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 项建国 中国建筑工业 2、建设安全监理实用手册 徐君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建设工程监理安全责任读本 杨效中 ％漆贯学 ％陆湛秋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实务手册 郭劲光 ％吕方泉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5、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建设工程安全技术与管理丛书 李世蓉 中国大陆％兰定筠 中国大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建筑工程监理资料/建筑工程资料管理系列丛书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 经济科学出版社 7、工程监理·安全监理·项目管理规范化操作手册 黄金枝 ％刘永新 中国建筑工业 8、施工项目管理(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技能型系列教材) 韩国平 东南大学出版社 9、 土木工程施工常用表格 毛志兵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0、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与技术管理实务 张立新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11、建筑施工软件手册/建设工程与软件应用系列 武树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2、建设工程监理行业三大管理体系一体化实施示例 谷树棠 ％周玉兰 中国标准出版社 13、路桥工程监理(市政工程专业适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廖品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4、地基基础与地下防水工程监理细节100 上官子昌 中国建材工业 15、工程项目管理(第2版) 弗雷德里克·E.古尔德 美％南希·E.乔伊斯 清华大学出版社
[1] GB50319-2000建设工程监理规范[2] JGJ80-1991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3] JGJ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4] JGJ59-1999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5] 林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9.[6] 余景良，胡先国.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控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7] 徐帆.监理工程师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8] 邓铁军.土木工程建设监理[M].第2版.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9] 斯庆.建设工程监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李清立.工程建设监理[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11] 胡志根.工程项目管理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有：《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公路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参考文献。
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是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里规范的。参考文献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参考资料：
国家标准gb7713-87中有关论文格式、参考文献著录格式：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s——标准，p——专利；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你看，其中并没有法律文献。一般来说，引用法律条文的，不列入参考文献，但如果需要解释的，可以在脚注中标注，如:《民法通则》第xx条第xx项第xx款规定:「条文内容」等
应该按照会议论文的形式吧，会议论文表示方法为：[序号] 作者.篇名.会议名,会址,开会年: 起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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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一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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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OL一联机网上的数据库。
DB/MT一磁带数据库。
M/CD-光 盘图书。
CP/DK一磁 盘软件。
J/OL-网上期刊。
EB/OL一网上电子公告。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1、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2、专著作者。书名 [M] 。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4、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 。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5、专利文献题名[P] 。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6、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S]。
7、报纸作者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8、报告作者题名[R] 。保存地点年份。
9、电子文献作者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文献出处，日期。
文献引用不符合要求
具体表现有：
（1）所列文献范围过宽，凡所参阅过的均列出其中，如教材、内部刊物、获奖过但并未公开发表的成果报告等。
（2）所列文献过多，如有些医生认为文献越多越好，将参阅过的文章书籍后的参考文献也悉数收录，有些文献作者并没有亲自阅读，只是认为跟自己的文章搭点边，也凑数其后。
（3）所列文献过少，有些医生怕自己文章引述别人东西太多，被人认为抄袭，故意将一些重要参考文献略去
（4）对文献的理解偏面，以为只有引用文献原文才需要列出。
（5）大而不当，将整期刊物甚至连续几期杂志或整张报纸作为参考文献。
法律论文的撰写需要很多参考文献，你知道有哪些文献可以参考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一：参考文献
