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最早，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着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着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1](P4-6)敏泽也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他所写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范围放在有关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的着作中。(P1)叶朗的看法与上面所说的稍有不同，但也是把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一个是范畴系列，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P4)张法先生的新着《中国美学史》，也仍然把美学史看成是美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国美学史，指的就是从远古到清代末期的审美理论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显示中国美学由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显示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显示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P6)第二种思路则以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为主要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宗白华最早提倡这种研究。他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应该要注意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许明、尤西林等人则提出审美风尚史和审美形态史的研究问题。提出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摆脱美学思想史的束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陈炎新近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把审美文化史看成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成熟的形态。该书认为，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着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不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和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后者则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等。而审美文化史则介于其间，它将二者统一起来，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内容，并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 美学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与美学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为美学思想，以一些已经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看法，其研究方法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家们明确地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用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思想相互渗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他们所追寻的美学思想和意识最早起源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的言论中。鲍桑葵说得很明确：“如果‘美学’是指美学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指美的哲学的历史。”(P5)他所写的《美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写起。(P24)而西方另一部美学史名着，即吉尔伯特和库恩所撰的《美学史》则以古希腊有关诗与哲学的争论为美学史的开端。西方美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家有很大影响。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写的中国美学史，以先秦理性主义思潮为起点，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开端，讲述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并得出儒家思想为主，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基本轨迹的结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很重视这种方法。不过，他把美学史的起点定位为老子而非孔子，极大地突出了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虽不是以某个哲学家、某种思想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起点，而是强调史前审美意识对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意义，强调追溯中国审美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就其具体研究方法来说，仍然十分重视哲学思想向美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把美学思想家的着作和观点作为研究重点。 而重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审美艺术实践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性，并试图在方法论上摆脱西方哲学美学方法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10](P392)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林同华先生则提出了要以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充分注意到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的特殊性，注意到东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即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命题、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包括中国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互印证的历史。如，东方许多艺术建筑：金字塔、长城、泰姬陵、吴哥古迹等都没有相应的美学理论系统予以阐发。又，中国舞蹈、建筑、园林、雕塑、音乐、陶器、青铜、玉器文化都十分发达，却无相应的美学理论予以阐发。所以，只有以印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所谓印证，依林同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就可以作出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许明则认为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根本有别于美学思想史，它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阔，有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美学理论四个研究层面。[11]陈炎则倡导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综合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12] 我认为，以上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但若各执一端，则是不完全和片面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美学方法运用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史研究有着学科的共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哲学思辨性不如西方，就轻视这种研究。因为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灵表现的核心，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最终也应追踪到哲学问题上来。试想，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的哲学观念，如道、气、象、和、仁、有无、虚实等，不了解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又怎样能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构成？而现有的中国美学史着作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美学史着作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成功的，有创见的，还是应该首选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几部美学史，即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哲学上寻求到理论支点，或者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主线，或者突出道家哲学的意义，或者强调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这些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主干的美学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美学史的面貌，对中国美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山作用。另外，以哲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把一部中国美学史看成是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避免了把美学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史或者说知识形态的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针对历史学研究的思想介入，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是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史方法的摒弃，是“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13](P175)我国有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学者亦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审美意识的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14]我认为这些看法隐含着把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纯客观的知识形态，而抹去美学史研究的思想光辉的危险。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15](P7)哲学史也罢，美学史也罢，它所展示的都应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发展的历史，它不应该变成原始记录和纯客观描述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主体就必须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是，在运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学史，考察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美学思想史演变的同时，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16](P26)，这一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在于，中国美学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美学，相对西方美学来说，在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思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学着作多以感悟性、品鉴性形态出现，多是就具体艺术门类所谈的看法，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于中国美学自原始社会始，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审美实物（如彩陶、玉器等），后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宗白华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美学史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也是基于中国美学史的这一基本事实。林同华先生提出用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也是符合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的。中国美学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特别丰富，不仅诗、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历史悠久，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艺术审美形态也很发达，但它们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发，这就需要用印证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比如，要确认先秦美学为什么崇尚“大”，汉代美学为什么有一种厚重、恢弘的气象，魏晋时期崇尚“清”，宋元之后为什么走向世俗，归于平淡和俗艳，这都不是美学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和范畴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联系同时期丰富的艺术审美形态和现象来印证。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用艺术审美文化来印证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在提倡印证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轻视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能以审美直觉、体验、感悟的方法去代替审美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因为，美学史考察的对象虽然广泛，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包含大量的形象形态、作为艺术审美实物而存在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历史。