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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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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精神论文

弘扬民族精神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那里?祖国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的教室里,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家人。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特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要求,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核心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族人民互相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什么?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注重团结的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人民之间相互融合,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共同进步,孕育、培养和形成了一种崇高而朴实的民族团结意识。正是这种民族团结意识,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没有解体,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种共同愿望,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依靠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勇往直前。坚持民族团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中华文明蜿蜒奔腾了五千年,让我们在这里回顾、反思、警醒。我们要弘扬民族精神,要让我们的祖国经过我们的努力,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勃发!每当五星红旗升起,每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同庄严站在一起,同伟大站在一起,同胜利站在一起,同太阳站在一起!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的祖国,我为你骄傲!

何为忠孝仁义?何为信礼智勇?现在只有在台北的大街看路牌才能见到它们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轶序不再回来,也切断了我们与“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好歹还是一个各社会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但我们嫁接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在儒家的词语外壳下,内涵不再。 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奋斗、快乐、自由通通比道德来得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 【四书五经】 从前,作为书生15岁之前便要把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几乎都是群“拜经教”,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让今天的古代文学博士生绝望。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后,已经没有多少人回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孩子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现在,舒乙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现代私塾馆,专门教授四书五经。 关于传统文化的缺失 造成今日之中国国民素质不高或者传统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我想应该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许就是大多数人都要提到的中国的经济条件滞后,泱泱大国,在国民教育上的投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中国国民与 其他文明国家公民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倒不是先天就决定了的,只不过我们效法的是西方的文明,我们在许多方面追赶他们,要适应他们的文明规则,这自然就显出 了差距,也必然有个适应的过程。 第二个,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毫无疑问,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给后代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文明的精髓,但是为什么在现代 中国人的身上随着一代一代更替,这种传统精神的影子越来越模糊了呢?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国度,这一点在唐宋之前尤为明显。真正的固步自 封、冥顽不化只是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疯狂推广、驯化民众之后才开始。整个国家对世界的不了解,自然就跟不上文明的步伐。此后,在上个世纪之初轰轰烈烈开展 地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封建的、愚昧的理学和落后的礼教发起进攻是正确的,但是此过程中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摒弃却是不够明智的。此后,直到现 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才发现儒家思想、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没有了深厚 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变得野蛮、愚昧,缺少了对传统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将变得浅薄、无知。而此时的我们,的确已经快把老祖宗的好东西败光散尽了,危险啊! 第三个,民族缺乏信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由第二点引发的。中国在唐宋以前是个对各种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国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 变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自己的宗教:道教。不论哪个宗教,其实不可避免地要被政权所利用,撇开这一点不谈,无一例外,这些宗教在信徒的教 化上都是要求向善的。但是随着明清以来时局的动荡更替,宗教在中国政权中心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几百年来以来的中国统治者和领导人都没有过多强调宗 教的作用,应该说,对宗教,始终还是保持着相对的谨慎。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缺少了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一样的共同的民族信仰,而关系到国民的思想道德、精 神文明的培养重任,又落到了本已负重累累的政府肩上,无形中给了政权巨大的压力。宗教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洗礼,宗教从来都是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或为政权所用,或者本身就是政权的一部分,其实这本无可厚非,缺少了宗教来教化民众,国家政权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改良社会、倡导新风尚,而这个任务,却是十分的艰巨。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姑娘。父亲在部队做了八年文书后转正到地方做相当于文秘一职的工作,母亲一直在初中当英语教师,算起来也有二十五年的教龄了。父亲情趣高雅,喜爱养花、下棋、钓鱼,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和楷书,文笔也相当不错,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家里经济拮据,爸爸用稿费保证了我们一家四口(包括我弟弟)天天有肉吃。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以自己单纯的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带给我的辉煌和耻辱。大概是父辈那一代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的缘故吧,渴望读书却欲罢不能的遗憾使得我的降临蒙上了“星光”的希望之色,父亲寄予我很高的期望。在我的记忆中,我因为没有背出《九九乘法表》之类的小错误而被父亲脱光衣服用皮带抽打的伤痛如冰山后的太阳,一碰便呼之欲出,抽得我浑身颤抖,不寒而栗。日本小鬼的大刀在中国人的眼里刻下耻辱,我因此成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就要挨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种种教条信奉者实现理想的工具,尽管我颇有文艺天赋,但写作、唱歌、演讲的爱好一直被父母压制,语文成绩名列前茅、声乐比赛勇夺第一、演讲比赛冠军在手与数学成绩远在全班二十名之后、物理从未上过60分(满分70分)、化学总也拿不了45分(满分50分)的强烈反差成为父母心中的耻辱,也成为他们的同事,一帮自命不凡的小丑们冷嘲热讽的话题。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今天,我将用我的笔,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与酒渣。一、关于饮食 “民以食为天。”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何时诞生,但颇能概括中国人的饮食心理。“民以食为天”,吃是最根本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亏什么也不能亏肚子”,“饱暖思淫欲”,只有吃饱了才谈得上其他。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中国人讲究饮食,所以才会生出一堆菜系来满足食欲,所以才会演绎出一堆关于民间特色小吃的“动人的传说”,所以才会养出一堆与吃有关的文字。吃饱了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也就罢了,中国的文人学者们还要捣腾出一堆“吃”词语、“吃”成语,形成了一种“泛食主义”,蔚为大观:思索即咀嚼,体验即品味,嫉妒即吃醋,幸福即陶醉,司空见惯谓之家常便饭,轻而易举谓为小菜一碟,学风浮躁谓为浅尝辄止,理解深刻谓之吃透精神,广泛流传曰脍炙人口,改变处境曰苦尽甘来,还有什么吃亏、吃不肖、吃里扒外,什么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什么“吃小灶”、“吃官司”、“吃回扣”,什么“吃哑巴亏”、“吃闭门羹”,不管吃没吃到,吃的是什么,总也离不开一张嘴,泛化到上层建筑方面,就高贵成在饭桌上谈政治。中国的政治,说白了就是吃饭,不管是原始民还是中央领导人,不管是“南蛮”还是“高贵”的汉人,不管吃的是打来的鹿肉还是经过几道工序检测安全无害的瘦猪肉,不管喝的是奶酒还是“统一”鲜橙多,中国的一切政治问题均在饭桌上讨论,“政治既吃饭”成为中国人民共同遵守的规范,所以,腐败问题困扰了华夏民族几千年而毫无削弱之势。我想,大概是我们的祖先找点儿吃的太费劲儿,这才造成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这才造成了父母一打电话便问“最近吃得还好吧?”这样百问不厌的问题,这才造成了“要想拴住丈夫的心,先要拴住他的胃”这样的厨房内阁。二、关于“家庭本位” 我们的祖先太孤单了,所以大家凑到一起形成氏族,形成部落,也因此而形成了“内外与亲疏”、“长幼与贵贱”、“夷夏与官民”的民族心理,所以在泛滥成灾的古装剧、历史剧中常有因“以下犯上”、“以卑犯尊”、“以内通外”而遭斥责、鞭笞甚至送命的情节,所以才有“父母之命不可违”的古训,所以我在反驳长辈观点,反抗父母鞭打无理时会遭致众怒,所以父母打我说得最有道理的道理便是“你还敢跟我顶嘴,反了你了!” 中国文化崇尚家庭本位、内外有别,这才搞得部落大战,民族纷争不断,也搞得“以下犯上”的群众斗争历史悠久。三、关于婚姻 “结婚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尤其是女人。”先民的婚姻很好讲,无非是“亲上加亲”,发展到奴隶社会,婚姻的性质就变了,婚姻成了一种手段,到封建社会,婚姻就不仅仅是出于爱情发展的成熟了。皇帝老儿最喜欢结婚了,女人也喜欢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权力和地位了,结个婚还能使汉匈和好,能使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婚姻的作用不可小觑,婚姻不是结婚双方的事,而关乎家庭,关乎责任,关乎民族大义,关乎国家前途,于是,婚姻陷入了一个“无爱之婚、无性之恋”的怪圈。到现代,“婚姻是否是爱情的坟墓”成了辩论赛上常青的大树,无数辩手乐此不疲。我实在是搞不懂我爸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吵了十几年,要分不分,要合不合,子女成了维系婚姻的纽带,不离婚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孩子,好不容易离了吧又经常保持联系,貌似又想起对方的好了,两个人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父母婚姻的失败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轻易把心交给男人”,恐怕这也是诸多人一辈子单身,“宁愿没有爱情也不要在爱情里受伤害”的原因吧。但是,奇怪的是,随着单身一族势力日趋强大,医院妇科中心要求做人流的低龄少女越来越多,中国的婚姻文化似乎陷入了一个“要性不要人”的境地。四、关于信仰 “你有信仰吗?” “信仰?信仰是什么?” “我信耶稣,你呢?你信什么?” “我不信什么。” “怎么会不信什么呢?怎么可能没有信仰呢?没有信仰怎么活?” “为什么要有信仰呢?你看,我没有信仰不是活得好好儿的吗?”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是一个西方人跟一个中国人的对话。我想要说的是,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否!中国人有信仰!中国文化有信仰!问题是,中国人的信仰太多、太乱、太容易变,所以,其实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文化还是没有信仰!中国人信天地鬼神,却无宗教虔诚;信为人正直,却又极尽左右逢源之策;信礼仪,却又缺少社会公德;信节俭却又大肆铺张浪费;信团结互助却好“窝里斗”;信“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却又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信“爱党爱国爱人民”却极尽搜刮剥削之能事受用腐败资产;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又让每个城市散落着无家可归、无食可觅、无移可敝的老人儿童;信“男女平等”却公然开出招聘条件“女性年龄在45岁以下”;信“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却见少管所人数日日增多;信:温文尔雅”却执行“不打不成材”;信“孔融让梨”却吵着“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却让无数学子甘拜“题海战术”下风;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逼得数百名教师联名写信讨要一年的工资;信“和谐社会”却又爱明争暗斗;信“淡泊名利”却见无数文人墨客笔锋生刺直抒人生不得志;信尊重自然却见餐馆里野味备受欢迎,动物园中珍稀动物队伍日益壮大……中国文化信仰太多,说都说不完,即使我信仰“坚持真理”,面对权威也还是不得不收敛锋芒作“明智”之举即所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人有信仰吗?有。等于没有。中国文化有信仰吗?有。等于没有。不如没有!五、关于女人 这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今中国,谁要是站在街上吼一句:“女人他妈的不就是件衣服吗?!”,担保他会被骂死。说实话,我个人对“红颜祸水”一说颇有微辞,男人无德,凭什么把过错全摊到女人特别是美女身上!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一有外遇便被指责道德品质败坏,男人难道不汗颜吗?女人并不是不能成就大事,而是男人不喜欢也不允许更害怕女人成就大事。但是,我说话的重点在“但是”,因为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就一定也要“三雄四公”了吗?因为男人不喜欢也不允许更害怕女人成就大事女人就甘愿取悦男人,死守厨房吗?中国的女人从历史走出来,等到了今天的“男女平等”,悲哀的是,肉走出来了,灵还在徘徊,大多数女人靠依附男人而活。女人需要独立,因为女人是人!女人可以独立,因为女人是人!为什么无数个惨遭家庭暴力的女人痛恨男人却依旧“藕断丝连”?因为“有个男人,至少我还有饭吃,有衣穿,有个男人,心里踏实。”愚昧啊!女人不是衣服,不是贡品,不是工具,女人是完完全全的人。不要自怜自哀,不要指望爱情会给你一切,中国的女人们,该觉醒了!六、关于教育 中国的教育很有问题。最有名的科举制的弊端我不想再说,我更关心的是当今中国的教育。〈1〉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学校教育) 素质教育在绝大多数省市是空谈是众所周知的,学校打着素质教育的招牌搞应试教育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身为一名在全国应试教育名区黄冈的恶爪下走出来的莘莘学子,对应试教育之恨之入骨自不用说,我初中、高中毕业时光是可以拿去卖掉的试卷就都超过一米之高,更不用说那些可以收集到一起开家书店的学习资料了!其实,“题海战”还不是应试教育的弊端,应试教育的弊端在于学生模式化机械化地接受教师传输的知识,思维在固定的“标准答案”的限制下趋于僵化,以致学生慢慢失去质疑的冲动和思考的能力。为什么当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而中国的科技、文学、艺术等等各个方面鲜出对人类社会有巨大贡献的成果?为什么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连中国人自己都鄙视?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其中的缘由?再谈各阶段的学校教育。我个人认为,当今中国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中,最失败的就是初中教育了。在小学,虽然家长、老师在“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为辅”的方针指导下让孩子承担了过多的压力,但这毕竟还是不小心让孩子的德、智、体、美、劳平衡发展了;在高中,老师深刻地懂得升学对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所以会尽一切努力不放弃任何任何一名学生,争取帮助每个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在大学,尽管充分的自由让不少大学生迷失了方向,但大一点毕竟还是大一点,大学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力,大多数还是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在初中,孩子们正处于青春期生理、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最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的细微的关怀,而偏偏有绝大多数老师急功近利,追求重点高中高升学率,对大部分学生不闻不问或者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假关心,更有甚者,歧视非尖子生,造成一个班的学生两级分化严重,学生“等级矛盾”尖锐。这些伤害反映在学习上还可以看到,反映到孩子的内心就如太阳挡不住乌云的覆盖,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孩子内心慢慢滋长,在老师家长的不经意间,曾经乖巧听话的孩子仿佛中了邪似的,一下子变得判若两人,沉迷网络游戏、赌博、打架、杀人、在色情场所中寻找刺激。祖国的花朵在自虐、自残、自毁!我们的老师在口口声声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过失呢?!〈2〉关于家庭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看这句话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家长来说是废话。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品学兼优,“品学兼优”这四个字分量好重啊,可惜极少有家长在命令孩子干嘛干嘛或者呵斥孩子不应该干嘛干嘛的时候意识到这样的错误自己已经犯过很多次了,这也难怪中国的孩子内心深处普遍藏着被压抑的逆反心理,也难怪孩子遭骂遭打的普及性理由是“你还敢跟我顶嘴,反了你了!” 〈3〉关于社会教育 其实这个方面单独列出来理由不充分,当今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教育方面有缺陷当然也不足为奇。我觉得,社会对人的影响往往是微观的,但渗透进了每个个体的方方面面,所以上文提到的种种问题在学生身上的表现也是可以想到的。而让我痛心的是,意识到问题存在性和严重性的大有人在,而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哪怕是削弱问题的人却鲜有大动作。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们,不是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谁能逃得了环境的影响呢?中央电视台的公德广告新意百出,至于收效如何我还不得而知,只是期望我们的社会对我们这些需要爱而不懂爱,常常在爱里犯错误的花朵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关怀,不要让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失去拥有春天的机会。毕竟,他们还只是孩子。洋洋洒洒写了十三页纸,大多是针砭时弊,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个“愤青”,只是因为中国人听多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我担心我们的民族会自取灭亡才会把这些陈词滥调不厌其烦地拿出来折腾。不满归不满,痛心归痛心,我们的民族需要的不仅仅是反思,更重要的是反思后的行动。作为一名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我所要做的就是传播中华文明。为此,我一直在默默耕耘,我希望我能用我微薄的力量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行!中国文化,了不起!我想用我微弱的声音唤醒每一个中国人真实的、真诚的、真挚的爱国热情为祖国的崛起奋斗,为世界的和谐奋斗,为人类的进步奋斗!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了,中国何愁不富不强?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了,人类文明何愁停滞?自强不息,生生不止,不要忘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精神! 两篇文章你选吧!

