故，屯田子粒的征收实际上很少有满额的，此外，还造成了屯田丁种的逃亡。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进行改革呢？这主要是因为改革之后的子粒的征收将不足原额，会影响到官军的俸粮。因此，‘务足原额’是统治者征收屯田子粒所制定的苛刻的原则。除此之外，屯租中还包括屯草的征收。 明代军屯的生产组织是以‘屯’为基本单位的，屯的基层组织是‘屯田百户所’， 屯所上还有千户所，有指挥所，无论是百户所还是千户所，它们所属的屯田旗军人数多寡不一，而屯所的每个屯军，都被授予‘户由’一纸。一般来说，屯所存在于腹里，边镇则以‘屯堡’为主。屯所的设立，意味着守御旗军和屯种旗军在管理上的分离，也是卫所屯种监督的专门化。至于军屯生产的督理，包括督理的机构、体系以及督理的方法。督理的机构存在区别，军屯土地和屯田子粒属于户部，而屯种旗军隶属于兵部。而在各地负责监督军屯耕作的管屯官自上而下分别是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屯指挥以及管屯都指挥，因此，耕作的好坏，子粒征收的多寡与他们的责任直接相关，但因职位不同，责任有别，赏罚也不同。除此之外，还有间接管理屯种的官员。管理军屯土地如管理民户土地一样也必须凭借图籍，军屯的图籍是‘屯田黄册’，其主要内容是屯军姓名、屯田坐落地方、屯地亩数、子粒额数等，是军屯生产管理的基础。到了永乐三年，把重新规定的屯田则例写在红牌上。除此之外，为了便于督比，太宗制定了两种法令：屯田赏罚例和样田，但这两种法令在实施过程中都遇到或多或少的问题。 关于军屯的作用，王毓铨指出，军屯主要在供给官军俸粮，加强统治阶级的武装和复垦抛荒田土、开发成熟的荒田两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第二个作用往往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忽略。到了宣德以后，军屯的作用也就逐渐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屯田子粒的递减和军屯土地的亡失。屯政的败坏，屯军的逃亡使得屯田抛荒，屯粮失额，因此屯种在供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造成京运的增加，国家财政减少。 明代的屯种旗军虽然从事屯种，但是也要‘军法从事’，他们在派种屯田、固定于屯地、勒令交纳定额子粒和非法派当各种杂差上都体现了他们自由和人格的丧失。此外，屯军的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屯地贫瘠不能耕种和屯地分散、隔的很远使得屯军不能生产，而且土质不好和生产条件差的屯地，不仅使得收获少而且还必须耗费更多的劳动力，此外，一些重要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如牛具的缺失、水利不便。尽管如此，无论欠收还是无收，屯军都得赔纳足额，还且还得为屯地的丧失和子粒的受灾而赔粮，这些都加重了屯军的负担，加剧屯军逃亡，也造成了明代军屯的败坏。 因此，为了不使屯军逃亡，明代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主要有利用军法和屯田法等；使军士赴卫携带妻子；使屯军共同负责交纳定额屯田子粒，限屯做军等。 无论是旗军还是军余，他们的来源都是军户，因此要了解屯军的性质，必须了解军户。军户就是被强制要求提供军役的人户，很难脱籍，且差役是军、民、匠、灶中最中的，不仅正军要承担各种差役，连军余事实上也未免差役，而且应差已经成为了法定事项，有力差、有银差。除了这些，在不解除屯差的情况下，屯军还得征操守备；养马、烧炭；修渠筑堤；运粮等，还得被指挥、千户等官豪势要奴役当私差，主要是耕种庄田，在这种情况下，屯军相对于被强制生产的农奴。对此，屯军也进行了斗争，先是怠耕，后来逃亡，最后举行武装反抗。此外为了防止逃跑，军户一般都不在附近卫所服役，他们是军籍隶属于兵部，多数是世袭的，此外，一些新军户的来源包括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抽籍等。从征军事元末起义的农民，归附是元降军和败军，谪发是因罪充军的，而垛集是以民户补充缺额军户，抽籍则是抽民户人丁的为军，由此加深对民户的破坏以及军籍混乱。 促使明代军屯破坏的原因，除了屯军的反抗和屯地的被侵夺外，还有军屯土地的转佃、民佃和民田化。典卖土地原是绝对禁止的，是被压迫的屯军所采取的一种反对封建压迫的方式，此外，管屯的官员也乐意典卖土地来谋求利益。而屯田典卖所造成的屯田失额和屯粮拖欠恰是明代屯政破坏的重要原因。除了这个原因外，明代军屯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屯田的丧失，而屯田丧失的主要原因是屯田被官豪所欺隐和占夺。因此，一方面屯地丧失，屯政破坏，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大量的勋贵地主和卫所武官地主，而随着他们私业的增多，私役军士也就越多，这就直接地剥夺了军屯生产的劳动力，加剧屯政的破坏。第三种原因使得军屯土地在非法的、半合法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性质上的变化，而屯田的民田化则是封建土地制度上的一个进步发展，是屯政被破坏的最终结果。 三、问题阐发 （一）明朝发展军屯的合理性 每一项制度在其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都顺应当时的时代背景，具有其合理性，明朝的军屯制度便是如此。屯田之制，一曰军屯，一曰民屯，其中军屯被誉为‘寓兵于农，其法最善’，便可见其一斑。王夫之就曾对明初的军屯做过全面评价，他强调军屯的六大好处：“战不废耕，则耕不废守，守不废战，一也；屯田之吏士据所屯为己之乐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无室家则情不固，有室家则为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家室，出而战，归而息，三也；兵从事于耕则乐于与民亲，而残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也不欲凌而噬之，敌境之民且亲附而为我用，四也；兵可久屯于边镇，束伍部分，不离其索，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调发，符旦下而夕就道，敌莫能测其动静之机，五也；胜则进，不胜则退有所至，不至骇散而内讧，六也。” 陈小霞 1108030216 国政二班 中国政治社会分析 6 关于明朝军屯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元末农民大起义，‘又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规划，故得据山东者三年’，元末农民起义中屯田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借鉴使得起义中的军屯事业后来发展为明代的军屯。朱元璋在起事之初，就提出了‘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饿，田地荒燕。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而随着军事的胜利，屯田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屯田范围也更大了。可见，明初大兴军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导致的军饷匮乏，为了解决大批军队的粮饷问题，朱元璋就设立卫所，创制屯田，组织军队垦荒耕种，力图自给自足以求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而军屯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推行，很大原因在于边地地区地广人稀，荒田较多，军事上有趋向于稳定，自各卫所设立以后，军役较少，能够专心从事垦荒，再加上，军屯的成绩被列作考核的标准，这些都促进了军屯的发展。（方楫：‘明朝的军屯’，《历史教学》，1956年06期） 军屯的设立符合了统治者巩固全国统治的需要。明初的统治并不是十分稳固的，北方边疆地区还有元朝的残余势力，一些已被征服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不时发起叛乱，企图摆脱明朝的统治，而朱元璋在强化君主集权统治过程中，特别重视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捍卫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些不稳定的形势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派驻大量的军队到边疆地区，因而，边地驻军的巨额军饷就随之成了严重的问题。如果是靠内地运输的话，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从内地向边地运输粮食十分困难，还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是全靠内地提供粮食也不是长久之计，会加重百姓的生产负担，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就地兴屯，足兵足食。《明史.食货志》载：“因海运饷辽有弱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恳辞矣。”由此可见，军屯是明初为了加强军事统治而实行的一种经济政策。 明代的军屯制度也适应了明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自此之后，军屯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并与移民垦荒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成为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经济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军屯制度的实施不仅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军士耕种的土地不仅仅来源于官田的授予，还包括他们自己开垦荒田，复垦被抛弃的田土，扩大了耕地的面积。再加上为了能够满足屯田子粒的足额条件，他们在许多地方兴修了水利，不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也改善了当地农业的生产条件。此外，就地兴屯，对边远地区来说，除了可以改变缺粮的情况，使粮食价格得到稳定外，而且省下了巨额的转运费用，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在手工业领域，屯军长期驻扎在屯田地区，所需生产、生活用品不同程度地来自于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军屯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使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数量相应地增加，贸易更加流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军屯地区的商业发展。此外，为保证边地与内地的政治、军事联系，明代在各交通要地都设立了驿堡，并派屯军驻守，这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驿堡客观上也保障了商业的顺利进行。 军屯除了在巩固地方统治，足兵足食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外，同时由于军屯过程是一种由组织、有计划的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因而客观上军屯推动了生产了和生产关系的横向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赵艳霞：‘明代军屯及其私有化’，《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尽管如此，随着军屯的实施，其弊端越加明显，这主要是由明代军屯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 （二）、明朝军屯的性质 明代的军屯，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将属于国家所有的荒地授给军士，并用军事编制强迫屯兵进行生产劳动，向封建国家交纳租税；屯田军士不过是拿着武器的国家佃客，即位国家服兵役，又承担沉重的封建剥削。这是一种落后的和残酷的封建生产关系。（杜涛：‘试论明初的军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因此，要想了解明代军屯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性质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军士的来源。 屯军进行屯地生产的土地是属于封建国家的官田。屯地的主要来源包括‘官田’、‘没官田’、‘废寺田’以及‘绝户田’，‘闲田’和‘荒田’等，其中，就其性质来讲都是系官田土，因此，明朝的军屯基本上都是以官田作为屯田。明政府从解决军饷的私利出发，将土地授予屯兵使用，屯兵对生产资料——土地只能在充当屯兵期间使用，在封建国家的官田上从事生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更为严苛的是，关于屯田子粒方面，‘不分等则，一概取盈’的原则，再加上不顾实际生产情况，即使是生产受灾了也要求子粒足额交纳，并且屯军要自备差役条件，这些都是对屯军的残酷压迫。 军屯制度是明代卫所兵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封建国家通过军户制度严格控制屯兵，对屯兵实行强制劳动。因此，要了解明代的军屯，就得明白屯军和军户的性质。在明代，当军是一种强制性的差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统治者实行‘人户以籍为断’，将天下户分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明政府对军户进行严格的控制，实行世袭军户法，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从性质上来说，军户的军差最为繁重，且是军户对封建国家或代表这个国家的皇帝，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封建义务。‘垛集令者，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三丁以上，卫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以贴户补之。