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1：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辞海》1999年版） 一、【来源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有说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二、【文学性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 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 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 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四、【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在中国诗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超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五、《古诗十九首》的时代特点《古诗十九首》一身而兼有“风余”与“诗母”这两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至中古（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前古时期诗歌，从审美角度考察，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的文学作品。用唐代释皎然的话来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在这十九首诗中已经可以看到炼字锻句，谋篇布局的种种迹象，用皎然的话来说是“始见作用之功”；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汉赋之雕琢铺张，肤廓无真意，而始终如诗、骚一样以情意之表抒创作的中心。这样它就在实际上开创的中古诗才情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的优秀传统。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无名氏古诗越来越为诗人与论诗家说重视，陆机始拟之，刘勰、钟嵘复倡之，以为“实为五言之冠冕”（刘勰语），而至昭明太子萧统，取其文学性尤著之十九首，集为一组，成为后世五言古诗之楷法。相关资料2：一、《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又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平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不少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倪其心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象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在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之中.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用浅貌表现深衷，用短语表现长情。潘啸龙结合具体篇章，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并加以延伸和具体化，认为“外在的抒写方式如长期托拟、遥映、交鸣、正笔反用手法取得“唤得醒、点得透”的艺术效果。刘跃进从抒情方式的转变、独立精神的寻求上，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它按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抒情方式是网状的复合的，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总之，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不少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尽度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篇”、“友情篇”、“人生篇”，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渴望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里，在低沉感伤的情调中，回荡着人间真情美的主旋律，闪动着诗人坦诚纯真的心灵。 二、美学风格。 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邓乔彬先后发表两篇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情美、浑厚朴实的自然美、意境浑融的整体美，对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盛树屏又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的重复变化的节奏美、整齐规范的形式美。此“五美”是对《古诗十九首》美学意蕴的比较全面地概括。刘迪才对诗中动物、人物、时间、空间等九种典型的意象加以审美观照，发现诗人目前之象无不成为诗人心中之意投射的对象而深深烙上诗人主观情感的痕迹。从意象与诗中呈现的情感氛围中透视出诗人的灵魂。三、语言特征。《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的炉火纯青的语言上。