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读史记，读到《苏秦列传》，窃以为是迄今为止读到让我内心最为悲凉的故事了。都知道，苏秦身事六国，掌六国相印，位高权重，盛名满天下，然而此兄在经历风光极致之前，却尝尽人间极致之悲凉。世间最悲凉的事情，世间最痛苦的伤痕，往往不是来自敌人的打击，而是来自深爱之人或至亲之人的伤害，话说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归到家中，“妻不于织，嫂不予炊，父母不予之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秦之罪不秦之罪，咱先不说。倒是于这种亲人都不认他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的是苏秦发达后的情形，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要到楚国游说楚王，途中需要经过故乡洛阳。他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打扫房屋，预备酒饭，他的嫂嫂和全家人都远远跪下来迎接。到了家里，妻子不敢仰头看他，嫂嫂也低头料理食物来款待……那种恭维的神情无法形容。苏秦吃惊的问：“何前倨而后恭也？”——为什么原来那样傲慢，现在却这样恭敬呢？前后态度截然不同啊？嫂嫂象蛇一样跪在地上回答，很粗鄙，但是却很坦白：“见季子位高而多金也。”——是因为看见小叔你地位很高权重财势丰厚。苏秦于是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我还是我，但在富贵时亲戚都害怕我，贫贱时都抛弃我，别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不甚感慨啊，窃以为文明至今日，人类历史因文明前进而能超脱于人性的丑恶，孰不知用鲁迅的话历史总是用某种形式在重复，放眼当今天下，心里总是悲观的，原来世风一直如此，和千年前没什么变化。仍然有人为了金钱什么事情都敢做，都愿意做，且做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或许，在面对人类这种物种的时候，我们应该更为清晰的认识到人类不简单是天使，也不简单是恶魔，天使和恶魔并存罢了。只是有的人天使得很干净，有的人恶魔得很彻底，还有的人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而是可以从卑下的情操中超脱罢了，还有的人持有的
《史记》简介《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作者生平《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 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 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走访神州大地，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听取民间故事，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 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贬责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且李广利又是汉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汉武帝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宫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 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 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 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
出处编辑《苏秦之楚》出自《战国策·楚策》由来《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朝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3] 简介《战国策》作者“刘向”，共三十三篇，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把苏秦辩词的原文附上好不那么长的~~~
古代刺客是一种雇佣兵,主要是做一些秘密任务,比方杀人,偷窃,散布谣言之类.不以杀人为主,而且行动要诡异,不能让人察觉。像现在我们说的忍者。刺客，比较古老一点，他们可能是某一组织或个人。他们不是以杀人为主，而是通过暗杀某些重要人物达到某些目的，比如，荆轲刺秦王，就是想以秦王的死来推翻秦王朝。《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 刺客而其中单是荆轲一个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这篇作品要表现的核心人物。节选部分主要记叙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在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轲之事不及一语。显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 史记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脚点重新审视和关照这五位刺客或劫持者的行迹以及他们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作出一种新的评价，但这新的认识和评价毕竟不是太史公的。太史公是站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立脚点，带着他特有的身世之感和爱憎，来热烈赞歌他所一再称赏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的。 本传虽是五人的类传，但能“逐段脱卸，如鳞之次，如羽之压，故论事则一人更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吴见思《史记论文》），所以全篇次第井然，始于曹沫，终于荆轲，中间依次为专诸、豫让和聂政，俨然一部刺客故事集，而统摄全篇的内在思想则是本传的主旨。
《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而其中单是荆轲一个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这篇作品要表现的核心人物。
节选部分主要记叙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19年），秦王政派其大将王翦攻赵，杀掉赵葱，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准备向燕国进攻。
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事实是：“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这时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得不采取派人行刺这种恐怖政策。
战国末期燕秦两国的斗争形势，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当时，秦已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在公元前228年破赵，秦统一天下的大局已定。
燕国是一个地处北方的小国。当初燕王为了讨好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为人质。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232年逃回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以后，引兵向北，直逼燕境。
燕太子丹为了抵抗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了报当初在秦被凌辱之仇，决定派荆轲劫持秦王，想要挟秦王归还秦侵占的各国土地；如果要挟不成，便刺死秦王，造成秦国内部的混乱。但事与愿违，荆轲刺秦王失败，秦大举进攻燕，公元前222年灭燕。
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在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轲之事不及一语。显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
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现今的立脚点重新审视和关照这五位刺客或劫持者的行迹以及他们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作出一种新的评价，但这新的认识和评价毕竟不是太史公的。
太史公是站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立脚点，带着他特有的身世之感和爱憎，来热烈赞歌他所一再称赏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的。
本传虽是五人的类传，但能“逐段脱卸，如鳞之次，如羽之压，故论事则一人更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吴见思《史记论文》），所以全篇次第井然，始于曹沫，终于荆轲，中间依次为专诸、豫让和聂政，俨然一部刺客故事集，而统摄全篇的内在思想则是本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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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色
载述五人行迹，太史公并没有平均使用笔墨，而是依传主的具体情况和行刺行劫的具体缘由，巧为剪裁和布局。曹沫劫持齐桓公，有管仲缘情理而谏说，桓公权利害而宽容，使曹沫身名两全，所以，故事到这里也就戛然而止，不复枝蔓。
专诸刺王僚，前边略有铺叙，但高潮段则由伏甲、具酒、藏刃和王前擘鱼行刺几个精彩细节组成，而以事成身死，其子得封为尾声。豫让刺襄子，故事已近曲折，始终围绕“义不二心”而襄子偏又义之这个矛盾冲突展开，最后以刺衣伏剑结束对传主的记述。
聂政刺侠累故事就更曲折一些，前边铺叙聂政避仇市井，仲子具酒奉金情事，又在奉金问题上通过仲子固让、聂政坚谢把“请”和“不许”的矛盾揭示出来，然后再用一段铺叙聂政的心理活动，而以母死归葬收束上文，以感恩图报引起下文，在束上起下的过程中既交代了前段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又预示了下段行刺活动将怎样展开。
“杖剑至韩段”是故事的高潮，写得干净利落而又惊心骇目，令人不忍卒读。后又一波三折，写了聂政姊哭尸为弟扬名的情事，从而深化了传旨。本传最后写荆轲刺秦王，太史公是带着他的全部感情写荆轲其人其事的，为我们刻画出一个十分完整的叙事主人公形象。
一开始先用几段文字依次交待荆轲身世籍贯，“好读书击剑”，曾“以术说卫元君”；曾游榆次，“与盖聂论剑”；游邯郸与鲁勾践博。这几段文字，后两段还插入两个精彩的细节描写。这些，不仅对认识荆轲全人是必要的，而且对荆轲传的主体部分起着铺垫作用。
之后“荆轲既至燕”一段是故事的过渡。在这一段中既写了荆轲的交游细节和生活细节，又引出了与后来故事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两个人物，即高渐离和田光先生。从“居顷之”到易水饯行，是故事的发展阶段，诸多情事，以时间先后为序，逐一加以交待和描述，使荆轲其人的形象越来越丰满。
其中易水饯行一段的场面描写，为突出荆轲的气质、性格、乃至整个精神风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为故事高潮的到来做好必要的铺垫。“遂至秦”段是故事的高潮，惊心动魄、流传千古的“图穷匕首见”的壮烈场面，就在本段。
“武阳色变振恐”，荆轲“顾笑武阳”，“倚柱而笑，箕踞而骂”，以及“秦王环柱而走”等等细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把荆轲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质感化地突现出来。其后是故事的结尾。
虽系结尾，也有深化传旨的作用。统观所记五人文字，一人长似一人，而以荆轲的文字最长。全传凡五千余字，而荆轲一人就占去三千多字。不仅长，而且故事性最强，即使用现代观念和小说概念去分析衡量，说它是一篇精悍的短篇小说，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争议的。
太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本传堪称《史记》全书中“第一种激烈文字”（吴见思《〈史记〉论文》）。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篇“最激烈文字”在现今仍有它的巨大审美价值，特别是荆轲其人的传记。
谈论《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的价值，无非文学、史学、文化三个方面。
一、文学价值：
1、《游侠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此文不但善于叙事，且叙事与议论相结合，行文中“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史记评林》引董份语），处处倾泻“愤激”“不平之气”。
2、《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3、在《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有着独特的记史方法，“想见其为人”的创作方法、以小见大的取材方式、不虚美，不隐恶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的史传文学奠定了优秀的传统。
二、史学价值：
1、《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于研究“游侠”这一群体是不可或缺的。
2、《刺客列传》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一篇类传。《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三、文化价值：
1、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身低微。我国古史大多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基本都忽视社会底层，忽视这一群体对于社会的作用。但是唯独司马迁专门为他们做传记。
2、《游侠列传》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3、在《游侠列传》，这些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揭示了汉朝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的本质，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4、刺客与游侠，他们身上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以个人力量进行反抗。这在长期专制的中国文化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清风。
扩展资料：
1、《刺客列传·曹沫》：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矢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2、《游侠列传·剧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_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後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刺客列传
百度百科-游侠列传
1、于典型环境中塑造人物：秦庭行刺荆轲的沉毅神勇的性格。
2、欲扬先抑：为凸显其勇先写与鲁句践争道，遭叱而逃。
3、对比映衬：田光为激励荆轲而自杀；樊予期为助荆轲奉献自己的人头。
4、对比反衬：秦舞阳之怯懦畏缩则反照荆轲之胆识。
5、余波荡漾：高渐离行刺作为余波映照出荆轲英雄形象。
扩展资料：
《刺客列传》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一篇列传。《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作品特色