成祖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其弊也，有逃，有受抑为军，有黠者匿籍，诬攘良民充伍’（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明初的制度，仍在可承受范围内，直到后来‘重役’的出现，‘重役’就是强令一个军户出一丁以上或三五丁充当正军，军户的负担大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此外，作为不从事征操的屯军，仍要军法从事，也就是说屯军的自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除了这些，屯军还遭受了残酷的封建剥削。照理说，屯军（这里主要是指屯田军余）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生产活动，并不需要承担其他的劳役，但实际上，屯军除了屯种及支付有关屯种的一切负担外，还被迫承担其他额外的差役，如征操守备、修渠筑堤、转输运粮等。以上还仅仅是官役而已，此外，屯军还经常被很多官僚势要驱使充当私人差役，这些都加大了对屯军的负担，及至后来的屯军出逃，典卖土地等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在关于田租方面，屯军受到了压迫比其他的民户等人要深的多，屯地的生产不仅要留作自用，还要上交屯田子粒，而军屯的屯租是民田的三倍多，一般官田的一倍多，与设官田相等，由此便可见一斑。 军屯这样一种落后的和残酷的封建生产关系，其必然结果是军屯的衰亡。对军士过度的剥削，使得军士逃亡现象屡见不鲜，尽管明朝的统治者想出多种法子来抑制军士的逃亡，但其结果仍是不尽如人意。而由此造成的军丁的严重失额，屯地的亡失，屯粮的丧失等都加剧了屯政的破坏。屯地、屯丁、屯粮失构成明代军屯制度的基本内容，三者的严重失额，是明政府‘寓兵于农，强兵足食’的愿望落空，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三）、军屯的破坏——民田化 屯田的失额造成了军田逐渐民田化的过程，而军屯的败坏恰是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曾经在生产上、军士上发挥过作用的军屯，至此随着明朝的腐朽统治的覆灭而告终。明崇祯初年曾宣布‘不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这标志着明代军屯私有化的基本完成。 民田化是指承种者或占有者在对土地的关系上，以及他们在由此关系所生产的封建义务上，军屯地土转化为民田。而军田与民田主要的区别在于还不还官、准不准传袭、准不准许买卖以及交纳的是屯田子粒还是民粮。以此为判断标准，在明朝后期，军田照民田起科，且永为己业在本质上军屯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此，明政府主要持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在无法从屯军身上获得足够的子粒以供军饷的情况下，官府主动召民承佃，将官田变为民田，不再顽抗历史发展趋势；还有一种是官府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承认屯田占夺、屯丁逃亡、屯田抛荒、子粒失额的既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官府采取了很多的应对措施，但是其对军屯的破坏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为了获得军粮，不得已放弃军屯也是可行的。 民田化的根本原因是屯种军丁进行反封建反压迫的阶级斗争。明朝晚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疲懦，国力日趋衰弱，边境上设守驻防等制度以及军屯工作越加一蹶不振，明朝统治者为了获得足够的军粮而加重了对军士的剥削，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军士想方设法地逃离，在明末，边境上军士逃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这些完全动摇了军屯制度的基础，从而大大削弱了边防的力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被奴役的军士不得不起来反抗，其主要途径就是怠耕、逃亡和武装反抗，由此造成的大量土地被抛弃，可供屯田的面积减少，其必然结果是屯田子粒的少征或无征。而统治者却不问实际情况，一概取盈的做法更加加重了屯军的负担，加剧了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刺激下，屯田的典卖、抛荒、占有、租佃等情况屡屡发生，其最终结果是军田民田化的出现。 屯田的丧失是明代屯政遭受破坏的主要标志之一，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四个：抛荒；势豪武官霸占；租佃；典卖。这个过程,也就是土地占有关系转移,即民田化私有化的过程。（吕景琳：‘论明朝国有军屯土地的私有化’，《江海学刊》，1996年01期）虽然屯田抛荒等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使军田局部或全部地转变为民田，但最直接也最合法的道路是官府召人承种军田，并承诺‘许为世业’，最后并将屯田子粒改为民粮，照民田起科。开种抛荒屯田，给开种者永为己业，从嘉靖后几乎成了禁止屯军逃亡，屯田抛荒的最重要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因承种者不是军士了，土地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封建官府因此丧失了它原来对军土地的直接管理权。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明政府为什么会愿意放弃对军田的直接管理权而主动地‘给为己业’？我想，除了对军田民田化的趋势无力阻止外，主要原因还是想刺激承种者的生产积极性，以此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军队。 在明代，屯军屯种实际上是强制派种，再加上屯田最终得归还官府，这些因素都在主观上抑制了屯军的生产积极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只有当人们有了奋斗目标之后，才能够安心从事各项工作，‘永为己业’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固定在土地上，即使不为自己，为了子孙后代，也会很好地照顾所获得的田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实施这一项政策的初衷。 万历末年御史左光斗提出‘（屯田）间有隐占，多不可问，然亦不必问也。’实际上是使官府认可官豪势要占夺屯田的事实，并企图以法令巩固他们对屯田的兼并，是对明初军屯制度的全盘否定。‘治不如其私’，‘官屯薄收，不特地土之故，盖官耕者必卤莽，难同于民’，由此可见，‘治不如其私’、‘难同于民’暴露了封建社会军屯制度中的矛盾，以及预示明代军屯必然败坏和转化。
卫所是明朝一种屯兵的制度,一卫就相当于一个军事和后勤(军人家属等)的基地,而哨所一般是指简单的军事观察点而已
望采纳！！！！！！！！！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内容是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经营、旗军拨屯比例、军余顶种、军屯地土、军屯分地、屯田子粒、军屯作用等等。下编叙述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内容有承当军差的军户，执行军差屯军和军余，屯军所遭受的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屯军怠耕、典卖屯地、投献屯地、逃亡、反抗等形式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摧毁明代军屯的主力，而屯地的占夺等等加速了军屯破坏的趋势，所以也一并提及。最后以军屯演变的必然归宿——“民田”化——告终。书 名明代的军屯作 者王毓铨ISBN9787101068580定 价元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09-7-1开 本16图书目录例言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一、历史渊源二、建置三、旗军拨屯分数四、军余顶种五、军屯分地与分地亩数六、屯地的来源七、屯地总额八、牛、具、种子九、屯田子粒十、屯草十一、牛具种子输租与还官十二、不分等则，一概取盈十三、子粒折银及例不蠲免十四、军屯的组织十五、军屯的管理和监督十六、军屯的作用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一、屯军与军户二、抑勒屯种，军法从事三、赔纳屯田子粒四、应当官差私役五、屯军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六、屯地的占夺七、屯地的转佃与民佃八、屯地的典卖九、屯田（军田）的“民田”化
军屯是“寓兵于农”的政策。明代军屯的规模之大实历代从未有过，为了促进军屯的发展，朝廷调拨耕牛、农具和种子，初期土地不征收税粮。洪武六年（1373）各地军屯月粮完全自给且有盈余，朱元璋曾夸口：“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明代卫所制保留了府兵制的特点，就地解决军队粮饷问题，“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明代军屯分为常操军、屯军两种。，就地区分布而言，有边屯有营屯。洪武二十二年（1389），凉州等十一卫有屯军33500人，屯地16300余顷。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有军队180万人以上，到了永乐二年（1404），“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永乐二年（1404），又一次公布屯田法：“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宣德以后，屯粮的作用越来越小，军饷要靠户部库银支给。嘉靖年间，梁材指出：“军饷不敷，一切仰给有司；有司不敷，近又仰给内帑；内帑不敷，将来何所仰给乎！”嘉靖时，屯军破产流亡，九年（1530年）由于土地荒废严重，方日干建议南京镇南等卫“荒芜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量力开耕，待成熟之后照旧纳粮，令永远管业，不许补役复业者争告”。
你这30分也太要命了吧
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是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处在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并十分珍惜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不懈的努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一、国防概念国防，是一门求生学问，也是国家的防务，是指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服务于国家利益。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言—语中的。国防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社会的发展。1、国防的主体：国家。2、国防的目的：捍卫国家主权、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3、国防的手段：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4、国防的对象：侵略和武装颠覆。5、地位和作用：⑴国家安全保障。 ⑵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 ⑶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我国古代国防：中国古代的国防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终结，大约经历了4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国防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培育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卫国御侮的尚武精神，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大疆域的国家。⑴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我国古代为提高国防能力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一是“以民为体”，“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二是“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三是“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四是“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遵循这些思想，使我国取得了无数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使国防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鼎盛时期。⑵古代的兵制建设所谓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一般称为军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在武装力量体制上，我国古代一般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秦朝以前，武装力量比较单一，在军事力量构成上，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生产劳动，战时集合成军，以临时征集的方式组成军队。秦朝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生产的发展，各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任务，将军队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并对军队的组织编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武器的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通过法律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等。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专门的军事机构，国王一般亲自主持军政，领兵作战。春秋末期，国家机构出现将相制，以将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独立统兵作战已很普遍。