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每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中国少数民族的那些风俗习惯 不是民族信仰 是民族传统 你要分清楚 我想问你 哪一个宗教是民族的?????太少了
汉族没有真正的自我信仰，这是一个最可悲的事实，每个民族一般都有自已的信仰，而我们汉族，谁能说出我们有自已的民族宗教，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就缺少凝聚力，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可悲的地方。
绍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情况;阐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天主教的态度以及中国天主教的自身发展过程;介绍了1840年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天主教迅速发展，教案迭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掀开了中国天主教崭新的一页。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战乱中诞生的《天风》杂志，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
期刊简介《天风》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的专业期刊，面向全国基督徒，现有海内外读者。办刊方针该刊自1945年创刊，1980年复刊以来，已成为中国基督教广泛联系基督徒及社会各界的纽带；体现中国基督教按“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爱国爱教、独立办教的真实面貌；成为中国基督教两会引导广大基督徒积极参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媒介。《天风》内容更贴近广大基督徒的灵性生活，宣传中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服务人群的模范事迹；关注中国基督教会的热点、重点；透视中国基督教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及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为海内外基督教学者提供当代中国基督教的重要信息。《天风》以独特的办刊风格和清新的文风，深受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及广大基督徒的欢迎。
十九世界 圣诞才开始 流行！~ 圣诞节中国就重来没认可过！~耶稣根本不信这过什么圣诞！~ 315都比这有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战乱中诞生的《天风》杂志，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历史上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圣诞节,也许很早也许很晚.我知道你是在想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过圣诞节,所以想问圣诞节在中国最早是哪一年开始有人过的.我只能说这没有史料来考察,这能根据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来猜测.我觉得最好的答案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开始流行过圣诞节.
可以的，也可以在网上书店订天风Heavenly wind简 介： 基督教刊物。宣传国家宗教政策及法规,阐述基督教教义,引导信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读者对象为宗教工作者、基督教信徒及基督教研究人员等。 期刊分类： 半月刊 创刊年份： 1945 国内刊号： CN 31-1124/B 国际刊号： ISSN 1006-1274 你可以打以下电话查询： (《天风》编辑部) 63297946 (发行组) 一般都是每个月在教堂购买的。
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与其刊载论文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其选定范围为全国所有期刊，并没有对学术与非学术期刊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主要是用来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的，而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也不具备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才使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如确有必要以期刊作为学术论文的一项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一．颇有争议的新举措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中文核心期刊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的确认方面，如在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教师、研究人员完成工作量等，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时间段内，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有些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这项据说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新举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是说"坏话"的人越来越多。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1]；或认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也有学人干脆斥之为"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3]。实际上，该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职务一事。原因就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而校方则坚持说，实行该项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4]。邓晓芒的辞职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5]。日前，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目前学术界推行最广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以下简称《总览》）的部分内容，研读了作为《总览》前言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才了解到，自1992年9月问世以来已出第三版，"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该书适应了社会需要，填补了在此之前国内缺少该类工具的空白"[6]的《总览》，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也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科研成果[7]。