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认为现代女性地位越来越高了，以后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不希望女人成为社会主力。男人和女人的思维差异不是一点半点，男人相对于女人来说比较理智，所以在处理问题方面比女人更加稳重。女人一旦有了坏情绪，根本不能冷静下来看清事物的本质，有时候颠倒黑白都是有可能的。古代有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是说女子不能有才华，而是女人要以贤良淑德为主，相夫教子为主，不然怎么会有女主内男主外这么一说。还有就是，你见过女人带兵上战场打仗吗？没有吧，男人和女人天生骨骼结构就不一样，同样年龄同等体重的一男一女，哪个可以轻松扛起一个一百斤的物体，一目了然。如果你让一个大男人去弄刺绣去做衣服，干一些细活儿，他一样做不了。造物主既然将人类分为男女两种，必有它的因果关系，男女各司其职才会让这世间正常运转。
看现在的日本就可以了
从不同时期的称呼看妇女地位变化 称呼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变迁和时代风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处的实际地位。 由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尊卑主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妇女一旦结婚必居夫家、改随夫姓，从此丧失一切个人人身自由，终其一生在家照顾公婆、丈夫和子女。一般而言，这个时期是男权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最黑暗期。 这个时期，在普通百姓家庭中，妇女的丈夫对外称呼妻子为：荆妻、荆人、荆妇、荆室、拙荆、山荆、贱荆、贱内、内人、浑家、家里的、做饭的、屋里人、婆娘、婆姨、老马子、后头人、堂客、糟糠、老婆等等。好不容易熬到有了孩子，又被称呼为：孩他娘、娃他妈。整个称呼中无不充斥着男权社会对妇女地位的轻蔑。 稍微有些社会地位的官宦人家按说识书达理，虽然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夫人、太太、娘子、良妻、贤妻、仁妻、娇妻、令妻等等，但由于男方常常可以娶三妻四妾，所以，其他娶进门的妇女则称为：侧室、小妾、偏房、小星等等，妇女们的地位仍然不高，有的下场比寻常百姓家还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实施，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时期，男权社会基本上土崩瓦解，这时，男人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内掌柜、内当家、妻子、爱人、伙计、搭档、参谋长、后勤部长等等。不仅如此，几乎一夜之间，“妻管严”现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男人们见面，大多都失去往日的神气，除了无奈的苦笑几声，撂下一句“怕老婆不丢人，老婆其实还是疼我的”。然后又象没事人一样，又去忙着完成妻子交办的任务了
给你提供一篇参考文章，你修改一下或许可用。妇女地位变化大 日前，我接到来自广厦社区居委会的电话，约我写一篇文章，参加“三八”妇女节征文比赛。对于妇女问题，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是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奶奶和外婆，都曾缠过小脚。她们以一双小脚顶着生活的重压忙里忙外的模样，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到了我母亲这一代，妇女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歧视妇女的旧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就在我读小学时，头脑中似乎还有深深的以与女性作伴为耻的错误观念，不愿与女孩在一起，甚至不愿与女孩多说话。到了我妻子这一代人，妇女地位真是发生了难以比拟的变化。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重视。男女平等逐步成为现实。抚今追昔，对于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我不禁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逐步中三从四德中、从缠足陋习中、从童养媳苦难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升学、招工、提干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这与封建社会视妇女为政治上的祸水、生活上的附庸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如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在工作上、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工作上，广大妇女和男性一样在事业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凭本事吃饭，按贡献拿钱，巾帼不让须眉，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女政治家、女企业家、女学者，越来越多，有许多女性甚至还超过了男性。像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售票员李素丽，一身正气忠于职守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还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就在广厦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敬业奉献、创新实干，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细心，以扎实的工作业绩，令男士刮目相看。在家庭中，随着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现在则在家庭中也实现了男女平等。许多女性比男性起到的作用更大，她们不仅承担工作上的责任，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挑起重担。绝大多数女性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为家庭作出无私的奉献，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在家庭的和睦、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同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关系密切。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妇女地位还将不断提高。当前，我市确立了把台州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活力最足、创业环境最佳、民富程度最高、社会和谐最好的城市之一的宏伟目标。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高潮，即将兴起。广大妇女将在创业创新中建功立业，大有作为，进一步品尝男女平等的甜蜜滋味，体会“半边天”的豪迈感觉。
