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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要想写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论文，首先就得了解隋唐人的生活方式，习惯，风俗一类的，通过某一方面展开论述，主要可以论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方面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合理在哪里，不合理又在哪里，谈自己的看法，其实小论文挺难写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不能写错，不然就没有说服力了！3000字也不算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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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兰陵王名高长恭（公元541年- 573年），又名高孝瓘，骁勇善战。他前后因各项战功被封为巨鹿郡、长乐郡、乐平郡、高阳郡等郡公。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很快敌人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北齐书》中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载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兄弟六个中，史书载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妓也”，但尚知明确姓氏，唯有兰陵王的母亲没有姓氏，不知是谁。由此，人们推断，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妓都不如，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这样，在讲究血统门弟的士族时代，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莫名”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天忍受别人鄙视的目光，低声下气地生活，可能就是他小时候的人生境遇。二、柔美的容貌与狰狞的面具《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移、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后人猜想，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 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苦恼。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战乱的岁月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因为相貌俊美柔善，在战场上对阵时，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由此可见，兰陵王经常着狰狞假面出征并非道听途说、无籍之谈。后来，京剧中出现的“脸谱”，也许与兰陵王的面具及舞曲《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不无关系。三、骁勇善战及威名美誉 史载，兰陵王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有的说他“有胆勇，善战斗”，有的说他“勇冠三军，百战百胜”。这表明，他的英勇善战绝不仅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吓，肯定是吓不退敌人的，关键还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广为传颂的一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领五百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兰陵王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奋勇杀向周军，周军大败。《北齐书》书载：“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又有史书记载：周军“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正是这次大捷，使得兰陵王威名远扬，北齐皇帝加封他为尚书令。 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而且忠以侍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北齐书记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能够做到没有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确实难得。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史载，当初长恭在瀛州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长恭因此被免官。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中仍不踏实，非要央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二十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高长恭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可见，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四、最后悲惨的命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人生辉煌的顶点，往往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对兰陵王而言，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换了六代皇帝，叔侄之间彼此折磨，兄弟之间相互惨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兰陵王容貌柔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 《北齐书》载：长恭“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门口常有行贿的人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说三道四。但贪人钱财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他自己讲，是为了自污其名，免遭朝廷忌恨。邙山大捷后，武成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二十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又载：长恭“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也就是说在他临死前，烧掉了别人所有欠他债的借据。从他待人处事、宽厚仁义的性格特征来看，不象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不少史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自污，以求避祸。 《北齐书》载：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庭，不紧张也不行。从此，长恭每遇战事，便称病不出。故意“有疾不疗”，以求借此避祸。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自己的脸打肿冒充病人。 北齐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公元565年的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听到自己的皇弟如此心疼自己，内心不免激动、热乎，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正是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史载：“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家事是我高纬的，不是你高肃可以随便说的。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深感大难将至，整日惶恐不安，尽管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但终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叔高肃，送来的礼物竟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说：“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可能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只要高肃向皇帝求情，就可能讨回性命。而兰陵王自己心里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有用。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用弓弦残忍勒死的吗。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死前烧掉所有债券。其时，兰陵王仅33岁，死后被安葬在都城邺（今邯郸临漳县境内）以西。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四年后，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五、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曲 也正是在“邙山大捷”中，北齐武士们持假面歌舞庆祝胜利，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后该曲定格为着假面指挥击刺的男子独舞。曲调悲壮浑厚，气势不凡，古朴悠扬，描写了当时的壮烈场面和激越情感。 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庭舞曲。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曲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称之《兰陵王慢》，有越调和大石调之分。用越调演唱时，分三段，二十四拍，毛开在《樵隐笔录》里说“至末段,声犹激越”，还有“遗声”可寻。而大石调演唱的《兰陵王慢》，则分前后段，十六拍。按王灼《碧鸡漫志》说法，已经“殊非旧曲”了。以后，该曲在我国渐渐失传。幸运的是，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份真实面貌。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现在日本奈良元月十五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袭名”与“秘传”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人员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后的1428年，在邯郸市文管人员马忠理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笠置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兰陵王入阵曲》从此又得以回归故里。 兰陵王高肃墓位于今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墓冢高大，周围建有透花围墙，墓地建有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公路时取土时，挖出了《兰陵王高肃碑》。碑额篆阳文四行十六字：“齐故假黄钺右师右慰公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载了兰陵王高肃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字迹虽然驳落黯淡，但仍不失遒劲、古朴，因其史料及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碑第一品。1988年，兰陵王碑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兰陵王墓前那英武的塑像及后面高大的封土，每次走到跟前，不仅让人忆往追昔、扼腕叹惋、浮想联翩。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混乱的年代。 英雄的悲剧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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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汉字简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24日）[2]评汉字笔顺排检法（中国语文，1957年1期）[3]携手并进（小说），（雨花，1958年5月号）[4]评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根本观念”（火箭，1959年1期）[5]禹鼎考释（与谭优学合写〉，（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6]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7]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65年3期）[8]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9]《战国策》与《韩非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10]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2期）[11]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群众论丛，1980年第1辑）[12]《韩非子·十过》非韩非作（活页文史丛刊，第1辑，1980年）[13]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文史第8辑，1980年3月）[14]王充与两汉文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7月）[15]谈“唐十二家诗”（学林漫录2集，1981年3月）[16]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4期）[17]刘勰的两个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18]《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2月）[19]阮籍《咏怀》（其二十）诗新解（文史知识1983年1期；《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中华书局1984年）[20]学习古代文论随感（光明日报，1984年1月24日；《文学遗产》622期）[21]皇甫冉《秋夜有怀高三十五兼呈空和尚》诗发微（《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22]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学林漫录9集，1984年12月）[23]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11月）[24]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25]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光明日报，1985年6月18日；《文学遗产》，683期）[26]程千帆教授的学诗历程（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号，1985年）[27]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5期）[28]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草堂，1985年2期）[29]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1985年）[30]罗根泽先生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31]《（唐语林〉原序目》考辨（唐代文学论丛总8辑，1986年12月）[32]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学遗产，1987年1期）[33]卢言考（学术月刊，1987年4期）[34]罗根泽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35]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合刊）[36]王堂闲话考（