无论从其目标还是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来看，《总览》都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但在实践中，却被阴差阳错地广泛应用于职称和学位评审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下先介绍一下核心期刊（Core Journal）的理论依据。根据《报告》，各类"期刊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但是它们在期刊中的分布，它们的流通与使用都存在一定的规律，那便是‘集中与分散'规律，这些规律构成核心期刊的基础"：（1）一次文献（首发）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首先发现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这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2）二次文献（文摘、题录、索引等）的分布规律。二次文献所反映的期刊论文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3）引文分布规律。《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1971年统计了2 000种期刊中的约1 000 000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该研究表明，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因此，"文献从它的出现、情报加工、使用三方面所呈现出的核心效应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因素（载文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半衰期、共引关系等）的集中效应，在核心期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测定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实际测定时，应当综合"布拉德福式的载文量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次文献收录量大"和"加菲尔德式的被引次数多"的"各种优点"，在众多期刊之中最后确定哪些为核心期刊；其标准当然就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三．《总览》的筛选依据与特征1．以数量为主要依据据《报告》介绍，《总览》选出的1 571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步骤和依据，大致如下：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总数超过万种）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港、澳、台期刊暂不计入），整个筛选依次分三步完成。第一步，采集数据。筛选指标有6项：（1）被索量统计；（2）被摘量统计；（3）被引量统计；（4）载文量统计；（5）被摘率统计；（6）影响因子。第二步，综合筛选。（1）初选结果构成矩阵；（2）求隶属度，构成评价矩阵；（3）加权平均。第三步，专家评审。将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评审，请学科专家鉴定筛选结果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最后，《总览》选取累积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30%～50%，累积文摘量占总文摘量的50%～70%，累积被引量占总被引量的70%～80%的刊作为核心期刊。由上可知，《总览》的主要依据即"筛选指标"都是从数量上考虑的。即将某一类期刊所刊文献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各项指标综合后降序排队，排在一定比例之内的高指标者即为核心期刊。虽然有"专家评审"这一项，但由于是在事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评审，因此不可能从其他比如学术水平方面整体性地进行调整。据了解，《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专家的意见一般只占7%～10%。拥有年度收文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引文库的研制者（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则认为，由于社会科学有特殊性，以及目前期刊数据的不规范性和不完整性，在核心期刊的评选中，专家的意见应占10%～20%。即使如此，专家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总体认定基础上的微调而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总览》会选出什么样的核心期刊可想而知。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一些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甚至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2．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什么是学术期刊？什么是非学术期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关于期刊的定性，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关于期刊的宗旨，以所谓"学术性刊物"《法音》为例。据《总览》介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为宗旨。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佛教文化。"其中虽然有"研究"一说，但从总体上看，很难将其定性为"学术性刊物"。实际上，《法音》刊发的学术性文章比例很小，而且也多未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去做。这当然不是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其办刊宗旨就不是学术研究，即使有学术性文章也多是为了宣扬佛教文化。上述其他几种宗教协会的会刊，宗旨与《法音》大同小异。因此，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8]据笔者了解，其"多次被......转载"，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四．盲目应用的误区由上可知，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并不具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却被有关部门用来承担它承担不了任务，变成了"核心期刊制"，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1．《总览》的误导《总览》为什么会在应用中完全走了样？