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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分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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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分析政策

如果你是要写论文关于政策的影响,你需要考虑政策前后几年的情况,包括政策实施前后的不同情况以及政策实施后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你可以先研究一下政策实施前后的趋势情况,可以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发展数据,对比政策实施前后的行业格局以及政策实施前后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然后,你可以详细分析政策实施后的变化,比如政策的实施情况、实施的效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你可以得出政策的成效和影响,从而得出结论。

社会科学研究 (不包括人文学科)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揭示形形色色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探寻社会或者社会的某个子系统的发展、运作规律,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学术目的和学术价值而言,社会科学类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学位论文”)也是如此。但是, 具体到每一篇学位论文,是否必须有政策建议的内容? 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建议? 如何提出政策建议? 这是在学位论文的指导、评阅、答辩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学位论文中是否一定要有“政策建议”?这是导师之间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容易导致研究生和教师冲突的问题。 有的学位论文没有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建议部分文字较少,常常受到评阅人和答辩委员的批评,获得的评价较低;研究生对此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不认同教师的评价。是否有“政策建议”、政策建议是否可行,被多数高校列为学位论文质量的评判标准之一;这可能过于绝对了,需要澄清、纠正。 学位论文中未必一定要有政策建议 。 虽然“经世济民”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揭示社会规律。 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注重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的探讨,进行抽象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应用研究立足于理论的实际应用,着眼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基础研究是否一定有对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 ,要根据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结论而定。 有的基础研究可能直接与具体的社会问题相联系,研究结论具有直接的政策意蕴,而有的研究成果则没有直接的现实政策含义。有的研究工作只是对前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新的证据或者证明,而这些研究结论的政策建议已经被别人提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位论文中提不出新的政策建议,仍是合乎要求的,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例如,不平等度量的技术和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论文改进或者提出了新的度量指标并证明了其良好的特性,甚至证明了前人提出的度量指标的新特性,都是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价值。但是,这一成果未必具有直接的政策价值。这类成果要应用于政策研究、产生政策含义,需要再作进一步的具体研究,那是另外一项研究的内容了。这类学位论文没有政策建议,并不是论文的短处。学位论文是否要有政策建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不能不加区分地去批评学位论文缺少政策建议这一部分。 对于应用研究和能够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研究来说,“政策建议”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内容。 充分挖掘研究结论隐含的政策含义,不仅能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把一个笼统、宽泛的建议具体化,提出详细可行的实施步骤,可能需要更为缜密的理论和因果关系作为支持。政策建议的深入开掘,有利于认清已经完成的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有时在开掘政策建议的过程中,研究者才会发现所作的理论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化、细化,才能明确深化理论研究的方向。 除了学术目的和学术价值外,学位论文还具有教育价值和功能,完成“政策建议”部分的研究,是训练研究生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很多著名学者都很重视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这一环节。林毅夫教授在评论他自己指导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指出:尽管这是一篇不错的博士学位论文,实证研究做得很扎实,但是论文的“政策含义挖掘得不够充分”。这说明林毅夫教授很重视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政策建议”部分。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但是,对于可以提出政策建议的学位论文,政策建议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建议”就是根据学位论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提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对策。 这种对策是论文研究结论的自然的、直接的引申,是理论研究结论应用于具体问题时所推断出的结果,在逻辑上与论文的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脉相承的。 必须依据学位论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 有的研究生还没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时, 就把政策建议想好了,在论文开题报告中,提出了数条乃至近二十条政策建议。 还没有对问题进行研究,何来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显然违背了学术研究应有的逻辑。也有个别的导师头脑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做论文进行论证。不论这个主张是否合理、是否正确,学生已经先入为主认定这个政策建议是正确的,然后去展开论文的研究工作,这实际上扭曲了学术研究。 我们经常发现学位论文政策建议环节中逻辑推理出现问题, 很多研究生脱离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去寻找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与理论研究相脱节,整篇学位论文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举个常见的例子。经济学研究中,一般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几乎所有的借助经济学分析方法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以此假设为基本前提。“理性人假设”把人的理性都看成是等同的、不变的。这类研究中,省略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考察,没有去考察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研究,把人的“偏好”视为是稳定不变的,把人的行为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人的行为的差异、变化是由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变化所致。这类研究所能提出的政策建议的范围,仅限于改变制度、物质、技术等约束条件,得不出改变人的主观认识、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方面的建议。但是, 有的研究生利用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却提出了要“改变人的观念”、“提高思想认识”之类的对策。也许有些建议可能是正确、可行的,但在逻辑上,从论文的研究结论无法引申出这一建议,就不应出现在论文中。 学位论文必须立足于研究中所发现的规律,依据论文确立的因果关系,去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与对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能得出确凿的因果关系结论,都真正确认了规律的存在。社会科学研究有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也有解释性研究;可用定量方法,也可以用定性方法。定量研究有因果关系研究,也有相关关系研究,对应的结论分别是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相关关系研究并没有确认因果关系存在。 探索性研究只是对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没有取得对规律的准确认识。 案例分析不能做因果关系检验的手段,仅凭案例分析得不出肯定的因果关系结论。 所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得出结论的类型不同,相应的政策建议的类型、建议的肯定性程度就不同。 学位论文中要对此加以区分,作出准确说明。例如, 依据探索性研究的结论,所提出的仅仅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些办法也可能是不合适的,必须详细说明论文所给出的仅仅是“可能的”、“潜在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只有对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有准确的认识,对政策建议研究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做好“政策建议”研究。研究生对学位论文中政策建议的态度和认识有两种极端情况,需要导师在指导中去纠正。 一种极端情况是部分研究生轻视“政策建议”部分,认为政策建议是学位论文中可有可无的部分,把政策建议视为论文主体内容的点缀,甚至认为提出政策建议不是学术研究者的责任。这其中有些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功底很扎实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结论是正确、可靠的,具备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的基础条件。但是,由于这些研究生的思想认识有偏差,仅仅满足于得出理论结论,没有在开掘政策建议方面下功夫,没有仔细推敲政策建议的逻辑,未经过严密的推理,就轻率地写出了政策建议,破坏了论文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使论文的整体质量下降。 部分学位论文由于没有很好地开掘出政策建议,或者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新意和针对性,常常遭到评阅和答辩教师的批评。有些教师对定量研究方法不了解,往往直接去看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由于看不到新颖、可行的政策建议,他们就会认为这些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认为这些复杂的定量研究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因而对论文的评价较低,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研究生的理论研究成果。从教师方面来说,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这样的做法也不妥当;但是,其中也有研究生自身的原因,由于政策建议研究部分没做好,造成了教师对研究成果的误解。大多数教师和读者,甚至是同一专业领域的研究者,都很关注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看不到新颖、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很容易导致对研究成果的误解。 第二种极端情况是部分研究生过于重视政策建议, 认为提出“如何改革”、“如何发展”的思路、想法就是论文的全部内容, 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写出政策建议。这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篇幅很大,甚至超过论文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种错误认识。这种情况在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和同等学力人员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中更常见。 由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范式、学术制度、学术规范正在转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刊物所登载的论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这些论文仅仅表达了作者对某一方面社会改革的一些设想、看法。对这些设想、建议的理论依据,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甚至很多建议和看法并没有理论依据。许多学术刊物也是政府部门的机关刊物,经常发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政论文章。研究生读了这些刊物上的文章会产生误会,认为这样的文章就是学术研究论文;写作这类文章,谈谈“应该如何改革”的想法,就是学术研究;发表了这类文章就是发表了学术成果。很多高校都要求或者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但是并没有对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学术论文”进行界定,往往把发表在这类刊物上的文章统统作为论文,据此对研究生进行奖励。很多研究生不去认真学习如何做研究,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发表这类政策建议文章上。写学位论文时,研究生还是采取这种方式和态度,把提出政策建议这一环节作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主要研究工作,把研究过程等同于提出政策建议。导师必须及时进行指导和纠正,让研究生明白这是误解了“政策建议”和学位论文研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研究生必须熟练掌握现代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 部分学位论文专门进行政策分析研究,对已经或者正在实施的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评判,寻找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然后,提出改革、完善政策的建议。研究生要完成这类以政策分析作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必须掌握现代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加速吸收现代数学研究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成果,通过数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合作努力,开掘出了很多有力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和技术中,有的专门用于“反事实问题”中的因果关系分析。最近三十多年来,这些技术和方法逐步被提炼、加工、完善,已经非常成熟,应用起来很方便。这些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使政策评估结果的精确程度、可靠程度大大提高。政策效果评估中都涉及到“反事实问题”这一难题,现代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巧妙地克服了这一难题。然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对这些新方法、新技术的反应较迟钝。尽管许多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都有专门的政策分析课程;但遗憾的是很多政策分析课程教师对这些已经非常成熟的政策分析方法充耳不闻,不主动去学习、吸收、运用,继续局限于思辨性的研究,习惯于通过“拍脑袋”的方法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个别导师甚至对这些自己完全不懂的方法和技术,在课程教学中进行错误的评价,故意引导研究生不去学习这些新方法、新技术。由于没有掌握分析方法和技术, 很多研究生仅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对已经实施过的和正在实施的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找出“存在的问题”。 这些“政策分析”,很多观点看上去很新颖,但是未必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政策分析研究是违背科学原则的,根据这些不靠谱的政策评价,所提出的政策改革建议也是荒唐的。 很多学者和研究生强调,自己的研究中使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只做定性研究。这些说法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对定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认识的偏差。事实上,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是统一的、一致的,是相互补充的(不包括人文学科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但是,定性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准确性受限制,尤其是在因果关系分析中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深入领悟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原理,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定性研究方法。案例分析难以进行可靠的因果关系推断,不懂得定量研究方法的人,难以理解这一点,也就不知道案例分析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效果分析是因果关系分析,但是很多人用案例分析方法推断政策的效果。仅仅依靠案例分析所得出的政策分析结果,可能是有严重偏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条件允许,导师就要尽力指导研究生学会定量研究方法,帮助研究生获取可靠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作出全面、精确的判断。 要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必须准确详细地把握社会实际情况。 大多数研究生是没有社会工作经历的年轻人,缺乏对实际社会情况的直接感受,不熟悉实际情况。 做政策建议部分研究时,导师要指导研究生再次查阅相关资料,熟悉有关部门、行业的实际状况,甚至有必要再次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际调查,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研究生提出政策建议要实事求是。 学术研究工作不是“愤青”的牢骚,不要未进行科学的研究,就对现行政策进行盲目的批评、指责。 政府正在实施的政策未必是完备的,未必方方面面都是科学的,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政策研究切忌故意迎合个别政府部门、部分政府官员的需要和喜好,切忌盲目为现有的政策作牵强附会的注释、辩解,更不要脱离实际情况高谈阔论、唱政治高调。研究生要通过自己扎实的科学研究,作出客观的判断。 “政策建议”的范围很广,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或者方案,也可以是一个方案中某一方面或在某个步骤上的具体做法;可以是对已经有的方案提出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实施步骤,明确各项措施的实施次序,还可以是对前人提出的建议的否定和质疑;可以是一项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的设置,也可以是确立实现某个目标的条件和时间。 提出政策建议要有“不以善小而不为”的作风和态度,政策措施中看起来很细小的差异,其实施后的后果可能差异很大,细小的政策建议并不是作用微小。所以,要重视细节方面的建议,建议内容要尽力细腻、具体,不贪大求全。在学位论文中,政策建议部分所占篇幅不会很大,有时一两段文字,甚至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把建议说清楚。 另外,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前提的,在政策建议研究中,研究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财政政策分析研究报告论文

