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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人物评价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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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人物评价论文题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七、塑造国民精神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 ,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他人生的一大亮点就是和康有为一起组织的"公车上书",使光绪进行戊戌变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人物简介梁启超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编辑本段生平履历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 梁启超像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1926年3月16日作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有病的肾标错了位置,导致好肾被误切除.以后尿中继续有血.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编辑本段学术成就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编辑本段著作名录《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编辑本段赋税思想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好像有点长了~~~....简单删节一下就好了~~~~~~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 / 4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七、塑造国民精神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 ,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在梁启超创办的《申报》供职期间受他的影响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十、学术著作颇丰,学术观点价值高据上海社科院研究梁启超著述的学者说,梁启超的已出版学术著作约有1400万字,未录入著作的约是2000多万字,可见他的文章之多。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处于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观点,并设想了过渡社会的发展模式¬¬¬¬¬¬¬—渐进的,分阶段的。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他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他认为开明皇帝是改革的重要人物,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梁启超反对跨越论,主张把中国实际与国外经验结合起来,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开明君主专制,经济上反对节制资本,提倡大力发展民族资本来增强国力,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回望他的思想观点同党的十五大制定的 “社会发展的速度,力度要与社会的承受度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方针是多么得吻合呀!~ 2 / 4 ~十一、梁启超首倡道德革命,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十二、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科学先进的学术观梁启超先生以他高尚的个人情操,渊博的学术,博爱的社会革命活动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爱德加·斯诺评价他是“中国精神之父”。日本首相伊腾博文称他是“中国珍贵的灵魂”。十三、开创文学革命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就用语言通俗的新文体写文章,开创了新文体“实物体”,影响广泛。他积极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学革命,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十四、首倡女学,宣扬妇女解放梁启超先生极力反对妇女缠足,指出了缠足对妇女的残害,对中国社会的毒害。指出天下民之体始于妇女,娘胎决定体质,人最早接受的教育是母亲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兴女学,男女平等。提出女学是衡量国家强盛的重要指标的著名论断。结论:梁启超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奇才,划时代的人物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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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通议梁启超 作者:梁启超 自序 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书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军。学校升造之,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巳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於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创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僩焉以为吾今日之,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於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於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尊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楝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圯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①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①顾处士,明末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亡不仕,故称处士。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调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霸汁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於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於沟壑,黯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甚难,治生无术,习於无耻,瞢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匄,器械窳苦,馕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猬起。一数人,一人数,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朦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静,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於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於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①作宪书,参用欧罗巴,以改大统历,则变历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汉武以来,课丁之,无有也,则变赋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汹治跸,皆雇民给值,①此人当为梁启超。所引之言,见於梁氏所著变通议-论不变之害。 三王於农隙使民,玉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矣。至於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高宗至於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戒,而瞢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齗齗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於醇贤亲王①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馀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①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①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变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先王者其意。今泥祖宗之而戾祖宗之意,是鸟得为善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鉴。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书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世世仍之,稍见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馀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於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 ①突厥,指土耳其。明时,突厥别族鄂讬曼灭东罗马而建土耳其国,故有是称。 ①汤若望(1591-1666年),日耳曼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初任钦天监监正,罗雅谷(1593-1638年),意大利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曾与汤若望等修订历。 ①醇贤亲王,即奕譞,光绪帝载湉之生父。 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於天壤也。 难者曰: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新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惟拥厚赀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民兵之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工艺会所,起於道光四年(1824年)。农学会,起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报纸免税之议,起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邮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轻减刑律,起於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汽机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1760年)。行海轮船,起於嘉庆十二年(1807年)。铁路起於道光十年(1830年)。电线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皇拿破仑倡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吏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於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②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学在四彝。秋之例,乙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於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也。[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曹,不用他郡,乡亭之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勤,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辰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狩,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赤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於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败於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於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发难者,亦 ②崇德,清太宗皇太极的年号,共八年(1636-1643年);元年改国号为清。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贱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具有见於新之为民害也。夸昆成风,惮於兴佗,但求免过,不求有。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於上,大势相迫,非可关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於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於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quot;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 论变不知本原之害 难者曰:中国之,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之果无益於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捕宜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於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捕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今之言变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舆否所不计,能狱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素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关。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调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令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者,其蔽有二:其一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於肉食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之始,客卿之多,过於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暑,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被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木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还猷,鸟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鸟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贵以治兵,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鸟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尊,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其有成,鸟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其振厉黾勉图,鸟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层累,非奔竞末由得,非贪污无以谋食,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於公义,自非圣者,鸟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肯,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之能任事也如彼,华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使然也。立善者,中人之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巳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十为一言以蔽之曰:变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制。 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云者,以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於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鸟,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於灭亡,而转圆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鸟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鸣呼,是所望於大人君走矣!——