中国文化的确博大精深,5000年的文明,而中国的5000年文化孕育了中国的不朽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还创造了5000年的璀璨文化,特别是近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弘扬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而中华民族精神则是这个大家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可以说,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光大,可是,一个民族有了民族精神却没人把它发扬光大,那么也不行。因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就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一员应尽的义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光从嘴上说说就可以了,我们还应该投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中去。就拿生活中的举手之劳说起吧,居住在同一个村,同一个镇的人,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各村之间的人际关系保持在友好交往,善待对方的状态下,这便是不可缺少的团结的力量。还有,我们青少年一代,应多帮助弱者,尊老爱幼,使老年人不孤独,幼儿们不寂寞,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被爱包围着。我们只要多为别人,多为中华民族,多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努力做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能多做一些有益的事,那也算是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而出一份力。中华民族精神要在我心,同学们,只要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让别人知道并且学会如何去做,那么这个世界上,那具有优秀品质的人也将越来越多,坏人也将随之减少。因此,中华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将其发扬光大更重要!并且这任务说简单并不简单,说困难也并不困难,而将其发扬光大的任务,我想,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并且我觉得我们能够完成,而且是完成得最好的。

中国精神科杂志

1、中华神经科杂志 2、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3、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4、临床神经病学杂志这四种杂志是神经内科学专业的核心期刊。