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篇一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支农政策探讨 摘 要: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妨碍了民生工程。2009年,我国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农村财政政策方面也有许多改变。该文通过分析我国近两年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借鉴外国经验,对我国的农村财政提出建议。 关键字:农村财政;农业;积极财政;支农;补贴 一、文献综述 对支农政策的研究很多,其中侧重于效果和不足的研究。蒋和平、辛岭***2009***认为农业补贴是 *** 对农业支援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温铁军、刘海英***2009***认为“家电下乡”一类的农村补贴由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都与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实行效果不佳。 这些研究都确定了我国三农政策的可行性,并承认它们的实际效果,同时也看到了不足,提出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但是关于危机后农业财政政策却没有单独归纳出来。 本文将结合当今时代背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一些农村农业方面的财政政策及变化,通过分析它们产生的效果来作出评价。 二、我国的支农财政政策发展 ***一***政策总介绍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的一号档案内容都是“三农”问题,2009年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加大“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9年底到2010年初,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三农”的政策,如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从2009年开始实施,2009年新增农资综合补贴集中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加强新增补贴资金管理,完善使用机制等。 ***二***取得成效 1.农村低保方面 2009年继续推进农村低保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4700多万,月人均补助达到60元。城市低保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2340多万人,月人均补助达到160元。五保供养人数556万,年人均保障水平集中供养为2500多元、分散供养为1800多元。城乡医疗救助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年救助6500万人次。临时救助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全年救助800多万人次。为城乡低保家庭、五保物件、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物件和城乡老党员发放了一次性节日生活补贴,惠及7400多万人。 2.农业补贴方面 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是“黄箱”补贴,即价格支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等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从补贴形式来看,暗补是补贴的主要形式,其通过流通领域实现,而明补只占补贴的25%左右。 在发放程式规范上,在各项补贴资金的发放过程中,先向群众与社会公开补贴政策、标准、数量等,后让农民在“五到户”表册上签名盖章认可,再兑付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执行。从2005年开始,采取在银行建立农民个人账户,以存摺形式直接发放到户的办法,把各种补贴资金直接计入农户或受益者个人账户,有效防止了各项补贴资金被截留挪用或抵扣现象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财政政策在面对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下,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但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政策制定上,农民处于被动地位 无论是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也好,还是加快城镇化程序也好,解决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农民放权让利,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利与博弈能力。没有权利的提升,农民的福利依然是 *** 财政的“嗟来之食”,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的自 *** ,农民将无法解决城镇化后的安家住房问题,城镇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外,如果农民没有足够的自 *** ,城镇化将缺乏内生的动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自发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实行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主财政的概念贯彻,但有待改进。 ***二***农村低保、补贴的标准评定,甄别程式等存在漏洞 农村低保和补贴是对农民直接相关的两个转移性收入来源。以低保为例,以收入为基础的准入条件,因为资料来源可能不真实,在现在看来不尽合理,另外在基础评定中也可能出现违规操作的道德风险。现在虽然实行直接发放的政策,但是中间仍会出现 *** 现象,影响农民切实利益。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 现在的农村水利设施存在病险水库多,灌溉渠道老化的问题,另外我国河流纵横交错,旱涝频发,但防汛抗旱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一些地方农村饮水安全专案实施缓慢。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突出支农投入重点 不断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等工程的投入,突出重点地区和专案,因地制宜,整合支农资金。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取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市县农村公益性建设专案的资金配套要求吗,以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发展”的目标。 ***二***加强支农政策立法,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 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法制的实施,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外统一、公开透明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强化农业补贴法律法规建设,要以保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为核心。优化“绿箱政策”结构,设定必要的“黄箱政策”条款。是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农业补贴的投入量,同时规定补贴结构及补贴方式。 ***三***加强支农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和地方各级 ***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切实加强对支农专项资金和建设专案的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蒋和平,辛岭.改善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建议[J].农产品加工,2009,***7***. [2]王佳伟.关于农村低保制度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J].中国民政,2009,***12***. [3]温铁军,刘海英.家电下乡与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9,***6***. 篇二 “积极+稳健”,改革是关键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组合”已连续实施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既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颇有新意和深意 2015年离我们越来越近。辞旧迎新之际,很多人盘点着今年的得与失,也对明年充满更多期待:安居保障房,能不能轮到我家有一套?办企业做生意,贷款能不能更容易些?融资成本能不能再低一点?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明年巨集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定了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稳健”,这一“组合”连续实施进入第五个年头。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充分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在具体操作上又颇有新意和深意,方向更明确,重点更突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增大。这一压力也明显传导到了市场和企业。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发力,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对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新机遇、新利好很多,但困难和挑战也不少。比如,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需求疲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尚未完全缓解。“积极+稳健”这一政策组合,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稳中求进的主基调。“稳”,就是保证经济转型平稳进行,既不要过度 *** ,追求快速增长,也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确保经济执行平稳;“进”,就是要唱好改革的“重头戏”,更多地释放改革红利,使中国经济内生动力澎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明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扩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样的“积极”取向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必要。适当扩大赤字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如何把财政资金用在实处、花出效益。财政资金有限,就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障民生,加大社会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应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和公开力度,让公众了解国家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产生了哪些效果;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完善,进一步公平税负,减轻小微企业负担,让市场活起来。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执行。特别是在当前融资依然“难且贵”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下大力气消除经济执行中的“梗阻”,让“金融血液”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让广大企业获得更充足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打破垄断,鼓励民营银行积极发展,创新网际网路金融,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务,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位举足轻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牵一发动全身。深入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是明年“积极+稳健”政策组合实施的应有之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改革措施到位,释放红利充分,经济的基础才会筑得更牢,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将越多。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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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和.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和,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和+.但是,以1985年价格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比从1991~1996年的水平低了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集体经济年均增长、个体经济年均增长、其他经济年均增长.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从1993~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分别为、、和,而从1997~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只有、、、和;从1993~199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资本形成率的分别为、、、,而从1998~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是、、和.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