所以，我们提倡以印证的方法去把握中国美学史，同样离不开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自身发展的线索。不然，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就成为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而失去美学史研究应有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宗白华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示范，比如，他用《考工记》中的“梓人为笋”的工艺实例来说明“虚实结合”的思想，用《易经》的“贲卦”来说明文质关系，用《易经》的“离卦”来说明中国美学中“附丽为美”的观念，都是很好地运用印证的方法解决了审美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把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变成一般的艺术史的研究。 第二，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把握中国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不可能只存在于美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的理论着作和观点中，它也存在于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中，存在于与这些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相关的艺术审美实践中。审美文化和风尚史的研究，对扩大美学研究的领域，更深入地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本质，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研究先秦美学和中国上古时期的美学，中国文化性质怎样，原始宗教和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式怎样，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革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还是剧烈变化，原始汉字、礼制文化、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弄清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许多人在谈到中国美学时，都很重视先秦典籍中，如《周易》，和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人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美学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不能从更宽广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如从远古神话宗教、生殖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饮食文化等来观照它，我们也不可能追溯到这种生命美学意识真正的根源。再如，要了解儒家美学精神，了解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若对夏商周三代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原始巫觋文化如何演进为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说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对中国原始思维特征和南方楚文明及巫史文化缺乏了解，也是很难说清的。 所以，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的成熟。不过，我们在强调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美学史还原为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因为，美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在于揭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并使其获得理论和思想形态。而从方法论意义看，审美文化史、审美风俗史的研究又需要美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很难进行。所以，即使我们重视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相比较起来，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审美风尚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充分凸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时，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审美风尚的研究可以称为审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审美风尚的研究包括了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美学理论四个层面。[11]这种概括就不恰当地扩展了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它把美学理论的研究看成是风尚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对审美风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包容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12]这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依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多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审美文化虽不排斥物质文化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思想价值又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核心层次。所以，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只能指向而不可能包容与超越审美思想史的研究，它只有在充分凸现美学史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
关于中外美术院校之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周浩然黄婵（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610101）摘要中外当代美术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学校与社会、社会与艺术本质的关系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文章通过比较中外美术高等教育的现状, 尤其是俄罗斯美术教育，对我国美术高等教学进了改革的设想,期望能给予我国美术高等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关键词中外美术高等教育改革文章编号1671-0703(2010)10-198-03由于我国“美术学院”作为我国现代专门的艺术教育机构，无论是从其名称还是其制度来看，都属于西方的“舶来品”。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我国的美术教育长期受苏联契斯恰科夫体系影响，虽然在美术改革期间，我国美术高等教育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进行了相关的改革，但是大部分高等美术院校的美术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仍因循守旧， 学生依然在进行所谓的技术、技巧方面训练，很少地从艺术本质上进行探索和研究。本来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生活的艺术成了少数人的“技巧”，这种趋势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中外最著名的一些美术院校的研究，试图通过中外美术高等教育现状的比较、分析，为我国美术高等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一、我国美术高等教育现状我国的美术院校从八大美院到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或者美术系，美术课程的设置大同小异，除了必修的政治理论以及外语等，在专业课上主要开设艺术史论、美术学、各种设计专业，包括计算机多媒体的应用等课程。如上所述，技法、技巧的训练以及计算机的运用依然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安排上，前一到两个学年主要是基础课，以素描、色彩为主，同时开设国画、油画、设计辅修，目的是学习巩固一些基础知识。后两个学年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一般分为美术学、设计、史论三个专业方向，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自主选择。创作课几乎没有作系统、整体地安排，大多数学院只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进行毕业创作，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对于创作少之甚少。当然比较可观的是创作形式现在相对比较自由。古典、现代、抽象、具象乃至装饰画、多媒体可以全面地运用。优点是相比以前丰富了形式，但是缺点依然存在：对于审美规范、审美的标准莫衷一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民间的艺术几乎在学院难以推广，这是中国美术教育的一大憾事，学院派排斥民间艺术，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艺术史论等课程普遍开设， 但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开设时间过短，教学模式的僵化等原因，一般每门课程只开一个学期，每周一到两节，学生囫囵吞枣，浅尝辄止，仅仅记住一些艺术家和作品的名字，对艺术品的美学内涵和文化脉络缺乏明确了解和整体把握，不能深刻领会作品所传达的艺术精神，甚至只是简简单单地应付考试，所以面对艺术以及艺术作品常常感到茫然，言之无物甚至不少学生感觉到自己只能机械地做选择题。加之学生亲临美术馆、艺术博物馆的机会非常少，学生很少有机会看到艺术品原作。同时学生外出写生、实践的机会非常少，缺乏文化内涵、缺失艺术标准、匮乏源于生活的元素是高等美术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所谓的到实践中去，也成了一种简单的形式。本应该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的照本宣科，有的敷衍了事，甚至有的直接弄虚作假，从而实习失去了实践的真正意义。虽然有关部门意识到了这点，集中安排学生实习，但由于实践基地匮乏，实习学生过多，部分学校老师的片面追求完成任务，最终也没有取得好的成效，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二、俄罗斯美术高等教育现状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国立美术学院是俄罗斯最好的美术学院，它们的美术系代表了俄罗斯美术的最高水平。美术学院最主要的教学任务是：从事严格的美术专业教学活动和培养俄罗斯一流的美术家。主要有绘画系、建筑系、雕塑系、版画系和美术理论系。主要开设素描、色彩、装饰艺术、金属工艺、陶艺、雕塑、造型艺术教学法、电脑绘画、俄罗斯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俄罗斯历史、哲学等课程。在教学安排上，素描和色彩教学（主要指油画）是最主要的学习任务。从大一到毕业都有。一般是早上9 点至11 点进行素描教学，在短暂的午饭时间后，接着进行色彩方面的教学，下午3 点至5 点又是再次素描教学。素描教学活动主教育广角2 0 1 0 年第10期安徽文学199要在室内进行，因为在圣彼得堡漫长的冬季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室内教学。解剖课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安排在一张纸上画同一个人头部的正面、侧面和3/4 面，或者在一张头像边上画骨骼和肌肉。学校有一个专门的解剖教室，陈列着人体骨骼的各个部分以及一部分动物骨骼，学生可以随时来此写生，有专门的教师指导，素描作业一般都用索斯、歇比亚、桑基那做底子，做成各种深度的灰调子，人像与环境融为一体，空间感极强，这也是为了与油画课程进行很好的衔接。而在绘画材料上也非常广泛：从炭笔、木炭条、炭精棒到俄罗斯特有的索斯、歇比亚、桑基那，包括色粉笔、蜡笔等。美术教学对构图课极为重视，构图要符合美的规范，反复权衡修改以求获得最佳效果。创作课从大一开始设置，方式是课上辅导、课下画构图、期末总评，手法要求用现实主义方法，题材范围是现实生活、个人生存体验、普希金诗歌、卫国战争、俄罗斯历史与宗教，绝对不允许进行现代艺术以及一些“非艺术的艺术”尝试。教学大纲是高等美术教学的“最高准则”，教学中出现偏差，马上就由教学大纲来纠正，学生学习也有矩可循，老老实实按教学大纲学就是了，可叹的是这种大纲几十年不变。这也和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传统息息相关。学校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美术系设有工业造型、陶艺、雕塑、木工等实习车间，从图纸设计到制作完成都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生严谨、扎实的学风，这种对学生严肃认真作风的培养不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两件作品，更是为了让学生形成优良的工作品质与生活品质。其中，他们对中国这种绝大部分的室内教学也曾提过建议，因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而不同于俄罗斯。所以他们建议我们国家的美术院校学生，应该把素描、色彩教学更多的集中于室外，感知大自然最纯真的艺术。每年6 月，是毕业生的答辩时间，学生作品分成两部分:一是自己的毕业创作;二是在教学实习中收集的中小学生完成的作业。这是对创作能力和教学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列宾美院还和各地美术院校进行交流，互派学生，反馈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计划进行改进和调整。三、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为世界美术最高学府，始创于1339 年，是世界第一所美术学院，开创世界美术教育先河，1562 年正式建立。他们在学院门类较多，有艺术视觉学院、应用美术与设计学院、交流与教育学院、裸体学校。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上课是丰富多样的。学院安排的课程宛如宴席，学校会统计学生的“消费”，如果达到学校的标准，就准予考试和毕业。学校平时上课时间很多，艺术形式已经不局限于传统，当代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有表达和涉及。学校会安排很多活动、画展开幕、电影会、讲座，等等。作为一个学生，必须除去上课之外还得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在各个场所里，这些场所里面有学校的签名单，签名表明学生参加了，然后一块汇总到学院或老师，然后老师和学院再评估学生吸收的养分够不够，作为依据评判、考核学生。表达形式也是各种各样，有动画设计、行为艺术、灯光、理念。在这里一切都是开放的，当然日常的固定上课也是必须的，不过课程会分布在佛罗伦萨各个地点，如博物馆、当代艺术馆、画廊等等。在考试上，每次考试大概有3 名以上的教授在场，然后出示作品、问答、表达观念，教授再讨论、评估、给分。主要考察各个方面，如学生参加课程以及活动次数的多少，学生艺术作品的层次，对艺术作品理解的观念等。另外，学院的老师也非常严谨，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让学生很难“走后门”，蒙混过关。四、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法国在美术界最知名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家。该校除了美术、油画之外，还开设有雕塑、计算机图像与录影图像等专业，学制5 年，学生毕业时可以获得DNSEP，国家承认大学四年级文凭（homologubac+4）。学校里传授传统和现代艺术的技巧与理念，目的是培养高水平、多能力的艺术家。