1.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石广生主编《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索必成胡盈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H Jackson著《GATT/WTO法理与实践》，张玉卿、李成刚、杨国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周忠海等著《国际法学述评》，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李居迁著《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8.宣增益主编《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程》，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国家外国专家科教文卫司编《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程序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篇二：参考文献
1. 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
2. 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理学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3. 潘维大，刘文琦编著：《英美法导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4. 陈舜著：《权利及其维护：一种交易成本观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
5. 刘湘廉主编：《刑法学总论论点要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6. 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
7. 阿计著：《法治备忘：共和国立法、执法实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8. 陈建新著：《依法治国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
9. 黄文艺著：《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模式、传统与过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法学论文参考文献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13.公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郭成伟主编：《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5.〔德〕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
16.孙晓楼：《法律教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7.刘旺洪 刘敏主编：《中国公民现代法律观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8.靳诺主编：《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理论与实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1，
19.郝铁川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江泽民同志治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0.谷春德主编：《法律基础》教师教学参考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三：参考文献
1.鲁丽丽：《形式与非形式逻辑――论法律逻辑之定位》，《现代物业》2013年第5期。
2.成静：《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杨娟：《法律思维研究综述――从语言的角度》，《经济管理者》2012年第24期。
4.庾晋鹏：《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经济师》2012年第11期。
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6.王利明：《论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7.孙培福：《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8.王新娟、张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宪法案例教学》，《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年第9期。
9.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与改良》，《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0.郭瑞昌：《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沧桑》2011年第2期。
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3.马玉波：《法律逻辑的思维模式选择――谈谈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法学论文参考文献论文。
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周占生：《法律思维路径之辨――以规范结构为基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王萍：《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印大双：《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看这篇论文1 明诉讼制度简述 原则上，遇有一切人命，盗窃，户婚，田土等不公不法之事，明代的百姓都有起诉的权利，俗称告状。 诉讼当事人的资格告状必须本人亲自出面，这是指80岁以下，10岁以上健康男子，即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其余老幼废疾妇女则须由壮丁家属代告。如果事关重大，如谋逆，人命，强盗重事，或如老人告子孙不孝等，则不管老幼废疾尽皆鼓励告官。妇女夫死无子，又无人代告，也允许本人告状。此外，卑幼不得告尊长，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奴婢告家长等，均入《大明律》“干名犯义”罪名之列。即便所告属实，也要被处以一定刑法。 书状格式 告状一般要求有书状，衙门设有代书人，若是口告，可以由衙门代书人当场写状。但是大部分状纸还是由专门的诉师写成。其中原因，明人说的明白：“小民有冤抑不申者，借词以达之，原无取浮言巧语，故官府每下令禁止无情之词，选代书人为之陈其情。然其词质而不文，不能耸观，多置不理，民乃不得不谋之讼师”。官府为了审理的便利，为了防止捏词虚告等弊病，对于状式多有规定。状纸首先要求格式规范，告状人的姓名，地址，所告事由必须写明，内容要求简单明了，有些官员甚至规定内容不得超过3行，每行不超过50个字。明代中期以后，各地逐渐出现由地方统一制定的状式，百姓告状只需填写相关内容即可。 严禁诬告《明律》严惩诬告。诬告人要按所诬罪情的二至三等定罪，若果诬“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被诬告人的一切损失皆由诬告人赔偿。如果诬告人罪至配役，而致其随行有服亲属一人死者，诬告人要被处以绞刑，并将财产一半断付被诬告之人。定罪明显较之《唐律》为重。司法实践中，还有诬告者被处以凌迟极刑的。 