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脸谱京剧脸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的化妆方法。由于每个历史人物或某一种类型的人物都有一种大概的谱式，就像唱歌、奏乐都要按照乐谱一样，所以称为“脸谱”。关于脸谱的来源，一般的说法是来自假面具。京剧脸谱，是根据某种性格、性情或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为采用某些色彩的。红色有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如关羽、妾维、常遇春；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甚至鲁莽，如包拯、张飞、李逵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典韦。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豪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马武等；白色的脸谱一般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赵高等。京剧脸谱的色画方法，基本上分为三类：揉脸、抹脸、勾脸。脸谱最初的作用，只是夸大剧中角色的五官部位和面部的纹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剧中人的性格、心理和生理上的特征，以此来为整个戏剧的情节服务，可是发展到后来，脸谱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本身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以人的面部为表现手段的图案艺术了。京剧舞台上几千出戏，数不清的花脸角色，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画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脸谱。脸谱看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其实自有一套章法，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谱。如果从线条和布局来看，大致可分为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碎脸、歪脸、白粉脸、太监脸以及小花脸的豆腐块。这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变形、象征等手法来寓褒贬，分善恶，从而使人一目了然。以三块瓦的基本画法而论，即由眉子、眼窝、嘴窝这“三块”组成，其他画法大多从这三块瓦演变而来。如十字门脸，即从脑门至鼻梁有一条黑道，俗称“通天纹”，与两个眼、眉连接起来像一个黑十字；所谓花三块瓦，即在夸张的眉眼中加一些颜色和装饰图案，如喜剧人物张飞、焦赞，画垂眉或蝶翘眉，笑眼窝，翘嘴以示笑口常开；悲剧人物西楚霸王项羽，眼角下斜，嘴角下撇，虽不失庄重，却也预示着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命运；如汉朝铫期的老脸则眼窝尾部画出下垂的鬓角，其子铫刚的眼角却呈上翘之势，加上夸大的光嘴巴，一看便是血气方刚；再如关羽“面如重枣”，自然画红脸，包拯“铁面无私”则黑脸非他莫属，曹操“面带奸诈”便是一幅奸白脸。可见花脸脸谱是以色定调，如红色表示忠诚耿直、热情吉祥；黑脸表示豪爽粗暴、刚正不阿；紫色表示老实忠厚；黄色表示凶狠勇猛；蓝色表示桀傲不训、刚强爽快；白色表示奸诈多疑；绿色表示骁勇鲁莽；粉红色表示年迈血衰；金银色表示庄严，多用于神仙圣人。如果从这些画法来分析，就会看出门道来了。京剧脸谱艺术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一般应用于净、丑两个行当，其中各种人物大都有自己特定的谱式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因而，脸谱被誉为角色“心灵的画面”。脸谱的演变和发展，不是某个人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对生活现象的观察、体验、综合，以及对剧中角色的不断分析、判断，作出评价，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艺术手法。据史料记载，脸谱系由唐代乐舞大面（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之一，是京剧和某些地方戏中净的别称）所戴面具和参军戏副净（参军戏，唐宋时流行的一种表演形式，主要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作滑稽的对话和动作，以引人发笑，有时用以讽刺朝政或社会现象。参军戏中的副净，等于现在京剧中的“架子花脸”，一般都表演性格粗豪莽撞的人物，如《三国演义》戏里的张飞）的涂面逐渐演变而来。中国戏曲理论家翁偶虹曾撰文说：“中国戏曲脸谱，胚胎于上古的图腾，滥觞于春秋的傩祭，孽乳为汉、唐的代面，发展为宋、元的涂面，形成为明、清的脸谱。在戏曲形成之后，脸谱与面具仍然交替使用。最明显的贵州的‘地戏’，江西、安徽的‘傩戏’，西藏的‘藏戏’，无论生旦净丑，都戴面具，每剧多至百余，少者亦须数十。‘南昆’里的神仙鬼怪，一般均戴面具，并不勾画脸谱。京剧是具有全国性的大剧种，大量发展脸谱，可是加官、财神、魁星、土地、雷公，仍戴面具。从脸谱、面具的混合使用与脸谱谱式的由简至繁，可以看出中国戏曲累递发展的轨迹。”京剧脸谱与京剧表演艺术一样，是和演员一起出现在舞台上的活的艺术。京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虽只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但与其他戏曲相比，它发展快，流传广，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京剧脸谱在中国戏曲脸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京剧脸谱是一种写意和夸张的艺术，常以蝙蝠、燕翼、蝶翅等为图案勾眉眼面颊，结合夸张的鼻窝、嘴窝来刻画面部的表情。开朗乐观的脸谱总是舒眉展眼，悲伤或暴戾的脸谱多是曲眉合目。勾画时以“鱼尾纹”的高低曲直来反映年龄，用“法令纹”的上下开合来表现气质，用“印堂纹”的不同图案象征人物性格。为继承和发展这一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栏目所收的脸谱，并没有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采取广征博采的方法，择优选入。欣赏和研究京剧脸谱，最好与剧情、角色表演、服装和人物身份等一起进行。脸谱的起源与发展脸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大约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院本和元杂剧的演出中，就出现了面部中心有一大块白斑的丑角脸谱。净角脸谱相传在中国戏曲发展之前，南北朝和隋唐（公元420-907）乐舞节目中就有了“假面歌舞”，这假面具就是脸谱的鼻祖。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这就是齐人表演兰陵王戴面具击敌乐舞的记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贵州省星义地区布依族村民喜爱的古老地方戏，仍有戴艺术面具演出的习惯，这可算是脸谱历史中的活化石。但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艺术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墨、油彩、锅烟子直接在脸上勾画，这样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戏班以露天演出为主，离戏台较远的观众往往看不清演员的面部表情，勾上脸谱使观众在远处就能一目了然。为适应露天演出，所勾脸谱一般只用黑、红、白三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强调五官部位、肤色和面部肌肉轮廓，如粗眉大眼、翻鼻孔、大嘴岔等。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逐渐装饰化了。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京剧逐渐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京剧脸谱也在吸收各地剧种脸谱优点的基础上，经几代著名演员和戏剧艺术家的不断探索研究，加工提高，创新改革，得到充分的发展。图案和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来越鲜明，并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化妆谱式。京剧脸谱的色彩与人物性格从色彩上说，现在的京剧脸谱有红、紫、黑、白、蓝、绿、黄、老红、瓦灰、金、银等色，这是从人物自然肤色的夸张描写，发展为性格象征的寓意用色。一般说来，红色描绘人物的赤胆忠心，义勇无俦；紫色象征智勇刚义；黑色体现人物富有忠耿正直的高贵品格；水白色暗喻人物生性奸诈、手段狠毒的可憎面目；油白色则表现自负跋扈的性格；蓝色喻意刚强勇猛；绿色勾画出人物的侠骨义肠；黄色意示残暴；老红色多表现德高望重的忠勇老将；瓦灰色寓示老年枭雄；金、银二色，多用于神、佛、鬼怪，以示其金面金身，象征虚幻之感。京剧脸谱的用色虽分类型，但也不是绝对的，仍有很大灵活性。如红色，在《三国演义》戏里用来表现关羽，是为了象征其性格；但在《法门寺》里，太监刘谨的红脸，则是肤色的夸张，表现其养尊处优、权压朝臣的地位，再加上眉、眼、嘴部勾出的奸诈表情，使人一看就知是一位擅权的太监。又如《水浒》戏里梁山泊头领晁盖，是“黄老三块瓦脸”，这里的黄色不是象征残暴，而是表示他面色发黄，对照印堂上勾出一个红光的形象，堂堂正正，一看就知是一位起义英雄。又如京剧界流行的“三刚不见红”（即李刚、姚刚和薛刚三个人物）的说法，也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这三个人物都是性格倔强，刚毅果敢，舞台表演上要求严肃稳重，因而脸谱上不能见一点红，连嘴唇都不能勾红，也不能勾粉脸蛋，与此相反，《杨家将演义》戏里的孟良、焦赞这两个人物，因性格诙谐，常开玩笑，必须勾出粉脸蛋；然而，《洪羊洞》一戏中，由于两人已年老，性格有所改变，就不能再勾粉脸蛋。这都是前辈艺术家在色彩表现性格方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京剧脸谱的构图分类京剧脸谱的构图多种多样，加上五彩缤纷，装饰性很强的各种图案，容易使人眼花缭乱，产生神秘感。其实，归纳起来也不过有十几个类型，由于相互借鉴，相互变化，就派生出许许多多的谱式。这些谱式都是以各种人物的形貌、性格特征为依据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谱式，因人物性格不同，各部位的线条勾画与色彩处理也就各异，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整脸：这是一种常见的谱式。化妆时在整个面部先涂上一种颜色作为主色，以夸张肤色，再勾画眉、眼、鼻、口的部位和细致的面部肌肉纹理，表现出人物的神态。此类脸谱画法极为讲究，要求笔锋准确有力，形象传神，用笔类似中国画的线描。参考文献：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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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价值论文
摘要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高度艺术综合性和民族特色的戏剧。传统戏曲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弘扬传统戏曲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应担当起的重任，而高校则是传播戏曲文化非常重要的场所。通过青年大学生来对传统戏曲文化进行传承和弘扬，具有十分高的教育价值，而本文则主要对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传统；戏曲文化；高校；传播；教育价值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高校是弘扬戏曲这个中华艺术之瑰宝的重要阵地。高校教育要认识到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继承和发扬这门综合艺术，让大学生深入地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的水平，充分发挥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相关概述