中国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妇女代表以新中国主人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 回顾百年沧桑，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结束了长达数千年被放逐在社会历史之外的状况，在文明史上首次书写出作为整体的女性形象篇章。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最为惨烈的，是妇女的缠足。一双小脚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年的缠裹，“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生的幸福从此葬送于这双小脚。与兴女学相伴的19世纪末各地天足会的出现为破除缠足陋习、解放妇女身心拉开了序幕。 20世纪初，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将创办女校列入议事日程。1907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领域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民初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与女子职业相衔接，这一举措进一步突破了用教育造就家庭主妇的观念，使女性进入较为宽泛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就业的选择权，从而提高了女性适应社会、独立谋生的能力。这对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构成了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交响曲的前奏。知识女性开始以挑战者的姿态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现出对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我们看到，经历“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女性的恋爱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追求的不再是得到一个终生的依靠和举案齐眉，而是寻找自己的精神伴侣，是男女人格平等的相处。同时，从清末起步的民法典的编撰，也使两性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局面有所纠正。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从卑贱的一半开始成为享有法律保护的弱者。与此相应，女性在就业、参政等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改善。南方数省的女子率先获得参与市场的权利，湖南女子王昌国于1921年当选省议员，这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20世纪女性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举更是可歌可泣。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共爱自治会。女性先觉者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和呼吁做“国民女杰”的诗篇《勉女权》成为激励女性前赴后继的号角。同年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金一著《女界钟》出版，作者第一次喊出“女权万岁”的口号。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女性参加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向警予、杨开慧就是这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女性的杰出代表。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妇女”概念取代了“女性”概念，觉醒的工农妇女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洪流当中，在队伍中出现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娘子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同民主主义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她们投身于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活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也成为生活斗争的现实。 但是，我们在谋求妇女解放的探索中，一段时期曾走了弯路。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误用作男女体力的抗衡，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性别差异被忽视，三八高空带电作业班、铁姑娘班、女突击队相继出现，在体力上与男子一争高下，给妇女的身心带来后来冷静思索时才能意识到的伤害。然而，这个时代在妇女解放上的观念建立，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20世纪是人类有史记载以来首次出现女性群体的世纪，是女性觉醒和革命的世纪。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女性在这一世纪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整个社会角色得到改变，性别歧视在很多方面还相当严重的，失学女童的比例大大超过男童，下岗女工也多于男性，性商品化在部分地区抬头和泛滥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还任重道远。女性的真正解放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期待女性在21世纪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该文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探析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以资当今社会发展及形成健康的婚姻观念之借鉴.全文分为三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唐代以前的妇女地位.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分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妇女在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子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居于支配地位,妇女地位逐渐下降.夏商周时期基本奠定了男权家长的统治地位.汉武帝即位后,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确立以儒学为封建统治正统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观念.第二部分,论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较高的时期.首先,从卓越不凡的唐代妇女群体入手.论述唐朝注重女子的文学修养,当时上自宫廷嫔妃,下至民间女子,都能习文赋诗,留下大量的优秀作品,为唐代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封建时代,体育运动一般认为是男子的专项活动,而唐朝却是个例外,妇女可以抛头露脸的进行户外活动,说明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其次,从婚姻关系中论述唐代的妇女地位.即从法律和现实生活两部分来论述妇女在婚姻关系中较高的社会地位.最后,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出现,论述她是唐代妇女地位达到顶峰的标志,以此为例,说明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第三部分,探析唐代妇女地位较高的社会原因.从"开放型"的封建社会、李唐皇室的"胡化"、儒学地位的衰微、对妇女相对开明的唐律、佛经中的"女王"思想、嫡长子袭位的宗法制屡受破坏等六方面探析,论述唐代社会为妇女地位的提高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该文结论:在开放的唐朝,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前朝后代相比较有了相对提高;研究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以更深刻地洞悉整个唐朝的演变过,同时也对我们当今的社会发展与形成健康的婚姻观念提供借鉴作用.
