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春秋：主编： 刘照直 国内刊号： CN41-1217 电话： 老人世界：主编：张玉生 主办单位： 河北省委老干部局；河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湖北省民政厅 国内统一刊号: CN13-1123/C 半月谈：国内刊号： CN 11-1271/D 电话：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家庭医生 总编好像是关勋添 ，电话不清楚，可以帮你再打听一下。
文物春秋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杂志，发表论文需要遵守其投稿要求和审稿流程。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研究与该杂志的研究方向和主题相关，并且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和验证，那么你的论文就有可能被接受发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物春秋是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要求稿件有独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要符合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此，如果你想在文物春秋上发表论文，需要认真准备研究素材、数据和方法，并进行充分的反复修改和修订。
《老人春秋》是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一份以老年同志为读者对象，面向国内外发行的社科类大型老年综合性期刊。她以内容丰富、知识性、可读性强而深受广大老年读者的喜爱，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影响。创刊20多年来，发行量逐年攀升，期发行量达78万份，稳居全国老年期刊前列。连续多年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并蝉联“河南省二十佳期刊”。2013年创“全国百强期刊”坚持“为老年人服务，为老干部工作服务”，是《老人春秋》始终不变的办刊宗旨；围绕“老”字做文章，贴近老年生活，针对老年问题，适合老年人口味，方便老年人阅读，是《老人春秋》刻意追求的办刊特色和风格；引导老年人科学养老、健康养老、时尚养老、和谐养老，是《老人春秋》不变的办刊方向。《老人春秋》共设十二个大栏目，近百个小栏目，图文并茂，多姿多彩。不断满足老年朋友对社会、家庭美好生活的希冀和追求，是老年人的知心朋友和生活伴侣。中文名称老人春秋主办单位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编辑单位老人春秋杂志社创刊时间1992年出版周期半月刊该期刊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民国春秋杂志，停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当局的新闻管控，也有自身的管理不善
世界历史:美国通史(共6册)(精)300多，世界文明通史(共10卷全彩版)(精)1000多。 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全十二卷共二十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那么你有了解过作文吗？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读书为话题作文7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自有颜如玉。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以前，我不爱读书，嫌那些书太多字，我看起来就觉得好烦。但我喜欢听故事。我每天都听故事，好像一天不听故事，生活就变得枯燥乏味。妈妈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令我喜欢上读书。他从一本小说中引出一个故事后，讲给我听，我觉得很有趣。当妈妈说，这是从小说中引出的故事时，我惊呆了。我想：小说中有这么好听的故事，如果我经常读书，不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故事了吗？因此，我就迷上了书。
一有空，我便沉醉于书香之海中。书中的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常常使我热泪盈眶；书中对真理的追求常常使我热血沸腾。
读书给人恬淡、宁静、心安理得的快乐，是名利、金钱不可拟比的。书就像人的精神粮食，缺少了它，生活必定有缺陷。记得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一个人没有了知识，就像一个缺少营养的人一样。
一本好书就像一个知识的宝库，一篇好文章就像一盏指路灯。书，是它给我知识，是它教我做人，也是它使我能够健康的成长。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在读书中，细细品味书本中的内容，何尝不是世界上最有乐趣的事。
读书的乐趣在于享受。一本好书，一杯清茶，一个惬意的下午。当午后的阳光悄悄地、静静地洒下来，洒在平整的、光滑的书页上，洒在那一行行安静的文字上，你会发现，读书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乐趣，可以拓宽你的视野，增长你的见识，开阔你的心胸，荡涤你的心灵。此时的你也会发出和这阳光一样灿烂的微笑吧！因为在这城市的喧嚣中能寻觅到这样一份闲适的美好，享受到读书的乐趣，是何等的不易，何等的难得！
读书的乐趣在于发现。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发现自己没见过的东西以及发现自己不认识的事物等都是一种快乐。看科幻小说你会发现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谬论，而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在读书时，它带着我去领略地心深处的秘密，神秘岛的沉没，发生海底以下两万里的故事宛如到了无人之地的感受，真是妙不可言。我发现读书时读的书越多，我懂得的就越多，懂的越多我就越快乐。读书吧！朋友，让我们发现读书的乐趣，发现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无限生机和无限的魅力吧！
读书的乐趣在于想象。在白雪公主的美貌前，在全自动化的房屋里，甚至是在恐龙的面孔前，给想象插上翅膀，任由它在脑中飞翔。不必在意他人的想法，不必考究事实的真假，大胆地去想象。想象如果白雪公主没有遇到王子，会不会遇到恐龙；想象如果恐龙看到白雪公主会不会惊艳于她的美貌而被人们捉住做成标本；想象如果李白住在全自动化的房屋里会不会受到过度惊吓……也许它们是荒诞的、可笑的，但当你笑过之后，一定会有更乐观的心态，并带着它满怀信心的去做接下来的事情。因为你相信，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想象的魅力，发现了读书的快乐，那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聪明的你啊，让忙碌的脚步慢下来吧，让劳累的心灵静下来吧，让疲惫的身体放松下来吧！投入到读书中去，你会发现读书的乐趣，它会让你的生活更精彩！
如同空谷幽兰，总是在最美的时节绽放，让我静静地享受那种无言的美。
品一路风景
树影摇曳，缓缓的月光如影般流下，打破了久久的寂静，照在了西楚霸王的脸上。此时，他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是啊，面对着一切的变故，那颗久经沙场的心现在也在乌江边颤抖。虞姬已带着遗憾离去了，那个美丽的脖颈已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神话，等待着他去书写。可，那双被厚重的茧包裹的手也不经意得将军刀提起。鲜血染红了乌江，也染红了历史。而那一路的风景让我留下了眼泪。享受读书的好习惯，我体会到了项羽内心的煎熬。踏一路歌声
独倚花锄，独守花冢，如水般的你在守望着。“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也许才真正属于你。但那个院子，那个社会，已不允许这样的你生活了。为什么，你要流泪？难道你还在期待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吗？不，你，已经被遗忘了。不要伤心，不要再有悲愁。花语中，在葬满花瓣的孤冢中，宝玉也会专注的望着你。那一路的歌声，也在葬花吟中浅浅的消逝着。享受读书的好习惯，我领略到了黛玉内心的孤寂。
