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中日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而历史问题一直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现今政治问题人处于一个严峻的形式,对于政治问题(涉及到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我们应坚持领土完整,理性的分析问题,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只有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才能在现代世界中捍卫我们的尊严,才能在强国之重站住脚。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侵犯我们中国,我们的政府是不会允许的,中国的十四亿人民也绝不会答应的。中日两国应坚持“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我们当下大学生,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威胁,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可取,什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我们应该重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治问题,从而推动两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友好持续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都希望都过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这次的日本之行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对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旦涉及到领土问题,我们绝不会让步,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作为大学生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我们要在坚持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友好发展中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愿中日关系能够有所缓和,中日好友好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要谈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范围非常大,也是各种媒体(尤其是网上的)很热门的话题。但大多数观点都是从大处着眼,缺乏小处着手,空洞豪迈的说教很多很多,我就不再凑这种热闹了。但是仔细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观点,甚至没有观点的骂点,有时候到倒反而茅塞顿开了一些,有趣的是,在日华人看日本,或者看中日关系时,越是在日生活经历和时间长的人,越能从小处着眼,从最底层的生活中看那些到国内的人无法接触的一些琐碎细节,再从这些细节来仰视中日关系这个大问题,我觉得视角和觉悟的东西则完全不同,不仅更理性,也会变得更务实,我是在日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企业人,借用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企业管理术语来说,在日华人看中日关系应该是首先重视民意的ボトムアップ(Bottom up),而不是官方导向的トップダウン(Top down)。视点不同,自然谋求达到顶点或目标的期待角度也不一样,因此在日华人中不乏坚实客观的思想,但往往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无法被人理解,简单地被人斥为“哈日”,“汉奸”论调等等,以至于网上有“现在最爱国的恰恰是被骂为汉奸一族”的最新说法,此乃斗粪之题外话,免去不表。言归正传,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中日关系呢?我认为首先必须认清究竟是谁在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或者说谁是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并不难,历史的纠葛不是我这种非专门人员可以搞清楚的,搞我们这种理工科的人性格也很Dry,那种乱麻既懒得去整理,也懒得看别人剪不断理不清,所以,中日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徒劳的,这么看的话,马立诚的“历史的一页可以翻过去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仅仅是他漏说了注解:“但历史永远不能忘”,历史究竟是什么,其实凭亲身记忆我也只能跟人谈到文革时代,再往前难道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不妨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的中国人至今的20年的变化,这20年我们眼中的日本和中国是如何直观地反映在我们眼前的呢?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为,日本是渐渐粪青化的ZF+相对冷静理智的国民,中国却恰恰相反(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无法公开我精确评论自己国家的文字,在此割爱)。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ZF,国民之间的这种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差异,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介平民,我在日本的力量虽然非常有限的,但是要让自己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主流的一分子也并不难,至少在日本我很有这方面的优势,作为在日华人,我的种种努力肯定要比在国内被埋葬在鸡蛋石头中,或被淹没在一片“卖国贼”的狂呼声中来得有价值。