多。中华精神科杂志版面费为500元/版,一篇论文一般不超过5000字,需要版面费3000元左右,如需申请加急见刊,需支付双倍加急费用。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卒中与神经疾病、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中国卒中杂志、脑与神经疾病杂志、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自1955年创刊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来,她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学事业发展的客观记录和里程碑;又是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领域中,传播科学信息,记录科研成果,开发智力资源,促进人才成长的高级专业学术刊物,对推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40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将更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间:(1955~1966)解放前,神经精神科学事业未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专业机构很少。因此,从事本专业者寥若晨星,神经精神科学成了我国医学科学中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和重视广大人民的疾苦和健康,神经精神科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此期间有少量的神经精神科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随着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壮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急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渴望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于1954年7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决定创刊我国神经精神科专科刊物——《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随后组成了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穆怀珠任专职编辑。经过全体编委和专职人员的积极筹备,《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号于1955年3月13日问世,为季刊,每期80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了刊名。办刊方针是以神经精神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对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疾病知识,如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防治方法、研究心得,要求医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初期编辑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内北京东单三条胡同,1957年迁至北京东四西大街新建的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创刊初期,编委会议都是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英魁和冯应琨教授的办公室内召开,参加者经常有许英魁、冯应琨、魏毓麟、赵葆洵、王芷沅、穆怀珠等。到60年代,则转到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有许英魁、冯应琨、黄克维、赵葆洵、王芷沅、谭铭勋、伍正谊、沈渔邨、许迪、陈学诗、王忠诚、张继志等。在50、60年代,在京编委会经常是在星期天或晚上召开。当时编委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陈学诗、张继志还经常来学会帮助加工稿件、撰写编者按语等。外地编委张沅昌、夏镇夷、陶国泰、于清汉等也很关心杂志工作,帮助组织稿件。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精神病人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由卫生、公安、民政三个部门组成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组织实施;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管理,即不要把精神病人关闭或关锁在病房内。这次会议对我国精神病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各地通过各部门的协作成效显著,其中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做得比较好。如上海成立了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办起了多所精神病工疗站,使精神病的复发率下降了3/4以上。外出伤人毁物者也大大减少。这次会议的纪要及会后各地开展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刊从1958年第4期起陆续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59年起改为双月刊,第1期84页,以后每期68页。从1959年起开始刊登英文目录,从1959年第三期起刊登主要论著英文摘要。1960年6月4日根据上级通知,该刊与医学会办的所有期刊一起停刊,检查浮夸、泄密和“修正主义”问题,同时也有纸张困难等原因。至1963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经改选组成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增加11名年富力强的新编委。专职编辑仍由穆怀珠担任,1965年增加了陈秀华。经积极筹划于1963年5月25日复刊,为季刊,每期84页。并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经验和科研资料,包括应用神经病理、生化、生理等实验研究方法,对神经病理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原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成就和进展。本刊从1964年第1期起改为104页,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有关脑血吸虫病的病理,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病理及外科治疗,颞叶癫痫的临床、脑电生理,颅内肿瘤快速显微诊断和手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转氨酶测定,不典型内因性精神病的生化代谢紊乱,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因素调查、生化代谢及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神经衰弱的综合治疗等方面的论著。正当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及其专业刊物蓬勃发展之际,出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刊与几乎所有的期刊一样于同年9月又一次被迫停刊。直停至1978年。从1955年创刊至1966年9月停刊,共刊出10卷、39期,刊登文章1366篇,平均每期35篇文章。从1955年至1960年每卷末期附有总目录,从1963年复刊改为文题索引。每期印数从4030册上升到7658册。本阶段特点: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较多地报道常见病的临床分析和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国科研机构尚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较多,也很需要。过去我国的有关教科书和参考书,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多引用外国的数据,与我国实际情况常不尽符合。因此,陆续发表大量的临床分析文稿,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也为我国撰写有关教科书、参考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还经常刊出“临床病理讨论”,对锻炼临床思维、准确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大有帮助,因此,成为读者喜读乐看的栏目之一。 在初期,译文和译文摘要(文摘)所占比例较大:在50年代,每期译文1~4篇,译文摘要1~14篇;译文和文摘多来自苏联,部分文摘来自英美。从1958年开始设“综述”栏,对国外的有关进展予以综合报道。由于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基础很薄弱,50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外国的经验和成就来充实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章较少。本阶段共刊出论著605篇,其中基础研究15篇(占),临床研究95篇(),该两类文章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期刊出的。5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大体解剖学、病理学研究较多,而生化、生理学研究在60年代开始增多。 神经外科论著较少:在50年代刊出很少,6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所占比例仍较少,在此阶段刊出的605篇论文中有关神经外科者仅44篇(占),其原因是我国神经外科起步较晚。本刊编委会对神经外科的发展一直很重视,经常优先刊出神经外科研究成果的文章。 充分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资料:本刊编辑委员会十分重视学术会议的报道,认为学术会议是展示各地有关经验总结和科研成就的大课堂,是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切磋学术,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刊编委、编辑积极参与并组织稿件加以报道,使未参加学术会议的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 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受当时政治影响,特别是1966年,本刊登了不少政治性文章,有时每期占一半版面。两次停刊(1960年和1966年)均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停刊长达12年之久,对神经精神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此期间各地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很少,零星的成果只能刊登在文革后期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专职编辑陈秀华先后参加上述两杂志的编辑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在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激励我国广大神经精神科学工作者奋起追赶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发展水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为迎接这一局面,1978年初卫生部同意上报经国家科委批准复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调出陈秀华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在京原编委冯应琨、黄克维、陈学诗、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沈渔邨、王忠诚、张继志等多次召开筹备会,讨论编委会人选和复刊计划。复刊后的编委人选原则上是上届编委中身体状况较好者建议继续聘用,有的省缺少编委请当地医学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组成以冯应琨为总编辑,伍正谊、王忠诚、张沅昌、黄克维、夏镇夷、陶国泰、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适逢当年7月4~10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冯应琨、陈秀华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杂志筹备情况和提请审议的编委会工作条例草案、审稿原则草案和组稿计划。会上讨论热烈,各地编委表示将努力为杂志组审有关稿件。随后,在同年9月5日杂志正式复刊,仍为季刊,每期64页,并开始在论文参考文献前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从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每期64页。1988年起论文英文摘要改在每期后部集中刊登并取消论文英文目次。1993年起则将论文英文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之下,并恢复论文英文目次。本刊从1980年起被纳入美国的《医学索引》,亦被纳入我国《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文摘》。编辑室专职人员由1名编辑增加到3名编辑,1名编辑干事。复刊后,本刊除针对当前防病治病的需要,组织相应稿件外,特别注意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内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1984年4月10日国家科委批准创办《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创刊后,该刊不再刊登神经外科稿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领导下,进行了第四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1986年5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组成以陈学诗为总编辑,夏镇夷、周孝达、陶国泰、史玉泉、谭铭勋、沈渔邨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调整了1/3编委,遴选50岁左右、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取代身体不好的65岁以上的老编委,并保留部分身体尚好的老编委作咨询编委。1986年6月3日至7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由陈学诗总编辑介绍编委会改选经过,陈秀华汇报了本刊1978~1986年工作报告以及编委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稿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通过。并围绕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求把神经科和精神科分开办刊物的呼声较高。