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非学者的关注.女性作为一个个人主体或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被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与全社会的幸福度息息相关,家庭能否和谐,社会能否稳定,都离不开女性地位高低。我不反对女性的平等人权，男人对女人的适当呵护也是应该的，但是女人往往把男人的这种呵护用金钱来衡量，谁给自己花钱多谁就更爱她，而这种风气已经变得理所应当、心安理得。旧社会的妇女地位很低，所以新中国妇女解放，但到如今，中国妇女的地位让中国的男人压力巨大。我倒是觉得，已经到了提高中国男人地位的时候了。我们来看看作为现代中国男人有多苦（以下我说的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个别情况不谈）：当还是人家男朋友的时候，为讨好女方，哪个男人不是细心呵护、任劳任怨，几乎所有赚来的钱都用在了女友身上，快要结婚的时候还得考虑房子，榨干自己父母所有的积蓄和未来自己几十年的钱。还有巨额的聘礼和攀比成风的婚宴。结婚以后，家里的钱很多都是女方保管。现在的女人很多都不会做家务，不懂得经营家庭，因为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如果男的会做饭还好，如果两个都不会，那只能天天吃外卖。有了宝宝后，这种呵护又上升到另一层次，几乎是供着，女人和孩子让男人身心俱疲。上述我描述的不是个别现象，是现身说法，很多男同胞应该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社会对女人的宽容度比男人高很多。男人挣钱养家是责任，而女人相夫教子却成了女权者攻击男女不平等的借口，她们主张女性独立，这是对的，但现在很多女人把相夫教子似为对女性的不公，也成为她们逃避责任的理由。
给你提供一篇参考文章，你修改一下或许可用。妇女地位变化大 日前，我接到来自广厦社区居委会的电话，约我写一篇文章，参加“三八”妇女节征文比赛。对于妇女问题，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是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奶奶和外婆，都曾缠过小脚。她们以一双小脚顶着生活的重压忙里忙外的模样，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到了我母亲这一代，妇女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歧视妇女的旧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就在我读小学时，头脑中似乎还有深深的以与女性作伴为耻的错误观念，不愿与女孩在一起，甚至不愿与女孩多说话。到了我妻子这一代人，妇女地位真是发生了难以比拟的变化。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重视。男女平等逐步成为现实。抚今追昔，对于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我不禁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逐步中三从四德中、从缠足陋习中、从童养媳苦难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升学、招工、提干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这与封建社会视妇女为政治上的祸水、生活上的附庸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如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在工作上、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工作上，广大妇女和男性一样在事业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凭本事吃饭，按贡献拿钱，巾帼不让须眉，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女政治家、女企业家、女学者，越来越多，有许多女性甚至还超过了男性。像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售票员李素丽，一身正气忠于职守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还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就在广厦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敬业奉献、创新实干，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细心，以扎实的工作业绩，令男士刮目相看。在家庭中，随着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现在则在家庭中也实现了男女平等。许多女性比男性起到的作用更大，她们不仅承担工作上的责任，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挑起重担。绝大多数女性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为家庭作出无私的奉献，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在家庭的和睦、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同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关系密切。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妇女地位还将不断提高。当前，我市确立了把台州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活力最足、创业环境最佳、民富程度最高、社会和谐最好的城市之一的宏伟目标。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高潮，即将兴起。广大妇女将在创业创新中建功立业，大有作为，进一步品尝男女平等的甜蜜滋味，体会“半边天”的豪迈感觉。
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公平正义：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消除性别歧视，让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和权利，实现公平和正义。增强国家竞争力：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激发女性的潜力和创造力，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提高家庭幸福感：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促进家庭和睦，增加家庭的幸福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效益，增强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保障儿童权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保障儿童的权益和福利，让儿童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教育，为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总之，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对于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女性主义研究现状及意义如下：意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他们所重视的是妇女的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现状：现已经是男女平等年代，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平等。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
研究女性主义的目的和意义，女性一般要比男性寿命长，因为女性很注意身体健康，而且生活有规律吃的东西也比较清淡，主要原因就是自律。
研究女性主义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女权更加的公平功德的待遇，我们要发挥女性在社会当中积极极贡献作用
女性一向被视为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无论是在亚洲或是欧洲都是存在的，这也给女性的自身发展带来了很多限制。但是随着女性们意识的觉醒和不断抗争，女性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和稳固，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不仅可以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可以参政议政，撑起社会的半边天。
德国女性职场地位高低不能一概而论，现任德国总理不就是女性吗？
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德国女政治家，现任德国总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1973年至1978年在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198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9年11月踏入政坛，加入原民主德国“民主觉醒”组织，1991年至1998年任基民盟副主席，2000年4月起任基民盟主席。2005年11月成功当选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总理，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并在2009年和2013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
默克尔工作认真勤奋，沉稳务实，成绩骄人，在德国政坛素有“铁娘子”之称。