所谓让自己成为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并非到处笑脸相迎与日本人搞无原则的“友好”,其实我非常讨厌“友好”这个词,因为自从中日建交以来,这个词既神圣又有着很多的虚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抱着旧时代的产物去思维,新形势新时代下的中日关系肯定不可能走上正轨。“友好”不过是一种近乎小孩玩家家的游戏,这种游戏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被看成是极其幼稚的,大多数日本人很含蓄的,但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日本人比我们务实,但他们并不会当面指出你的幼稚,这一点很多初来日本的中国人经常被蒙过去,也是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失去谦虚,莫名其妙自大的原因,而这种近代国民性的差异让日本获得了比中国更踏实更实惠的进步和飞跃。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关系,它的基础还在于两国国民,因此民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基础的基础。记得3年前我刚开始上中文网时说过(以前我从来不上网,最多在日语网上查技术资料或偶尔在日语网上反驳右翼),在日华人是中日关系的先锋队,那就必然会遇上很多的枪林弹雨,甚至来自自己人的误伤,有人说我脸皮厚,网上这些年这么多人骂我,我自岿然不动,依然用我的文字向国内传达一个真实的细节的日本,这并不会因为日本**或民间存在很多不明智的荒唐举动而改变我们对日本整体的研究和了解,同样,我也不会因为国内的日资商店被砸,或在日华人犯罪杀人而停止我向日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真诚地传达,是人都会分辨好坏的,也没有必要当场逼问别人答案。日本国民不了解中国,所以很多日本人在看了我的文章介绍后,虽然无法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但是对我的坦诚还是给予评价的,我觉得这就是承认对方,也是具备理解对方的姿态,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国民在这方面很欠缺,因此中日关系如果是放在一个平等的正常框架下来探讨的话,那就应该首先回到人与人平等的原点来谈论,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从大环境上来说很欠缺,也很艰巨,因此只有在日华人去不断创造,去影响所有的中国人,网络是个好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欲罢网而不忍的最大原因。要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之间的责任,也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中日关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与两国国民的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国民之间的主流意识如果发生了偏差,那么**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力挽狂澜的,因此我们很多中国人担心日本右倾化,军国主义化,就近20年的时间变迁来看,的确日本政坛鹰派不断得势,这里面不仅仅是日本政坛本身的一些原因,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国民对未来生计的担忧,乃至国际情势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日本的主流意识依然是珍惜今天的民主主义,坚持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这是非常值得信赖和评价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我这么说,很多中国人也许会反驳我,既然你把日本国民抬举得那么高,民主社会怎么会让右倾**连任这么久?他们不是照样参拜靖国鬼庙了?其实要反驳这种观点,用“无知”两个字就足够回答。日本国民选举的**支持项目中,去看看最关注的前3项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参拜鬼庙所以支持现在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估计会让中国人大失所望。在日华人应该都知道这些数据信息,我就不再拷贝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思维,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地球标准。其实,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我亲身来回中日两地之间接触的各种国人,即使是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也日益活跃,多样化,多元化正在各个领域日益形成,很多是表达的自由度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早于我们成熟了那么多年的日本社会存在右派左派又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可以炒作的呢?实在要炒作,我们也可以炒作日本左派言论啊?那就看我们需要什么了,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白痴,看主流媒体是不是白痴就足够了。日本的媒体相当自由,前几天出差在新干线上我还看了最新的《周刊新潮》,有一篇讥讽驻华使馆的日本官员公开在中国报纸上承认南京大屠杀,说该官员拿了日本国民的税金,究竟是代表哪国ZF在发言?《周刊新潮》表示要采访该官员,遭到拒绝后皮笑肉不笑地说:“他只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发言,日本的媒体就不行了吗?”看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在排山倒海这么多的日本媒体中,拒绝你一个小小的《周刊新潮》杂志就能说是人家拒绝日本媒体了?