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专业的最新信息,从1986年开辟了“精防动向”栏目,介绍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国外神经精神科发展状况。为了加强思想导向,开辟了“人物述林”栏目,介绍老一辈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刻苦钻研、治学育人的业绩。1991年初进行第五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于1991年4月组成了以陈学诗为总编辑,沈渔邨、郭玉璞、姜佐宁、江德华、张明园、陆雪芬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1991年5月在吉林市召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陈学诗总编辑报告编委会改选经过和1986~1990年杂志工作总结。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杂志压稿时间长和脱期问题;部分编委再次提出本刊应分办神经科和精神科两本杂志的建议。由于本学科专业的杂志在各地相继创办,如《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等20余种,同时这期间,纸张、印刷、邮局发行费用不断涨价,本刊每期的定价从1986年开始突破了多年的每册元,逐渐上涨,以致发行量逐年下降。从1980~1993年每年平均每期印数为22294、20066、19297、19617、20445、18193、17876、17330、13569、13593、13485、13270册。到1988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于1988年7月1日起停付作者稿费1年,9月1日起收取稿件处理费(1991年1月1日起对中华医学会会员停收稿件处理费)及发表费。自1991年开始封面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根据出版署的规定,从1993年第2期起停用傅连暲会长题写的繁体字刊名,改为简体字刊名。从1978年复刊到1994年底共刊出17卷,90期,刊登文章3106篇,平均每期篇。本阶段特点: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增多:自本刊1978年到1994年底,发表的论著共1379篇,其中基础研究82篇(),临床研究541篇()。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为50~60年代(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的1倍多。这是可喜的改变,是这些年来各单位加强科研工作、推行研究生制度的结果。基础研究论文对我国医学科学有促进作用。多数临床研究有利于基层专业人才的成长,促进神经科和精神科防治工作的开展。 神经外科论文迅速增多:这阶段神经外科发展迅速,从1978年复刊至1984年底,共刊出论著472篇,其中神经外科162篇,占,与50年代神经外科仅占(5/292)、60年代占(39/313)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我国神经外科的蓬勃发展,已能用手术方法根治或明显改善多种颅脑、神经疾病,同时也表明已有可能创刊神经外科专业杂志。 重点号和专辑增多:重点号和专辑的专题是编委会根据来稿和有计划地组稿,尤其是结合专题座谈会和有关学术会议组编的。本阶段刊登45个重点号和13个专辑,两者共58个,平均每年3~4个。这是由于自1978~199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成立14个专业学组,专业学组均举办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加上本刊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总计有29个(不包括本刊编辑部未参加的会议),其中神经科19个,精神科10个。本刊除了报道这些学术会议水平较高的论文外,多数专业学术会议和专题座谈会都写了富有指导意义的会议纪要及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判定标准等。这些纪要和方案标准(详见附表)较充分地反映了会议各种内容和各种见解,并发挥了学术导向作用,颇受读者欢迎。 增辟栏目,活跃版面:本刊原有栏目有述评、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讲座、综述、临床病理(例)讨论、学术动态、书讯,本阶段增辟了学术讨论、技术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精防动向、读者*作者*编者、人物述林等,以充实内容,活跃版面。 加强编辑规范化:从1986年起,加强编辑规范化工作,严格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对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贯彻各种有关编辑出版的国家标准。 该刊创刊40年来,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不懈地工作,因而不论在提高防病治病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方面,还是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育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兹简要分述于下。 普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建国初期,我国神经精神专业队伍很小,随着各地专业医疗防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专业人员迅速增多,但多系从内科队伍分流出来,专业知识不足,且有关专业参考书缺乏,为适应这一需要,本刊创刊后,特别注意针对这些需要进行组稿,除了通过论著介绍我国各地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外,用较多的篇幅以译文、文摘形式,继之采用文献综述形式及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起到没有围墙的全国专业性继续教育大学的作用。 促进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疗规范化工作:为了统一各种神经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14个专业学组和本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专题座谈会都十分注意分别就有关疾病制定“分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评定标准”,本刊均及时在有关重点号、专辑中予以报道,以便各医疗防治单位推行应用。对于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受到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反映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新成就,推动学科发展:本刊是我国第一本专业高级学术期刊,肩负着反映我国这一专业的先进水平的重任。建国后,我国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意气风发,越来越多地开展科研工作,其研究成果大量投寄本刊,本刊总是力争及时地严密审查后择优刊出,尤其是1980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研究报告迅猛涌现,多种先进的诊断手段和新技术的应用,如CT扫描、数字减影、磁共振成像、多普勒超声检测、核素造影、红外热图、脑地形图、诱发电位等;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因定位、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神经化学、精神药物药代动力学等的研究工作;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动物模型的建立;神经组织移植,如垂体移植、胎脑组织移植、肾上腺组织脑内移植等;各种常见的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流动病学调查报告等;众多的新成就的报道传播,推动着学科的迅速前进。 促进临床医生的诊疗思维锻炼:本刊创刊不久就设立了“临床病理讨论”栏,先后刊出了59篇。由于其内容与读者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可以启发读者从临床难题中独立思考,有力地进行诊断思维锻炼。 该刊创刊40年来,编委会和编辑部一直努力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并侧重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的方针,做出了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充分发挥编辑委员和审稿人的作用,做好审稿和组稿工作:本刊的编辑委员和审稿人大都是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科界有名望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是本学科各地的带头人,在审稿和组稿工作中能够严格筛选把关,提供恰当有力的组稿线索,促证了杂志质量。特别是在创刊初期,老一辈编委曾牺牲个人大量休息时间,为本刊审阅和修改稿件,经常星期日或夜晚参加在京编委会,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们都按时出席,认真讨论每一篇文稿。继续充分发挥这样一支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有权威的专业编审队伍的作用,是搞好杂志的根本保证。 充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新成果和新动向:本刊始终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放在首位,通过良好的总体设计与导向,使广大专业人员获得新知识,扩大其眼界,提高其医疗水平和科研层次,进而促进我国神经精神科事业的发展。 充分报道学术会议的内容,扩大其社会效益: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后来的14个学组,早年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后期每年总要召开2~3个专科学术会议或专业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专业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本专业中各有关方面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除公开征文外,根据主要议题特邀专题报告和综述报告,这些会议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总要根据报告的论文和广泛讨论的情况以及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评价意见,认真总结,指出主要的收获、学术争鸣情况,取得一致认识的意见和尚有不同认识的几种意见,以及今后应努力探索的课题等,委托一位主持人向大会作总结报告。本刊为了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效益,除了选登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外,组织有关专家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要求不要套话、空话,要求在会议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把会议的重点议题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纪要应达到使未参加会议的读者读后感到象参加会议一样真正有所收获。有关这些学术会议的重要论文、会议纪要、综述,加上述评,形成一个重点号或专辑,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会议内容,获得效益。 有计划地组织专题座谈会和重点号:举办专题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组稿形式。选题是由编委会制定下年度编辑计划时确定的。选择当前急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各有关分题的中心发言人、特邀综述报告人以及拟约请参加讨论的专家或单位名单。对于一些涉及多学科的问题,可邀请多学科专家参加讨论。座谈会一般以50~100人的规模最好,讨论范围明确,人数少,但均是专家,便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和争论,达到讨论深入。会后将座谈内容整理,写成充分反映会议内容的纪要刊出,可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和诊治水平,促进研究的深入。同时选登一些有关研究报告和综述,约请对该专题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撰写一二篇指导性述评,对有关问题提出看法,指出方向,集中刊出这些文章,就可形成一个很受欢迎的重点号。 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联系:本刊1992年、1993年两次在杂志上刊出启事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意见,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就本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希望。这些意见很定贵,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策,并认真改进、落实,对杂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大有好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作者的联系,除不定期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外,还要通过编委、座谈会多方收集读者的要求、希望、批评、建议,及时改进杂志工作。 由于作者、读者、编辑的密切配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1978年复刊后,认真抓好编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杂志社主管社长、总编辑、编江部主任对每期稿件认真核查及签发。刊出稿件质量是较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本刊发表的1379篇论文,有101篇获国家、部、全军科技奖,58篇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科技奖,31篇获优秀论文奖(附件2),共有190篇获奖,获奖率达,我们衷心感谢全国广大作者对《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大力支持。 处理好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关系:创刊以来,该刊在处理两个学科的稿件上是基本协调的,基本按1∶1的比例编辑的,1990年一度出现的精神科稿偏少的现象已得到纠正。尽管如此,由于近几年来神经科和精神科事业发展迅速,队伍不断壮大,县级医院已有专科医生,两科均有上万名专业医务工作者,来稿逐年有较多的增长,稿件积压日趋严重,虽曾采用增加页数、出版增刊、部分论著改为论著摘要等措施加以缓解,仍存在压稿时间较长现象,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力争1年内刊出率达到70%,消灭来稿2年登不出的现象。鉴于1994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分成两个学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将本刊分成《中华神经科杂志》和《中华精神科杂志》已提上了议程,可望在1996年得到实现。