学校有1/3 的学生是外国学生，这使得各国的艺术得以充分交流，并积极地影响着学生的艺术水平。学生在画室中工作，每个学生都有专门的教授指导。学生在素描、油画和多媒体3 个方向中选择1 个或多个专业。第一年学生要完成4 个学分，其中一个由教授指定，两个是绘画技术，另一个是艺术理论。学生在5 年内要修完12 个学分才能毕业，其中包括1 篇论文和答辩。同时学校招生非常严格，700 名考生中只有150 人被录取。要求上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在18~24 岁之间。首先要提交自己的作品集，作品应在20 份左右，其中至少10 份为原作。在通过对作品的选拔后，学生还要经过3 个考试：实物素描、对一件作品的文字描述与评论、面试。学校接收资格入学，如果考生不到26 岁而且已经完成了大学二年级的学业，那么可以向招生委员会提交自己的作品集，学校根据学生作品的水平在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中选择一个适合的年级。五、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自从1768 年成立以来迄今已有237年，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俄罗斯列宾美院并称世界最杰出的四大美术学院。皇家美术学院表示有意申请的国内外学生必须具备绘教育广角2 0 1 0 年第10期安徽文学200画、雕刻、数码印刷或摄影专业的学士学位。该校是英国提供这些领域三年进修课程唯一的艺术学院。有数据表明目前该校仅有一名华人学生就读。进入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所学校所开设专业几乎涵盖了所有美术以及相关门类。他们追求在于不同寻常地表现在它的艺术并置在一个特定的设计环境和设计在艺术环境。艺术和设计的原则，是对知识的进步，他们的关注到工业和商业的具体流程并认为知识可以产生信念。他们的学生通过分析和问题回答获得奖学金。在学校里，他们不断试验和艺术品和设计创新例子，注重发展的基础项目的研究，鼓励跨学科学习，以促进了快速增长的研究实效。以上是该学校的总体理念。学校的师资要求也很高，绝大多数全职教师，在大学里首先是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正是这种高要求，在他们学校，作为艺术和设计工作的专业人士认为，只有不断拥抱和不断发展的新思路，才能够将他们的学术工作向前推进。学校每年提供各种讲座，研讨会，大师班，以及个别辅导。他们包括前著名艺术家，设计师，来自在国际舞台的全国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会来到大学，因为他们喜欢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他们认为学生会从中找到灵感，并受益匪浅。这所学校正是采用这种高强度，同时也是高度自由的学习、教学模式。使得他们学制成为世界上最短的。六、我国美术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设想了解中外美术高等教育现状，旨在为我国美术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推进我国美术高等教育。针对我国当前美术高等教学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革：1、文学修养的培养。对于艺术史、文化史，尤其是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让学生对人类各种视觉艺术语言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停留在“知晓”这个表面层次上，而是深入了解它的社会背景，分析它的艺术时代语言、造型特点，分析画家的思想，为什么要这样创作，懂得这些造型语言在表达现代人的精神感受上的潜在价值。应该鼓励学生提高自己的综合知识修养，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理解并欣赏音乐、舞蹈、戏剧等各种艺术。2、关于绘画题材、内容，我们更应该关注画面所应达到的精神高度，人类艺术从诞生发展到现在，风格手法层出不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根本的东西没变，那就是质朴、大方、纯正的品格，这种品格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每一种形式都烙刻着深深的时代印迹。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非造型艺术，这是一个真理性的共性。3、美术基础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把视觉艺术史上的一切经验和创造全部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看到造型艺术的多元性。应试教育下的考试制度，使学生过早地甚至一味地陷入单一化、重复化的教学模式中，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造型能力，但通常是闭门造车，形成一种人为的封闭环境。写实造型训练依然是今日艺术院校美术基础教育的最主要内容，这种严格的规范性教学是必要的，通过写实的训练，培养学生把握控制造型语言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厚古薄今，但也不能反之。我们应该用更宽泛的眼光审视造型的基础教学，把注意力从准确地再现转移到现代造型语言的认识和掌握上去。对于诸如素描、色彩、速写等，我们除了关注其本身的语言外，更应该注重其精神表达。这些应该不只是是在大学低年级反复强化训练的东西。基本功训练不仅仅是能够准确地再现物象，还应包括结构画面、结构色彩、经营材料的能力，这是当代美术工作者必备的基本能力。比如，作为油画专业的学生，坦培拉技法、古典油画技法、直接画法等专业语言更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自由开放的造型训练，使学生在技能训练中逐步摸索适合个人精神表达的语言手段，把学生潜在的艺术想象力诱发出来。又如雕塑、建筑等，我们除了掌握最基本的手法、技巧外，应该鼓励学生走出去，学习国内外好的范本，去粗取精，而不是一味地走“样式主义”路线，同时也不是盲目的创新。应该体现民族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正是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总的说来，作为美术专业大学生应该掌握以下三种能力：(1)一般具象造型能力，这是指有价值的具象——真正能反映生活的，有价值的特性。(2)对造型中的抽象规律的掌握，严谨、准确地抽出最基本的绘画语言规律。(3)认识当艺术世界的能力，通过学习艺术史了解艺术家如何认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又是怎样表现那个时代的生活的，并把这种规律运用到认识当代生活中去。（4）积极主动地学习文化知识，将文化和艺术高度统一。4、应把传统民间艺术列入必修课程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劳动生产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5、加强教学实习基地建设。使美术高等院校与各种艺术单位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及时了解中社会的艺术需求，相应调整学习的教学思路和方向。6、提升师资队伍自身的素质，只有老师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熟练的美术技能，才能将其所学传道授业。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参考文献：[1]邢莉.自觉与规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李平.俄罗斯学院派素描技法.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3]孙韬，叶南.涅瓦回望.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4]常锐伦，唐斌.美术学科教育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5].
中国美术史第一讲 陶器一、 艺术的起源中国原始美术，起源，类型，研究途径两条：一是考古学，包括文献学；而是社会人类学。中国原始美术遗存，最有代表性的品种是陶器（尤其彩陶），此外还有雕塑、岩画、地画、装饰品等，石器工具，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审美特征。艺术的产生：1， 模仿说：艺术起源于人类模仿的本能——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 柏拉图人从孩提时候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做品总是感到快感。从内因上讲，模仿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和必要的手段，从其外因上讲，模仿手段则要通过实践努力和后天的教育才能逐渐充实完善。2， 劳动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艺术起源于劳动。3， 游戏说：康德 席勒 艺术起源于游戏4， 巫术说：英19C人类学家泰勒、费雷泽 艺术起源于巫术在原始人心中，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现象中都存在一种神秘属性，也就是神灵，即万物有灵论，他们企图通过巫术的行为来控制主宰人类的鬼神，艺术形式是巫术观念的物化。二、 陶器1、 制陶的发明一说从制作物质生活的容器开始，原始人在藤条容器上涂泥巴，用火烧，发现泥巴可以变成陶质，同时发现可以不需要中间藤条，直接用泥巴烧制也可以达到同样目的。另一说为制陶术的发明并不是从制作物质生活容器开始，而是从制作巫术礼仪的偶像开始。发明制陶术的三个基本条件：水 土 火人类的生产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衣食住行以及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所以在原始时代，泥塑偶像的制作，出于一种后代繁衍的巫术祈祷。原始人们相信，如果大量制作人偶，本部落就会子孙繁衍，人丁兴旺，从而就加强可同大自此外，在原始社会中，火种的保持是女性的专职。而保管火种的火窑又形似妇女的腹部，所以在制作泥偶时，很自然会放进火窑里烧制一下。2、 陶器的分布和种类① 分布地位仰韶文化—黄河流域，河南、山西陕西；马家窑-甘肃、青海；龙山文化—黄河下游，东部沿海② 种类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3、 陶器的做法、原料① 制作 手制体小的手捏而成体大的陶器以条泥盘筑成型 “泥条盘筑法”模子成型“轮制”：仰韶文化技术进步。“慢轮修正”大汶口文化晚期“快速”②经实验表明是含铁量较多的黑土、沉积土和其他粘土4、 纹样1蛇纹和人首蛇身纹 2鱼纹和人面鱼纹 3人形纹 4蛙纹5鸟纹和鸟啄鱼纹 6旋涡纹和波浪纹 7花叶文和编织纹例子：《鱼纹彩陶盆》《人面鱼纹彩陶盆2》《鹳鱼石斧图形陶缸5》《彩陶瓶1》《舞蹈纹彩陶盆》《人形浮雕形陶壶》《女娲头像》3《船形彩陶壶》7第二讲 青铜器一、 青铜的由来及美术史上的“青铜时代”中国文化史上，把夏商周三代称为青铜时代，原因有二：一是这三个时代铸造的青铜器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整个中国青铜艺术史上的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二是由于这三个时代流传下来的青铜器数量最多，最能反映当时的精神面貌。（产生原因：文化背景，技术水平，社会分工）《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30多种工艺）二、青铜器艺术的分期1，青铜器育成期：夏—商早期（公元前21C—公元前14C）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多为小件使用工具，形制粗糙，铸造技术较落后，纹饰简陋2，青铜器鼎盛时期：相当于商中期—西周早期（前14C—前10C）这一时期的青铜艺术成就最为辉煌，多用于巫教祭祀活动的礼器，以鼎、簋等——多为“五臣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随着“列鼎”制度的实施，“礼乐”也理所当然的被纳入到“文物制度”内，规定不同场合、不同人物出场是的调、曲、词也有所不同。此外车马装备、装饰等一贯制度同样也有严格的等级规格要求（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具有浓重的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所以有“藏礼于器”一说。作品形制厚重，刻镂深沉，纹样有兽面、夔龙、凤鸟、云雷等纹，大都通体满饰，具有威慑力量—“狞厉之美”3青铜器转变期：西周前期—春秋前期（公元前10C—前6C）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制作，不如之前兴隆，纹饰浮浅、程式化，带状花纹增加，不再具有威吓的力量。这实际上反映王室权威的解体，以五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日趋式微——“礼崩乐坏”4青铜器更新期：春秋后期—战国（公元前6C—公元前2C）一种堕落式风格，沿袭转变期更加式微、一种精进式，多制作日常生活用品，纹饰精美细腻，神秘、恐怖感一扫而空三、 青铜器种类礼器（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四、 青铜器的审美追求三代政治制度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礼为旗号，以祭祀祖先为核心，具有浓重的宗教性质和巫史文化。三代的物质文化代表是青铜器，青铜器是所谓的“重器”，铜合金在当时是贵重金属，不是贵族日常用器，是祭祀、宴席才使用的器物。祭司和宴席都是告慰祖先神灵，所以总体精神气势磅礴神秘威严。第五讲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一、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过程美术理论和创作的关系，如同一般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样。美术理论是美术创作实践的反映和总结，并指导创作实践和受创作实践的检验。中国古代美术理论产生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必然带着封建社会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其中绝大部分不但对古代美术创作有过影响，而且对今天的美术创新仍有借鉴作用。中国美术的起源，要追溯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那是产生了彩绘陶器。继陶器工艺传统延边发展而来的是青铜器，但这两种工艺美术创作的理论，在古代非常少，研究青铜器的工作开始于宋代的欧阳修，这一情况说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特别是工艺美术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落后于创作实践（不受重视的“百工”之事，只使用，不研究，不评论）中国美术理论从春秋开始多起来：1， 春秋与两汉时期这段时气馁的美术理论的共同之处：一是评论者不是专搞美术的，大部分是各立学说的哲学家，这与魏晋时期不同；而是从论文的内容看，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做例子说明或比喻其学术观点，当然也有专说美术的，但为数不多。价值：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即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即怎样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等等，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孔子：绘事后素 庄子：解衣般礴 王允：《论衡》2， 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期美术理论大发展，是建立在美术创作繁荣的基础上，此外，文学家参与论画，特别是画家论画，对于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比起诸子是美术的内行，是实践者，所以见解能更深入，具体而又系统。顾恺之、谢赫，姚最都是有突出贡献的人。战国的山水画也兴起于这一时期，宗炳王微开辟了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画理论的新领域。像“心事造化”、“迁想妙得”、“以形写神”以及“气韵生动”为首的六法等理论，不仅影响于古代创作，也影响于今天的中国画创作，而且有些理论的作用超越了美术的范围，成为姐妹艺术的共同精神财富。3， 唐宋时期唐宋时是我国古代美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唐、宋两代的美术成就不同，风貌也各有千秋。北宋理论家郭若虚在他的《图画见闻志》里吧宋和宋以前的美术做了比较，这比较还是客观的，归纳的观点是：宋代有些门类的绘画成就不及唐，有些门类绘画成就超过唐。不及的主要是人物画、牛马画；超过的是花鸟画和山水画。就是说。宋代反映社会生活的绘画还是衰落了。