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起源与青铜器时代断代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2、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大概就这样写吧，你去认真看下，参考参考。这个只能给参考下，至于你要想怎么写，那就看自己对青铜器的理解和你查阅的资料去写了。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1．什么是青铜器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2．青铜器的分类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古代青铜器的仿造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东周青铜器的艺术特色传说夏铸九鼎, 奏响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曲, 中国的青铜艺术经历了殷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从成熟走向鼎盛,创造了诸多不同艺术风貌的青铜器, 谱写了世界青铜时代最为瑰丽的篇章。“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最直接的反映。”东周的青铜艺术源于其社会政治, 思想、文化与前代的差异而显示了和殷商, 西周不同的风格特征。东周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大转形的重要时期, 奴隶制崩溃, 封建制初立所带来的新旧对立、矛盾, 使社会处于“ 礼崩乐坏”的混乱状态。周王室衰微, 诸侯争霸, 诸子百家阐发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 把压抑于人们头顶的神权与等级的禁锢打破了, 对自身生活的体验,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促使东周青铜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地域性风格; 轻灵、多变、具有生活情趣的拟形器物增多了; 及前代未有的,叙事性、写实性的装饰纹饰的出现, 使东周的青铜艺术独具特色, 呈现出更多的人文性特征。一、东周青铜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风格东周后青铜器的铸造改变了由王室垄断、风格一统的现象, 不仅大小诸侯国可以铸造青铜, 甚至富商大贾也参与青铜铸造, 并可以以青铜为商品进行买卖。不同地域的青铜艺术因受本土文化、思想、风俗的影响, 装饰风格明显不同, 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南方楚地一直流传着较浓厚的巫术信仰, 楚地青铜器造型及纹饰中的神人怪兽较多, 形成了风格独特、神秘诡异的地方艺术风格。如1978 年湖北隋州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的“ 曾侯乙怪兽形编磐座”, 怪兽由多种动物形体结合而成, 集龙首、鹤颈、鸟翅、兽身、鳖足为一体。还有“鹿立鹤”, 直立的仙鹤伸展翅膀, 引颈昂首的鹤头上却长出一对精致、夸张的鹿角。这些奇异的组合,体现出明显的神话巫术色彩。黄河流域、中原地带是以儒家、法家思想为主流, 其青铜器的造型, 纹饰生活气息浓郁, 战争题材较多。1988 年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 全器为一昂首挺立的秃鹫, 胖大的鸟身, 腹腔中空, 头顶有凤冠, 双目圆而外鼓, 脖颈前伸, 短粗而上隆的鸟喙, 不仅可以开合, 而且形象、夸张的突出了秃鹫的特征。鸟身羽毛和双翅采用装饰的手法层层排列, 羽纹刻画清晰。鸟背上置虎形提梁并设弧形盖, 盖与乌身羽毛浑然一体, 为了鸟尊的平衡稳定, 鸟尾部铸一前足蹬地, 倒立前扑的小虎。鸟尊少有秃鹫的凶悍, 而多显稚趣与憨态, 似如农家的胖母鸡, 摇摆、蹒跚而来。精巧的构思, 复杂的造型, 多种塑造手法的结合, 体现了中原地区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和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器上常用动物为装饰, 如在内蒙古出土的虎纹带饰, 在宁夏西吉陈阳川发现的虎噬羊带饰造型粗犷豪放, 有浓郁的草原生活的气息, 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特色的反映。二、富有生活情趣的, 以写实手法表现的动物拟形器增多东周青铜器中富有生活情趣的动物拟形器增多, 器物造
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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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论文大概2000千字 ,我能够提供的哦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游泳——健身减肥两相宜》 建议你自己下载阅读CAJ格式全文 下载阅读PDF格式全文 qq问问最多回答2000字，我没法把全文粘上来 【作者中文名】 刘大鹏;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工作处; 【文献出处】 体育博览(运动健康), Sport Healt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2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说到游泳,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泳坛叱诧风云的人物菲尔普斯,自雅典奥运会之后,菲尔普斯成为了年轻朋友崇拜的偶像。