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现代临床医学在西欧诞生,这在医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篇1 论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评估体系构建 1、引言 医科院校临床医学实力的高低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了一批医科院校,引进及培养了大批高精尖的医学人才,增强了我国医科院校的实力。 科研能力是衡量医学院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面对发展,医科院校的科研能力评估问题日益引起重视,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卫生医疗行业的要求,以及能否得到专业人士的正确评价,事关这所院校在以后的生存和发展中能否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可见,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一所医科院校的科研实力,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2、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查阅相关资料,参考相似类型的指标体系 在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前,首先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了解了国内外科研实力评估的发展与现状及科研实力评估的深刻涵义。借鉴国外评估系统指标,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取其精华,作为参考资料。 指标的初步设定 借鉴国内外的临床医学研究能力指标体系,并根据平时的科研工作管理经验,设计出每层指标,指标主要是根据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评估目标进行分解。构成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实力的因素有很多,但作为科研教学型的医学院校,从管理角度而言,其要素有: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条件、科研产出、人才情况等。再将这些一级指标分解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逐级分解,建立各级要素的目标群。 指标的定性分析 对指标进行定性分析,主要是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指标体系在同一层次要互相独立,互相不包含,不重叠;2)指标体系要正确反映目标的要求,指标与指标设计之间没有矛盾;3)指标内容可以直接观察而获得结论;4)指标体系的采集要简单可行、层次和数量尽可能少而具有代表性,采集方法为大家所接受。 3、确定指标体系草案 德尔菲法(DELPHI)法 DELPHI法,就是采取背靠背的通讯方式征求专家小组的意见,即专家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以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函询。每次函询后将专家小组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再反馈给每个专家,供他们分析,提出新的论证。经过几轮函询,使专家的意见趋于集中,得到一个比较实际、可靠的结论。 成立专家函询筹备小组 专家函询筹备小组由6人组成,其中正高职称2人,副高职称3人,硕士研究生1人。筹备小组的任务:拟定评估目标,编制专家调查表,选择相关专家和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确定专家 由专家函询筹备小组集体评议,选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医疗、管理专家50名,包括卫生事业管理系统12人,基础研究25人,临床医学研究人员1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3人。 拟订专家调查表 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拟定专家咨询表,进行专家评议和咨询(表1)。对第一轮专家意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修改相应指标,制定第二轮专家咨询表,然后把修改结果反馈给咨询专家后,再对第二轮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分析,确定了重点医科大学评价指标体系(表1)。 4、综合评价办法 我们采用两次相对比较归一化法对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进行评价,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1.每项三级指标以统计最高分数计为100分,其他各校的该项三级指标分数与最高统计分数相比,其百分比数则作为该校的此项三级指标分值。各项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权求和即为二级指标分值。 2.二级指标最高分值同三级指标统计一样计为100分,其他各校的相应分值与最高分相比,其百分数作为二级指标分值。各项二级指标值加权求和作为一级指标分值。 3.一级指标加权求和作为各校的最终评估分值。 本研究侧重于医科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该评估对医学院校的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高校的资源优化和提高科研效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指标体系的内容及权重的确定最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但科研能力评价中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都是被评价的核心内容,有些第三方评价单位只采用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权重并不起作用。但实际证明权重的适度变化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不大。 五项一级指标反映了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的共性内容,我们也可以结合不同的评估目的对评估项目区别对待,可以根据不同的评估目的对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重新赋值,例如,我们要评价一个单位的科研总体水平,我们可以将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产出的权重提高,如果我们要预测一个学校的未来的科研成就,我们可以将科研条件和环境及科研活动的权重提高,这样可以看出哪些学校在哪个方面强一些。权重赋值的变化对学校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发现不足而加以改进。原始数据的比较评估可以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学校实力是否增强,拿历年数据进行比较,从而知道进步的大小。对于采用归一化法可能造成单纯追求数字问题,在这个评估方案中,都有评估要素对其约束,因而单纯某项数字高并不会导致评估结果不实。实际验证分析表明了用此归一化法基本消除了评价内容和标准界定的难点,其结果基本反映了真实情况。 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篇2 论临床医学生后期医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培养 【摘 要】医学后期教育是指医学生4年级进行临床课程学习和实习的阶段,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的过程,是由医学生到医生的过渡,随着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趋多元化,职业道德素质已成为医疗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高校医学教育的后期应始终做到医德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培养具有良好医德的学生,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医学生 医德教育 医学后期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预防为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原则是我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提高医疗行业社会风尚的关键一环。而临床实习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业务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医学事业的状况和发展。因而在见习、实习阶段就注重培养他们高尚、严谨的医德医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本文就临床医学生后期学习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内涵、途径和方法进行论述。 一、对医学高等学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学校教育中既要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训,又要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就要求医学生将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提高到新的高度。此外,在医学教育上,临床医学生的后期教育主要以临床见习和实习为主,这就要求学生,要尽快适应新的人文科学与医学交叉的开放式医学教育体系,成为以人为本,基础、临床、预防医学知识贯通的全面型综合人才。因此,医学生后期学习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立足于脱离单纯的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培养观察社会待人接物的人文素质,提高对患者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分析能力,学会从患者的社会背景及心理变化出发,对疾病进行全方位的诊断分析。 2.高等教育的需要 在医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明确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高级人才作为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广义的讲,高校(包括高职)阶段,是人一生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不仅是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的文化产品大量涌入,学生很容易感受到各类意识形态,广泛接触世界多元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的混合与碰撞将加剧学生成长过程中选择与确立价值观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校道德教育也必须不断深化和拓展。[1]另一方面,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许多家长把培养子女成才片面地理解为掌握文化知识,而对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则不闻不问,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能够缓解医患矛盾 目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部分医生的服务理念与思维方式仍停留在“以医为尊”、“重病轻人”等水平上,服务言行就表现出不愿向患者多解释,交往中对患者不够尊重,缺乏人文交流与情感交流。而现代医学要求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对患者多一份关爱、理解、策略和技巧,是自己素质完善的展示,也是建立协调融洽的新型医患关系的基石。因此,从实习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对端正行业作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二、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我国传统的医古文在医德教育方面从4个方面对医德教育内涵进行了总结:①对健康和生命的终极关爱;②去功利的人生价值观;③不拘成规、勇于探索的精神品格;④审慎严谨、时时自省的行医作风。[2]现阶段,我国虽然对于医德没有具体的固定模式要求,但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结合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和医学类职业要求以及医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在总结多年医德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探讨医德教育应具有的内涵。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三义”教育统领学生医德教育: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贯穿医德教育的全过程,并置于指导地位,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 其次,通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使学生基本掌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正确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生。并具有敬业精神,能较深刻地理解医学的人文内涵,确立正确的医学价值观,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医学行为抉择能力。 第三,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使医学生形成热爱人、尊重人、相信人、平等待人等品质,遵守社会公德,正直坦率、助人为乐,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医患、医护、同事间的关系。 