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戏曲文化起源于原始歌舞，具有“渊源早而形成迟”的特点。汉代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具有故事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在戏曲文化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唐代参军戏《踏摇娘》、北宋的宫廷杂剧《目连救母》等经典戏曲相继出现，直至北宋南渡之际，永嘉杂剧（温州杂剧)的出现才标志着戏曲艺术的真正成熟。中华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它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华传统戏曲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戏曲百花苑。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传承文化，涵养道德，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戏曲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戏曲程式化是将各种源于生活的语言和动作等，通过艺术化的加工，提炼成具有舞台化的、定型化的，且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技巧，具体为戏曲表演中的唱、念、做、打等。程式与生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是现实生活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虚化、艺术化，所以，程式化的语言具有观赏性，要比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动作更加优美，有内涵，有表现力。戏曲具有相当丰富的程式，而这程式主要分为两部分，即角色行当程式和表演动作程式。传统戏曲根据人物不同的特点，包括性别、年龄、性格、行业等，将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分为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行当对应不同的程式，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表演方法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中国传统戏曲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脸谱。脸谱凭借着夸张而靓丽的色彩和线条，来突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我们可以从脸谱中看出对人物的褒贬等评价，比如红脸代表了忠义宽厚，黑脸代表了正直严肃，黄脸代表了心计很深，绿脸代表了勇猛暴躁，白脸则代表奸诈多疑。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1.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艺术观赏价值
中国戏曲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中华传统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语言、动作，然后再将这些语言、动作进行艺术加工，使得其符合舞台的表演要求。传统戏曲在舞台上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丑这四大行当，主要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行业、地位等特点来划分的，不同的行当具有不同的表演风格，演员的手、眼、身、法、步的要求也不同，不同的运用构成舞台人物表演的群体，共同演绎纷繁多样的人间故事。中国戏曲文化博采众家之所长，衍变出唱腔、念白、身段、舞蹈、武打等各种表现手段。传统戏曲对于演员的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演员会唱念，还要求演员能做会打，必须要具有集百艺于一身的高超技艺，才能在舞台上成功塑造角色。中国传统戏曲就是靠演员的各种惟妙惟肖的表演展现戏曲艺术的魅力，使其具有极佳的观赏性。戏曲没有固定的、逼真的环境布置，时间和空间都比较自由灵活，应用完全虚拟的手法来展现。通过虚拟化的、程式化的表演，不仅为演员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也留给了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在虚拟化和程式化的相互配合下，中国戏曲演绎出了极具文化韵味的形式之美。引导大学生对戏曲进行观赏，可以让大学生感受到这种形式之美，更好地发挥大学生的艺术想象力，让学生享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美。
2.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审美教育价值
审美教育就是运用艺术美、自然美和生活美来培养学生们正确的审美观，使其感受美、鉴赏美，提高学生创造美的能力，这种学习也可以带给大学生们美的享受。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富有特色的文化形式，融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精华，集众家之所长，将歌、舞、剧等等表现形式融为一体，使得戏曲的表演更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大学生们在观赏戏曲时能体会到民族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形式美赋予了艺术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形式，这种审美艺术教育主要是通过引起大学生的美感享受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中国传统戏曲有着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可以影响学生们的情感，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优化。
3.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德育渗透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是感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可以深刻强烈地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德育功能。中华传统戏曲具有优美动听的旋律、，活泼生动的唱词、丰富多变的唱腔、鲜活动人的舞台形象，能够感动学生，触动学生的情感，甚至震撼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们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还可以去感受人生，感受真善美，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生可以通过欣赏戏曲作品来增长历史知识，了解更多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激发自身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传统戏曲有很多都是以著名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戏曲将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处理，通过特有的表演形式来展现。许多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场景有较深刻的把握，从凡俗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出了深刻的情感力量，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感人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光彩照人，深入人心，表达了百姓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情感。这些作品所蕴含的哲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学生们通过欣赏戏曲文化可以提高辨别力，认识真善美。
结语
将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学生中传播具有非常高的教育价值，高校引导学生欣赏和传播戏曲艺术，能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艺术鉴赏力、道德情操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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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炜炜.浅析中国高校的戏曲艺术教育[J].大舞台,2015,(8):186-187.
[3]蒋培培.戏曲艺术在高校人格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研究[D].安徽农业大学,2013.
[4]熊伟.谈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5):57-59.
楼主,这里有很详细的介绍啊!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大家好，我是京剧脸谱。
各路朋友，老少爷们儿，请听咱说一说……瞧，咱刚一张嘴就有人说咱是北京天桥的把式。这呀，也难怪，咱的名儿就叫京戏脸谱，咱和京戏分不开，京戏又怎能和北京城分开呢？
咱和京戏的交情可算深到家了。自打一有京戏，咱就跟着他，无论风吹雨打，总和他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也算“铁”了！
嗨！说起来呀还真有些感慨：当年老百姓是真爱听京戏也就喜欢上了咱。好多的“票友”都磨着演员们给他们“勾勾脸”，即把咱画到脸上来过过戏瘾。可在过去，唱戏的是下九流，咱呢，也跟着“掉价儿”。今儿不同了，京戏是国粹，咱也就成了艺术珍品——扬眉吐气了！
今儿个，咱就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京戏的角儿分生、旦、净、末、丑，咱呢也就分成了这几类。
你瞧，那鼻梁子上总有片白的脸不是挺逗人吗？那是丑角的脸，也叫“小花脸”。“小花脸”又分文丑与武丑，模样差不多。
像那些演生角的，咱就得变变，因为他们有老生、小生和武生（末角儿算老生一类）。这些角儿的脸可不像“小花脸”， 得通过脸的不同显示出岁数、性格、人物的不同。净角儿呢，称“花脸”，都是些性格粗暴或刚烈的人物，咱要是千人一张脸，那就没什么劲了。说实在的，咱的真正魅力还就在净角儿上。您不是总也忘不了豹头环眼的张飞，脸墨黑、额上一弯明月的包公，红胡子蓝脸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蚕眉凤目、面如重枣的关云长吗？
凡是在您心中留有印象的戏剧人物，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还不是咱在“装门面”？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说到旦角儿，她们分青衣、花旦、花衫、老旦、刀马旦、武旦。这些角儿的演员本身就天生丽质，咱再大显身手，就更使她们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让您流连忘返。
无论是谁，想要画画咱，也得琢磨一番。虽然看了现成的谱儿，若不根据演员本身的脸型和模样，画出来就不像。对于演员来讲，你行头再好，作派再棒，脸要是不像呀！总好像张僧繇没给龙点上眼睛。
像“花脸”（净角儿）就得剃个光头，因为这脸得勾到头颅的中缝处。否则一戴上行头，总让您觉着是个窄脑门儿，显不出豪气。如果要勾个山大王的脸，得上面稍窄下面稍宽，就是常说的“倒大脸”，否则显不出霸气。
若是花旦，不连鼻翼，不贴鬓发，您就会看见一张扁鼻梁的大脸盘儿，显不出秀气。
所以说，咱也不简单，还有那么一套。可是这些不是一句半句说得完的，只能给您说个皮毛。
现在，连外国人都对京戏感了兴趣。咱也跟着沾光，一下子身价百倍，正所谓“越具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可咱心里边儿总有个缺憾，那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喜欢京戏的不多，喜欢咱的就更少。
咱多希望青少年朋友们能热爱国粹，千万别丢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宝呀！因为咱毕竟还是中国人创造的。