笔者发现，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览》自身。从《总览》所依据的核心期刊理论即"集中与分散"规律可以看出，所谓核心期刊主要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一个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虽有"对该主题最有贡献"、"重要文摘杂志"和"被引频次高"之说，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价值判断。"被引频次高"自不待言，"最有贡献"与"重要"，也都是从数量角度说的。但是，到了《报告》给核心期刊定义时，却发生很大变化："某学科（或专业，或专题）的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很显然，《报告》给出的定义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即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数量虽然仍是重要特征，但事实上是从质量方面给核心期刊重新下了定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期刊除了"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外，发表在上面的论文，必然具有"学术水平较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研究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优点。不可否认，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载文量多"、"收录量大"、"被引次数多"的期刊，其刊载的论文，整体上要质量好一些、水平高一些。但实际上，数量多即质量好，只是一种可能性，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反过来认定，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就一定比刊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或"较高"。高质量的论文很可能未刊载于核心期刊，其"二次文献收录"与"被引次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价值之前，自然也不会很多。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核心期刊主要是由数量上"多"决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期刊的评优——"实际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只能从总体上大致反映学科期刊的状况"，而决不能认为是对其刊载论文水平的认定，虽然这两者有一定关系。但《报告》在下定义时，却把对期刊的评优与对其刊载论文的评优混为一谈，运用到科研项目比如《总览》中，核心期刊就有了"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等质量内涵[9]。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数量多与质量好人为地统一起来，"核心期刊"由定量到定性，变成了"刊载优秀论文的期刊"。这种作法是比较轻率的，从引发的问题来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总览》也没有对"论文"与"文章"作出必要的区分。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文献，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三个"分布规律"中有两个是用"论文"，一个是用"文章"表示。但"论文"与"文章"有什么不同，《报告》并没有任何说明。从定义来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指的就是"论文"，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等字样。人们会很容易由此认为，《总览》中收入的期刊全部是学术期刊，至少该期刊载文应以论文为主。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导。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表作为选择的参考"[10]，虽然说是"参考"，也是很不适当的。此次调查之前，笔者一直认为，核心期刊就是刊载优秀论文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笔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同仁的共识，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将其无条件地作为学术评价指标。这类误解的产生，显然与《总览》的误导和对核心期刊作用的夸大有密切关系。2．研究成果的滥用《总览》的作者虽然将核心期刊定义为刊载"学术水平较高"论文的期刊，但他们毕竟是研究者，最清楚该项成果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因此，《报告》用黑体字作了如下的强调："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用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期刊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一项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核心期刊的意义最初只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方便，可以提高效率，便于集中查找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二是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提供方便。现在许多单位将其简单地用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是把经给念歪了。对此，《报告》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本课题并非纯理论研究，评出的核心刊有实用价值，主要供各类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但是，在实践中，要进行这种分别是非常困难的，对文献计量学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由于《总览》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权威，即使有些重点科研教学单位自己独立确定核心期刊，也并未改变《总览》的基本原则。就笔者了解，其核心期刊无论分类体系还是具体刊物，都是从《总览》上抄来的，然后加加减减，顶多再分个ABC级别。而一些科研能力较差的单位，更难另搞一套，只好全盘照抄。任何一项评价，抽象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难于执行，而非常具体者就容易操作。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其水平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编辑的工作成绩评估，一向缺乏可信度高的依据，论文水平高低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作者的事，与编辑关系不大。