它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不虚矫晦涩，不闪烁其辞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是许多论文反复重复、极力称道之处。赵敏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总结为：是情真意切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在追求思想表达的畅通无阻中，自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全部情感之中。四、《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地位 近20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是把它和《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等进行比较研究，或侧重比较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程度，或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或评论它们的创作态势、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幼明得出的结论是：《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开创的比兴系统。[38]赵敏俐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形式上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创作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亚新则专门论述了《古诗十九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所起的启示、示范、和推动作用。它在体裁方面为彬彬之盛的五言诗黄金时代建安文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它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也直接开了魏晋文学的先河。综上所述，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但是也可以看出，交叉重复研究多，独具特色、有重大突破的少。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写作年代、思想内容、表现主题、艺术特征，尽管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仍有很多研究课题。如对《古诗十九首》的人性复归、生命意蕴、时间意识、时空感悟的研究正成方兴未艾之势。对21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曹旭提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意见：一是材料的收集，将隋树森未收集到的资料（各种古诗选本、后人拟诗、历代诗话评论、各种专著中等）尽量搜罗完备；二是资料的整合工作，把诗歌的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拓宽视野。我们相信21世纪的研究者会继往开来,使《古诗十九首》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谈诗歌要看时代，魏晋时期玄学之风盛行，不论是小说还是文赋，还是诗歌，走的路线趋向于郎阔大气、清新俊逸，曹操、曹植、鲍照、嵇康、阮籍都是代表人物，其中当然还有发展演变过程，从魏晋到南北朝，再到隋唐，风格是随着时代在变的。总体来说应该不是以悲情为美的。如果想深入一点研究，建议看一看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歌史》，老教授了，写的很好。
魏晋时期文化的发展：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魏晋诗歌的“悲情”循迹：一，建安风骨的“悲情”战乱年代的励志建安诗歌呈现了一种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1，三曹：曹操：楼主可以研究一下他的诗，大多都是悲情和励志。明人钟惺《古诗归》说曹操的诗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丕：《黎阳作诗》3首表达了“救民涂炭”和“靖乱”的志向与决心。他又善散文，《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凄楚感人。陈思王曹植：实际饱受萁豆相煎之苦如同囚犯一样的生活，最终抑郁而死。曹植的辞赋都是抒情小赋，《洛神赋》是其赋中的名篇。2，建安七子：“七子”之称出于《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称他是“七子之冠冕”。他以诗、赋见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离乱和人民的苦难。《七哀诗》3首是其代表作。刘桢，其五言诗风格刚劲，不重雕饰。陈琳、阮瑀诗歌创作也很突出。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现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呼声。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景，形象地揭露和批判宗法关系中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丑恶本质，表达了诗人对被迫害者的深切同情。