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9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发表论文2663篇；截至2007年（1963—2007），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获院、部级以上的奖项38项。 2010至2014年，该所共发表论文935篇，SCI和SSCI论文517篇，其中33篇发表于Nature和Science上（第1完成单位19篇）。 2000～2007年度研究所发表文章情况统计年度 研究论文 专著 科普文章 SCI/SSCI Nature/Science 论文总数 1996 16 4 42 1997 19 3 46 1998 21 3 42 1999 21 8 69 2000 22 6 99 4 53 2001 40 6 109 6 81 2002 37 8 92 5 37 2003 38 4 82 2 28 2004 45 9 140 11 43 2005 47 4 99 3 44 2006 43 6 127 3 42 2007 40 1 92 3 43 备注：SCI/SSCI论文统计数字引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与引文统计》；1996－1999年论文总数的数字系引自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由于人员流动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无法统计。参考资料： 2010～2014年度研究所发表文章情况统计年份 文章总数 SCI/SSCI 第一作者 Nature、Science总数 2010 188 77 58 9 2011 130 71 52 5 2012 156 80 58 2 2013 208 102 66 8 2014 252 187 80 9 参考资料： 获院、部级以上奖项一览表奖项类别 奖项等级 合计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奖 3 1 4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 1 2 其他国家级奖 3 3 院级 中科院自然科学奖 6 4 6 16 中科院科学技术进步奖 1 3 2 6 中科院杰出成就奖 1 1 其他院级奖 4 4 其他 其他省部级奖 2 2 合 计 38 参考资料： 据2015年10月研究所官网信息显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有《中国古生物志》（丙、丁种）、《古脊椎动物学报》、《人类学学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集刊》等专业杂志。●《古脊椎动物学报》《古脊椎动物学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登载内容涵盖与古脊椎动物学有关的所有领域。该刊目前登载的研究论文均附有详细的英文摘要，是中国及其他国家古脊椎动物学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之一，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较大，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199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三等奖；200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二等奖；2012年荣选“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人类学学报》《人类学学报》是中国唯一报道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国家级核心刊物，主要发表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原始研究报告及综合性学术论文，刊登的文章包括研究论文、发掘报告、简报、综述、书刊评介和消息与动态等。该刊主要报道：人类和灵长类的起源、进化、古病理、生物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史前人类技术、行为和文化研究；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地层、古生物和环境研究；与人类学研究有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如年代测定、DNA分析）等的应用及其成果。该刊被GeoRef （美国地质文摘）、Zoological Record Online （美国动物学记录）、 Ulrich’s （TM）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 （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美>）等检索系统收录。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一、1980年中国湖南医学院的科研小组发表的从马王堆汉代古墓女古尸的肋软骨中获取古代DNA被认为是首次提取的古DNA，但未进行测序。二、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03年5月建立了专门的古代人骨DNA实验室，已经收集了全国大约46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人骨标本（数百年至1万年），建立了古代人骨（牙齿、肢骨残段等）样品库，拟建立古代人骨DNA数据信息库。目前已经对我国新疆哈密五堡（3200～2900BP）、新疆且末加瓦艾日克（2750～2100BP）、甘肃玉门火烧沟（3600BP）、青海大通上孙家寨（3300BP、1800BP）、宁夏中卫―中宁（2200～1800BP）、陕西扶风周原（3100～2800BP）、秦始皇兵马俑劳工墓（2200BP）、山西襄汾陶寺（4500～4000BP）、山东临淄（2800～1800BP）、山东滕州（2200～1800BP），以及长江三峡巫山大溪遗址（6000～5000BP）和湖北恩施悬棺墓（1000BP）等考古遗址出土的大约180个个体的古代人骨标本进行了mtDNA的提取和序列分析。Y-染色体的提取、扩增和序列分析等技术体系以及性别鉴定等技术体系也在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中。三、迄今为止，我们已对全国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主要支系的120个群体都进行了DNA采样，通过对12000多个人的检测发现，涵盖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近一万个男性样本Y染色体上，几乎都有一个突变位点M168G，而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一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都证实，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四、闫鹏荣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2005届毕业生，他就对三峡的悬棺作了研究。然而因为长江流域空气潮湿、气候多变，古DNA中所能“说”出的有效信息几乎被破坏殆尽，闫鹏荣经过2个多月才从16个样本中抽取了2条集中了遗传信息的DNA序列。古DNA的提取概率非常小，这两个小小的“密码”已是对他多日辛劳最大的“犒赏”。在它们的刺激下，近半年的时间里，闫鹏荣对剩余的古人遗骨里的DNA序列进行抽取，并最终获得了7个作破解“悬棺”之谜的密码。终于，他发现，古代悬棺人的遗传序列上的信息与侗台人与南岛人所具有的特质非常相近，而后者则是由广东、福建一袋的古百越人迁徙融合形成的。五、由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联合创建的中丹基因组联合中心近日完成了世界首例古人类全基因组的深度序列测定和解读工作。该论文中的古人类样本来源于一个被称为Saqqaq的人类群体，约在4750年前至2500年前居住于地球北极附近的格陵兰岛，其后灭绝。数年前，科学家从格陵兰岛永冻层中发现了一名约生活在4000年前的Saqqaq古人的头发样本，随即开展了各项研究工作。2009年，中丹两国科研工作者成功从该头发样本中提取出细胞核DNA碎片并进行了测定，经过艰苦的组装和序列分析工作，证明来自格陵兰岛的Saqqaq古人的遗传信息比公认的美洲原住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同属黄种人）更加接近于现代东亚和西伯利亚人群。该研究以强有力的数据证明，在现代美洲原住民迁徙到美洲之前，还有更早一批的黄种人群体经西伯利亚迁徙到美洲，为这一人类演化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证据。非常有趣的是，科学家通过对其基因组序列的仔细分析，推断出这一4000年前古人类应该具有在亚洲人中常见的A型血、褐色眼睛、浓密的黑发和较干的耳蜡，同时很有可能是一名秃顶男性。不知道行不行，我就是这么写的
来对选了这课的同学表示无比的同情。。。。顺便表示我也还没写。。。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社会医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加强社会医学教学是健康观念与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 医学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应满足社会的医学需求，在社会中实现其维护人类生命的作用，因此医学又具有社会性。医学的社会性体现在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体现在医学社会工作中。