在许多人眼中，编辑已经被降为没有学术水准，只能查找错别字和病句的工匠。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渴望水平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心情极为迫切，核心期刊制无疑会受到那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核心期刊"编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在一部分学人的鼓吹与炒作之下，本来应由专家承担的责任，就交给一个什么级别的刊物了。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什么事，说风就是雨，一听说有个什么"好"办法，也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盲目跟风，大干快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大规模地迅速推广，以致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总之，一项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科研成果[11]，在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是否适合推广的情况下，就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内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五．核心期刊制的出路关于核心期刊制的出路，有学人提议"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12]。笔者以为该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以下谈些补充看法。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期刊的评选，后者是这种评选结果的运用。期刊"载文量"，文献"收录量"、"被引次数"，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为产生的。按照一定标准将期刊分为核心与非核心，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社会的需要。因此，核心期刊所面临的不是取消，而是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评选的问题。至于说将核心期刊变成核心期刊制即一种评价体系，则必须非常的慎重。这一标准适合不适合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近读学人文章，多是从如何"科学"、"公平"评选，以及能否在发稿质量上严格把关方面，对核心期刊制提出批评。似乎只要核心期刊评选准确，发稿严格，就可以避免诸多弊端，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核心期刊评选"科学"、"公平"，发稿严格把关，也不可能用来作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按照《总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所选出核心期刊其实与学术评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并不是为学术成果评价服务的。《总览》如果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是不能运用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去的。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有必要把学术期刊作为一项成果评价指标，就必须重新确定选刊标准和方法，以选出适用于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期刊即《报告》所说的"重要期刊表"。而各单位科研部门在推行这一评价体系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一甄别有关期刊后，再制定自己的"重要期刊表"。如果没有能力，可参照情况相近单位实施。至于现在的《总览》，只能作为基础资料使用。这些工作没有做之前，核心期刊制应当取消或暂缓实行。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重要期刊"，也不能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只认衣冠不认人。不能说凡是发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就一定比发在非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对于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其水平也要请有关专家重新审核，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非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果作者认为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专家鉴定，确实达到重要期刊水平者，应视为相同等级论文。总之，对于核心期刊制，应当重新加以研究，若要以之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本文只是从核心期刊理论与实践矛盾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由于笔者不是文献学专业人员，对现行核心期刊制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抛砖引玉，将这个影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1991年。圣诞节，是欧美国家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我国，清末年至解放前，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基督教信徒和少部分社会精英们曾对该节日十分推崇和热衷。解放后，受意识形态影响，圣诞节被崇尚艰苦奋斗、敌视西方强权的国人一度抛弃。因殖民历史的影响，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均以该节为法定假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西方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大环境下，来内地经商的港澳人士以及外国华侨将圣诞节的概念重新带回了内地（尤其是深圳）。至九十年代初受西方强势文化产品的全面输入，渴望追求富裕生活的国内年轻人也对外国的圣诞节充满了美好的浪漫想象，圣诞节有明显的道具、音乐、标识、影视、图书和成系列的附加产品，受到了国内商圈的猛烈推崇，过圣诞节一度成为九十年代初校园里的流行时尚。1991年在特区深圳形成了国内的第一次“造节”运动，继而影响到了广州、上海，南巡讲话后圣诞节经济逐渐波及全国各大城市，极大的促进了国内岁末的经济繁荣。经过30年的发展，圣诞节虽未纳入我国的法定节假日，却在民间已被逐渐改良包容并成为了我国辞旧迎新的预热项目，也成为了新年前夕我国最重要的商业、文化和娱乐活动。