秦统一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最高的军事官员称太尉。隋朝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专门设立了主管军事的部门——兵部。宋朝为了防止“权将”拥兵自重，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用文官担任。枢密院对军队有调遣权，但无指挥权；将军对军队有指挥权，但又不能调遣军队，造成枢密院和将军的相互牵制。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皇权至上，军队的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⑶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城池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程。城池建筑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由此，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我国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样式之一。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续和发展，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眺（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隋炀帝时在原有的旧河道上开凿连贯。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对军事交通运输和“南粮北运”起到了积极作用。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为防止倭寇的袭扰，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第一阶段：（1949—1953）外御侵略，内治创伤的恢复时期。第二阶段：（1953—1966）调整时期。第三阶段：（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阶段：（1977—1989）现代化建设时期。国防历史启示：⑴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2）政治昌平是国防巩固的根本。（3）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4）科技进步，对国防强大的重要保证。现行的国防领导体制：（1）中共中央的国防领导职权。（2）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国防职权。（3）国家主席在国防方面的职权。（5）国务院在国防方面的职权。（6）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国防方面的职权。武装力量体制：（1）中国人民解放军。（2）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3）民兵国防动员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的要求。国防动员体制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是国家关于国防动员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的规范。国防动员体制的功能状态，对于增强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内容：（1）武装力量动员。（2）国民经济动员。（3）人民防空动员。（4）国防交通动员。(5)政治动员.我国国防的政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是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外来侵略服务的，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是中国国防的主要任务。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运用多元化的安全手段，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综合安全。三、国防法规概述:特征：(1)调整对象军事性。 (2)公共程度有限度。（3）司法连用的优先性。（4）处罚措施严厉性。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简介：〈一〉国防活动基本原则：①维护国家利益。②统一领导。③协调发展。④独立自主。⑤积极防卫。⑥全民自卫。〈二〉公民、组织国防义务和权利。第五十条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各级兵役机关和基层人民武装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兵役工作，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完成征兵工作，保证兵员质量。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完成民兵和预备役工作，协助兵役机关完成征兵工作。第五十四条公民和组织有对国防建设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对危害国防的行为进行制止或者检举的权利。兵役制度：1、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2、民兵与预备兵相结合。平时征集：1、征集年龄。2、征集程度。3、缓征与不征。学生军事训练：学生军训工作是依据《兵役法》和《国防教育法》开展进行的。组织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全面推进学校素质教育和国家人才战略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青年学生履行兵役义务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每年有1660所高等学校、27000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训练学生达1200万人。学生军训工作已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通过军训，广大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强化，组织纪律性不断加强，意志品质得到磨练，吃苦耐劳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得到弘扬。近年来，青年学生要求入党、参军和报考国防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各地普遍反映，学生军训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军的大事好事，育人功能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替代的。这项工作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各界的普遍欢迎。《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的颁布，确保了学生军训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必将有力促进学生军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国防教育法：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国防教育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国防教育法的方针是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国防教育法》在第三条中对国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国防观念是指人们对国防的认识和态度；国防知识是指有关国防的基本理论、常识；军事技能训练包括学习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知识和个人防护器材的使用，人民防空知识和战场救护知识常识，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活动，以及越野、跳伞、滑翔、航海、驾驶等军事体育运动。因此，国防教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完整的教育学科，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凡是与国防有关的理论、知识、精神等，都是国防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从完整性和系统性两个方面来讲，国防教育主要包括：国防理论：国防理论教育是较高层次的国防教育，大体上包括国防地位和作用、国防构成、国防建设等三个方面的理论。国防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有灿烂和曲折两个方面，正确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后人进行教育，可以起到激励精神、催人奋进的作用，国防历史教育最有震憾力和影响力。国防常识。国防常识是指国民应该了解的国防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国家防卫知识，如领土、领海、领空的基本概念，防卫的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等。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战时动员对国民的要求，以及形势战备、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如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的主要职责任务，国防科普知识等。国防精神。国防精神教育是国防教育的中心内容，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尚武精神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等三个方面。此外，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国防外交与形势、国防体育等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防教育的这些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其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目的是使公民“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五、我心中国防。在我的心中，国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防事业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引以为高尚的事业，而从事国防事业的人是世界上最高尚与伟大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社会也变得更加文明。国家、种族的界限日益缩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素质也越来越高，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社会的主题。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国防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值得重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显得多余了。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无论多强大的经济也会化为乌有。众所周知，落后便要挨打。当今霸权主义，强权横行。由于一次海湾战争，原本风光富裕的伊拉克也算一个经济强国，但现在却只能任人宰割，前几年的阿富汗和南斯拉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假如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后盾，还会任人宰割吗？假如美国等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他们能够肆意的挑起战火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宏伟蓝图，可是罪恶的子弹还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人民军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就不能与霸权主义斗争到底；没有他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摘自：其他参考资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起于军事自强目的，也结束于军事指挥和其他方面上的失败。1.起因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太平军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有点，虽然他们组织训练方面很平常，军器不及官军，但由于那时官军暮气很重，军饷低，无纪律，无操练，猜忌深，所以“简直腐化不成军”（《中国近代史》P47）。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因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发出“唯独火器不能及”的感慨，所以先后上书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奕�6�0也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想，这些是洋务运动的起源，也应该是近代军事发展的起源。2.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对军事近代化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1.