这说明:与亚洲危机以前相比,1998年以后从增长趋势上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呈下降状态,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也比较快;全社会固定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投资的结果。

3.积极财政政策与出口。从1991~1997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的增长速度分别是、、和.除2000年我国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出口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慢。这说明,我国仍然没有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后不利影响的阴影。

4.积极财政破策与经济增长。从1998~2002年,我国保持了、、、和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这期间,围债投资,包括带动的银行贷款和地方、的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

5.积极财政政策与就业。首先,从职工人数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2331万、-564万、-486万和-468万。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是-63万和-177万。

其次,从从业人员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的变化情况分别为+357万人、-423万人、+871万人和+940万人。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分别为+903万人和+750万人。

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从1996~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20万、570万、571万、575万、595万和681万,登记失业人数呈递增之势;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从1991~199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都在~之间,而1997年以后,这一比率都在以上。其中,2001年达到.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著名的“凯恩斯革命”。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析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为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及时、果断地实行了重大转变,在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的同时,财政政策也从“稳健”转为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本文在系统回顾积极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国内外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简要评价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并提出其贯彻执行的要领。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7-5801(2009)01-0052-06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及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学说是由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形成的经济理论,在1929年的“大萧条”危机后应运而生,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说以探讨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把分析“有效需求不足”作为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课题,其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及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要点

凯恩斯经济学说包含紧密相连的两部分内容,一是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的需求理论,二是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一整套政策主张。其“有效需求理论”的基本思路是: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说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正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凯恩斯尤其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的积极作用,主张通过大量举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来克服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并提出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具体 措施 :减税和增加政府公共投资。

凯恩斯经济学说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意是要通过“反周期”宏观调控适当“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两大基本手段,两者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一般来说,经济高峰期财政要实行紧缩性政策,中央银行要紧缩银根,以抑制总需求;相反,经济低谷期财政要实行扩张性政策,中央银行应放松银根,以刺激总需求。不过,现实操作远非理论分析那样简单直接,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或“双紧”的操作未必可行,或者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往往只能采取“一松一紧”的搭配,形成总体上松或紧的导向,并配之以其他政策意图。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一些新的阐释、补充和修正,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也进一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阿尔文?汉森(Alvin 在继承凯恩斯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财政政策的运作应是“补偿政策”。

为了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增长,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和阿瑟?奥肯(Athur Oku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企图使人们注意到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充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他们认为,只要实际的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经济产量,哪怕是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詹姆斯?托宾和阿瑟?奥肯的充分就业政策观点修改了主张只在经济萧条时期才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凯恩斯的政策观点,从而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一大转变和发展,因而这种观点被称为“新经济学”。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停滞膨胀”局面的时候。“新经济学”陷入了困境,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走向分化,促成了供给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等相关财政政策理论的兴起。供给学派是从总供给、长期增长的角度提出新的财政政策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则从内生的、长期增长的角度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理论。

二、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践

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在政府行为层面,以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标志,政治家开始了运用政府力量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的实践。美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措施来调节国家经济的实践,很具有代表性,其 经验 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践圈

1.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失衡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的经济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先河。罗斯福新政中包含多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是通过各种法令,扩大财政支出用于福利救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二是1935年美国政府成立专职机构“工程兴办署”,有组织、有重点地兴办公共工程,安置失业人员,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对企业生产给予扶持和管理,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并对其生产和销售进行指导和管理;成立农业调整署,对农产品实行各种扶持补贴政策。

“新政”总体上获得成功,有效启动了国内需求。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这就从实践上印证了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以拯救经济大危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有效性。但同时,赤字财政政策不仅在当期联邦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了29亿美元的缺口,而且形成了财政赤字长期化的开端。为日后新的经济问题埋下了伏笔。

2.二战后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财政政策。

杜鲁门政府采纳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建议,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试图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求得长期预算平衡。首先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引起了1949年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从上升到。随后杜鲁门政府实行了同军事相关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方面的措施,扩大财政支出。同时实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一度刺激了经济增长,使美国出现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针对1957~1958年经济衰退,再度采取以军费开支为中心、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美国在1958年财政年度出现了10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1959年财政赤字更是高达120亿美元,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推到了新

的高峰。

3.肯尼迪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和约翰逊的减税政策。

为了缓和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萧条,肯尼迪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实行“增长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连续不断的刺激性减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失业率从1963年的下降到两年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也是温和的,仅为左右,国民经济年增长率达到,克服了经济停滞。

约翰逊总统时期基本上承袭肯尼迪时期的政策。战争逐步升级,大规模的军事开支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国会又通过了减税计划。此外,约翰逊政府扩大联邦政府对 教育 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这些财政政策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些政策也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收支缺口,引起连年赤字。同时,短期财政支出扩张政策逐渐转变成经常性的财政支出扩张政策,趋向于长期扩张,福利主义倾向带来经济实力与活力下降,经济繁荣开始显现“滞胀”阴影。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继任以后,也都先后多次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更加膨胀,在整个70年代,美国赤字总额创下了3044亿美元的惊人纪录,同时美国经济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膨胀”的困境。这使凯恩斯主义框架面对扩张与收缩的“两难”而束手无策,于是“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革命”辉煌时代的终结。

4.里根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里根执政以后,面临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滞胀”局面,里根经济学的导向是新保守主义的减少国家干预。里根政府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和适度支出扩张。里根的经济政策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然而。里根的减税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翻了几番,在1981~1985年之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了5392亿美元,超过了历届政府的赤字总和4484亿美元。

5.克林顿时期的结构性财政政策。

克林顿政府改为实行一种“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即对政府支出做到既有减又有增,既强调削减财政赤字,又重视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和增加长期公共投资,可谓“双管齐下”。这一特征体现在克林顿政府展开的以减少财政赤字为核心的振兴经济计划中。实践证明,克林顿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增加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公共投资。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成绩斐然,带来了历史上最长的扩展期和一段“低通胀、低失业、持续增长”的宏观态势。同时,克林顿政府削减赤字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美国联邦赤字连续大幅度下降,1997年已经降至23年的最低点,为220亿美元,并于1998年出现29年来的首次联邦财政赢余,大约630亿美元。

(二)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历史,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应对经济萧条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是举债扩大支出和实行减税。举债扩大支出主要是应对经济萧条和衰退,减税既可以用来克服短期经济萧条,也可用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第三,美国的历史表明,在短期内,政府采取安排赤字预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确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但从长期来看,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问题。

总之,美国政策实践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总供给过剩的问题,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确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代价是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乃至滞胀。根据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来看,要促进经济增长,应关注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尤其是往往被忽视的总供给方面。政府应采取减税和刺激供给的政策,依靠税收的增减、税制结构的改革,以及支出扩张中的结构导向,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适当结合起来,以达到“反周期”目的。

三、我国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实践

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以财政政策积极调控宏观经济起步较晚。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宏观调控也势必要加快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工具,逐渐发挥重大作用。1993年中国加强宏观调控以克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3年左右时间内,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其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功不可没。随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则是我们在扩张导向下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并且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和要点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一季度过后,对我国的巨大影响已相当明显;金融危机的影响叠加到我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上述一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1998年二季度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即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等。具体来讲,其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江河治理、农田水利、铁路与公路、电网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建设、国家储备粮粮库建设等。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作出调整:(1)在原定500亿元的数量基础上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为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 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3)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进一步提高 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策层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会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主要内容是:继续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发行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适当改善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继续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2002年,总体上延续了2001年的政策框架,并使国债资金的到位时间有所提前。

2003年,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之下,成功地应对了“非典”的冲击,国民经济在三季度之后摆脱阴影。全年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