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卒中与神经疾病、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中国卒中杂志、脑与神经疾病杂志、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是属于核心期刊,《中国神经精神病杂志》查不到。应该是假刊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自1955年创刊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来,她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学事业发展的客观记录和里程碑;又是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领域中,传播科学信息,记录科研成果,开发智力资源,促进人才成长的高级专业学术刊物,对推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40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将更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间:(1955~1966)解放前,神经精神科学事业未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专业机构很少。因此,从事本专业者寥若晨星,神经精神科学成了我国医学科学中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和重视广大人民的疾苦和健康,神经精神科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此期间有少量的神经精神科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随着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壮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急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渴望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于1954年7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决定创刊我国神经精神科专科刊物——《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随后组成了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穆怀珠任专职编辑。经过全体编委和专职人员的积极筹备,《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号于1955年3月13日问世,为季刊,每期80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了刊名。办刊方针是以神经精神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对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疾病知识,如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防治方法、研究心得,要求医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初期编辑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内北京东单三条胡同,1957年迁至北京东四西大街新建的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创刊初期,编委会议都是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英魁和冯应琨教授的办公室内召开,参加者经常有许英魁、冯应琨、魏毓麟、赵葆洵、王芷沅、穆怀珠等。到60年代,则转到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有许英魁、冯应琨、黄克维、赵葆洵、王芷沅、谭铭勋、伍正谊、沈渔邨、许迪、陈学诗、王忠诚、张继志等。在50、60年代,在京编委会经常是在星期天或晚上召开。当时编委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陈学诗、张继志还经常来学会帮助加工稿件、撰写编者按语等。外地编委张沅昌、夏镇夷、陶国泰、于清汉等也很关心杂志工作,帮助组织稿件。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精神病人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由卫生、公安、民政三个部门组成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组织实施;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管理,即不要把精神病人关闭或关锁在病房内。这次会议对我国精神病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各地通过各部门的协作成效显著,其中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做得比较好。如上海成立了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办起了多所精神病工疗站,使精神病的复发率下降了3/4以上。外出伤人毁物者也大大减少。这次会议的纪要及会后各地开展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刊从1958年第4期起陆续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59年起改为双月刊,第1期84页,以后每期68页。从1959年起开始刊登英文目录,从1959年第三期起刊登主要论著英文摘要。1960年6月4日根据上级通知,该刊与医学会办的所有期刊一起停刊,检查浮夸、泄密和“修正主义”问题,同时也有纸张困难等原因。至1963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经改选组成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增加11名年富力强的新编委。专职编辑仍由穆怀珠担任,1965年增加了陈秀华。经积极筹划于1963年5月25日复刊,为季刊,每期84页。并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经验和科研资料,包括应用神经病理、生化、生理等实验研究方法,对神经病理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原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成就和进展。本刊从1964年第1期起改为104页,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有关脑血吸虫病的病理,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病理及外科治疗,颞叶癫痫的临床、脑电生理,颅内肿瘤快速显微诊断和手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转氨酶测定,不典型内因性精神病的生化代谢紊乱,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因素调查、生化代谢及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神经衰弱的综合治疗等方面的论著。正当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及其专业刊物蓬勃发展之际,出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刊与几乎所有的期刊一样于同年9月又一次被迫停刊。直停至1978年。从1955年创刊至1966年9月停刊,共刊出10卷、39期,刊登文章1366篇,平均每期35篇文章。从1955年至1960年每卷末期附有总目录,从1963年复刊改为文题索引。每期印数从4030册上升到7658册。本阶段特点: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较多地报道常见病的临床分析和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国科研机构尚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较多,也很需要。过去我国的有关教科书和参考书,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多引用外国的数据,与我国实际情况常不尽符合。因此,陆续发表大量的临床分析文稿,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也为我国撰写有关教科书、参考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还经常刊出“临床病理讨论”,对锻炼临床思维、准确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大有帮助,因此,成为读者喜读乐看的栏目之一。 在初期,译文和译文摘要(文摘)所占比例较大:在50年代,每期译文1~4篇,译文摘要1~14篇;译文和文摘多来自苏联,部分文摘来自英美。从1958年开始设“综述”栏,对国外的有关进展予以综合报道。由于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基础很薄弱,50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外国的经验和成就来充实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章较少。本阶段共刊出论著605篇,其中基础研究15篇(占),临床研究95篇(),该两类文章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期刊出的。5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大体解剖学、病理学研究较多,而生化、生理学研究在60年代开始增多。 神经外科论著较少:在50年代刊出很少,6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所占比例仍较少,在此阶段刊出的605篇论文中有关神经外科者仅44篇(占),其原因是我国神经外科起步较晚。本刊编委会对神经外科的发展一直很重视,经常优先刊出神经外科研究成果的文章。 充分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资料:本刊编辑委员会十分重视学术会议的报道,认为学术会议是展示各地有关经验总结和科研成就的大课堂,是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切磋学术,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刊编委、编辑积极参与并组织稿件加以报道,使未参加学术会议的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 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受当时政治影响,特别是1966年,本刊登了不少政治性文章,有时每期占一半版面。两次停刊(1960年和1966年)均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停刊长达12年之久,对神经精神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此期间各地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很少,零星的成果只能刊登在文革后期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专职编辑陈秀华先后参加上述两杂志的编辑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在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激励我国广大神经精神科学工作者奋起追赶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发展水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为迎接这一局面,1978年初卫生部同意上报经国家科委批准复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调出陈秀华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在京原编委冯应琨、黄克维、陈学诗、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沈渔邨、王忠诚、张继志等多次召开筹备会,讨论编委会人选和复刊计划。复刊后的编委人选原则上是上届编委中身体状况较好者建议继续聘用,有的省缺少编委请当地医学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组成以冯应琨为总编辑,伍正谊、王忠诚、张沅昌、黄克维、夏镇夷、陶国泰、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适逢当年7月4~10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冯应琨、陈秀华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杂志筹备情况和提请审议的编委会工作条例草案、审稿原则草案和组稿计划。会上讨论热烈,各地编委表示将努力为杂志组审有关稿件。随后,在同年9月5日杂志正式复刊,仍为季刊,每期64页,并开始在论文参考文献前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从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每期64页。1988年起论文英文摘要改在每期后部集中刊登并取消论文英文目次。1993年起则将论文英文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之下,并恢复论文英文目次。本刊从1980年起被纳入美国的《医学索引》,亦被纳入我国《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文摘》。编辑室专职人员由1名编辑增加到3名编辑,1名编辑干事。复刊后,本刊除针对当前防病治病的需要,组织相应稿件外,特别注意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内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1984年4月10日国家科委批准创办《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创刊后,该刊不再刊登神经外科稿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领导下,进行了第四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1986年5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组成以陈学诗为总编辑,夏镇夷、周孝达、陶国泰、史玉泉、谭铭勋、沈渔邨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调整了1/3编委,遴选50岁左右、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取代身体不好的65岁以上的老编委,并保留部分身体尚好的老编委作咨询编委。1986年6月3日至7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由陈学诗总编辑介绍编委会改选经过,陈秀华汇报了本刊1978~1986年工作报告以及编委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稿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通过。并围绕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求把神经科和精神科分开办刊物的呼声较高。