器物方面 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铁甲兵船，建立北洋海军。我觉得这些很可贵，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是“重陆轻海”，洋务运动使战略方针逐步改变。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航空母舰，可见这种古老的战略影响有多深！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不是旧式水师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它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还坚持了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虽然很多人批评洋务运动不彻底，但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2.思想方面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3.人才方面 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培养了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其他官员全部由海军学堂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在近代军事上，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洋务运动使得近代先进火器在技术上的不断上升，中国与列强的差距逐步缩小。3．（军事）改革中遇到的阻碍1.领导人眼光局限 曾国藩等洋务派领导人没出过国，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才出过，他们毫无机械知识，及时钦佩西方机械，但没有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也不能把运动彻底的搞下去。军事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 北洋海军初成立时，李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军官做指挥，后来却误听人言，辞退了他，并用了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做总司令。2.经费 老师在课上讲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光绪和他父亲怕慈禧不肯交出政权，用修建颐和园的方式让慈禧沉于游乐，而修园经费很大，李鸿章只好挪用建海军的款子修园。所以甲午之战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无一只新船，而日本每年都更新船只。3.守旧派的阻挠 士大夫的陈旧思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等观点是士大夫不去投考科学班。开明的郭嵩？和曾纪泽两人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被骂汉奸，一个隐居一个气死。迷信的民众也阻挠了发展。4.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问题北洋海军的失败不仅在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导致了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 如用人不当，加上军队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侵略者。还在于清政府战略战术的错误，。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彻底！）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告诉我们，只学习器物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根本上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
有一篇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及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军事后勤学理论认为，后勤体制是军队作为实施后方勤务工作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和职权划分等。依组织系统分，它包括陆军后勤体制、海军后勤体制等；以任务性质分，它包括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以专业内容分，它包括物资财务体制、卫勤体制、运输体制、维修体制等。清代是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到最后阶段并逐步向近代军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晚清时期。近代后勤体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促进剂，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的仍是刀、枪、剑、戟等传统兵器及生锈的"红衣大炮"，延续古代军事后勤体制。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使国人感到了自强御侮的迫切性，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防御思想，但未受到朝廷重视。因此，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启蒙和发展阶段，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并无多大成效。19世纪50年代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军遭受严重打击，清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先进武器以维持其统治；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开始自制先进武器。从另一个侧面讲，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但使后勤职能人员相应增加、物资消耗量上升，更从军队波及到国家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还促使军费筹措机制和军费消耗途径的变化。可以说，军事后勤保障内容的变化是引起晚清军事后勤体制演进的重要原因。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是迫于武器装备的改变而被动进行的，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的后勤体系，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初步建立。本文主要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与后勤保障体制两个方面，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军事后勤建设的轨迹进行分析。一、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是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组织编制、职能划分和制度的统称，是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它由各级后勤指挥机关、专业勤务部门等组成。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基本承袭明代，以兵、户、工三部为管理后勤的中央机关。三部中涉及后勤的职掌分别是：兵部下设的武库清吏司掌管兵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令；户部管理赋税课征、仓库收支等事，并设有专管用兵经费的军需局；工部掌"修造权衡武备之事"，关于火药的存储发放和战船的修造等都属其责，下设有制造库，专攻冶金制造。三部关于后勤管理的意见往往由军机处转呈，皇帝旨意也由军机处传达。在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逐步坐大，中央权威被削弱。到清末，中央后勤管理系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洋务运动的展开，掌管洋务大权的总理衙门也执掌了相当一部分后勤事务大权，如海关、铁路、邮电、兵工厂等，皆涉及到军事后勤条件的改良和进步。随着三部地位下降，地方督抚军权和财力大增，在军事后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战争期间部队的统一后勤征集与调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后，除中央的后勤组织与指挥体制有所改变外，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也有了相当的变化。陆军主要体现在湘军、淮军上，海军则以北洋水师为代表。1、湘、淮两军的军事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湘军与淮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它的选将、招募、营制、饷章的制度都与绿营迥异，还装备了洋炮，开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先河。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陆军延续着湘、淮军的体制。湘、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在湘、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制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相应，其直接受命于曾国藩。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效率。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就后勤人员而言，是长夫制度的建立。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三十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职责分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与保持后勤保障的及时与效率。可看出，长夫只是与营伍相关的人员，而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是"夫"而非"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其它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可以说是对长夫的重要性及其任务范围的最好诠释。在后勤制度方面，湘军也是严谨而有实效的。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东南各省勇营，其后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采用此项饷章，只是稍加变通而已。陆军饷章确立薪水口粮之制：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该制度的优点是：与绿营相比，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得一兵之用；防止冒滥，用以养廉。湘军至同治元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在咸丰三年以前的2年中，兵仅万，军需银开支达2510万两，可见军需立限的成效。2、北洋水师的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如果说陆军后勤体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湘淮两军之上，那么海军的后勤改革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之中。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装备先进外洋火炮，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北洋水师是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舰船部队，其作战方式与旧式水军极为不同，物资消耗量也极其惊人，在运行及维修方面均需要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及机器工厂。李鸿章认为："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戎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使专责成而免贻误。"他强调了军费、军械、电报、船坞工程等从地方到军队的后勤机构建设，也阐明了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1888年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一个适应近代海军建设要求的章程，它是海军军制改革的先声，对北洋海军的后勤体制建设，提出：关于"水师后路各局"，有负责维修舰船和旅顺口铁甲大石船坞，有专管兵船一切器具添置购买的船械局，有大沽木船坞，有专管海军全军俸饷的天津海防支应局，有专管水陆各军军火收发的天津军械局，有专修船上零件之威海行营机器厂，有总理水师营务处，有旅顺口、威海卫水师养病院等。可见，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已经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后勤机构，这是中国军队在后勤近代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各后勤机构专司一职，其运转均要依据一定的组织规则，调拨军械必先由各营局向北洋大臣请领，由督院发文至军械局，再由军械局交转运局向军械局领取发运。军械的分布情况要按季向北洋大臣汇报。