1 医学的发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事实上也坚持了“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1];医学的研究物件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经验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物件是人，因而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高科技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医学的发达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1我国在上古时代医生就已经是专门的职业，如周礼天官就有正式文献提到医师的职责。然而，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并非每个医生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一般人中只要略有学问且自己对医事有所把握者，都可为人切脉开药，直到如今仍有其余迹。2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了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还有一本传世钜著，那就是《黄帝内经》，她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3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 *** 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 *** 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4到了金元时代，中国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到了现代，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医学在各方面都取得好成绩。2003年抗非典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医学的发展对人类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1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较早，与传统儒学联络紧密，历代许多医学伟人都是由儒入医，积极用世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仁”与“礼”同时也指导了医学的从业思想。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序”非常明确指出“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教含灵之苦，”清代袁枚评薛雪从医一语中的“圣学莫好仁，先生能以术全其民，使无夭礼，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从《周礼医师章》到《古今图书整合医部全录》，一部中国医学院史，“仁”的思想贯穿始终，可以说，中国医学史是一部闪耀着耀眼光芒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少人为攫取财富，践踏人性，毁灭人伦，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在医学界，草菅人命，乘人之危，坑蒙，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以中国医史作为当今医学界澄澈的参照，作为对当今唯利是图的人的棒呵，积极意义是明显的[2]。2中国古代的医学伟人。常带着实事求是勇敢探索的精神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医疗活动。因而他们在当时以致对后世都具有模范作用。从张机到后来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大家，他们无不是科学地牢记前人，批判地吸收前人经验，大胆提出自己见解，创立自己学说，推动中国医学事业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地促进人类的进步。
2 不同的社会时代有不同的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科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方法。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医学模式。1西周时已确定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置医师，掌医之政令;又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等，为医学分科之始。当时 *** 机关已设官员掌管藏冰，变火，以救时疾。公元前五世纪，医学家秦越人扁鹊诊病已用望、问、闻、切的诊断法，尤长切脉诊断。2现在正面临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医学模式增加了心理与社会的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在旧的模式下，不会因不被认识而不发生作用，也不会因被认识而替代生物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因其影响生物因素成为医学模式的内容，但医学的载体仍然是人体生命，医学所研究的本质上依然是人体生命过程。因而新医学模式并未使医学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社会医学[4]。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甚至在此认识上形成了社会医学、心身医学、临床心理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著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医学模式不仅从观念上对健康与生命作出了这些理解，而且开始从医学角度对之进行论证，如不同文化心理的人群对于疼痛的忍受力、心理因素对糖尿病治疗的影响、医患关系对老年患者康复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等等研究。这些研究不断地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医学观符合于人类健康维护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它才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医学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5]。
3 医学的社会性对医务人员的要求
如今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足迹已遍布世界许多国家的医院和社群。医学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关注患者的社会属性，把握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担医护技术之外的社会工作，扩充套件有利于患者和家属应对疾病、死亡等方面的社会心理调适工作，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调动患者机体内在的自愈力，构建医疗技术之外的另一条途径，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目的是强化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与照顾;与医护人员一起努力实现医疗的“全人”服务目标。目前应把化解医患矛盾、降低医疗纠纷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医学社会工作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提高医院声誉，增强医院竞争力，最终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1医学服务于社会，仅有医学是不够的。若说医学的社会实现“是一门社会科学”可谓恰当，甚而可言为“一门大范围的政治学”。在使用医学过程中进行的卫生服务机构研究、卫生经济学研究、技术及标准评估、决策分析等已不可能是医生所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有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加入。医学必须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一起，共同实现社会赋予的使命。基于这一点，医学应该超越狭窄的视野，在社会实践中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促进医学在社会实践中也不能只专注于医学，社会同样也需要战略的眼光，主动运用经济的、社会的手段，促进以医学为基石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学的社会实践既要落脚于医学，又不能孤立地依赖医学，既要充分地利用医学，又不能将医学的范畴扩大化。2医学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是患者的社会属性，弥补单纯生物医学的缺陷，强化人文关怀照顾，实现健康服务模式的完善，为此有很多与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需要与医院其他部门协调关系[6]。例如，患者对诊断治疗中的情况提出问题和意见，我们可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给予正确的解释，但有些问题必须由医护人员向患者和家属说明。尤其当前医学社会工作要特别协助医患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了解患者和家属的希望、要求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医院的管理者和医护人员，改进医院的工作。