第四,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学医的目的是对人的爱和关怀。使医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病人、讲求公正、追求和谐、力行善美,具有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操守。[3]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医疗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技术水平,更要注重思想、道德、作风教育和法律、纪律培训……使年轻医务人员既掌握扎实的医疗技术,又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实现医者尽其能、患者医其患,医患共相依、雨水一家亲,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基本目标”。 三、医学生后期教育中医德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1.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培养人文品质。 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加强人文修养,引入“精神助产”法,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属性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4]社会呼唤人文精神,提倡以人为本,珍视和关注生命。对医生来说,人文关怀是其最基本的服务态度。医学生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后天修养的程度决定的。少数学生沉醉于当代社会的斑斓色彩之中,疏忽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们或者尚未完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或者社会公德的自我培养留下了缺陷。“精神助产”的要义在于:真理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在于通过交谈和讨论,消除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唤醒学生的意识,从而发现真理,[5]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所以作为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者,在校期间必须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不断培养自己的“尊重生命、崇尚正义、爱岗敬业、心胸宽广”等人文品质。只有这样,患者在就诊时才不会感到治疗仪器的冰冷和自己的孤独无助。 2.提高带教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完善榜样示范作用。 由于当今医学生价值观念冲突加剧,价值取向多元化,传统的“高”、“大”、“全”式的榜样示范法效果弱化,甚至引起一些学生反感,[6]学生都具有向师性和模仿性的特点,教师的态度、立场观点、言行举止成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育因素。因此,临床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带教过程中率先垂范,做到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临床上对每个患者都要做到认真、体贴、和蔼;对患者一视同仁,对尊者不卑,对贫者不傲,不以职业之便拉关系、办私事,严于律己,洁身自爱。作为一名临床医学教师,治好患者和教育好学生是同样艰巨而重要的,但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更深远。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良医,则可能造福一方;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庸医或贪医,则可能祸害一方。 3.加强学校、临床医院的合作 学校方面。在学生进入临床之前,学校应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和医德观,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为他们的临床医德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课程学习中可以通过入学教育、思想品德修养课、法律基础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法制与纪律教育,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法制观。通过医学伦理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医德原则、规范、范畴的教育,阐明医德与医术关系。同时通过“早期接触临床”,在参观医院、见习、卫生调查等活动中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接触社会、医院和服务对象,接受医德熏陶和感染,逐步懂得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还要有高尚的医德情操。 医院方面。医院作为医学生后期教学的执行者和管理者,对他们医德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临床中进行医德教育,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开展床边教学,结合患者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总结自身医疗服务中的经验教训;组织学生共同讨论分析违反医德规范、丧失医疗道德造成的事故和案例,从而促使学生在比较思考中定位,自觉提高医德修养,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最终促使学生把外在的医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医德信念和品质,牢牢确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医德育人环境,要健全医德教育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奖惩结合,保证医德教育的顺利进行。 总之,临床实习生后期教学的医德培养教育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应该结合卫生行业的特点,采用“立体、多面教育与集体影响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专业技能实习的同时,狠抓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坚守医学人文信仰,成为“懿德善能”、“德艺双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 朱 静.论高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J].职教论坛,2004(26) 2 季春元、邹 丽.医古文中的医德教育内涵[J].卫生职业教育,2007(12):28~29 3 吴海峰、张明勇.对医学生医德教育几个问题的分析与探讨[J].医学教育探索,2009(8):1013~1014 4 李凤英.融医德教育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4):106、108 5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董晓星、陈家麟.论榜样示范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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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
现在的中医,是中医西医化,说好听是「科学化」,实际上是西医化。怎么没本事让西医中医化呢?中国人可怜啊!【中医界急缺人才,中医的教育有很大问题,我们的中医药大学里,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正在教授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庸才。】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西医西药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不过这是标标准准的迷信。何谓科学主义?就是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都作为绝对的价值标准进行信仰,而不是将其看作只是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一种相对有效的途径,进而排斥任何其他非科学的认识自然事物的途径,并要求所有的非科学文化接受科学的阐释与改造。一句话,科学主义就是极端的科学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必然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即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以科学为标准怀疑和否定一切非科学的认知自然事物的途径,凡是那些不合符逻辑思维的、建构性实验研究的、概念性理论形态的都要被废弃,或者接受科学的改造。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不说,在当下与科学并存的非西方文化就会因这种信仰而遭殃。这就是中医为何会在中国不断地遭受来自中医学界内外的怀疑、异化、贬低和否定的原因。新生代的中医家队伍从小接受的就是学科学、讲科学和爱科学的科学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只有科学知识,虽然在大学学习阶段接受了与科学异质的中医理论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是处在边缘化的,是从属于科学知识的。科学主义的疫毒内陷于每一位中医先生的心中,使得他们只能以科学的标准去要求中医,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发展中医。在文化属性上,将中医纳入科学之中,但这种“科学”不是显在的,因为中医理论思维和形态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理论大异其趣;那么,这就要充分挖掘中医的“科学内涵”,证明其内在的“科学性”,改造其“自然哲学式的形态”,使其由隐性的具有“科学性”的医学转化为具有显性的“科学形态”的医学。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家队伍在科学价值的驱使下,不再是去研修中国古典文化强化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将中医理论及其诊疗形态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用西医和现代科技既有的逻辑思维、建构性实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性理论形态去让中医改头换面。从此,科学主义就像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树立在中医家队伍的自我意识与中医理论之间,使得他们只能游离在中医理论之外,成为一个外在中医的看客。要想拯救中医,就必须拯救中医家队伍;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除了要推动其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里固本筑基之外,还需要驱逐内陷于其心中的唯科学主义疫毒;要想驱逐唯科学主义的疫毒,就必须大力剖析科学认知自然事物的缺陷以及由之而来的弊端和危害性,彻底消除笼罩在科学之上的无暇的真理光环,将其打回低级地认始自然事物的原形。因此,我们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医,就必须和西方文化进行斗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进行斗争,根除中医家队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感染的现代化疫毒,将他们从科学的迷信中拉扯出来,重新树立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意识,进而推动中医的传播与发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影响。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生命活动。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社哲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具体体现,是同源异构及普遍联系思维方法的具体表达,要求人们在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必须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防治等各个方面,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主要体现于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两个方面。1、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是一个内外联系、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有机整体。人体是若干脏腑、形体、官窍组成的,而各个脏腑、形体和官窍各有不同的结构和机能,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肢解的、彼此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相互为用的。因此,各个脏腑形体官窍,实际上是人体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保个脏腑形体官窍的机能,实际上是整体机能的一部分。(1)生理上的整体性:人体自身在生理上的整体性,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机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五脏一体现;二是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现。五腑一体现:人体由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形体(筋、脉、肉、皮、骨)、官窍(目、舌、口、鼻、耳、前阴、后阴)等构成。