(二)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我国1998年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个百分点,2001年为个百分点。2002~2004年,也在~2个百分点的水平。7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9100亿元,截至2004年年末,7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国债投资成果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后累计发行的近万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2万余亿元。

2.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比如,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工程;明显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3.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

4.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5.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建成一批河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形成新的污水处理能力,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进展。

6.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农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村用电量显著增加。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如国债资金管理、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施工质量保证等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和需要,特别是在运行层面对经济总供需状态的调节,怎样与中长期解决深层矛盾制约的体制创新、结构调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等问题上,应当更进一步 总结 经验和提高水准。

四、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及其贯彻执行的要领

(一)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濒临破产,拉开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序幕,其后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愈演愈烈,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欧等国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的局面,危机向实体经济延伸的趋势日趋严峻,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救助性措施来拯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复苏经济。在此背景下,为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及时调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还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多项措施。

(二)启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简要评述

我国近期的宏观政策转型十分及时、果断。彰显了决策层力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启动,其内在逻辑与1998年相似,都是在我们主动向下调整的“软着陆”过程中。突遇外部大冲击的叠加而导致经济过快下滑,使得财政政策有必要转为扩张来应对,但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相比,现在我们的经验更丰富,综合国力更强,市场也更成熟,相信财政扩张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当然财政政策在具体内容上,将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就目前情况来讲,第一,通过政府此次出台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看出政府此轮扩张的着力点重在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中央明确在2010年底前投入约4万亿元实施十项政策,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手笔。“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16个字,生动而充分地体现了政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从财政收入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的增值税转型会给财政带来减收影响,同时,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与财政支出上升压力并存,所以,虽然大规模的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上升不可避免,但政府要综合考虑,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客观地分析,我国尚有足够的安全空间支持此项政策扩张。

第三,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如何在财政扩张中更有效调动市场机制的力量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特别是债券融资中企业债发展不理想。政府可以尝试在新一轮财政扩张中从机制上适当考虑发展企业债,另外也可借机考虑试点地方的市政债,指导地方通过规定程序,透明规范地发展地方政府“阳光融资”的制度,这些都有利于更有效地调动市场机制力量和更好地发挥政策“乘数”效应,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第四,与10年前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多变,但我们的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大大增强,基于上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并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注重将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公共投资相互配合,注重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望实现各种政策措施的适度把握,促成低通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宏观态势。

(三)本轮积极财政政策贯彻执行的要领

一是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有必要较有力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赤字规模――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从名义指标来看。还是从实际公共部门负债的综合考量来看,都还具有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2007年赤字率低于1,实为0;目前广义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比重在低于30%的区间)。政府“反周期扩张”可以在带来市场主体跟进、形成回暖的运行拐点之后,再“功成身退”。

二是运用支出政策积极优化结构,区别对待,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增加有效供给。现阶段,我们应借机加大与“三农”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支撑改进基本民生的各类事项投入,加大交通与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以及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支持加大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项目和投入。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在我国需要长期注重,但在政策扩张期可以多办些想办尚未办、或力度可以加大的事。

三是抓住时机,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这方面的代表性事项首推增值税转型。它可以更好地使企业积极承担市场投资主体角色,提升经济景气,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加快技改升级。与增值税改革配套推行的,可考虑资源税的重大调整,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虽然这会使初级产品价位上升,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并且更积极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和技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目前PPI已掉头向下,可以减少一些关于资源税调整的顾虑,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还可以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

四是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应纳入考虑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可以首先积极运用贴息,并使之更加多样化,即更多运用BOT、信用担保、政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经济增长点和创新活动。调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潜力,形成政府财力与民间财力的合作,以抵御危机冲击,支持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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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智能化研究论文

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可持续发展角度的透视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公共”原则的内涵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代理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多数学者公认,就社会意义而言,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社会规范的灵魂,因此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目标。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就要在其目标取向上,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从而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也就是说,以“立体公平”来反映代内、特别是代际间的“公共”原则,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代内公平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分析有利于促进当前的发展。人们达成的共识是,代内的公平,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权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使公共政策作为“看得见的手”而更具有效性。一方面,代内公平的提高,可以抑制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生态、环境的不公平利用以至破坏,并使之纳入到秩序化的轨道,促进全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节制性使用,进而,减少对末来发展可能有的资源短缺或生态、环境制约。另一方面,代内公平可以保护穷人在当前公平利用资源方面不可侵犯的权力,以避免各社会主体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解决贫困问题。常常是,在贫困状态下、人们处于基本生存需要难以满足而无奈的境地,“只好顾及眼前利益,采用高贴现率的方法,去利用资源”,从而“加剧资源的退化以至枯竭”。因此,立足于避免或减少代内贫困,代内公平既是现实的发展,又是资源可持续供应,生态、环境可持续平衡和利用的必要条件。同时,代内公平的导向下,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所需的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R.格雷戈里等认为:“只要经济是完全竞争的,资源配置将处于最优状态”。而“完全竞争”的逻辑要求,就是公平,起码是代内公平。在当代条件下? �魑�坝形�闭���鸵�芄煌ü��舱�叻治觯�竦帽匾�恼�呤侄危��旃�降氖谐【赫�肪常�焉缁嶙疃倘钡淖试磁渲玫阶钚枰�幕方谥腥ィ��肿试础⑸��⒒肪骋约吧缁嵘��峁褂胄枨蠼峁怪�涞男�饔肫胶猓�谟行А⒌退�降叵�暮屠�米匀坏幕�∩希��闵缁岬牡鼻靶枨蟆U庋��瓤梢越谠甲试矗�钟兄�谔岣咦试绰�阄蠢吹某中�└�芰Γ���纸�兄�谖蠢慈说姆⒄埂R源�使�轿�勘甑墓�舱�叻治鲇欣�诒U衔蠢床患涠系姆⒄埂9倘唬��诠�揭灿欣�谖蠢吹姆⒄梗��渥叛鄣闳匀皇堑鼻暗姆⒄梗�痪哂形蠢捶⒄沟钠鸬阋庖濉4�使�健笆谴邮奔涮匦院腿死嗳鲜赌芏�猿龇⑻岢龅南质廊死嘤τ械脑鹑胃泻投晕蠢慈死嗬�娴囊逦窀小薄A钊说S堑氖牵�捎谌狈�尚械奶逑执�使�侥勘甑恼�咴际��3J恰按邮鲁て谛形�娜耍�怀械3て谛形�某杀荆��幢啬艿玫匠て谛形�氖找妗薄F浣峁��厝皇苟唐谛形�毡榛��还思吧踔疗苹滴蠢吹姆⒄埂R虼耍�贝���闹匾�鹑危�褪窃凇肮�病痹�蛳拢�ü��舱�叻治觯�纬烧�叩枷颍�沟贝�烁浩鹄�酚氲酪宓脑鹑危�苊馄淅�孟喽杂谖蠢慈恕敖��ヌā钡挠攀疲�⒍闲缘刂髟鬃匀唬�⒙佣嵝缘乜�⒑屠�谩4勇桌硪庖迳辖玻�贝���墓�舱�撸�唤鲆�拥贝�耍�? 且要从未来人的角度,看待有关发展的公共问题。在未来人作为利益主体缺位的情况下,由当代人短视需要的满足,透支资源、生态、环境的成本,伤害甚至丧失未来人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美国的自然保护运动,已明确提出要将资源留给子孙后代。必须通过“公共”原则下强制性的政策规范,立足于人与自然间的互惠互利,在代际之间实现人类对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共同利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应该注意,这里强调以“公共”原则,而不仅仅是以公平目标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其优越性在于,前者立足于各利益主体,包括富人和穷人、人类和自然共同利益的实现,来解决贫困与发展,以及持续发展问题,而又一般不至产生富人与穷人、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有助于使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种因素内在的协调,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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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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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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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货币政策的论文 范文 一: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摘要:

近几年我国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实施应该是有效的,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改革

正文: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而我国货币形势与国际货币形势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一 总体: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更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前三个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 万亿元,同比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综合交替使用数量和价格型工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同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在各项 措施 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

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但中国经济本身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强,宏观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 背景:目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中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易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波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易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发展较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

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相应的,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所以,金融系统受外部干预现象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金融系统大量地承担了企业改制的成本,在企业重组、破产的处置过程中,如果银行债权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约束机制不强,不讲信用及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金融稳定,甚至波及社会稳定。