谈一路萦思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独倚窗外，清照在梧桐雨中愁思着。国破之凄，丧夫之痛，改适之苦。易安在寻寻觅觅中争渡着。黄花也在沧桑变幻中破损着。一路漂泊，一路蹒跚。是在等待还是前进，她在抉择着。世事的变幻，战争的离苦，一个流离失所的弱女子在承担着。冷雨之夜，雁声断秋，为什么她的眉毛依然紧锁？曾失的归路，她改捡起吗？那一路萦思，在《漱玉词》中点亮了。享受读书的好习惯，我观赏到了清照内心的释然。
每一个习惯都是一个浅浅的笑意，每一个效益都值得珍藏。在读书的好习惯中，我在享受古人给予我们独特的美。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也会是一种无言的帮助。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卡莱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
书籍，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是在熟悉不过的了，不知不觉中，书这个看似普通的东西，已经陪我们走过了十几个春秋，也不断充实着我们的人生。
在书中，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来到茫茫的黄土高原，领略千古一帝——秦王扫六合的英雄气概；在兵荒马乱的赤壁，感受曹公与周瑜之间的较量；在民众归顺的唐朝，体验“贞观盛世”的繁荣，他无情的揭开了历史的真相，把一个个赤裸裸的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又热情的颂扬，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无不为祖先的聪明才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此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另外，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可见，读书足以长才也！
另外，书籍也可怡情，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当你烦闷时，不妨拿起一本书，因为，他会告诉你“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定，相信吧，快乐的日子总会来临！”当你孤独时，他会轻轻的对你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道理，当你无聊时，他会与你一同感受屈原“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无奈，还有“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执着。还有“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的快乐时光！
的确，读书的好处数不胜数，要不苏东坡为甚麽会发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感叹，高尔基也自称“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而发明大王爱迪生则是以书为枕。
所以，从现在开始，为了长才，为了怡情，更为了中华之崛起，我们要发奋读书！
若是要谈起我和书的故事，那可真是说也说不完。从小到大，从拼音读本到杂志，再到正式的“书”，我这一路走来都有“书”的陪伴。
我从很小就接触书了——因我性格内向，没什么朋友。在家里看见几本带字的书，为了打发无聊总是会翻开来看的——不过那可谈不上“读书”，充其量只是在“看”故事罢了。而因为看得入神而站得腿脚发麻也是常有的事。每每见我这样，大人们总是要来逗我几句：“小家伙，长大了干什么啊？”而我总是要骄傲地昂首挺胸大声回答“上大学！”在我看来，大学生才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他们一定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也的确不假，只是那时我还不明白“读书”其实比“看书”要辛苦得多罢了。
家里的书翻来覆去也只有那几本，可是随着年岁渐长，我已经不再满足于这小小的世界了。于是我开始试着找一切有字的东西来读：报纸、杂志、乃至是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字体各异的大小招牌，我常常为了这件事乐此不疲。
我在七岁的时候才得到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书。那天爸爸给我带了一本期刊回来，名字叫《儿童文学》，里面全是新奇好玩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我。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新鲜事物，也使得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一遍又一遍津津有味地反复翻阅它。这使我的印象犹为深刻。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作为我拥有的第一份财产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直到现在，每次只要我一打开这本书，都还能体会到当时得到它的那种激动喜悦、难以言喻的心情。同时它也使我意识到：一本好书，不仅是文字的'沉淀，也还是情感的载体。
稍大一点，我迷上了儿童小说，像杨红樱、秦文君写的，都很不错。这些富有童趣的故事和充满生活气息的片段，总能时不时地勾起人的回忆。有时读着读着就好象借哆啦A梦的时光机回去逛了一圈，心里总有些隐隐的感动。
还记得去年年初，爸爸带我去市里最大的图书市场——新华书店“看”书。我记得很清楚，雨后初霁，天空中的阴霾还未散去，那家书店就座落在阴影之下。进去之后满眼的书带给我排山倒海般的冲击，真实得令人无法相信。偌大的书店里，随处可见正在读书的人。他们或站或坐，十分随意。爸爸悄悄告诉我，在这里看书，只要你不弄坏书，就算是看上一天也没人管你。而我意外之余更多的是兴奋，我在书架间穿梭，像个守财奴一样东摸摸西看看，细数着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书名，在一个个瑰丽奇幻的梦境里来去自如。那种感觉有如久违重逢的老朋友再度相逢那样地令人欢喜，却又莫名的悲伤。
诗人臧克家说，那些把名字刻入石头的人，名字腐朽得比尸身还快，而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却被万千人民刻在了心里。刻在心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读书又何尝不是把一种知识、一种情结刻在了人们心里吗？任时光荏苒、年华老去，有些东西在记忆里却永远不会褪色。这大概也是我迷恋书的真正原因。唯有知识是别人抢不走的。唯有书籍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读书是一种爱好、一种信仰、一种习惯。我爱书，我的书时时为我敞开着大门：它在我郁闷时陪伴我；在我恼怒时安抚我；在我忧伤时慰藉我；在我痛苦时开导我。没有谁能比它更博学、更博爱、更宽广。我已认定它将是我的毕生好友。而书，又是读不完的。朋友，如果人生在世不曾有书相伴，那又会多么寂寞呀。
青春需要用书来扮靓。
一天下午，我正在书房看阳光姐姐写的《青蛙王子副班长》，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这时妈妈走过来大吼一声：“张佳瑜，我在外面喊了你大半天，你在干嘛呢，不出来？”妈妈的大吼声一下子把我从书堆里叫醒了。“钱放在门口，你马上去给我买盐。”为了不让鼓膜震破，我赶紧把书放下，穿好鞋子，朝商店飞奔而去。由于我满脑子都是书中的内容，走到一半才发现钱忘带了，没办法，我只好跑回家里，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后无奈地说了句：“你这个小书迷。”
为了这件事，妈妈还给我订了看书的时间，一次最多只能看两个小时，没办法，我只能遵命了。可是妈妈出去买菜，不在家时，我又会像一匹饿狼似的扑到树堆里贪婪地读书。
我看过许许多多的书，其中《埋在雪下的小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懂得了遇到困难要勇敢，不能那么轻易就倒下；《爱的教育》让我知道了要和老师、同学、家人和睦相处，让我懂得了要爱家人、爱老师、爱同学……
青春时代，我们开始规划人生，而书正是我们的良师，青春时代，我们开始用真情实感，而书正是我们的益友。
书籍，是人类？望世界的窗口，改到灵魂的工具，打开知识宝富的钥匙。
如果，寂寞是一朵即将枯萎的花，知识就滋润万物的甘露；如果，苦难是一篇浩瀚无涯的海，智慧就是成方破浪的巨轮。
当你寂寞的时候，请打开书本，在知识的雨露中催开心灵的花。一本精美别致的画册，会让你步入没的殿堂，陶冶艺术的情操；一套千古流芳的诗集，会让你感受到祖国大地的美好；一份内容丰富的报纸，会给你讲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们就像伙伴，陪伴你度过那些成长的岁月，从此，不会再寂寞。