词讼的陈告与接收《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原则上，民户百姓的词状应递交在基层的府州县衙门，军人的状词应先在百户所呈交，并进行初审。按察司以及布按两司的分守道和分巡道，都察院下派的巡抚，巡按，京畿地区的通政司等，虽然可以接受词状，但如果是一般的刑名案件，仍要求下拨到相关的基层衙门进行初审。当然根据具体的罪情和地区的不同，在接受词状上，官府也有特殊的规定，比如罪情重至谋反叛逆的，各处军民都可以直接赴京奉告，也可以向维护一方军政的镇守总兵，参军，守备等官呈告。为了镇守边防的需要，“大小词讼干碍守边旗军人等”，直接由巡关御史问理；临清地方因地处要冲，镇守临清的太监也可以接受词状，然后分发到相关衙门问理，等等。严禁越诉，一般自诉案件必须逐级呈控。除法律规定的越级上诉以外，不经本管官司上诉的百姓有“越诉”之罪。“越诉”之罪主要惩治的是入京告状，至于两院两司出巡时遇到告状，或直接向府或司告状，这似不在惩治之列，一般只是批回基层衙门了事。对于不应受理诉状而受理的官员，有“不应受理而受理”罪，这是为了防止滥受词讼，妨碍本职，同时杜绝司法舞弊。 管辖制度的完善明朝在唐宋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管辖制度：原被告在统一地的，由双方所在地管辖；原告与被告不在一地的，“原告就被告”，既由被告所在地管辖；数人犯一罪又不在一地的，“轻囚就重囚”，和“少囚就多囚”；一案涉及两地的，由先行受理的地方管辖，后受理的地方应在三日内将案件移交到先受理地司法机关。 诉讼的时限明朝的诉讼，除了人命，盗窃等刑事案件可以不拘时间，随时告状外，诸如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的起诉是有时间限制的。相比之元朝，明代接受民事诉讼的时间，既告期更为分散和均匀，基本上每月都“放告”。放告的具体日期各地似乎还有区别，大致是以每月的三，六，九日，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作为放告的日期为多。 诉讼的审理官吏在“放告”日期集中收受词状。首先审查词状是否符合规定，所诉事由是否有明显的捏词虚告的痕迹。或是当堂初看等。很多官员在官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出一些审察的依据：（1）牵告多人不准；（2）牵告妇女不准；（3）牵告乡绅不准；（4）告年久事不准；（5）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廒经不对不准；（6）状中无写状人歇家姓名不准。词状如果不准则将告人训斥，赶出衙门；或在其状纸上批写不准的理由，令其安心。词状获准的要当堂宣布，并告诉原告明日当堂审理，所有词状，原则上官府都要设立文簿，登记明白。对于应受理的词状而不予受理的，明律专设“告状不受理”一条，据所告事情轻重对于官吏予以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果所告为谋反叛逆罪不受理的，要杖100徒3年；如果后果严重到聚众作乱，攻陷城池及劫掠人民的，有关官员要受到斩刑。海瑞巡抚应天时，曾发布类似禁约，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说明受理词讼的重要性，“凡争斗户婚，虽是小节，当为剖分，衣食等项，当为处理。……….不能执我严法，使诬者惧之不来，乃并实者弃之，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为民父母哉！” 诉讼费用若词状被官府批准，原告则须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诉讼费。曾有人批评明代官员：“止知准状为取钱之媒，故只以多准为讳”。诉讼费一般八分入官，二分公用。“其入官之数申达类解，其公用之数务要支销明白”。 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辅助作用明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基层官府中，官员与所管辖百姓之比日渐悬殊，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诉讼压力，国家一面提倡以礼约束民众，同时要求书状人开导小民，些许小事不要尽诉于官，由此化解诉讼。主要的手段是把乡族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鼓励甚至规定他们在司法中成为政府的辅助力量。“乡”是指县以下的乡里组织，明代在乡里设里甲制度，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从洪武年间开始，乡里普遍推选老年德高之人，设立老人这一乡职，在洪武年间的一段时间里，里老人对于司法中的“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钱债，赌博，子孙违反教令”等须先经过本里老人及里甲断绝。百姓未经里老人而直接告官的，以越诉论处，接诉的官员也要治罪。至人命，奸盗诈伪重事，方可告官。关于老人剖决的具体事务及在乡里的诸如教化等职能，朱元璋也多有规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里甲老人是在强大的皇权扶持下实现其司法职能，具有县以下一级司法机构的性格，可以独立审判。其审判只受皇权本身的监督，地方官府不仅对老人少有监督权和控制权，老人反而有为皇帝监督地方官府的特征。但这样的审判 格局在理论与实践中都缺乏长久广泛的依据。洪武以后，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由独立审判逐渐转变为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以“便益官府”为最高目的。这些辅助司法的作用包括：调停讼事，地方有刑事案件及时报告官府，官府调查案件时作证与“保勘”。尤其是作证与保勘，因为事关重大，官府对里甲老人的行为多有约束和规范。明中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讼事压力，也从明除太祖的榜文中找出依据，希望发挥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但他们的主张是在官府统一收状后，将一部分轻罪的状纸盖印，“定限俱发该管老人剖理明白”，再带原状及原被告到官府完销。里甲老人虽然有审判的机会，但显然只是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手段，与明初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同。明代中期以后，乡约保甲在很多地方盛行起来，“乡约原为劝民，保甲原为安民”。乡约对约中成员具有约束力，实际化解了部分如户婚田土等轻罪；如果发现重罪则须报官，由官府审理，既是“乡甲之约，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族”指家族，宋代以来，聚族而居，累世同居共财为特征的家族渐渐发展起来。到明代，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至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甚至每一甲为一姓所据。家族为了自身的发展，都有族规，族规对族内成员的作用如同乡约对约内成员的作用，户婚田土等轻罪可以在族内化解，重罪才由官府审理。为了达到简讼的目的，如果族内成员为些须小事告官，族长调停无方，官府甚至有责罚族长的情况。2 结束语明代诉讼法中贯串了儒家精神，是法与礼结合的产物，明律儒家化的过程不仅早已完成，而且在唐以后历代的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所以明代诉讼法中贯串的贵贱有别、尊卑不同、重视孝弟伦常的精神，比历代都鲜明突出。明代诉讼制度中虽有若干合理因素，但其实效不显著。 比如明代禁越诉，要求把词讼尽量放在基层解决，这办法既不切断越诉的途径，又可防止滥诉和越诉的泛滥；既因官方和当事人活动范围相近，较易于掌握情况正确审理调处，又减少了词讼人因长途奔波告状而耗费资财、延误劳作的损失；还有利于司法机构体系的完整，使较高层的衙署能集中力量解决大案，这些都有合理性，明代严惩诬告，其指导思想固然只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而且这种把责任全部归于诬告者，不追究有关部门责任的规定，亦反映了封建的刑法报复主义。