三 最终目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结构,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进外汇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在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有望逐步趋向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举措,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但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国内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价格形势比较复杂,通胀预期管理仍需加强。

四 人民银行的工具:当前人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一、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影响流动性供求各个因素的分析监测,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合理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

2.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应对季节性因素及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搭配央行票据和短期正回购开展对冲操作,并适时增加7 天期短期正回购操作品种,不断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对冲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3.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

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和流动性管理要求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视市场利率走势变化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改进流动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二、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交存制度

从2011 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 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这是对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的常规性调整和制度完善。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根据形势变化对有关参数作了适当调整,通过把信贷增长与逆周期资本要求联系起来,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三、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7 月7 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优化资金配置、居民财富保值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防范信贷风险。

五、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2011 年8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五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10 月13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

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七、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的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八、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加大对“热钱”流入检查和打击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进货物贸易等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

五 传导作用:当前货币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高位略有回落

银行间回购、拆借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总体增加。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仍主要集中于隔夜品种,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成交分别占各自总量的和,占比同比分别下降 个和 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累计成交 万亿元,同比增长。

二、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有所上移,债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平稳增长。从交易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是银行间现券市场上的净买入方,分别净买入现券4721 亿元和1641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分别净卖出现券4940 亿元和1422 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成交988 亿元,同比少成交332 亿元。

三、票据融资小幅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震荡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小幅增长,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 万亿元,同比增长;累计贴现 万亿元,同比下降。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 万亿元,同比增长;贴现余额为 万亿元,同比下降。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合理控制票据融资增长。票据融资期末余额比上个季度末增加1363 亿元,比第二季度多增162 亿元。票据融资余额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同比下降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票据市场利率继续震荡上行,总体处于历史高位。

四、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股票融资有所减少

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分别收于2359 点和10292 点,比6 月末分别回落和。沪市A 股平均市盈率从6 月末的 倍下降到9 月末的 倍;深市从 倍回落到 倍。创业板指数有所下行。9 月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收于791 点,比6 月末回落。

五、 保险 总资产继续较快增长

前三个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万亿元;累计赔款、给付2873 亿元,同比增长。其中,财产险赔付同比增长,人身险赔付同比增长。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远期和“外币对”交易规模继续快速扩张。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27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3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前三个季度“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734 亿美元,同比增长。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国内黄金价格走势与国际黄金市场保持一致,整体呈震荡上升趋势。第三季度,伦敦下午定盘价最高达1895 美元每盎司,最低为1598美元每盎司,国内黄金(AU9995)最高价为每克395 元,最低价为每克322 元。9 月末,国内黄金收盘价为每克 元,比6 月末上涨了。

六 不足之处:当前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1、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总量的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或者选择空间越来越少。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现在宏观经济复杂情况下,跟过去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紧缩紧不得,扩张扩不得。我们总量目标是很难选择的。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方向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是在扩张,国债没有任何的减少,比前几年是成倍的扩张。我们财政支出政策不惜扩大赤字,是扩张需求,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收入。货币当局的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上产生了差别,一个在扩张,一个在紧缩,但这一种松紧搭配是是被动和无奈的需要调整。

3、从政策实施行为主体政府的行为来说产生了周期性差别。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公司是盈利最大化,我们地方政府越来越是财政收入越大化。这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支持它发展的经济动力,第一不是财政,第二不是银行,各个地方发展速度和储蓄水平等等高度不相关。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投资的快慢取决储蓄的多少储蓄的投资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周期和反周期的博弈。

4、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递减。递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货币流动性陷阱,我们连续降息,我们的储蓄在提高。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显现之后,尤其对是中国老百姓其他的投资 渠道 不畅通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大。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在需求方面使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来也不错,但是人民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降低。中国货币政策需求的效应是有了新的限制。

七 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并且呈增长模式。而我国的货币形势也较为稳定,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特别是人民比在近两年不断地升值,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所以,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无法几头兼顾的,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1(11).

[2] 丛明: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J].思想理论 教育 导刊,2010(4).

[3] 闫庆悦: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J].济南金融,2008(3).

[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课题组: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N].中国信息报,2010-12-8.

货币政策的论文范文二:货币政策论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进行

分析,细致分析了该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怎对这些影响,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应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审慎的政策,通过加息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有效控制国内通胀,以有效化解美国该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量化宽松、抑制通胀、资金、金融风险、汇率

1、 引言

2009年3月美国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分批购买了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11月3日,美国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在美国实际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决定无异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现金。该项政策将对中国带来较大影响,我们应谨慎应对。

2、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背

景及作用

政策出台背景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企业缺乏信心,无较大投资意愿,而且美国的银行业由于背上了沉重的呆帐、烂帐包袱,不敢投资,不敢贷款,导致其失业率攀升。如果美国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有可能步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甚至于负增长的阶段,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政策目的

美国这次推行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意图是通过扩大投资与生产,预防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政策作用

该政策释放的资金虽然可以使短期内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具体表现在股价上升,但由于美国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项政策最终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是有毒资产,其行为高度谨慎。尽管目前货币条件很宽松,大量资金在境内存在,但其仍认为贷款风险过高而无贷款意愿。于是发行的货币被各类基金以各种形式投资到外国。因此这笔资金在美国国内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3、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导致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后,客观上导致美元的贬值,稀释了我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对于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将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极有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导致我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导致热钱涌入

由于资金过剩,美国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各类游资会携大量热钱涌入,引发各类经济问题:一是冲击产品市场,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热钱可能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会带来短期内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如不能被资产的回报或潜在回报所支撑,则一定会带来价格的迅速下降,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三是如果管理不善,热钱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出镜,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

引发原材料价格上涨

如果美国的金融改革受制于政治因素裹足不前,仅靠发行货币解决经济问题,由此带来的货币过剩将会引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重大打击,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原材料的需求比新兴国家小,而新兴国家更加依赖原材料,因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衍生问题

如该项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美国政府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规模升值,将导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亏损。但短期内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已经投资,无法撤回,必须坚持生产。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国则在短期内无法找出替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商或无法形成生产力,所以短期内的巨幅升值只能通过出口商把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将升值的压力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失业率攀高,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对中美两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4、 我国的应对措施

适当出售美国国债

我国所储备的美国国债券大部分与通胀不挂钩,利息率为固定值,如美国通胀达到4%以上,将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产生负回报。因此我国应在美国国债价格短期内上升的时间点适当售出部分美元储备资产,避免过多损失。

息以应对通胀预期

从2010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企稳上升,因此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里,控制通胀预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现在急需解决的任务,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使其能够高过所公布的通胀数字,以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稳定物价预期,使经济避免过高通胀。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上调金融机构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一系列动作的连续出台已经在传递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可以稳定资金,抑制通胀。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从调整我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着手,减缓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做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降低资金进出的波动幅度,尤其防范资金的大规模流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有序的将银行存款等资金逐步向外引导。

引导资金 出国 投资

应有序、逐步的引导资金出国投资,以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可通过对矿山等资源型的投资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全面、彻底、系统的 财税 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妥善处理汇率争端问题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大降低,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坚决不允许人民币过快地升值。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情况,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渐进式的、可控的调整、升值。

5、 总结

总之,我国应重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强研究,谨慎应对,有效化解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的增长。

股利分配政策是关于收益分配的策略,它涉及到多方相关者的利益.对投资者、市场以及上市公司本身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股利分配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 公司价值

[论文摘要]根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是指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这一最优水平难以确定,只好寻求适度股利支付水平。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应是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水平。另外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是控股股东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因此还要为控股股东的利益服务的。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选择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 渠道 的畅通、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适合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在公司面临外部接管威胁时提供有效的防御屏障,有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

一、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

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可概括为: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股利政策。具体而言,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应具有以下特征: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大幅度提高。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权结构稳定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实情,公司股票价值的表现形式,股票内在价值频繁波动,简单地把“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操作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有必要对“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具体界定。

二、股利支付的效用及成本

(一)在现代股利理论中,发放现金股利带来的各种效用

(1)降低代理成本。股利分配的代理认为,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适当的股利政策有助于保证经理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所谓适当的股利政策,是指公司的利润应当更多地支付给股东。否则,这些利润就有可能被公司内部人滥用。

(2)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少时,提高投资者效用。因为公司现金增多时,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把多余的现金派发给股东,股东可另作高收益率的投资。

(3)扩大筹资渠道。股利支付显示公司有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股价提高,增发新股,配股价就可确定在较高水平。