在曲折的人生旅途中，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坎坷时，请你打开书本，或许你会发现，原来伟人也曾迷茫过，海伦用坚强与苦难对抗，成为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霍金虽然患病在身，但病魔也阻止不了他向宇宙探索的步伐。当你重拾信心时，你一定会感谢它。遇到不懂时，翻开书，可能就会在书中就找到你所求的答案。是书，它让我们走出充满迷雾的森林，赠予阳光般的希望。
读书也是人生的乐趣，它似茗茶，若弹琴，像下棋，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感悟。当你翻开书页，历史的风烟，人间的温暖，时间的变迁，都会呈现在眼前。
或许，这便是多愁善感的人特有的情感。于是，我专挑这类书来读。
对于悲剧般人生的书,我总有种说不出的哀爱。这种悲愁,发自内心,是最纯的泉,也无法洗透你伤痛的心；是最好的琴,也无法令你弹响心中的乐；是最烈的风，也无法吹散你心中的愁云；是最夺目的光景，也无法动容你嫣然一笑。读着这样的书，我心中便产生如此的情感，哪怕过于凄苍使我黯然泪下，过于投入书章而无法自拔，我毫不犹豫地读下去。悲愁，对我来说，太有感触了。
读着这样的书，是对我们承受挫折的一类总结，读着这样的书，是满心的喜，它让我用一种独特的眼光看我擦身而过的事物。我从容、肃穆，不再埋怨人生，反而独爱这崎岖不平。
是满心舒畅的再一次延续，是夜半钟声的又一次回响，是江枫夜泊的让人停驻。这是愁书给我赏心悦目、神蕴无比的愁。愁思莫过于是一种美。
你好。我是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我认为《国家历史》《百家讲坛》《百科新说》三本不错
对鲁迅；闽赣边区区域史；清末科举；高等教育；虚拟社区；近代电报史；近代邮政史和中共党史有浓厚兴趣。在CSSCI刊物《船山学刊》、中文核心期刊、CSSCI刊物《贵州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具有博士点授予权大学学报《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广西社科院主办刊物《经济与社会发展》、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刊物《价格月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4学年被福州大学下属学院评为优秀科研奖。 《齐寿山与鲁迅》，《北京社会科学》，期.《郑州日报》，《童年对鲁迅性格的影响》，.《大公报》，《鲁迅喜欢的北方食品》，.《大公报》，《鲁迅维权讨回七十万》，.《济南时报》，《鲁迅“情敌”——高长虹之死》，.《吉林日报》，《沈兼士与鲁迅》，.《新华每日电讯》，《在厦大3个多月,鲁迅“被辞职”》，.《团结报》，《鲁迅的一次诉讼维权》，.第4324期.《民主协商报》，《鲁迅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文史春秋》，《季自求与鲁迅的交往》，2011.第12期.《文史春秋》，《沈兼士与鲁迅交往内幕》，期.《文史博览》，《鲁迅为何在教育部14年未升官》，期. 《羊城晚报》，《百年前中医在拉丁美洲》,2013-6-5. 《羊城晚报》，《比“猪仔”命运更悲惨的“猪花”》，.《羊城晚报》，《秘鲁女子爱嫁广东“猪仔”》，.《羊城晚报》，《为救华工而毁容的美少妇汉娜》，.《炎黄纵横》,《华工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2013-6期.《人民政协报》，《第一位见到列宁的华工领袖（上）》，2013-2-7.《人民政协报》，《第一位见到列宁的华工领袖（下）》，2013-2-21.《联合日报》，《蔡元培为“一战”华工维权》，《传奇故事·百家讲坛》，《法国女郎为何偏爱华工》，期.《政协天地》，《鲜为人知的南洋华侨义勇军》，期.《文史春秋》，《华侨王敬祥和孙中山》，期.《文史月刊》，《菲律宾史上首位华侨将军》，期. 《收藏快报》,《金门华侨王国珍与“山后十八间”》,2013-9-18（522期） 《清末民国闽赣边区的杂粮刍论》，《新西部》(下半月) ，2007/07.《近代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中国集体经济》(下旬刊) ，2007/09.《民国闽西“独立王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文教资料 》，2007/14.《民国时期赣南地区雇农工资初考》，《价格月刊》，期.《清末民国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期.《清末民国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中）》，《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期.《清末民国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下）》，《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期. 《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苏区实行邮政检查原因探微（1927-1937）》，《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苏区赤色邮政的特征（1927-1937）》，《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苏区邮政检查的操作与纪律》，《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苏区邮政检查的执行者》，《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国民党邮电检查的原因》，《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中央苏区的军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福建船政电报学堂》，《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 《贵州政协报》，《晚清福州船政局的洋员及其待遇》，；《团结报》，《晚清福州船政学堂的局限性》，；《科学大观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国与福州船政局》，期；《人民政协报》，《清末吸引留学生的措施》，；《北京日报》，《左宗棠为何挪用海军军费》，；《浙江老年报》，《一生俭朴左宗棠》，；《北京晚报》，《左宗棠“题款”的扇子》，；《档案时空》，《左宗棠的两位夫人》，期；《联合日报》，《左宗棠的贤内助》，；《档案天地》，《清代借债度日的封疆大吏》，2012年第2期；《炎黄纵横》，《日意格与福建船政》，期；《文史天地》，《北大校长严复为何仕途不顺》，期；《团结报》，《叶祖珪解除俄舰武装》，；《福州晚报》，《丁日昌对福建船政的贡献》，；《福州晚报》，《最后的专职船政大臣裴荫森》，；《人民政协报》，《谈谈詹天佑的几段家事》，2013-6-27；《联合日报》，《詹天佑在中法战争中》，期；《福州晚报》，《潜伏福州船政局的日本间谍》，. 《团结报》，《孙中山与福州船政局》，. 《中华魂》，《孙中山与福州马尾》，2014年第3期. 《赖世璜年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2009/01.《论赖世璜悲剧结局之原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5《论赖世璜在割据地区的罪行:兼与廖信春先生商榷》，《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4《论赖世璜的性格特征》，《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3《论赖世璜自卑心理的成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2《论赖世璜自卑心理对其性格的影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01 《赖世璜与孙中山》，《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2009/6《赖世璜与李烈钧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2010/01 《陈宧部属出川之后的政治命运》，《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4《陈宧与黎元洪的关系述论(1912～1917)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8/02《论陈宧与川军的关系——兼论陈宧执行袁世凯“削藩裁兵”政策失败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1《陈宧幕僚之特点及其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3《陈宧的用人处事及其败离四川》，《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 ，2008/11《谭献与陈宧》，《船山学刊》，2008/04《论北洋军阀陈宧的另一面》，《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3《陈宧调冯玉祥部入川的动因——兼论研究北洋军阀史的意义》，《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8《重评陈宧与四川独立》，《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7《重评护国运动结束后陈宧离开四川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5《陈宧宣布四川独立的原因》，《文教资料》，2007/16《袁世凯重用陈宧主政四川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4《论陈宧未能像张作霖割据称王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2《关于陈宧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高等函授学报》(社) ，2007/12《陈宧幕僚中的“反帝制派”在四川独立中的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1《陈宧与冯玉祥关系述论(1915～1916)》，《船山学刊》，2007/04《陈宧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宧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高等函授学报(社) 2008/02《近代政治精英陈宧的历史功绩》，《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2《陈宧隐逸23年之久的原因探析(1916-1939)》，《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9《陈宧年表(上）》，《内蒙古农大学报》（社）.2010/02《陈宧年表(下）》，《内蒙古农大学报》（社）.2010/03《关于陈宧与锡良关系的两个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0 《对傅作义扶植自耕农的思考》，《内蒙农大学报》(社)，2007/03《抗战时期傅作义在内蒙河套地区的军需工作》，《内蒙农大学报》(社)，2008/02. 《傅作义重视干部培训》，《民主协商报》，. 就某个问题进行演讲比赛，8位选手-每人演讲5分钟，主持人1人，评委5人，计时员1人。通过上述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虽然任教的课程比较枯燥，可是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欢迎，经常在讲课结束之后，响起学生由衷的、热烈的掌声。
是王彦君。《春秋》杂志创刊于1943年8月在上海创刊，陈蝶衣编辑，春秋杂志社编辑、出版。月刊，综合性文艺刊物。撰稿人有茅盾、老舍、陈伯吹、郑逸梅、程小青、张恨水、文宗山、胡山源、徐行客、施济美等。
季羡林 北京大学教授欧阳中石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范 曾 南开大学教授 毕泗生 省政协秘书长王凤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高峰岗 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郑 军 舜耕山庄副总经理张华松 济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志刚 谢主席秘书 郭爱玲 省政协办公厅巡视员李光泉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省档案局原局长张合孟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省出版集团党委原书记栾文通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省工商联副会长张树骅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袁庆宏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春秋杂志社社长车吉心 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副主任、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周 艺 省文化厅副厅长吉保邦 省广播电视局巡视员钟永诚 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李传瑞 省文联副主席丁殿广 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李来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山东分会会长唐国强 著名电影演员高 峰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金铃 作家、山东翻译协会会长孟祥才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陈启智 山东省社科院儒学研究所所长杜文彬 舜耕山庄总经理高峰岗 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 王克奇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王永波 山东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处处长、研究员王钧林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中心教授张富祥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胡新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旭茂 省出版集团总编室主任王桂安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华松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德增 山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永祥 济南教育学院教授崔大庸 济南市文物局局长秦一心 济南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郑友成 青岛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李务习 淄博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孙本良 枣庄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于学顺 东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茂祥 烟台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吕秀彩 潍坊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刘玉平 济宁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赵玉良 泰安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树强 威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苏灵 日照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同桢 莱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朱瑞田 临沂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卞锡华 德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 辉 聊城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徐新民 滨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徐 