本传最后写荆轲刺秦王，太史公是带着他的全部感情写荆轲其人其事的，为我们刻画出一个十分完整的叙事主人公形象。一开始先用几段文字依次交代荆轲身世籍贯，“好读书击剑”，曾“以术说卫元君”；曾游榆次，“与盖聂论剑”；游邯郸与鲁勾践博。
这几段文字，后两段还插入两个精彩的细节描写。这些，不仅对认识荆轲全人是必要的，而且对荆轲传的主体部分起着铺垫作用。之后“荆轲既至燕”一段是故事的过渡。在这一段中既写了荆轲的交游细节和生活细节，又引出了与后来故事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两个人物，即高渐离和田光先生。
从“居顷之”到易水饯行，是故事的发展阶段，诸多情事，以时间先后为序，逐一加以交代和描述，使荆轲其人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其中易水饯行一段的场面描写，为突出荆轲的气质、性格、乃至整个精神风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为故事高潮的到来做好必要的铺垫。
“遂至秦”段是故事的高潮，惊心动魄、流传千古的“图穷匕首见”的壮烈场面，就在本段。“武阳色变振恐”，荆轲“顾笑武阳”，“倚柱而笑，箕踞而骂”，以及“秦王环柱而走”等等细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把荆轲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质感化地突现出来。其后是故事的结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刺客列传
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彪炳史册：公元前204年他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二十万赵军。公元前202年，他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说起汉代风云人物，不能不说到韩信，因为韩信在西汉初年至少有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功臣，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什么叫略无世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韩信了，他的功劳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媲美了。第二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西汉还有一些其他被杀的功臣，但韩信是第一个。韩信之死，是西汉第一大案，也是一个名案和疑案，它被看做是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使我们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话韩信曾经说过，但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不是韩信。是谁呢？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夫范蠡。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叫做“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屈辱求全，向吴王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做奴仆，终于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国以后，为了不忘国耻，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卧薪尝胆”，用来形容人刻苦自励、发愤图强。那时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夫范蠡，一个是大夫文种。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大夫就对文种大夫说，咱们走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越王勾践这个人是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你要记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出处。这里的走狗说的是跑得很快的狗——在古汉语里面，“走”是跑的意思——“走狗”这个名词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范蠡大夫后来就真的走了。他干吗去了？下海经商。据说他还携带了一位小蜜，就是西施，泛舟西湖。不久范蠡就成了一个大富翁，号称“陶朱公”。文种大夫却不肯走，他说，你看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现在是摘桃子的时候了，我干吗要走啊？结果越王勾践送给他一把剑，同时带了这么一句话，勾践说，先生教给寡人七种杀人的办法，寡人只用了三种办法就把吴国给灭了，还剩下四种没有地方用啊，是不是你去先王那里试一试呢？文种一听就明白了，自杀了。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来历。楚汉之争结束后，功高震主的韩信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刘邦此时并没有杀掉韩信，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那么韩信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杀的呢？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被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汉十一年，就是刘邦当了汉王的第十一年，也即他当了皇帝的第六年——这个时候西汉王朝也不过刚刚建立——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不是代替的“代”，而是代国之王。代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现在的河北省境内。陈当时有很多军队和人马，而且他是养士的人，手下有很多英雄豪杰——陈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走到哪儿随从他的车辆都有上千辆，很多人拥护他。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韩信写信给陈说，你只管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而且他做了准备，准备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让他们去攻打皇宫——当时留守京城的人是吕后，就说把吕后抓起来杀了。这个事情被人告发了。告发的起因，是韩信手下有一个人犯了错误，被韩信关了起来，准备杀头。这个人的弟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向吕后通风报信，说韩信准备谋反。吕后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把相国萧何找来商量，萧何就出了一个主意。萧何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他自己去找韩信，说前方传来了捷报，咱们皇上打了胜仗，现在群臣都要到皇宫里去祝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通信是不发达、不方便的，前方有什么战事，韩信并不知道；那么萧何一说，韩信就相信了。但是韩信不去，韩信说，你看我一直在生病——因为前一段时间韩信闹情绪，一直装病不上朝——我连朝都不上的人，怎么能去呢？萧何说 ：“虽疾强入贺。”意思是，你虽然有病，但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去祝贺，你不祝贺不好嘛！韩信觉得实在是推托不过，就勉勉强强进宫了，来到长乐宫。当时汉王朝的主要宫殿有两座：一座叫未央宫，是皇帝住的；一座是长乐宫，是皇后住的。因为这期间是吕后在主政，所以韩信来到长乐宫。长乐宫两边早就埋伏好了，韩信一进来，很多壮士一拥而上，把韩信捆了起来。吕后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也来不及了，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韩信杀了——斩之于长乐钟室，就是在长乐宫里面一个放编钟的房子里把韩信杀了；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196年，一个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杀了。可以说，韩信之死不完全是因为功高盖主，不完全是因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刘邦并没有杀他；而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个谋反大案，被吕后所杀。临死之前，韩信仰天长叹，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建议，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被小孩子、女人所欺，所谋杀，我真是追悔莫及！蒯通是个什么人？他给韩信出了什么计谋？他出此计谋是在什么时候？蒯通原来叫蒯彻，为了避汉武帝的讳，后来史家写做蒯通。蒯通这个人的身份，《史记》上的说法是叫范阳辩士，范阳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大概蒯通祖上是范阳人；但同时《史记》也把这个蒯通称为齐之辩士，可见他活跃的地区是齐国，就是现在山东这个地方。什么叫做辩士呢？辩士就是谋士，就是靠辩论、说服、出谋划策来谋生的士，所以也叫说客。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交，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叫士，士是什么呢？就是低级贵族。贵族一共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和前三种贵族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天子、诸侯、大夫都是有地盘的，有领地、有封地、有封国、封邑，而士是没有这些的，用现在的话说，士是没有不动产的。士有什么呢？第一，他有一个贵族身份。第二，一般来说士都有一技之长。比如说他有武艺，武功好，这个叫做武士；如果他有文才，文笔好，这个叫做文士；如果说他计谋好，那他就叫做谋士；如果他口才好，那他就叫做辩士——这些人就是靠出谋划策、耍嘴皮子游走于诸侯权贵之间的，今天给你出个主意，明天给他出个主意。他们是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是非的。他反正就是给你出主意，如果你采纳我的主意，我被你雇佣了，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就像现在的什么策划大师、点子公司，也算是一种智力劳动吧。蒯通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辩士，曾经到处游说，天下闻名。那么，蒯通是什么时候给韩信出的主意呢？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双方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韩信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公元前203年攻下齐国七十二城，强迫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成为刘、项之外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对韩信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造反机会。因为当时刘邦也好，项羽也好，都不敢得罪韩信啊！这些谋士、辩士是何许人也，都是机灵鬼啊，他还能看不清这个？于是他们呼呼啦啦地都跑去找韩信，第一个来的叫武涉。武涉是什么人呢？武涉是项羽手下的人，项羽把武涉派去就是想稳住韩信，让韩信守中立。但是，由于武涉是项羽的人，他的说服力是很有限的。第二个自动跳出来劝说韩信的就是蒯通。此时的蒯通本来就是韩信身边的谋士，而且韩信将齐国的七十二座城市全部打下来也是出自蒯通的主意，所以蒯通的说服力比较强，说话分量比较重。蒯通是这样去说服韩信的。他说，我这个人会看相。韩信说，你真的会看相吗？他说，是啊。韩信说，你给我看看。蒯通说，这个东西属于天机不可泄露。韩信说，好好好，左右的人，你们都出去。然后蒯通就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且会有危险——看你的脸是一个侯爵的水平，而且有风险；相君之背贵不可言——看你的背，背长得好，贵不可言。武涉和蒯通都来游说韩信，他们俩的意思差不多，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韩信你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楚汉相争的这个战争中，你处于举足轻重的这样一种角色，这样一个分量。武涉是这么说的：“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楚王胜。”“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权是权重，不是权利。什么叫做权呢？权就是秤砣，秤砣就叫做权。那个秤杆叫衡，把秤拎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全靠秤砣在移动。权的分量就叫做权重。现在你这个秤砣往左边移移，刘邦就赢了；往右边移移，项羽就赢了。所以叫“权在足下”。什么叫足下呢？足下是古人对朋友辈的一种尊称。古人的尊称有四种：陛下、殿下、阁下、足下。这四种称呼共同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不敢看你的脸，因为你地位太高，面子太大。见到皇帝我不敢看皇帝的脸，我只敢看你的台陛之下——大家知道皇帝的龙椅，就是那个宝座有一个台，台上面有台阶，那个台阶叫陛；见到太子或王子，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看你的宫殿之下；见到宰相，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楼阁之下；见到尊贵的朋友，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脚下，就是低头的意思。权在足下，就看足下的这个足往哪边走，这叫做举足轻重，你这一抬脚就有分量。/* 42 */第五讲 韩信被杀之谜(3)蒯通也有这样的意思，蒯通怎么说的呢？“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所以武涉和蒯通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韩信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得站稳了立场，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站队是非常重要的——站队站对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站错了，身败名裂，没有翻身的余地——你要想好了。第二层意思，武涉和蒯通他们都说，你不能帮刘邦，为什么呢？因为刘邦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要兼并天下，他之所以重用你韩信是因为楚王项羽还在，他的头号敌人是项羽，他要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被他灭了，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韩信。因此韩信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了一起的。由前面两个前提，将逻辑地得出第三个结论，那就是：你韩信既不要帮刘邦，也不要帮项羽。不能帮刘邦的道理很清楚，你帮了刘邦，把项羽灭了以后，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帮了项羽，那么把刘邦灭了以后，也轮到灭你了。所以，最佳选择是什么呢？