蔡琰：自幼随父亡命流离，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再嫁董祀。她的五言《悲愤诗》通过写自身的不幸遭遇，也反映了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作者善于抓住重点场景集中描写，运用叙议结合的方法，进行细致真实的心理刻划。如母子惨别等情景，都写得形象鲜明，人物语言个性化。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正始诗歌的“悲情”反抗1，正始与“竹林七贤”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上的“正始”，应当包括从太和到司马炎建立晋朝近四十年时间。正始诗人有所谓“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诗文表现了愤世嫉俗，反抗虚伪礼法的思想，也流露了虚无厌世、全身远祸的消极成分。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是一篇反对礼教，表现狂放形态和叛逆精神的赋体传文。《咏怀诗》82首，是他的诗歌代表作。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痛苦、寂寞和愤懑的复杂心情，寓时代的悲剧于个人的哀怨之中。嵇康用老庄的“自然”来与“名教”对抗，揭露司马氏假提倡儒家礼法为自己篡夺政权张目的虚伪性，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精神。终为钟会陷害被杀。嵇康诗文俱佳，论文成就尤高。三、西晋诗歌的“悲情”借古讽今及游仙诗1，西晋诗歌的特征诗歌创作有明显转变，总体而言，缺乏现实内容，而重视形式的华美，《文心雕龙·明诗》说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情采》篇又说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西晋诗坛出现了更多的作家，又集中在太康、元康时期，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另有傅玄、张华、刘琨、郭璞等人。最具代表的诗人是陆机、潘岳与左思。郭璞的诗多为借游仙以示对现实的不满。从西晋开始，文学创作中存在着愈来愈严重的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形式主义倾向：一是模拟古人；二是过分追求辞藻的华丽与对仗的工整。陆机、潘岳可作代表。陆机《拟古诗》12首，基本上是拟《古诗十九首》，但骈词俪句，已非汉代面目。当然也有可取的，如《赴洛道中作》，就有真情实感。《从军行》中“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写远征战士南北转战的紧张劳顿，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潘岳与陆机齐名，他的诗文亦讲究工整绮丽。左思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咏史》8首是他的代表作，借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在门阀制度压抑下怀才不遇的愤慨，名为咏史，实乃抒怀。他的诗，借古讽今，恰当深刻，笔力矫健，气势充沛。这种艺术特色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他还是著名的赋家。他构思10年，写成《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本传）。刘琨诗清刚悲壮。他的爱国行为和爱国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将刘琨与曹操相比，感叹其未能实现雄心壮志。郭璞，今存游仙诗19首。游仙诗来源很早，秦博士即有《仙真人诗》，而后时有继者。游仙诗大体有两类。一类以求仙访药而得长生为主旨，另一类是借游仙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郭璞的游仙诗属于后者，《游仙诗》14首是他的代表作，写得气势挺拔，词旨慷慨，一变永嘉平淡寡味的诗风。如第一首(京华游侠窟)，鄙弃朱门的荣华富贵，赞扬了“山林隐遁”的生活。借游仙以咏怀，表现对现实的满、对权贵的轻蔑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作品形象鲜明、风格艳逸，和当时一般的游仙诗、玄言诗不同。四、东晋诗歌的“悲情”，有点玄东晋时期，玄学与清谈之风盛行，士族们以能谈玄为高雅，甚至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东晋诗坛玄言诗盛行，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理相混合的产物。钟嵘《诗品》说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当时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慧远等。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田园诗的出现和南朝山水诗的兴起，才改变了这种不良诗风。魏晋诗歌，悲情为美的论据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的发展，诗歌的风格呈现。楼主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众多诗歌，用诗歌中的悲情反推诗人，再反推社会文化背景，是比较有意思的。本文主要参考《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英美诗歌研究是一种惊人的财富。七十年前，时年四岁的我第一次爱上了诗歌。虽然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但我在童年时期读、写都用意第绪语，所接触到的诗人也是后来到了美国的那最好的几个，比如摩西·L·哈尔彭，曼尼·雷柏，H·雷维克，雅各布·格莱斯坦因。