东 菏泽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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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 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 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 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 战国前期 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 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 战国后期 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 *** 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 *** 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 *** 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一 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下体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二 战国前期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三 战国后期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被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抵制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青铜器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必然性青铜器对经济的作用青铜器对军事的作用青铜器的不足总结
《吕氏春秋·去尤》【原文】 人有亡鈇者①，意②在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抇③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④。【注释】 ①亡鈇：丢失斧子。②意：猜想。③抇：掘开。④尤：过失；错误。【译文】从前有一个丢失斧子的人，非常注意观察邻居的儿子的举动。看到他走路，像偷斧子的样子；看他的脸色，像偷斧子的样子；听到他讲话，也像偷斧子的样子。总之，他的动作态度，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样子。后来掘开山谷里的水，找到了斧子。第二天，再看邻居的儿子，他的动作态度都不像偷斧子的样子了。邻居的儿子并没有改变，而是自己的怀疑心理改变了。这个改变不是别的，而是由于先前的看法有错误。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一共是三本，分别是《家》《春》《秋》，关于这三本书中的后两本内容解释如下：一、介绍后两部书的主要内容：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193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主要情节是，高克明要把女儿淑英嫁给轻浮浪荡的陈公子，周伯涛要把女儿蕙嫁给品行恶劣的郑某。尽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事不满，但生性懦弱的蕙逆来顺受，对她充满同情爱慕的觉新又不敢帮她摆脱困境，她只得按照父命出嫁，最后含恨死去。蕙的死教育了高家的年轻人，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帮助下，淑英终于逃到上海，重获新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自由、美好、绚丽的春天。这部小说表现了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判。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7月初版。作品《秋》的从封建家族后继人的堕落上以及从封建观念受毒最深的懦弱者的反抗上，描写了封建大家庭高家的最后衰败。主要情节是:经过一系列事变之后，克明和觉新虽然还想维持高家的门面，但它已经到了千疮百孔、无法挽救的地步。克明的儿子不争气，克安、克定公开纳妾宿娼，克定的女儿淑贞不堪父母逼迫而自杀。克明死后，克安、克定闹着分家，最后将高公馆卖掉，各家搬出另觅住处，高家彻底崩溃。《秋》是解剖封建社会教育弊病的一本书。巴金在揭示这种愚昧、专制的封建家庭教育戕害灵魂的同时，又深入地提示了这种反动教育在怎样地一步步地伤害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生命，梅的夭折就是对万恶的封建制度杀害下一代的血泪控诉。二、补充解释：1、补充解释《家》的内容：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是作者的代表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5月，首次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家》中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作品在描写青年一代爱情悲剧的同时，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封建大家庭的必然的衰落过程:高觉慧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杂志，对家中在道德礼法掩盖下的种种腐败现象十分厌恶，他的祖父高老太爷是家中的专制魔王，一手包办儿孙的婚姻，造成了梅芬、鸣凤、瑞珏、觉新等人的悲剧，觉慧不满大哥觉新的"作揖主义"，积极支持二哥觉民抗婚。最后，当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象征高老太爷死去时，觉慧毅然离家出走，奔向新的生活。2、补充解释《激流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巴金的早期代表作。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呼吁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起着巨大的作用。
将其分为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公孙龙子，孙子或者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墨家，名家，兵家等等各家文章皆为经典，都可搜索到
你好！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发展，出现了孔孟老庄等大哲，形成了诸子百家等流派。不过这一时期是典型的乱世，诸子百家、孔孟老庄无不感叹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等级的松弛与天下形势的动荡，蕴含着促进思想繁荣的结构空间。而思想的繁荣，又是对当时社会失范的不同回应，墨者企图遏止兼并战争，道者希望回归小国寡民，而儒者承继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传统，希冀重新恢复秩序与和谐。 一、仁者爱人与儒者之维 春秋时期，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性的思潮兴起，传统的天命观念出现分化，虽然天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终极根据，仍旧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但天人关系中天的神秘色彩开始弱化，人的位置逐渐凸显。《左传》载史嚚之言：“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天神依从人，意味着人事成为家国兴亡的主宰，人从天的笼罩中解脱出来。类似的言论层出不穷，郑国裨灶主张用国器瓘斝来禳除火灾，子产不听：“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昭公十八年）《孙子兵法?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就是阴阳变换、寒暑交替、四季流转。此时，对于那些具有真知卓识的思想者来说，天的神秘性、权威性已经相当弱化了。 