二、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等保障的体制。从另一个方面说，后勤保障体制影响到后勤物质建设与供给的制度性来源，它又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内在联系。1、物质供应保障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后勤建设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始造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号中国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时，拥有舰艇吨位数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力量。但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品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困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保障可以说是型号混杂、质量低劣、数量不敷。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以前，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近代武器装备的配备，军饷开支只占很少比例。经费保障与国家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联。与前近代相比，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兵权、筹饷权归中央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这样，筹饷练兵制械等事，皆听各省督抚各自为政。督抚专权不仅是晚清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勤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清政府难以扩大筹措军费的渠道，也难以真正实现后勤指挥的统一。从饷源种类上来讲，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开办军事工业，所需费用更是水涨船高，筹措军费的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者没有什么变化，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都有了大幅增加。厘金则成为各地方军费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湖北设局抽厘始于咸丰五年，两年内，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设局抽厘先于湖北。经曾国藩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厘金成为湘军最稳定最主要的饷源。2、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清军在运输及转运体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以来，随着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交通方式的采用，传统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平时承运作战物资，战时用作水上攻击。此后，屡经争论，终于修筑了为数不多的铁路。加上台湾铁路，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铁路在陆运中所占比率并不大，各省驻防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所用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其进步无疑是革命性的。在通讯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其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巡视。1879年李鸿章试办天津至大沽间的电报局，是一条试验性军用专线；1881年开通津沪线全长3000余里，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虽然其经营管理模式为官督商办，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防军事价值。但是，因经费有限，中国电报线路只有陆线，没有海线，陆线易遭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这一点从甲午战争可以得到印证。三、影响与分析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震惊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进程，更对军事后勤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军事后勤建设的成效，与前近代相比，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后勤专业化的程度加强，后勤逐步与军队分离，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也与作战人员各司其职。如湘淮军的长夫制、北洋水师的后路各局等。其次，近代化的后勤组织与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如粮台、转运局。在后勤保障方面：其一，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保障，并触及社会基础工业。其二，拓宽了军费来源，以保障近代化军队建设的庞大支出。其三，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运用。正是由于这些近代化的进步，使清政府拥有装备一定数量西式枪炮的湘淮军及新兴的北洋水师，比绿营兵更能适应近代对外战争的需要。甲午黄海之战是中国海军以近代化方式进行海上作战的典型，在陆路战场还出现了步、骑、炮、工协同作战的局面。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以来清军建设的综合检验，其败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讲，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它的失败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仍是军事上的，表明战前的军事后勤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一，也是最为致命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由于各系统的军队以各自筹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自的军事后勤建设，因而表面上各军设置了不少后勤部门，但一旦大规模的战事降临，则出现协调不灵、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兵为将有，令属多门，互不统属，中央军事后勤体制与军队后勤体制权责交叉，缺乏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迅速溃败即证实了这一点。其二，机构设置不全，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后勤保障不力。甲午战争期间军粮、枪械不能及时到位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其三，虽然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军武器装备近代化有着不灭之功，但由于科技水平落后和基础工业不发达，不能为军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武器装备、交通、通讯等无法保障近代战争的需求。其四，后勤体制与西方后勤体制相比较仍然有差距：长夫仍然是夫，而不是士兵；另外，按西方军制，一个万人左右的作战单位都应有自己的后勤机关，中央则有统筹的后勤部，协调各军各省区的后勤机关，宏观调配。但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军事物资的调拨都控制于地方和实力派手中。这些缺陷使清军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军制，新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了改弦更张的契机。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国民经济制度的制约。在宏观上，军事体制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勤体制又是军事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后勤体制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即是说，近代中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受到晚清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制约。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元洪武（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统治时间277年，其间经历了16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下落不明，没有营建陵园外，其余15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园。太祖朱元璋死后埋葬在南京钟山脚下，称孝陵；景帝朱祁钰，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礼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又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帝陵。其余的13位皇帝均葬于北京昌平县境的天寿山一带，通称明十三陵。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朱世珍），被追尊为仁祖淳皇帝，就安徽凤阳原墓建为皇陵；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追尊为熙祖裕皇帝；曾祖父朱四九，被追尊为懿祖恒皇帝；高祖父朱百六，被追尊为德祖玄皇帝；因德、懿二祖葬址不详，遂就江苏盱眙熙祖原葬处建陵。葬三祖帝后衣冠，陵名祖陵；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原为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后，追尊其父为睿宗献皇帝，将湖北钟祥原王坟扩建为显陵。明显陵保护范围：东、西、北三面以外罗城为起点向外延伸150米，南面以山曲碑为起点向外延伸300米。建设控制地带（即缓冲区）：东西两面经保护范围界桩为起点分别向外延伸500米，南、北两面以保护范围界桩为起点分别向外延伸600米和550米。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孝慈高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的明孝陵壮观宏伟，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依历史进程分布于北京、湖北、辽宁、河北等地的明清帝王陵寝，均按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营建，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故而有“明清皇家第一陵”的美誉。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2003年7月3号决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修建工程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动工，于洪武十六年完成了陵墓的享殿等主体工程，先后调用军工10万，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其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明孝陵在清代曾受到过多次重创，尤其清代咸丰年间的战火几乎让明孝陵地表建筑毁于一旦，康熙手书的御碑甚至倒地破碎。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曾国藩奉诏祭陵，才着手修复明孝陵。当时，曾国藩派员勘估，明孝陵维修实际需白银20万两，但是清朝财政拮据，结果最后只用了740两银子做了一些小维修，那块「治隆唐宋」御碑也被扶起粘合，至今碑身上还看得到一道补过的裂痕。原本人们可以从石碑左右二边绕过，而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石碑左右都被水泥所固定，一直到屋顶；所以要先从御碑殿出来，才可以看到龟趺的后面。方城的后面是朱元璋及皇后马氏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宝城厚实坚固，依山势高低起伏，下砌巨石，上用明砖垒筑，厚约1米；在南边石壁上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大字。整个陵园明朝时曾种植松树十万株，放养悬挂银牌的长生鹿一千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损失净尽了。至今明孝陵从未被盗过。史料记载，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下令建陵。第二年8月，马皇后去世，9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明孝陵永乐3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明皇室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建成时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十万株，养鹿千头。明孝陵原有红墙周长公里。