天风Heavenly wind简 介： 基督教刊物。宣传国家宗教政策及法规,阐述基督教教义,引导信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读者对象为宗教工作者、基督教信徒及基督教研究人员等。 期刊分类： 半月刊 创刊年份： 1945 国内刊号： CN 31-1124/B 国际刊号： ISSN 1006-1274 你可以打以下电话查询： (《天风》编辑部) 63297946 (发行组) 一般我们都是每个月在教堂购买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战乱中诞生的《天风》杂志，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历史上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圣诞节,也许很早也许很晚.我知道你是在想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过圣诞节,所以想问圣诞节在中国最早是哪一年开始有人过的.我只能说这没有史料来考察,这能根据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来猜测.我觉得最好的答案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开始流行过圣诞节.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在网上看看是不是可以订购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华民国文学家、发明家。福建漳州龙溪人，生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乳名和乐，名玉堂，后改为语堂，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 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著作书目： 《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 《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 《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 《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 《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 《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 《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 《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 《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 《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 《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 《第一流》 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 《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 《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 《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 《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 《锦秀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 《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 《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 《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 《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 《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 《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 《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 《无所不谈》(1一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 《平心论高鄂》(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 《语堂文集》1978，开明 《林语堂经典名著》(1— 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 《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 《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 《人生的盛宴》(散文集) 1988，湖南文艺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其实你不要地址，但是好的议论文实在太多了，若从网上搜索，更是无穷无尽，只有推荐好的作文网，才能使你收藏的作文虽多而不滥，虽全而篇篇皆为佳作很多好作文和写作文的好方法这有点像广告了，但是事实也的确如此你看下面几篇文章，都是出自此网站细雨闲花皆寂寞,文人英雄应如是� 北京考生 寂寞是一根断了的红线，有心人紧紧抓着它，默默等待另一头的牵线人，即使那人早已远去。�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每每读起这句诗，不禁感叹细雨与闲花的寂寞。当那迷蒙的小雨，一点一滴打落在罗衫之上，谁说这感情不滂沱？不然怎的浸湿了整件衣裳？当那柔美的花朵，飞舞旋转飘落在青石路上，谁说这感情不壮烈？不然怎的铺满了整条幽径？然而它们却是“看不见”“听无声”。� 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有一处花冢，埋藏那些滂沱凄美却不为外人道的情感。而这座花冢，被寂寞上了一道锁。� 纳兰是寂寞的。他的好友曾叹：“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无疑，他是相国公子，御前侍卫，人人歆羡。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埋着深深寂寞。他在小院中拾得翠翘，却“何恨不能言”，只能叹一声“已经十年踪迹十年心”。他向往平淡与朴实，然而这愿望在世人眼中便如那细雨，任是将自己打得全身冰冷，也只是无声而已矣。纳兰的寂寞是一个人的悲伤。� 李煜也是寂寞的。王国维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些打小便坐在龙椅上的孩子们，往往是没有朋友的。即使生身纸醉金迷，终日灯红酒绿，也抵不过夜深人静时无人诉衷肠的寂寞。尤其南唐灭亡之后，家国之恨降临在这个还不成熟的皇帝身上，更是加了一抹寂寞的灰色在他心头。他的寂寞也是无声的，但却不是无形的。他以自己的真性将那一片片寂寞的花瓣铺在宣纸之上，将其化为“一江春水”，化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人间词话》中有批语：“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的寂寞是那个动荡年代的悲伤，但却开启了词的新时代。� 陆游在沈园写下“红酥手，黄縢酒……”将寂寞定格在唐婉的记忆之中。王维在叹“遍插茱萸少一人”时，将寂寞注入知音好友心中。