(二)股利支付所涉及的成本

(1)税负成本。如果对现金红利和来自股票回购的资本课以不同的税赋,那么,在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在存在差别税赋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政策,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2)融资成本的提高。当公司面临投资机会时,由于股利支付,公司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如增发新股、配股、举债等,而现代财务理论普遍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利润留成。(3)中介费用。股利发放、筹资都要聘请相关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参与就会涉及相关的中介费。

三、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要以控股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和目标

在大股东股权不流通的情况下,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环境下,对于中小股东来说,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对太低,且极其分散,中小股东持股的目的一般不是控制性目的。投资股票的收益有资本性收益和现金股利收益。在两种收益形式当中,又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现金股利收益率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所有上市公司总体的流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现金股利收益率从1998到2004年分别为,,,,,,;投资者获得的现金股利收入相比其投资成本来说微乎其微,那么作为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由于几乎无法获取其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回报,那就只能转向通过在流通市场上博取差价获取投资收率,这也是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最大化行为的必然选择。非流通股东(主要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于一般是大股东,所以公司重要的经营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主要受非流通股东意见的影响,控股股东股权不流通对于控股股东来讲有明显缺陷。按照我国有关规定,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只能依法协议转让。作为一名理性的市场主体,大股东特殊的利益实现方式决定了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的行为方式及特点。由于缺乏更有效的股权退出通道,大股东往往会趋向寻找一切可能提高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的 方法 ,具体来讲有如下渠道:一是提高公司业绩,业绩是公司市场价值的基础,业绩的提高必然会提高每股净资产;二是通过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化为股票的债券(简称可转债)等形式进行再筹资,由于配股价、发价或可转债的转股价一般都远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其结果必然导致配股或增发完成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随之相应增加。适度股利分配政策是一个阶段性连续的概念。这就是说对于某一家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不是一个年度概念,而应在一产业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也不等于说适度股利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应随公司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作相应的调整。

在初生期,公司对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只能通过理性预期加以了解,而不能对市场条件、产品销路有很精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 经验 的不足,不能对经营收益有准确的测定。刚建立的新公司投资目标已确定,不用立即去寻找 其它 投资机会,利润留存比例可适当小一点,利润中大部分用于分发红利,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树立公司在公众中良好的形象。所以,推行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较符合企业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从企业来说,低股利可使企业在经营收益不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兑现股利,不至于破坏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而收益颇丰时,可以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鼓励公众投资热情。从投资者来说,在有固定收入保证的前提下,还有获得意外股利收入的希望。两者都会对股利政策表示满意。

在成长期,公司规模扩张的要求强烈,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如果能获得充足的资本,公司发展速度就能加快,同时,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利润额连年增长。此阶段,公司需要集中力量,竭力以最低成本获取足够多的资金来源。最有效的 措施 便是大量留存利润,用自有资本,避免举债或多分股利。那么实行剩余股利政策的低股利是否使股利贴现模型决定的公司价值也过于低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成长期的公司来说,股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公司以“发展第一、兼顾股利”的政策所弱化,所以低股息不会使价格低落。相反,由于公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利能力,将导致公司股票的实际价格升高。这并不是说股息决定股价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只是股价不再直接有股利决定了。

在成熟期,公司在本行业的经营经验丰富,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公司获利能力稳定,有能力维持比较稳定的股利发放额,公司应采取稳定的股利发放政策。当然,与其余各种股利政策相比,在这种政策下,公司对留存利润要心中有数,对公司发展规划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参考文献

[1]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__文,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决策的因素分析[J],经济科学,2003

[摘要]根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是指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这一最优水平难以确定,只好寻求适度股利支付水平。 文章 认为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应是: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水平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得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渠道的畅通与否、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适度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在公司面临外部接管威胁时提供有效的防御屏障,因而有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长期以来,公司管理层和金融专家致力于寻求股利政策的最佳模式,但至今未有一合理的、可以为各公司普遍接受的结论。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制约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众多,有公司内部的也有公司外部的;有市场的也有非市场的;有投资者、债权人的也有代理人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而且各个因素之间又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公司发展情况的不同,这些因素所占的地位又经常发生变化。所以,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在评析西方金融理论中最佳股利支付模式的基础上,定性研究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最优股利分配政策的理论确定

西方金融理论中关于最优股利分配政策的确定主要有三派观点:第一派是以沃尔特(J、E、walter)模型为代表,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和基准折现率的关系来确定最佳

股利支付规模。

沃尔特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研究了股票价值同每股税后利润、股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基准折现率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评价股票价值的公式。

如下所示:

即当公司投资受益率和基准折现率相等时,股票价值除同基准折现率有关外,还与公司的税后利润有关,而同公司的股利政策无关。

(2)若r>ρ,即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大于基准折

现率时,股利分配越少,股票价值越高。特别当股利支付率为零时,股票价值最高,换句话说,此时,最佳股利支付应为0。

(3)若r<ρ,即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小于基准折现率时,股利分配越多,股票价值越高。特别是股利支付率为100%时,股票价值最高,换句话说,此时,最佳股利支付为100%。据此,沃尔特认为公司最佳股利支付率完全取决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如果公司有许多投资收益较高的机会,则应少分配现金红利,多提成,甚至把税后利润全部用作投资。相反的,如果公司没有获利较高的投资机会,则应该把利润大部分、甚至全部分配给股东。第二派,股利显示理论认为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应是当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公司股票内在价值一致时的水平,进而提出:公司前景越好,股利支付水平就应越高。股利显示理论考虑股利支付最佳水平的逻辑是:当一家公司需要为一项目筹资时,它要么增发新股(配股)要么少回购一些在外股份;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导致现有股东持股比率稀释(dilution)。对于前景比较好的公司,降低现有股东持股比率稀释程度的价值就比较高,如果外部投资者都认识到这一关系,其结果,代表现有股东利益的内部人(管理者)就会发放含税负的股利,股东持股比率稀释程度下降,公司股价上升。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不同公司支付股利的边际收益不同,而投资者获得股利收入的税负是递增的(随股利水平),因此,具有较好前景的公司就必须支付较高股利,直至股利支付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税负成本)相等,此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也因为最佳股利的显示升至其内在价值水平。

第三派,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应是股利支付降低的代理成本等于股利支付的税负成本时的水平。如图1所示

,MC1表示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它渐次递增说明随股利水平的提高,边际税率不断提高。MR1表示股利的边际收益,即因股利支付而降低的代理成本,比如管理层更加卖力

为股东利益着想;管理层更具有创新意识;管理层少“揩油”了等等。一开始,单位股利支付所降低的代理成本不断提高,说明此阶段股利支付的效用递增;当股利支付水平已达到Q0时,公司的代理问题已弱化,相应的,再提高股利的边际效用开始下降。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看成公司经营中一个投入要素,则图中MC1与MR1的交点A1所代表的股利水平Q1就是代理成本理论所认为的最佳股利支付水平。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投资机会、市场表现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最佳股利支付水平。这些最佳股利支付水平分别就某一方面而言都是合理的,但作为一个公司整体而言,则都有以偏概全的不足。不过,上述三种关于最佳股利水平的确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若把股利支付的各种效用综合起来就可以给出公司股利支付的效用函数,同样,把股利支付的各种成本汇总起来,就可得出公司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我们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应存在,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水平。股利支付的各种效用包括:(1)降低代理成本。(2)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少时,提高投资者效用。因为公司现金增多时,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而把这多余现金派发给股东,股东可另作高收益率投资。(3)扩大筹资渠道,股利支付可显示公司未来前景。

股利支付显示公司有一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股价提高,增发新股,配股价就可确定在较高水平。股利支付所涉及的成本包括:(1)税收成本。(2)融资成本的提高。当公司面临投资机会时,由于股利支付,公司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如增发新股、配股、举债等,而现代财务理论普遍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利润留存。(3)中介费用。股利发放、筹资都要聘请相关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参与就会涉及相关的中介费。综合这些考虑,我们也可以给出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股利支付

变量的边际效用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如图2。曲线MR与曲线MC的交点A相对应的股利支付水平Q为公司最优股利支付水平。

二、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根据效益最大化原理所确定股利支付水平,虽然是最优的股利水平,也是公司管理层理论上应该认可1的最优选择,但是选择这一最优方案存在着许多限制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前述的边际效用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确定上。