人家还可以选择亲华的《朝日新闻》,也可以选择老右报纸《产经新闻》,也可以选择中道派的《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等等等,不过既然有那么多媒体,出一个《周刊新潮》这样的白痴也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种记事被国内的人看到了,肯定是又要一番炒作,搞的像全日本就只有一本《周刊新潮》似的(有这种留日海龟粪青偶尔会翻译后在网上传播的,还不忘开头来一段热血抗日骂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被日本右派牵着鼻子走,你越是急吼,我越是让你跳,你们说,这中日关系还有几个人能看清真正的方向?在近期的中日关系上,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ZF的对应基本上还是属于冷静理智的,但是由于中日关系中至今为止积压的负的遗产太多,明显的显得外交智慧(包括政客之间的外围智慧)不够,日本右翼当政者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为自己获取国内政治资本,挑战国际政治舞台,这一点在日华人我想看得应该比国内的人更清楚,日本社会由于信息(无论是正规渠道还是民间小道)比较流通,自由和发达,因此国民能从各种不同的信息中自主地筛取,判别,形成各自的思想。当然也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关心中日关系,就像在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上,日本人有这两种自由,而中国人几乎没有,谁说自己有不爱国的自由,顿时一片骂声。这种滑稽的现象就不可能在日本出现。最后谈谈在日华人具体该如何为中日关系尽力,我认为首先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了解在日华人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所思所想,坦诚客观是最基本的姿态。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仅是先进的科技(虽然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我这种企业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和学习日本还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范围,甚至把留学的概念局限在学日语打工或拿一张文凭上。不久前,有一位在美华人在谈到对留日华人的印象时曾激烈批评我们是光顾拿小日本的工资,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体,我承认在日华人中这样的人不少,但并非全部,客观地说,在日华人的整体素质不如在美华人,这可能与留日和留美的门槛高低设定不同有关,虽然也有偷渡美国的中国人,但是与偷渡日本,乃至假冒留学,假冒结婚,假冒其他等等的混入日本打工赚钱,甚至犯罪的中国人的人数相比,日本远远大于美国,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不等于这就是在日华人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群体的主流。我在想,同样是海外华人,如果在美华人,甚至在欧,在澳华人不能理解我们在日华人这个群体的主流,那么我们怎么期待国内的人理解我们,理解日本,整理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呢?所以我认为互相理解,互相对话在我们民间这一步做得扎实了,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仅适用于不同居住地区的同国人,也适用于不同国家的人,这一点,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有体验的。被妖魔化的日本,我们来到了这里,却有无数的例子可以告诉别人,日本人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扬善抑恶,也有互相帮助,亲情温情,抵制和反对颓废色情文化,他们反战,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热爱和平。因此,中日关系的关键还是掌握在两国国民手中,在日华人理应比国内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有作为。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我 们给的写的,好的, 吧。
告诉兄弟你个秘密,当时我爸单位接收了黑字,当时说好借我们的钱20年后还,以日元结算,当时借的时候和还的时候汇率变动很厉害,因为当时美国和日本,英国,瑞士,德国等签订了个广场协议,美元对上诉国家货币贬值50%。而中国外汇储备基本都是美元,虽然借了20年后和日本的贸易中也有日元结余,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如果算成人民币购买的物品来说的话,是100%的利息了。还有当时的日元涨了,日本牺牲了本土制造业,因为出口受阻,但是日元的上涨,便于日本在海外购买资产,当时据说美国为了争取日本签广场协议,牺牲了他们的后花园拉美,默许日本购买当地资产,想想现在的中国,汇率要涨是为了在海外,非洲,欧洲,澳洲,拉美,中亚,东南亚等投资,但是不能向广场协议那样,因为当时日本的制造业有的技术优势,但是现在的中国还没怎么起来,要是打击低端制造过多的话呢?税收呢,就业呢,地方政府卖地呢?所以要合理地涨。郎咸平说我们是制造业危机,其实我们是利用机会转型,但是也不能把发动机一棍子打死,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购买海外资产,破除技术政治壁垒,提升政治地位,于国于民,乃英明选择啊。想想控制了矿又控制了路,还控制了港口的力拓吧,必和必拓吧,我们的国有企业要是也那么牛呢?还有,知道广场协议个国家的地位吗,日本,德国,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好像还和二战也有关),英国,瑞士,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大国。还有,英国在欧盟中为什么老唱反调呢,因为,他们的扶持希腊计划打击了英国金融业,为什么香港金融这么牛呢,和伊丽莎白有关系吗?和罗斯才尔德有关系吗?还有广场协议知道美国为什么订吗,为了打击西亚油价,因为石油的大宗国际货物都是美元结算的。