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专业的最新信息,从1986年开辟了“精防动向”栏目,介绍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国外神经精神科发展状况。为了加强思想导向,开辟了“人物述林”栏目,介绍老一辈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刻苦钻研、治学育人的业绩。1991年初进行第五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于1991年4月组成了以陈学诗为总编辑,沈渔邨、郭玉璞、姜佐宁、江德华、张明园、陆雪芬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1991年5月在吉林市召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陈学诗总编辑报告编委会改选经过和1986~1990年杂志工作总结。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杂志压稿时间长和脱期问题;部分编委再次提出本刊应分办神经科和精神科两本杂志的建议。由于本学科专业的杂志在各地相继创办,如《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等20余种,同时这期间,纸张、印刷、邮局发行费用不断涨价,本刊每期的定价从1986年开始突破了多年的每册元,逐渐上涨,以致发行量逐年下降。从1980~1993年每年平均每期印数为22294、20066、19297、19617、20445、18193、17876、17330、13569、13593、13485、13270册。到1988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于1988年7月1日起停付作者稿费1年,9月1日起收取稿件处理费(1991年1月1日起对中华医学会会员停收稿件处理费)及发表费。自1991年开始封面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根据出版署的规定,从1993年第2期起停用傅连暲会长题写的繁体字刊名,改为简体字刊名。从1978年复刊到1994年底共刊出17卷,90期,刊登文章3106篇,平均每期篇。本阶段特点: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增多:自本刊1978年到1994年底,发表的论著共1379篇,其中基础研究82篇(),临床研究541篇()。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为50~60年代(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的1倍多。这是可喜的改变,是这些年来各单位加强科研工作、推行研究生制度的结果。基础研究论文对我国医学科学有促进作用。多数临床研究有利于基层专业人才的成长,促进神经科和精神科防治工作的开展。 神经外科论文迅速增多:这阶段神经外科发展迅速,从1978年复刊至1984年底,共刊出论著472篇,其中神经外科162篇,占,与50年代神经外科仅占(5/292)、60年代占(39/313)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我国神经外科的蓬勃发展,已能用手术方法根治或明显改善多种颅脑、神经疾病,同时也表明已有可能创刊神经外科专业杂志。 重点号和专辑增多:重点号和专辑的专题是编委会根据来稿和有计划地组稿,尤其是结合专题座谈会和有关学术会议组编的。本阶段刊登45个重点号和13个专辑,两者共58个,平均每年3~4个。这是由于自1978~199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成立14个专业学组,专业学组均举办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加上本刊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总计有29个(不包括本刊编辑部未参加的会议),其中神经科19个,精神科10个。本刊除了报道这些学术会议水平较高的论文外,多数专业学术会议和专题座谈会都写了富有指导意义的会议纪要及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判定标准等。这些纪要和方案标准(详见附表)较充分地反映了会议各种内容和各种见解,并发挥了学术导向作用,颇受读者欢迎。 增辟栏目,活跃版面:本刊原有栏目有述评、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讲座、综述、临床病理(例)讨论、学术动态、书讯,本阶段增辟了学术讨论、技术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精防动向、读者*作者*编者、人物述林等,以充实内容,活跃版面。 加强编辑规范化:从1986年起,加强编辑规范化工作,严格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对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贯彻各种有关编辑出版的国家标准。 该刊创刊40年来,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不懈地工作,因而不论在提高防病治病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方面,还是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育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兹简要分述于下。 普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建国初期,我国神经精神专业队伍很小,随着各地专业医疗防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专业人员迅速增多,但多系从内科队伍分流出来,专业知识不足,且有关专业参考书缺乏,为适应这一需要,本刊创刊后,特别注意针对这些需要进行组稿,除了通过论著介绍我国各地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外,用较多的篇幅以译文、文摘形式,继之采用文献综述形式及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起到没有围墙的全国专业性继续教育大学的作用。 促进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疗规范化工作:为了统一各种神经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14个专业学组和本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专题座谈会都十分注意分别就有关疾病制定“分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评定标准”,本刊均及时在有关重点号、专辑中予以报道,以便各医疗防治单位推行应用。对于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受到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反映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新成就,推动学科发展:本刊是我国第一本专业高级学术期刊,肩负着反映我国这一专业的先进水平的重任。建国后,我国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意气风发,越来越多地开展科研工作,其研究成果大量投寄本刊,本刊总是力争及时地严密审查后择优刊出,尤其是1980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研究报告迅猛涌现,多种先进的诊断手段和新技术的应用,如CT扫描、数字减影、磁共振成像、多普勒超声检测、核素造影、红外热图、脑地形图、诱发电位等;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因定位、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神经化学、精神药物药代动力学等的研究工作;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动物模型的建立;神经组织移植,如垂体移植、胎脑组织移植、肾上腺组织脑内移植等;各种常见的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流动病学调查报告等;众多的新成就的报道传播,推动着学科的迅速前进。 促进临床医生的诊疗思维锻炼:本刊创刊不久就设立了“临床病理讨论”栏,先后刊出了59篇。由于其内容与读者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可以启发读者从临床难题中独立思考,有力地进行诊断思维锻炼。 该刊创刊40年来,编委会和编辑部一直努力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并侧重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的方针,做出了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充分发挥编辑委员和审稿人的作用,做好审稿和组稿工作:本刊的编辑委员和审稿人大都是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科界有名望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是本学科各地的带头人,在审稿和组稿工作中能够严格筛选把关,提供恰当有力的组稿线索,促证了杂志质量。特别是在创刊初期,老一辈编委曾牺牲个人大量休息时间,为本刊审阅和修改稿件,经常星期日或夜晚参加在京编委会,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们都按时出席,认真讨论每一篇文稿。继续充分发挥这样一支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有权威的专业编审队伍的作用,是搞好杂志的根本保证。 充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新成果和新动向:本刊始终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放在首位,通过良好的总体设计与导向,使广大专业人员获得新知识,扩大其眼界,提高其医疗水平和科研层次,进而促进我国神经精神科事业的发展。 充分报道学术会议的内容,扩大其社会效益: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后来的14个学组,早年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后期每年总要召开2~3个专科学术会议或专业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专业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本专业中各有关方面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除公开征文外,根据主要议题特邀专题报告和综述报告,这些会议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总要根据报告的论文和广泛讨论的情况以及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评价意见,认真总结,指出主要的收获、学术争鸣情况,取得一致认识的意见和尚有不同认识的几种意见,以及今后应努力探索的课题等,委托一位主持人向大会作总结报告。本刊为了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效益,除了选登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外,组织有关专家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要求不要套话、空话,要求在会议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把会议的重点议题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纪要应达到使未参加会议的读者读后感到象参加会议一样真正有所收获。有关这些学术会议的重要论文、会议纪要、综述,加上述评,形成一个重点号或专辑,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会议内容,获得效益。 有计划地组织专题座谈会和重点号:举办专题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组稿形式。选题是由编委会制定下年度编辑计划时确定的。选择当前急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各有关分题的中心发言人、特邀综述报告人以及拟约请参加讨论的专家或单位名单。对于一些涉及多学科的问题,可邀请多学科专家参加讨论。座谈会一般以50~100人的规模最好,讨论范围明确,人数少,但均是专家,便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和争论,达到讨论深入。会后将座谈内容整理,写成充分反映会议内容的纪要刊出,可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和诊治水平,促进研究的深入。同时选登一些有关研究报告和综述,约请对该专题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撰写一二篇指导性述评,对有关问题提出看法,指出方向,集中刊出这些文章,就可形成一个很受欢迎的重点号。 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联系:本刊1992年、1993年两次在杂志上刊出启事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意见,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就本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希望。这些意见很定贵,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策,并认真改进、落实,对杂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大有好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作者的联系,除不定期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外,还要通过编委、座谈会多方收集读者的要求、希望、批评、建议,及时改进杂志工作。 由于作者、读者、编辑的密切配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1978年复刊后,认真抓好编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杂志社主管社长、总编辑、编江部主任对每期稿件认真核查及签发。刊出稿件质量是较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本刊发表的1379篇论文,有101篇获国家、部、全军科技奖,58篇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科技奖,31篇获优秀论文奖(附件2),共有190篇获奖,获奖率达,我们衷心感谢全国广大作者对《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大力支持。 处理好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关系:创刊以来,该刊在处理两个学科的稿件上是基本协调的,基本按1∶1的比例编辑的,1990年一度出现的精神科稿偏少的现象已得到纠正。尽管如此,由于近几年来神经科和精神科事业发展迅速,队伍不断壮大,县级医院已有专科医生,两科均有上万名专业医务工作者,来稿逐年有较多的增长,稿件积压日趋严重,虽曾采用增加页数、出版增刊、部分论著改为论著摘要等措施加以缓解,仍存在压稿时间较长现象,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力争1年内刊出率达到70%,消灭来稿2年登不出的现象。鉴于1994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分成两个学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将本刊分成《中华神经科杂志》和《中华精神科杂志》已提上了议程,可望在1996年得到实现。