脸谱，是根据某种性格、性情或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为采用某些色彩的。红色有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如关羽、妾维、常遇春；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甚至鲁莽，如包拯、张飞、李逵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典韦。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豪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马武等；白色的脸谱一般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赵高等。
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一般应用于净、丑两个行当，其中各种人物大都有自己特定的谱式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因而，脸谱被誉为角色“心灵的画面”。
脸谱的演变和发展，不是某个人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对生活现象的观察、体验、综合，以及对剧中角色的不断分析、判断，作出评价，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艺术手法。
中国戏曲理论家翁偶虹曾撰文说：“中国戏曲脸谱，胚胎于上古的图腾，滥觞于春秋的傩祭，孽乳为汉、唐的代面，发展为宋、元的涂面，形成为明、清的脸谱。在戏曲形成之后，脸谱与面具仍然交替使用。最明显的贵州的‘地戏’，江西、安徽的‘傩戏’，西藏的‘藏戏’，无论生旦净丑，都戴面具，每剧多至百余，少者亦须数十。‘南昆’里的神仙鬼怪，一般均戴面具，并不勾画脸谱。京剧是具有全国性的大剧种，大量发展脸谱，可是加官、财神、魁星、土地、雷公，仍戴面具。从脸谱、面具的混合使用与脸谱谱式的由简至繁，可以看出中国戏曲累递发展的轨迹。”
星期天，我在家做语文《新课标同步练习》，我读了一篇文章——《青春无美衣》，让我感慨良深。
这篇文章主要讲作者倔强，不服输的个性，让作者在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时候，没有自嘲，反而因此而奋起。她就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
文章中，最具有哲理性的句子是“青春无美衣，我并不遗憾”。漂亮的衣服可以把女孩子们装扮成一朵花，而我曲折的经历赋予我坚韧、纯朴、勤奋的品质，会使我成为一棵树。
花总有凋谢的时候，而松树却可以长青。 是的，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容貌和家境让人羡慕不已，而当你无法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只能凭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否则，你就会永远被人看不起！容貌并不能够代表你所有的一切，它只不过是你的外表，它就是所谓脸的美，但就算你有了漂亮的脸蛋又能怎样呢？只是会有更多的人喜爱这美丽的外表。
以前我们班有一个女生长得很丑，班里很多人都不搭理她，都有些讨厌她，有些人还会骂她。而她好像还不明白青春无美衣其中深刻的道理，对自己不好，对自己更没信心，对自己只有自卑。
虽然她没有美丽的脸，没有漂亮的外表，但他还有一颗对人真诚、善良的心。有人伤心，有人哭了，她如果认识你，她一定会上前问你为什么哭？怎么了？和这个恰恰相反的人，及少部分都有可能美丽的脸蛋，但却不知道其中暗藏了多少心机。
金絮其外，败絮其内。也许他们也会慰问在哭着的你，可心里却早已笑开了花。
你的脸，你的容貌是父母给的，就算你去做整容手术，那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靠自己，才能铸就成更辉煌的一页。
记住一句：青春无美衣. 冷眼看“面具” 屈凝 小时候.最喜欢看川剧中的“变脸”，那台上的演员能在瞬间变换出许多的脸。令人心驰神往，感叹不已。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那“变脸”便停留在回忆的空间里。后来也见过许多的类似“变脸”的面具，但却没有了小时候的那种新鲜感和亲切感。
面具已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随处可见活生生的面具。舞台上的道具，小弦手中的玩具……处处都少不了它。
一提起它，小孩子的脸上便多了几分欢笑，因为它实在是吸引人。 但是，还有一种面具也逐渐走入人们当中，他看不见摸不到，只能用心去感受。
这就是人人谈及人人都摇头的“假面具”。 “假面具”的诞生无疑是人类的一种灾难，它只会教人去学习如何虚伪，所以人们又称它为“人情杀手”。
现如今的社会几乎每人都戴“假面具”.可殊不知这样不仅仅自己活得太累，而且也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一旦戴上这张面具，人人都会变得冷酷无情. 真实的面具改变的只是人的面貌，而虚伪的面具往往改变的是人的心灵。
在这张面具里所包裹的是被丑化了的灵魂，一颗被污染的心。虚伪的人永远只会以“假面具”的形式出现在人群中。
现在的面具已变成了虚伪的代名词。体味世态炎凉，倾听秋风落雨，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尔虞我诈、互相争夺，这是我们旁观者再怎么捶胸顿足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关于“脸”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不少于800字。 小时候，看电影《林海雪原》，一眼就认出了穿匪服，说匪话，深入坐山雕老巢的杨子荣。
他身上透出的正气与威仪，逼迫着我少小的心灵，让我明白，好人自有好人的形象，无需表白与标榜，冥冥间就会闪射出来。 虽然，“人可以衣装，佛可以金装”，通过外在的包装会改变形象，但内在的、骨子里的“底气”仍是无法包装的。
还记得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小品《主角和配角》，陈佩斯抢演朱时茂的主角八路军，让朱时茂演配角汉奸，然而不管陈佩斯怎么穿那身八路军军服，举手投足间流露的尽是匪气与歪气，而朱时茂哪怕穿一身汉奸服装，给人的感觉也是打入汉奸队伍的“地下党”。 这就是形象。
无需装饰，举手投足间，一颦一笑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为人、人品、身份。这有些象京剧中的脸谱，尖眉子菜刀脸，脑门勾个圆光是弄权害人的宦官；圆形眼花鼻窝，脑门上一个红色舍利圆光是僧人。
就连脸谱色彩也有固定的形象意义，红表忠勇，黑表刚直，白表奸邪，黄表阴狠。观众只需要看一眼脸谱就能明白舞台形象的性格、品格、身份甚至地位。
脸谱是观众对舞台人物形象的一种认同。 这种认同也由舞台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人们凭借生活经验，将一类类人的形象脸谱化。
颐指气使，爱理不理是官吏；左顾右盼，看人说话是商人；步履矫健，一脸威仪是军人；温文尔雅，谈吐得体是教师；卷着裤腿，脸色黝黑是农民……而后，又根据这些“形象化脸谱”去判别、衡量身边的人，从而确定如何与其交往、合作。 有一回，我去一所学校找同学，按照门卫老师的要求，办好了一切手续，然而就在我准备进校的时候，门卫老师又突然叫住了我，神色慌张地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来这里干什么，我详细地告诉了他，但门卫老师一会低头看看我填的单子，一会又朝我脸上、身上直看，一定要我拿出可确定身份的凭证，不然还是不能进学校。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熟人，好说歹说，给作了担保，才进了学校。身后，门卫老师还和我的熟人嘀咕：“这人一脸流气，头发老长，我哪敢放进去？有事，你可要负责！……” 我才明白，原来是我的“形象。
脸谱艺术欣赏—脸谱艺术综述 中国京剧脸谱艺术是广大戏曲爱好者的非常喜爱的艺术门类，在国内外流行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
脸谱来源于舞台，大家在有些大型建筑物，商品的包装，各种瓷器上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上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的脸谱形象。这远远超出了舞台应用的范围，足见脸谱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说明脸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许多国际友人、国内的有识之士出于对中国戏曲脸谱的好奇与喜爱，都在探索脸谱的奥秘。 大家看到的脸谱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工艺美术性脸谱。
这类脸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想象，在石膏材质的脸形上，用绘画，编织，刺绣等手法制作出形态各异，色彩图案变化多样的脸谱制品，这类脸谱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另一类是舞台实用脸谱。这类脸谱是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的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和纹样的脸谱。
关于舞台脸谱的起源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源于我国南北朝北齐，兴盛于唐代的歌舞戏，也叫大面或代面，是为了歌颂兰陵王的战功和美德而做的男子独物，说的是兰陵王高长恭，勇猛善战，貌若妇人，每次出战，均戴凶猛假面，屡屡得胜。人们为了歌颂兰陵王创造了男子独舞，也带面具。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勾画脸谱是用来助增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相貌特征，身份地位，实现丰富的舞台色彩，美化舞台的效果，舞台脸谱是人们头脑中理念与观感的谐和统一。
“哇，你画的脸谱真好看！”“你这画的是‘四不像’”……美术课上，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们在学画脸谱呢！
高老师一本正经地告诉同学：“画脸谱要注意脸型和五官，脸部应该是上大下小。”说着，老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画了两个有点重叠的圆，颇像灯泡儿。接着，老师几笔一勾，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就好了。然后，一个大鼻子、一对小小的耳朵和一张微微翘起的嘴又被老师镶嵌在脸谱上。最后，高老师又添了几条弯曲的花纹，一张栩栩如生的脸谱就完成了。
看着那色彩斑斓的脸谱，我的手也痒痒了。我学着老师的样子，先画一个大圆，再画一个小圆，可我画的园歪歪扭扭，只得修改。好不容易“磨”出个圆，却呈扁平状，根本就是个不规则的图形！唉，又得重画……
终于勉强将脸型画好，画五官我又碰到了难题：位置该怎么确定？大小怎样？不管如何，我决定孤注一掷。我先用线条勾出五官的位置，然后将形状小心翼翼地描出来。可五官的对称也是个难点，我虽然用直尺划了条对称轴，但眼睛却一高一低。我只得擦了重画，涂涂改改，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五官完成。
最后画花纹。这花纹的花样可多了，弯曲的、笔直的、连续的、间断的……既要美观，又不能拥挤。我在脸谱的额头处画了四条弯曲的花纹，可以显现出额头的突出，接着我又在眼睛旁边凹下去的部位设计了弧形的图案，最后在嘴巴旁边勾了几条弯曲的图形。
大功告成，看着自己画的脸谱，我心里满是喜悦。
脸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大约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院本和元杂剧的演出中，就出现了面部中心有一大块白斑的丑角脸谱。
为适应露天演出，所勾脸谱一般只用黑、红、白三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强调五官部位、肤色和面部肌肉轮廊，如粗眉大眼、翻鼻孔、大嘴岔等。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逐渐装饰化了。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京剧逐渐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京剧脸谱也在吸收各地方剧种脸谱优点的基础上，经几代著名演员和戏剧艺术家的不断探索研究，加工提高，创新改革，得到充分的发展。图案和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加鲜明，并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化妆谱式。
脸谱的作用，是通过脸谱的色彩、图案来表现角色的性格、品质、身份、特长、相貌等。表现这样丰富的内容大体上是采用两种手法：一是颜色的变化组合，二是图案的构成。