这篇论文是关于中国职业女性和德国职业女性的文化对比研究,它以德国公司为背景,主要探讨中国和德国的女性员工(附文化群体)与男性员工及上司(主文化群体)在交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这篇论文以附文化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三个附文化倾向性作为研究平台,进而探讨中德女性员工在与主文化群体交流中,在上述三个附文化倾向上行为差异的文化意义。 作者选择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作为其研究对象。女性在大多由男性掌控的公司中历来被看作附文化群体,她们的这种身份决定了她们在同主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某种结果,会采用一些途径,而即便是采用了同一个途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这篇论文就是研究这些行为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英雄时代的女性———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地位及其启示摘要:荷马史诗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于那个英雄时代的女神与妇女等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女神还是女人,她们女性意识都还没有萌发,处于屈从和附庸的地位,女性用男性的标准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被缚在男性的尺度之上,成为了男性的“他者”。关键词:荷马史诗;女性形象;女性地位;女性意识;他者荷马史诗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是欧洲叙事诗的源头和典范,被誉为“希腊的圣经”。随着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发展的冲击与检验,尤其是19世纪后期德国业余考古学者施里曼在小亚细亚西北角以及希腊大陆等地发掘的证明,荷马史诗已成为研究古希腊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荷马史诗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包含了貌似尊重妇女的因素,但对妇女的歧视、压迫、束缚却是它的真实的底色。本文将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一步步来解开掩藏在英雄史诗背后带有永恒性的关于女性命运的疑团。一、女神:失去性别的神祗荷马史诗展示了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用繁密的笔触描绘了奥林匹斯山上众多的神祗,但其中并没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神祗们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具有超人的威力。在道德上,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而且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1]33。人类的英雄甚至敢和某些神祗作战,图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就刺伤了阿芙罗底特。神灵有种种的缺点和欲望,并在欲望的驱使下投身于神界和人界的纷争。众神的谱系中最多的是女神,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鲜明地体现了如下的特点:1、女神往往和一些不好的缺点联系在一起,例如“不和女神”、“复仇女神”的称谓,各有职司的女神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罪恶的品德。这些身上汇聚了种种缺点的女神成了祸事的端由。特洛伊战争起因于三位女神争夺金苹果的事件。在女神忒提斯和凡人帕琉斯的婚礼上,不和女神投放了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送给最美丽的人”。宙斯之妻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与美之神阿弗洛狄特,为了得到“最美丽的人”这一称号,开始争夺金苹果,并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作裁决。三位女神都纷纷向帕里斯许愿:赫拉许诺让他成为大地上最富有王国的统治者;雅典娜答应让他成为最有智慧和刚毅的人;而美神阿弗洛狄特允诺,如果她得到金苹果,那么帕里斯将得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妇人为妻。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美神,这不但引起了天后赫拉和雅典娜的不满,更为日后战争埋下了祸根。而阿弗洛狄特也实现自己的诺言让帕里斯拐走了希腊第一美女、斯巴达王后海伦。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向其兄迈锡尼国王申诉。阿伽门农利用当年海伦求婚者之间的誓言,组成了希腊联军横渡爱琴海讨伐特洛伊,特洛亚战争由此爆发。如果没有金苹果的争夺战,那么帕里斯便不会在阿弗洛狄特的帮助下抢夺了海伦和斯巴达的财产,那么这场惨烈的战争也就无从而起。而这场持续了十年的空前浩劫,缘由仅仅是三位女神之间虚荣心的争斗。在战争当中这三位女神也分别为各自的利益帮助双方,直接导致了血雨腥风的杀戮和劫荡。2、赫拉等一系列女神对于宙斯都处于屈从的地位。荷马史诗中,无论是特洛亚战争,还是奥德修斯的归国,一切事情的主宰都是天神宙斯。战事的延续或停止,以及战争双方的性命存亡,都是由天神宙斯一手主宰。无论是地位显赫的天后赫拉,还是富有智慧的女神雅典娜,她们都不得不屈从于宙斯。当天后赫拉得知宙斯与海神之女忒提斯商讨的事情而讥笑宙斯时,宙斯回驳说:“赫拉,不要妄想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尽管你是我的发妻,也不会理解只会使你难堪。……凡是我避开众神私下考虑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询问,也不要探听”[2]21-22。如此尊贵的赫拉,却连询问的资格都没有,当她听到宙斯的威胁时,她一生不吭地落座,克制自己的心跳,尽管她有不满但也不敢再多言。赫拉的儿子匠神赫菲斯托劝诫自己的母亲:“尽管母亲十分小心,我还是要奉劝她;主动地讨父亲的欢心,得到他的谅解;不要惹恼了闪电神。”[2]22宙斯成了神界的家长和族长,他靠无与伦比的力统治着神界。3、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女性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之所以比其他女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因为神界按照力量排座次,力量的标准绝对是男性的标准,是宙斯的标准,也是人间英雄的标准。故而有死的凡人也敢对没有强力的阿弗洛狄特下手。在这种标准下“荷马的神祗们乃是征服者的贵族阶级的神祗,而不是那些实际在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有用的丰产之神,正如吉尔伯特·穆莱所说的:‘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克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1]34。在征服世界这个目的下,女性神和男性神一样,靠力气和智谋角逐,失去了女性的特殊性,女神的女性自我意识被男性意识所取代。如上对女神的特点的解析,可以让我们在荷马史诗中明了,女性已经处于“第二性”的地位,她们屈从于男性的统治,在男性的眼光中定位自身,失去了女性的自身意识,作为男性的“他者”存在。二、女人:“被缚”的“纺织者”“在莫里斯看来,正是从荷马社会开始,中庸观念开始出现,房屋的建筑从原来的单一房间向多房间过渡,男人更多的与房子比较明亮、开放的地方联系起来,妇女则被隔离在比较阴暗私人的空间中,表明古典时代关于妇女的观念开始出现。”[3]希腊城邦以压迫妇女和外人为代价,树立了公民共同体的概念。“被缚”就是被束缚、限制、压迫,它的反面是自由,不仅包括行动的自由而且包括思想的自由。“纺织”在史诗中是一个隐喻,在不同的场景中,那些不同女性角色的纺织各有深意。在当时的古希腊,妇女们都处于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形”“神”都被束缚了。在荷马史诗中,这些“被缚”的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海伦;第二类,沦为奴隶、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俘;第三类,男人心目中妻子的楷模和道德理想,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1、倾城倾国的佳人海伦,希腊第一美女。美既是上天赐予她最好的礼物,同时也成为了她一生坎坷的祸根。她原是斯巴达的王后,墨涅拉奥斯的妻子,后被帕里斯拐走。因而,在众人的眼中,她是红颜祸水,正是为了她才引发了十年的浩劫。当她来到特洛亚的城门上时,特洛亚的老首领们这样评价她:“就是为了她,这个漂亮绝伦的女人;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干戈相向……她就像永生的女神,不过还是让她坐船离开吧;同时带走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痛苦。”在大家眼中她是干戈与痛苦的来源。她被她的美所“束缚”,美成了她的罪恶。当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本已实属可怜,更可悲的是她们屈从于那种男性统治地位的制度,却无所了解,认为那是理所应当。海伦的美本身是自然赋予的权利,本无对错。而在那时的荷马社会,美是她最大的负担、最大的过错,成为人们劫夺的对象。就连她自己也认为一切的痛苦与血腥皆是因她而起。她对赫克托尔这样说道:“亲爱的兄长,我是个无耻之人,是大家的祸根,我多么希望母亲生我的时候。一股恶邪之风把我吹入荒山野岭,或者卷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让海浪吞噬我的躯体,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2]129她的可悲之处,正是没有看清战争的根源并不在于她,她只是当时男性心目中的尤物,是男性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不断劫夺的玩偶。