中国航天精神论文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2022航天梦中国梦主题征文【5篇】,衷心希望能为您提供帮助!

航天梦中国梦主题征文1

“3!2!1!点火!”海南文昌的发射场上,一道耀眼的光闪过,长征五号像一条洁白的巨龙,嘶吼着,喷吐着烈焰向上飞去,眨眼间就刺入云端。助推器的火光点亮了黑夜,把几片云染成了黄昏色。

火箭载着“嫦娥”,顺利进入了地月转移轨道,此时大家都在尽情欢呼,但他知道,困难还在前面。

他是杨孟飞,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是为嫦娥五号保驾护航的人,最后他带领团队成功了。2020年12月17日凌晨,赴月“出差”的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五项中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飞、精准入轨,三是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携带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是建立我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这五项中国首次,听起来让人无比骄傲,它们的背后,是许许多多像杨孟飞院士这样的航天工作者夜以继日的付出。

这些航天工作者们是“可上九天揽月”的勇士,他们在向更深更远的太空迈进,一次次向祖国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

中国航天人,奔向你们的星辰大海吧!向你们致敬,我心中的英雄!

航天梦中国梦主题征文2

中国,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了火箭的国家,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苦不堪言的百年挨打史,最终却落个火箭几乎为零的下场。多少人在着急!多少人在渴盼:火箭,你何时才能重返故乡?终于,1960年,中国的火箭将士们,忍着饥饿的肚子,开始了从仿制苏联导弹到自己设计导弹的艰难跋涉,当中国宣布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的消息时,全世界都被震动了。从此,中国航天在艰难中步向辉煌!1992年,我国载人飞船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进行研制,这项工程后来被定名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

仅仅7年后,北京时间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我国发射的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号在完成了空间飞行试验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作为我国航天的又一里程碑,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的成功发射与回收,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获得了新的重大突破。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实际着陆点与理论着陆点相差4。8公里。

返回舱完好无损。航天英雄杨利伟自主出舱。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全世界震动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蒸蒸日上,在中国航天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业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长期奋斗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永远值我们学习。

看到我国的航天事业,这么突飞猛进,做为二十一世纪的主人,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长大了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航天梦中国梦主题征文3

在我小的时候,就梦想着能够坐着宇宙飞船,穿梭在令人神往的太空中,寻找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在那里建设我们新的家园。那里没有汽车排放的尾气,没有工厂排放的污水,没有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到处是风和日丽的景象……

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实现了航天梦想。600多年前的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行的人,之后,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成为了登陆太空的第一人,美国的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首次登上了月球,实现了我国古代“嫦娥奔月”的 传说 。中国的宇航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也成功登陆太空,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我也常想着自己哪一天也能成为“第一个……”

那一天,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穿着宇航服,神气十足,驾驶着飞船,探索在神秘的太空。我一脚踏上了火星,看见满地是坚硬的石头,如同一尊尊石像,招着手,欢迎着我的到来。我正欣赏着火星上的美景,忽然看见北边一片黄色,我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场沙尘暴!它很快向我移来,逐渐将我裹在了它的中间,我顿时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似的。沙尘暴好像是个急性子,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看着远去的沙尘暴,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下来。忽然,一个奇妙的想法浮过脑海:利用火星上的资源,把它改造成城市般的模样,治理好沙尘,种上各种各样的树木,地球上的人们可以移居到火星上,这样,地球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挤了,两个星球上的人们互相往来,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心里乐开了花,我成了第一个开发火星的人。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无数个科学家用智慧架起了宇宙的天梯,用生命铸造了航天的宫殿,我们要踏着先辈的脚印,去实现更伟大的航空梦想。

航天梦中国梦主题征文4

在我年幼时,曾听长辈们讲过《嫦娥奔月的 故事 》,从那以后,一直向往着,有一天我也能像嫦娥一样飞到月亮上,去看看那传说中的广寒宫。

原以为只有传说中的天神才能在宇宙苍穹间畅游,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人类也可以飞向宇宙,在其间自由的翱翔!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并安全返航,可那时的我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没能亲眼目睹那历史性的一刻,也不能在记忆中留住它。2005年,“神舟六号”成功发射,那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不目不转盯的看着,依稀记得我还问了妈妈:“为什么他们不飞向月亮呢”?可妈妈的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自己还太小了。2007年,嫦娥一号探月飞船发射成功,那时我在想,如果我在那坐飞船里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见到传说中的嫦娥了。2010年嫦娥二号的成功发射更让我激动不已,我在想,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也能踏上“奔月”的旅程。

月亮是那苍茫宇宙的一点,而“奔月”是我迈向宇宙的第一步,我的梦想是奔向我向往已久的月球,也是飞向我遥遥神思的苍茫宇宙。我要学习那些航天英雄,向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我的父母不是航天工作者,因而我也没有受过那些科学知识的熏陶,但我一直坚信,只要努力的学习,我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我会想着我的梦不断前进,以为有梦想才会有希望。带着希望出发,载着梦想起航,踏上我的航天之路,追寻我心中的航天之梦!

航天梦中国梦主题征文5

我有一个航天梦,别看我是一个小女孩儿,但我依然对宇宙和天空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像需要太阳的大家庭,和地球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太阳和月亮……

其实,我非常想当一位出色的航天员。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自由翱翔,探索其中无穷的真理。在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以后,我非常佩服杨利伟叔叔。当航天员必须要有结实的身体,丰富多彩的航天知识,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辛训练,也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太空吃东西不方便,就连睡觉也要睡在睡袋里。

想着想着,我便立即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梦见自己驾驶着飞船,在地球上环游了几圈,发现湛蓝的海水一块一块的,像块拼图。黄色的陆地像烙饼。飞船停在了月球上,我觉得月球没有地吸引力,一跳起来就跳到了空中。月球上的环形山好像埃及的金字塔一般。我把随身带着的地球植物种子从袋子中取出来,一把撒在了月球的尘土止,月球上没有水和空气。经过一阵子观察后,月球上种出来的农作物比地球上要高几十万倍。还种上了一些西红柿,有的比一个 高尔夫球 小,有的比很大很大的南瓜还大。

突然间,我眼前出现一道亮光。我猛地一惊,大声说:“是谁,要命的快给我滚出来!”只见那东西长着一双超大的眼睛,眼里闪着金色的光,脑袋像个萝卜,细小的胳膊长长的腿,样子长得非常奇怪。难道就这是外星人吗?我很惊讶。它们奇怪地问:“你是地球人吗?”我目瞪口呆,难道外星人也会说汉语?我连忙打了一个招呼说:“我们地球人很想见到你们,现在见到了你们,终于可以回去‘交差’了!”我既激动又高兴。我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外星人很友好地说:“我们是来考察情况的,看看这里适不适合我们生存,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突然一阵刺眼的光闪过,它们消失了。

“醒醒!”我迷迷糊糊听见一点声音,原来是妈妈在叫我。原来是个梦呀,我想这个梦一定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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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精神话题优秀作文5篇

航天事业被形容为“千人一发箭”,任何环节都事关成败,谁都不能掉以轻心。他们的航天精神让人们为之震撼,那么航天精神的作文该怎么着手?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航天精神话题优秀作文,欢迎大家阅读和收藏。

伟大的事业孕育了伟大的精神。新一代航天人在攀登科技高峰的伟大征程中,以特有的崇高境界,顽强的意志和杰出的智慧,铸就了载人航天精神。这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生活上刻苦精神永远美好。人生之路不可能是永远平坦的。每个人,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必须要在挫折和困难中奋起。这就需要有刻苦的精神,特别能战斗和特别能干的精神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习上刻苦精神永远美好!

科学与人文并举。从小,这一句老话就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回响: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但是,真正落实到的,又有多少人呢?友人认为,只要学会做人和文化知识就可以了,不用在学什么科学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身为祖国的“花朵”的我们,不但要做到科学与人文并举,还要做到规范与个性共存!