要感谢布朗克斯图书馆梅尔罗斯分馆，在那里我很快就通过大量阅读英美诗歌自学了英语。早年的爱好，譬如对维奇·林赛的偏好还徘徊在我黯淡的记忆中。我逐渐用自己的方法读了各类诗歌。到了大约十岁与十二岁之间，我已强烈地爱上了威廉·布莱克和哈特·克莱恩。我反复阅读他们的诗，毫不困难地熟记下来，而且我开始对这些诗产生了一种隐含的理解，这种理解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显形。有时我会被我的诗人密友问及，为什么我自己不写诗，其实从一开始，诗歌对我来说就是神秘莫测的艺术。进入诗歌之门，除了成为一名享受阅读乐趣的读者外，也意味着涉足神圣之开端。我持续地阅读布莱克和克莱恩，他们也引导我走向雪莱、华莱士·斯蒂文森、叶芝、弥尔顿，最后到达莎士比亚。我已经不能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重读的那些诗歌有了更多的领会。自学有它的不利之处（直到现在我的英语发音仍有些古怪），但它是对抗单调性的有效武器，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批评时尚的单调。.艾略特的诗让我着迷，但他那教条化十足的散文却不让我喜欢。在十五岁左右我读过了《圣林》和《跟随不寻常的神祗》，我不喜欢后一本，前一本也让我读得丧气，不过它至少将我引向.劳伦斯，艾略特指责他的作品极为粗野，这反而让我受到他的吸引。我的诗歌批评家初恋对象是G.威尔逊·奈特，很久之后，我与他有了私交，非常倾慕于他。刚刚十七岁时我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新生，当时购买并逐页细读了诺思洛普·弗莱研究布莱克的优秀著作《可怕的对称》。我差不多做了弗莱二十年的门徒，直到1967年一个夏天的早晨，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开始动手写作一篇奇妙的狂想文章《蒙面天使，或诗学的影响》。经过多次修改以后，这本书在1973年以《影响的焦虑》的书名出版了，但弗莱当时已经批评过这本书，因为我在1967年9月就将初版本呈他阅读，而从那时起我们就达成一致：将我们在评价诗歌层面的不一致永远保持下去。
可尝试的备考诗歌鉴赏的七个步骤： 一、客观：即可通过查阅资料、工具书或者专业书籍来提前准备好通用于一般诗歌的知识。第一步、了解诗歌分类： 诗歌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大类。叙事诗包括史诗、传奇和民谣；抒情诗包括悼念诗、题词、十四行诗、六节诗、黎明别歌等。1.叙事诗： a. 史诗：史诗属长篇叙事诗，它记录英雄的种种冒险。典型的史诗是对某一文明起源的记载，并且反映出这一文明最基本的信仰和价值。由于常以宏大的场面作背景，记述的又是英雄的丰功伟绩，史诗往往高于生活。它的风格，庄严而宏大。史诗应该是正式的、复杂的和严肃的。 b. 民谣：民谣不如史诗那般雄心勃勃。早期的通俗民谣被人们世代传颂，后来才有文字记录。除了这些作者未署名的通俗民谣外，还有另一种有作者署名的文学民谣。文学民谣的风格更华丽，诗歌技巧的运用也更自觉。 c. 传奇：传奇也是叙事诗的一种。冒险是这种诗歌的主要特色。传奇的情节往往复杂，常有令人惊奇或显示魔法的情节出现。2.抒情诗： 抒情诗中，故事和情节服从于旋律和情感。抒情诗虽然简短，却表现了一个特定说话者的情绪和思维。与叙事诗相比，抒情诗更加多样化，对传统格式的遵循也不那么严格。简洁、旋律美和强烈的情感是抒情诗的典型特点。主要的抒情诗： a. 警句诗Eplgram：篇幅短而充满睿智，常常有讽刺意味。蒲柏的【论狗之项圈】 b. 挽歌Elegy：是对死者所作的哀悼。托马斯格雷【乡村墓畔哀歌】 c. 颂诗Ode：颂诗较长，风格庄重，诗节的长短、格律、形式均不受限制。济慈【夜莺颂】 d. 黎明别歌Aubade：属爱情诗，它哀叹黎明时情人分离的情景。邓恩【日出】 e. 十四行诗Sonnet：在有限的篇幅中高度浓缩了情感的宣泄或观点的表达。主要由两种形式：意大利式（彼得拉克式）和英国式（莎士比亚式）。意大利式分为前八行和后六行；莎士比亚式则分为三个四行诗节和一个双行押韵体。不同的结构适合表达不同的情感与思想。因此，意大利式可能会在前八行中提出问题，在后面六行里作出回答，而莎士比亚式则通常在第一个四行里引出话题，在下两个四行里将其扩展，在最后两行中概括总结，得出结论。 第二步、“通假词汇”掌握： 英美诗歌会有很多词看不懂，类似于我们文言文的通假字差不多，掌握它们在阅读古代的一些诗歌时会容易很多。如Thou=You的主格、Thee=You的宾格、Thy=Your、Thine=Your用在元音前、Methink=It seems to me、Artless=Innocent、Hapless=Unlucky、Haply=Perhaps、Anon=At once、Erst=Formerly、Quit=leave、Tarry=Remain、Wrought=Worked、Fare=walk、Clad=Clothed、Wilt=Will、Shalt=Shall、Canst=Can、Dost=Do、Didst=Did、Ere=Before、Albeit=Although等等。所以看懂是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相关的知识。第三步、节奏、格律、音步等知识的准备：1. 节奏、音步 英文诗歌时有节奏，而且在诗歌鉴赏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英文没有平声、仄声之分，其节奏是通过重读音节与轻读音节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读音节与一个或两个轻读音节按一定的模式搭配起来，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就是英文诗歌的节奏。 例如：Alone丨she cuts丨and binds丨the grain,And sings丨a me丨lancho丨ly strain. 这两行诗的重读与轻读的固定搭配模式是：轻-重。在每行中出现四次，这样就形成了这两行诗的节奏，某种固定的轻重搭配叫“音步foot”，一行诗中轻重搭配出现的次数叫音步数，这两行诗的音步数都是四，所以就称其为四音步诗。 