三分天下而王之，王（w坣g），就是称王的意思——干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谁也不吃掉谁，大家都安全，天下也和平。这个建议如果被采纳了，中国的历史就得重写了。由于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说客，他的说服力不强，所以韩信很简单地就把武涉给打发走了。如果说从项羽这边派来的武涉劝说韩信是有其军事目的的，那么韩信自己的谋士蒯通劝说他及早独立则是一心为其着想的。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却表现出了自己的犹豫。面对千载难逢的称王机会，韩信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呢？韩信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韩信说，武涉先生你是从项羽那儿来的，我韩信原来也在项羽麾下当差，项羽对我怎么样呢？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郎中就是警卫员或者说侍卫官，整天拿着一个戟在他门口站岗。我出的主意他不听，我做的策划他不用，所以我才离开项王的。我来到汉王这边，汉王对我怎么样呢？授我上将军印，封我做三军总司令，给我那么多的人马，让我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何况汉王对我是这么的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让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亲，这么爱，我如果背叛他，那是不吉利的——“背之不祥，虽死不易”——我宁肯死也不会改变对汉王的一片衷心。对不起得很，武先生，请你代替我韩信谢谢项王吧。那么对蒯通呢？蒯通是韩信自己的谋士，他说话的分量就要重得多了。蒯通一共三次劝说韩信，第一次劝说韩信的意思和武涉是一样的，韩信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韩信说，汉王把他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饭菜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就说了，你觉得汉王对你很好吗？恩重如山？你觉得你们俩亲如兄弟？唇齿相依？心心相印，休戚与共？不对吧，蒯通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比方说，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文种关系好不好？铁不铁？文种和范蠡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大不大？后来怎么样呢？野兽已尽而猎狗烹——野兽都打完了以后，猎狗还要它干什么，猎狗就煮着吃了——后来他们不就落得这个下场吗？难道说你韩信今天和汉王的关系就好得过越王勾践和文种的关系吗？靠得住吗？韩信说，哎，这个事你让我想想好吧，你让我想想。蒯通第三次去说服韩信，说，足下不可以再犹豫了，猛虎犹豫起来还不如蜜蜂一蜇。老虎厉不厉害？蒯通说如果老虎在那儿犹犹豫豫的话，还不如一只蜜蜂——蜜蜂当机立断，就是刺你一下，刺了算了。你不能这样犹豫，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你成就大业的机会。你如果三分天下而王之，至少此刻可以保平安，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得天下。你进退自如，为什么偏偏一条道儿走到黑呢？蒯通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上天给你的你不拿，那是要带来灾难的；时机成熟了你不做，那是要带来灾殃的。总之你不能犹豫。他又说了一句：“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功就是功名、功业、事业。一个人的功业或事业成功往往很难，但是要失败却很容易。就像通常老百姓说的那样——这个事咱做不好还不能往坏里做，失败是很容易的事情。时是什么？时是时机、机遇。时机、机遇这个东西很难得到，却很容易丢掉。我们讲机遇，机遇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机遇，是不是？那么一旦机遇来了，你应该紧紧地抓住它，你不抓住，它马上就没有了，转眼即逝。所以蒯通说：“时乎时不再来！”机遇啊机遇啊，它是不会再来的。天底下哪儿有这种事：老天爷给你一次机遇你错过了，再给你一次再错过，再给你一次……就瞅着你给了，不可能的，“愿足下详察之”。韩信面对蒯通三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表现出了自己的优柔寡断，没有像指挥作战时那般叱咤风云。从某种意义上说，韩信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将才而刘邦是一个帅才，他没有勇气逾越从“将”到“帅”的界限。毕竟，当“帅”要面对着项羽、刘邦两大强敌的阻碍。如果保持现状，韩信则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坚信刘邦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再加上韩信也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没有称王。韩信不称王只是简单的报恩吗？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吗？韩信当时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对蒯通说的那段话：“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个回答比他对武涉的那个说法高了一个层次，更为深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坐了人家的车子，那就要把人家的患难也背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车子背过我了；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做自己的忧虑，放在自己的心怀里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宁肯死也要完成人家的事情。“死人之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已经不是简单的知恩图报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问题，而是要用生命去报答。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就等于给了我们生命。谁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按现代科学的观点，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生育了我们。但是你要想想，比如一个小孩子，尚且在婴儿期，他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吗？他不可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只知道谁给他吃的。而一般地说，孩子都是母亲用母乳来哺育的，谁给他奶吃他就认谁做母亲，这就叫“有奶便是娘”。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和奶妈亲，包括历史上一些皇帝，都是跟奶妈亲，因为他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中国很多地区把这个奶就叫做妈妈，吃奶就叫做“吃妈妈”，那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凡是给了我们生命的源泉——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包括我们精神的生命——我们都称之为母亲，比如“母亲河”、“母校”、“祖国母亲”……都是生命的赋予者。同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衣是一种很重很重的情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自己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人穿的，尤其是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衣服是最贴身的，它已经构成我们“文明人”身体的一部分，做一个“文明人”不能赤身裸体的，必须要穿衣服，它代表我的身份，甚至代表我的性格、我的心理，它是我身体的代表。如果我把我的衣服给人穿，这叫做以身相许。《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思是说：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我跟你共一件战袍。同袍就是同胞啊，我们说骨肉同胞，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那“胞”是什么？“胞”就是衣、胞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外面的那个胞衣。所以同袍就是同胞，同衣就是同依，依靠的“依”。我们看《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晴雯因为王夫人讨厌她，说她长得像狐狸精，狐媚，肯定是勾引我们家哥儿了，撵出去，撵回家去。结果她又穷又苦又生病，不久于人世，奄奄一息，宝玉偷偷地去看她，两个人泪流满面。晴雯已经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挣扎着在被子里面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以后，立刻明白了晴雯的心思，把自己的外衣也脱了，把晴雯的内衣紧紧地穿在自己身上。晴雯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虚名。所谓枉担的虚名是什么意思呢？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那个了，其实晴雯是清白的，她和宝玉两个没那个，跟宝玉那个的是袭人。但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的身体已经贴在一起过了，那么我背这个罪名也不冤枉了。你说，共一件衣服是多么重的情分啊？那么刘邦能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不能背叛。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的心理通则，但是对于韩信来说还有一层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韩信早年时挨过饿，挨过冻，是曾经没饭吃没衣服穿的人，遇到一个诸侯王，居然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饭给他吃，韩信的这份感激简直是难以言表。于是，我们发现，要解答韩信不肯背叛刘邦而终于背叛刘邦这个谜团，我们还必须弄清楚韩信的身世。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有什么样的遭遇？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走上一条这样的人生道路呢？请看下一讲《韩信身世之谜》。韩信在最有可能反叛成功的时候拒绝背叛刘邦，因为刘邦“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感恩重义的人，也是因为他曾历尽坎坷。作为一个破落的低级贵族，韩信早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些怎样的遭遇？这些遭遇对于他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最终也遇到了一个伯乐，这就是萧何。韩信的荣辱成败写就了那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史记》为韩信作过一个传叫《淮阴侯列传》，列传一开头就说，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好带刀剑。这些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信息：第一，韩信曾经是布衣。什么叫布衣呢？就是没有官职的人——有官职的人可以穿锦，而没有官职的人只能穿布。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布可不是现在的纯棉，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有棉花，这个布是麻布。第二，韩信没有钱。贫，古代的贫是没有钱财的意思；穷，是没有官职的意思——在上古的时候，“贫”、“穷”两个字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看到，韩信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所以可以说他是贫穷。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韩信好带刀剑。那么他是带刀还是带剑呢？我的结论是：韩信带的是剑。为什么呢？因为古汉语为了好听，往往要用两个字，而第一个字又往往是虚指的。比方说缓急，没有缓，只有急；所以“刀剑”，我认为没有“刀”只有“剑”。而且在后面司马迁还写道，项梁项羽起义以后，韩信“仗剑从之”——拎着一把剑就参军了，可见韩信平时是带剑的。这个信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韩信有贵族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带剑——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好剑很不容易。我们去看一些古代文献或者看一些古代故事，往往说一把宝剑铸不出来之后，非得有一个人跳到炉子里面去，才能铸出来一把好剑，所以剑是很高贵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大侠大多用剑，你看有没有一个大侠用斧头或是用两把铁锤的？那不成体统。只有一身长衫，手上拿一卷书，这儿佩一把高贵的剑，才显得风流潇洒。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韩信可能是个破落贵族。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韩信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有一些什么遭遇呢？司马迁告诉我们，韩信这个人有着贵族身份，还有一把剑——我猜测这剑可能是祖传的，韩信他肯定买不起——却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什么本事，史书上的说法叫做“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就是说韩信他没有什么良好的社会表现，因此地方上招募低级公务员——叫“吏”——的时候大家都不招他。然后又说，韩信不能“治生商贾”。什么叫商贾呢？商就是流动着贩卖商品的人，贾就是开一个店铺有固定地址卖东西的人，这叫做“行商坐贾”。韩信他没有这个本事，不会做生意——既不能做行商，也不能做坐贾，那他该怎么吃饭呢？韩信是“从人寄食”，就是他只能到人家家里去混饭吃、蹭饭吃，所以“人多厌之者”，就是当地的人都很讨厌他。一个大男人，整天挎把剑，啥也干不了，到处混饭吃，这样一个人会讨人喜欢吗？韩信经常去混饭吃的一家叫做南昌亭长，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当时的制度叫做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就是十个村子合起来叫做一亭，十个亭合起来叫做一乡。那么可以推测出来亭长比乡长低半级，比村长要高半级，这人是这么个职务。这个亭叫南昌亭，并不是我们现在江西省的南昌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南昌亭长大概多少有点钱，韩信就老到他家里去混饭吃，天天去吃，吃得这个南昌亭长的老婆一肚子气。最后，南昌亭长的老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起来做饭，天亮之前把饭端到床上，全家人吃光。韩信早上起床，摇摇荡荡来吃饭，一看饭已经吃完了。韩信当然明白了，人家是讨厌他了，他一赌气，就和南昌亭长绝交了——我不跟你玩儿了——他脾气还大得很。然后他跑去干什么？跑到河边去钓鱼。你想想他这种没本事的人，我估计那鱼大概也是钓不上来的。正好，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叫做漂母——那个时候丝绵的棉絮要到河里面洗一洗。这些漂母每天来洗絮的时候都自己带饭，其中有一个一看韩信没饭吃，可怜他，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他吃，每天去洗絮就每天分饭给韩信吃。有一天她漂絮的工作做完，就跟韩信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以后吃饭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吧。韩信说，谢谢大娘，将来我一定厚报您。漂母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还说什么厚报？我不过是同情你罢了，你还说这种大话？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根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