看到菲尔普斯在泳池里英姿飒爽的POSE时,想必你也想一试高低。 【DOI】 CNKI:SUN: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游泳健身别忘保护五官》 【作者中文名】 田诚; 【文献出处】 人生与伴侣(月末版), Life & Lovers,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6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夏季,游泳是人们热爱的一项体育运动,既可消暑降温,又达到健身的目的。但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在游泳时也要做好身体防护,针对游泳这一运动的特点,重点是在运动中与运动后保护好五官。游泳是一项对全身有益的运动,尤其对改善心肺功能有更为显著的作用。然而游泳也可能诱发某些疾病,特别是眼、鼻、口、耳的疾病。 【DOI】 CNKI:SUN: 《游泳健身运动处方对小学生体质与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英文篇名】 The Benefits of Swimming Physical-Building Exercise Prescription for the Fitness and Health of Children 【作者中文名】 王玉秀; 黄滨; 【作者英文名】 Wang Yu-xiu et al（ Military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32; China）; 【作者单位】 浙江工业大学体军部; 浙江工业大学体军部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文献出处】 福建体育科技, Fujian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编辑部邮箱 2006年 03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游泳; 健身运动处方; 体质测评; 心理健康; 【英文关键词】 Swim; Physical-Building Exercise Prescription; Fitness Measure; Mental Health; 【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8~13岁小学生实施游泳健身运动处方的实验,以实验室体质测评及心理健康测评为依据,对其效果进行评价,实验结果表明:游泳健身运动处方的实施对少年儿童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运动能力及心理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可以科学有效地对其进行强身和健心;学生健身运动处方的制定及其效果检验,可将体质测量法和心理测量法相结合加以评定,既简单易行,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英文摘要】 Through requesting the swimming physical-building exercise prescription for the children who are age of 8～13,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were done by the measure of fitness and mental health,And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 accelerating effects of the prescription with the students as for the shape and function of body and exercise ability and mental health;The conjuction of the measure of fitness and mental health is feasible and pertinencal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prescription. 【DOI】 cnki:I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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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健身科学化研究摘要:从大众健身科学化概念入手,客观地分析了大众健身科学化的具体要求,指出科学健身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对待大众健身与竞技训练、健身人群的差异性和年龄特征,建立科学的健身监控方式。在健身过程中,运动项目选择要科学;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和运动频率的设置要科学。建立科学的营养和恢复模式。关键词:大众健身;科学;科学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种种“现代文明病”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头号杀手。前苏联学者摩拉罗夫研究结果显示,1870年时人体因体力活动所消耗的热能占总能耗的90%,而约100年后则连1%都达不到[1]。