元稹以阳刚之手写下“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道出了那红墙深院里，一个个寂寞灵魂的心声。诗人手中那根红线，另一端系着笔。巨大的情感沉淀后，化为无声，也化为挥笔的动力，让细雨的闲花，变得铿锵有力，永不磨灭。� 其实，还有一些人的寂寞，甚至不止于文学上的作用。林则徐被贬伊犁，他的寂寞岂是常人能及，但他却高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造福了一方百姓。韩愈被发配潮州，爱女死于途中。他的寂寞悲叹却化为了治国的动力，他在那个边远小城兴教育，修水利，受到所有百姓的拥戴，那潮州的山水竟尽姓了韩。� 他们的细雨不止于沾湿了衣裳，更落在了厚重的土地上，滋润了一方水土；他们的闲花也不止于铺满路面，更深嵌土地，“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们的红线那端，是苍生百姓！他们将寂寞化为动力，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一个人的寂寞可以被印在书上，刻在碑上，这寂寞是美丽的，是供人欣赏的。但没有哪一座碑可以永恒过山水，韩愈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英雄的寂寞是奉献，我们应该恭敬地去仰望。�滴水之恩涌泉报� 吉林考生 我们生活在当下。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赚的钱更多了，人情味却更少了；我们的交通工具更先进了，公交车上站着的老人却更多了；我们登上月球探索太空，却不愿伸手帮助对面的邻居；我们的股市价格一路狂升，价值观却成倍地下降；我们的社会都知道“此仇不报非君子”，却怎么也流行不起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而社会上数不胜数的忘恩负义之人，仇视一切事物之徒，更加深了社会道德危机。人们的心越来越狭隘，只懂索取、不懂回报之人，仿佛充斥着整个社会。� 记得曾读到一则故事：一对老夫妇遇到一个赶着回家过圣诞节的年轻人。年轻人买不到车票，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无法回家。老夫妇邀他共度圣诞节，遭到推辞后，竟主动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年轻人。这样的举动令人感动，但接下来的事却让人心寒：这年轻人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杳无音信。� 一位著名作家在谈到社会道德时，也曾说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一次散步时捡到一个钱包，打电话找到失主后，失主没有半句感谢之词，竟还要求他把钱包送还失主家中。� 我们感叹丛飞节衣缩食为贫困学生捐款，却也愤慨在他重病之时无人援助；我们感叹雷锋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也无奈于现在有些中小学生不知“雷锋”为何人！� 当整个社会呈现出暧昧的姿态时，我们需要一种有质感的态度来面对社会道德危机。这便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一位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将自己的儿女唤到跟前，一一叙说何人何时帮助过自己，教导子孙们要报答人家。虽然老人一生坎坷，遭受过不少人的陷害，但他自始至终未提一句，只把感谢留给后人。这是我见过一个老人留给世界最好的礼物。他让人们明白了感激的力量与回报的感动。� 一位女士把自己430元稿费，很随意地捐给了西北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女孩，但这位女孩却把她的恩德深深地记在心里，即便在贫困的条件下，仍坚持给她写信——虽然这位女士已忘了这件事。小姑娘的善良、知恩让人欣慰。� 我们感叹华农大学生小李的爱心，更为那个四年级的女生深深感动；我们感叹大批青年出国深造，更感叹他们中不少人回国报效的高尚。� 西方有位哲人说：“别人爱我，我爱别人，这是小爱；我爱别人，别人爱我，才是大爱。”所以基督教有句名言：施比受有福！� 无论东西方，无论古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都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准则，它将促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有思想、有内涵，它让我们可以遥望一个美好的未来。�对手与朋友时间： 2008-04-25 09:32:07 作者：兰州二中高一一班袁春燕 来源：兰州晨报 对手就是对手，毋庸置疑。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当或超过我们的才能，他们与我们在同一片领域里竞相追赶、逐鹿中原，他们是与我们争夺到达成功彼岸游轮船票的人，他们是与我们一起狂奔向胜利终点的人，他们是与我们一同向希望之塔塔顶奋进的人。有时，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实现梦想的本就迂回曲折的历程可能会充满了更多的艰难险阻。 朋友是什么？朋友是总在我们身旁默默守候、注视着我们的人，朋友是危难关头总能挺身而出的人，朋友是与我们同上冰山、共下深海的人，朋友是总能在你气馁时为你打气的人，朋友是在你停滞不前时为你加入机油的人，朋友是点亮你人生之灯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本来困难重重的人生之旅有了更丰富、更明亮、更鲜艳的色彩。可以说，朋友是调色盘，是在人生中画下彩虹的画笔。 有人一听到对手即使在炎炎六月也会感到寒风凛冽，一看到朋友即使在隆冬腊月也会有暖意袭便全身之感。对手与朋友看似是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其实不尽然，对手也是朋友。 试问，朋友是让我们进步的人，而对手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是的，他们的确会为我们的前进施下重重阻碍，使我们倍受精神压力的煎熬，但换个角度想想，正是因为这样的阻碍，这样的艰难，我们才会不遗余力地想突破它、超越它，从而获得成功的快慰，而这时，所谓的压力不也就变成一种动力了吗？朋友总在你人生低谷时为你打开一扇门，而对手此时会将你独自留在黑暗中，你只有靠着自己反反复复甚至是头破血流的冲撞，才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路走向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友是给了你帮助和鼓励的人，而对手更是帮助了你的人———他让你学会了独立、坚持、忍耐，他更能让你“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人生需要朋友，也需要对手。对手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朋友，因为他们，我们的人生才不会缺失。一个对手也没有，“无言独上西楼”的境界是一种孤独，是否也是一种悲哀？好好享受人生吧，视对手为对手，也视为朋友，黯淡的人生之旅，便会在这时被点亮！ 生死一瞬时间： 2008-03-06 16:18:48 作者： 来源：网络 “生”？“死”？这两个词在人们的脑海里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生”代表着希望，“死”代表着悲痛，然而这两个相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词却铸就了生死一瞬。 刚来到世间的雏鸟，小声地鸣叫着，这是新生，树枝抽芽了，这是新生；小河融化了，这是新生；一个新的小生命诞生了，这也是新生，可见“生”那是那么美妙。 一个人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律，但是，我们可以避免一些无辜的死亡。