中国文化中牢笼万象的价值本源——天，遭到了理性的挑战，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显然也受到这种在精英知识人中流行的人文主义理性思潮的影响。在记载孔子言行、事迹的《论语》一书中，就有孔子理性对待鬼神、客观对待天意的言谈、事例 。《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大约在弟子的记忆中，孔子从不谈论鬼怪、神异之事，而且要求弟子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雍也》篇载，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于与鬼神类似的天，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四季运行，万物化生，都是天的自然状态。由此，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天已经从巫觋氛围中脱魅，成为客观自然的认知对象，不再居于思想的中心，而是淡化为观念的背景 。 正是由于受到当时这种人事理性的影响，孔子对社会失范根源的探索转向人本身，特别是人心的本质。孔子使用的概念是“仁”。在《论语》中，仁出现了百余次，而且孔子及其弟子多次郑重讨论仁。在孔子之前，虽然仁是德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其内涵有范围限制 。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包含其他德目的最高概念，具备了普遍的根本性特质，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 ，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人性基础。不过，孔子并未对仁作出确切的、一贯的解释，对于不同的提问者，他的回答也不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子贡问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仁是善良的源泉和正义的依据，人培育这种感情并以此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孔子没有以定义或概念解释仁，而是以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行动揭示仁的内涵。恭敬辞让、谨慎勤俭、廉直义勇、宽恕惠敏，特别是个人以一种爱人之心进行换位思考后的行动选择就是仁。 那么，关于“仁”的一般内涵是什么呢？《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即“相人偶”，人际间的人情关爱。《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引郑玄、何晏、孔颖达等关于人偶、相人偶的解说，注曰：“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 刘文英认为，相人偶是一种古老的礼仪，二人见面，互相作揖表示敬意。仁字的结构就是相人偶的象形，相人偶礼仪是仁的观念的客观原形 。白奚则以为，相人偶是以待人接物所应有的礼貌和情感来表达敬意和亲爱之情，即郑玄所谓的“以人意相存问” 。这些解说都从“人二”出发，将仁看作由人际关系而生发的社会互动准则。此外，许慎还补充说，古文仁字还从千心。不过从出土竹简来看，“千”乃是“身”的误写。郭店楚简“仁”写作“ ”，此外义、勇、畏、顺、疑等一大批字也都从心符 。由此，廖名春认为，仁字之“二”实为“＝”，是“心”的简化符号。许慎误认为二，兼爱说、相人偶说等都是从许慎之错中衍生的误解 。 孟子从人性的角度探索仁的渊源，他称人性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亦即仁、义、礼、智 。《公孙丑上》和《告子上》两篇都提到这四种善端，孟子认为这些善不是后天习得，而是“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是“赤子之心”天然具备的良知良能。这些善端也是人与禽畜不同之处，“人异于禽兽者几稀”，动物的行动体现的是自然本能，而人除了本能之外，还有仁义、慈爱、善良等社会属性。实际上，孟子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其解释仁就兼顾了人与人心，《尽心下》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朱熹注曰：“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 按照《中庸》“亲亲为大”的说法，这个“仁”就是指人的互相关联、彼此关系的社会属性。而《告子上》曰：“仁，人心也。”仁的特质又表现为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因而仁首先是个人的内在品质、内在道德修养，而且这种品质不是个人孤芳自赏的精神财富，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秉持的情感原则和价值取向。 综而言之，所谓仁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仁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也是个人心灵自我遵循的一种价值实体，就是善 ；其次，仁是人际互动必须遵从的、体现的价值准则，即惠爱。因此儒者强调的仁、善等个人修养，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基础，包含着遵守社会规范的内在自觉。 二、克己复礼与儒者之纲 孔子一生颠沛奔波，游说诸侯，希望能够恢复周代的和谐秩序，特别是西周时期的礼制。在孔子看来，周公是最伟大的君子、圣人，西周是最符合仁、礼的理想时代，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而周礼的核心是确立等级结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小记》），把这些原则推及到天下，进而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并确立社会秩序，就是“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礼的原始型态是祭祀的仪节，后来这种仪节被挪用到其他形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礼仪制度，并逐步抽象为社会生活的普遍互动规范 。孔子之前的儒者，既传授诗书礼乐的知识，也从事礼仪的具体操作。作为儒者的后裔，孔子从小就对礼仪很感兴趣，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日常生活中“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不过，孔子的行动表明，儒者已经趋向于将礼仪视作一种程式，从而更看重仪式蕴含的道德意识和象征意义，也就是极为重视礼的规范性意义。季氏作为大夫却僭用天子之礼仪，这种严重破坏等级秩序的行为引起孔子的担忧，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具体表征，就是名或者分。儒者在克己复礼的实践中还认识到，人心之仁、人性之善等内在修养虽然是遵从礼的价值基础，但是要想恢复三代之时礼俗醇美的景象，还需要个人将礼表征的名、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才能以仁爱之心有效地、恰如其分地遵从礼的规定，维护礼的运转和社会秩序。因此，孔子特别强调正名，他回答子路“为政奚先”的提问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是这个连锁反映的总根源，作为一种角色符号，代表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张德胜指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就是社会学术语——地位，作为行动准则的礼则是规范。名相对于礼而言，就等同于地位之于角色 。所以孔子强调，必须辨正名分，以使个人的社会行动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名分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使每个人安心于自己的角色，也才能够使社会运行的状态与礼的规划协调一致 。 孔孟认为，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善良之性，故而乐于尊崇礼义，所以克制自己的欲念而恢复仁、善，也意味着个人行动回归礼义。