同时，项羽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日:“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 ”。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
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维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
扩展资料
《史记》中的小说要素概括为三点：一．明显的人物形象；二．生动的故工作节；三．庞大的社会环境。
明显的人物形象小说的重要要素之一是“描绘人物”，一个形象丰满、特性的主人公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所必需的，而关于这一点，开端咱们能够一向追溯到《史记》傍边。与汉代曾经重于叙事、记言的史书比较，《史记》中那一个个有板有眼的人物形象正是最好的证明。
《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中说，《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列传，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长于通过尖利的抵触，生动的细节，精彩的谈论，选用烘托、比照、夸大以及互见等办法，把前史人物描绘得形象丰满，特性明显。
所以，咱们看到了管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看到了忠实忘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旦，看到了质量崇高、对待祖国矢志不渝的屈原……
《史记》还一改曩昔史书只记载帝王将相的传统，将目光转向各阶层人物。
一、韩信
《淮阴侯列传》中通过三次战争就树立出了韩信“战必胜、攻必克”的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形象。在与魏王豹的战争中，魏豹“盛兵蒲坂，塞临晋”。“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以木罂否缻渡军，袭按邑”。
井陉之战。韩信率兵数万与赵军二十万战于井陉。韩信抓住时机迅速出击，违背常规灵活使用兵法，“背水为阵”，诈败诱敌，然后出奇兵“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两千”。“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终于以少胜多，“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于汦水上，禽赵王歇”。这一战，充分显示了韩信善于观察掌握敌我形势，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卓越军事才能。
二、项羽
《项羽本纪》写作上独具匠心，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第三节文字最为精彩。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经历大事颇多，战阵就有七十多次。
司马迁确认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大事件在项羽一生中极为关键，于是截取这三个重要的横断面，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项羽威猛刚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的壮烈形象，项羽的品格、气质、才识、胆略、武艺等，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他史实穿插其间，补充前因后果，丰富了项羽的完整形象。
三、李广
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
李广人物形象描写“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
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四、刘邦
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
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
五、李斯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扩展资料：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粹。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那些经过实践及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文化，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气魄之所在，不仅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仁爱原则，注重“礼”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思想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孔子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孔子的提倡，才使得“仁”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仁爱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如果说“仁”是内隐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那么“礼”则是外显的，是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能够侧面映射出了一个人的仁德。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孟子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些思想均与现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它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自省孝亲、感恩社会，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主张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恰当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者，宜也,在传统文化中，指道德、精神的原则，而利指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为上，提倡“见利思义”精神。以义为上的理念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首先，求利务必要以受义为前提，先义后利。其次，求利的同时还需遵循义的标准。。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生利”、“舍生取义”，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优秀品质，才使得“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基本道德准则。
3.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信者，诚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与纽带。《论语》云：“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民无信不立”，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4.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树立尊重、崇尚、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合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小可的地位，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从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皆有德，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更是一个生命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的领域。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归本于自然,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够不断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天人相融、天人共乐的理想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隐患的当下，何等意义，不言而喻。
二、当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缺失原因
当前，尽管各高校已经加强了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是我国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令人满意，譬如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兴趣不浓、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不足、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当今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动机不足。在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往往只是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是非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稳定，好奇心重，易受到外界新奇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冲击的影响下，他们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潮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的强势入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急剧下降。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再次是由于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往往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成绩与分数，轻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此外，由于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工科等实用学科，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受到了一定的忽视。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1.更新教育理念，合理设置课程计划。俗话说，理念要先行。要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要让学生、家长、学校及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变智育至上、唯实用主义的倾向，重视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如今，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多隶属于通识课程，以选修课程方式来进行，由于许多大学的教学管理机构及大学生本身对于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认识不足。相关课程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出现了教学流于形式、随意性大、效果无法评估等问题。因此，高校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教育教学体系与良好的教育教学手段。
2.创设优雅的校园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氛围。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依赖于课堂教学这一途径，还需通过各种方法与形式来帮助大学生亲近、了解传统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众所周知，校园环境是承载文化精神的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高雅的校园环境，因此，高校要以创建优雅的人文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良好氛围着手，以创建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地带入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让大学生充分认识、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风情与韵味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优雅校园，时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软环境的滋养，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培养健康的人格。
3.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注重寓教于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力求专精结合、循序渐进，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启发。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多为文言典籍，可能会使初学者产生枯燥无味之感。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此，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努力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兴趣盎然。
参考文献：
[1]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5-119.
[2]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82-84.