易曰: “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伊尹曰: “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秉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 ”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pí)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 "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 (传)曰: " 嫠(lí)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yǔn),为将及焉。 " 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 “ 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 ” 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彼中之贤者乎。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 “ 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 ” 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震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那么,科举如何变?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谓上策?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涉及到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评价历史人物论文题目

对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论 较硼

求一篇关于评论某历史人物或某历史事件的议论文,要500字以上。只要是历史,议论文,500字以上就行了,谢谢啊,一定要帮我一下哦~~~...展开有奖励写回答共2个回答咏恒堃聊聊关注成为第7位粉丝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编辑于 2010-08-09TA的回答是否帮助到你了?能够帮助到你是知道答主们最快乐的事啦!有帮助,为TA点赞无帮助,看其他答案查看全部2个回答网购就上拼多多,击穿底价!拼多多限时折扣,全场包邮!品质好物一折起,畅想底价1元抢!一折起,不用9块9,一元也包邮,新颖拼团模式打破价格壁垒!广告 孩子上课老是走神该怎么办,真相竟然另有隐情!值得一看的走神相关信息推荐孩子上课老是走神该怎么办,发呆走神不认真听讲,不是孩子不想改掉,而是...惊天内情独门揭晓!快来围观广告 3条评论暗月殇SHINE赞谢咯哈查看全部3条评论— 你看完啦,以下内容更有趣 —写一篇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观后感.500多字。电影:我的1919读后感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震动了世界,影片《我的1919》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外交才子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这是怎样屈辱得像虫子一样走过的一百年?中国人,在近代史上,能算得上是“人”吗?我们咬紧牙关,我们忍辱偷生,四万万中国人,锻炼出了多少中华之魂,磨砺出了多少华夏脊梁? 电影《我的1919》通过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这样一条真理。影片着重表现和描写;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维护国家尊严、保卫中华民族权益。拒签“凡尔赛”条约的光辉伟绩和肖克俭为国为民请命、抗争帝国主义列强的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真实地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 影片充分表现了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列强的国际社会中讨回正义,讨回平等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中国终于挺起胸膛,第一次面对列强说:不!从此开始了中国上世纪新的篇章,是中国人民觉醒而奋起的出彩华章! “弱国无外交”,又一次被提到了案上,这是饱含悲痛的五个字,这是深刻烙印在从近代开始所有中国人心上的字。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刻不忘,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因为,我们为了这五个字,失掉了多少领土,失掉了多少白银,失掉了多少自尊,失掉多少中华好儿女……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们不能也不要重蹈覆辙,悲剧性的历史,就坚决地让它永远留在昨天吧! “弱国无外交”,告诉我们国强才有说话的权利,说话才能有被听见的权利。当时的中国从官到民,从内到外,从陆征祥这样的高官到顾维钧这样的青年外交家,从肖克俭这样的热血青年到梅这样的巾帼志士,有如此众多的仁人志士,为什么中国还是如此任人宰割?就是因为当年的中国,是一个谁也可以来分一杯羹。谁也可以随意践踏一脚的国家。 那么,即使有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如何精彩地运用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以一块怀表怒嘲日本代表,如何以他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舌战群敌;以及肖克俭如何如何奔走呼号,声嘶力竭,如何壮酬国、慷慨赴死……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绝对优势前提下,通通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一颗再尖锐的沙砾,又怎么能敌得过一块坚固而巨大的石头呢? 请13亿的中国人牢牢记住吧:弱国无外交!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更需要这句话常响耳畔。须知未雨绸缪,须知居安思危,或许是卧薪尝胆。1赞·766浏览历史作业:写一篇描写历史人物的议论文500字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驳论是跟立论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往往要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论点,以便彻底驳倒错误论点。 侧重于驳论的议论文是驳论文.驳论文往往破中有立,边破边立,即在反驳对方错误论点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 批驳错误论点的方法有三种:1.驳论点2.驳论据3.驳论证.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驳论点。 驳论文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文体,在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价值尤为突出,但学生在写作中往往感到不知从何驳起,无从下笔。其实,这类文章写作有一个思路,那就是:1、列现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适宜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名篇《拿来主义》为例,对驳论文的这一特征予以探析。 列现象 对现实中不合道德、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现象进行列举。事例选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们;罗列的丰富性,以求引起读者共鸣;修辞的多样性,以求彰显行文文采,增强气势。例: 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示弊端 每一种(类)丑陋的现象都会或多或少造成社会的损失。有些损失是明显的,人们不齿、唾弃;但一些损失在较长的时间段后才会出现,许多人看不到这种想象的危害,那就要揭示,这要求写作者既具有深邃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又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 (这种一味的送去,造成物质的枯竭。)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探根源 运用哲学的观点去看问题,从理论的高度看问题,显示思维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来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找出路 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读者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多从教育、政府规范和引导、法律严惩几个角度谈起。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又如:“莫使‘英雄’泪满襟”这一主题,可以写出以下提纲。 第一层:自己不做,阻止、限制他人;看到荣誉,嫉妒、中伤他人:这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典型表现。 第二层:伤及他人,使英雄心如死灰;危及社会,使社会正气低迷。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危害。 第三层:个人欲望强烈,嫉妒心强,心胸狭窄,信奉“人人为我”,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根源。 第四层:不怕闲言碎语,反对嫉贤妒能,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态度;加强道德教育,保护英雄权益,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措施。 以上为笔者对驳论文的写作指出的思路,希望广大考生积极借鉴,在考场上表现出深邃长远的目光,高瞻远瞩的见解,决胜于考场。389浏览求一篇300字读书笔记 关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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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写楚汉之争建议:先查询资料,分析历史背景,分析汉是怎样灭楚的;楚是怎样走向灭亡的。不说500字,你写5000字也能写出来