在我国，一年不知有多少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有老人，有成年人，也有青年人和少年。他们的死是如此的不值。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说过；“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我看来，死于交通事故的人的死是轻于鸿毛的。那青少年，他们可是祖国的花朵呀！可却在花朵未开放时就凋谢了。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当科学家，建筑师，医生、老师……我们有如此多的理想可以实现，可是如果没有了生命，这一切又从何说起呢？正如少年不知愁的滋味，青少年也不知死的滋味，而当他们真正丧失了生命，连后悔都不可能了，死就像恶魔一样，如此可怕。 正因为道路繁，车多人多，国家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规》，难道法规都是废纸吗？我们可不能把他当作废纸啊！它可是我们生命的一张保证书。如果人人遵守交通法规，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那宽大的柏油马路就不会有那么多鲜红的、令人心痛的血。 我曾亲眼目睹了那悲惨的一幕，在赣州到南康的那段公路上，车水马龙，大小车辆不计其数，一个小男孩正要过马路，他看都不看，直跑过去，哪知，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心里默默的为这个男孩祈祷着，但是，最让人不想看到的那一幕还是发了，那辆车压过小男孩瘦小的身体，小男孩当场就死亡了，我的天啊！为什么老天不眷顾这个小生命呢？但是，我们明白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小男孩应看清楚再过马路。他当时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儿是父母的心头肉”呀！小男孩的父母该多难过呀！父母生他养他不容易，可是他呢？还没有报答父母，报效祖国，就这样走了，人死是不能复活的，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正如朱自清先生在《匆匆》中写到；“我们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上，又赤裸裸的回去了。”这不就枉费在世间走一趟吗？生命短暂，时间匆匆，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珍爱生命，安全出行。 我们只有珍爱生命，才能让有限的生命发出无限的价值——这难道不是刻骨铭心的人间真理吗？在生死的一瞬间，我们毅然“选择”有价值的“生”。美文放送：坚守正直时间： 2008-04-09 14:47:40 作者：湖北仙桃胡场二中 杨 啸 来源：《名校名文热点范文精品选》 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坚守正直，人生才气象峥嵘，风采绚丽。 ——题记 生活的大海，深邃浩淼，辽阔无际。生命的航船朝向远方的灯塔，颠簸摇荡，拼搏着前行。 高高挺立的风樯，从不畏惧前面的千里狂飙，万仞惊涛；也不躲避身旁的汹涌漩涡，迅猛暗流，总是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往直前的气魄，百折不挠的意志，执着地出没于波峰浪谷间。艰危的环境里，欢乐，是它的桨声；正直，是它的帆影。人生远航的画卷被渲染得十分壮观。 其实，正直与真理血脉相连，它是生于真理树上的一朵蓓蕾的热烈绽放；正直与正义骨肉相亲，它是出自正义源头的一股清泉的踊跃奔流。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代先哲对世人的鞭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代良吏对自己的箴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一代忠臣对生死的抉择。 于是，这样的人就有了一身正气，即使霹雳轰顶而色不改；就有了一腔豪情，即使狂沙扑面而眼不迷；就有了一颗赤胆，即使万箭穿胸而志不移。动乱岁月，去留肝胆两昆仑，凛凛的雄风在血火中长啸；和平年代，富贵于我如浮云，浩浩的英气使天下同钦。 屈原正道直行，自沉汨罗，一篇《离骚》震撼天地，万古留芳；司马迁刚正不阿，秉笔直书，一部《史记》彪炳史坛，成为绝唱；林则徐宁折不辱，虎门销烟，一炬烈焰照耀神州，惊破敌胆；张志新甘为玉碎，反抗强权，一腔热血倾洒刑场，染红真理。是啊，多少仁人志士挺起正直的脊梁，撑起了华夏一片明净的蓝天。 媚俗的笔墨写不出传世的文章，伪饰的包装掩不住猥琐的心灵。秦桧夫妇长跪于岳王墓前，洪承畴遗臭青史，汪精卫断魂东洋，——不守正直，欺世盗名，变节失贞，为虎作伥，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 坚守正直吧，朋友！说什么红尘滚滚，悲什么物欲横流，叹什么世事沧桑，怨什么人情冷暖，无论月黑风高，浪急滩浅，树正危樯，扬起云帆，在生活的大海上出发，你的前面将是掌声与鲜花！
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论文范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论文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两年前，我在《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一文中认为，我们能否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是我们本己的问题和希望，是我国中西马哲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共同指向的目标，它成为中西马哲学会通的问题基础。① 进一步深入思考，我认为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一种心安理得、自在自足的生活，是一种在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达到本体实在的生活。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儒家的说法，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得道”的生活。这种心灵的安居和德性的自信是如何可能的？它必定是漫长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寻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抽象的理智信念。孔子、孟子都讲年龄与修养和心灵境界的关联，这既是他们为学做人的真实感言，也是个体生命达到哲学本体自觉的普遍过程。黑格尔在阐述逻辑的具体普遍性时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只是由于对其他科学有了较深刻的知识以后，逻辑的东西，对主观精神说来，才提高为一种不仅仅是抽象的共相：正像同一句格言，在完全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要在成年人那里，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② 对于每一个人作为主观精神说，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本体性获得离不开日用常行的生活，这是生命和精神成长的过程，也是现实生活的过程。哲学既是生活哲学，也是成长哲学，而生活、成长就是主观精神自身中介、自身发展、自我觉解的辩证运动，精神自我运动的辩证法是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辩证本体基础。
一、主观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化