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人无法自觉地克服欲望，必须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惩罚、规训人们遵从礼义规范。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人性之所以为恶，是因为“人生而有欲”，这种欲望天然合理，但却会使社会陷入混乱纷争，于是“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对于如何由乱而至治，荀子一如前辈儒者，将礼义作为克定乾坤的关键。不过，荀子从人的群体特性，提出发挥礼之社会功能的新机制——分（fēn），也就是分别、区分，“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分，作为礼之发挥功能的机制，能够使人们确定彼此的社会位置，明晰相互的等差秩序，从而使人们和谐相处，协调一致。 古代哲人曾就人类社会的起源、人与动物的区别提出种种假说，荀子则就人类的生存方式指出，人力不如牛，跑不如马，但牛马却为人所用，人之所以能够凌驾于禽畜之上，根本原因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王制》）即人能够组成群体、由群体互动而联接为社会 。人何以能够组合为有机群体呢？在于人能够确定彼此的名分：“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富国》）分（fèn），即角色、地位，《礼记?礼运》：“男有分，女有归。” 郑玄注云：“分，犹职也。”分的本意指职业，一指行政系统中的职位，二者指人们从事的行业，尤其是农业生产关系 。由分（fēn）产生的结果分（fèn），表征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即君臣、父子、兄弟、男女等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区别和地位，体现了独特的社会结构 。 荀子关注的分，与孔子关心的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名，作为来源于象征的符号，表征的“实”是个人在社会结构的角色。分，作为个人与他人的区别与差异，相应的名也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儒家主张“正名定分”，严格确定个人的角色地位，同时控制角色之名与地位之实保持一致，其实质就是确定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分野 。名与分，就是礼义确定的名号与地位，故荀子曰：“人道莫大于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而礼在于辨别差异，“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礼别尊卑贵贱之名、亲疏远近之分，这种主张是儒家的共识，在其他儒者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礼记?哀公问》曰：“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周易?序卦》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礼义能够使君臣、父子、夫妇恰如其分地处于各自的位置，也就是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因此，礼确定了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地位，也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等级阶层意识，从而自觉地认同礼义标识的等级区分和伦理秩序。因而，尽管儒家学说包含着太多理想而显得有些迂阔繁琐，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太史公自序》） 三、为政以德与齐之以刑 商周时期，儒者是巫祝史宗一类神职人员的后裔，他们传授诗书，主持礼乐。在春秋时代，孔子秉承三代传统，尤其是西周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特质，通过传授弟子、游说诸侯，逐渐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对比诸子百家，可以说儒家与传统的礼、德联系最为紧密，尽管历代儒者也有所修正、有所发挥，但内在理路没有太大的分野。 儒家尊奉的六经之一《尚书》已经阐明，明德慎刑、为政以德是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社会理念。《大禹谟》记载帝舜教诲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以刑罚辅助教化，表明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并不将刑罚作为治政的主要手段，刑只是德的补充。周公称颂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并一再告诫康叔，“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康浩》），天下之人乐德而恶刑，所以必须多施恩德而少用刑罚。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认为：“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儒家秉承了这种传统理念，主张守礼尊德，施行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如果以德治天下，则万民归心，意味着社会运行流畅，秩序井然。孟子则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如果尧舜不施仁政，也就不能治平天下，所以他主张以“仁”治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 当然，儒家并没有彻底放弃刑罚的应用，当人们的行动超出了礼的容忍限度而受到惩罚时，就已经是刑律在发挥作用了。即使如孔子大力提倡仁、礼、德，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使用刑罚。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国君在今山东境内的夹谷相会结盟，孔子其时为鲁国大司寇，随从鲁定公出访。据《毂梁传》记录，鲁定公与齐景公会谈结束后，“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此事又两见于《史记》：一为《鲁周公世家》：“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一为《孔子世家》：“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孔子杀优的举措尽管与其一贯宣扬的仁、德不能一致，但确实是维护礼的必要行动，即使说这是杀人建威以争取外交筹码，但至少其借口是维护礼的威严。 孔子诛杀优倡之事，表明儒者的实践并没有放弃刑罚，而是主张以礼为主而以刑为辅，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刑、政具有外在的威慑力量，德、礼却可以感召人们从内心里认同等级、人伦秩序。虽然孔子推崇德、礼，但是政、刑也不可偏废，所以孔子主张先礼后刑、先教后杀 ，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是一种恶行。与此类似，荀子则明确指出教与诛的辩证关系，先教后诛，教与诛并重：“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富国》）不过，荀子主张的诛，与祖师孔子主张的杀已经相当不同。孔子只是将刑罚作为德政、礼治的必要补充，荀子则把刑罚作为整顿社会的基础手段。实际上，处在战国晚期的荀子，虽然仍然坚持礼乐的象征意味对社会生活的示范意义，但是治理社会的具体思路已发生了微妙的转向。这种转向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明显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因子，由礼转向了法 。荀子认为礼是法的基础，“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所以治理天下必须礼法并重，“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君道》）在“隆礼”的同时也主张“重法”。礼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之经，礼与刑。”（《成相》） 事实上，虽然儒者各自有不同的思路，礼、乐、刑、政却是他们共同探索的原则。《礼记?乐记》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作为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作品，表明刑、政在儒者治平天下的实践中也是一以贯之的手段。 