从色彩上说，现在的京剧脸谱有红、紫、黑、白、蓝、绿、黄、老红、瓦灰、金、银等色，这是从人物自然肤色的夸张描写，发展为性格象征的寓意用色。一般说来，红色描绘人物的赤胆忠心，义勇无俦；紫色象征智勇刚义；黑色体现人物富有忠耿正直的高贵品格；水白色暗寓人物生性奸诈、手段狠毒的可憎面目；油白色则表现自负跋扈的性格；蓝色喻意刚强勇猛；绿色勾画出人物的侠骨义肠；黄色意示残暴；老红色多表现德高望重的忠勇老将；瓦灰色寓示老年枭雄；金、银二色，多用于神、佛、鬼怪，以示其金面金身，象征虚幻之感。
京剧脸谱的构图多种多样，加上五彩缤纷，装饰性很强的各种图案，容易使人眼花潦乱，产生神秘感。其实，归纳起来也不过有十几个类型，由于相互借鉴，相互变化，就派生出许许多多的谱式。这些谱式都是以各种人物的形貌、性格特征为依据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谱式，因人物性格不同，各部位的线条勾画与色彩处理也就各异，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脸谱的构图大体有这样几种：
整脸，基本上以一种颜色为主体把脸涂满，然后再用一种颜色勾画出五官。
三块瓦脸，用线条勾出眉、眼窝和鼻窝，在额部和两颊呈现出三块明显的主色。
十字门脸，这种画法大都是从鼻梁向上画一条色柱并与左右眼窝相连，在脸部中间形成十字形。
碎花脸，正额有一完整主色，其余部位用辅色添勾花纹，色彩种类丰富，构图形式多样，线条复杂而细碎。
象形脸，这种脸谱大部分是神话中的精灵神怪，它是用额头案勾出装饰性的鸟、兽、鱼、虫等图案，表明它是由什么动物化为人形的。
歪脸，一般表现心术不正的歹徒或面部受过伤的人，所以五官歪曲变形。
京剧剧目中，还有不少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这些戏中的角色多为神妖，他们脸谱的门类，属于“神仙脸”或“象形脸”。其中最著名的角色莫过于孙悟空。他是一只从石头中迸出的猴子，后得道成精，武艺高强，神通广大。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历经磨难，终取回真经，修成正果，位列仙班。他的脸谱属“象形脸”，图案表现出猴子的面部特征；但他后来又成了神，所以又具有“神仙脸”的特征，即眼窝处涂成金色。额上的珠光表示他乃佛门弟子。
除以上例举的脸谱门类外，还有“太监脸”、“英雄脸”、“小妖脸”等。
关于京剧脸谱，还有一些特例不妨一述。旦角一般不勾脸谱，但也不尽然，钟离春就是一例。此女传说为战国时齐国无盐（今山东东平）人，故又称钟无盐，她能征惯战，颇具男子气，且又生得貌丑，所以在剧中采用了勾画脸谱的处理方法。而无盐毕竟是位女杰，故额上绘有莲花一朵，示其女性身份。
《让我感动的京剧名人——梅兰芳》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小学五年级四班3233363533e58685e5aeb9336 周晟萱 梅兰芳是中国京剧艺术大师，生于北京，曾担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从其祖父梅巧玲到梅兰芳已是三代京剧旦角。梅兰芳8岁学戏，11岁登台，在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大量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被誉为“美神”。
从1919年到1960年，他多次出国进行访问演出，并被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学院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的人。梅兰芳开创的“梅派”戏剧表演艺术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
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是宗师级人物，在为人方面也堪称楷模。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闻名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要他为日本“天皇”服务。
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诡计后，便决定举家南迁，赶赴香港，摆脱日寇纠缠。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带家眷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他除每天练太极拳、打球、学英语、看报读书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绘画上。
梅兰芳这种幸福的生活才过不到半年，就又失去了。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担心日本人再让他唱戏，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留蓄胡子，罢歌罢舞，退出京剧界。
可是，日本人却强行要求梅兰芳演出。梅兰芳只得坐船返沪，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老家。
梅兰芳坚持不为日本人演出，蓄须明志的故事，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日的决心。梅兰芳先生的这种民族气节为世人所敬仰，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
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另外，“京剧”也是一个网络用词，意思同“惊惧”。
京剧角色
京剧角色的行当划分比较严格，早期分为生、旦、净、末、丑、武行、流行（龙套）七行，以后归为生、旦、净、丑四大行，每一种行当内又有细致的进一步分工。“生”是除了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角色的统称，又分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内部又分为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揺旦）刀马旦。“净”，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化妆用脸谱，音色洪亮，风格粗犷。“净”又分为以唱工为主的大花脸，如包拯；以做工为主的二花脸，如曹操。“丑”，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
京剧脸谱
在人的脸上涂上某种颜色以象征这个人的性格和特质，角色和命运，是京剧的一大特点，可以帮助理解剧情。简单地讲，红脸含有褒义，代表忠勇；黑脸为中性，代表猛智；蓝脸和绿脸也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黄脸和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金脸和银脸是神秘，代表神妖。脸谱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和舞蹈面具，今天许多地方戏中都保留了这种传统。
2010年11月16日，经由正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4个成员国共同审议，北京市文化局代表全国京剧传承机构和流布地区申报的京剧成功入选2010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对贫穷的夫妇，一样善良的心灵，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约而同、毫不犹豫的伸出援助之手。
《穷人》这篇文章记叙了渔夫和他的妻子桑那收养邻居西蒙的两个孩子，最后把他们抚养成人的故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成人之美之人，是出自对别人的尊重和关心，对别人的缺点善良的指出；对别人的为难尽力相助；成功时不居动自傲，而是想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和感恩。
当桑那拉开帐子的那一刻，无言的感动潮水一样包围了你我：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他们用行动解释了什么才是真、善、美。让我们像渔夫和桑那一样用爱心去世界，因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内蒙古乌海市海区六小六年级：许可
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价值论文
摘要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高度艺术综合性和民族特色的戏剧。传统戏曲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弘扬传统戏曲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应担当起的重任，而高校则是传播戏曲文化非常重要的场所。通过青年大学生来对传统戏曲文化进行传承和弘扬，具有十分高的教育价值，而本文则主要对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传统；戏曲文化；高校；传播；教育价值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高校是弘扬戏曲这个中华艺术之瑰宝的重要阵地。高校教育要认识到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继承和发扬这门综合艺术，让大学生深入地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的水平，充分发挥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相关概述
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戏曲文化起源于原始歌舞，具有“渊源早而形成迟”的特点。汉代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具有故事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在戏曲文化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唐代参军戏《踏摇娘》、北宋的宫廷杂剧《目连救母》等经典戏曲相继出现，直至北宋南渡之际，永嘉杂剧（温州杂剧)的出现才标志着戏曲艺术的真正成熟。中华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它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华传统戏曲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戏曲百花苑。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传承文化，涵养道德，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戏曲拥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戏曲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戏曲程式化是将各种源于生活的语言和动作等，通过艺术化的加工，提炼成具有舞台化的、定型化的，且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技巧，具体为戏曲表演中的唱、念、做、打等。程式与生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是现实生活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虚化、艺术化，所以，程式化的语言具有观赏性，要比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动作更加优美，有内涵，有表现力。戏曲具有相当丰富的程式，而这程式主要分为两部分，即角色行当程式和表演动作程式。传统戏曲根据人物不同的特点，包括性别、年龄、性格、行业等，将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分为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行当对应不同的程式，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表演方法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中国传统戏曲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脸谱。脸谱凭借着夸张而靓丽的色彩和线条，来突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我们可以从脸谱中看出对人物的褒贬等评价，比如红脸代表了忠义宽厚，黑脸代表了正直严肃，黄脸代表了心计很深，绿脸代表了勇猛暴躁，白脸则代表奸诈多疑。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教育价值