自下马坊至宝顶，绵延十数里，布局宏伟，规制严谨。自前至后有下马坊、神烈山碑、崇祯时期立禁约碑、大金门、碑亭、渡嵛桥、神道石刻、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殿门、孝陵殿、宝城明楼、崇丘。因屡遭兵火，明孝陵除陵寝地宫外，现仅存神道、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等。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做了31年皇帝的朱元璋去世，礼葬孝陵。朱元璋及皇后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它的四周有条石砌成的石壁，其南边石壁上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7个大字。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历经600余年的风雨之后，宝城墙体出现了局部坍塌，墙面剥落，个别地方因为地基沉降逆向撕裂而形成巨大裂缝。南京市文物部门先后投资300多万元，采用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的保护方案，按照修旧如旧的要求，对墙体进行了维修，如“缝合”裂缝，整平“墙面”，对变形的墙体进行修补和防水防渗漏“手术”。为方便游客一睹“龙脉”真容，还修建了一条青石板游览步道，让游客能登上宝顶看到明孝陵全貌。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皇家陵寝的总称，依次建有长陵（明成祖）、献陵（明仁宗）、景陵（明宣宗）、裕陵（明英宗）、茂陵（明宪宗）、泰陵（明孝宗）、康陵（明武宗）、永陵（明世宗）、昭陵（明穆宗）、定陵（明神宗）、庆陵（明光宗）、德陵（明熹宗）、思陵（明思宗）。明十三陵坐落于天寿山麓，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距离北京约五十公里。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代术士认为，这里是风水胜境，绝佳吉壤。因此被明朝选为营建皇陵的万年寿域。该陵园建于1409～1645年，距今已有300～600多年历史。陵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明代时，于途中的沙河镇北，建有七孔石造朝宗桥。在镇东，则筑有壮丽的巩华城。该城原为嘉靖皇帝祭陵时中途休息的行宫，现仅存遗址。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原名黄土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明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见图）。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 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千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明十三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并将十三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2011年，国家旅游局批准明十三陵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明显陵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公里纯德山的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壑献皇帝朱祐杬和母亲慈孝献皇后蒋氏的合葬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最具特色的一座帝王陵寝。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圆陵墓面积平方公里，是我国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王陵墓，是中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其“一陵两冢”的陵寝结构，为历代帝王陵墓中绝无仅有。明显陵的建筑格局，从整体看，宛如一个巨大的“宝瓶”，分内外围城，外围城高6米，宽米，长3500余米，红墙黄瓦，随山势起伏，雄伟壮观。外围城南端为两重陵门，称新、旧红门。红门内似如游龙的神道连陵寝，神道两侧建有龙凤门，石雕文武臣、将军、立马、臣马、麒麟、像、骆驼、狮子、獬豸、华表、御碑亭及龙行神道，九曲河蜿蜒其间，其上架有五道汉字白玉石拱桥。内围城建有棱恩门、棱恩大殿、陵恩门、明楼、茔城、瑶台等，建筑宏大，雄伟壮观。特别是呈“8”字形的两大茔城，两座隐密的地下玄宫由瑶台相连，神秘莫测，隐藏着一段动人心魄的宫庭历史。外围城外，原建有陵卫、更铺、军户、礼生乐户等。明显陵布局巧夺天工，工艺浮雕精美绝伦。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共47年，其围陵面积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蜿蜒起伏于山岚叠嶂之中，雄伟壮观，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遗存最为完整的城墙孤品，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布局构思巧夺天工，殿宇楼台龙飞凤舞，工艺浮雕美绝伦、一陵双冢举世罕见，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显陵之奇特主要源于王墓改帝陵而形成的一陵双冢举世无双的孤例而弥足珍贵。显陵的墓主朱佑杬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熜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3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献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显陵以其独特的环境风貌、精巧的布局构思、宏大的建筑规模、丰富的地下宝藏及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而受到国家文物专家的高度重视，八八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九年三月国家文物局又将其作为明代唯一的一座帝陵，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已投票通过，将我国湖北钟祥市的明显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0年明显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联合国专家让.路易.卢森先生视察显陵后感到十分惊讶，将显陵称之为“神奇的明显陵”，对至今已历时115年仍保持完好的外逻城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对显陵的保护维修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显陵的建造是明嘉靖初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礼议”的产物。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因武宗没有子嗣，慈寿皇太后和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决定遵奉“兄终弟及”祖训，在他们炮制的武宗遗诏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的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 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是为明世宗。按照封建主义的伦理，朱厚熜应过继给孝宗皇帝做儿子。但世宗为自立体系，效仿朱元璋迫尊四世先祖为皇帝的例子，追尊死去的父亲为皇帝。此举引起朝臣激烈反对，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大会公卿召集言官，六十余人联名上疏，极力反对。而以张聪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则阿谀世宗，提出“继统不继嗣”，双方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争论。1524年（嘉靖三年）朱厚熜敕渝礼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反对派见此“大集群臣九卿23人，翰林21人，给事中、御史、诸司郎官及吏部、户 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属及大学士毛纪、石瑶等200余人，相继跪在左顺门，自早至午”。世宗数次命司礼监传其手偷，令群臣退去，可是群臣依然“伏地如故”，进行抗议。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显陵是18座明陵中第12座帝陵，建筑时序属于中期，在明代帝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意义。 月芽城制度 月芽城是方城与宝顶之间的一个月芽形小院，俗称哑吧院。月芽城是供皇帝行覆土礼而设置的。每年清明节，皇帝要在此向宝顶培置13担净洁的黄土。月芽城制度由孝陵开始，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及显陵一直沿用。 前朝后寝制度 明代帝陵是按前朝后寝的制式而布局，前朝即棱恩门、棱恩殿和左右配殿等组成；后寝即方城、明楼、圣号碑、宝城、宝顶及地下玄宫等组成。前一部分是举行日常祭祀的活动中心，棱恩殿中设有三间暖阁，中间放有神寝即皇帝、皇后的神主牌位；后一部分即墓主人棺椁安寝之所。原则上只有皇帝才能进入这一区域。这一制度为显陵所继承。“陵制当与山水相称，恐难概同。”明世宗崇信道教，显陵在继承“天寿山七陵之制”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些新的建置。 新旧宝城与瑶台 在明代帝陵中，显陵两个宝城的建置可谓绝无仅有。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墓主人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前宝城建于1520年（正德十五年），是墓主人为藩王时按其规制所建造的亲王坟。后一宝城建于1539年（嘉靖十八年），是墓主人被迫尊为皇帝后所建造的宝城，两座宝城之间以瑶台相连，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独特的排水系统 显陵以一条弯曲的九曲河，将松林山主脉（祖山）流下的水，巧妙地从陵区排除。九曲河上按地势高低设有聚水泄洪的堤坝，分区段保留了明净的水面，净化了陵区的环境。虽然明代各陵都非常重视陵区的排水、泄洪，开挖或利用天然河流形成御河，然而显陵御河以其排水体系之完善、体系风水理论之完美，与前七陵形成显著的区别。显陵的前后宝城各有向外悬挑的散水螭首16个，将宝城上的水直接排向城外。此前，天寿山七陵宝城是向内排水的，其后修建的永陵、定陵继承了显陵这一排水方式。龙形神道的做法，显陵中轴线上修建有一条弯曲如龙形的神道，其做法是中间铺石板，两侧镶嵌鹅卵石，外边以牙子石修束，俗称龙鳞道，也为明代其他陵寝神路所无。外罗城前端因池塘和东南砂山影响，依山就水建造歇山顶宫门一座，名新红门，面 阔18．5米，进深8米，有券门三洞。门前有下马碑两座，上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新红门右侧依原有天然池塘建有外明塘，外明塘后为三道御桥。过御桥为正红门，正红门红墙黄瓦，歇山顶式，面阔18米，进深7．8米，有券门三洞。进正红门神道正中毫立着高大的睿功圣德碑亭，平面布局为方形，面阔进深均为18．3米，占地334平方米，汉白玉台基，下设石须弥座，上为重檐歇山顶，四边各开有券门，正中立龙首龟蚨睿功圣德碑。碑亭后63米处设御桥三座。 过桥便是陵区最主要的墓饰建筑，迎面为汉白玉望柱，通高12米，下为方形须弥座，柱身为六棱形，二层束腰云盘托着圆柱形有云龙纹浮雕望柱头。望柱后排列着石像生群、计有狮子、懈貂、卧骆驼、卧象、麒麟、立马、卧马各一对；武将二对，文臣、勋臣各一对，造型生动，排列有序。其后为龙风门，作为石像生的依托，龙风门设计十分精巧，为六柱三门四楼冲天式牌楼，方柱上悬出云版，上覆莲座，莲座上各雕有一尊朝天吼、正身立火焰宝珠，石墩，坊身仿木作设额枋、花板、抱框，上额枋设有门簪，方柱前后夹有抱鼓石，影壁墙下设须弥座，上盖黄色琉璃瓦，整个龙凤门不仅洁白耀眼而且金碧辉煌。
明朝陵墓特征：
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这是明清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的明代诸皇帝的陵墓区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明十三陵”。
明代前期，由于皇权专制，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严禁后妃参政，这个政治特点在葬制上也有所体现。在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据史书记载，在宣宗的嫔妃殉葬的队伍中，有一名宫廷女官叫郭爱，擅长诗文，入宫才二十天就被迫去殉葬。
据《李朝实录》记载：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她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活活吊死，惨不忍睹。明朝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谋从谋一律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祗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边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真可谓壁垒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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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陵墓代表——中都皇陵特点：
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西南方向。陵冢高大雄伟，登上陵顶环顾四方，南有丘陵绵亘数百里，北临淮河滔滔东流去，东西二隅地势逐渐内底。皇陵头枕山峰，足登淮水，犹如仰卧在巨大的躺椅之中。