四、修身齐家与社会运行 诚如我们前文指出，儒家追寻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关注的目光由天转向人本身。礼崩乐坏、等级秩序颠覆，乃是因为人心不仁、人性不善。克服自己的欲望，重新找回已经放逸的仁爱之心和善良之性，就成为儒家整顿社会秩序、经济家国天下的基础工作。《礼记?大学》设计了一个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流程，其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个流程由个人扩充至家族，再由家族推广至邦国，再由邦国普及至天下，是一个逐步放大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个人是基础要素，也是根本，决定着家族能否和谐，决定着社会是否有序。《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所谓修身，就是推己及人、一视同仁，也即是孔子的仁人之心、忠恕之道 。这说明儒家设计的推动社会秩序化的进程，是从个人向家族拓展，再由家向国拓展，再由国向整个社会拓展，层层推进，最终营造社会的有序格局。故孟子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 因而儒者特别强调修身，培养自觉的仁爱、善良之心性，“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修养品性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安定、宗族和合，更在于实现邦国安康、天下大同。儒者以为，人心之仁和人性之善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血缘亲情。孔子坚信，人的本性中血缘之爱是无可置疑的，儿子爱父亲，弟弟爱哥哥，都是人共有的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真性情引出真感情，这种真感情就是孝、悌 。仁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与依据，人保有这种感情并且以此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可以推己及人，产生广泛的爱人之心。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弟子有若则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而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家庭、家族之中的孝、悌之情，是人心之仁的突出表现，这种血缘亲情无疑符合道德理性，是社会治乱的根本。 儒家之所以强调个人的品性修养，即是希望通过个人和合家族的实践，达成治平天下的任务。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人格与道德理想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这种思路，肇源于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古代中国社会被称为“家国同构”，家族的组织结构、行动原则同样也是邦国、甚至天下（社会）的组织结构、行动原则，社会是一个放大的家族，而家族是社会的模型或缩影。家族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空间，而且个人在家族结构中地位、角色，也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地位，符合家族要求的仁爱道德、礼义规范，同样适用于庙堂、社会。涂尔干指出，如果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这个次级群体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并纳入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 。而中国古代的家、家族，就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一个次级群体，个人要想有效融入社会，就必须努力履行和合家族的伦理规范。故《孝经》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顺可移於长；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治家有方，则可做社会管理者。即个人如果能够有效履行伦理规范和合家族，也就意味着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更广阔范围的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因此，孔孟儒家的终极关怀，实际上就是礼造就的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仁与礼具有同一性，他并没有将仁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而是认为仁与礼具有同样的价值内涵，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而孟子则将礼、仁、义、知看作人性之善的四端，也是将礼、仁看作平行的、对等的存在。仁的价值立场，就是礼的规范要求，只要人们充分发挥爱人之仁，那么遵守礼就不成问题。也即是说，仁是个人的内在修养的外化表现，礼是一种笼罩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行动规范，二者虽为不同的概念，但却有着共同的基础：遵守礼的人性基础是善，而仁这种实体性的内在修养表现出的价值立场也是善，由此礼、仁达成了一种价值关联。儒家学者对人心之仁、人性善恶的探索，重在说明重新恢复西周的礼是可能的。仁、义、知、信、敬、恭、宽、信等道德修养，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促使礼的正常运转。当然如果个人不能遵从礼义规范，儒家也不排除使用刑罚惩戒其回归礼的轨道。 儒家把能否遵守礼乐规范看作是人心善恶的表现，因为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也是社会秩序的象征，而秩序得以保证的前提是人对礼的尊重和敬畏。对礼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于人的伦理与道德自觉，没有礼，个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达，社会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 。所以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并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尧曰》）。在儒者的话语中，礼已经抽象为制约个人行动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体系，礼确定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地位，也确定了彼此的互动关系和行动结构，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序列。在这种差序格局之中，个人的位置也就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人们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劳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由此也形成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 总之，儒家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由个人的内在修养和理性行动，逐次推广，将个人、家族、邦国乃至天下纳入一个体系。个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良善之性，从而能够遵从礼的约束和规定。所以个人必须培养自己的仁爱、孝悌、信义等道德情感，才能够顺适礼义，并将礼义内化为自觉的行动意识。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内化的思想规范确保个人的理性行动，从而能够有效和合家族，由家族而邦国、天下，推动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