1.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艺术观赏价值
中国戏曲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中华传统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语言、动作，然后再将这些语言、动作进行艺术加工，使得其符合舞台的表演要求。传统戏曲在舞台上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丑这四大行当，主要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行业、地位等特点来划分的，不同的行当具有不同的表演风格，演员的手、眼、身、法、步的要求也不同，不同的运用构成舞台人物表演的群体，共同演绎纷繁多样的人间故事。中国戏曲文化博采众家之所长，衍变出唱腔、念白、身段、舞蹈、武打等各种表现手段。传统戏曲对于演员的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演员会唱念，还要求演员能做会打，必须要具有集百艺于一身的高超技艺，才能在舞台上成功塑造角色。中国传统戏曲就是靠演员的各种惟妙惟肖的表演展现戏曲艺术的魅力，使其具有极佳的观赏性。戏曲没有固定的、逼真的环境布置，时间和空间都比较自由灵活，应用完全虚拟的手法来展现。通过虚拟化的、程式化的表演，不仅为演员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也留给了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在虚拟化和程式化的相互配合下，中国戏曲演绎出了极具文化韵味的形式之美。引导大学生对戏曲进行观赏，可以让大学生感受到这种形式之美，更好地发挥大学生的艺术想象力，让学生享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美。
2.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审美教育价值
审美教育就是运用艺术美、自然美和生活美来培养学生们正确的审美观，使其感受美、鉴赏美，提高学生创造美的能力，这种学习也可以带给大学生们美的享受。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富有特色的文化形式，融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精华，集众家之所长，将歌、舞、剧等等表现形式融为一体，使得戏曲的表演更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大学生们在观赏戏曲时能体会到民族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形式美赋予了艺术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形式，这种审美艺术教育主要是通过引起大学生的美感享受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中国传统戏曲有着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可以影响学生们的情感，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优化。
3.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德育渗透价值
中华传统戏曲是感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可以深刻强烈地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德育功能。中华传统戏曲具有优美动听的旋律、，活泼生动的唱词、丰富多变的唱腔、鲜活动人的舞台形象，能够感动学生，触动学生的情感，甚至震撼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们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还可以去感受人生，感受真善美，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生可以通过欣赏戏曲作品来增长历史知识，了解更多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激发自身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传统戏曲有很多都是以著名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戏曲将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处理，通过特有的表演形式来展现。许多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场景有较深刻的把握，从凡俗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出了深刻的情感力量，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感人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光彩照人，深入人心，表达了百姓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情感。这些作品所蕴含的哲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学生们通过欣赏戏曲文化可以提高辨别力，认识真善美。
结语
将中华传统戏曲文化在高校学生中传播具有非常高的教育价值，高校引导学生欣赏和传播戏曲艺术，能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艺术鉴赏力、道德情操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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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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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缤纷的戏剧脸谱不同于面具，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独具风格的造型艺术，对现代艺术设计也有重要影响。
脸谱，起源于原始图腾（约公元550年），后来逐渐演变成艺术化的戏剧脸谱。据《旧唐书·音乐志》和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记载，公元550年的北齐兰陵王高长恭英勇善战，但因貌美少威，因而每次作战就戴上形状狰狞的假面具。
我国的戏曲脸谱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它的起源与面具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古代吴越之民即“披发文身”、“黑齿雕题”。
当时，人们出于对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在脸部和身上涂上多种自然颜色，披上各种兽皮鸟羽，甚至染黑牙齿，可以说都是戏曲脸谱的远祖。
随着戏曲演技的不断提高，唐代的“参军”戏在继续使用面具的同时，亦间以染面化妆来表现某些鬼神形象。
到宋代，为了更生动地表现人物的面貌及其思想感情，涂面化妆便逐步形成洁面与花面两种基本类型。
元代的杂剧演员扮演剧中人物，已有一定的分工，而涂粉墨的净、丑角色从简单的色彩涂抹，进而运用对比强烈的色彩，使观众易于识别剧中各种人物的类型。
明代的戏曲表演各类角色的划分已经更为细密。各大剧种逐步有了规范化脸谱。清初，剧中人物脸谱在构图及色彩上，还皮有显著的变化。
至清乾隆以后，随着各地民间戏曲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京剧的兴起，脸谱造型日臻完善，在构图上奠定了“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的基本勾法。清末，又发展了新的谱式，各类角色的脸谱已趋向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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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京剧艺术在我国现代艺术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京剧脸谱作为京剧的典型标志符号，对于现代艺术设计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通过在服装设计中融入京剧脸谱艺术元素，可以提升服装设计的文化作用。
在京剧艺术体系中，脸谱是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通过色彩之间的有机搭配构建，有效的视觉艺术体系。京剧脸谱通过京剧演员的面部化妆，实现了文化与剧情的有效传达，给受众以直观的视觉体现。
在京剧脸谱设计中，各种视觉元素得到了有效的整合，既有形象上的美，同时也蕴含了色彩美学要素，在视觉搭配上，通过黑、红、白等色彩的有效搭配，既传达了剧情要素，同时色彩之间的搭配也形成了色彩美学特征。
对于现代服装设计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有助于现代服装设计效能的有效提升。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京剧脸谱及其色彩结构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 绘在脸上的艺术 当代传承人将脸谱艺术“大变脸”
中国京剧脸谱文化博大精深,而脸谱的彩妆运用之妙更是存乎一心!“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相对固定下来。”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不同于其它国家任何戏剧的化妆。戏曲脸谱有着独特的迷人魅力。脸谱与戏曲人物角色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戏曲中的每个人物都需要勾画脸谱呢?回答是否定的，不是每个人物都要勾画脸谱，脸谱的勾画要按照人物角色的分类来进行。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按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丑”两种分行方法，近代以来，由于不少剧种的“末”行已逐渐归入 “生”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每个行当又有苦干分支，各有其基本固定的扮演人物和表演特色。其中，“旦”是女角色的统称; “生”、“净”、两行是男角色;“丑”行中除有时兼扮丑旦和老旦外，大都是男角色。一般来说，“生”、“旦”的化妆，是略施脂粉以达到美化的效果，这种化妆称为“俊扮”，也叫“素面”或“洁面”。其特征是“千人一面”，意思是说所有 “生”行角色的面部化妆都大体一样，无论多少人物，从面部化妆看都是一张脸;“旦”行角色的面部化妆，也是无论多少人物，面部化妆都差不多。“生”、 “旦”人物个性主要*表演及服装等方面表现。脸谱化妆，是用于“净”、“丑”行当的各种人物，以夸张强烈的色彩和变幻无穷的线条来改变演员的本来面目，与“素面”的“生”、“旦”化妆形成对比。 “净”、“丑”角色的勾脸是因人设谱，一人一谱，尽管它是由程式化的各种谱式组成，但却是一种性格妆，直接表现人物个性，有多少“净”、“丑”角色就有多少谱样，不相雷同。因此，脸谱化妆的特征是“千变万化”的。“净”，俗称花脸。以各种色彩勾勒的图案化的脸谱化妆为突出标志，表现的是在性格气质上粗犷、奇伟、豪迈的人物。这类人物在表演上要音色宽阔宏亮，演唱粗壮浑厚，动作造型线条粗而顿挫鲜明，“色块”大，大开大合，气度恢宏。如关羽、张飞、曹操、包拯、廉颇等即是净扮。净行人物按身份、性格及其艺术、技术特点的不同，大体上又可分为正净(俗称大花脸)、副净(俗称二花脸)、武净(俗称武二花)。副净中又有架子花脸和二花脸。丑的俗称是小花脸或三花脸。正净(大花脸)，以唱工为主。京剧中又称铜锤花脸或黑头花脸，扮演的人物有《将相和》的廉颇《铡美案》的包拯等，大多是朝廷重臣，因而以气度恢宏取胜是其造型上的特点。副净(也可通称二花脸)，又可分架子花脸和二花脸。架子花脸，以做工为主，重身段动作，多扮演豪爽勇猛的正面人物，如鲁智深、张飞、李逵等。也有扮反面人物的，如京剧中抹白脸的曹操等一类，也由架子花脸扮演。在其它剧种里大多不称架子花脸，有的剧种叫草鞋花脸，如川剧、湘剧等。二花脸也是架子花脸的一种，戏比较少，表演上有时近似丑，如《法门寺》中的刘彪等。武净(武二花)，分重把子工架和重跌朴摔打两类。重把子工架一类扮演的人物如《金沙滩》的杨七郎、 《四平山》的李元霸等。重跌朴摔打一类，又叫摔打花脸。如《挑滑车》中牛皋为架子花脸，金兀术为武花脸，金兀术的部将黑风利为摔打花脸。
楼上这位仁兄~回答的很完美了~