3社会工作具有国际公认的涵义，即以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帮助他人。虽然社会工作的具体专业领域有所不同，但社会工作要充分考虑到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人道主义是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原则[7]。维护生命，关爱健康是医学社会工作的第一价值原则，医学社会工作者必须尊重患者，关心患者，一切从患者的健康利益出发，热情、理解和真诚是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医学社会工作者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职业角色，要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达到助人活动的有效性。他们要用广博的知识、技能和价值为社会提供安全、有效和建设性的社会服务。我国现在不能要求过高，但经过一定培训还是必要的[8]。价值理论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培训必不可少;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是基础。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学习讨论也很重要;医学健康知识的具备有利于医学社会工作的专业需要[9]。
医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又具有社会性。我们所作的医学社会工作还是初步的探索，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转型，医学的发展，健康观念的转变，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社会工作一定会发展、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1 蔡子微,胡怀明,侯维志.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初探.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4，5:23-242.
2 梁浩材.社会医学的历史使命.医学与社会，1998,112:1-3.
3 袁震.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应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6.
【摘要】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素质的核心，然而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医学生 人文素质 重要性 方法与途径
中国医科院院长刘德培院士提出：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医学的使命就是对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的关爱和尊重。反思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这不仅偏离了医学的本质要求和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也与时代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现状
我国医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欠缺。
教育教学方式落后。
人文类教育课程设定不够合理。
2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必备的素质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生在治病救人，揭示生命、健康和疾病奥秘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生命的认识，对患者的情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等至关重要的人文使命。医学与人文的不解之缘，势必形成对医学人才的特殊要求，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本身的发展，医学人才的人文素质在医学人才成长过程中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人文素质教育在当今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
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内在的必然要求。未来社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基本素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技术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构成,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因此，医学教育只有在重视医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也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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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医学的人文属性必定使医学突破以往生物、生命科学的框架,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医学涉及到了社会、心理、伦理、哲学、环境、经济以及法律等人文社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社会对医学发展要求的变化和医学内涵的不断拓展，必然提高对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引起医学教育目标的调整。 3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更新教学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了全新的教学理念才能真正领悟教育的真谛。今天的医学生就是明天救死扶伤的医生，面对病人，医务工作者既需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需要有一颗慈善的爱心，只有与病人充分地交流合作，才能真正了解病人的痛苦，真正知晓疾病的根源，更好地治疗疾病。 因此做到文理渗透、情理交融、身心统一，用自己的博学与专长去治愈病人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也是医生素质的最好体现。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一样都是医学生从事医学事业的必修内容，要把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与科学专业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使施教者明白医学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同时也是“通才教育”，使受教者明白人文精神是医学教育的精神支援、动力源泉。
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医学院校应根据社会与医学发展的要求，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优化和重组医学课程结构，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文课程体系。不仅要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必修的传统医学生人文课程，而且要根据实际需求有选择的开设人文科学课程。
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应积极尝试多种形式。如指导性自学、实践性学习等。必须讲求实效性，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学习成绩评价方法方面，应逐步推广以撰写论文、讨论、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考核，侧重培养医学生综合、分析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在加强人文教育上，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直接通过课堂内容学习，还要让学生间接的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人文修养。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学校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加强学生社团的建设和引导，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充分发挥医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者，要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不仅能够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有利于学生文化品位的提升和创新潜能的积淀。?