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在结构上彼此衔接、沟通。它们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联络作用,构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又通过经络系统的沟通联络作用,构成一个在结构上完整统一的整体。每个生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的完整为机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精、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持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精微物质。精、气、血、津液分布、贮藏、代谢或运行于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中,支撑了它们各自的机能,并使它们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生理机能,从而维持了五个生理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序。同时,脏腑的机能活动又促进和维持了精、气、血、津液的生成、运行、输布、贮藏和代谢,从而充实了形体,支持了脏腑形体官窍的机能。这种以五脏为中心的结构与机能相统一的观点,称为“五脏一体现”。根据五脏一体现,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一方面要靠各脏腑正常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要依靠脏腑间,即五个生理系统间的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协调平衡。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各有不同的机能,但都在心的主持下,协调一致,共同完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因此,人体又是一个以心为主导,各脏腑密切协作的有机整体。心因其藏神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神能驭气,气有推动和调控脏腑机能的作用,故心神能够控制和调节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机能。诸如心气推动和调控心脏的搏动以行血,肝气疏泄以调畅气机、舒畅情志,肺气宣降以行呼吸和水液,脾气运化水谷和统摄血液,肾气主生殖、司水液代谢和纳气等,都有赖于心神的统一主导。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常与否,除心为主导外,还取决于五脏之间是否协调。在完成整体机能方面,五脏之间是密切配合,协调统一的。如血液的循行,虽由心所主,还需要肺、肝、脾等脏的协助。心脏的搏动推动血液运行全身;肺主气而辅助心运血;肝主疏泄而促进血液于脉中。此四脏紧密配合,才能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是维持人体复杂机能的保证。由于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分别归属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系统,而这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又存在着协调统一的关系,因而这些外在形体官窍的机能,不仅与其内在相应的脏腑密切相关,而且与其他脏腑也有联系。如筋的作用是联缀关节而主司运动,主要依赖于肝血的滋养,故称肝主筋。但筋的机能还依靠全身气血津液的濡养。因某种原因致使气血津液耗伤过多,也往往出现筋脉拘挛、抽搐等现变。这说明筋不但与肝有关,而且与心、脾等脏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目是主司视觉的,而目之所以能视万物,主要依靠肝血的濡养。肝血亏虚而不能养目时,就会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等现象。但《灵枢·大惑论》又有“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之论。故目之视觉功能,不但于肝血盈亏有关,而且与其他脏腑的精气是否充足亦有关。由此可见,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与内在脏腑密切联系,它们的机能实际上是整体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人体内外的整体统一性。形神一体现:形体与精神生命的两大要素,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形体,是构成人体的脏腑、经络、五体和官窍及运行或贮藏于其中的精、气、血、津液等。它们以五脏为中心,以经络为联络通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贮藏、运行、输布、代谢,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体现或主宰者;狭义的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情感、性格等精神活动。形神一体现即是形体与精神的结合与统一。在活的机体上,形与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离的。形是神的藏舍之处,神是形的生命体现。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形健则神旺。而神一旦产生,就对形体起着主宰作用。形神统一是生命存在的保证。精是构成人之形体的最基本物质,也是化气生神的物质基础,而精藏于脏腑之中而不妄泄,又受神和气的控制和调节。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不断运动的精微物质,是推动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气也是化生神的基本物质,气充则神旺,而气的运行,又赖神的控制和调节,即所谓“神能驭气”。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构成“形与神俱”的有机整体。由于精与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人体又是以五脏为中心构成的有机整体,因而精神活动与五脏精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认为,精神活动由五脏精气产生,由五脏共同主持,但总由心来统领。五脏精气充盛,机能协调,则精神充沛,思维快捷,反应灵敏,言语流利,情志活动处于正常范围,既无亢奋,也无抑郁。若五脏精气不充,机能失调,则会出现精神方面的异常变化。另一方面,精神活动的异常也可影响五脏的机能,突然强列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越了人体的生理调节能力,常易影响五脏气机,引起五脏精气的相应病变。(2)病理上的整体性:中医学在分析病证的病理机制时,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引起的整体性病理反映,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映统一起来。既重视局部发生病变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又不能忽视病变之脏腑经络对其他脏腑经络的影响。人体是一个内外紧密联系的整体,因而内脏有病,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旬”(《孟子·告子下》)。在分析形体官窍疾病的病理机制时,应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辨证关系。一般地说,局部病变大都是整体生理机能失调在局部的反映。如目的病变,既可能是肝血、肝气的生理功能失调的反是非曲直,也可能是五脏精气的功能失常的表现。因而对目病之病理机制,不能单从目之局部去分析,而应从五脏的整体联系去认识。脏腑之间,在生理上既然是协调统一、密切配合的,在病理上也必然是相互影响的。如肝气的疏泄功能失常时,不仅肝腑本身出现病变,而且常影响到脾气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脘腹胀满、不思饮食、腹痛腹泻等症,也可影响肺气的宣发肃降而见喘咳,还可影响心神而见烦躁不安或抑郁不乐,影响心血的运行而见胸部疼痛。因此,五脏之中,一脏有病,可影响他脏。在分析某一脏病的病机时,既要考虑到本脏病变对他脏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他脏病变对本脏的影响。由于人体又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因而形与神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形体的病变,包括精、气、血、津液的病变,可引起神的失常,而精神活动的失常,也是损伤形体而出现精、气、血、津液的病变。(3)诊治上的整体性:人体的局部与整体是辨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在生理与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病理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作出正确诊断,为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如《灵枢·本藏》说:“视其外应,以告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验舌诊病是一种由外察内的诊病方法。由于舌直接或间接地与五脏六腑相通,因而内在脏腑的机能状态可反映于舌。验舌不但可知脏腑精气的虚实,而且还可推断疾病的轻重缓急和逆顺转归。面部色泽是内在脏腑精气的外荣,故诊察面部色泽可知脏腑精气的盛衰以及病邪之所在。验舌与面部色诊都是中医学整体诊病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学也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病变部分进行调节,使之恢复常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以及“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都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确立的治疗原则。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理变化在局部的反映,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如对口舌生疮的治疗,由于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口舌生疮多由心与小肠火盛所致,故可用清心火的方法治疗。处方遣药时,酌加利水之品,以让火热随小便而出。心火与小肠火得泻,口舌生疮自愈。再如久泻不愈,若属肾阳虚衰,其病虽发于下,但可以艾灸巅顶之百会穴以调之,督脉阳气得温,肾阳得充,泄泻自愈,即所谓“下病上取”;眩晕欲仆,若为水不涵木,其病虽发于上,但可以针灸足心之涌泉穴以调之,肾水得充,涵养肝阳,眩晕自减,即所谓“上病下取”/人体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形病可引起神病,神病亦可致形病,故中医学强调形神共养以养生防病,形神共调以康复治疗疾病。在养生方面,既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并加强身体锻炼以养其形,使形健而神旺,又要“恬淡虚无”,怡畅情志以养神,使神清而形健。在康复治疗疾病时,若因躯体病变引致精神病变时,当以治疗躯体疾病(治形)为先;若为精神的伤害引致躯体疾病,则当先调理精神的失调(治神)。但由于“神乃形之主”,躯体疾病多伴有程度不同的精神损害,而这些精神损害又常阻碍躯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故重视调理精神在整个疾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强调首先“治神”。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大自然存在的阳光、空气、水、温度、磁场、引力、生物圈等,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佳环境。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即是“天人一体”的整体观。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道”、“太极”或“气”产生的。以“气”作为宇宙万物初始本原则的思想,艰险是“气一元论”。气分阴阳,以成天地。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生命过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规定和影响,而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如寒暑的更替、地域的差异也必然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故《灵枢·邪客》说:“人与天地相应也”。(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古人以“天地”名之。天地阴阳二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故人体的生理活动必受天地之气的影响而有相应的变化。气候是由自然界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阶段性天气征象。一年间气候变化的规律一般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自然界的生物在这种规律性气候变化影响下,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相应的适应性变化,而人体生理也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同样,气血的运行,在不同季节气候的影响下也有相应的适应性改变。人体的脉象可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变化,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春日,如鱼之游在坡;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蜇虫将去;冬日在骨,蜇虫周密。”明·李时珍《涉湖脉学》也指出了四时脉象的规律性变化:“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缓,谓之平脉。”表明人体的生理机能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自有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另外,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还受风雨晦明的影响。