2、女俘在荷马史诗中,每当一场战争结束后,联军都会对战败的城邦进行劫掠。大笔的财富、无数的妇女都被当作战利品分配。女俘,那些在战争中被掳掠的妇女,她们一部分被出卖,大多数则被强迫成为主人的性奴隶。她们完全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主人任意处置,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可言。阿伽门农为了羞辱阿卡琉斯,夺走了他的女俘布里塞伊斯;后来为了平息阿卡琉斯的愤怒,又答应送给阿卡琉斯七位美丽的女俘。这些女浮,她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失去了支配了自己的命运的权利,这已是她们的悲哀。但是,对于被掳掠的女俘,她们最大的奢望,可能就是得到主人的青睐,嫁一个好丈夫。最好的结局,便是成为主人的合法妻子。当帕特洛克罗斯死后,布里塞伊斯哭称:“我曾亲眼目睹了我的丈夫死在铜抢之下,使我的父母将我嫁给了他。接着是我那三个兄弟他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和上了双眼。当捷足的阿卡琉斯杀死了我丈夫,攻陷了坚固的米涅斯城时,你让我节哀顺便,嫁给神一样的阿卡琉斯,作他的合法妻子。”[2]413可见,她们最大的悲哀之处,在于她们的身心和思想都成为真正的战俘。3、坚贞贤惠的楷模荷马史诗也塑造了一系列优秀的古希腊妇女形象,《奥德赛》中的女主角佩涅洛佩就是其中一个。她是足智多谋、具有冒险精神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而在众多的美女中,她脱颖而出的原因,不是她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更不是因为她拥有雅典娜那样的智慧。却是因为丈夫奥德修斯出征未还,杳无音信,儿子特勒马科斯没有能力保护家园,备受求婚者的骚扰。而在这种情况下,佩涅洛佩沉着应对,毫不动摇,一心一意等待丈夫的归来。她的心中只有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当她的女仆劝说她沐浴洗漱之后见客,她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沐浴,也不想抹上油膏。自从我的夫君远征而去,我就每天流泪,容颜早就憔悴不堪。”[2]835无论佩涅洛佩对丈夫的忠贞,对家庭的维护,乃至于用于她的“贞洁的”修饰性短语,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体现了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束缚。他们在把佩涅洛佩描绘成贤惠温柔的女性的同时,也将她视为男性心目中妻子的楷模与道德理想。史诗中这些妇女的命运,一方面为这个按“力”与“权”排位的社会所缚,她们不得不呆在家里,呆在织机旁,做女人能做的活计,或是城破国亡之后,她们不得不被作为战利品引往他乡;一方面为这个社会的价植观所缚,由男人的眼光罗织成的道德之网,限制了她们能从自己———一个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三、荷马史诗的昭示:女性,男性的他者?摩尔根认为,“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女子没有什么权力是男子必须尊重的。”[3]257驰骋于战场的男性将女俘视为自己战利品,是自己私人所有的财物,可以任凭他们处置。女性在婚姻中也没有自主的权利,“施特劳斯进一步认为: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通过交换女人,交换双方(男人)建立了亲属关系”。[4]134-138阿伽门农在没有征求妻女意见的情况下,许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阿卡琉斯以平息后者的愤怒。这尤其能看出女人作为礼物的本质。丈夫处于统治地位,是家庭的顶梁柱,财富的所有者和保护者。他们要求妻子忠贞、服从、在家里料理家务。赫克托尔离开安德洛马克时交待:“回去吧!好好料理家务,好好看管织机和沙杆。至于战争,男人来管。”但是,当丈夫离家不在时,儿子对于母亲同样具有干涉的权利。当奥德修斯离家时,佩涅洛佩的儿子特勒克马斯不但对于母亲的再嫁具有干涉权利。同时,佩涅洛涅也必须屈从于儿子。特勒马科斯对于和歌手交谈的母亲喝斥道:“回到你的屋中,做你的事吧。吩咐女人们要织好布,干好活。与别人交谈是男人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家中,现在我说了算。”[2]543从儿子对于母亲的态度,可见当时女性的屈从地位。20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娃说过“一个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5]203。女人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被确定,作为男人的他者存在。男性被视为人类的标准,她们则被看作有缺陷的或不完整的男性。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的全部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5]203。波伏娃举例说,在早期农业社会中,正是因为她们与繁殖力具有联系,所以妇女被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些女神仍然是他者,在男人眼中她们所享受的声望也是被他们授予的,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都失去了女性意识而成为“力”的角逐者。一旦男人更独立于女性,女神就被废黜了,宙斯就带上了王冠。这也是在荷马史诗中宙斯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的深层根由。在英雄时代,男人凭力量追逐荣耀,而包括神和人在内的女性都因为男人的眼光而被赋予价值标尺,作为英雄们的他者而存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女性意识的诞生,女性意识具体包括: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它既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平等意识(即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这个时候的女性还处于附庸、屈从、以男人的标准为标准的时代。她们承担着战争的痛苦结果,按男人的要求活着,用男人的标尺看待自己,被缚在沉重的命运的车轮上。这个时代的女性,还没有成为能引导人类上升的永恒的女性。荷马史诗中所揭示出来的英雄时代女性的命运让我们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去考虑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与男性共同在世的生命过程中女性应具的地位。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论文：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她吹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号角，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蓝图。根据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现代化建设需要尊重规律和尊重国情，需要选择合适的目标、路径、模式和重点，并与时俱进坚持不懈。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教育、科学与技术、国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国家的进步，可以极大的促进国民发展的积极性。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走经济改革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到今日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字数比较少的论文，比如说800~1000字的论文，你分点来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1、学习方面。也就是在学习方面你如何针对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你有何种想法以及何种行动。2、生活方面。如何做才可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好充分的准备。3、工作方面。这个可能最好写了。我想。最好，指出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但是如果人人都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总将实现这个目标。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是最主要的任务，努力学习，是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最基本。