尽管明代对诉讼有种种限制，但如果所告的是叛逆谋反时，则一切限制都可以逾越，只求把这讯息以最直捷的途径直达御前，特务机关“厂”、“卫”干预司法，“廷杖”“诏狱”等酷刑充分体现了皇权高于一切，法律只是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这个根本的原则，明法律加深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酱缸，标志着我国绝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法律论文的撰写需要很多参考文献，你知道有哪些文献可以参考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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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用意识流式样的文学语言恣意叙述关于法治和法律的学术，似乎是朱苏力教授的一个爱好和习惯。这一点，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学院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了。这本书于2004年5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写了30万字左右，除去引论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几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讲演稿的汇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尽管这些论文是分别撰写和发表的，却大致是按照我的统一规划进行的，并且在最后编辑本书的时候，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也对许多论文做了文字修改，增补了部分文献。”①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负责的学术态度以及该著作学术思想的形成与集中过程——所谓“统一规划”也罢“统一整体”也罢，都是作者对中国法治进路和法社会学问题的以往思维瓷片的一种“考古式”粘合。首先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地与苏力过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名形成了高调的反差。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解释说它是来自凡尔哈伦②的一句诗，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隐喻，同时也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我倒是从中看到了隐喻中的隐喻，表明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所进行的考虑已经从农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许还意味着苏力本人学术思想和立场的折返与转型。因为在前一个书名中，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苏力把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战场设想到了农村，而现在则设想到了城市。这种设想的转移，我认为是科学的与合理的，理由在于，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和解构。在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所解放成为了新兴的和现代的中国体力工人阶级，并逐步在数量上和法律权利需求的不满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长着，相对于原来的市民阶级而言，他们对于法治产品的供给有更多的诉求和渴望，他们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战略性推进力量或者成为战术性破坏力量。中国的乡村被从城市中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所包裹和诱惑，也被章鱼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压迫，从而对二元中国发出了要求社会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诉求，这将导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权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联邦主义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农业已经从自给自足型经济转向对城市的资源供给型经济，使得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牧歌被契约和货币的嘈杂所哽咽或者替代，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苏力等法学家们：大家族式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雪融，城乡一体化趋势导致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国开始进行，这将使中国的城市（镇）化的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③产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给需要。如此，便是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切实背景，起码现在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这样一来，如果苏力的学术视场不及时伴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就要落后于时代了。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阅读的，是该书的目录。如果说一本书的名字是“龙的眼睛“，那么书的目录一般就是“龙的骨架”了。分析龙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领略目录则可以窥探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和间架结构。该书从目录上看，主要由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谢》和《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称方式为自己这本书所写的一个“段落大意”，也是一个“他我批判自我” 式样的书评，比较中肯和客观，尤其是对于喜欢文学的法律学术人而言，看完了这个代序，除非你继续对苏力观点后面的论据和语言过程依然很感兴趣，否则，该书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着看了。当然，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驱动下，到后面那些具体的书页里去浏览浏览作者的论据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学笔触。