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就可以有效地促进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对如何科学地健身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就导致了人们健身结果的不尽如意。那么,如何根据大众健身这一特殊的体育活动特点和目的达到科学健身的要求,是一个值得研究同时也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1对大众健身科学化的基本认识111科学化的界定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学科继续分化,对世界各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各种科学不断相互渗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高度的整体化[2]。科学排除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干扰而形成“正确的知识”,其本身就是“正确”的“,合乎科学”“、有科学性”等词汇的表达就成了具有“正确内涵”事物的一种表述方式。很显然,科学化是一个合成词,是由“科学”与“化”构成的。在《辞海》中“,化”是指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绿化、大众化[3]。可见“,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转移。根据这样的词义,可以将“科学化”理解成为某事物逐渐地转变成为一种更具有科学性的状态,即一种“正确”的状态。112大众健身科学化的基本前提首先,正确的体育意识的建立是大众科学健身的起点。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体育意识实际上是体育文化修养或体育文化水平的反映,正确的体育意识则是人们在对体育本身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观念的总和,这些观念是引导人们合理地从事体育活动,并合理地指导人们如何进行体育活动的实践理论和思想基础。其次,大众科学健身意味着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健身者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在大众健身方面可以应用计算机中一条著名的原理———“垃圾输入-垃圾输出”(Garbage in-Garbage out)。其含义是说,尽管有一个好的模拟模型设计,如果输入的数据背离现实很远,这个模拟模型也不会给你输出有现实意义的模拟结果。这个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大众健身活动。如果大众健身活动没有科学的指导方针和正确的健身方法来指导体育运动,那么必然会带来不良的锻炼效果。这样试图通过体育运动来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愉悦身心这一根本目的也将无法实现。因此,大众科学健身就意味着“合理输入-有效输出”模式的建立。换言之,这个合理的输入就是人们必须在科学指导下进行健身。第三,只有大众科学健身观念成为人们的共识之后,大众健身科学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科学化是提高大众体育活动质量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只重数量,不考虑质量的盲目健身意识向科学健身的现代健身意识转变,科学健身已经成为大众参加体育锻炼的共识。最后,大众科学健身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逐渐重视对大众健身活动的科学性指导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为大众健身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原国家体委于1997年在推行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的基础上,在全国19个省(区、市)建立了成年人体质监测中心和150个监测片、436个监测站,并首次对18岁至60岁的成年人进行体制测试与评定,逐渐完善我国国民体质测定系统,加强了国民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2000年又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3岁至69岁的中国国民中开展体质监测工作,以获取世纪末中国国民体质状况的基本数据,以利于群众健身的科学指导,改进和增强国民体质。为了满足群众性健身活动的需求,在全国征集并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华体育健身方法》1-4卷,向社会推出177种健身方法,同时编制推广了第八套广播体操,为引导广大群众科学健身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国家体育总局对科学健身高度重视,组织培养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截止到2001年,全国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已有18万余人,他们是指导大众进行科学锻炼的有力保证。2大众健身人群特殊性对科学化的要求211合理区分竞技训练与大众健身的不同要求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忽视了对大众体育进行专门性的科学研究,导致人们习惯于以竞技训练理论为标准来指导大众健身活动的开展。