而且广场还打击到了美国宿敌俄罗斯,美国先让俄罗斯知道他们在搞尖端武器,将俄拖入军备竞赛,致使俄工业重轻过度失衡,俄只能卖资源,木材,石油等等,日常生活用品靠进口。这也是牟其中能成功买到飞机的原因,而且当时的冯仑(潘石屹,王石等人,创造了海南房产奇迹),同时广场协议间接使日本的大萧条(其实只是国内萧条,国外不知买了多少资源,这个也是当今世界日本能不怕铁矿和海运的暴涨的原因。)广场协议,还间接使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到来,当时的菲律宾,泰国,韩国,新加坡,台湾(而当时中国却软着陆了,原因是中国的相对封闭。。。。,想想我们当初在大清以前的时候,多么封闭,通商口岸才开那么1-2个,但是大清前呢,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当时的伍秉鉴是最大商人,当时的梁启超是最大经济家。那当时中国为什么挂呢,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中国当时不是占多数的汉族人统治,还有就是当时中国贸易过度入超,和现在的中国。。。),还有您可以关心下,美国的内战的华盛顿当时是个奴隶主。。,而且他打赢南方是靠解放奴隶。。最重要的是中国炮舰是他们的主力炮舰。。那时候美国要独立,英国要控制,法国也要控制。。他们的局面比我们中国那时候糟糕,但是当时中国腐败了,地方财务上不来,良弼被炸死,据说还和陈独秀和汪精卫他们有关。。。当时地方财务混乱,加上中央政府是民族少数派,加上外国侵略,加上长毛起义,加上天地会,说以新军,湘军等都不受控制。中央政府要收四川的铁路为国有,就出现了保路运动,政府从南昌调走了部分新军,剩下的新军就暴动,就有了南昌起义。还有广州的陈炯明是海外天地会的,所以孙中山能在他那里站住脚。想想吧兄弟,这些是大概,如果想深入探讨的话可以追问哦。好在现在是言论自由啊,要是在幕府时代我们都是要掉脑袋的呵呵。本人自认为学通古今中外正史野史。看透经济政治热点难点。玩转西医中医。想找朋友交流切磋。
小议中日关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人史的时候,上课气氛可不是一般的活跃.一提及中日甲午战争,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都将敏感起来,活跃起来,如同一群发疯的狮子,喷出的口水都会淹死人!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如果无们面前有一个日本人,想必会死得很惨。似乎一切都是日本人的错!不是我所种的树的枝条喜欢向外伸,而是那枝条也看不惯了。一枚图章,可以压弯人的腰,按低人的头,造就一副卑躬屈膝,趋炎附势,不顾面子上下打点的丑相;一个称号,可以折断人的脊梁,磨圆有人棱角,把有正义感的正常人变成毫无主见的走狗;一张花纸片,可以撕破清高的防护,击溃道德底线,造出一只只谋求不义之财的黑手;一把钥匙,可以玷污人的良心,扭曲人的观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因为他们,才让当时的日本人有机可乘,更加猖狂,更加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如今,一提及日本、日本人,我们的第一个念头,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的字就是——坏。这虽然体现了我们的爱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把对当时一代日本人的愤怒之情延续到后一代日本人的身上,因为至少他们是无辜的。我们总是说要报恨,但是俗话说得好:“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对于日本政府不承认侵略中国的罪行,篡改教科书,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一系列事件,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合理处理,不能乱了方寸。我们要打回去,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些只能是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如果我们以牙还牙,那不是与当时的日本人一样了吗?而且打起仗来受苦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可是无辜的啊!“人活一口气”,不错,人生值得留住的或许仅仅是这“一口气”,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支柱。只要它深深扎根地下,人生这棵大树就能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但愿,当站在十字路口时,所有的人都能留住该留住的东西。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1.爱国(1)引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今往来历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爱国志士永垂青史,受人景仰,卖国奸贼遗臭万年,遭尽世人唾骂。历史公正的裁决,早已昭昭在世!(2)事实论据文天祥宁死不屈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陈天华遥寄血书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杨靖宇献身抗日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科学家献身祖国1946年,美国某大学以优厚的条件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终身教授。但他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平(今北京)。回国后,他不仅刻苦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此外,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核物理学家钱学森,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唐敖庆……他们个个都满怀爱国之志,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安徒生跟老友断交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跟德国的奥古斯登堡原来是要好的老朋友。