据《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言,天温日明,阳盛阴衰,人体阳气也随之充盛,故气血无凝滞而易运行;天寒日阴,阴盛阳衰,人体阳气亦弱,故气血凝涩而难行。不仅备战季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有影响,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生理也有不同影响,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应。《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种人体阳气白天趋于体表,夜间潜于内里的运动趋向,反映了人体昼夜阴阳二气的盛衰变化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地域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要素之一,主要指地势的高低、地域性气候、水土、物产及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地域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序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脏腑机能,进而影响体质的形成。如江南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稀疏;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长期居住某地的人,一旦迁居异地,常感到不适应,或生皮疹,或生腹泻,习惯上称为“水土不服”。这是由于地域环境的变化,机体暂时不能适应之故。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逐渐适应了。这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确有一定影响,而人体的脏腑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自身不仅能主动地适应自然,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美化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2)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或急躁,超越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疾病的发生关系到人体正气的适应、调节、抗邪等能力与自然界邪气的致病能力两个方面。若人体正气充沛,适应、调节及抗病能力强,能抵御邪气的侵袭,一般不会发病;若气候特别恶劣,而人体正气相对不足,抵御病邪的能力相对减退,病邪就会乘虚侵入而致病。在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中,每一季度都有其不同特点。因此,除一般性疾病外,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中,也往往由于气候剧就或季节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或旧病复作。如关节疼痛的症证,常在寒冷或阴雨天气时加重。也有一些疾病,由于症状加重而能预感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或季节要交替等情况,如《素问·风论》指出头风病“先风一日则病甚”。昼夜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中午之前,人身阳气随自然界阳气的渐生而渐旺,故病较轻;午后至夜晚,人身阳气又随自然界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病较重。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与地域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东方傍海而居之人易得痈疡,南方阳热潮湿之地易生挛痹。地域环境不同,人们易得的疾病也不一样。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瘿候》指出瘿病的发生与“饮沙水”有关,已认识到此病与地域水质的密切关系。(3)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在养生防病顺应自然规律,在治疗过程中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气候变化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心理和病理变化,故在养生防病中,要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法于四时”、“四时调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统一,使精神内守,形体强壮。在气候变化剧烈或急骤时,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防止病邪侵犯人体而发病。在治疗疾病时,要做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充分了解气候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即所谓“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用药原则一般是春夏慎用温热,秋冬慎用寒凉。但对“能夏不能冬”的阳虚阴盛者,夏不避温热,对“能冬不能夏”的阴虚阳亢者,冬不避寒凉。夏用温热之药培其阳,则冬不发病;冬用凉润之品养其阴,则夏日病减。遵四时之变而预培人体之阴阳,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即所谓“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另外,根据人体气血随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而有相应的变化,并应时有规律地循行于经脉之中的推理,古人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按日按时取穴针灸,可更有效地调理气血、协调阴阳以防治疾病。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还受地域影响,故在养生防病中,要选择适宜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并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以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的发生。我国的地理特点,是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西北偏于寒凉干燥而东南偏于温热湿润。由于地有高下之异,气有温凉之别,故治疗时应因地制宜,西北少用寒凉之药而东南慎用辛热之品。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生命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与社会环境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人不单是生物个体,而且是社会中的一员,具备社会属性。人体的生命活动,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婚姻、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必然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换影响着人的各种生理、心理活动和病理变化,而人也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交流中,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平衡、协调,此即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1)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社会环境不同,造就了个人的身心机能与体质的差异。这是因为社会的变迁,会给人们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带来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的身心机能的改变。一般说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利的社会环境,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恐惧,从而影响身心机能,危害身心健康。金元时期的李杲曾指出处于战乱时期的人民,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有不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内外伤辨惑论·论阴证阳证》。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人的身心机能有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地位过高,易使人骄傲、霸道、目空一切,如《灵枢·师传》指出养尊处优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纵欲,轻人”。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容易使人产生自卑心理和颓丧情绪,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的机能和气血的流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又可影响个体体质的形成。如明·李中梓指出:“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梁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典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力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梁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坚固;典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因此,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在身心机能和体质特点上有一定差异。(2)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社会环境常有变更,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也随之而变。剧烈、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机能有较大的影响,从而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尝富后贫”可致“失精”病,并解释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 为挛。”这说明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可导致人的精神活动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精气的机能而致某些身心疾病的发生。不利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纠纷、邻里不和、亲人亡故、同事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紧张等,可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协调和稳定,不仅易引发某些身心疾病,而且常使某些原发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肿瘤的病情加重或恶化,甚至死亡。故《素问·玉机真藏论》说:“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3)社会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主要通过影响人体的精神活动而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产生影响,因而预防和治疗疾病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因素对人体身心机能的影响,尽量避免不利的社会因素对人的精神刺激,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获得有力的社会支持,并通过精神调摄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维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并促进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综上所述,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它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背景,用同源性和联系性思维对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形体以及形体内部的整体性联系,认为人体自身的结构与机能的统一、“形与神俱”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是其健康的保证,而这种人体自身的稳态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协调的被破坏则标志着疾病的发生。因此,中医学在讨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时,不仅着眼于人体自身,而且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各种影响。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要求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著至教论》),既要顺应自然法则,因时因地制宜,又要注意调整病人因社会因素导致的精神情志和生理功能的异常,提高其适应社会的能力。若以整体观念与现代医学模式相比较,可见中医学早就从宏观上勾画出了现代医学模式的全部构架,并且给这一现代模式增添了新的内容——天人一体现。
上面的写好多哦,全面