[3]张载.《张子全书》(卷六),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页2.
摘要： 本论文以高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为中心展开研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时代内涵，通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空间。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驳杂的新媒介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受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向，集体认同感削弱，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缺失，使得青少年文明素养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困境。关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及育人载体等进行论述，传统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手段，成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性符号在承担其文化表象作用的同时，也肩负着育人功用，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探究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新模式，对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九零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困局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积淀的精华，在建构中华民族价值观、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个体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则是当代肩负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渗透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去，将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自强自立的精神境界、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等融合，实现并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具有时代内涵的育人功用。
二、探寻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与文明相伴而生，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机制具有互通性，“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与大学生文明素养中的国家责任意识相映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与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相联结；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大学生文明的交往观相关照。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意义。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明素养教育内涵互为映射，也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反思，九零后主体生长于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倾向，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九零后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呈现出断裂现象，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寻求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困局的新途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文化视域下开拓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充分关照大学生文明素养培育的现实环境与精神特质，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形态中，不拘泥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的单一平台教育模式，不断拓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明素养教育的多渠道发展。
1.整合经典传统文化资源，发挥文明素养教育时效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复杂，新思想的产生带来了教育管理的真空状态，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负载新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的重任。而“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产生巨大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思想，具有潜在的美育功用。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五德与当代的文明体系构建也有互通之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发挥其德育、美育功用的时效性，是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亟待开辟的新途径。
2.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相融合，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新语境。九零后大学生在新媒介传播影响下，对于价值观导向等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的内涵教育受到了图片化、快餐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与解构，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承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开辟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多元空间，即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价值观认知目标模糊、自我管理意识单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成为完善新时期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新媒体形势下探讨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的融合与发展，对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新语境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现代性式微、九零后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复杂性等现象，明确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价值影响及作用等，探讨传统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对青少年道德进程的新要求及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思路，以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对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文明素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教育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范英.社会公德概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
3.李大伟.基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J].德育天地,2012,(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代发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宝梅.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 陈晓芸.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现状综述及原因分析[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规范日常教育，重视契机教育，引领大学生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
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期，这是一个破旧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铺开，各种外来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本土道德价值体系依托的本体即儒家文化的弱化，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扭曲、精神失落，甚至道德败坏。青年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重要课题。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在历史中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积淀有效地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着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副良剂。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思想中包含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内圣外王、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虽然儒家学说集糟粕与精华于一身，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内心道德层面的自身约束，强调由己达人的社会实现模式。这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内修“仁”，外靠“礼”，通过“仁”、“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给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现实要求。根据抽样调查显示，93%的学生是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拼搏进取的。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他们勇于拼搏，重视能力的提升和品德的锤炼；他们积极活泼、思想开放、富于创新意识。然而，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转型、社会格局的急剧变革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责任感不强、自我意识突出、自我约束能力弱、意志品质薄弱、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定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用的养分，重新构造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规范日常教育，引领学生从读书交流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忍的意志品质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日常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积极开展励志读书活动，要求每人在大学期间阅读30至40本课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每月至少上交一篇读后感，参加一次读书心得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当前时事政策、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成长成才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要求每人参加一次讨论活动。通过健全管理机制，推进阅读活动常规化、机制化，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阅读交流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
2.重视契机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修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励志成语、名言警句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美好希望，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以定期开展“国学经典知识大赛”、“励志成语大赛”等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进而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鲍鹏山.论语新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曾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人文论坛,2014.