众所周知,竞技运动是以获得优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体育活动方式,其基础是对运动员进行非常规的训练。这种训练要求运动员必须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不断地打破自身运动的极限,使身体在不断地超越极限的过程中获得非常规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因此,作为这种训练的必然结果之一的运动损伤是经常发生的,尽管人们也思考如何尽量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而大众健身则恰恰与此相反。大众健身的根本目标是有力地促进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并要尽可能地减少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损伤。所以,二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样,以竞技训练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大众健身活动,而不考虑被指导对象的差异性,就必然会造成不合理结果的发生。因此,大众健身与竞技训练的差异性,就客观地要求人们必须将二者合理地区分开来。212充分考虑不同健身人群的差异性大众体育的宗旨便是鼓励全民健身,以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从当今东西方大众体育的发展现状来看,女性和老年人参加大众体育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社会地位、经济收人、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参加体育活动人数的比例在逐渐增大,家庭体育、伤残人体育、大众体育的科研工作以及加强与国际合作和协调等工作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现在我国大众体育发展的趋势有以下8个方面:大众体育推广的普及化、健身的科学化、管理的法制化、产业的市场化、活动的多样化、投入的扩大化、组织的网络化、群体的老龄化。这些发展趋势使得大众健身更加完善。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健身原则,保持健身的科学化才能达到理想的锻炼效果。大众体育将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科学化方向发展。高科技的竞技体育必须以科学为腾飞的翅膀,大众体育同样也不能离开科学。诸如身体锻炼的生物学基础,生理、心理基础,身体锻炼的原则、方法、内容,运动处方的确定和实施,身体锻炼效果的评定,不同年龄的群体参加体育锻炼应注意的事项等都有很强的科学性。任何不讲科学的蛮干都可能导致运动损伤和事故,而有违于大众体育的锻炼宗旨。213充分考虑健身人群年龄的差异性人体发展是有阶段性和程序性的连续过程,各个阶段间存在着明显的“质变界点”。正是这一“质变界点”把人体发展过程分成了婴幼期、儿少期、青年期、中壮期和老年期,而各个时期身体内部发展的速度又具有不等衡的特点。不同时期的健身任务不尽相同,而完成不同任务则需要使用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方法。终身体育也决非是学会某一运动技术,而后使用终身。儿少期的骨骼、肌肉富有弹性,心脏功能发育不全,神经兴奋与仰制过程不均衡。兴奋过程占优势,有意注意持续时间较短。健身的主要任务是促进骨骼、肌肉和心肺功能的生长发育,改善神经系统活动过程,促进兴奋与仰制过程的均衡发展。完成这一任务的体育方法是将健身练习要素组合成游戏类的项目,采用“间歇锻炼、巡回锻炼”的方法进行定量练习。老年期的骨骼、肌肉弹性差,心肺功能下降,神经系统活动仰制过程占优势,有意注意时间持久,健身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机体正常机能改善神经系统活动的均衡性,延缓机体衰老。完成这一任务的体育方法则应该是选择太极拳、气功等传统的体育项目,采用“连续锻炼、重复锻炼”的方法进行练习。可见,人体不同发展时期生命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健身方法也必须适时变更。无视这一基本原理,滥用方法,其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以往在学校体育中使用“成人化”方法所带来的历史教训可谓不浅,应引起足够的警觉。214建立严格的健身监控方式大众健身一般都是自发的,缺乏合理而统一的健身指导。从健身的科学化来讲,大众健身应当在一定合理的模式中进行。首先,应当对健身者的健康情况做全面的检查,对身体机能情况做科学的测试,以发现身体是否有不适合运动或限制运动的疾病或机能障碍;其次,在检查和测试的基础上,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制定科学的运动处方,牢记运动中的注意事项,保证健身活动安全、高效地进行;再次,运动中应加强对身体各项指标的监控,保证健身按照计划进行;最后,应对身体的各项健康机能指标进行定期检查和测试,以检验健身计划的合理性和健身效果,修订或制定下一阶段的运动处方,开始下一个健身过程。3大众健身过程要符合科学原理311大众健身项目的选择要科学健身时,只有选择适宜自身特点的运动项目,才能达到增强体质祛病强身的目的。