图2

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中税负成本、中介费用相对较好计算,但筹资成本的提高却是因公司各方面的情况及资本市场特定环境共同引致的,其中有多少是因为支付股利产生的就很难区分,因而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理论上存在而实际操作中真正定量确定有一定的难度。相对比而言,股利的效用函数确定难度更大,比如说因股利支付而导致的代理成本降低一项,因为代理成本降低转化为股利的效用是通过管理层更加卖力为股东财富着想而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高实现的,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管理层卖力的程度、为股东财富考虑的成份有多大、对公司投资的开创性如何等等本身极难衡量,内部人会把种种“揩油”行为解释为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其二,代理成本的降低是导致公司价值提高的各种因素之一,代理成本降低与因之而提高公司价值之间难以形成固定的定量关系。因此,前述的由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效用曲线的交点所形成的最优股利水平理论上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优方案,寻求适度的股利支付政策。对于中国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可概括为: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股利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较大幅度提高,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权结构稳定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针对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实情,公司股票价值的表现形式——股票内在价值频繁波动,简单地把“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操作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具体界定,在操作上可选择两项财务指标来替代。

(1)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是指公司股份的当期每股实际价值,公司帐面价值即等于每股净资产与普通股发行数之积。与公司市值相比,由每股净资产套算得来的公司帐面价值更能反映公司实际投资价值,尤其是在投机很强的股票市场上,受市场信息的影响,股票价格剧烈上下震荡,若以市场价来衡量公司价值,弹性太大,显然不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若以每股净资产来匡算公司帐面价值,则不会使公司价值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可以真实地反映公司现在价值几何。在这一点上,以每股净资产价值最大化代替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挤出”了由市值最大化产生的“泡沫”。每股净资产最大化还可以较好地综合反映公司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首先,从公司经营者的角度来说,每股净资产最大化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本经营效益,努力使公司价值增值。在这一点上,每股净资产最大化与市值最大化及利润最大化都是不矛盾的。因为每股净资产的较大增值意味着公司利润量较多,利润量的增加会使公司在投资者心中的价值上升,从而导致公司股票市价上涨,也达到最大化。这时的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有了公司实绩作为支撑基础,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每股净资产最大化在克服了市场价值最大化中非理性因素的同时,与市场价值最大化又取得比较好的统一。

其次,从投资者角度来讲,每股净资产最大化既体现了投资者投资回报的高低,又为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每股净资产越大,说明投者本金的保值性越好、增值的可能性也越大,而投资者在做投资选择时,总是愿意投向每股净资产增值快的企业。

不过,每股净资产指标是对公司历史价值高低的判断,至于反映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可选择另一指标:利润增长率。

(2)利润增长率。企业利润取决于销售价格、制造成本、市场占有率(决定销售量)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提高又依赖于企业改善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扩大市场占有率等,所以说,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刺激企业在上述方面积极进取。利润增长率是一个比例性指标,与利润额相比,更能动态地反映企业发展的状况。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本期利润200万元,在同行业中可能算是很高的利润额了,但若与本公司上期利润300万元相比,却是利润下降了。造成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市场占有率萎缩或由于经营不善导致成本提高等,而这一切又都代表着企业的发展潜力部分丧失。可见只有纵向地比较企业利润状况,才能发现企业的发展潜力,确定其实际投资价值,使对企业价值的考虑从短期走向长期。

2.适度股利政策并非某种固定模式,它因公司而异。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因其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存在一种仅适合于该公司的股利政策,亦即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关于这一点美国波克夏·哈斯威公司绝无仅有的股利政策是一个重要例证。按一般美国公司的做法,前景越好、业绩越好的公司股利水平相应也会较高,而不

分配公司往往是亏损公司。但哈斯威作为一家业绩卓著的公司长期以来坚持既不分红也不分股的股利政策,以至于1998年底该公司总股本仍仅226万股,而股价已近每股8万美元。对这样一种股利政策,哈斯威公司的董事长巴菲特作如此解释:其一,分股将使新的投资者更容易购买波克夏的股票,也便于现有持股者的抛售。因此,巴菲特认为,他并不想要波克夏的股票处于投机者的控制之下,而一个高到极端价位的股票,就是最为有效的制止投机的方式。其二,不分红避免了股东与公司被双重征税,并且也不必在支付股利上费什么精力,可以把红利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其三,公司投资机会众多,赢利率极高,股东们投资于波克夏公司比投资于其他领域更赚钱。同时巴菲特也表示,如果他发现他的股东们能够找到比投资于波克夏更赚钱的方式,他会在那时候临时支付红利。再比较分析中国的两家绩优公司:春兰股份、四川长虹,发现它们股利分配政策截然不同。春兰股份侧重派发红利,而四川长虹侧重高比例送红股,但两公司经营业绩都持续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如表1所示),而且也给投资者提供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四川长虹为例,如果1996年1月以元的价格持有1000股长虹作长期投资,那么到了三年后的1999年1月底,历

经了期间的送股、派息和配股后,持股数量增为3952股,持股成本为10340元,而股票市值则达到了64695元,投资回报率高达530%。同样的测算,投资春兰股份同期投资回报率高达330%。截然不同的两种股利分配政策分别支撑了两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及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良好表现,说明这两种股利分配政策对于这两公司而言都不失为一种适度的股利分配政策。

3.适度股利分配政策是一个阶段性连续的概念,亦即对于某一家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不是一个年度概念,而应是在一产业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也不等于说适度股利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应随公司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作相应的调整。(1)处于初生期企业、公司的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初生期企业、公司对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只能通过理性预期加以了解,不能对市场条件、产品销路有很精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经验的不足,不能对经营收益有准确的测定。刚刚建立的新企业投资目标已确定,不用立即去寻找其它投资机会,利润留存比例可适当小一点,利润中大部分用于分发红利,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本企业,有利于树立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所以推行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较符合企业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从企业来说,低股利可使企业在经营收益不甚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兑现股利,不至于破坏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而收益颇丰时,可以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鼓励公众投资热情。从投资者来说,在有固定收入保证的前提下,还

有获得意外股利收入的希望。两者都会对股利政策表示满意。

(2)成长型企业的适度股利政策——剩余股利政策

成长型的特征是:由于经营得当,企业规模扩张的要求强烈,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如果能获得充足的资本,企业发展速度就能加快。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利润额连年有增。此阶段企业需集中力量,竭力以最低成本获取足够多的资金来源,最有效的措施便是大量留存利润,用自有资本,避免举债或多分股利,因为举债成本较高。那么实行剩余股利政策的低股利是否使股利贴现模型决定的公司价值也过于低呢?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成长型企业的股票价格通常是较高的,但是这与股利贴现决定的股票市值的原理并不相悖,因为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股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经被企业以“发展第一、兼顾股利”的政策所弱化了,股息作为股价形成的基础地位和作为评价水平的客观标准已经丧失,并转而为企业收益所代替,即股票价格的计算公式转化为:

由股票利息率公式可知,在企业收益中,利润留存比例十拿九稳是决定股票利息率的关键。成长型企业在获得大量利润的情况下,提高利润留存比例相应地降低了股票利息率,减少了企业利润外流。巨额利润以利润留存形式进行再投资,无疑会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这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常被称为“成长股”,成长股价格的形成,主要是以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成长股的市场供求为依据的,其形成机制是:投资者预见到企业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潜在收益,预期企业股票收益率降低,说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将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因此预期股票投资价值大。良好的预期投资价值使该股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在供求均衡点形成长期股价。成长型企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预期股息收益的增加;企业向股东分配股票股利的预期;预期由股价上涨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即由于成长股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能使其价格上涨,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获得溢价收益。

综上所述,成长型企业虽然实行适度的剩余股利政策,但由于股息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被削弱,所以低股息不会使股票价格低落。相反,由于公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利能力,将导致企业股票的实际价格升高。这并不是说股息决定股价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只是股价不再直接由股利决定了。成长型企业若因经济周期、行业竞争等原因,不得不采用其它分配政策时,则应尽量考虑股票股利分配,因为股票股利形成的股本金仍属企业自有资金,企业可以继续支配。

(3)成熟型企业的适度股利政策——稳定股利额政策成熟型企业的特点是:企业在本行业的经营经验丰富,已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企业获利能力稳定,有能力维持比较稳定的股利发放额。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的产品已趋成熟,企业需要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项目,以便调整经营结构,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这样企业就要保证有一定的研究发展资金投入。企业除了可从利润拨出一部分资金满足股利政策需求外,剩余资金便可满足研究发展资金需求。与其余各种股利政策相比,在这种决策下,企业对留存利润要心中有数,对公司发展规划可以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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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构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