至于《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是作者已出版过的作品的再次复写，这篇文章也许是作者终生学术思想的灵感之源，它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互动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从社会中取得”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被作者一再声张与喧哗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实践进行不断地提醒，让法治回应或者满足社会生活的种种需求；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苏力一直想对主流法学派别也就是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行“纠偏”，或者是争夺中国当代法学的话语权与公共传播的制高点。第二板块，是该书的第一编，被作者命题为《宪政与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第二章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 第三章的标题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第三板块被命名为《司法制度》则是第二板块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深入细致论证，作者用长达四章文字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试等似乎是琐碎和细小的问题
看你是写哪一类的法律课题吧，要是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去看下法学和争议解决这两本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学习学习
浅谈古希腊的城邦历史和民主制度 ——对中国民主建设的启信科院电子系03级通信工程 许建新 033523011[内容摘要]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城邦是古希腊的一种国家形态，古希腊史从头到尾都是多中心的。从城邦的国家结构里孕育成长出古希腊的民主，雅典民主是古希腊民主的代表，雅典的民主思想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民主制度下，雅典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促进中国民主进步是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从古希腊的历史和民主制度可以得到启示，全民直接民主在现阶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现阶段的民主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吸取其他的民主制度的精华来完善民主集中制。[关键词]古希腊 城邦 民主 启示 民主集中制一、古希腊的城邦历史简介城邦是古希腊的一种国家形态。它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若干个村落。古希腊城邦，这个互相独立、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等的实体和希腊主义的象征，自“黑暗时代”末期（约前800年）始现之日起直到马其顿侵入为止（前338年）的近500年间，一直处于分立之中，即整个希腊史是一部典型的多中心史。古希腊城邦的特点就是小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古希腊城邦不仅存在时间长久、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而且数量众多，前后竟达数百个之多，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就研究过150多个城邦！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是众多城邦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希腊历史。严格来说，古希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专制体制国家。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史基本上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尔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际”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而是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总之，希腊史从头到尾都是多中心的。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民主理论家们普遍将民主区分为两种：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体的重合，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古希腊的城邦架构之上的。按罗伯特•达尔的归纳，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公民总人数必须相当少。这样可以避免公民之间异质成份出现，便于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及相互了解，和便于直接民主制能以较低的成本实施；2）公民们必须具有相当同似的特征，智力水平、教育程度、知识背景大致相同，语言、文化、种族背景大致相近，财产、社会地位大致平等。这样可以保证选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从而保证选举的可靠性；3）公民之间必须是和谐的，其利益大体一致。这样才能使公民分享公共福利以及为公益奋斗而不至于与其个人目标和利益相冲突，及避免公民之间的分歧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从而导致直接民主制的瓦解；4）公民必须能够集会到一起，并能直接对立法和司法判决作出决定。这样可以防止行政、立法、司法等公共机构成为直接民主的代替物；5）公民的参与不局限于集会，它还包括积极参与城邦的管理。大部分雅典人在一生中担任至少一项公共职务。这样便于维护公共利益，防止专门的政府职员出现；6）城邦必须保持“完全自治”。团体、党派和联盟是被禁止的，以免侵占了公民大会代表的城邦主权。正是由于古希腊是由众多的独立的城邦组成，使得直接民主的萌芽和成长成为可能。其中，雅典民主是当时古希腊的直接民主的杰出代表。雅典的民主思想是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它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有区别的。今天的民主指的是少数人不能专制大多数人，它反君主制，反专制，反贵族制，而且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受到绝对保护，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漠不关心也是正常的。雅典的民主起源于梭伦变法和克利斯提尼改革，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马其顿统一希腊诸城邦，雅典沦为马其顿的附庸国。戴维•赫尔德认为，雅典民主具有以下几个制度特征：首先，公民大会享有主权，也就是说，享有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威。公民全体构成“公民大会”，每一个雅典公民都参与其中。雅典意义上的“公民权”包括参与立法、司法的权利和直接介入城邦事务的权利。