艰苦的条件锤炼了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航天事业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茫茫的戈壁,浩瀚的海洋,广大航天工作者为了早日实现飞天之梦,不辞劳苦,日晒雨淋,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付出巨大的牺牲。严酷的挑战铸就了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崇高的使命焕发了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精神。我们青少年,更应该在学习上多下苦工,好好学习。在生活上、学习上,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要逃避,不要退缩,要知难而进,一往无前,敢于胜利。有的同学,在生活中遇到了一点点的挫折,就对人生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是好的。于是,就自寻短见,恨离人世。要知道,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要珍惜生命,好好地享受这美丽的人生。就算它是不好的,那也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就像航天人员要在严峻的环境中训练一样,那严峻的环境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那只有改变自己,去攻破这个难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而放弃自己的使命,而是要在环境中、在艰苦中、在困难中成长,成就自己的人生和使命。学习上也是如此。学习靠的不是小聪明,而是刻苦。读书要用功,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钻研,这才是学习上刻苦精神永远美好的表现。

团结奋斗培育了航天人奉献的精神。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是航天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广大航天工作者不论前方后方,不计名利得失,履行职责,坚守岗位,形成了强大合力。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大集体中,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保护集体,就应该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于奉贤,团结一心,共创辉煌。“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一股催人前进的力量。有了这股力量,可以排除万难,勇往向前,达到目标。大至世界全人类、国家,小至班集体、家庭,都要团结。

科学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象征。身为21世纪青少年的我们,必须要学好科学,热爱科学,使用科学。科学与人文都需要我们同时高高地举起。一个规范的学生,更是祖国的需求,是未来成就大事的人。科学与人文并举,规范与个性共存更是一句警惕学生的话语。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从未停止。

半个多世纪前,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现如今,鲜艳的`中国红闪耀太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航天梦”早已汇入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惊鸿之笔。

“嫦娥”奔月、“北斗”指路,“天问”问天、“天宫”览胜,“玉兔”探月、“祝融”探火、“羲和”探日……一个个饱含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任务,一次次展示着中国航天勇攀科技高峰的探索成就,展现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九霄逐梦再问天,阔步强国新征程。中华民族对无垠宇宙的探索,永无止境。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航天征途上每一步创新和突破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不懈拼搏、自主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

又是一载金秋十月,又是一度家国梦圆。这次太空之旅,不仅能刷新中国人在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进一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我们更能和他们一起体验在太空过春节……科学探索再次与航天梦想在太空奏响协奏曲。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正如女航天员王亚平在出征前所说,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今天,我在学校上了一趟非常特殊的课,这堂课的老师远在距离我们300多公里的浩瀚太空中。这位老师就是神舟十号的女航天员王亚平老师。

虽然这堂课主讲老师是王亚平老师,但是神舟十号的另外两名航天员聂海胜和张晓光叔叔都有为这堂特殊的课程出力。

以前我就知道太空是一个无重力的状态,但是无重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一直都不知道,今天终于有机会看看三位航天员在无重力状态下的样子了,我抱着期待的心情开始认真地听课。

课程的一开始,聂海胜叔叔给我们表演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只见他先在天宫一号实验舱内站稳,然后两脚往上一收,做出一个打坐的动作,但是出乎意料地,他不仅没摔在地上,还稳稳地往上漂浮了起来!接着王亚平老师只用一只手指,轻轻推了一下正在漂浮的聂海胜叔叔,聂叔叔就在空中翻起了筋斗!实在太神奇!王亚平老师这样的神功,看得同学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太空中失重状态下,航天员平时活动的样子呀!每个人都身轻如燕,还能轻而易举地拿起很重的东西,省下了不少力气,真是让人羡慕!

太空授课接下来的实验,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原理,可是有趣的实验看得我津津有味,真想快点长大,学习这其中的道理,然后就像神舟十号的三位航天员一样,飞上太空,感受一下无重力的状态!

这次“天宫课堂”授课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采取天地协同的互动方式,由神舟十三号的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授课教师,叶光富和翟志刚担任助手,为大家进行直播授课。

三位“太空教师”为广大青少年展示了三个有趣的科学实验:乒乓球实验、水膜实验和泡腾片实验。同学们在地上也进行了上述实验,由于太空失重环境和地球的重力环境完全不同,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实验现象,引发人们的深思。

比如同学们把乒乓球浸入水中,由于受到浮力的影响,小球会浮在水面上。但是在太空中,将乒乓球浸入水中后,小球却悬在水中,即使在空中来回旋转也不会下落。据王亚平解释,这是因为在空间站内浮力会消失,所以小球不会受浮力影响上浮。

再来说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实验——有趣的水膜实验。王亚平把水注入金属圈中,形成一个似凸透镜的大水球,放入折纸花,花在水球中绽放开来,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由于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大显神威,所以水不会向下流,从而形成水球。再向水球中注入气泡,气泡将水球分割成两个部分,会形成两个一正一反的像,但是王亚平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引发我们思考,让我们积极去探索,发现科学的奥秘。

这次空间站的授课,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也大大增加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在我心中埋藏下了探索宇宙的种子。

绽放的水中花似祖国欣欣向荣的繁华,绽放着自己的光彩,热烈而又美好。在直播中,我们不仅学习到了许多知识,同时也看到了地球表面和太空的美丽景象,太空中遨游的每一颗星辰,大海中的每一滴海水,都承载着中国无数青少年的梦想。

这是“天空课堂”第二次在中国空间站开课,我们坚信,在未来,中国空间站会继续利用太空中独特丰富的资源,引导和鼓励青少们积极探索,弘扬伟大的科学精神,让我们怀着一颗热爱科学和探索未来的心继续期待接下来的课程吧!

今天我们看了三位航天员在太空上亲自授课的视频,在太空上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在地面上的不同,他们喝的水是装在特质的水袋里面的,如果水漂出来,不会散落在地上,而是在漂浮着不会落地,他们吃的也是特制的东西,科学家们还制作出了在太空中吃的粽子,扁扁的。

主教课的航天员是——亚平老师给我们上课,她给我们讲的是太空中失重是怎样的,首先她拿出了两个弹簧,上面各有两个按钮,她把他们放到同一位置,然后一拉,只见两个弹簧的平率不同,这就是太空中唯一与地球相同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发明出在太空中第二种测量人体重量的仪器(注:第一种是用牛顿第二原理来测量的。)。

第二个讲课内容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陀螺,把陀螺在空中放下,陀螺竟然打着转飞出去了,它的中心轴,一直在变。第二次是上了发条的陀螺,以同样的地方放出去,但它的中心轴几乎没有变,而是一直在前进,最后把两个陀螺一个是没上发条的,一个是上了发条的,然后一起放出去,给他们同样的干扰力,看得出上了发条的看起来非常稳定。

最后一次实验是水膜和水球,老师先把一个金属圈套在水袋里,然后拿出来,竟然成了一层厚厚的水膜,试一试稳不稳定,无论怎么摇都不会破,只要把水加到上面,不会破而会成一个水球,这个水球会越来越大,但不会爆炸,这就是在太空中的失重。

太空真是太神奇了,这些在地球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能到太空去探索一下的话,我一定会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去研究发现太空的奥妙。神奇而美丽的太空我爱你!最后,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才能为国家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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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而中华民族精神则是这个大家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可以说,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光大,可是,一个民族有了民族精神却没人把它发扬光大,那么也不行。因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就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一员应尽的义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光从嘴上说说就可以了,我们还应该投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中去。就拿生活中的举手之劳说起吧,居住在同一个村,同一个镇的人,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各村之间的人际关系保持在友好交往,善待对方的状态下,这便是不可缺少的团结的力量。还有,我们青少年一代,应多帮助弱者,尊老爱幼,使老年人不孤独,幼儿们不寂寞,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被爱包围着。我们只要多为别人,多为中华民族,多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努力做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能多做一些有益的事,那也算是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而出一份力。中华民族精神要在我心,同学们,只要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让别人知道并且学会如何去做,那么这个世界上,那具有优秀品质的人也将越来越多,坏人也将随之减少。因此,中华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将其发扬光大更重要!并且这任务说简单并不简单,说困难也并不困难,而将其发扬光大的任务,我想,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并且我觉得我们能够完成,而且是完成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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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遍关于中国精神论文题目。这些论文都是大学生写的。让那些大学毕业的人必须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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