最常见的音步类型有四种：（1）抑扬格： 如果一个音步中有两个音节，前者为轻，后者为重，则这种音步叫抑扬格音步。轻读是“抑”，重读是“扬”，一轻一重，称为抑扬格。英语中大量的单词发音都是一轻一重的，如adore, excite, above, around, appear, besides等，所以英语写诗，抑扬格就很便利，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百分之九十的英文诗都是用抑扬格写成的。（2）扬抑格： 同理，扬抑格与抑扬格恰好相反。英语中也有一批读音一重一轻的单词，如happy, many, holy, upper, failing等。但这类词数量不如前面的那些多，与英文的语言规律不十分吻合，所以扬抑格诗不多，例如：Present丨mirth has丨present丨laughterShake your丨chains to丨earth like丨dew（3）抑抑扬格： 抑抑扬格含三个音节，即轻-轻-重。例如：cavalier, intercede, disbelieve, disapprove, on the hill. 可以感受下拜伦的这首诗：The Assyr丨ian came down丨like thewolf丨on the fold,And his coh丨orts wereglea丨ming in purp丨le and gold;And the sheen丨of their spears丨was likestars丨on the sea,When the blue丨waves rolls night丨ly on deep丨Galilee.（4）扬抑抑格： 重-轻-轻是扬抑抑格。例如：happily, merciful, eloquent, messenger, quantity.等 例句：Dragging the丨corn by her丨golden hair. 以上的音步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上，一首诗仅用一种音步类型写，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大多是以某一种为主，同时穿插其他类型。例如，以抑扬格为主要节奏写成的，就称此诗为抑扬格诗。现代兴起的一些自由诗free verse，不受这些格律的限制。2. 诗行： 一诗行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句字。有时候，一行诗正好是一句，有时两行甚至许多才构成一个意思完整的句子。前者叫end-stopped line结句行，后者叫run-on line跨句行。例如：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前两行诗end-stopped line，后两行是run-on line。读跨行句诗，行末停顿较短。 诗行的长短以音步数目计算，英文诗行的长度范围一般是1-5音步，6、7、8音步的诗行也有，但不多。最多的是四音步、五音步的诗。在分析一首诗的格律时，既要考虑诗的基本音步类型，也要考虑此诗中诗行的音步数目。例如Pope的一首诗：You beat丨your pate, 丨and fan丨cy wit丨will come;Knock as丨you please, 丨there’s no丨body丨at home. 此诗的基本音步类型是抑扬格，每行五音步。因此此诗的格律是“抑扬格五音步”，一首诗的音步类型和诗行所含的音步数目构成此诗的格律meter. 3. 押韵rhyme（1）全韵与半韵(full rhyme and half rhyme) 全韵是严格的押韵，其要求是： a.韵要押在重读音节上，其元音应相同 b.元音前的辅音应不同 c.如果元音之后有辅音，应相同 d.重读音节之后如有轻读音节，也应相同 例如下面几对词都符合全韵的标准：why-sigh, hate-late, fight-delight, powers-flowers, today-sway等。 如果仅是元音字母相同，读音不同，不符合全韵，如：blood-hood, there-here, gone-alone等，这类被叫做眼韵eye rhyme，虽然有诗人会用，但不是真正的押韵。 仅仅是辅音相同或仅是元音相同的属于半韵：（2）尾韵与行内韵(end rhyme and internal rhyme) 押在诗行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上，叫尾韵。这是英文诗歌最常见的押韵部位。诗行中间停顿处的重读音节与该行最后一个重读音节押韵的，叫行内韵。如：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pleasant king;Then blooms each thing, then maids dance ina ring.（3）男韵与女韵(masculine rhyme and feminine rhyme) 所押的韵音局限于诗行中重读的末尾音节上，称男韵，也叫单韵，听起来强劲有力。如：late, fate; hill, fill; enjoy, destroy.等 押韵押在两个音节上，后一音节非重读音节，称女韵，也叫双韵，听起来或轻快，或幽婉。如：lighting, fighting; motion, ocean; wining, beginning. 看下面这首诗，前两行押女韵，后两行押男韵：I am coming, little maiden,With the pleasant sunshine laden;With the honey for the bee,With the blossom for the tree. 也有不少英文诗是不押韵的，不押韵的诗称作无韵诗或白体诗blank verse。多用在戏剧和叙事诗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弥尔顿的Paradise Lost都是用blank verse写成的。押韵的诗叫rhyme verse。 第四步、背景知识： 诗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诗歌的鉴赏离不开对诗歌背景和作者的分析。