一本在中国遭到冷遇乃至唾弃的书，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人们竞相阅读——100多年前《海国图志》的命运，为中日两国此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00海国图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这一年对中国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门洞开。进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 001841年6月，当时同样主张学习西方的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伊犁，途经京口（今江苏镇江）时见到了魏源，两位老友相见甚欢，朝夕深谈。也就在这次会面中，林则徐将之前自己在广州搜集的《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了魏源，希望他编撰一部介绍西方的书籍以救亡图存。魏源接受重托，着手搜集资料，终于在1842年著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00照理说，《海国图志》在这样一个败世颓局中出现，应该引起很大反响才是。书的宗旨是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为当时寻求救国大计的人打开了解西方的窗口，理应畅销走俏。 00然而，历史却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评价称，在当时，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世道人心”，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 00当时，魏源的好友姚莹就曾说：“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在这样的环境下，《海国图志》提出“师夷”的主张，必然会被主流社会攻击排斥，遭到人们的冷遇。00结果，宏伟的《海国图志》问世后，并未激起什么涟漪。据统计，当时中国有能力阅读这本书的人多达三百多万，而《海国图志》在国内却只印刷了千册左右。及至后来，连谈论这本书，也成为禁忌。 00但《海国图志》却并未就此埋没。历史的吊诡，使它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场巨浪。00由于在国内无人问津，当时有些书商开始尝试在邻国日本打开这本书的市场。1851年的某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被查到了3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成违禁品克扣下来。00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00之后具体发生了什么，如今已无从得知。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海国图志》在日本大受欢迎。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数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个版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海国图志》在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00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据雷颐介绍，2011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交流与中日关系历史考察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落合弘树在其学术报告《明治维新与中国——幕府维新的日本和中国》中明确指出：“以图独立的佐久间象山‘和魂洋才’的想法，大部分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得来的”，充分肯定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 00《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而对出版物，和以出版物为载体的思想的态度之差别，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埋下伏笔。 00在雷颐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对周边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也造就了千百年来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文化优越感，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包袱。由此，当长期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文化的冲撞时，优越已久的国人习惯性地将西方列强目为蛮夷之邦，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先进性，“师夷”便成为无稽之谈。同样的，在以后每一次变革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清政府坐拥着华夏正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每一次文化的对接交融都变为惯性抵触，让每一次的迈步前行都变得步履维艰，一次次地失去变革时机，最终成为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落后国家。 00相对而言，日本的文化包袱没有中国那么重。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后，一向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的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让其意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所以当19世纪中期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日本果断地接受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变革中一路崛起。 推进民生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民生建设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工程，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此，推进民生建设务必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既要认真解决好当下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紧迫问题，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尽可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也要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只有经济得到发展才能相应地提高生活水平，引导大家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过高与过急的要求。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民生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有些地方民生建设欠账过多，现在解决起来有难度，但绝不能因噎废食、畏缩不前，而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先易后难，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避免矛盾越积越深，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就面临着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1956年4、5月间，毛泽东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为了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必须处理好十大关系，而这十大关系都是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问题。可以说，就在那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到第二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涉及了广泛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中，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进而把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第二，具体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矛盾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基本适应情况下的局部不适应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总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第三，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则方法。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解决矛盾必须遵守的原则。他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变化，强调指出：“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各项改革来实现的。第四，正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他指出这种矛盾贯串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的某些具体矛盾解决了，而某些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正是由于这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毛泽东上述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深化，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但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从1957年到1976年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上也有重大失误，他在一段时间内，离开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正确思想的轨道，步入了认识误区。