例如,脑力劳动者易患神经衰弱症、高血压、消化不良、便秘等疾病,因此可选择那些促进脑细胞发育,提高心血管功能的项目,如爬山、打拳;身体肥胖的人,行动不便,运动时易引发关节炎和韧带损伤,可选择强度小,灵活轻松的项目,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等;老年人因生理机能减退,抵抗力下降,应选择步行、慢跑、气功、太极拳、交谊舞等;女性要考虑分娩,经期等,这期间不宜选择强度较大的项目,除此之外应选择可以加强腹肌和防胖减肥的项目,如仰卧起坐、抬腿扩胸、体操、跳舞等。另外,大众健身在内容的安排上也要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符合运动的一般规律。人们健身应当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舒缓到激烈再到舒缓,由小强度到较大强度再到小强度的顺序来安排,才能保证健身效果,保证运动过程中身体不会受到伤害,真正达到健身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运动项目不适合健身选择,如兔跳、马拉松和足球运球突破下底传中之类的运动。有文献报道:兔跳练习有可能会导致腓骨疲劳性骨折。人体解剖学的研究表明:半月板嵌于膝关节股骨内外髁和胫骨平台之间的纤维软组织,具有吻合关节及缓冲功能。屈膝状态下大小腿扭转超出生理范围时会导致半月板边缘撕裂。足球运动员膝关节损伤中,运球突破下底传球中时因支撑腿膝关节扭转致使半月板损伤的发生率为68%。这说明虽然有一些项目在竞技比赛中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如果作为健身练习手段使用,则很容易造成身体的损坏。因此,健身练习手段的设计与选择必须符合人体形态结构的客观实际,严格遵循人体运动的规律。312运动强度和运动量设置要科学适宜的运动强度,是健身运动定量化和科学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取得健身效果与安全性的关键。如果设定出现错误即使选择的运动种类适宜,那么也难以达到健身的目的。因为强度太小起不到健身的作用,强度太大持续时间过长,会使身体陷入危险状态,体弱者甚至有致命的危险。因此健身运动中确定运动强度至关重要。关于健身运动强度阀,各国学者的建议尚不一致。美国的COPPER(1990)认为50%～80%VO2max较为合适。日本的野元隆同则认为VO2max的60%为运动强度阀,低于60%无健身效果,80%以上的效果极差。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最适宜的运动强度为60%～75%VO2max,即心率130～150次/min。对健身者来说,在次强度范围内运动,不管年龄大小有无心脏病都是安全有效的。心率常是控制运动强度简易而可操作的指标。为了精确地确定适宜心率,须做极限或症关限制性运动实验,以确定最大心率然后取最大心率的60%～85%为运动适宜心率,约相当于57%～78%VO2max。国内研究认为,健身运动的最佳负荷价值阀为脉搏120～140次/min,中老年、体弱者可控制在100～120次/min,超过或不足此值都不会取得较好的健身效果。此外为保证每个健身者都能安全有效,心率还应该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调整。如身体状况欠佳时,强度取120次/min,身体情况良好时,心率取140次/min。青少年选用心率130～150次/min,中老年人100～130次/min。开始锻炼时,心率可选用“160-年龄”,锻炼几个月后,心率可选用“180-年龄”。313运动持续时间和运动频率设置要科学要想达到理想的健身效果,所选用的运动项目要具有一定的强度,同时运动必须持续一定的运动的量(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才能使机体的呼吸、循环得到有效的刺激使人体各种生理功能都能充分的调动起来使肌体产生新的适应。健身锻炼常选用有氧运动20～60min,按运动强度及身体条件决定必要的运动时间,一般来说健康成年人宜采用中等强度较长时间的运动,体力弱而时间充裕的人采用小强度长时间的配合,日本体育科学中建议采用三种中等运动量来衡量,即15min-70%VO2max,30min-60%VO2max,60min-50%VO2max。运动频度指每周锻炼的次数,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每周安排3～5次运动,间歇进行,即可取得最佳的健身效果(如果每周3次锻炼,可安排隔日一次,如果每周5次锻炼,可安排星期三、日休息)。其生理基础与机体需要不断刺激和超量恢复有关运动生理研究提示,运动后体内各种物质恢复的时间不一,但总体的超量恢复可能在锻炼间隔1天时出现,所以在集体超量恢复时进行再次锻炼,使营养物质再度消耗锻炼后再度超量恢复。如此不间歇锻炼能促进体制的不断增强。4科学的营养与恢复模式健身的主要支柱是运动锻炼,运动健身的基础是营养。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人体运动是异化过程,运动消耗人体的能量,导致人体能量和其他物质的损耗,人体内环境的平衡受到破坏。而人体内物质和能量的恢复或超量恢复是同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运动后开始。因此在适度的运动后加强营养元素的涉入,如蛋白质、维生素C、维生素B1、维生素E、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镁和铁等。还可以适当地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涉入,如面食、米饭、饼干、麦片或低脂酸奶等。补充营养元素才能使人体充分恢复达到健身理想效果。这种方法是利用异化作用得出同化作用的优势,人体体质和机能才会得到提高和增强。在运动后营养补充的同时,合理地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二者之间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一般说来,合理地恢复主要体现在运动后疲劳的被动消除和积极性消除方面。