例如庞德的那首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当了解了作者的背景和他的创作风格之后，再把这首诗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之中，这首诗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都生活在战争的威胁和恐慌之中，地铁车站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出现在车站的人们也像幽灵般时隐时现，反映出人们在战争中的心理状态—悲伤、无助和面无生气。但是，虽然枝头潮湿黑暗，但却有花瓣挂在上面。暗示我们虽然社会现状不那么令人满意，但希望仍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第五步、修辞手段、主题、意象、象征等：1. 修辞： 修辞手段有很多比如夸张；低调；提喻；换喻；拟人等等，这些在语言学上我们已经有所掌握。这里主要说一下明喻和隐喻这两种在诗歌中有着特别重要作用的修辞手段。这两种修辞手段的本质都在于比较：将本来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以其中一物为视角看待另一物。隐喻是诗歌的中心特点，诗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言A而指B，以一件事说明另一件事”。 “我女儿跳起舞来犹如天使”是明喻，“我女儿是个天使”却是隐喻。这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了like/as这类的词：明喻往往更为直接明确，但在含蓄、意义的内涵上不如隐喻。也就是说，女儿天使般的特质在后一句中表现得更为丰满。前一句里她不过是跳舞跳得像天使罢了（该句并不隐含她具有天使的其他的品质）。 2. 意象Imagery： 是将情感和思想化为具体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我们对世界的自然感知密切相关，并使我们在想象中重温曾有过的感官经历。我们看到黎明破晓，黑夜来临；我们听到狗的吠叫和孩子的笑声；我们感到寒风入骨的刺痛；我们闻到香水浓烈的气味；我们尝到冰激凌和比萨饼的味道。诗中此种细节比比皆是，它们让我们沉入回忆，激起我们的情感，要求我们的回应。 3. 象征Symbolism： 象征可以是任何事物或行为，但其所指已超出了它原本的含义。比如：玫瑰可以指代美丽、爱情或昙花一现；树可以指代家族的祖先与旁系；高飞的鸟代表自由；光明可能意味着希望、知识或生命。这些和其他熟悉的象征，视其在具体诗篇里的具体应用，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甚至反面的意思。例如：水既是生命的典型象征（雨水、繁殖、食物），又可以象征死亡（暴风雨、洪水）。任何象征，无论是物体、动作，还是姿势，其具体意义，都是由当时的语境决定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诗中的细节是否具有象征意义呢？就像我们阅读时作出的其他阐释性联想一样，决定什么东西有象征意义要看我们的阅读技巧是否高明，要看诗中的上下文是否进行了提示。下面这些问题可以指导我们分析象征。 a.这一物体、动作、姿势或事件在全诗中是否重要？描述的是否相近？是否反复出现？是否在诗的高潮部分出现？ b.我们在一首诗中获得的细节是否被赋予了比字面意思更为重要的意义？ c.我们所做的这种象征性的阅读是否有意义？它是否也包含了按其字面意思理解的所有细节，而不是忽略甚至扭曲了它们？ 二、主观：即具体诗歌具体鉴赏的主观分析。 要弄清三个问题：第一，这首诗要说明什么？第二，它是如何来说明的？第三、这首诗带给了我们哪些启示？第六步、内容方面： 也就是第一个问题，这首诗要说明什么，做内容方面的分析要考虑整篇诗歌的内容，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创作这首诗的原因，所用的结构，手法等。这一切就是前面5个步骤所做的铺垫，考前准备好名篇的这些要素，对于我们考场高效的答题是很有帮助的。第七步、体会：艺术性和意义性双维度。 做个人体会时，主要考虑后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衡量，第三个问题就是从意义性的角度来衡量。———拷自牙哥、日常，侵删
会用到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1、存在主义：
该词最早由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提出。存在主义是一个很广泛的哲学流派，主要包括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三大类，它可以指任何孤立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并把它们当作最真实存在的人本主义学说。
2、解释学：
“解释学”一词的词根 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 "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
3、结构主义：
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
4、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
形式主义（formalism）典型特征是脱离现实生活，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艺术形式的绝对化，认为是形式决定内容，而不是内容决定形式。
5、新批评：
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并于四五十年代在美国蔚成大势。