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认识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关系认识片面，他过分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对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研究不够，忽视其决定作用。正如邓小平讲的：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办法不都是对头的。”毛泽东自己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时也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因而毛泽东在实践中比较强调要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升格，认为越大越公越好，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由此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后来发动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从此他不仅再也没能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而且走到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歧途。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上，讲普遍性较多，对特殊性研究不够深入具体，某些认识由于历史局限仅停留在抽象的原则精神和简单的规定上。如对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主要只是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角度作了论证，而对其存在的特殊原因阐述不够具体透彻。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在封建社会末期自发地孕育发展起来，而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自觉地认识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产生主观认识偏离客观实际的失误；正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并没有现成的、符合各国具体国情的模式可供直接搬用，也不可能直接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找到适合各国国情的现成答案，这就使得人们创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成熟的实践经验，不可避免会存在着某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从而和生产力相矛盾。但是，由于他注意矛盾普遍性问题较多，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研究不够，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没有研究清楚，而是搞错了。他错误地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是因为有“资产阶级”、有“反动势力”，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党内则是从基层到中央都有“走资派”，于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他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既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又在实践上给党和人民造成了灾难。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既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又由于种种主客观复杂原因，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认识失误，在运用上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在理论上还缺乏具体化。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继续发展。二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了毛泽东开始的探索历程，总结了国内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坚持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并把它运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笔者认为，邓小平对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吸取了毛泽东的教训，纠正了毛泽东的失误，摆正了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来讲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思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依靠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建立起来，但这种生产关系必定是不完善的，与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还有不适应的地方，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继续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唯有以此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才能进一步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表现。邓小平凭其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反复地论证了这个被人称为“老生常谈”的问题，并且反复强调“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这足以证明其理论的彻底性。因此，邓小平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不仅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解决了在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总结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力巨大推动作用的事实，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创造性命题，从而指明了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今后生产力发展。第二，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形成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也有直接联系的观点，从而更突出了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中的决定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破除了过去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离开来，认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不仅要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同时也要解决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矛盾。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更进一步明确表述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就告诉我们，不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上层建筑除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外，它与生产力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直接联系。这种新的认识，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考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存在的一种简单的机械的理解，认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这个“中介”，才同生产力有间接的联系。显然，这种看法不仅在理论上显得过于绝对化、简单化，而且也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理论界这种传统观点是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事实上，虽然上层建筑某些方面同生产力的联系，是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如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是通过生产关系决定的；但它与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直接联系，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在执行这项职能时，它不仅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可以直接对生产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种认识上的突破，进一步突出了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为我们进行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克服了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范畴理解得过于简单化的片面性，逐步认识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基本制度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具体体制（或称运行方式）两个层次，并进而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联系和区别，提出和阐明了“体制”的范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复杂系统都是由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或称运行方式）两个层次组成。