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还包括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中，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培养医学生专业技能的机会,而且是培养医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应把握好这个环节，协同社会和家庭正确引导学生，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建立起回报社会的理念和奉献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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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1070年拜相，推行改革。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法，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拿破仑可以吗？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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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程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生物体内全部有序化学变化的总称。这是所有生命的基本特征。它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物质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物质的交换和生物体内物质的转变过程。可细分为：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并转变为自身物质。（同化作用）自身的部分物质被氧化分解并排出代谢废物。（异化作用）能量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能量的交换和生物体内能量的转变过程。可细分为：储存能量（同化作用）释放能量（异化作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既有同化作用，又有异化作用。同化作用：又叫做合成代谢)是指生物体把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的营养物质转变成自身的组成物质，并且储存能量的变化过程。异化作用：(又叫做分解代谢)是指生物体能够把自身的一部分组成物质加以分解，释放出其中的能量，并且把分解的终产物排出体外的变化过程。
水生物处理实际是水体自净的强化 ，在去除了污水中的污染物后 ，必须将微生物从水中分离出来 ，这种分离主要是通过微生物本身的絮凝和原生动物、轮虫等的吞食作用完成的。本文主要介绍微生物在生活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及几种主要的污水生物处理技术。 生活污水可生化性相对较高，所以采用生化法处理效果比较好。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其中掺杂的工业污水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所以生化法一直是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首选工艺。 生活污水是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无机物和有机物。无机物如氯化物、硫酸盐、磷酸盐和钠、钾、钙、铁等碳酸盐，有机物有纤维素、淀粉、脂肪、蛋白质和尿素等。排放入环境中促使浮游植物生长和大量繁殖，形成赤潮和水华。 利用微生物处理污水实际就是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从而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微生物能从污水中摄取糖，蛋白质，脂肪，淀粉及其它有机化合物作为微生物的营养物质，经过一系列的酶促反应，这些有机物在微生物体内得到分解利用，有些合成微生物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物质，有些则为微生物提供所需的能量。微生物新陈代谢类型有需氧型和厌氧型两种,因此,污水生物处理方法分为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 好氧生物处理是在水中有溶解氧存在的条件下，借好氧和兼性厌氧微生物(其中主要是好氧菌)的作用来进行的。在处理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有机物都能被相应的微生物氧化分解。用好氧法处理污水，基本上没有臭气，处理所需的时间比较短，如果条件适宜，—般可去除BOD九成以上 。 厌氧生物处理是在无氧的条件下，借厌氧和兼性厌氧微生物(其中主要是厌氧菌)的作用来分解污水中有机物的，也称厌氧消化或厌氧发酵。厌氧生物处理主要应用于有机污泥和高浓度有机污水的处理。由于是密闭发酵，所以在处理过程中不影响周围环境；同时隔绝空气又加以高温发酵，可以钉死寄生虫卵和致病菌；并且可以产生生物能源甲烷。因此厌氧消化法近年来渐渐受到重视，但由于所需时间长，对设备要求严格，因而影响其迅速推广。 在污水处理中，通常是以有机物在氧化过程中所消耗的氧量这一综合性指标来表示有机污染物的浓度，如生化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是指在特定的温度和时间微生物分解污水中有机物所消耗的氧量，称为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约占生化需氧总量的一大半，故采用生化需氧量来表示污水中可降解有机物的浓度是比较合适的。但污水中有机物并不是都能较快降解的，在工业废水中，可以结合化学需氧量等指标表示有机污染物的浓度。 只有生化需氧量高的废水才适宜采用生物处理，化学需氧量很高但生化需氧量不高的废水不宜采用生物处理。对于有毒的废水，只要毒物能降解，就可用生物法处理，关键是控制毒物浓度和驯化微生物。 污水生物处理方法包含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厌氧生物化学法、固定化微生物法，生物处理法通常配合化学混凝处理效果更好，化学混凝药剂处理法资料至望采纳.