反应自然美的绘画兴乐，随着宋代回话的发展呈现出来的这一特点，反映在美术理论上，就探讨的范围，就争论的内容，以及艺术趣味、审美观个前代都有分歧，特别是文人画的出现、文人论画的出现，使宋代画论有转折性的变化。唐宋美术理论专著，对当代或后世影响大的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荆浩《笔法记》郭熙的《林泉高致集》。另外一些文学家、书法家、比如沈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特别是苏黄米三人的艺术审美趣味，对元明清的文人画影响很大。（简介《》）4， 元代中国绘画发展到元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题材内容看，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骤然衰落，代之而兴的是描写自然美的山水画、花鸟画。从艺术表现看。元人作品以韵胜，以笔墨胜。元画的变化，是文人画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表现，考察元代绘画理论，处处可见从宋代文人画继承下来的审美趣味，并在其基础上有自己的贡献。著名的有赵孟頫fu、钱选、倪瓒zan等。5，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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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该书强调“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区别于严谨的天衣无缝的历史叙述，各位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的时候是让古人的思想在自己心中重演，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重视历史叙述中思想史的重构确实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潮中的一大趋势，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叙述者的时代，甚至其个人性格的烙印。这也许与学术的严谨态度是不和谐的，但是就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来说，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还可以存疑。这段文字的争议性让不同的历史观有了一个碰撞交流的机会，也很好地体现了本书编者在叙述历史时所秉持的哲学原则，这是与我国史学论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取向所风格迥异的。《世界史纲》：这本书作为第一本世界通史著作，居然由一个非历史学家来完成，这也并非偶然。西方近代历史当时专业化分工已经相当严重了，没有几个专业历史学家能让自己的名声放在这样的一本谈不上学术的著作来考验，而作者Wells 免于这种名声上的忧虑。全书没有一个明显的理论支撑，没有任何「现代化」或者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理论框架，只是粗略地提出了一个「意愿的共同体」和「服从的共同体」这样的大概理论，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拿掉对全书的结构也不产生太多的影响。而且，这也恰恰是这个书生命力顽强的一个原因，因为如钱钟书论述，理论的大厦常常倒塌，再也住不得人，唬不得人了，但是其中的零砖碎瓦却依然可以为后人可用。 世界各文明在本书中分布不均匀，对西方的历史介绍得太多。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最不能满意的是，中国的东西太少了，简直让人怀疑他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作者对他知晓不多的东西说的不多，也不会如他的前人那样胡说八套一通。有人可能对他书中对中国汉字的歪论而不满，不过那个是傅斯年的观点，而作为五四领军人物的傅斯年，思想之激进可想而知。而且，作者 有着世界公民的观念，有着一个世界国家的理想，他由衷地欣赏中古基督教世界一家的理念，并且对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表示十足的敌对。
社会历史学院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以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
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历史学系办学规模不断拓展，办学层次日益提高，除原有历史学专业之外，又相继增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工作、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本科专业，以及招收历史学、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和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历历史沿革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社会历史学院实行的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运作模式。
学院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迄今已逾百年。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
著名学者董作宾、卢兆荫、傅衣凌、刘蕙孙、陈矩孙、徐宗元、蔡维藩、王文杰、熊德基、金云铭、韩振华等诸先生先后任教于此，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科学传统。历世纪风雨陶铸，经数代师生努力，沐改革开放春风，浴海西建设大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筚路蓝缕，迈着坚实的脚步一路走来，逐渐发展壮大。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又相继增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工作、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本科专业。2003年进一步升格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09年，鉴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同时使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院名。
学学科建设 学院现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考古与博物馆学）、十二个硕士点（宗教学、人类学、考古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世界史、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2009年，社会工作获得全国首批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新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1年的学科调整中，历史学变成一个门类，我院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硕士点。师师资力量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77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20人，博士生导师1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8人，二级教授9人。
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还有不少教授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和省市学会重要职务。其中，汪征鲁教授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王晓德教授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林金水教授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福建宗教研究会副会长。
学院现有各类学生1661余人，其中本科生961多人，自考生400多人，博士生、硕士生近300人 这个是他自己学院网站介绍 学院简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社会历史学院实行的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运作模式。学院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迄今已逾百年。
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著名学者董作宾、卢兆荫、傅衣凌、刘蕙孙、陈矩孙、徐宗元、蔡维藩、王文杰、熊德基、金云铭、韩振华等诸先生先后任教于此，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科学传统。
历世纪风雨陶铸，经数代师生努力，沐改革开放春风，浴海西建设大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筚路蓝缕，迈着坚实的脚步一路走来，逐渐发展壮大。自20世纪80年代起，又相继增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工作、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本科专业。
2003年进一步升格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09年，鉴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同时使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院名。学院现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考古与博物馆学）、十二个硕士点（宗教学、人类学、考古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世界史、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2009年，社会工作获得全国首批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1年，新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的学科调整中，历史学变成一个门类，我院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硕士点。
学院素有重视科研的优良传统，走学术精品之路。近几年来，学院教师每年都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档案学研究》、《。
2009中国大学历史学前50名 名次 等级 校名 1A++北京大学 2A++北京师范大学 3A++复旦大学 4A++南开大学 5A+南京大学 6A+山东大学 7A+华中师范大学 8A中山大学 9A武汉大学 10A清华大学 11A中国人民大学 12A四川大学 13A华东师范大学 14A兰州大学 15B+陕西师范大学 16B+厦门大学 17B+暨南大学 18B+东北师范大学 19B+吉林大学 20B+浙江大学 21B+西北大学 22B+郑州大学 23B+河北大学 24B天津师范大学 25B首都师范大学 26B河北师范大学 27B河南大学 28B中央民族大学 29B福建师范大学 30B内蒙古民族大学 31B上海师范大学 32B华南师范大学 33B西南大学 34B安徽大学 35C+山西大学 36C+南京师范大学 37C+广西师范大学 38C+云南大学 39C+聊城大学 40C+江西师范大学 41C+上海大学 42C+苏州大学 43C+湖南师范大学 44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C+西北师范大学 46C+扬州大学 47C+天水师范学院 48C四川师范大学 49C北京联合大学 50C内蒙古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是该校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迄今已逾百年。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
该学院素有重视科研的优良传统，走学术精品之路。近几年来，学院教师每年都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等国家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多部。目前，学院教师承担有1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国家及国务院各部门项目、12个省部级项目（其中五项为省政府重点学科子项目，每年经费达80万）、5项中外合作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多项。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主要学术成果： 一 专著： 1，《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2，《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80年代）》，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二 主编： 《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二 论文： 1，《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墨西哥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3，《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合作），《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4，《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5，《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4期6，《试探拉美经济发展落后于北美的根源》，《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7，《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8，《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9，《拉美古代文明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0，《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4期11，《辨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12，《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成败原因的分析与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13，《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14，《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15，《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16，《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7，《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18，《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上）2002年第6期19，《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下）2003年第1期20，《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美南锥体国家土地结构的变化——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21，《简论拉丁美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22，《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海盗和走私》，《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23