脸谱是中国戏曲演员脸上的绘画，用于舞台演出时的化妆造型艺术。脸谱对于不同的行当，情况不一。“生”、“旦”面部化妆简单，略施脂粉，叫“俊扮”、“素面”、“洁面”。而“净行”与“丑行”面部绘画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彩的，图案复杂，因此称"花脸"。戏曲中的脸谱，主要指净的面部绘画。而“丑”，因起扮演戏剧角色，故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有歌曲脸谱和电视剧脸谱。脸谱分为四种：生，旦，净，丑 1. 传统戏曲演员面部化装的一种程式。在面部勾画一定的彩色图案，以显示剧中人物的性格和特征。主要用于净角和丑角。 鲁迅 《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 伯鸿先生 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 中国 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 洪深 《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上篇三：“地方戏中的脸谱是否起源于代面，姑置不论。” 2. 借指面相、面目。 鲁迅 《坟·我之节烈观》：“要除去虚伪的脸谱。” 秦牧 《壁画》：“但这天，画家急急奔来了。他已经找到了模特儿，找到了罪恶的脸谱。” 祖慰 《被礁石划破的水流·江涵笑三次录音》：“她很内向，脸谱不反映她的千种情愫，万种心曲。”特点脸谱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点：一、美与丑的矛盾统一；二、与角色的性格关系的密切；三、其图案是程式化的。 京剧脸谱中国京剧脸谱艺术是广大戏曲爱好者的非常喜爱的艺术门类，在国内外流行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 [1] 脸谱来源于舞台，大家在有些大型建筑物，商品的包装，各种瓷器上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上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的脸谱形象。这远远超出了舞台应用的范围，足见脸谱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说明脸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许多国际友人、国内的有识之士出于对中国戏曲脸谱的好奇与喜爱，都在探索脸谱的奥秘。类别工艺品脸谱大家看到的脸谱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工艺美术性脸谱。这类脸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想象，在石膏材质的脸形上，用绘画，编织，刺绣等手法制作出形态各异，色彩图案变化多样的脸谱制品，这类脸谱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另一类是舞台实用脸谱。这类脸谱是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的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和纹样的脸谱。起源关于舞台脸谱的起源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源于我国南北朝北齐，兴盛各种脸谱图集(20张)于唐代的歌舞戏，也叫大面或代面，是为了歌颂兰陵王的战功和美德而做的男子独舞，说的是兰陵王高长恭，勇猛善战，貌若妇人，每次出战，均戴凶猛假面，屡屡得胜。人们为了歌颂兰陵王创造了男子独舞，也带面具。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勾画脸谱是用来助增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相貌特征，身份地位，实现丰富的舞台色彩，美化舞台的效果，舞台脸谱是人们头脑中理念与观感的谐和统一。 几乎所有的人类族群，在其原始时代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原始先民们把他们崇拜的某种物品或者概念描绘出来，并对其进行一定仪式的祭拜。《后汉书·臧洪传》：“坐列巫史，禜祷群神。”祭祀仪式时，负责祭祀的巫觋们要戴上一定的面具。举世闻名的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就有几十个青铜面具，据考证是古蜀国举行祭祀时的用品。又如“傩礼”，这是自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迎神以驱逐疫鬼的风俗礼仪。傩礼一年数次，大傩在腊日前举行。《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傩礼中的表演者要戴上一定的面具，清代昭梿《啸亭续录·喜起庆隆二舞》中说道：“又于庭外丹陛间，作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禺马作逐射状，颇沿古人傩礼之意，谓之《喜起舞》。”可见古代的傩礼，人们一定要戴上面具。宋代梅尧臣《送正仲都官知睦州》诗“我惭贱丈夫，岂异带面傩”也能反证，人们在进行傩礼是需要戴面具的。这种带着面具的宗教舞蹈对民间舞蹈有很大的影响。介绍红色脸象征忠义、耿直、有血性，如：“三国戏”里的关羽、《斩经堂》里的吴汉。 黑脸张飞其他：有讽刺意义，表示假好人。 关羽（红整脸）黑色脸既表现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如“包公戏”里的包拯；又象征威武有力、粗鲁豪爽，如：“三国戏”里的张飞，“水浒戏”里的李逵，“杨排风”中的焦赞。 其他：表示阴阳中的阴，用于鬼魂。 肤色较黑或面貌丑陋。 张飞（黑十字门蝴蝶脸）白色脸表现奸诈多疑，如：“三国戏”里的曹操、《打严嵩》中的 曹操严嵩。 曹操（白整脸）蓝色脸表现性格刚直，桀骜不驯，如：《上天台》中的马武，《连环套》里的窦尔墩。 窦尔墩（蓝花三块瓦脸)紫色脸表现肃穆、稳重，富有正义感，如：《二进宫》中的徐延昭，《鱼肠剑》中的专诸。 其他：面色不好，丑陋。 张郃（紫三块瓦脸)金色脸象征威武庄严，表现神仙一类角色。如：《闹天宫》里的如来佛、二郎神。 大鹏（金色象形脸）绿色脸勇猛，莽撞。 如：《白水滩》里的徐世英其他：绿林好汉。 黄色：一般表现性格猛烈。如《南阳天》中的廉颇。 褐色和粉红色：表现比较正直的老人。 金色：用于佛祖和神仙一类人物，如如来佛、二郎神。 蓝色脸窦尔敦银色：用于一些比较有法力的精怪。 净角紫色脸：紫色介于黑红两色之间，刚正威严的人物和忠义厚道的人物常用紫色脸。如《鱼肠剑》中的专诸，《武科场》中的常遇春，《大保国》中的徐延昭，有些人物在小说或者民间口头文学中描述为紫脸膛，因而使用紫色脸，如《恶虎村》中的濮天雕，《招贤镇》中的费德功，《战长沙》中的魏延。有的人物用紫色脸是为了与同台的其他角色区别，如《百寿图》中的北斗星是相对于老生的南斗星，显得威武，而《柴桑口》中的庞统用紫色脸膛是表示其相貌丑陋。 净角粉红脸：粉红色脸一般象征年迈的红脸人物，如《取洛阳》中的苏献，《盘河战》中的袁绍，《四杰村》中的花振芳等。 净角绿色脸：绿色脸一般寓意为勇猛暴躁，与黑色脸有相近之用意，有些占山为王的草寇类人物使用绿色脸。如《白水滩》中的青面虎，《庆顶珠》中的倪荣，《失子惊疯》中的金眼豹，《响马传》中的程咬金等。 净角蓝色脸：蓝色一般表示刚强阴险，在脸谱中紫色与绿色的寓意相近，都是黑色的延伸，表示性格刚强的人物，如《取洛阳》中的马武，表示人物阴险性格的如《薛家窝》中的谢虎，《剑锋山》中的焦振远，《连环套》中的窦尔敦等。 钟馗之脸谱净角黄色脸：黄色脸寓意人物骁勇剽悍或凶暴残忍，如《车轮战》中的宇文成都，《洞庭湖》中的杨么，表示人物凶暴残忍性格的如《鱼肠剑》中的姬僚，《战宛城》中的典韦等。 净角金银色脸：金银两色在神怪脸谱中应用较为广泛，显示神仙的面现金光，鬼怪的青面獠牙，如《安天会》、《无底洞》、《蟠桃会》中的杨戬（二郎神），《红梅山》中的金钱豹，《攻潼关》中的金咤均勾金色脸，《攻潼关》中的木咤勾银色脸。有的将官为表示英勇无敌也用金色，用来助增脸谱的威仪，如《挑滑车》中的金兀术，《四平山》的李元霸，说到神怪脸谱，这里应该强调说明，前辈著名演员都反对把神怪脸谱勾画的稀奇古怪或阴森恐怖，不赞成把蛇蝎蜈蚣真实地画在脸上，更反对把骷髅等阴森形状画在脸谱里，他们认为这不但有损于舞台美的艺术原则，也使人看了胆战心惊，有害于舞台表演，是一种浅显的、艺术造诣不高的作法，虽然是神怪脸谱，也应该与人面相近。 净角瓦灰色脸和赭色脸：瓦灰色与蓝色在脸谱应用中意义相近，瓦灰色脸如《芦花河》中的乌里黑，赭色与紫色的意义相近，如《彩楼配》中的月下老人、《铁笼山》的迷当。 《单刀会》中的周仓净角淡青色脸：淡青色介于蓝绿色之间的用意，如《卧牛山》、《单刀会》中的周仓勾淡青色脑门， 周仓在《青石山》中用金色脑门，表示其死后成神 。 “脸谱”是指中国传统戏剧里男演员脸部的彩色化妆。这种脸部化妆主要用于净（花脸）和丑（小丑）。它在形式、色彩和类型上有一定的格式。内行的观众从脸谱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个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聪明还是愚蠢，受人爱戴还是使人厌恶。 京剧那迷人的脸谱在中国戏剧无数脸部化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京剧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和变形的图形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征。眼睛，额头和两颊通常被画成蝙蝠，蝴蝶或燕子的翅膀状，再加上夸张的嘴和鼻子，制造出所需的脸部效果。历史脸谱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脸谱起源于面具，脸谱将图形直接画在脸上，而面具把图形画在或铸在别的东西上面后再戴在脸上，在中国的古代，祭祀活动中有巫舞和傩舞，舞者常带面具。在四川成都以北，古蜀遗址"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几十个青铜面具，是距今4000年前的古蜀王鱼凫举行祭祀礼仪的用品。北齐兰陵王长恭，性情勇猛武功高强，但相貌俊美像个女子，他打仗时就带上面具，以助其威。唐代歌舞《兰陵王入阵曲》里，扮演兰陵王的演员就要带上面具。这可能就是戏剧中脸谱的起源.相关记载古代的面具上具有简单的符号，“观念符号”和"“表情符号”，用 韩昌来表达某种特定的观念或表情。到了戏里，这些符号就直接画在脸上，表达更为复杂丰富的观念和表情。唐代就有"涂面"的记载，孟郊在《弦歌行》里写道："驱摊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即表明了用染涂脸面表现鬼神的形象。宋代徐梦莘《三朝北门会编》的"清康中秩"第六卷记载了宋徽宗的两个佞臣以"粉墨做优戏"，口出市井浮言秽语，蛊惑皇上。宋代"涂面"分"洁面"和"表面"两类，花面也很简单。画了个白鼻子、红眼圈，目的"务在滑稽"。因为宋代杂剧中，科诨占了很大比例。元代杂剧盛行，在《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做场》的大幅壁画中，出现了元杂剧正面人物中的"整脸"的谱式，突破了过去副净那种白底黑线的基本格调，带有某种性格的色彩。 明代已经是由昆剧演出的传奇剧的天下，表演丰富，行当分工精细，净分正净（大面）、副净（二面）和丑（三面）。净丑都画脸谱，每个角色又有一个专谱。其底色多是根据说唱文学中的描绘或演员自己的想象设计的。如关羽的底色是红的，包公的是黑的。其基本谱式是夸张的眉眼部分。明代人留发，脸谱画在额以下，清代人留辫子，头剃到脑门以上，脸谱也画到了脑门以上。图案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与明代相比，脸谱有繁有简，底色一样。清代中叶，地方戏兴起，净丑的脸谱每一地方差别很大，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和民间艺术气息，各种地方戏约有300多个剧种，大多在18世纪以后兴起。地方戏的繁盛，使得剧目题材人物角色不断增多，行当分工更细。净行除了正净副净外，又加了武净。色彩增加了蓝、绿、黄、灰、橙。脸谱的分类脸谱根据描绘着色方式，分为：揉，勾，抹，破四种基本类型。 勾脸揉脸：凝重威武，整色为主，加重五官纹理加以实现。是十分古老的脸谱形式。 勾脸：色彩绚丽，图案丰富，复杂美丽，五彩缤纷，有的还贴金敷银，华丽无比。 抹脸：浅色为多，以为涂粉于面，不以真面目示人，突出奸诈坏人之性。 破脸：不对称脸，左右不一，形容面貌丑陋或意比反面角色。 根据脸谱的图案排列，又把脸谱分为以下四种： 整脸：最原始的脸谱形式，利用双眉把脸分为额和面两个部分的脸谱。 三块瓦脸：在整脸的基础上再利用口鼻把面部分为左右的脸谱。 花三块瓦脸：把三块瓦脸的分界边缘艺术化，加上各式图案的脸谱。 碎脸：三块瓦脸的变种，其分界边缘花形极大，破坏了原有的轮廓。脸谱的图案脸谱图案非常丰富，大体上分为额头图，眉型图，眼眶图，鼻 姜维善奇门八卦脑门图案阴阳鱼窝图，嘴叉图，嘴下图。每个部位的图案变化多端，有规律而无定论，如： 包拯黑额头有一白月牙，表示清正廉洁。孟良额头有一红葫芦，示意此人爱好喝酒。闻仲，杨戬画有三眼，来源于古典传说。巨灵，煞神，金钱豹有多张脸，突出其神鬼妖特色。杨七朗额头有一繁体“虎”字，显示其勇猛无敌。赵匡胤的龙眉表示为真龙天子。雷公脸谱中有一雷电纹。姜维额头画有阴阳图，表示神机妙算。夏侯惇眼眶受过箭伤，故画上红点表示。窦尔墩，典威等人的脸谱上有其最擅长的兵器图案。王延章头画蛤蟆，表示是水兽转世。赵公明面画金钱，表示自己是财神爷。北斗星君画七星图于额上。
楼主,这里有很详细的介绍啊!