1.传统文化调研报告范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日趋频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渐渐统一化，这就造成很多人淡化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而注重外来节日，像2月14日的“西方情人节”4月1日的“愚人节”12月25日的“圣诞节”等西方国家节日在中国变得相当流行，而中国的传统节日像五月初五的“端午”等节日却被我们中国人淡化了。就此问题，我对西安部分高校的部分在校大学生做了关于中国传统民族节日意识的调查，现就调查结果做以下分析报告。
二、现状
（一）、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大部分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值得倡导并隆重举行的，比如说“端午节”是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英雄——屈原的；还有部分大学生认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程度不是很高，不明白部分节日的意义，所以表示不是很提倡，有的人甚至表示对中传统节日都不是很了解，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多人不能完全说出中国传统节日有哪些，有些竟然表示不知道“端午节“这个节日。
（二）、当代大学生对西方国家节日的了解及重视程度
部分大学生认为要与西方国家“接轨”，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及文化，就必须接受西方国家的文化及节日传统；大多数人表示对于西方国家的节日既不能说完全摒弃，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接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代表是否定某一方，而是的融合，对于节日这一问题而言，他们表示可以接受，但不会去隆xx祝，毕竟那是别人的节日。
（三）、大学生热衷外国节日的主要原因
由于对我国文化、民族传统知识的欠缺以及盲目从众崇洋媚外的心理导致部分大学生对外国节日表现出“狂热”的态度，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当代大学生从小就被社会定位为为了考试而拼命学习的一类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钻研”那些课本知识以应付考试，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错误的认为科技、经济等某方面优于中国的部分西方国家就是自己的偶像，从而导致崇洋媚外，热衷于外国的文化教育及服饰等各种东西，当然西方国家的节日也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
三、问题
在调查时与部分大学生的交流中，发现了极少部分大学生的一些令人无奈又“匪夷所思”的观点。
1、建议给中国传统节日重新“易名”
极少部分大学生由于对西方国家的过度崇拜，竟然给部分中国传统节日加上一个类似于西方节日名字的名字，比如“中国情人节”，更令人无语的是有人建议将“清明节”改名为“中国鬼节”。
2、部分人表示“不承认”中国有些传统节日
部分人认为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替换以后，是节日就应该有假期，可是中国的很多节日都没有放假时间，这样一来，他们觉得这些节日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节日，从而忽视甚至不承认那是中国传统节日。他们表示这样的节日犹如“食而无味”，所以不愿接受。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该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较为欠缺，这是由于对我国文化知识及传统观念的缺乏而导致的。我希望当代在校大学生能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了解，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
五、结语
在调查中，少量大学生对韩国申报端午祭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这一事件表示义愤填膺，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应注重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对于20xx年韩国申报中国的“端午节”为他们的节日这一事件，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重视，保护中国传统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2.传统文化调研报告范文
因此，我们课题组针对初中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理解进行了一次问卷调研，以期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探索并掌握在写作教学中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提高学生写作的水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一、调研目的
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初中教育中的现状，弘扬传统文化，测试当今初中学生对中国传统和文化认识程度，以及学校的重视程度和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教育方法的态度，从而引发思考，是传统文化得以受到更多的'重视，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
二、调研对象
我校七、八、九年级三个班共60人。为了保证调研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我进行了调研，完全能够保证调研结果的科学性，从而帮助我们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判断，保证研究的有效性。
三、调研方式
本次调研采取的是随机问卷调研。发放问卷对象是七、八、九年级60名学生，共发放问卷60份，有效问卷60份，有效率100%。
四、调研时间
20xx年12月3日20xx年12月12日
五、调研内容
主要调研本校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共设置了11个问题，其中单项选择10个，主观题1个。
六、调研研究的方法
问卷法，统计法，分析法
七、问卷调研的结果
略。
八、调研报告的学术价值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青少年的诚信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次调研，为课题的研究和实施奠定了基础，便于课题组进一步改进研究的策略，安排调整今后的研究工作。并且使课题组成员进一步明确了做为初中阶段的学校使命，即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肩负起“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伟大使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扎根，培养更多的“有传统文化之魂”的社会建设人才。
3.传统文化调研报告范文
1、以现代传媒为依托改进传播方式。
进入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主要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现代传播媒介进行，较于书籍、报纸等传统传播媒介，现代传媒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针对性和即时性强等优势，能很好地符合现代人碎片化、快餐式的阅读心理。所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广泛地融入现代人的生产生活，能够为现代人所熟知和接受，真正在当代“活”起来，必须充分借助和依托现代传媒，“让传播的话语模式与时俱进，用民众感兴趣的话语框架和模式进行传播。”为此，要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文化传播媒体相结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充分融入现代流行元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媒介技术和传播形态不断发展。
近年来，“网上非遗博物馆”、“网上书友会”等网络文化活动平台成功搭建，“网上礼仪学堂”、“网络道德学堂”、“网上书香榕城”等网络文化传播品牌成功打造，这都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播方式的积极探索。
此外，电视电台等亦在改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中国成语大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谜语大全》，东方卫视推出了《诗书中华》，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了《齐鲁家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是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电视传媒相结合的成功实践。
其中，《齐鲁家风》采取古今结合的叙述方式，通过情景模拟、三维动画、二维图示进行技术处理使画面镜头更加吸引眼球，通过小视频形式将片中故事推送到各大视频网站进行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这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具时代气息和青春气息，更易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因此，要充分运用各类传播媒体和技术，通过数字化处理和动态化表达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现代传播手段“打开”和传播，从而不断改进创新其传播方式。
2、以文化产业为依托创新表达方式。
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新业态相结合，发展传统文化特色产业，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共同要求。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依托影视动漫、文化旅游、会展演绎等多种产业形式找到自己的现代“打开方式”，发挥自身在当代的经济文化效益。以动漫为例，传统文化资源通过与动漫艺术结合，能够很好地变“严肃”、“古老”为“活泼”、“新奇”，从而创新表达方式使自身在当代“新”起来、“火”起来，如《中华小子》以动漫艺术的手法诠释了民族精神，赢得了法国评论界“引发亚洲动作片新美学”的赞誉，《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为素材，大量融入时代新鲜元素并运用现代动漫艺术，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收获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可以依托现代动漫艺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漫化传播。再者，除动漫艺术之外，影视艺术也是创新传统文化表达方式可以依靠的重要技术，促进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影视产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重要渠道。20xx年上映的《战狼2》创造了多项票房记录且至今保持着票房冠军记录，《战狼2》是一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电影，其将中华民族精神通过影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创新表达方式的同时自然地融入现代因素，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此外，《海棠依旧》、《芳华》、《建国大业》等也是以传统文化精神资源为基础并充分依托影视技术而进行的经典创作。
因而，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可以依托现代影视技术，善于将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影视创作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影视产业，形成影视化的文化创新表达方式。
4.传统文化调研报告范文
高荡村系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的千年布依古寨。古寨具有典型的第三土语区布依族村寨的特点，传统民居与古寨风貌特别是石头古建筑保存完整，周围青山绿水，环境优美，民风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积淀厚重，古文化遗址遗迹多，遭到破坏不大，具有较大的民族民间文化发掘潜力。
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使高荡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婚丧、节庆民族习俗，敬天地、尊师祖的民族信仰传承比较完整和丰富。蜡染、织锦、刺绣等传统工艺在高荡村布依族人中不断的沿袭和发展。高荡村不仅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双枝并秀，而且蕴藏着极大的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价值。
一、高荡具有丰富的布依文化资源：
高荡村居民300多户，近2000人口，全系布依族，且只有伍杨两姓，已有600多年历史。主要具有以下方面的民间文化风情：
1、有独特的山寨建筑。村落内的建筑布局井然，房屋建筑均为石木结构，不用一颗铁钉，均是木料结构屋架，有的石料间隔，有的木料间隔，石板盖顶，墙多数用石料垒砌或浆砌，用石灰或混泥土勾缝、材料就地取，造价低廉，经久牢固，冬暖夏凉，在建筑形式上，有的组成一正两厢院落，纵横交错，古朴悠远。
2、有传统精湛蜡染、织锦、挑花等民族工艺，山寨80%的成年妇女都会制作传统的民族民间工艺，很多农户家里设有染缸，从事织锦、蜡染及传统民族服饰的纯手工制作。
3、有内容丰富、寓意深刻的民间文学。在文化起源上，有《铜鼓的来历》，在传说类有《滴水滩瀑布的传说》，在民风民俗上，有《六月六的传说》、《姊妹箫的传说》等，在民间故事类，有对爱情忠贞不谕的《睡在草凳上的小狗儿》、《三妹与蛇郎》。有富于幽默对事物认识讲究哲理的《征舵的故事》，有讽刺贪财愚蠢，描绘善与恶斗争的《妹妹智杀老变婆》、《人与虎斗智》等童话故事。