1848年普鲁士侵入丹麦的国境,这种侵略行为引起安徒生的极大愤怒。四年后,他到德国去旅行。许多德国朋友涌到车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说:“奥古斯登堡公爵夫妇在家里等您,希望您去和他们会见。”“我不愿去见他们,奥古斯登堡参加了四年前普鲁士侵丹麦的战争,我怎么能去看这家人呢?”安徒生愤怒地说着。从此,两位老朋友断交了。“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3)理论论据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革命烈士诗抄.陈辉诗》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国既不国,家何能存?《革命烈士诗抄.杨靖宇诗》爱国不分先与后,徘徊终久误前程。朱蕴山《赠台湾旧友》爱国如命,见义勇为。蔡锷《致柏文蔚电》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茅盾《给青年作家的公开信》爆裂同拚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秋瑾《吊吴烈士樾》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秋瑾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冯玉祥捧出一颗丹心,献与亿兆生灵。陶行知《不投降歌》临患不忘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国耻未雪,何由成名?唐.李白《独漉篇》苟利国家生死似,岂因祸福避趋之?清.林则徐《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匈奴不灭,无以家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杀身有地初非惜,报国无时未免愁。宋.陆游《登慧照寺小阁》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宋.文天祥《指南录.扬子江》一寸山河一寸金。《金史.卢产伦传》一身救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宋.陆游《夜泊水村》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徐特立《怎样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唐.韦应物《寄畅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忧国耻为睁眼瞎,挺身甘上断头台。《革命烈士诗抄.熊亨瀚诗》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唐.岑参《送人赴西安》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顾宪成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三国.曹植《杂诗六首》轻生本为国,重气不关私。南朝.江晖《雨雪曲》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三国.曹植《白马篇》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掊土。宋.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兵部尚书胡公》我重视祖国的利益,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 [英]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凡是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什么都不爱。 [英] 拜论《福斯卡里父子》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匈牙利] 裴多菲《我是匈牙利人》我的祖国,我为你歌唱,为这片自由可爱的土地歌唱。 [美] 史密斯《美国》在你把爱国之心从人类中间驱除之前,不会有一个太平的世界。 [英] 萧伯纳《.奥弗菜厄蒂》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鲁迅《论辩的魂灵》爱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谢觉哉《爱厂如家》为祖国倒下的人,他的死是光荣的。 [古希腊] 荷马《伊利昂记》当他爱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也尊重他。 [英]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我无论做什么,始终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俄] 巴甫洛夫《1935年工作的展望》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匈牙利] 裴多菲《我是匈亚利人》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蔡锷《讨袁通电》报国寸心坚似铁。宋.陆游《大雪歌》
1、如果你老师是正常的成熟的知识分子的话,不会同意你的观点的,成熟的人都知道种族灭绝是反要类罪;当年日本也没打算杀光中国人,也只是变中国为傀儡国,更不用说今天21世纪,时代的道德观要求的更高了;2、两国的关系都是时好时坏的,80年代的时候中日好的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满街都是日本货,日本影视作品;英法百年战争,法德百年仇敌,美国从英国独立,二战时日美是仇敌,中美是盟友,现在你看看;3、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学生读自己的书,别被政治家忽悠。虽然偶也理解,朝鲜还想解放全世界呢,我爹妈那辈子的人,也想解放全世界,现在就象着多挣点钱,换好房子。4、人不能生活在对别人的仇恨中,要为自己而活。我是用成年男人之间的口吻来谈的,希望你能接受。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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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