，《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2期24，《墨西哥和秘鲁民族整合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25，《哥伦布的殖民政策与分配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26，《西属拉美历史上的委托监护制》，《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27，《唯真求实，不断突破史学研究的“禁区”——王春良先生和世界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28，《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合作），《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29，《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30，《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31，《一个昔日民众社会的毁灭》，《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32，《国外学者论阿根廷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33，《殖民地时期秘鲁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34，《国外对拉美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35，《国外对殖民地时期拉美大庄园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36，《应该辩证地看待“拉美化”问题》，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国际借鉴》2005年第7期37，《“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38，《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大地产制》，《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39，《论墨西哥的债役农制》，《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40，《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合作）《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41，《从委托监护制与大庄园制的延续性看拉美大地产的起源》，《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42，《委托监护制不是授予土地的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43，《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经济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44，《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46，《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47，《从“奇迹”到危机——墨西哥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48，《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49，《跨国公司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出版50，《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论——吉诺·赫尔马尼和他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2006年出版51，《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2005年出版52，《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出版53，《中国与拉美非建交国家的关系》，（ 合作），载苏振兴、蔡同昌主编：《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54，《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三 书评： 1，《一本研究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力作——读<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3，《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读<玛雅人的后裔>》（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6期4，《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巨大反差——读<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5，《从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启迪——读<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6，《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案例剖析——读《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7，《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新进展——<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巴西历史和现代化><巴西现代化研究>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8，《拉美经济发展理论最杰出的先驱者——读〈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9，《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10，《用心灵和情感撰写的拉丁美洲历史——读<丰饶的苦难：拉美笔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1期11，《一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读<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4期12，《秘鲁黑市和经济不发达的根源——评索托的<另一条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13，《现代化的负效应：文化冲突、依附、贫困——评<19世纪拉美进步的贫困>》，《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3期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战争是近代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近代史部分重点介绍了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六次侵华战争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当前，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安全，区域性战争此起彼伏，世界并不安宁，争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吸取历史教训，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对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列强侵略和自身发展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巨变，其中最大的变化也是最本质的变化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出现了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两种趋势。半殖民地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半封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的发展。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发动战争、强占领土、迫签条约、开辟商埠、建立租界、控制关税、垄断航运以及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对中国从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大肆掠夺，文化上逐步渗透，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主权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侵犯。①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割让土地、强占租借地、强辟租界与划分势力范围。②破坏中国的国防主权，包括破坏领海主权，在内河派驻军舰和强行驻军等。③控制中国海关，从关税税率确定到海关行政管理，直至关税征收使用，中国海关的基本权利逐步落入外国人之手。④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始于《南京条约》附件中规定的领事裁判权。⑤破坏外贸自主权，始于《南京条约》附件中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⑥干涉中国内政，包括控制中央政府或实力派人物，作为侵略工具。如列强先后控制过清政府、扶持利用袁世凯、控制军阀各派系头目、控制国民政府及其内部有关派系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镇压和破坏人民斗争和中国革命，使之向有利于列强利益的方向发展和演变。 列强对华以经济侵略为主，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是为经济侵略服务的。概括地讲，近代前期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分为不同的两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他们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主要目的是：如何确保其商品倾销中国市场，如何便利其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为此，列强通过增开通商口岸、控制中国海关、免收内地税、保证其人员在华活动自由和安全并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这一时期列强发动战争的动因和确定不平等条约内容的主要依据。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科技优势，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强迫贷款、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设工厂、开采矿山等。因此，确保其在华资本的安全，便成为列强在这一时期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主要任务。近代后期，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急剧增长，并向中国倾销商品，1932年出现中国外贸史上入超的最高记录。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沦陷区疯狂掠夺。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局面。 列强对华的文化侵略主要通过教会、学校、报刊书籍等途径，用传教布道、兴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渗透，强制性地进行文化移植，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鼓吹“中国人种西来说”，胡诌“中国社会停滞论”，惟有依靠列强侵略才能发展，惟有依靠传教士传布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等等。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强、影响深远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丑化淡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思想，配合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以巩固和扩大在华既得利益。列强侵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列强侵华带来的最大影响，其他的影响都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也是通过它而起作用的。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中国的主权被破坏殆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如领土完整遭破坏，使中国长期不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海关行政权的丧失，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被宰割的地位，无法保护本国的民族工商业，也不能增加国家收入，仅仅有利于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允许鸦片（毒品）进口，仅作为商品征税，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贸易主权，而且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公使进京和在中国驻军，使中央政府处于列强外交和刺刀的监视之下。其次，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如巨额赔款，使中国丧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机遇，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严重的依赖性。自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之后，其后的《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步步升高。截止1901年，中国对外八次主要赔款达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6倍。伴随着巨额赔款而来的是，清政府无力偿还时，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团借款，忍受其高利贷盘剥。在偿还赔款时，又要以白银折合金币（美元、英镑）偿付，随着金涨银跌，列强从中捞取到更多好处，从财政和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而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却越来越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国人民也因此越来越贫困化。总之，列强的经济侵略使近代中国成为“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第三，列强在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列强的经济侵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然，西方列强在侵华的时候只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主观动机是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因此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进步。相对于它们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国家才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这个也不一定，当代中国的学者坚持唯物史观，或许有作茧自缚之嫌，但毕竟掌握的资料更多。至于国外的学者，也就是所谓的汉学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