这里的布依民歌不仅数量繁多，内容丰富，而且流传广泛，布依民歌有古歌、酒歌、时政歌、劳动歌、生活歌、儿歌，从少年儿童到老人，几乎个个会唱布依族歌，唱歌成了布依人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里有布依族民间音乐、舞蹈。其中布依族民间音乐有两大类：一是民间器乐曲调，如铜鼓调、竹箫调、唢呐调、木叶调。二是民间曲调，如念经调（属宗教类）、立房上梁调、情歌调、酒歌调等。
布依族民间舞蹈有铜鼓舞、撒麻舞、花包舞、唢呐舞等。
4、有丰富多采彩的布依族节日，有三月三（油团粑节）、六月六（男女青年赶表定情节）、尝新节，俗称稻米节（即七月半）等。一年中，最隆重、活动内容多要数“六月六”了，六月六这天这一带的布依男女老少聚集在山寨的民间文化场所，进行对歌跳舞，男女青年赶表（谈恋爱），同时还进行唢呐、击铜鼓、木叶、飞石打靶，抓羊子，母鸡护蛋、水上漂石等技艺比赛。
二、该村在民族传统文化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1、高荡村被第xx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授予“贵州省30个魅力民族村寨”之一，表明她所具有的深刻民族民间文化和特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认可，这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当地文化的保护、发掘、开发、提高和开放，必将进一步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
2、高荡村被省政协书画院定为创作采风点，为推广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巨大作用。
3、高荡村作为布依千年古寨，不仅历史悠久，解放前还是镇宁自治县少数民族村寨的“儒林村”。明清以来，高荡村就有私塾，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不间断。因此，但凡家境尚可的人家，都会送子弟入塾，曾经产生过秀才9人，举人1人，有7名黄埔军校毕业生，1名国立师范毕业生。
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旧时的“儒林村”变成了文化村，在过去的60年，全村通过读书正式被大学、中专录取读书参加工作的人就有121人，其中伍德馨一家的子女，就有6名大学生。高荡被1985年《贵州年鉴》记载，称之为“文化村”，这在镇宁自治县。
三、该村民族文化濒危情况：
该村的布依文化有部分内容已逐步消失，总的来说，衰退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世代相传，为人皆知的民族风情、民间音乐、古歌、民间神话、传说等部分无人传承了。
2、一些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活动，传统的项目少了，变得空乏无味。
3、一些独特的布依民间工艺品无人传承制作。
4、一些80年代之后出生的孩子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母语传承存在危机。
5、民居古建筑和特色民居濒临灭绝。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推进，一些曲雅古朴、工艺精湛的建筑逐步被现代建筑所取代，需尽快加强传统民居的保护与修缮。
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高荡村如今被定位成布依千年古寨进行旅游开发，经济的发展与振兴，民族文化建设与开发，离不开对民族文化风情的抢救、保护很有必要，现充分利用全乡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提出以下保护建议和措施：
经调研后，高荡村如今正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与帮扶下，开始逐步完善旅游设施，在此略提几点建议：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为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保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民间艺术，发扬民族之魂。大力推进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
另外要加强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评定工作，要建立文化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如授予荣誉称号、给予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文化人才，使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后继有人，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魂宝流传千秋。
2、统一规划村民建筑，保护地方独特的村寨建筑风格。
3、修复村寨的水碾和农户门前的石磨、舂对，在围绕村寨流淌的梭罗河沿河两岸制作竹筒水车，自流灌溉农田。同时衬托村寨淳朴民风，重现民族远古文化的见证。
4、积极抓好布依文化风情的开发，保护利用。把布依族习俗和文化活动场面与旅游观光很好地协调起来，增加旅游者与当地群众的情趣交往和生活方式，采取解说布依习俗的成因、神话、传说故事、表现形式等方式，让游人对布依习俗有正确了解，增加参与程度甚至产生共鸣。
5、发展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布依族蜡染、织锦、挑花等旅游纪念品等。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变抽象为具体，变空洞为生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定能取得不俗的成绩，银城镇宁的旅游兴县战略也将由此打响一场由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带动经济效益的漂亮的胜仗！
5.传统文化调研报告范文
1。熟悉调研的过程，掌握学习的方法，了解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内涵、传统魅力和凝聚力的春节），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爱国主义精神。
2。将成果广而告之，以此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并做好宣传，动员全民弘扬民族文化。
（二）调研方法
主要采用上网调研、个别采访。
（三）调研报告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酿造的淳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
传统的春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化的功能：
一、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
二、祭祀，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祈盼人生幸福。
三、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人定位，担负社会责任；四、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渲泄感情之波，体味生活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蕴藏厚重的含金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历千年而不变的，春节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腊月开始办年货：
据中国传统，踏入腊月，已适宜办年货，除了买腊味、糖果外，生果亦少不了，其中苹果大吉代表平安大吉，橘子代表团圆。
※年廿四谢灶：
在灶头放齐供品后，便焚香敬拜，心中祈求来年衣食丰足及身体健康，之后烧衣及撒酒，将一些汤丸放在灶上，或将麦芽糖涂放在灶君碑的金漆字上，效果会更佳。
※年廿八洗邋遢：
年廿八是清理家居的好时机，中国传统来说，这天一家人都要大扫除，祈求将往年的霉气及不如意通通扫走，而自身亦要洁净，据说这样做便可以消灾去病。
※年三十晚要送年：
年三十晚是一年的最后一日，这天具有感恩和团圆的意义。晚上，一家人聚首一堂吃团圆饭，都有鸡、有鱼、有菜，吃得丰富是年夜饭的特色。吃菜时，要由头吃到尾，代表长长久久，吃鱼则要故意吃剩一些，代表年年有余。吃过年夜饭之后，长辈发压岁钱，根据古时的民间习俗，用红线穿好的一百个铜钱，具有长命百岁的意思，而现在就用货币代替（钱一定是偶数，以求大吉大利）。除夕夜人们大多守岁到天亮，为的是祈求双亲长寿。到子夜十二点正，开始放爆竹，庆祝新一年来临。
※正月初一宜祭祖：
年初一祭祖是很重要的习俗。在祖先神位上放一些糖冬瓜、花生糖及生果等，跟着一家人烧香诚心祭拜及烧衣。祭祖完后，晚辈向长辈互相拜年，拱手互相恭贺。此外，年初一不可扫地或倒垃圾，相传这样会送走财气，一些不吉利的话亦不能说，否则这年会不好运，亦尽量不要打碎碗碟或盆具，如真的不小心打碎了，就说例如「碎碎（岁岁）平安」或「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等好兆头的话。
※年初二妇女返娘家拜年：
年初二是出嫁女而回娘家的时候，相传年初一回娘家，会令娘家变穷，所以要年初二才返回。此外，返娘家拜年亦不能空手，必须准备一些贺礼，如糖果或生果等。
※年初三赤口：
各人留在家中，不出外团拜，恐防招口舌是非。
※年初四接财神：
话说年廿四送神返天庭，年初四则是诸神由天界重返人间之时。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则在初四下午才接。供品方面，三牲、水果、酒菜要齐备，并要焚香点烛烧金衣，以欢迎诸神重临人间。
※年初五开市日：
年初五可将供奉神位的供品收起。做生意的人可以拜神开铺，发红包，以求大家工作顺利，而一些过年的禁忌都可以解封，过回平时的日子。
另外还有，§扫尘：“除陈布新”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贴春联：将春联贴在门口，贴够八张，代表由头「发」到尾。§贴窗花：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烘托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挂年画：寄托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载歌载舞来迎接这个节日。念一遍寄托新一年美好愿望的句子，这时“福倒了”，真的“福到了”！希望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们在加快的生活节奏中还能记得这宝贵的。传统文化，并将它传承下去。
他是苏门之后，却有着超出父辈的妙笔情思；他是大才子，却没有文人墨客的酸腐之气；他是“保守派”，却有着超俗的洒脱和从容，他——“东坡居士”，注定要谱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少年时期的他，是意气风发的才子。高头大马，锦衣玉食，在“苏门”的光辉下，他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傲气。二十一岁考取进士第二，伴随着欧阳修“吾当避此人一头地”的赞叹，所有人都以为光明的未来正等待着他。 世事难料。原本少年得志的他，被丧父的噩耗打乱了脚步。他主动要求下放杭州，品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感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惬意。举酒引觞之间，他想，也许这样“日啖荔枝三百颗”也无妨，毕竟生性淡泊的他，并不热衷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两年后，他回京，却不知一场权力的风暴正轰轰烈烈地袭来。王安石变法自不容于他心，孤独的行者只能以诗寄情，却不想它们竟成了对手手中最后一张王牌。翌年，“乌台诗案”浮出水面。一夕之间，他成了阶下囚，成为这场文字狱中最大的受害者。这一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 他向黄州走来，带着官场与文坛泼向他的污水走来，带着满心侥幸与些许不甘走来，带着耻辱走来。他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人生最低迷的时刻，却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最高峰。 站在滔滔江水边，心中是无限感慨。“卷起千堆雪”的波涛冲淡了内心的愤懑，取而代之的是饱经沧桑后的旷达与淡然。官场的失意又何妨，也许古战场上豪气干云的厮杀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在赤壁下倚歌而和，扣舷而歌，在一叶扁舟中做他那个神鹤蹁跹的梦。此时此刻，黄州不是苏轼的战场，赤壁却是苏轼的赤壁。 暴风冲击山谷，顷刻化为温柔的微风。他变了：少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情，多了“一蓑风雨任平生”的洒脱。没有了官场中的束缚，他可以在月夜里“把酒问青天”，更能“竹林芒鞋”地徜徉于山间。兴起时“老夫聊发少年狂”，思念亡妻时“尘满面，鬓如霜”。他在黄州度过了人生中最灿烂的阶段，他在这里找回了自我，成为天地间无拘无束的唯一。 点评：习作以苏轼的身世经历为线索，侧重对苏轼内心进行剖析，将苏轼现实中的遭遇与不同时期的词句相融合，让人发出人为词生，词为人写的感叹。那些或豪放或柔情的文词既是苏轼才华的体现，更是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作者走进的不只是作为文豪的苏轼的文词，更走进的是作为普通人的苏轼的内心。------------------------------------------------------------------------------------------似乎自古就有这么一条规律，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三种态度各有其道理，主客因不同，每人思想个性各异，我不敢枉加评判，只是想从第三种态度中发现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最让我感动。 〈序〉 苏东坡，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可以说是这样的人格典型了。自年轻还朝起，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洋与去意。他愈来愈仰慕陶潜，这位园大诗人。他的西斋诗甚至和陶诗一模一样: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淳。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也沃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新青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其实，在此前，东坡就已有一些类似 陶诗的作品：“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百年三万月，老病常居半，其间忤忧禾，歌笑杂悲叹，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众人事纷扰，独士静悄悄”。“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有了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独长醉”的思想倾向，他开始潜心研究陶诗，并愈发感到诗中反映了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当时生活。