皇陵陵园前的神道石像雕体形高大，雕工精美，都是用巨大的青石细细雕琢而成的。其中的石马是群雕中的佳作，石马背负锦鞍，昂首嘶鸣，鬃毛披动，形态逼真。据说，南来北往的马匹，远远望去总是挣脱缰绳跑到石马前欢跳，这真是可谓以假乱真！可见雕刻技巧之高超了。
陵园里的石碑仅剩下“皇陵碑”和“无字碑”两通，都是龙首龟跌，气势壮观。皇陵碑的碑文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以及参加起义军、东渡大江、建立明王朝的峥嵘历程。文字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浓烈。无字碑，寓意朱元璋祖辈功德无量，难以用语词表达。今碑以断为三截。
明中都皇陵是明朝第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其豪华侈丽的规制继续了汉唐两宋的传统，开创了明清时代的风格，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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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陵墓墓室全部用高级石料砌筑的拱券，与无梁殿相似。数室相互贯通，形成一组华丽的地下宫殿。陵墓建筑并非是单一的建筑体，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已逐步与绘画、书法、雕刻等诸艺术门派融为一炉，成为反映古代先民多种艺术成就的综合体。
古代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其中以佛教最为兴盛，道教、伊斯兰教次之。现存的宗教建筑无论是数量、技术或者艺术质量，都在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反映了建筑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
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
（一）“前朝后寝”规制，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生前死后都应有同样的规格生活。
（二）严厉的“下马碑”和禁止出入禁约，反映了皇权的不可侵犯，君臣规矩不许逾越。
（三）十三陵主神道上石兽、文武百官石像为死后的皇帝服役侍立，反映皇权无比威严。
（四）火焰牌楼等神化建筑，象征死去的皇帝威焰仍然冲天，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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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陵主要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殿宇、房舍千余间，陵丘、石刻群等。明末以来，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宫阙殿宇废为遗址，现仅存陵丘及石刻群。
明皇陵与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为同一制度，明皇陵虽非帝王之陵，但“宫阙殿宇、壮丽森严”，享殿、斋宫、官厅数百间，皇陵神道总长257米，石像生32对，皇陵碑文为朱元璋亲撰，石象生数量之多、刻工之精美为历代帝王陵之冠，其艺术风格绝妙，堪称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大型石雕艺术精品。
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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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陵墓形式，不管是皇陵还是王陵都为中轴对称，就是有一条贯穿中轴，从最外的牌楼开始，直通到五供台的一条甬道。一般是从石坊、牌楼进入甬道，穿过翁仲石兽，过升仙桥到城门，从城门进去再到棱恩门，经过广场到棱恩殿，殿后过一道牌坊进入主陵区，主陵区首先是五供，之后是供品石台，再后是神道碑，碑后面看到的就是宝顶（墓穴封土），在神道碑和宝顶之间有墓门，从墓门进去就是倾斜向下的墓道台阶，最下段通前墓室，前墓室是下葬时举行仪式和祭祠的地方，前墓室与墓道用金刚墙隔断，但是如定陵已打开，进入前墓室的墓门上有翘角飞檐，通常前墓室两侧有随葬品室，后侧为后墓室，后墓室后部有石台，即棺床，是放棺椁用的。
档案信息服务及产业化的经济学分析思路：时至今日,档案资源终于以其独具的与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伴生关系及所载内容的原始性、真实性等特殊性质,而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档案信息服务状况也大为改观,逐渐成为社会信息服务系统中重要的一员。产业型档案信息服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全不同于公益型档案信息服务的模式,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就其。题目：档案与历史的关系研究思路：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它形成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记录着历史,后人又通过它去了解历史。显然,档案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思辨性很强,本文将其放入档案学理论内涵中进行探讨,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利用定性分析法和数学模拟法进行研究,对档案和历史之间的。题目：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研究思路：“记忆需要催生了记录行为,记录控制选择了档案方式,档案方式保存了历史标本——文化的历史时空系于档案传承”。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档案文化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这种历史地位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并通过凭证、传播、宣传、教育等多种作用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历史地位的演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不同。题目：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思路：当社会由信息资源建设阶段过渡到信息资源管理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信息资源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与社会对信息资源需求的综合性和便捷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信息资源整合、信息资源共享等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时下,档案信息作为一种富有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原生信息,正在成为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生产要素。档。题目：档案学专业认同研究思路：发展档案事业,档案人才是关键。而由于社会档案意识的普遍淡薄,档案工作的实际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档案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较为困难,同时又引发档案人才的流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档案界专业认同水平不高。专业认同是专业发展的基础,是情感持久的源动力。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档案管理人才,首先就要让他们热爱档案事业,只有这样。题目：我国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研究思路：干部人事档案是考察和正确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如何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干部人事档案的作用,是当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不仅能够切实解决干部人事档案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干部人事档案信息的全面、准确、真实、可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发展进程。
档案是依托于档案制成材料这一载体而存在的，我整理了档案职称论文题目，欢迎阅读! 档案职称论文题目 1.“中国共产党在江苏”档案史料研究 2.“江苏历史沿革”档案史料研究 3.档案工作“三个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 4.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的途径和 方法 5.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6.档案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及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 7.档案行政执法和监督研究 8.国家综合档案馆拓展公共服务职能的途径和方法 9.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进馆对象及其移交进馆档案实体的范围 10.档案文献征集与征购的关系、档案征集过程中所有权转移的法律依据研究 11.档案馆馆藏档案划控标准、方法及运用研究 12.上网档案信息的鉴定与发布 13.新形势下档案资源、特别是民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14.电子文件归档及移交体系的建立 15.数字档案馆建设及对档案管理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16.数字档案馆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开发与应用 17.加强档案馆安全工作的研究 18.常用档案数据备份技术和方法 19.档案加固、仿真复制技术的应用 20.机关文档管理中心运行模式的调查和分析 21.开发区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的特点及档案的归宿与流向研究 22.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及其监督指导方法研究 23.改制企业档案工作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2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档案管理研究 25.农村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研究 26.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专业管理系统档案管理规范化、现代化和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档案职称论文 浅谈档案利用中的档案安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A 文章 编号：1674-1145(2016)10-000-02 摘 要 档案的利用的档案安全是提示档案信息及其价值，通过各种有效手法，使档案资源直接服务于企业的各项工作，满足各种利用需求的一项档案业务工作。档案利用是实现档案价值的途径。必须保证档案利用安全。档案利用与档案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档案安全，才会有档案利用工作的存在;如果没有档案安全，档案利用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档案安全是基础，是档案利用的实现条件。 关键词 档案利用安全 实体安全 信息安全 国家秘密安全 安全是基础 一、档案利用安全的类别分析 档案利用中的安全事关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防护，也关系到有关各方的利益，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档案利用安全类别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实体安全 档案是依托于档案制成材料这一载体而存在的，这里的实体安全，主要是指不同制成材料的档案安全。这里提到两种档案。一是纸质档案。这类档案历史悠久，相关的保管保护 措施 已经明确。但由于各种原因，纸质档案的安全还存在一些漏洞。如发生被盗，影响严重。档案柜未锁，档案材料取出后撕毁，扔入垃圾箱。虽然会受到法律惩治，但对档案的损害已经造成，给单位带来极其恶劣影响。还有档案室未建立档案登记簿，致使档案被随意借走，长期不还。二是电子档案。它是档案工作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与纸质档案相比，它具有易修改性、易删除性、易复制性、易损坏性。电子档案对保管和使用条件要求较高，确保电子档案实体安全主要避免人为破坏及条件损失。 (二)信息安全 档案信息是档案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信息传播的加快，信息安全工作日益提上日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子信息安全。主要是确保电子档案的长期有效性和完整性。由于电子档案的读取与相关数据、背景信息等紧密相连，在保证电子档案实体的各项防护措施符合相关保管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将电子档案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等相关要件一起保存。曾经由于没有及时实现数据安全、有效、完整的迁移，也没有保存产生这些电子档案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的材料，导致当时形成的电子档案到如今打不开、读不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同时，网络基础环境下的电子信息安全还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安全基础上的，因此要做好对系统外部非法用户和不安全数据侵犯的防护。