京剧脸谱京剧脸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的化妆方法。由于每个历史人物或某一种类型的人物都有一种大概的谱式，就像唱歌、奏乐都要按照乐谱一样，所以称为“脸谱”。关于脸谱的来源，一般的说法是来自假面具。京剧脸谱，是根据某种性格、性情或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为采用某些色彩的。红色有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如关羽、妾维、常遇春；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甚至鲁莽，如包拯、张飞、李逵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典韦。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豪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马武等；白色的脸谱一般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赵高等。京剧脸谱的色画方法，基本上分为三类：揉脸、抹脸、勾脸。脸谱最初的作用，只是夸大剧中角色的五官部位和面部的纹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剧中人的性格、心理和生理上的特征，以此来为整个戏剧的情节服务，可是发展到后来，脸谱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本身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以人的面部为表现手段的图案艺术了。京剧舞台上几千出戏，数不清的花脸角色，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画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脸谱。脸谱看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其实自有一套章法，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谱。如果从线条和布局来看，大致可分为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碎脸、歪脸、白粉脸、太监脸以及小花脸的豆腐块。这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变形、象征等手法来寓褒贬，分善恶，从而使人一目了然。以三块瓦的基本画法而论，即由眉子、眼窝、嘴窝这“三块”组成，其他画法大多从这三块瓦演变而来。如十字门脸，即从脑门至鼻梁有一条黑道，俗称“通天纹”，与两个眼、眉连接起来像一个黑十字；所谓花三块瓦，即在夸张的眉眼中加一些颜色和装饰图案，如喜剧人物张飞、焦赞，画垂眉或蝶翘眉，笑眼窝，翘嘴以示笑口常开；悲剧人物西楚霸王项羽，眼角下斜，嘴角下撇，虽不失庄重，却也预示着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命运；如汉朝铫期的老脸则眼窝尾部画出下垂的鬓角，其子铫刚的眼角却呈上翘之势，加上夸大的光嘴巴，一看便是血气方刚；再如关羽“面如重枣”，自然画红脸，包拯“铁面无私”则黑脸非他莫属，曹操“面带奸诈”便是一幅奸白脸。可见花脸脸谱是以色定调，如红色表示忠诚耿直、热情吉祥；黑脸表示豪爽粗暴、刚正不阿；紫色表示老实忠厚；黄色表示凶狠勇猛；蓝色表示桀傲不训、刚强爽快；白色表示奸诈多疑；绿色表示骁勇鲁莽；粉红色表示年迈血衰；金银色表示庄严，多用于神仙圣人。如果从这些画法来分析，就会看出门道来了。京剧脸谱艺术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一般应用于净、丑两个行当，其中各种人物大都有自己特定的谱式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因而，脸谱被誉为角色“心灵的画面”。脸谱的演变和发展，不是某个人凭空臆造的产物，而是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对生活现象的观察、体验、综合，以及对剧中角色的不断分析、判断，作出评价，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艺术手法。据史料记载，脸谱系由唐代乐舞大面（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之一，是京剧和某些地方戏中净的别称）所戴面具和参军戏副净（参军戏，唐宋时流行的一种表演形式，主要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作滑稽的对话和动作，以引人发笑，有时用以讽刺朝政或社会现象。参军戏中的副净，等于现在京剧中的“架子花脸”，一般都表演性格粗豪莽撞的人物，如《三国演义》戏里的张飞）的涂面逐渐演变而来。中国戏曲理论家翁偶虹曾撰文说：“中国戏曲脸谱，胚胎于上古的图腾，滥觞于春秋的傩祭，孽乳为汉、唐的代面，发展为宋、元的涂面，形成为明、清的脸谱。在戏曲形成之后，脸谱与面具仍然交替使用。最明显的贵州的‘地戏’，江西、安徽的‘傩戏’，西藏的‘藏戏’，无论生旦净丑，都戴面具，每剧多至百余，少者亦须数十。‘南昆’里的神仙鬼怪，一般均戴面具，并不勾画脸谱。京剧是具有全国性的大剧种，大量发展脸谱，可是加官、财神、魁星、土地、雷公，仍戴面具。从脸谱、面具的混合使用与脸谱谱式的由简至繁，可以看出中国戏曲累递发展的轨迹。”京剧脸谱与京剧表演艺术一样，是和演员一起出现在舞台上的活的艺术。京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虽只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但与其他戏曲相比，它发展快，流传广，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京剧脸谱在中国戏曲脸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京剧脸谱是一种写意和夸张的艺术，常以蝙蝠、燕翼、蝶翅等为图案勾眉眼面颊，结合夸张的鼻窝、嘴窝来刻画面部的表情。开朗乐观的脸谱总是舒眉展眼，悲伤或暴戾的脸谱多是曲眉合目。勾画时以“鱼尾纹”的高低曲直来反映年龄，用“法令纹”的上下开合来表现气质，用“印堂纹”的不同图案象征人物性格。为继承和发展这一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栏目所收的脸谱，并没有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采取广征博采的方法，择优选入。欣赏和研究京剧脸谱，最好与剧情、角色表演、服装和人物身份等一起进行。脸谱的起源与发展脸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大约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院本和元杂剧的演出中，就出现了面部中心有一大块白斑的丑角脸谱。净角脸谱相传在中国戏曲发展之前，南北朝和隋唐（公元420-907）乐舞节目中就有了“假面歌舞”，这假面具就是脸谱的鼻祖。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这就是齐人表演兰陵王戴面具击敌乐舞的记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贵州省星义地区布依族村民喜爱的古老地方戏，仍有戴艺术面具演出的习惯，这可算是脸谱历史中的活化石。但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艺术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墨、油彩、锅烟子直接在脸上勾画，这样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戏班以露天演出为主，离戏台较远的观众往往看不清演员的面部表情，勾上脸谱使观众在远处就能一目了然。为适应露天演出，所勾脸谱一般只用黑、红、白三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强调五官部位、肤色和面部肌肉轮廓，如粗眉大眼、翻鼻孔、大嘴岔等。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逐渐装饰化了。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京剧逐渐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京剧脸谱也在吸收各地剧种脸谱优点的基础上，经几代著名演员和戏剧艺术家的不断探索研究，加工提高，创新改革，得到充分的发展。图案和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来越鲜明，并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化妆谱式。京剧脸谱的色彩与人物性格从色彩上说，现在的京剧脸谱有红、紫、黑、白、蓝、绿、黄、老红、瓦灰、金、银等色，这是从人物自然肤色的夸张描写，发展为性格象征的寓意用色。一般说来，红色描绘人物的赤胆忠心，义勇无俦；紫色象征智勇刚义；黑色体现人物富有忠耿正直的高贵品格；水白色暗喻人物生性奸诈、手段狠毒的可憎面目；油白色则表现自负跋扈的性格；蓝色喻意刚强勇猛；绿色勾画出人物的侠骨义肠；黄色意示残暴；老红色多表现德高望重的忠勇老将；瓦灰色寓示老年枭雄；金、银二色，多用于神、佛、鬼怪，以示其金面金身，象征虚幻之感。京剧脸谱的用色虽分类型，但也不是绝对的，仍有很大灵活性。如红色，在《三国演义》戏里用来表现关羽，是为了象征其性格；但在《法门寺》里，太监刘谨的红脸，则是肤色的夸张，表现其养尊处优、权压朝臣的地位，再加上眉、眼、嘴部勾出的奸诈表情，使人一看就知是一位擅权的太监。又如《水浒》戏里梁山泊头领晁盖，是“黄老三块瓦脸”，这里的黄色不是象征残暴，而是表示他面色发黄，对照印堂上勾出一个红光的形象，堂堂正正，一看就知是一位起义英雄。又如京剧界流行的“三刚不见红”（即李刚、姚刚和薛刚三个人物）的说法，也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这三个人物都是性格倔强，刚毅果敢，舞台表演上要求严肃稳重，因而脸谱上不能见一点红，连嘴唇都不能勾红，也不能勾粉脸蛋，与此相反，《杨家将演义》戏里的孟良、焦赞这两个人物，因性格诙谐，常开玩笑，必须勾出粉脸蛋；然而，《洪羊洞》一戏中，由于两人已年老，性格有所改变，就不能再勾粉脸蛋。这都是前辈艺术家在色彩表现性格方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京剧脸谱的构图分类京剧脸谱的构图多种多样，加上五彩缤纷，装饰性很强的各种图案，容易使人眼花缭乱，产生神秘感。其实，归纳起来也不过有十几个类型，由于相互借鉴，相互变化，就派生出许许多多的谱式。这些谱式都是以各种人物的形貌、性格特征为依据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谱式，因人物性格不同，各部位的线条勾画与色彩处理也就各异，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整脸：这是一种常见的谱式。化妆时在整个面部先涂上一种颜色作为主色，以夸张肤色，再勾画眉、眼、鼻、口的部位和细致的面部肌肉纹理，表现出人物的神态。此类脸谱画法极为讲究，要求笔锋准确有力，形象传神，用笔类似中国画的线描。参考文献：百度百科
关羽的脸谱有一颗痣是为了好看。"三国演义 "神话中的诸葛亮和赞美关羽，这两人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大的赢家，后世对这两人的神话，关羽已经先出来了，已经达到了 "圣人 "的地步。四大名著在今天，《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两部越来越繁荣，达到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口味，"历史小说 "虽然不是历史，但确实包含了很多历史，因为它太火了，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三国》的 "历史事件"，而且说的都是事情，因此，为了显示自己对历史的广泛了解，有人说，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根本就不谈《三国》。
遗憾的是，我现在要谈的是《三国演义》的浪漫，"《三国演义》再简单不过了"，它更被人们看不起。我无法区分《三国演义》的浪漫和浪漫。关羽刚出场时，也遇到了刘备。他自称 "吴"，用温酒斩华雄时，最后改成 "小将 "两个字，投靠曹操后，自称 "某"。这三个自称可以从语气中看出。
"某 "听起来是书面语比较严肃，所以他左眼抓着刘备，而 "少 "其实是一个谦虚的称谓，华雄喊出来，满大街的督军应该都知道是谁派来打的，这个名字别转在刘备集团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他喝了砍华雄的场景，更可以突出差距的震撼，"某 "有些同行，不咸不淡，这说明他和曹操都是汉朝的诸侯。当然，以上只是笔者自己的一点看法，其实，小说中的关羽和古代戏曲中的演员有着同样的精彩，在这里关羽不得不称生活为 "关公"。
当然，以上只是作者自己的一点看法，其实小说中的关羽和古代戏曲中的演员都有同样的精彩，在这里关羽不得不把生活称为 "关公"。一切都是为了表达对圣人的敬仰，因为文章开头已经说过，关公是《三国演义》中最大的赢家，因为他忠心耿耿，被后人神话，即使在小说中，也多以此自居 "一"，不要说我是哪个关羽，就是在王国维那里，关羽也是回生的；当然，关羽和赵云就不一样了。