当代英美文学之中的存在主义隶属于当代西方国家的哲学体系,也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流派之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美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
在中国，自古就有“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古训。这句话的含义是在语言学习中，只要不断地进行阅读，在不知不觉中就会了解其中的含义。在英语学习中这个方法其实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通过不断诵读，确实能够有效地稳固学生对于单词、句子结构、整体语感的掌握，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英语并不是中国学生的母语，就是阅读再多遍，也不可能达到“其义自见”的程度。这种情况下，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的集大成者，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但是涵盖面极广的语言的精炼和巧妙的运用。文学作品对于语言文字的驾驭和使用只会高出一般语言文字的使用要求而不会比这个要求更低，那么在英语教学中，是不是可以引入英美文学这一元素，以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这一教学目标来全面提升学生的英语成绩呢?答案是肯定的，经过教学实践，教师们发现，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引入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作为重要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活动的确能够极大提升学生的英语成绩，并且学生的英语驾驭能力也有了不小的提升，达到了兼具考试和实用两个层次的价值，对学生的全面成长是极为有利的。
二、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能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更加深刻了解西方文化
文化是语言的基础，文化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决定着语言的所有要素。任何一种语言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都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文明的精炼。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一种语言的学习，其实就是对于该国家或者地区文化的学习。对于母语的学习和本国文化的学习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为即便是再小的国家，也最少有数百年的历史，这数百年的历史积淀是极为深厚的，想要在短短十数年中精通是绝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中国学生每个人的语文成绩都不会太差，但是未必每个人的成绩都会很好的原因所在。本国语言的学习尚且如此，更遑论拒自己国家千里万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完全不同的，文化差异特别巨大的国家的语言的学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具备极强文字驾驭能力的人，他们的文学作品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语言的精炼与巧妙组合，不仅对语言文字的解析十分有帮助，还直接体现了本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文化这种元素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只能自己去感悟，通过对大学生英美文学素养的培养，就能够提升学生对于英美文化的敏感程度。
2、有效提升学生综合英语能力
中国当前高校英语教育的主要要点就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但是其实我们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层次是非常低的。举例来说，对于非文学专业的语文教学来说，听和说不必考核，因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进行交流的前提，但是对于语文的考察却不会仅仅停留在能读懂和能写出两个层次，语文的考核会考核学生对于古文、现代文深刻的理解，要体会隐藏在纸面上的语言背后深层次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元素。但是对于英语的考核就没有这么深入。当然，对母语的考核和对外语的考核肯定是要有所区别的，但是当前的英语教学是为了培养更多能够适应国际化的优秀人才，是要让这些学生将来能够在国际上与英语母语的人流畅沟通的，所以要求必须要提高。但是又因为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所以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来提升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并且体会其中的感情和文化就是不错的方法。
3、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关于“兼听”和“偏听”的讨论。在语言的学习中亦是如此。尽管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能够对全世界范围内各种意识形态都有一种较为深刻的认识，会让学生的这种信仰更加坚定。并且刨除东西方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的碰撞这些直接的元素来考虑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会讴歌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在情感的表达上，这种人文的思潮是任何国家都一致的。并且当前的时代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学生如果全面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对其审美能力和价值观念的培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文学作品在提升审美和价值观念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其中的人文性也是其他任何活动都望尘莫及的。
三、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的现实路径解析
1、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亟待解决的问题探讨
要想全面提升学生的英美文学素养，绝不仅仅是多看基本英美文学名著就能达到目的的，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准备和改革。第一，要进行教育体制上的必要革新。教育改革在我国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似乎整个教育体制变动较大的只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似乎并不大。这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高等教育承担着直接为社会输出人才的重要任务，其改革的成效将直接关乎整个教育改革的成败。那么具体到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这一目标上，自然不可以免地要谈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天平倾斜。想要提升学生的英美文学素养，必然要做的是加大学生对于英美文学的阅读量。并且为了由于英语这门学科并不会吸引大多数的学生，所以有必要用相对的考核对敦促学生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当然，本身这种模式都是要打破应试教育的桎梏，考核自然也不能够仅仅是考试。可以适当举办一些活动和比赛，既增加趣味性，又提升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于英美文学素养的理解，一举多得。第二，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有必要了。既然要求学生的英美文学素养有一定的提升，那么相应的，教师的英美文学素养必须也有所保障，并且教师在教学思想和观念上也应当有相应的提升。也就是说，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应当转变思想，正确认识到英美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将英美文学在高等教育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刻的领会，并且主动地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进行必要的创新。教师在这种情况下的要求比传统的英语教师要高得多。在这种形势下，大学的英语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牢固的英语基础知识、对西方文化较为深刻的了解、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有较好的整体把握、对世界各国的一些文化知识都有涉猎。这样能力全面的教师才能够真正担负起培养学生优秀的英美文学素养。第三，当前的英语教材亟需改编。英美文学素养的培养仅凭课上的部分讲解和课下的学生自觉是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的，要做到将英美文学素养作为评价高校学生英语整体水平的重要要素之一，就需要对现有的英语教材进行改编。当前的英语教材是中国的相关专家和一些国外的相关专家联合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确更适合中国学生学习，但是却在文学性上有些许的不足之处。未来英语教材应当在保有现有的模式下，加入大篇幅的英美文学作品，使学生学习的不再是专门为他们设置的英语教材，而是原汁原味的英语作品，这样对培养他们真正的语感和适应未来的国际化社会是更加有利的。当然，英美文学作品加入教材中对于学生理解来说是产生了一些困难的，因为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大量俚语、修辞和非常规的英语用法，不过对于适应了这些困难以后的英美文学作品赏析就会变得更加简单。
2、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的现实路径
在解决了基本的教育体制、教材、教师三方面的前提条件以后，就完全可以以学生为中心，针对学生的需求来进行文学素养的培养了。第一，要设置多元化的师生互动活动，改变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英美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是靠学生读写和教师讲解就能够完全实现的，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首先指引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教师讲解之前自己先通读设定的篇章，找出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地方，用师生交流或者同学间的交流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课堂上多采取一些活动，例如文学作品的演绎、文学作品读后感的诵读等等，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熟悉和敏感，也能够极大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外要进行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活动，组织相关的社团组织，定期举办活动等等。第二，多利用当前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当前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和网络的时代，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多从网络中获取英美文学作品的相关资讯，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地了解作者的背景、文学作品的整体逻辑和脉络等等，并且借助于多媒体的设备，用各种声光影结合的形式改变以往仅仅给学生视觉刺激的教师模式。其实这种让学生通过多媒体设备和网络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文学作品的信息，还能够真正地将传统英语教学中的被动地“教”为主体向现在的主动地“学”而转变，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就变得更有成效。第三，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鼓励学生说和写。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以后，或多或少地心中一定会有感悟，教师应当鼓励和引导学生将这种感受说出来或者写出来，让学生将自己心中模糊的感受在说和写的过程中不断清晰和深化，将这些在不断阅读中积攒的一点一滴逐渐融合成为学生的文学素养，使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和成果比传统的模式更上一层楼。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这对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来说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点是学生一旦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么对于英美文学素养的提升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不利的地方则是学生需要认知的事情太多、太繁琐了。但是其实能够正视和有效利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学生，才是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教育问题永远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乎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又承担着直接向社会输出人才的重要作用。在高等教育中，英语是各个专业都必须学习的必修课，但是教学和学习实效是非常差的。近些年来，相关的专家和学者不断地研究大学英语的创新出路，整个大学英语的教学模式都需要进行较大的变动。而在当前形势下，引入英美文学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素养成为了一项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不小成果的手段。当然，这种模式还处在初级阶段，各项工作还不够完善，但是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英美文学素养的培养必将成为全面提升学生英语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适应国际化趋势的人才。
普通高校英美文学是英语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设置的目的不仅在于加强学生语言基本功训练，更是提高学生素质和培育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英美文学课在外语专业曾经备受青睐。然而，在“重技能，轻人文”的大潮冲击下，功利主义泛滥，实用型的课程如口语、听力、翻译课等成了重要的专业课程。英美文学课则显得可有可无，逐渐被边缘化。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大压缩英美文学课程。根据调查，河南省大部分本科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时仅为72个学时，其中，英国文学36个学时，美国文学36个学时。每周两个课时的文学课，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一、普通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概念不准确，内容不完整