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或陷阱。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是与通常局限于某种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不同的学问。在汉语中,“哲”是聪明的意思,在希腊文中则意味着爱智慧,所以,按照字义解释,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哲学的实质。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同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都会在其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人类从其诞生时开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需要同周围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周围的自然界,也要逐渐地积累对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人们就是凭借这些认识向自然界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的。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开始,人们只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所认识,久而久之,这种认识逐渐丰富并联贯起来,就形成了对诸如人类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世界的本质、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就是世界观。但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一般是不系统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哲学则是将人们的世界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高度的抽象和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所以,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的世界观,是以总体方式把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当人们形成了一定世界观之后,就会按照这些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从而世界观也就成为指导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的世界观并不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由于实践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们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的所不同。第二,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根本利益和在社会生活中分工的不同,使得各自对社会发展、人生追求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世界观也会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的世界观,即使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同一阶级的不同发展时期,其世界观也会呈现出差别性。所以,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之间,其内容和形态也有许多不同。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哲学只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能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从而一部分人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因此,哲学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并且为他们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意味着劳动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的哲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同时,科学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哲学、科学和文化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同具体科学浑然一体而后分化出来的过程。当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基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和需要,推动了天文学、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也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人们在不断积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进行理论概括,于是就形成了早期的哲学。当时,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更多的是被人们当作知识的总汇。直到近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地理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才开始了独立探索的进程,从而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日益增多的独立的学科。这一事实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既有利于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知识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然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味于哲学和具体科学分化的趋势,往往把哲学看作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他们认为,各门具体科学只能提供不完全的、相对的真理,只有哲学才能提供完全的、绝对的真理。实际上,他们妄想借助于纯粹思辨来获得对自然界的终极认识,赋予自己以高居于科学之上并把科学纳入自己体系的特权,结果不仅造成自己的僵化,而且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同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既反对以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否定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积极作用,使具体科学脱离哲学的指导的错误倾向。一般说来,与具体科学不同,哲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内容和普遍形式。就哲学的知识形态说来,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知识都是人们对世界某一领域的认识和把握。哲学作为世界观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不是各类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加以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是关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知识。哲学和具体科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哲学和具体科学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但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又具有不同的层次。人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经过加工整理归入不同层次的各门具体科学;而所有这些知识又成为哲学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加工整理的材料,哲学理论就是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抽象概括而得到的最一般的结论。就具体科学和哲学这两个大的知识层次同实践的关系来看,二者同是来自实践,这是它们的共性;但具体科学同实践的关系更为直接,哲学则相对地比较间接,这又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哲学和具体科学密切相关。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自身生长的土壤;而具体科学则以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们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贯通的。首先,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植根于具体科学的土壤中,不断从具体科学所提供的新的材料、经验和知识中总结概括出哲学的一般结论。否则,哲学作为一门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其次,具体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哲学特有的功能之一。科学史证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缺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家就会失去工作的方向并出现思想混乱。许多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自觉思考认识论、世界观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也说过:“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指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哲学和具体科学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交织汇合成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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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赞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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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马原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的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本文根据在宜宾学院发生的一件无人售书摊的事件以及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对其所折射的哲学道理和意义进行分析,并得出其所体现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无人售买现象物质意识辩证关系 前言:本文原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会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方法论:我们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还要重视意识的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反对割裂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正文分析:
(一) 无人售买现象
1, 宜宾学院的无人售书摊
在宜宾学院校园,上学、就餐的路上,师生们都会经过一个独特的书摊,因为这个书摊没有摊主值班,全凭自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了一块诚信的试金石。平时无人看管,购书付款全凭学生自觉。学生们都说:“书摊挺有意思的,蛮温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老师也很喜欢,称赞其对学生的品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这
一事件曾经还在教育界产生了小小的风暴,并广受好评,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年的时间我们学校也增加了不少的无人售卖摊位,有买发夹的,有卖文具的,有卖生活用品风扇的。“这些小摊不仅无人看管,而且自开摊以来几乎没有丢失过一本书一件商品。小小的书摊能得到大家这么呵护,让大家默默遵守着这份诚信,这样很美”。“这对学生来说就像是一堂生动的品行课,通过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教育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们,要遵守人与人之间那种美好的、起码的诚信,这也是现在社会所缺失的。”
2, 广西柳州市的无人售菜摊
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菜价已经有10多年没有上涨了,在这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
(二):意识的作用
1,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人们在组织无人售卖书摊,无人售卖菜摊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的,其“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让之具有相信他人的意识,在意识中,不仅预先规定了售卖的目标,而且为实现目标又预先规定了活动的方式与步骤。