所谓的疲劳的被动消除,是指以休息的方式来缓解身体疲劳,使身体的机能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所谓的积极性疲劳的消除,是指仍然以运动的方式来促进身体疲劳的消除,尽快地恢复身体机能。当然,积极性消除所采用的运动必须在运动强度和运动量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一般以微微感觉到出汗为标准。这样,通过营养与恢复协调统一地进行,必然会使得健身的效果更为明显。参考文献:[1]熊斗寅.比较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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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打击乐器-铜钹 摘要： 钹 ，也被称作“铜 钹 ”、“铜盘”，民间叫做“镲”，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属“八音”中的金类。是我国满、蒙古、保安、维吾尔、藏、羌、彝、傣、白、佤、哈尼、纳西、景颇、阿昌、苗、壮、土家、京、黎、畲、汉等四十六个民族的互击体鸣乐器。其历史久远，品种较多，常用于各民族民间歌舞、文娱和宣传活动中，并在民族音乐、地方戏曲、藏戏、傣戏、壮剧、吹打乐和锣鼓乐中使用，流行于全国各地。 关键词： 钹 ；铜 钹 ；打击乐器 铜 钹 构造简单，整体呈圆形，由“响铜”制成，中间部分隆起呈半球状，称“碗”或“帽”，中心钻有小孔，以拴系绸布,即“ 钹 巾”，碗根与 钹 边之间的部分叫作“堂”，演奏时，用双手通过 钹 巾持住 钹 身，相击使堂振动发音。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对其的描述。如唐代杜佑《通典》中说：“铜 钹 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国数尺，或谓齐穆王素所造。” “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 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笳，胡鼓，铜 钹 ，打沙罗，胡舞铿锵镗 鎝 ，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南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也有记载：“铜 钹 亦谓之铜盘，本南齐穆王素所造，其圆数寸，中间隆起如浮沤，出西戎、南蛮、扶南、高昌、疏勒之国。大者圆数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唐之燕乐、清曲，有铜 钹 相和和之乐，今浮屠氏清曲用之，盖出于夷音。然有正与和，其大小清浊之辨欤。” 关于铜 钹 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所著的.《历游天竺记传》一书中。铜 钹 乃是外来乐器，源自西亚，最早见于埃及、叙利亚，后在波斯、罗马等国流传；在东方，先见于印度，后而中亚。据《北帝书.神武记》记载，铜 钹 大约是在公元350年左右，随《天竺乐》传入我国中原。《隋书·音乐志》曰：“《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而铜 钹 作为佛教梵呗赞诵法器随之或随后传入。诸多佛教石窟、壁画中对其都有描述，如云冈第六窟西壁最上层的击 钹 乐人；麦积山127窟石刻造像背光上的击 钹 伎乐人等，可见铜 钹 与各种乐器的组合形式以及它与佛教音乐的密切关系。 至6世纪初，铜 钹 在北魏民间已很流行。《北齐书·神武记》载北魏孝明帝时(公元516一528年):“初， 孝明 之时，洛下以两拨相击，谣言日:‘铜拨打铁拨，元家世将末。’”文中之“拨”即为 钹 。 隋唐时期， 钹 曾在宫廷多部伎的胡乐中大量应用。有资料显示， 钹 在隋代九部乐中，已用于天竺、西凉、龟兹、安国和康国五乐中。清人徐坷《清稗类钞·音乐类》:“ 钹 ，本名铜 钹 ，又曰 铙 钹 ，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圆数寸，大者出扶南、高昌、疏勃等国，圆数尺，隐起如浮沤。中有孔，以黄绒绦贯之，两面相击以和乐。始于隋九部乐，唐乃用之燕乐。”到了唐代，十部乐中有七部用 钹 ，尤其在燕乐中。燕乐中的法曲和胡乐多用到铜 钹 ，并有“正铜 钹 ”(主器)与“和铜 钹 ”(副器)配合使用。而到了唐末，乐器散亡。辽得之，用于大乐。皇上行幸则用此，而优伶于剧场，僧道于佛事亦有之。在敦煌千佛洞的隋唐壁画和成都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的乐舞石刻中，已绘有敲击铜 钹 的人像。 宋代时，佛教庙寺中又出现一种与 钹 相似的“铜 铙 ”。 铙 和 钹 的区别在于， 铙 的碗部较小，其圆形铜片薄且周边翘起，发音较响亮，余音较长；而 钹 的碗部较大，其圆形铜片平而厚，发音较浑厚，余音较短。此后， 铙 与 钹 逐渐普及于民间。 明清以来，不同类型和不同型号的乐器在民间戏曲、器乐、歌舞和曲艺音乐中广泛运用，从而产生了数十种不同的名目。而此时，铜 钹 成为了昆曲等地方戏剧的伴奏乐器。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昆曲伴奏曾用大 铙 和小 钹 。《大清会典》：“ 钹 ， 铙 歌清乐皆用之，左右合击，面径六寸四分八厘，中隆起一寸二分九厘六毫，径三寸二分四厘。”对 钹 的形制和应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经过长期的流传和改进， 钹 已成为具有我国民族色彩、表现力丰富和用途极为广泛的一种互击体鸣乐器 。 根据 钹 的大小及重量等不同， 钹 分为双光 钹 、水 钹 、京 钹 、小 钹 、中 钹 、大 钹 等几种，因 钹 表现力丰富，善于烘托气氛，常作为色彩性打击乐器用于各种管弦乐队和地方吹打乐队中，在用于吹打乐等地方乐种的强奏时，其极富气势，通常烘托一种辉煌雄伟的气氛；用于弱奏时，其作用类似大鼓，属于节拍乐器。