梁启超爱国事迹论文开题报告

其一,“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强调要坚决反对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提倡“健全的爱国论”.他说:“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其二,养成“科学的国民”.梁启超早年的爱国论,强调开民智,培育人才.晚年的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又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民”的概念.他指出,历史已证明了“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固守非科学的态度,只能被淘汰. 所以,要救国,“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其三,救国当“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运动的联系愈益深化.他反省过去的立宪派、革命派都无非依靠少数官僚军阀,脱离多数国民,“各走了一条错误路”;因而主张两派的爱国者都应当幡然改过.他说:“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不管梁启超所谓的“全民政治”事实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从倡言抽象的“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到主张改弦易辙,真爱国必“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其爱国主义思想毕竟是与时俱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其四,发展民族的“文化力”.梁启超强调,所谓“中国人之自觉”,就应当包含“文化的自觉”.爱国必须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增强本国的“文化力”,就是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类的文明.请采纳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那强有力的语句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奋斗,去拼搏.从进京赶考的“公车上书”到变法图强的“百日维新”,这个知识青年立志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变法失败,捕杀维新人士.懂得变通的梁启超逃到国外,没有人说他是怕死,因为他为国家之崛起保存了力量.十余年的清王朝覆灭,他终于回到故土.回国的他并未隐姓埋名,而是在教育方面继续做贡献.但天不遂人愿,疾病又降临在这位老人身上.这位老人患上了尿毒症,左肾病变,尿中带血.有人劝他去看中医,也有人建议他去国外,但都被他拒绝了,而他选择了北京协和医院.所有人都对老人的选择十分不解,而只有梁启超自己才知道原因.他曾经在国外居住十余年,深刻感到了西医之重要.西医有很多优点,快速机动性强,因此,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就离不开西医.但当时在国人眼中十分神秘恐怖,这便给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若要让利国利民的西医发展,就必须消除人们这种心理.他便基于这种目的,进入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住院检查,医生决定为他摘除病变的肾.手术很成功.然而他的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他只好去医院复查,结果让所有人吃惊,他的健康的身肾被摘除而保留了一个病肾.医生的疏忽酿成一起医疗事故.所有人都在等着梁启超去控告协和医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又十分平静地住进协和医院,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默默宽容地接受了一切.他知道自己去告医院会有什么后果:中国接受西医至少要推迟十几年.而他的生命却只能依靠药物维持.他的宽容大度让所有人都敬佩,而他那颗为人民、为国家宁愿牺牲自己的爱国之心,也被代代传颂.“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梁启超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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