东坡的和陶之作，便始于此时——《和陶饮酒二十首》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支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得酒诗自成”“有酒君莫违”。言酒中作诗，真情自吐，谈笑自出，如竹常受风吹，枝叶俯仰一样，各成姿态，纯乎自然。如果说前者旨在斥虚伪而任真情，那后首则可看作是对自己“生平出任以犯患”的反省，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正像东坡自语“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定居一生，过“淡而有味”的生活。可命运随即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再度卷入斗争的漩涡。谪居地，他完成了《和陶潜诗》百余首。他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确，“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堪吏职,一生徘徊于隐与仕的取舍之间,晚年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不正符东坡此时的心境.然而,东坡真的醉了吗?他曾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东.往往颓然而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 “是否莫能名”,且看, “归老江湖无岁月,禾填沟壑犹朝请”,诚然,虽有深藏宦海浮沉,身夸非我有的感慨,俣更有只要未死犹得见皇帝的决心 “许国心犹在”呀,何况经=致用的人生理想毕竟占据苏轼思想的主流,他对社会,人生始终态度执着.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百姓,”朝来喜见麦吐芒……剡剡秋谷初分秧……与相地脉增堤防……隐隐叠鼓闹舂糠”，大半生的利民事业之后，东坡仍旧不忘百姓，处处关心农家生产，推进生产工具。可见，他醒，他要全力以赴的为民办事，他要清醒地作他心爱的诗；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奇之气,声彻九天地,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我钦佩，为之震撼． “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 且醉且醉之间,我看见了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证明苏东坡能上能下，上能混迹官场跟王安石对到干，寻找存在感，下能对山对水吹牛皮，而且还是千古绝唱。证明当官不如闲来吹牛皮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或者一段视频后，启示写成的文章。下面是我精心收集的苏轼传读后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著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著《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
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
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
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合上厚厚的《苏东坡传》，心中感慨万端，种种杂绪像被书页搅动的灰尘萦绕着我，我开
始思考人生，思考命运。
世界瞬息万变，人不过是沧海一粟，那么既然渺小，就无需去争夺，去奔波劳碌，争取虚幻的浮名。同时，人生在世一趟也不容易，不要让这珍贵的生命做了奸诈小人，受人唾骂。做本真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谓"草木有本心，何须美人折",更何况人呢？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是坚持自我的一生。林语堂称她为"大自然的顽童",我认为很贴切，儿童最真，率性而为，而"顽"又带着倔，正是这股率性和倔劲，让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拥有一颗快乐、平静的心。他的政治生涯在新党与旧党斗争、政权的更迭中起起落落，于他是可悲的，他像是被装在木箱里，抛到海上，随海浪起起伏伏，官场似海，他的性格决定了必然被抛之于浪尖上，是他的正直、他的直言、他的调侃讽刺，让政敌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我想，从来没有人外方贬谪的足迹有遍布这么广的，也从来没有人在贬谪期间过得这么安然恬淡的，连政敌都嫉妒了。我觉得除了耳熟能详的儒释道完满融合的原因之外，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第一，是文学的支持，在穷乡僻壤，写作是他的重要内容，有诗、有词、有信件、有墓志铭、有经典注疏，这时，他写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功用目的了，而是完全抒发本心，所以他的成就才更大。当文学回到了写本心的位置，才有了不朽的价值。
第二，是众多的朋友，苏东坡有很多交往一生的朋友，每到一个地方，也广交朋友，寻访奇人异士，他对朋友倾心相待，信任有加，好多引为知己。他像一株散发着特殊气质的君子兰，吸引着三教九流的朋友，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记得初中看到一句话，谓之"人不痴，不可与之交",大概有痴气的人一旦与之相交，便可长久。这些朋友给予苏东坡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第三，则是情趣广泛，脑中总有这么一个印象。凡是兴趣爱好广泛的人，总是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百折不饶。民间有很多苏东坡的传奇佳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兴趣爱好，像东坡肉，研制药方，听说曾经还配了制墨秘方，差点把房子烧毁，这时，他更像一个顽童了。兴趣广了，才有做不完的事，即使被炒鱿鱼，被架空，生活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荒漠化，人们抱怨、烦躁。也许我们没有那时免费的无限风光可以游览排遣，也没有妙笔生花的文笔抒写，但可以拥有苏东坡式的心态，坦然达观，安之若素，不必媚上，不必伪装。
千年的梦魇，梦回千年。千年前曾有一位伟人牵动着历史，他就是苏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词至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主，至刘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如此想来，苏之诗风、词韵、文采在那个清切婉丽的宋朝词韵中是足以独支起一片天空的。而苏轼之意境、思想、态度在那个阴秽、密集、污恶的宋庭统治下却膨胀不出一片可容身之地，以至于四处飘荡，先后左迁杭州、密州、黄州等地，最后身老常州。
苏轼生于寒素的地主家庭，其父为著名的散文家苏洵。幼年深受其父文韵的熏陶，严厉的管教，殷切的期盼。五岁诵诗书，十几岁便已通今博古，十九岁上京赶考，一篇《刑赏忠厚评论》挥挥洒洒，文盖群英，一举赢得主考官欧阳修之惜誉，高中举人。从此便踏上了他那华丽、传奇而又悲哀的人生旅程。
初踏仕途的苏轼怀着满腔拳拳报国热忱，欲竭尽自己平生之所说，改易旧之恶制，补及新之明法，小则造福一方，大则兼济天下，名流千古，万年不朽。可他没有看到现实的空虚，官场的污浊，他那天真的想法也许改变的知有他自己。是时，宋王朝才乏、兵弱、官冗、赋役不均、边备空虚，如何使他懈下满身之智勇，流泄满腔之热情。异己他乡，独浸于孤宦的寂落而无力得忧思。 只是朝廷一个平常的形式，他被招慕还朝。兴奋、感激、惊喜交加。积淤了多年的奋勇，埋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及时便整装待行。
然而还朝后的他感到更大的不适。一来这时改革家王安石正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苏轼虽然主张变法，但对于超出了自己眼域的王安石的那种更大变异的更易改革却表示异议，连续上书反对，并因此要求调离京师。二来官场的污秽更加明显地显现在他眼前。他天真的心容不得那些污物的存在，连连上书明讥暗讽刺，终惹众人排挤，被调离京师。他好像明白了，庙堂之高并不是自己的
舞台，山川水域才是自己的宿处。此后他寄情山水，衔殇赋诗。一个作家政治上的失败往往会成就他文学上的不朽。杭州的西湖，颖州的'颖水，黄州的赤壁等，皆在东坡的生花妙笔下久为流传。“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深深打动了苏轼：浩淼的水波，涟漪微微荡开，月光的反射使湖水泛着淡淡的白光，悠悠的黑暗使西湖更加浩远辽阔。许仙的执着，白蛇的含蓄，感动了千万人，也感动了苏轼。他想他也有如此浪漫的爱情，想那唤鱼池畔，仙山佳池，佳人才子，缱绻悱恻，悠悠乎不知天地之岁月也。妻子王弗成了他的骄傲与安慰，他想这样的日子也是很值得会忆的。
还有武汉的长江：“江汉西来，高楼大，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又如颖州的颖水：“清颖东流，愁来送征鸿去，融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苏轼对水的眷顾和怜恋不言而喻，而东坡居士对坡的情怨更是情有独忠。苏轼左迁杭州时，自家向东有坡，故曰东坡，苏子常料理，并以东坡居士自居。曾作诗一首：雨
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想来那东坡置于深山密林之中，人迹罕至。这时他也许想起了林逋，梅妻鹤子，超然于世。
而朝廷的招募又使他来了兴奋，他千里迢，火速赶往朝廷。这时王安石已死，司马光要废尽新法。苏轼认为部分新法行之有效，不可尽改，因此又遭到旧党的排挤，不容于朝。天真的他可知道在阶级斗争中是不能有中立者的。
苏轼被贬谪至密州，这天刚入睡，妻子王弗便托梦于他诉说相思之苦。如今想那十年相思，十年生死离别，如何挨得。于斯月明星稀夜，煞短松冈之上，独自遥望夜空哀愁。次日，苏轼左牵黄，右警苍，锦貌貂裘。并有千满山冈，倾城人随太守，不胜壮观。苏轼顿生豪气，像孙权般亲射虎，挽满弓射天狼。却迟迟等不见持节者。
最后等来的却是持枷锁着。乌台诗案，一邦小人的断章取意便使他陷入深狱，几尽丧命。他着实害怕了，他是一位诗人，可以咏明月之浩然，赞清水之洁然，抒真心之愤
然。然而一入污秽，他就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只是在残阳如血欲滴是时吟咏着：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
苏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在现实中被击得粉碎。可他还有乘时归化，反朴任天的养生态度和看穿忧患的禅宗思想。所以当他来到赤壁时，终于如醍醐灌顶，苏轼完成了凄苦中的挣扎与超然。江水涛天拍岸，东逝去英雄。公瑾壮怀激烈，又指挥若定。小乔美艳伴英雄，自己只是空多情。唯江上之青风，与山间之明月，吾与子之所共使。
苏轼一生四处辗转，有憧憬与得意，有孤寂与抑忧。若问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今年寒假，奉老师之命买了厚厚一本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本是是想草草读完草草了事，没想到自己却被苏东坡命运多舛的一生所深深震撼，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首先，林先生在文中向我们先介绍了东坡的家世，对他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他的母亲程氏，他小时读完《范滂传》，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他母亲从小就给他进行好的道德熏陶，也是以后成长成才的一大要素。
接着介绍了他的学习经历，他从小就展露出他的超于常人的才气，但这一点也没妨碍他的努力。苏东坡读书时就将经史诗文、经典古籍都背的滚瓜烂熟，这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毫无头绪。苏东坡的学习经历也告诉我们天才也需要勤奋学习，也需要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苏东坡传》里不只是介绍了苏东坡其人还介绍了与他最相关的三苏其他两人，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与人易于相处的人。再一个就是弟弟苏辙，苏辙的性格与他哥哥不太一样，他的性格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因此也比他哥哥在官场上得
意些。写完三苏，又要说说苏轼的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她是一个妻子，也更像一个聪明的管家，睿智的伴侣。不幸的事她英年早逝，这让苏东坡很是难过，曾专门写过一个词纪念她，这就是与贺铸的悼亡词并称为悼亡词双绝。 文中给我们重点介绍了东坡在官场的几次沉浮。苏东坡，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而是主张稳健行事，凡事皆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出发，不去阿附迎合，不为“新法”或“旧制”所囿，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风光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伎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 幽默的他在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中说“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热爱生活的他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许多轶事。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自己酿酒，更是传给后世“东坡肉”、“东坡壶”等。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多愁善感的他在《江城子》一词中，对其亡妻寄以情思，与其“大江东去”风格迥异，凄婉哀伤。在朝云因瘟疫早逝后，他在《朝云墓志铭》和《悼朝云》一诗中，均表达了深切情爱与伤痛，后来更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以梅花象征朝云，既似写花，又似写人。
正直的他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仍然不改犀利词风。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苏东坡异常坎坷的一生，也是豁达乐观的一生。他那种身处逆境却始终保持“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然达观，像他的诗词文章一样千载有余情！经万古流不尽！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让我们仅此感怀东坡居士这位旷古奇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