哲学是人自我意识的理论，起点是人的主观精神对生命、生活和精神的自觉，它首先要在自然态度的生活中寻找和发现精神、意义的存在，并进而把生活和世界精神化。哲学思想的这种特点，根源于高清海先生所说的“人的奥秘”或人的双重生命：一方面，人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自然生命，趋利避害、物种繁衍的生命本能支配着人的生存；另一方面，人又是与自然的断裂，人的意识和文化生活规定和支配自然，出现了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基督教中“失乐园”的神话、中国仓颉造字天地惊变的传说，都表达了这一“原始创伤”的意识。③ 哲学是人的精神生命的自觉意识，从产生之日起，就作为区别于自然态度生活、自然态度思维的自觉反思追问生命、生活和世界的精神意义。
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表达了西方哲学的生命自觉，人必须认识自己，必须弄清如此生活的根据和理由，必须把遵守伦理和法律规范的伦理生活转变为自觉这些规范根据的道德生活。苏格拉底的追问和讽刺的辩证法暴露了人的无知，这不是习俗、规则的无知，而是对精神生命缺少领会的无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既有对什么是勇敢等这些美德和规范的追问，也有从共相无穷倒退到自身悖谬的高度思辨，黑格尔所说的纯粹思想的精神本体开始显露出来。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主义哲学，走上了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用思维宰制存在的思想道路，柏拉图主义的这种视域和方向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存在与世界在技术座架中被分割、控制，计算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笼罩了世界，人归属存在、扎根于存在的经验被遗忘了，这就是两千年的西方的主体形而上学。在我们看来，这种主观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化是哲学必须经历的主观性环节，是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精神本体自我规定的第一阶段。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在原初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感受到的不是理论理性的能动性，而是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能动性。④ 哲学的任务不是用思维规定存在，而是发明本心固有的良知良能，仁民爱物，使人与人、人与天无所隔碍，处于彼此通达的和谐境界中。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固然是人心所自有的，但必须存养、发明、习练等才能由微而显，不断成长，乃至浩然充沛。孔子是中国最好的学者典范。他十五岁志于学，从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致在学习中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觉地表达了一种精神成长的“学习本体论”。生命在学习中增长，境界在学习中提升，从“不惑”到“知天命”，再到“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体验和领悟到的是主观精神在客观性中的自由境界。孟子哲学过去被我们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他较孔子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心的能动性，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知性、知天”，这既是日常生活中自觉的道德践履，也是反思生活中的精心集义和存养。孟子自称“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解释“浩然之气”是与“义”和“道”相配的，是“集义所生者”，它是靠长期的道德实践和自觉反思存养而成的。孟子对“知言”的说明尤有现代哲学的意味，“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认为这些不当的言词生于心，害于正，进而害于事。这可能是中外文献中最早的语言分析：片面的话知道它为什么所遮蔽，反复多余的话知道它陷入了什么偏好或思想的怪圈，偏颇邪恶的话知道它从哪里离开了正道，掩饰、逃避的话知道它的道理走不通的地方。如此敏锐和透彻的语言穿透力，必是如黑格尔所说阅世很深、历经沧桑的老人才能具有的成熟智慧。孟子所说自己的两点优长即“养气”和“知言”都是漫长的精神修养过程的结果，也都是主观精神充分发展的成就。
西方哲学在近代达到了自觉的主观性原则，世界是对人显现的意识世界、表象世界，“我思”和“纯思”的确定性是世界唯一可靠的基点，生命、生活和世界只有在纯粹思想的逻辑或内在包含世界的意识原理中才能有最终的确定性和存在意义。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却是有充分理论论证、是有历史必然性和重大历史贡献的唯心主义，套用列宁的说法，这是比较接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从学理的根据说，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本能地感受到物在我之外的实在性，朴素的实在论信念是日常生活乃至经验科学的基础。但用黑格尔的说法这是物质的思维和知性思维，用胡塞尔的说法是自然态度的思维。从他们所说的思辨思维和理论态度的思维看，哲学正是以不同于常识和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看世界，哲学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按照近代哲学的主观性原则看世界，世界尽可能是自身存在的自在世界，但为人意识到或对人显现的世界却是倚赖人所固有的意识机能或主观精神的能力，也依赖于人的身体。近代唯心主义的主观性原则是有充分学理根据的原则，即使是贝克莱的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学理上也不易反驳，这使康德、狄德罗乃至列宁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困扰。从主观性原则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贡献说，比其他哲学更多地强调了意识的能动方面，它对主观精神的自觉和弘扬宣告了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时代也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的时代，不仅生活和世界被精神化，就是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作为超越的客观精神，也逐渐被人本化、主观化，上帝原理被还原为人性原理、人的意识原理。总之，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无论是自然存在，还是历史存在，都必须从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原理去理解和说明。“人为自然立法”，人也为自己建立规范和规则。用康德的说法，启蒙的实质是每个人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主观精神成为一种理性规则、理性实践、理性控制的精神，它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