2,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选择构建,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在无人售书摊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不知哪位同学用一张残币“买”走了主人的一本书。第二天,主人就将这张残币张贴了出来,还附上了一张通报,对这名使用残币购买书籍的同学进行口诛笔伐。”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
3,意识活动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意识能动性不限于从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思想,形成活动的目地,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以这样的观念东西为指导,通过实践把“观念地存在着”模型,蓝图实现出来,变为客观现实。以创造出没有人的参与与永远也不能出现的东西。我们在无人售卖中已经可以浅浅的看到了人类通过意识活动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
4,意识还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通过无人售书活动,改变了很多人的意识,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宜宾学院里面越来越多的无人售卖现象的出现,以及在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那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实践证明:意识是可以指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
(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1,唯物主义观点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又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人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的内容源于客观事物。正如
无人售卖现象就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优良思想的长期发展的产物,他是建立在高素质的基础上的,现在物质世界已经十分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也很容易就能满足,所以无人售卖现象检验着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这种意识就是物质得到满足的产物。
2,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意识具有能动作用,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物质的决定作用和意识的反作用两个方面不可分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地位不同,不能把它们并列起来,等量齐观。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因此我们必须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身边的无人售卖现象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好。
总之: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要在实践中发生,实践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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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概念1、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与理论体系。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与方法。 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于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统一于思维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统一于主客体作用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过程。2、哲学与一般意识、哲理的关系:从主体思维发生范畴讲,哲学起源于最朴素的一般意识或哲理,是思维主体对客观世界和人生的更全面、更深刻、更高层次的认识,是一般意识和哲理的升华,是思维主体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3、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哲学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揭示的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共同本质和最一般的规律。具体科学揭示的是特殊领域的一般规律。哲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具体学科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对具体科学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二、基本内容1、由来哲学根本问题又称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它的提出,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哲学派别以及对它们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正确的标准。2、内涵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称为二元论,它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彻底的哲学,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于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有一些哲学家如D.休谟和I.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们是哲学史上的不可知论者。三、近代发展西方近代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形成的。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的彼岸世界返回到了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开始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第一阶段15~17世纪初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心是人和自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灵魂不朽之说和禁欲主义。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验哲学的推演方法。意大利的B.特莱西奥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热和冷的对立作用是物质运动的原因;G.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界即是神,它由单子构成。单子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混在一起,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带上了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第二阶段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派别。以F.培根和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后天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感觉是可靠的。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能动的、多样的,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观念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产物。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但是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它,感觉经验不可靠。斯宾诺莎把自然界视为唯一的'实体',认为思维及广延是统一的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个别事物是实体的变形,只有通过理性把握了唯一的实体,才能认识个别事物。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公理也是人生固有的、天赋的。不过,他除了承认精神实体独立存在外,还承认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并把这两个相对的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一个绝对的实体'上帝';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尔的思想,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但起初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能存在于人们心中,须经加工才真正显现出来。以巴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断定世界上除了感知的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之外,什么也没有;休谟则进一步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18世纪,除了存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西方近代哲学第二阶段的总体来看,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色。第三阶段从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西方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哲学史上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前四人力求在克服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前提下,把世界统一在思维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占居中心地位。康德承认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存在一个“物自体”,它是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却永远不能被认识。物自体的刺激使人产生感觉经验,然后认识主体感性,知性分别与时空,范畴等认识的先天形式相结合,整理感觉经验材料,以达到对现象的系统认识;理性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它要求认识世界的本质,但却永远达不到目的。如果理性把相对的现象绝对化,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全部的真理,就必然陷于假相。费希特则进一步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的,主体“自我”创造了客体“非我”,又进一步达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谢林创立了同一哲学,认为客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的不同阶段。黑格尔把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理念”自身演化的过程,认为绝对理念自身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使绝对理念自身沿着正、反、合三段论的模式进行着概念的演化,以至使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自然界的演化又产生具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的认识由认识自然界,逐渐向认识自己和认识意识自身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理念的完全自我认识,整个世界便又回归到了绝对理念自身。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神学”。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神和上帝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不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自然界产生了人,人及其思维器官都是自然界的产物,离开了自然界,思维便不能存在,不是精神产生自然,而是自然产生了精神。不过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
《宇宙哲学》对“哲学”的定义弈之哲学是人类对宇宙整体系统的最概括定性认识。哲学是人类最概精神物。真哲学是科学的摇篮。科学对宇宙物作分类整理,哲学对宇宙事、物作整体思辨。科学主要用的是对现实物作实际切割的解剖方法进行局部定量研究;目的是要开发出对现实物的各种分割和重组技术,造就新的人工物。哲学主要用的是对精神事、物作概念分析的思辨方法进行整体了解。目的是要揭示出所有宇宙现实物和精神事物的共同演化规律和过程。
对哲学的看法论文
有人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时候,告诉你左有左的好处、右有右好处、左有左的坏处、右有右的坏处。分享了对哲学的看法,一起来看看吧!