基本制度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具体体制无疑是紧密联系的，即使基本制度正确，如在实践中找不到符合其本性的实现形式，体制不合理，它也会妨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当然，基本制度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体制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同一基本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不同的体制，这并不会改变基本制度本身及其性质。同时，基本制度在适应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后，是相对稳定的；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体制，则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相对于基本制度来讲，它是易变的。正是在这种变动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内各个要素才能更好地结合，更好地运行，以适应现实生产力的状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基本制度更加完善。邓小平正是依据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这一科学认识，才提出和阐明了“体制”的范畴。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优越的，但“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这里说的具体制度，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克服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第四，跳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行机制概念化理解的圈子，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使基本矛盾理论向实践转化提供了正确途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解决方式，决定了这一矛盾运动机制在于矛盾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及其适时的计划调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过程是通过改革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逐渐解决了旧的矛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辩证规律。但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机制的认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仅停留在它们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制约关系上，这种认识还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是从唯物辩证法理论推导出来的，至于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机制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尚未形成一整套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至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长时期的“左”的偏差和不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严重失误。这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机制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化理解圈子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认识到，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性因素，因此，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就必须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思想；同时，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机制，也认识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我们也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改革适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一系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种改革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机制的深刻认识，在实践中我们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按照生产力发展现实水平，力求寻找这种基本制度的适当运行方式，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解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这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条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是对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的深刻认识；“两个基本点”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对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状况的反映与要求，因而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特点的科学反映。正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有相适应的方面，其主要表现在基本制度方面，因而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也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还有相矛盾的方面，其主要表现在体制、运行方式方面，因而我们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是必须改革带有弊端的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这条基本路线还要求把这“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它既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强调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充分发挥出优越性。因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机制的认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路线，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深化与飞跃。一个正确的理论，在向实践的飞跃过程中，首先必须转化为能够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广泛宣传，让这一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亿万人民群众所认识、所掌握，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只有如此，理论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笔者认为，邓小平对发展毛泽东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不仅表现在纠正毛泽东的失误，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丰富这一理论的内容上，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运动机制的深刻把握，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排除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干扰，在实践中卓越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上。可以在里面摘选1000字 希望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