这也是古典民主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的原因。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为争取多数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从而打破了极少数统治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操纵政府权力的神秘。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也展露出这样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那就是自由的公民所追求的是要避免成为那些只为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的奴隶，然而，他们本身却又总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规范别人。公元前479年，在希波战争中希腊军队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实现全境解放。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然而，在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击败，于是，雅典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雅典的战败也使得人民开始反思雅典的民主，修昔底德曾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三言二语说不清的，这个题目够写一篇论文了。古希腊的法律制度对罗马法律制度影响深远，而罗马法律制度有对现代法律制度意义重大，所以说希腊法律制度也是重要的历史遗产。产生原因简单地说：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呵呵复杂一点的说：第一，前文明的传承，导致希腊人具有较好的文明基础。第二，希腊的商业，特别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导致雅典成为最繁荣的城市，平凡的商业行为催生出了与商业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这也是希腊法律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本人读法制史的体会。你要想得到权威的答案还是看看《法律简史》或关于法制史的书籍。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末期,集各种权利于一身的皇帝,在总结汉唐以来统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为了皇位的稳定,明清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特别重视,在沿袭元代制度的前提下,对监察制度和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使其在巩固皇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御史的权力过大,地位过高,造成意气用事,争权夺力,互相牵制。到了明清后期,这种弊端日益严重,使监察机构无法起到维护皇权和澄清吏治的作用。
[1] 本报记者 罗晶晶. 会计监督研究应重点关注基础理论、创新机制等五大问题[N]. 中国会计报, 2010, (2010-08-13) . [2] 黄露 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常做常新的会计监督[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09-11) . [3] 安才 安徽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 会计监督实践与三维监督体系[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12-04) . [4] 柴慧. 建立完善会计监督长效机制[N]. 中国财经报, 2007, (2007-10-12) . [5] 汪永飞 安徽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 完善内控建设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N]. 中国会计报, 2010, (2010-01-08) . [6] 叶伟 黄春 江西省景德镇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高级会计师、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主导会计监督如何完善[N]. 中国会计报, 2010, (2010-01-22) . [7] 本报记者 梁红建. 建立内外约束机制 规范会计信息失真[N]. 协商新报, 2010, (2010-04-20) . [8] 本报记者罗晶晶. “会计监督这面旗帜不能倒!”[N]. 中国会计报, 2010, (2010-02-05) . [9] 吴雪香 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与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一起不断创新发展[N]. 中国会计报, 2010, (2010-01-15) . [10] 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专员 卞文甫. 会计监督：新路径引领新成效[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07-31) . [1] 海南省会计学会秘书长 邓天林. 会计监督缺位引发的思考[N]. 中国财经报, 2008, (2008-12-19) [2] 苏财. 省内会计监督全面启动[N]. 江苏经济报, 2009, (2009-04-21) [3] 朱晓. 要强化会计监督[N]. 中国国门时报, 2009, (2009-06-16) [4] 黄露 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常做常新的会计监督[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09-11) [5] 李元成 财政部驻江苏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监察专员. 推进内控制度建设离不开强化会计监督[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12-11) [6] 记者罗晶晶. 浙江专员办对会计监督对象开展“回访”[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11-20) [7] 山西省农牧业技术综合服务培训中心 赵福燕. 搞好会计监督必须做到“四个结合”[N]. 山西日报, 2009, (2009-12-28) [8] 安才 安徽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 会计监督实践与三维监督体系[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12-04) [9] 记者 冯珉. 会计监督查出违规资金14亿[N]. 安徽日报, 2008, (2008-12-20) [10] 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专员 卞文甫. 会计监督：新路径引领新成效[N]. 中国会计报, 2009, (2009-07-31)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元丰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杂事的职务,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专门掌贰台政.