五十年代后期，新批评渐趋衰落，但新批评提倡和实践的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仍不失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6、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上，企图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佛教音乐的华化》（论文，2万字，1985年第3期《世界宗教研究》）《佛教与中国音乐》（论文，1·5万字，1987年第4期《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论文，1·5万字，1986年第4期《中国音乐学》）《音乐史中的唐明皇》（论文，1·6万字，载《燕乐二十八调之迷》，198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综述，1·8万字，1995年第2期《佛学研究》）《金瓶梅与佛曲》（论文，1·8万字，1989年香港“第一届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宣读，1992年第2期《中国音乐学》）《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论文，1·5万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2）《禅与中国音乐》（论文，4万字，1998年3月台北“中国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中国音乐学》1998·4）《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史》（论文，5万字，2000年12月台北第二届“中国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华韵九芳”与新古典主义》（评论，0·6万字，1997第5期《爱乐》）《再谈民族音乐的第三种模式》（评论，0·5万字，1997年第3期《中国音乐》）《杨荫浏与宗教音乐》（论文、1·9万字，《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艺术不是科学》（评论，0·6万字，《文艺报》，2000·1·25）《梵呗——人间佛教的弘法之舟》（23千字，台湾2002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人间佛教》，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书陈寅恪<；书魏书萧衍传后>；之后》（30千字，《中国文化》2004第1期）
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弘传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比较大的佛教活动中心，如洛阳、长安、建康、庐山等地。大量营建佛寺僧舍，建造石像石窟；西行求法活动成风。
隋唐时期，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对劳动力的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唐朝寺院由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放免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为了保存佛经和弘扬佛法，手抄佛经、雕刻、石窟寺、造像、壁画等佛教建筑及艺术品大量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及窟内的绘画、彩塑和出土文书，北京房山石经等，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它和楼上兄台说的是有关系的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论曹操论《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转变曹操诗文研究曹操散文研究曹操高陵出土简考论三曹文学论曹操公文写作和历史贡献论曹操统一北方和历史贡献曹操的军事思想曹操的政治思想论刘琨论潘岳论二陆论左思论西晋分封制和八王之乱西晋辞赋研究论琅琊王氏和东晋政治论颍川庾氏和东晋政治论谯国桓氏和东晋政治论陈郡谢氏和东晋政治论刘裕和士族寒族关系论陶渊明十六国邬堡和豪族十六国官职研究论苻坚论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论北魏平城时代的经济崔浩之死文明、孝文改革梁武帝统治思想论宇文泰、苏绰改革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忠」、「孝」在中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忠」为士人在政治伦理上的表现，呈显为君臣关系；「孝」为伦理道德实践的起点，始于父子关系，可推扩至一切伦常关系。「忠」、「孝」分别属于士人在政治和家庭之间的道德伦理实践，也是个人品德操守的主要评判标准。政治由封建至专制政体的变化下，「忠」、「孝」彼此几度混同、冲突乃至相悖或融合，士人对「忠」、「孝」的先后、轻重的抉择也反映不同时代下的文化面貌。从东汉至三国魏晋，是个分裂至一统，统一复为分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忠」、「孝」的演变与彼此交涉所产生的矛盾冲突，频繁可见，君父先后的问题，更为士人关注讨论之焦点。玄学谈「儒、道」的会通，「名教与自然」的融合，「情、礼」之间的符契，「忠、孝」先后辨的争议，在学术开放，士人个体自觉，以及世族门阀的时代文化下，沿循前代孝先忠后的原则，有了不同的阐释和抉择：「忠而不忠」、「不忠而忠」或「孝而不孝」、「不孝而孝」，又或「忠孝俱失」、「忠孝两宜」。本文就魏晋政治历史和玄学思想的发展，加以深入研究析辨。另外佛教在东晋的广泛流传和内容质量的提升，进而与「忠」、「孝」之间冲突的论议，文中亦加以探讨，以呈现魏晋时期「忠、孝」伦理之面貌。
额，无法回答
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