英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读是作为两门课程还是一门课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外语学院都是把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作品选读两门本应分开的课程合为一体，称为英美文学。还有些学校没有开设“英美文学史”这门课，只在学生进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分别开设一学期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学生对整个英美文学史没有系统和宏观的把握，就直接研读作品，使学生只掌握少数具体的作家作品，对各个文学流派、文学传承以及与时代的联系缺乏整体掌握。
(二)课时安排偏少，边缘化趋势突出
为迎合重商主义的社会风气，全国外语院系刮起了一股砍削文学课的飓风。更改教学大纲，削减文学课程，并不顾自己的实际，硬性增设经贸、金融等课程。英美文学课从一二十人小班的、讨论式的教学变成了一两百人的大班讲授式，从两个学年的课程“浓缩”到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期的课程。有的外语院系干脆把英美文学课定为选修课，英美文学课遭遇严重的“边缘化”。
(三)开设时间不合理，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
很多学生尽管是英语专业，但在大学一二年级很少接触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文学功底差，到了大三突然接触深奥的文学作品，如经典剧作《浮士德》、《麦克白》等，感到艰涩难懂，因而没有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很差。实际上，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任，我们除了要重视专业教育外，也要在大学一二年级就加强学生在文学方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外语综合素质。而学习外国文学是提高综合素质有效而重要的一环。
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与教学的现状不利于英语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养成，大大降低了英语专业的教学质量。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大学英语专业培养的将只是翻译工具，而不是全面发展的英语专业人才。作为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师，应该以提高英语专业教学质量为己任，探索教学改革的途径，走出英美文学课程困境，充分发挥英美文学的人文价值。
二、英美文学课程改革措施
(一)调整英美文学课的教学内容
许多年来，英美文学的教材一直沿用“文学史+选读”的固定而陈旧的模式，教材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列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知识，如所有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卒年月、作品概况介绍等，这些内容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其实，将宝贵的教材篇幅用来介绍背景知识是不科学的，这可能会让学生忽略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应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并提升文学批评鉴赏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我们的建议是在作品之前设置一些预习作业与问题，让学生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和多媒体设备查找和总结作家介绍和作品背景，将宝贵的篇幅留给文学作品本身。作家和文学作品的遴选也是教材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往往是厚古薄今，尤其是早期的经典著作对古英语涉猎过多，如学生在文学课的开始就遭遇内容晦涩难懂的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难以把握作品的精髓与内涵，这样很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英美文学时间跨度大、内容非常广泛，名家名作不胜枚举，教材的设置和作家的取舍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进行宏观把握下的重点筛选，比如在讲美国文学中的当代戏剧时，应将重点集中于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戏剧家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并将他们的写作风格、历史传承进行对比研究，对其代表作如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进行对比阅读分析，找出现代人的孤独、欲望和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等剧作家想要揭示的共同主题。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对不同文学时期的科学把握，也有助于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降低学习难度。
(二)改革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模式
由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衍生出教师一言堂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英美文学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学生则疲于对这些知识死记硬背，根本谈不上自己对某一具体作品的见解和思考，更不用说对文学经典的鉴赏与文学情趣的提升。由于教材死板，授课方式墨守成规，英美文学课变成了精读课+历史课，学生学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语言知识点，而没有提升对文学文本的整体分析能力和感悟能力。英美文学教师可以尝试设计研究性课堂和实践教学模式。在英美文学课开始时，由教师推荐一些有关英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课题给学生进行研究，如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研究、美国梦文学研究、美国现代戏剧研究等。全班学生分成若干组，承担不同的课题，并在课堂上用幻灯片等方式陈述研究结果。另外，为了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兴趣可以采取多渠道的实践教学活动，如举办英文诗歌朗诵比赛、英语戏剧表演、适时组织收看英文原版电影等。
(三)采用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辅助教学手段
英美文学远离我们熟悉的母语环境和语言习惯，且跨越时代久远，陈旧、落后的“书+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难以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情景，难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采用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辅助课堂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有利于改革英美文学教学效果。目前多数高校普遍存在多媒体设施不足和设施陈旧等问题，高校应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辅助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和推广铺平道路。
首先，借助多媒体和网络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让抽象、晦涩的文学作品通过视频、音频等材料更生动、直接和立体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耳边，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改善英美文学课堂上沉闷、单调、枯燥的教师一言堂的顽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其次，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教学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克服授课时间与授课场所的限制，有助于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向课外有效延伸，实现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接。
多媒体和网络辅助教学形式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深刻钻研材料，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制定出明确的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出为之服务的方案，确定有效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类型和使用技巧，使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授课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方法，懂得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教师应由原来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并通过培训等方式快速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有效配合传统的教学方法，实现学生语言综合技能的提高。
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是英语语言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良好的英语语言水平离不开英美文学作品阅读的训练。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美文学 毕业 论文优秀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英美文学毕业论文优秀范文篇1 试析英美文学中的 文化 问题 摘要：语言与文学作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习俗、信仰和普遍价值取向，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接触到作品中所含有的各种文化知识，学校开设英美文学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能力以及在英美文学阅读中的理解能力，高等学校对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视对于学生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英美文学文化问题历史文化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英美文学逐渐成为高等院校非常重视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学校开设英美文学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能力以及在英美文学阅读中的理解能力，高等学校对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视对于学生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产生了一些文化问题，很多学生由于对英美文学缺乏深层含义的了解而逐渐丧失英美文学阅读的兴趣，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英美文学的过程中要将语言学知识掌握扎实，广泛了解英美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增强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积极意义。 一、文化因素在英美文学中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跨文化能力逐渐成为英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美文学的教学中也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语言与文学作品又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习俗、信仰和普遍价值取向，我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接触到作品中所含有的各种文化知识，在英美文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学习者的个人情感因素非常重要，而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中，我国的大部分高校文学教师都过分注重对文本阅读的重视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忽视了指导学生对英美文学创作背景的认识，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得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基本的文化理解能力，对于英美文学中的文化因素不能做到深入的了解，对所阅读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缺乏认知能力，使得学生在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时只能浮于表面，无法准确揭示文学作品当中的深层文化意义。 任何一门文学课程的学习都需要学习着具备较强的文化思想，并且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而要想不断提高自身在学习文学作品当中的理解能力，就需要学习者首先对这门文学所产生的背景文化知识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一个优秀的文学学习者在文化 经验 、认知能力、语言学知识等各个方面都应当有较强的造诣，在英美文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学习者掌握一定的语言文化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是仅仅掌握语言文化知识也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将英美文学的内容了解透彻。 我们还应当不断加强对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认识，只有借助于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帮助，学习者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英美文学中的文化内涵，对于英美文学中所展现出的生活方式、宗教习俗、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历史发展状况等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真正理解作品中所具有的思想感情，这种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须坚持不懈，文学教师也应当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 学习 方法 ，养成科学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使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提高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二、英美文学学习中所出现的文化问题 1、英美文学学习中的社会文化问题。 