殿中侍御史领导殿院,“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则统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奏劾,小事则举正”,监察御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负责对吏、户、刑、兵、礼、工的监察.监察御史的任职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荐举,但到宋朝,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这显然是皇帝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察,以进一步巩固皇权 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的规定,可以佐证这一点.此外御史台内还设有主簿和检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务,启封文书,监督失责,审核簿书等事宜；检法则负责检核法律条款,有时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 两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属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长贰辟举,仅哲宗时一度变更旧法而到了崇宁初年又恢复原制 南宋时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尔会出现御史台正副长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变通情形.主簿和检法虽然在行政编制上只是属吏的身份,但是由于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补者”,因此,也颇为时人所重视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这两个职务当成是日后升迁的基石为了确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更好地行使监察权,宋朝规定,只有担任过两任县令者,才有资格担任御史.这在宋以前的历朝法律中是没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没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奏弹百官,奏弹失实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每两个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谓之“风闻弹人”.至宋仁宗时设例限制风闻弹人,且奏弹失实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宋初还在唐朝谏官的基础上,于门下省设立谏院,但其主要职掌不是规谏君主,而是举发臣下的不法行为和对政府各部门的措施提出“谏正”.谏院和御史台并称“台谏”随着御史职权的加强,也兼负起规谏之责,逐渐产生了台谏合一的趋势.2.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宋朝对地方官的监察也是相当重视的.为防止地方势力扩大,重生藩镇之祸,宋朝多次削减地方权力如减少地方财政权,收回地方司法权,集中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最后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权力均由皇帝统管,地方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为了牵制州郡行政长官,宋另设“通判”一职通判系州监察官,专门从事监察地方官员及其所属的部吏.宋朝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则采取监司出巡,按察州县的制度.北宋时,取法巡院之意,置诸路转运使,致使地方行政区划发生监察大区路向行政大区的过渡北宋诸路转运使的职掌.设置与理事特点与唐代巡院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因其职在 问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称监司.宋代监司并不像唐朝那样是单一的体制,而是多元监察体制,各路四司互不统属,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职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监察职能,互相牵制,互相监察.一些设在边镇要塞之处的路则设经略使或安抚使,乃为军事区,均高居于州县之上监司的职能广泛,但以刺举为主.刺举的对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职能主要包括刺举贪赃枉法者,察举不尽职不尽责者,察举昏庸无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务者,举劾税收中的违法行为,按劾残害百姓者,负责部内官员的考课,荐举官员,参预并监督地方刑狱案件的审理,参预管理和监督地方财政,向朝,参预地方防灾 救灾和兴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务,督促外州县官劝农民及时耕种,还要负责镇压本路的农民起义等 各监司机关两年内要巡察所辖地方一遍,后改为一年一巡,遇到灾荒还要不时奉诏出巡 监司出巡还订立了种种约法,以免与州县官勾结或利用出巡之机向百姓肆意勒索.3. 行政监察立法及行政监察思想宋朝的行政监督立法因随巩固皇权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庆元条法事类》和《宋大诏令集》,同时还有以地方为重点的监察立法,包括《宋刑统御史台仪制》、《监司互察法》.它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和被监察者违反处置办法,也对监察官行使监察权作出了必要的限制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监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举纲纪,纠弹奸邪”,表现在宋朝的监察范围大而广,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在全国铺织了上下纵横严密的监察网,对违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其二是“制衡相权,防范臣下结党”,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对地方官员的严厉监察不难看出这一点；其三是“重视纳谏,以广圣聪”,宋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为谏诤君主者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二、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2. 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3. 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对现在的借鉴意义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监察体系.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元丰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杂事的职务,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专门掌贰台政.