其中小 钹 和京 钹 发音较高，多用于京剧等地方戏曲中的武戏或伴奏吹打曲牌，常与奉锣和仿苏锣配合使用；双光 钹 和水 钹 发音较低，多用于文戏，与虎音锣或中堂锣配合使用，其中双光 钹 是粤剧的主要伴奏乐器。 铜 钹 ，作为一件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自传入中原以来，在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舞文艺、地方戏曲以及宗教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资料的匮乏，给我们研究铜 钹 带来的一定的困难。随着我国文物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新的发现。 参考文献： [l][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青铜葵花讲述了一个失去了父母的葵花被好心人收养的故事，那一家人中有一个小男孩叫青铜，因为一场大火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聪明的心地善良的哑巴青铜，因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妹意识到自己作为小男子汉的责任：家里只能供一个人上学，他把机会让给了葵花；为葵花能照相，他冒风雪站街头卖芦花鞋 ；而懂事的葵花不扎新头绳、不照相，省下钱来买纸笔教青铜识字。家里因为没钱买油灯，心灵手巧的青铜用自己的双手做了一盏萤火虫灯。在灾年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青铜就想尽各种办法：挖葫芦根，抓野山鸡……帮葵花解馋；为葵花在舞台上更夺目，他制作了能发出美丽、纯净、神秘而华贵光亮的冰项链。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纸灯笼”那一章：在家境日渐贫寒的时候，葵花眼看着他们家即将衰落，心里酸酸的、痒痒的，总想为家里出一点力，当她听说去江南捡银杏赚钱多时，急忙搭上最后一只去江南的船，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个令她重拾生活希望的地方。捡了许许多多的银杏，他们终于满载而归。而他的哥哥青铜早已在等待着她。兄妹见面后，紧紧地搂在了一起。此刻哥哥的心里只有感动，全没有了责备。懂事的葵花也为了孝敬奶奶自己努力赚钱，想要帮奶奶治病，可是钱显然不够。然而在葵花12岁时，城里人把葵花接走了，就在那时青铜用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力气喊出了葵花的名字，那声音震撼人心，让人感到心酸。
城市女孩葵花死去了父亲和母亲，无依靠的她来到了大麦地村，所有大麦地的人都很喜欢他，但是他们都觉得怕会亏待他，所以都没有人来领养葵花，后来清同一家领养了他，他们家很穷，但是每个人省一口饭还是养活了葵花。
五七干校”时期的江南水乡农村，城市女孩葵花因为一个意外，失去了自己的爸爸，被男孩青铜家收养，成了他的妹妹。聪明的心地善良的哑巴青铜，因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妹意识到自己作为小男子汉的责任：家里只能供一个人上学，他把机会让给了葵花；为葵花能照相，他冒风雪站街头卖芦花鞋 ；而懂事的葵花不扎新头绳、不照相，省下钱来买纸笔教青铜识字。家里没钱买油灯，青铜给葵花做了一盏萤火虫灯；灾年没有吃的．他想办法挖芦根、抓野鸭给葵花解馋；为葵花在舞台上更夺目，他制作了能发出美丽、纯净、神秘而华贵光亮的冰项链。火灾、水灾、蝗灾，种种苦难接踵而来，然而一家人互相扶助，从容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他们乐观地生活着，从容应对洪水、蝗灾等一切苦难，而在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召回到她的城市。
《青铜葵花》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乡村男孩与一个城市女孩的故事。全书表现了两个少年经受的苦难历程和面对苦难所显示的风度。在困难面前他们永不向命运低头，他们就是青铜和葵花。城市女孩葵花跟随爸爸来到一个叫大麦地的村庄生活，她认识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孩青铜。爸爸的死使葵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葵花和青铜成为了兄妹，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从容应对洪水、蝗灾等一切苦难。粗茶淡饭的生活中,一家人为了抚养葵花用尽了心力。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市。失去妹妹使青铜很痛苦，他从心里高喊 “葵花!”喊声震动了所有人的心灵.。本书是作家曹文轩在2005年激情奉献、心爱备至的最新力作。 这本书里有许多感人的地方，其中《纸灯笼》这一节更让我深受感动。在家境日渐贫寒的时候，葵花眼看着他们家即将衰落，心里酸酸的、痒痒的，总想为家里出一点力，当她听说去江南捡银杏赚钱多时，急忙搭上最后一只去江南的船，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个令她重拾生活希望的地方。捡了许许多多的银杏，他们终于满载而归。而他的哥哥青铜早已在等待着她。兄妹见面后，紧紧地搂在了一起。此刻哥哥的心里只有感动，全没有了责备。 青铜，一个倔强的男孩；葵花，一个可爱的女孩。青铜，象征着稳重而刚强；葵花，代表着纤弱与智慧。他们为了他们的家，不断努力着。兄妹俩用真心，用真情感动了所有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