摘 要: 我觉得谈论的以下几个问题是任何哲学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人们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哲学那些实质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一些更好地理解哲学家们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的新的见解或阐述,而不是另类独行的想完美地解决或发现这些哲学问题。
关键词:哲学;哲学问题
一、哲学是什么
(一)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解释
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系统理论化的世界观等。
以上对哲学的定义表明上没问题,但我们知道教科书那些被定义了的东西就会变得固化,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固化的定义利于理解;但我认为固定化便会失去活力,人们之所以想探究一门学问就在于它的神秘。很多初学者,爱用是非的观点来探讨哲学的问题,如某观点是错的或对的,但有些许研究的话,便知哲学无所谓对错,这些刻板印象往往都是受一些教学者的影响,所以单一的哲学角度去看待其它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一直为我们研究,便足以其思想合理性。
因此,给哲学以一种明确的定义是很不明智的,会陷入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研究者会对哲学进行定义,他会以严密的逻辑推演方式或以商榷的语气来说哲学。因此自己的方式去做哲学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对几种哲学定义的批驳
哲学最早起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它是由philo和sophia组成,译爱和追求、 智慧。所以结合就译为爱智慧或追求智慧,谁能追求智慧呢?自然是人。据记载,最早使用philosophia和philosophos是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使用了philosophia并称自己是philosophos,他还说philosophos才是追求真理的。因此,追求智慧的人也就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之中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即认为把整个哲学发展脉络弄清也就知哲学。我对该观点是否定的,首先把哲学当作历史来研究,就会把哲学和史学相混淆,而且研究量也是很大。其次真正做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在今天已不是保罗万象了;另外一个哲学家也不可能关注所有问题,他只会专注于他钟爱的领域,例如蒯英从不关心时事政治,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哲学难题和如何把思想表达得清。因此我们就不能采用史学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哲学史应是有思维性和历史性并以历史性的内容来不断丰富哲学思维,最终实现哲学思想的活跃。
哲学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说法跟据是恩格斯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恩格斯加了“特别是”和“重大的基本问题”限定词,因古希腊的哲学没完全体现,这个说法自然就犯了绝对化的境地。因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自然不是知识论哲学,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划为思维和存在。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也是错误的。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虽然对学习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它是不能代替科学的,因哲学揭示的是世界最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揭示的是世界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
(三)我所认为的哲学定义
我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它不需要佐证来证明自己是哲学。一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学科也需要哲学提供指导;不过哲学与其他学科是有区别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我想这一点也就只有哲学能做到,即用哲学的回答方式解答哲学是什么,表明上什么都没说,却真正体现了哲学的独到价值和本质。不过哲学是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所以我们都不应该将任何一种哲学模式来称作哲学。
哲学就是爱智慧或者追求智慧,这是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苏哥拉底在当时被称作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在当时苏哥拉底喜欢对问题不断地追思以及不断地善于找问题。自己能够主动去追求智慧,便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内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不管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也不会选择放弃,这不是哲学的精神吗?我想可以做一个肯定的回答。
哲学会对语言错误运用,这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前后在哲学笔记和讲座中所论述的内容而总结出来。另外我们也可推出哲学是一种澄清命题意义或语言意义的活动,语言在这中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逻辑的产生把语言的表达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本身就是在对思想进行构建,所以很多分析哲学家们都认为,人从经验中获得了知识,而知识的构成是我们的知性能力和直观,但是知识的表达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才能完成,所以语言表达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只有通过语言表达才能够表达和理解思想。
二、哲学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哲学问题有其独特的性质,哲学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普遍问题;但哲学问题绝不是经验性的问题,因为凡是带有经验的问题往往我们可以用经验来回答它或者是否定它,而且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我问:这支笔是什么颜色?视力正常的人会回答道这是什么颜色的笔,但对于色盲的人来说却是其它的颜色。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构成了我们整个哲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或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之所以是基本的问题,是因对其回答可以决定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例如我信神创论,那么我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存在神的,神创造出了人和万物。又或者我坚持世界进化的学说,必然我就不会同意神创造世界的看法,我们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想找到心灵的慰藉。我们从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观点看问题,也能充分地体现我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二)哲学的问题是关乎人的
海德格尔曾论述道:“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休戚相关的,人或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哲学的,哲学在我们的生命最深处拨动着我们心灵之弦。或者说,哲学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或者更进一步说,人的存在就是哲学性的”。从中我们可看到海德格尔肯定了人在哲学中的决定作用,只有人才有理智,只有人才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工具,从而帮助自己更好的生存。也就只有人才有思想,比如我觉得思维缺乏时,我便会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来补充我的思维又或者会常常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未来的我究竟应走向何方”。我想也只有我们人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思想是我们人类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
正是因为人会思想,才会去思考和行动,哲学便是对这一现实应运而生。所以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服务的,虽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但这些哲学家们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例如。例如我们在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是想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人们理解接受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关乎人的话,它就不会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不过如今哲学的研究者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只关注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什么,却没认真考虑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又或只醉心于他自己的理想国,不顾其合理性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哲学应该回归正途,关乎于现实和人的生存,如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自己和社会、面对社会日益动荡的今天人类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三、如何做哲学
(一)沉淀和挖掘
做学问,离不开深厚的知识积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素材,若空空如也,那么根本不可能做好一门学问。由于哲学自身的特殊性,做哲学更需要沉淀。我们这里的沉淀不是指化学意义上的沉淀,我所说的沉淀一方面是指在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多读原著。具体的过程是:首先读一些导论的书和文章,因为这些所说都是最显而易懂的理论。其次读原文加注释的书,我们初碰原文肯定存在诸多问题或理解有所偏差。最后读原著,在这里我们尤其需注意外文文献,因为不同翻译者可能会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从而会导致我们对这一学说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对生活经历的积累,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此我们需要多关注一些事实,从实践中获得对生活的感悟,沉醉于书本的知识理论中是绝对不可能有所顿悟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仅有沉淀还不够,还需挖掘。所谓挖掘是指在做哲学中,我们能够把自己所内化的哲学知识运用到我们所想研究的问题和解释所遇到的问题中来。挖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要想把这些沉淀挖掘出来就离不开我们平时的多思多虑,多和别人进行交流,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但需要注意不能投机取巧,必须要自己切实思考,做到真正脱离书本,直接面对问题本身,而不是选择去逃避。
(二)敢于怀疑和分析归纳
敢于怀疑的精神才能促使哲学不断地向前进步,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要尤其注重方法,每做一件事都应多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对周遭的一切始终保持平常态度,那么我们对哲学的研究便会陷入到停滞之中。敢于怀疑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笛卡尔,他的哲学第一个信条就是“怀疑一切”,他在《哲学原理》中说道“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他挑剔,而是因为他相信感觉和理智有时会欺我们,他希望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把一切值得怀疑的东西排除出去,为我们的思考腾出空间。所以,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为休谟、康德等诸多哲学家运用。
分析归纳包括分析和归纳两个方面。摩尔:“分析就是给概念或命题下定义的方式”,所以分析就是把即将要分析的材料和概念按照性质或关系抽丝剥茧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清每个涵义在表达什么和推导出结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是不行的,分析是逻辑学家尤其重视的。所谓的归纳就是能把我们掌握细碎知识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总结出来,那么归纳推论就是指能从过去的经验例证去推导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科学的一些规律就是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通过归纳的方法可以不断地促进我们进步,如弗朗西斯.培根尤其重视归纳,他认为研究经验事物最为有效的工具应该是科学的归纳法,即运用“三表法”:具有表、差异表和程度表,完成了这三表的收集,我们就可以进行归纳。因此,培根的学说大大推动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他为“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参考文献:
[1] 胡军. 哲学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 《西文哲学史》编写组. 西方哲学史[M].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3] 孙正聿.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1):49-53.