什么是微生物？微生物是泛指肉眼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微小生物。它们体积微小，结构简单。它与人类关系密切，它既能造福于人类，也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微生物学在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微生物采油技术中，它发挥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它可降低原油的黏度,增加原油的流动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原油的采收率。此种技术成本低,设备简单,不伤害地层,不污染环境,而且效益显著。1995～2000 年,斯诺克尔石油技术公司实施该技术且获得很好的效益[1]。而日本则把光合菌、乳酸菌、酵母菌、发酵丝状菌、放线菌等功能各异的80 多种微生物组成的一种活菌制剂。这些微生物组合在一个统一体中，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稳定的具有多元功能的微生态系统，可抑制有害微生物，尤其是病原菌和腐败细菌的活动，促进植物生长。该技术在自然农法中广泛应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微生物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生物制药、能源、环保、食品、工业等方面，微生物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微生物在给人类提供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用的化妆品含有多种营养成分,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在生产、储藏和使用过程中极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化妆品中常见细菌主要以芽胞杆菌属、假单胞菌属、葡萄球菌属为主,这几个属的细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对环境抵抗力较强,污染机会较多[2]。真菌主要有木霉属、曲霉属、根霉属、脉孢菌属、短梗霉属、假丝酵母属和红酵母属等,这些菌也是自然环境中常见的霉菌和酵母[3]。受到微生物污染的化妆品不但产品腐败变质,更重要的是致病微生物污染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别外饮水机污染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卫生问题,有的饮水水质量已经远远达不到合格饮用水的卫生质量,所谓的纯净水、矿泉水等已不能直接饮用,主要是被大肠杆菌等微生物污染。这种状况很可能加重夏秋季肠道病的流行。研究人员还指出，室内空气也存在着微生物污染，它可引起人体出现眼刺激感、哮喘、过敏性皮炎、过敏性肺炎和传染性疾病，重者甚至因感染而死亡。室内建筑材料和家用电器是室内空气的主要污染源，它不仅能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同时也为微生物的孳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不仅造福与人类，也会伤害人类。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微生物，并利用它保护环境、造福人类，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严格等级秩序，强化礼制，都奉行“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上》），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区分尊卑贵贱。于是，就出现了“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贾谊：《新书》卷一）的社会风俗。明代统治者更把这种生活方式的贵贱差别视为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用严刑峻法予以强化。然而，明中期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俗中越礼犯分者愈来愈多。如范濂的《云间据目钞》记载：江南，在正德、嘉靖以前，“南部风尚最为醇厚”；那以后，“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此类记载在当时的官方文献、野史笔记、文集及方志中俯拾即是。这一变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东南富裕之区最盛，遍及南北。其传播形式由城镇向乡村、由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同时进行。 晚明社会风俗的剧变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以追慕新异、讲求奢华为主要特征，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重要节日等尤为突出。人们互相效仿、攀比，铺陈、挥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引发大量越礼逾制现象。 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服饰最能体现财富、身份地位和意趣，因而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生活习俗的变化。晚明服饰的更新之快令人目不暇接。《阅世编》卷八记载，一些地区时兴宋锦、唐锦，尔后又追求汉锦、晋锦，不久“皆称厌物”。而小康人家衣饰上无大红不穿，就连婢女也非以大红饰衣不可。八品官配着朝中官服，一些教坊司乐工的穿戴竟与朝臣无异，宫中打杂太监也穿起了蟒衣———图案仅比龙袍少一爪。更有甚者，只有皇帝才配使用的龙纹，也开始在民间出现，团龙、立龙等成为寻常百姓常用的服装花纹。人们似乎完全忘却了风俗生活中的种种禁令，追求绚丽多姿的风采。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