任何一种语言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也能够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语言是文学作品组成的重要元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语言文化是不同的，这就使得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例如，我们现在常常说“艳照门”、“捐款门”中的这个“门”字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丑闻”的意思，那么“门”字的这层意思是如何而来的呢，这就要联系到一定的社会背景，自此以后，人们在遇到一些社会丑闻问题时便常常联想起这一事件，“门”字也就逐渐由了另一层的文化意义，由此看来，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学生理解英美文学的深层含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英美文学学习中的地区文化问题。 我们所说的地区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特定的地区环境中所逐渐产生的带有地区文化特色的文化，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些地区文化不了解，就有可能造成文学时的障碍，例如，在学习诗人雪莱的《西风颂》的时候，如果学生对于英国的气候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就有可能理解不了作者为什么会把“西风”写成一种像打着春天脚步的风的形象，因为在我国，一提到西风，大家一般会联想到“西风凛冽”这个词，在文学作品中，西风不仅代表气候的不适宜，也常常在作品中衬托一种压抑、苦闷的心情，而在地处高纬度的英国，西风具有非常温暖舒适的特点，这种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作品时的困惑。 3、英美文学学习中的历史文化问题。 历史文化因素在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中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映，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如果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作品的时候对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不了解，在理解作品含义时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文化障碍问题，我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与西方历史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果对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不能做到准确的把握，就极容易产生一些阅读障碍。 4、英美文学学习中的宗教文化问题。 世界上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涉及到伊斯兰教、__、佛教等宗教文化因素，各个国家和地区所信仰的宗教文化也是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分布不同，使得各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受到了一些影响，并且不同国家在宗教方面的信仰能够体现这一地区的一定的文化禁忌，如果对这种文化禁忌不够了解，就很有可能造成文学作品理解中出现障碍，像我们国家，信仰较多的宗教就是佛教、道教和儒教，这些宗教对文学创作者的思想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也极大的影响了我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它们的内在涵义自然也会受到所在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欧洲大多数人都信仰基督__我国的宗教文化信仰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常常会使得中国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时存在很大的理解困难。 例如，“an after life”根据__的宗教文化就是指人死之后的时光，而如果不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学生是不可能将这个词语联系到“死后”的，再如，一个犹太人穿着黑袍在路上走，如果有其他的犹太人让他脱下黑袍，就说明这个人是背弃了自己的犹太信仰而被大家多唾弃的，因为黑袍在犹太心目中就是犹太教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加强对宗教信仰差异性的认识对于理解英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总结 针对我国英美文学 教育 中的文化问题，文学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全面掌握文学作品创作中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背景材料进行准确的阐释，引导学生加强对英美文学中的文化问题的重视，增强学生吸收英美文学作品文化知识的敏感度，使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能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1] 付美艳.英美文学教学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J] [2] 罗绮伦.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加强文学文本的学习[J] [3] 张辉.建构主义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索[J] [4] 范晓红.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生和谐人格塑造[J] [5] 刘可,王永蘅.新时期网络环境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思考[J] 英美文学毕业论文优秀范文篇2 论英美文学中的《圣经》现象 摘 要:英美文学深受《圣经》影响,没有一部《圣经》,英美文学史就要改写。英美文学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英美文学中的《圣经》现象:一是《圣经》的观念和精神深刻地影响着英美文学;二是《圣经》乃英美文学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英美文学 《圣经》 观念和精神 素材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英美文学有两大传统根基: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与《圣经》。如果离开了这两大根基,英美文学就无从谈起。自中世纪以来,《圣经》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的称号,作为英美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书,《圣经》的观念和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英美人的意识之中。英美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思想和意象紧密相关。这使得客观、中肯地探寻《圣经》对英美作家作品的各种影响,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英美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英美文学中体现《圣经》观念和精神 《圣经》自始至终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圣经》中关于仁慈、宽恕和博爱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这些箴言和训诫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爱是把一切真,善,美和谐地联系一起的纽带。《加拉太书》(Galatians)云:“要通过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部的法律合成一句话,那就是爱人如己。”(For all the law is fulfilled in one word, even in this: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Chapter 5,Galatians,New Testament)许多英美作家深受这一精神的影响,其作品中更是无时不刻不透露和表达着这一中心思想。 在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博爱是其主题思想。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它被世人誉为一曲永世不衰的“爱”与“美”的颂歌。通过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纷争与两家儿女之间的生死恋,反映出原本美好的爱被邪恶的仇恨激起的械斗所破坏,而该剧的结局中却吐露出“和谐”的光芒,表达了向前看的积极乐观朝气昂扬的精神。 这里体现出了强烈的基督精神,即用“爱”去化解一切罪恶。而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是一对年轻的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爱”化解了两大家族之间的刻骨仇恨。 再如: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也是一位虔诚的__徒。他一生的追求和所有著作,都与基督__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代表作《复活》这部小说中宣扬宽恕和博爱,勿以暴力抗恶,提倡人性自我完善。 托尔斯泰认为男女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和妓女玛丝洛娃精神上的“复活”,正是__精神的“复活”和人性的复归。聂赫留朵夫公公爵作为一个陪审官,当他在法庭上发现被告妓女玛丝洛娃正是年轻时代被他诱奸过的少女卡秋莎时,他良心发现了,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忏悔赎罪活动,最后得到玛丝洛娃的宽恕,感受到爱与善的力量。这表明了《复活》这部长篇小说所宣扬的正是《圣经》所倡导的博爱精神。 英美文学中,贯穿《圣经》仁慈、宽恕和博爱__精神的作品比比皆是,英美文学对《圣经》观念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人性原罪、上帝审判、神性救赎、道德完善、神圣之爱……要更全面地理解英美文学的艺术魅力,必须要对英美文学中的《圣经》的观念有深刻的认识。 二、英美文学以《圣经》为创作素材 “《圣经》虽不是文学书,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圣经》的意义对于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新启示”。圣经是文学作品永恒的母题,也是英美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由于《圣经》在英美享有广泛的读者,可以说,《圣经》中的 故事 和人物在英美国家是家喻户晓,作家引用或化用《圣经》 典故 叙事说理,更易为读者所接受,还可以丰富作品的涵义,深化主题。因此,英美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引或化用《圣经》典故。 1.直接引用。 最易辨认的是作家直接引用《圣经》的词句或人名作为自己作品的标题或人物名称,以便引起作品与《圣经》相对应的联系;或者直接引用《圣经》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如:怀特的《乘马车的人》小说题目即:出自《圣经•旧约》的《以西结书》,暗示了小说精神折磨和赎罪的主题;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乐》等标题取自《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著《押沙龙,押沙龙!》,从书名到故事情节都借用《圣经》中大卫王与逆子押沙龙的故事;戈尔丁的《塔顶》中的主人公牧师约塞林综合了亚当、该隐和撒当等三个圣经人物。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其题目便是摘引《旧约全书•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中的一句话。这表明二十世纪英美文学和《圣经》文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在作品主题、人物等方面具有同一结构。 在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的重要作家中,自称“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的T•S•艾略特较早提倡用“神话手法”来创作。而他的神话主要来源于《圣经》。艾略特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成功的运用了“死亡与再生” 、“寻找圣杯”、“火与水”、“赎罪与救难”等《圣经》典故,挖掘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将古代与现代连接起来,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并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使其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2.采用特殊手法化用。 有些英美作家并不直接引用《圣经》的典故,没有走完全蹈袭的道路,而是根据自己思想的表达,对《圣经》典故原型进行变形处理。英国文学史上有着最古老的作品之一美誉的长诗《贝奥武夫》中就已谈到上帝,并说妖怪格兰代尔是该隐的后裔。该隐是《旧约全书•创世记》中的人物。他是上帝造出的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的儿子。他出于嫉妒把弟弟亚伯诱杀了,因而成为世间第一个罪人。虽然《贝奥武夫》对《创世纪》的故事进行了变形处理,但说嗜血成性的格兰代尔是该隐的胄裔是合乎《圣经》精神的。 拜伦的神秘剧《该隐》,主题也是《圣经》故事。不过同情革命的拜伦在《圣经》故事的运用方面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按照《圣经》的传统说法,该隐出于嫉妒,杀死弟弟亚伯,因而上帝罚他到处流浪,成了丧家之犬。然而在拜伦的笔下,该隐的形象却迥然不同。该隐对上帝的善表示怀疑,对父母和弟弟卑躬屈膝地趋奉上帝的态度和做法非常鄙夷。拜伦把魔鬼撒旦作为不畏强暴、渴求自由的化身,并加以着意刻画,让他开导和激励该隐去反抗贪得无厌、暴戾恣睢的上帝。 英美作家化用《圣经》典故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比喻、隐喻或象征等手法,作家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或人物的性格里,使这些故事发挥有力的陪衬和烘托作用。 不了解《圣经》故事背景的人,在理解这类文学作品时,便难免流于表面和肤浅。《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里,女扮男装的鲍西娅在法庭上以律师的身份出现,佯装驳斥巴萨尼奥提出变通法律的要求,让残忍的夏洛克在一片敌视的气氛中感到欣慰异常。 他情不自禁地欢呼道:“一个但尼尔来做法官了!真的是但尼尔再世!聪明的青年法官啊,我真佩服你!”这里莎士比亚就化用了一个《圣经》典故,《旧约全书•但尼尔记》说,但尼尔才智过人,判案如神。在法庭上孤立无援的夏洛克,在绝望中突然听到同情的声音,欣喜中称年轻的律师为但尼尔是很自然的。如果不理解莎士比亚的化用《圣经》的手法,对这一幕戏就很难理解通透。 总结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典籍,它更是一种思维、情感方式,它的观念和精神深远地影响了英美人对历史社会、人类命运、个体生命等问题的看法,使罪与罚、道德与上帝、生命与永恒、仁慈、自由、博爱、平等、良心……成为了英美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思想内容。浮在海洋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尖端只是整个冰山的一小部分而已。恰似《圣经》之于英美文学,就是冰山的基础同山巅的关系,英美文学作品中有时一行诗,一句话,甚至一个语词,后面都有丰富的《圣经》故事做支撑。 参考文献: [1]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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