殿中侍御史领导殿院,“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则统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奏劾,小事则举正”,监察御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负责对吏、户、刑、兵、礼、工的监察.监察御史的任职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荐举,但到宋朝,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这显然是皇帝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察,以进一步巩固皇权 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的规定,可以佐证这一点.此外御史台内还设有主簿和检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务,启封文书,监督失责,审核簿书等事宜；检法则负责检核法律条款,有时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 两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属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长贰辟举,仅哲宗时一度变更旧法而到了崇宁初年又恢复原制 南宋时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尔会出现御史台正副长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变通情形.主簿和检法虽然在行政编制上只是属吏的身份,但是由于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补者”,因此,也颇为时人所重视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这两个职务当成是日后升迁的基石为了确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更好地行使监察权,宋朝规定,只有担任过两任县令者,才有资格担任御史.这在宋以前的历朝法律中是没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没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奏弹百官,奏弹失实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每两个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谓之“风闻弹人”.至宋仁宗时设例限制风闻弹人,且奏弹失实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宋初还在唐朝谏官的基础上,于门下省设立谏院,但其主要职掌不是规谏君主,而是举发臣下的不法行为和对政府各部门的措施提出“谏正”.谏院和御史台并称“台谏”随着御史职权的加强,也兼负起规谏之责,逐渐产生了台谏合一的趋势.2.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宋朝对地方官的监察也是相当重视的.为防止地方势力扩大,重生藩镇之祸,宋朝多次削减地方权力如减少地方财政权,收回地方司法权,集中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最后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权力均由皇帝统管,地方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为了牵制州郡行政长官,宋另设“通判”一职通判系州监察官,专门从事监察地方官员及其所属的部吏.宋朝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则采取监司出巡,按察州县的制度.北宋时,取法巡院之意,置诸路转运使,致使地方行政区划发生监察大区路向行政大区的过渡北宋诸路转运使的职掌.设置与理事特点与唐代巡院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因其职在 问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称监司.宋代监司并不像唐朝那样是单一的体制,而是多元监察体制,各路四司互不统属,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职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监察职能,互相牵制,互相监察.一些设在边镇要塞之处的路则设经略使或安抚使,乃为军事区,均高居于州县之上监司的职能广泛,但以刺举为主.刺举的对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职能主要包括刺举贪赃枉法者,察举不尽职不尽责者,察举昏庸无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务者,举劾税收中的违法行为,按劾残害百姓者,负责部内官员的考课,荐举官员,参预并监督地方刑狱案件的审理,参预管理和监督地方财政,向朝,参预地方防灾 救灾和兴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务,督促外州县官劝农民及时耕种,还要负责镇压本路的农民起义等 各监司机关两年内要巡察所辖地方一遍,后改为一年一巡,遇到灾荒还要不时奉诏出巡 监司出巡还订立了种种约法,以免与州县官勾结或利用出巡之机向百姓肆意勒索.3. 行政监察立法及行政监察思想宋朝的行政监督立法因随巩固皇权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庆元条法事类》和《宋大诏令集》,同时还有以地方为重点的监察立法,包括《宋刑统御史台仪制》、《监司互察法》.它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和被监察者违反处置办法,也对监察官行使监察权作出了必要的限制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监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举纲纪,纠弹奸邪”,表现在宋朝的监察范围大而广,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在全国铺织了上下纵横严密的监察网,对违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其二是“制衡相权,防范臣下结党”,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对地方官员的严厉监察不难看出这一点；其三是“重视纳谏,以广圣聪”,宋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为谏诤君主者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二、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2. 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3. 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对现在的借鉴意义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监察体系.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参考文献][1]章剑生著:《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2]王宏彬著《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