不同的人发表论文的作用也不同:

1、评职称(晋升职称):研究生 毕业需要;教师 、医护人员 、科研院所的人员、企业员工 等 晋升高一级的职称时,发表期刊论文是作为一项必须的参考指标。

2、申报基金、课题 :教育、科技、卫生系统 每年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它各种基金项目、各种研究课题时,发表论文 是作为 基金或课题 完成的一种研究成果的结论性展示。

论文种类

1、专题型: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

2、论辩型: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

3、综述型: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

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货币政策的论文 范文 一: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摘要:

近几年我国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实施应该是有效的,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改革

正文: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而我国货币形势与国际货币形势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一 总体: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更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前三个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 万亿元,同比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综合交替使用数量和价格型工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同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在各项 措施 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

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但中国经济本身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强,宏观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 背景:目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中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易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波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易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发展较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

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相应的,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所以,金融系统受外部干预现象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金融系统大量地承担了企业改制的成本,在企业重组、破产的处置过程中,如果银行债权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约束机制不强,不讲信用及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金融稳定,甚至波及社会稳定。

三 最终目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结构,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进外汇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在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有望逐步趋向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举措,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但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国内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价格形势比较复杂,通胀预期管理仍需加强。

四 人民银行的工具:当前人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一、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影响流动性供求各个因素的分析监测,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合理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

2.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应对季节性因素及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搭配央行票据和短期正回购开展对冲操作,并适时增加7 天期短期正回购操作品种,不断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对冲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3.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

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和流动性管理要求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视市场利率走势变化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改进流动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二、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交存制度

从2011 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 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这是对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的常规性调整和制度完善。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根据形势变化对有关参数作了适当调整,通过把信贷增长与逆周期资本要求联系起来,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三、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7 月7 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优化资金配置、居民财富保值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防范信贷风险。

五、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2011 年8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五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10 月13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

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七、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的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八、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加大对“热钱”流入检查和打击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进货物贸易等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

五 传导作用:当前货币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高位略有回落

银行间回购、拆借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总体增加。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仍主要集中于隔夜品种,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成交分别占各自总量的和,占比同比分别下降 个和 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累计成交 万亿元,同比增长。

二、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有所上移,债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平稳增长。从交易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是银行间现券市场上的净买入方,分别净买入现券4721 亿元和1641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分别净卖出现券4940 亿元和1422 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成交988 亿元,同比少成交332 亿元。

三、票据融资小幅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震荡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小幅增长,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 万亿元,同比增长;累计贴现 万亿元,同比下降。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 万亿元,同比增长;贴现余额为 万亿元,同比下降。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合理控制票据融资增长。票据融资期末余额比上个季度末增加1363 亿元,比第二季度多增162 亿元。票据融资余额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同比下降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票据市场利率继续震荡上行,总体处于历史高位。

四、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股票融资有所减少

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分别收于2359 点和10292 点,比6 月末分别回落和。沪市A 股平均市盈率从6 月末的 倍下降到9 月末的 倍;深市从 倍回落到 倍。创业板指数有所下行。9 月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收于791 点,比6 月末回落。

五、 保险 总资产继续较快增长

前三个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万亿元;累计赔款、给付2873 亿元,同比增长。其中,财产险赔付同比增长,人身险赔付同比增长。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远期和“外币对”交易规模继续快速扩张。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27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3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前三个季度“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734 亿美元,同比增长。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国内黄金价格走势与国际黄金市场保持一致,整体呈震荡上升趋势。第三季度,伦敦下午定盘价最高达1895 美元每盎司,最低为1598美元每盎司,国内黄金(AU9995)最高价为每克395 元,最低价为每克322 元。9 月末,国内黄金收盘价为每克 元,比6 月末上涨了。

六 不足之处:当前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1、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总量的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或者选择空间越来越少。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现在宏观经济复杂情况下,跟过去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紧缩紧不得,扩张扩不得。我们总量目标是很难选择的。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方向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是在扩张,国债没有任何的减少,比前几年是成倍的扩张。我们财政支出政策不惜扩大赤字,是扩张需求,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收入。货币当局的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上产生了差别,一个在扩张,一个在紧缩,但这一种松紧搭配是是被动和无奈的需要调整。

3、从政策实施行为主体政府的行为来说产生了周期性差别。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公司是盈利最大化,我们地方政府越来越是财政收入越大化。这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支持它发展的经济动力,第一不是财政,第二不是银行,各个地方发展速度和储蓄水平等等高度不相关。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投资的快慢取决储蓄的多少储蓄的投资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周期和反周期的博弈。

4、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递减。递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货币流动性陷阱,我们连续降息,我们的储蓄在提高。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显现之后,尤其对是中国老百姓其他的投资 渠道 不畅通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大。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在需求方面使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来也不错,但是人民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降低。中国货币政策需求的效应是有了新的限制。

七 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并且呈增长模式。而我国的货币形势也较为稳定,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特别是人民比在近两年不断地升值,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所以,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无法几头兼顾的,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1(11).

[2] 丛明: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J].思想理论 教育 导刊,2010(4).

[3] 闫庆悦: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J].济南金融,2008(3).

[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课题组: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N].中国信息报,2010-12-8.

货币政策的论文范文二:货币政策论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进行

分析,细致分析了该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怎对这些影响,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应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审慎的政策,通过加息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有效控制国内通胀,以有效化解美国该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量化宽松、抑制通胀、资金、金融风险、汇率

1、 引言

2009年3月美国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分批购买了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11月3日,美国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在美国实际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决定无异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现金。该项政策将对中国带来较大影响,我们应谨慎应对。

2、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背

景及作用

政策出台背景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企业缺乏信心,无较大投资意愿,而且美国的银行业由于背上了沉重的呆帐、烂帐包袱,不敢投资,不敢贷款,导致其失业率攀升。如果美国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有可能步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甚至于负增长的阶段,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政策目的

美国这次推行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意图是通过扩大投资与生产,预防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政策作用

该政策释放的资金虽然可以使短期内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具体表现在股价上升,但由于美国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项政策最终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是有毒资产,其行为高度谨慎。尽管目前货币条件很宽松,大量资金在境内存在,但其仍认为贷款风险过高而无贷款意愿。于是发行的货币被各类基金以各种形式投资到外国。因此这笔资金在美国国内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3、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导致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后,客观上导致美元的贬值,稀释了我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对于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将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极有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导致我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导致热钱涌入

由于资金过剩,美国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各类游资会携大量热钱涌入,引发各类经济问题:一是冲击产品市场,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热钱可能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会带来短期内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如不能被资产的回报或潜在回报所支撑,则一定会带来价格的迅速下降,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三是如果管理不善,热钱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出镜,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

引发原材料价格上涨

如果美国的金融改革受制于政治因素裹足不前,仅靠发行货币解决经济问题,由此带来的货币过剩将会引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重大打击,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原材料的需求比新兴国家小,而新兴国家更加依赖原材料,因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衍生问题

如该项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美国政府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规模升值,将导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亏损。但短期内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已经投资,无法撤回,必须坚持生产。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国则在短期内无法找出替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商或无法形成生产力,所以短期内的巨幅升值只能通过出口商把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将升值的压力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失业率攀高,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对中美两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4、 我国的应对措施

适当出售美国国债

我国所储备的美国国债券大部分与通胀不挂钩,利息率为固定值,如美国通胀达到4%以上,将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产生负回报。因此我国应在美国国债价格短期内上升的时间点适当售出部分美元储备资产,避免过多损失。

息以应对通胀预期

从2010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企稳上升,因此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里,控制通胀预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现在急需解决的任务,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使其能够高过所公布的通胀数字,以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稳定物价预期,使经济避免过高通胀。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上调金融机构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一系列动作的连续出台已经在传递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可以稳定资金,抑制通胀。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从调整我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着手,减缓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做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降低资金进出的波动幅度,尤其防范资金的大规模流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有序的将银行存款等资金逐步向外引导。

引导资金 出国 投资

应有序、逐步的引导资金出国投资,以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可通过对矿山等资源型的投资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全面、彻底、系统的 财税 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妥善处理汇率争端问题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大降低,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坚决不允许人民币过快地升值。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情况,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渐进式的、可控的调整、升值。

5、 总结

总之,我国应重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强研究,谨慎应对,有效化解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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