[4] 俞吾金.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2):68-77.
哲学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东西是网上抄不来的?因为它们是真实体验,是思想,而思想是抄不来的。生存状态无关哲学认知,思想的维度决定了境界的高下。——题记一古希腊对于哲学的定义可以写成:哲学=爱智慧。这“爱智慧”字间可是没有标点的,人可以理解为爱和智慧,或喜爱智慧、爱是一种智慧、爱需要智慧等等。马哲的定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这个定义的主干拿出来就是:哲学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定义的时代,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此前之初,应无定义。就个人心得来讲,哲学就是通过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一切存在和不存在获得一步步趋向正确的认识而给人以潜移默化指导和指引的一种东西。例如,贯穿于中国哲学始终的,是阴阳互生互化,是矛盾对立统一,是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之间、天地人“三才”之间的辩证关系。哲学让我们知道世界不仅仅是物质的,我们在物质层面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能过于庸俗,还至少应争取精神境界的提升。二哲学来自于对宇宙人生起原、归宿及期间纷繁复杂过程的思考,其最重要的本质是思辨性,古人叫变动不居、与时偕行,现在稍微换一下,叫与时俱进,讲得都是不僵化、不教条,顺应自然的、历史的有序传承与流变。 辩证法是我们在探寻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实践中获得的认知方法,实践则是反过来检验这种认知方法是否正确有效的最佳途径,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者是互相检验的辩证统一关系。 无论我们如何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思维、实践的参考和指导意义,哲学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各个流派哲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哲学的一小部分而已,犹如太阳系之于浩瀚宇宙。 广泛了解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我们启发思维空间、提高认知水平来说,很有必要。三哲学不仅仅是如梦初醒,同时也如游历梦境。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有时候,梦在现实里。有时候,现实在梦里。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不存在?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哲学就是超越于这些问题所包含的对立统一元素之上的,道层次的一种亦实亦空的东西? 我们从现实现象总提炼出来一些结论,这结论高于现象,高于现实,以至于我们用这一结论回去解释现实现象的时候反倒显得无力、无用?这是哲学的无奈么。四哲学不是高雅的代名词。一个人在成长涉世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逐步积淀起自己显性的或潜在的价值观,价值观未必都是高雅的。哲学不是理性的代名词。世间很多合情合理或逆情悖理之事与理性无关。哲学不是良知与道义的代名词。人生难料,世事无常,很多事,有缘无缘,都是一个缘分的问题,一个时空的离散或聚合问题,良知与道义远远不是全部。批判性和包容性是哲学的双重属性。通俗哲学不等于庸俗哲学,前者引人观世,后者混淆视听。人生的结局之一是不再单纯,也回不到单纯,是结局,也是代价。或兼得、或不可兼得,在生命的历程中总要进行取舍。如果缺失对世间百态的洞察,缺失对宇宙自然及人之心性的把握,那么有限的而且并不完全是正确的知识会毁掉世间最美好的事物。自由、宽容是哲学的终极。自由就是某一主体在不伤害其他正当利益、侵扰公共正常秩序的前提下,自主作出任何选择,包括选择活着或者死去。对于这些选择,我们首先应给予足够的宽容,而不是以任一教条去作貌似客观的分析和定性。哲学是一种超越了其自身概念,包括哲学概念与反哲学概念的范畴,超然于存在或不存在之上,接纳一切、包容一切、融合一切、批判一切。五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据此,将存在划分为合理与不合理并判断合理之存在应该继续存在而不合理的存在则理应被完结的努力就是不合理的,这种逻辑的结论是,让一切存在照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存在下去。凭借阅历和常识,人可以感觉到世间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纠纷。显然,并非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是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来,盲目地认为合理的该存在而不合理的该完结,似乎又背离人类社会步步走向宽容的趋势。人心的见解和观念总有差异。我们无法保证一些貌似普世价值的东西,不是一己之片面之见,所以哲学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找出一种高于人的偏见之上的判准。哲学的难度,在于为不同存在形式之事物作统一定性。定性是必要的,有时候也是野蛮的,所以需要谨慎。六对于哲学译著之中的一些晦涩概念,能理解的就理解,不能理解就跳过。首先是因为中文和外文的语义和表达习惯有差别,没有人保证译者准确翻译了原著的确切意思。其次,哲学的本义决定很多哲学上的概念并不是真理,我们不需要去死记硬背或钻牛角尖。哲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当你往前,或往任意方向走到一定程度再回头时可能发现,原先不理解的一些符号化的定义和概念,要么已经豁然开朗,要么已经被证明是无意绕腾人的大脑的东西,可以一笑置之了。我们完全可以绕过晦涩的片段而照样获得哲学知识与哲学思维。若论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人类探索发现的无限性;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要迷信科学,要承认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论的局限性。哲学与科学是两个概念。从历史进程来看,神学、哲学、科学,三者是相对独立、诉求递进的关系,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等同。形式即形式之内容,内容即内容之形式,此即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与两分性。真理本身可以包含与之完全相反的真理,这是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纯唯物主义和纯唯心主义都能把人引向歧途,这也是辩证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感悟真理,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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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