二是开放档案的信息安全。依法公开档案信息是各级档案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和基本义务。随着档案信息公开的广泛实施，保存在档案室和档案馆的档案信息正在由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型管理转变，档案开放的利用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对档案利用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准确把握哪些档案信息应开放，哪些档案信息暂时不宜开放是当务之急。 (三)国家秘密安全 由于档案内容丰富，函盖面广，其中有很多涉及国家安全，一段时期内不宜开放。这类档案主要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些档案从形式到内容均涉及国家安全，是档案资料保护的重点。确保这些档案不失密、不泄密是各级档案部门应尽的义务。如今，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泄密 渠道 明显增多，也给各级档案部门的安全保密带来了新问题。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范围、文件作用、保密级别也在发生改变，部分档案部门关于涉及国家秘密档案的认定体系还停留在以前，这些都直接影响利用的国家秘密安全。 二、确保档案利用的安全措施 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泄密渠道明显增多，也给各级档案部门的安全保密带来了新问题。具体档案利用的安全措施如下： (一)进一步增强档案安全责任感意识 确保档案安全不仅是各级档案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个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局(馆)要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档案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做好档案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把安全责任意识贯穿与档案接受、保管、存储、利用、销毁、编研等工作的始终。同时，要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决防止和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防微杜渐。要经常开展 安全 教育 和安全提醒，把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讲深，把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讲透，把泄密的危害和后果讲足，让安全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大家筑牢思想防线，提高履行安全责任的实际能力，真正树立起安全重于泰山的责任意识。 (二)进一步完善档案开放认定体系 在档案工作体系之中，档案馆是主体，档案室是基础，它们都肩负起做好档案利用安全的责任和义务。由于馆藏档案来源于利用的广泛性，各级档案馆应进一步完善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解密划控工作。由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不是一成不变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认定也不宜终身制，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相应的变化。国家档案局应修订相关标准，以便更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需要。各级档案馆应依据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适应自身发展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认定审批体系，力争该人大体系能够在较长的时段内全方位、多角度地满足馆藏档案解密划控要求。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安全防范措施 在档案信息公开过程中，各级档案部门要加强各项档案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如档案信息资源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档案信息资源目录、档案信息资源更新和档案信息安全审查制度等，确保在提供利用过程中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同时，各级档案部门要加强内部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制定严格的信息保密制度，在档案录入、扫描、信息存储、管理、利用等各项操作中注意信息安全管理。要在物理安全、运行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做出不同的规定，积极推进档案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工作。要按照国家规定和标准，逐一确定涉及国家秘密档案信息系统内的涉密计算机和涉密存储介质的密级，确定相应级别的保密标识及具体保护措施。并要严格依照计算机存储信息的密级，加强信息的分级管理和分层提供利用。 (四)进一步加强档案实体安全保管工作 一方面，档案库房的科学管理，是做好档案保密、维护档案安全的基本保障。各级档案部门要积极争取领导支持，建设符合档案安全防护要求的库房，保证库房面积、各项设施设备满足工作需要，并随时做好各项设施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落实双人双锁等库房管理制度，有条件的还应安装先进的监控和报警防盗系统，安装符合特殊载体档案保管防护要求的设施设备，确保档案资料万无一失。由于各级档案部门保存的涉密的档案有的是被单独保管;有的是在不涉密的档案之中。对于这部分档案要重点保护，及时监控，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专室专柜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各级档案部门要夯实档案业务基础，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管理程序，形成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要摸清档案馆(室)藏档案数量、内容、存放位置，编制各种检索工具，对涉及国家秘密档案要标明保密级别，保证心中有数。要坚持日常监管与重点检查相结合，不定期组织全面细则的安全检查，认真清点核对档案的实有数量，及时发现和消除档案利用安全中的隐患，尤其是重点部位和档案安全保管的薄弱环节，要进行重点检查。要对检查的情况和发现的隐患因素进行认真梳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堵塞危机档案安全的漏洞，坚决防止档案丢失、损坏事故的发生。同时，要从工作机制上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档案利用审批按相关法规制度进行，不得擅自开放或扩大利用、接触范围，确保档案完整安全。 参考文献： [1] 杨红.档案管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 宗培岭.科技档案管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 李和平.企业档案工作规范[M].上海挡案出版社，. 看了“档案职称论文题目”的人还看： 1. 档案类职称论文 2. 档案类中级职称论文 3. 档案专业职称论文 4. 档案系列职称论文 5. 档案中级职称论文
1. 网络环境下科技文件的质量控制策略 2. 电子文件登记备份制度研究 3. 数字档案销毁方法及制度研究 4. 档案数据迁移模式及规范研究 5. 声像档案数字化研究 6. 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研究 7. 国内外档案人员教育培训研究 8. 基于物联网的实物档案管理研究 9. 中外档案法规比较研究 10. 地方档案法规建设研究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轮修改问题研究 12. 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 13. 档案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4. 档案信息异地备份机制研究 15. 档案信息安全应急响应机制研究 16.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安全研究 17. 数字档案馆网络安全研究（侧重网络物理隔离与逻辑隔离） 18. 档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研究 19. 城建档案信息资源三位一体管理（电子文件、声像档案、纸质三部分） 20. 信息资源管理的经济问题研究 21. 电子文件管理流程与电子文件流程管理问题研究 22. 电子文件运动理论与电子文件管理技术问题研究 23. 声像档案的保护研究 24. 新型字迹材料的耐久性研究 25. 新型载体材料的耐久性研究 26. 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创新 27. 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28. 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29. 科技档案形成规律研究 30. 文件中心问题研究 31. 商业性文件中心问题研究 32.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问题研究 33.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模式比较研究 34. 档案管理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 35. 科技文件运动规律研究 36. 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的优缺点比较研究
— 贵州省师范大学艺术系艺术专业学习；— 贵州省委宣传部《党的生活》杂志社工作员、编辑；— 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主任科员；— 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调研员；— 贵州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 贵州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办、省互联网信息办）对外联络处处长（试用期一年）（其间：— 挂职任南明区委委员、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黎崇健的年龄五十多岁。黎崇健，贵州金黔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贵州藏味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民建贵州省委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
黎崇健，贵州金黔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1]，贵州藏味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民建贵州省委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3]共3张人物图片共8张人物活动人物经历2014年04月11日，成立贵州金黔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2014年12月19日，为黔西县重新镇晓星小学及同心小学发放爱心包，其中有棉衣165套，手套、篮球、羽毛球拍、学习用具[4]。2017年5月15日，参加由民建中央、民建贵州省委主办的2017’特色小镇产业发展论坛[5]2018年04月12日，成立贵州藏味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2018年6月8日，参加由民建省委借助于民建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6]2018年7月26日[7]，在黔东南州参与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民族边远地区脱贫攻坚与可持续发展论坛[7]2018年9月22日，组织民建贵州省委青工委2018年调研及提案工作会议[8]2019年5月21日，参加由民建贵州省委指导，民建贵州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工委”）主办的“扶志贵州 助力青年”系列演讲[9]2019年1月26日，被授予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10]2019年1月26日，被授予贵州省青年经济领军人物荣誉称号[11]2019年9月22日，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毕节市劳动模范称号[12]2020年9月28日，毕节市中小企业商会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拓海中央公园营销中心三楼会议室举行“未来·已来”四周年峰会论坛。商会会长黎崇健发表“未来·已来”主旨演讲。[13]2021年5月24日 担任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双创导师荣誉称号[15]2022年3月30日 撰写的《关于做好强化金融服务保障，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建议》荣获民建贵州省委2021年度参政议政优秀成果[16]2022年3月30日 荣获民建贵州省委2021年度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7]2022年3月30日 荣获民建贵州省委2021年度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8]2022年担任贵州财经大学研究生产业导师[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