从京剧脸谱（面具）谈中国传统文化作者:重庆工商大学教授 程宇宁摘要中国京剧的脸谱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脸谱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固定而规范的视觉符号系统，该符号系统所表征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格判断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所谓非善即恶、表里如一、本质决定外表的思维定式。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和论述了京剧脸谱（面具）的视觉符号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本文讨论的面具是广义上的泛指，包括传统意义的面具：如戴在头上用来掩饰本来面目的面具或假面，也包括在京剧表演中所不可缺少的根据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直接将油彩描画在演员脸上的脸谱。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表演艺术中，譬如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剧，面具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表演道具。甚至古希腊早期的表演艺术其演员全部是戴着面具表演。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演员的艺术”时写道：“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完全不用面貌表情，因为希腊的演员都戴假面具”。①不过，虽然面具存在于许多国家的文化当中但是似乎只有中国的京剧将这种化妆艺术予以规范和模式化。从表象上看，中国戏剧脸谱是戏曲人物造型手段之一种，是中国古典戏剧特有的化妆艺术，其目的是通过规范而统一的视觉符号，向观众传递出戏曲人物的性格、年龄和忠、奸、善、恶等直观的信息。然而，中国戏曲里的脸谱艺术这一表象实际上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里追求人格表里如一的道德观念或非善即恶的价值判断。一、脸谱的特殊功能一般而言，不论是专门的演员戴着面具进行歌舞表演，还是自娱自乐式的假面舞会，或是出于其它目的，人们使用面具从根本上就是要获得某种超人的力量，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受任何束缚，从而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但是，上述对于面具的功能性分析并不适用于京剧脸谱。因为很显然，京剧脸谱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表演性假面歌舞是为了制造气氛、表达情绪，也不同于自娱自乐的假面舞会或是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目的面具使用。京剧脸谱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是为了表现出角色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品道德，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将角色人物做为载体，通过固化而一目了然的视觉符号向观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善恶观和价值观。也许，当初的京剧表演艺术中对于角色人物的脸部化妆仅仅是为了强化或丰富舞台演出效果。但是，随着角色人物面部化妆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并成为帮助观众辨别忠、奸、善、恶的视觉传播符号系统时，脸谱艺术这一特别的化妆表现形式就必然要有相应的文化内涵做支撑，否则，脸谱艺术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国粹。因此，京剧脸谱艺术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从纯艺术形式的角度去欣赏其表现形式，而应从文化的高度去分析其内在涵义。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但文化又是由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东西所构成的，京剧脸谱正是以其看得见摸得着的视觉符号体现并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文化是知识、信念、艺术、法律、伦理、风俗和其他由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习惯、能力等构成的复合体”。②这种表述从宏观的角度给文化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诠释。不过，从我个人的理解角度看，“文化”应该是一种认知系统，即一系列被纳入相互连结、既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的无形网络和结构中的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带有某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文化和非文化的命题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第一，文化的命题是传统的，是在社会群体的历史经历中形成的，而不是由个人的经历所构成。第二，文化的命题需要通过精心编码的视觉符号予以传播，从而使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命题（价值判断）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信奉并被社会所普遍倡导的信念。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所倡导的是重社会而轻个人，这种文化价值观无所谓好与不好，但是，如果把这种价值取向推向极至，每个社会成员均只能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人霜”、“洁身自好”等价值体系去规范自己的行为，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活力、有朝气，其落寞、衰败的结局是必然的。所谓真理向前跨过一步便成谬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重社会、轻个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几乎没有人是完全站在一个自然人的角度研究人性的问题，所有的儒家都是站在社会（统治者）的角度要求个人应该如何根据社会（统治者）的需要而规范自己的行为。相应地，对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也当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社会价值取向，个人品行符合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就是好人，否则，就是坏人。这种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极端思想，在哲学上就很容易形成内容决定形式、本质决定外表的固化思维。所以，好人必定仪表堂堂、坏人会都一脸贼相，所谓“相由心生”即是这种人格判断标准的“经典”理论。三、脸谱的视觉符号这种相由心生，表里一致的人格判断在京剧角色人物的脸谱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据专家介绍：京剧脸谱的基本颜色为红、紫、黑、白、蓝、绿、黄、粉、灰及金银色。最早的时候，颜色只是用来渲染和强调人物的本来肤色，后来才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红色代表忠诚和勇气；黑色代表忠诚和美德；白色代表残暴、忘恩负义、野心勃勃和飞扬跋扈。③除了颜色之外，京剧脸谱艺术还使用脸形、五官形状等其他表面特征表现戏剧人物的本性和内心世界。在京剧艺术家们看来，由于人的自然特征不足以表现人的性格和人品，为了满足实际及审美的要求，艺术家在为中国戏剧人物设计脸谱时就必须夸张人物的特点，忽略无关细节，这样才能把人物的个性显现出来。在固定视觉符号系统的衬托下，脸谱不仅仅只是表现出人物身体及生理特征，更主要的是还能表现出人物的社会特征。④因此，京剧人物不乏画大红脸、大黑脸的正面形象和画大白脸的反面形象。《水浒》里恶贯满盈的太监高俅画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大白脸，象征其是一个人神共怒的恶棍。与高俅的大白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拯的大黑脸，包公作为一代清官，其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人格官品受到历代国人的敬仰。但包公乃一介书生，且天生白脸，而白色在京剧脸谱的视觉符号的象征意义恰恰又是奸诈、虚伪，如果给包公也如实地画上白色脸谱显然就违背了京剧脸谱视觉符号系统的表征意义。于是，京剧便给予包公黑色的脸谱：“在他的额头上画上白色月牙以象征其具有神奇的力量，白天主持人间公道，夜晚判断阴界是非，让他获得铁面无私的外表，使他内在的性格与外在的形态达到高度的一致、和谐”。外表和内心的统一在关云长的脸谱上表现得更加天衣无缝。据民间传说，关云长早年为民除害惹了官司后，为逃避搜捕躲进枣林藏身，因其看的、吃的、喝的都是红枣和枣子水，关云长的脸因而变成了枣红色，舞台上的关云长便被赋予一副通红的重枣脸，外加一对丹凤眼和卧蚕眉，象征着庄重和威严。京剧脸谱的大部分都能让观众一目了然地判断出罩在脸谱后面的角色人物是忠还是奸，是善还是恶，包公、关云长、张飞等人一登场就能看出是好人，高俅、董卓和严嵩等人一露脸便知道是恶棍。这种视觉符号的文化核心就是绝对不允许内外矛盾、表里不一的人格现象存在，认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品便一定是具有相应的外表（脸谱），反之亦然。观众通过脸谱这种特殊的视觉符号就能判断脸谱后面角色人物的忠奸善恶。如此这般，自然而然地就使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或推崇非此即彼、表里如一的人格判断的思维方式。既然外表成为内在人品的必然外延，以貌取人不仅易如反掌，而且这种判断是非的手段还成了最可靠、最直截了当的途径。四、脸谱（面具）的异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有意无意间赋予面具以判断人品和控制人生的魔力。兰陵王子一旦戴上了面具便成了被面具所主宰的奴隶，程蝶衣自从男扮女装之后便渐渐地连心理也成为了女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潜意识里就认为，脸谱（面具）不仅可以用来展示人品，而且还可以用来改变人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子里对面具（形式）诚惶诚恐，还反过来对面具被后的人（内容）本身却不屑一顾。此时，面具已经由人的工具异化成人的主宰，在这种异化思维的推动下，大多数国人的人格价值取向便不由自主地以活人脸谱化、以貌取人、只敬罗衣不敬人、视千人如一面、以一概全、以全概特等等方式予以表现。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许多国人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只敬罗衣不敬人的价值取向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只要是博士就一定是人才，只要是教授也肯定是人才，只要是百万富翁那就更是人才。至于将活人脸谱化的现象就更是成为一种惯性，甚至连许多艺术家也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这种社会教化过程。如被誉为“中国画之魂”的傅抱石先生有幅名为《丽人行》的国画，徐悲鸿先生曾将该画比作“声色灵肉之大交响”。据说，傅抱石有一次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介绍他的作画心得时，专门指着画中那帮官员中官阶最显赫的人说：“这就是杨国忠，我在塑造其形象时，专注于刻画他的性格特征。你看，他眉宇间奸相毕露，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视千人一面、以一概全、以全概特的人格价值取向，实际是漠视人（个体）的存在，走入了本质主文的误区。本质主文是人对世界特别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认识模式，这种认识模式将世界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事实和由经验所构成的稳定体，将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人都看成是具有某种天性或本质的实体，因此便有了“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之争，更有诸如“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天下乌鸦一般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这种过分强调群体本质的结果，必然就会渐渐抽空做为个体的人的最基本的权力、尊严和人性，文革的惨剧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上演绝不是一件因个人的主观原因而偶然出现的事件。在本质主义至上的社会里，人们最崇尚的是祖制不可违，最难理解的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的说法；最难接受的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孤芳自赏我行我索；最忌讳的是朝令夕改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最憎恨的是忘恩负义欺世灭祖。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常常使我们在与那些追求变化的民族的竞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在我们强调“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同时，我们当初的“敌人”却相信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如果我们仍然以非此即彼的极端而僵化的思维方式，以本质主义的指导观念来指导我们的认识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走进死胡同得出或是欺人或是自欺的错误结论。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太多太多了。小 结脸谱是中国京剧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脸谱艺术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视觉符号系统，并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之一。就象人类创造出上帝并把上帝视作造物主主动接受其统治一样，脸谱（面具）在被国人创造出来后逐渐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我们常常忘记面具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将其视作人们内在世界的外部流露，继而心甘情愿地将支配权交给面具，或者反过来徒劳地追求所谓的人格的表里如一，追求一辈子如一瞬间的完美。尽管对完美的追求是善意的，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追求却必然地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对内外绝对统一的追求在培养伪君子的同时，教会常人以貌取人，只敬罗衣不敬人，使常人在警惕恶棍的同时，无视甚至歧视武大郎和钟馗那样其貌不扬的好人。对表里如一的迷信常常使凡人迷信伟人和英雄，把他们视为尽善尽美的化身。神化伟大英雄的副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丑化作践异已，甚至毫无人性地对异已施以无情打击。对永恒的表里如一的追求有可能导致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形成，不利于进取心的培养因而可能妨碍人类文化的自我更新。从京剧脸谱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意义从表象上看,中国戏剧脸谱是戏曲人物造型手段之一种,是中国古典戏剧特有的化妆艺术,其目的是通过规范而统一的视觉符号,向观众传递出戏曲人物的性格、年龄和忠、奸、善、恶等直观的信息.然而,中国戏曲里的脸谱艺术这一表象实际上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里追求人格表里如一的道德观念或非善即恶的价值判断。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