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3期）[37]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1期）[38]周勋初同志在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高校古籍整理工作通报20期，1989年）[39]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特色和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9期，1989年）[40]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书品，1989年2期）[41]《明皇十七事》考（古籍整理与研究4期，1989年）[42]赵璘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43]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44]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文学遗产，1989年5期）[45]开阔视野实中出新（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46]身在庐山之外的人反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0年2期）[47]释“赋”（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4期（总31期〉）[48]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5期）[49]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香港〉中华国学2期，1990年5月）[50]“芳林十哲”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51]顺其自然地登攀（文史知识，1991年4期）[52]写作《高适年谱》的机缘与甘苦（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2期（总第35期〉）[53]《隋唐嘉话》“拾补”商兑（书品，1991年2期）[54]中国古籍在大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台湾]国文天地，7卷三期，1991年8月）[55]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56]王粲患麻疯病说（学林漫录13集，中华书局1991年5月）[57]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58]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和著录（文学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59]“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60]《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刘勰《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5月）[61]张骘《文士传》（辑本〉（古典文献研究1989年─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62]韦绚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6期）[63]敬业小言（南大书友总3期，1993年4月上旬）[64]李白在诸王分镇问题上遭致失败的内在原因（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65]论李白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事的态度（文学遗产，1993年3期）[66]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中国文化，第8辑，1993年6月）[67]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68]隋唐嘉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1993年9月）[69]严杰《欧阳修年谱》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11月）[70]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江海学刊，1993年6期；《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1]《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2期（总53期〉）[72]赋体评议（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73]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4年6月）[74]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文学遗产，1994年6期）[75]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76]《酉阳杂俎》成书考（《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77]中日友谊之树长青（桔颂（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1995年）[78]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1995年2月）[79]日本访书散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1995年4月）[80]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6月）[81]《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总第62期〉）[82]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1995年10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83]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1995年12月；唐代文学研究，1996年9月）[84]《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85]文化同根倍情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86]“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1996年9月）[87]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感（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88]怀念老校长匡亚明同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一期（总314期〉；《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89]读稿杞忧（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90]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91]勋初自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92]周老任职南京大学时的高风亮节（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54期）[93]陈寅恪研究方法之吾见（《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94]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学术集林1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1月）[95]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文学评论丛刊1卷1期，1997年12月）[96]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97]《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周年纪念有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98]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序（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8月）[99]文献学与综合研究（《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100]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101]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2期）[102]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思考（中国政协报，1999年6月2日学术家园总64期）[103]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胡小石研究》，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104]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105]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辞赋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106]开湖泊志之先河的《太湖备考》（新华日报，2000年1月15日）[107]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文苑出版社2000年2月）[108]李白屡遭挫折与倍受赞誉之两面观（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109]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1期）[110]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1，期）[111]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2]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3]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序（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114]《唐钞文选集注江存》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115]纪念程千帆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0年3期）[116]李白剡中之恋放谈（中国李白研究1999年集“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117]纪念古道热肠的洪诚先生（文教资料，2000年6期）[118]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序（黄山书社，2000年12月）[119]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120]《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21]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4期）[122]梦断黄金台（文史知识，2001年10期）[12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24]先进文化与古典文献研究（《先进文化与建设江苏文化大省——第一期（政协委员论坛〉论文汇编》，2002年3月）[125]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字因缘（书品，2002年2期；《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5月）[126]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127]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8]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129]姚曼波《（春秋〉考论》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13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1月）[131]孙望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132]武秀成《（旧唐书〉辨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33]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4]我与李珍华教授的四次相聚（《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5]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136]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古典文献研究总第7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7月；《古典文献研究》总第8辑，2006年1月）[137]谈笔记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138]异曲可以同工——评两种研究六朝江东士族家学家风问题的著作[署名古愚]（书品，2004年5辑，2004年11月）[139]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0]党银平《崔致远研究》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1]探索与困惑——研究宗教与六朝文学的一点思考（《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142]《永志无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集）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143]《翰墨激情》（纪念抗日胜利60周年文集）序（自印本）[144]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沧海求珠》——张文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145]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社会科学论坛，2006/2〔上半月刊〕；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1期）[146]匡亚明校长在人才问题上的巨大贡献（南京大学报2006年3月28日匡亚明百年诞辰纪念专刊）[147]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2期）[148]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总第181期]）[149]李白与羌族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06第一期[总第81辑]）[150]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151]三教论衡的历史发展（古典文献研究总第9辑，2006年1月）[152]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12版《学术副刊》）[153]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文学遗产，2007年1期）[154]《百年汉学论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2月）[155]《唐代乐人考述》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156]我与傅璇琮先生的文字姻缘（宁波晚报，2007年8月12日；《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157]凤凰出版集团的骄人业绩（《凤凰情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158]古籍整理：“考文献而爱旧邦”（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国学副刊》32期[总56期]）[159]《文心雕龙》书名辨（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4期；文学遗产，2008年1期）[160]李白的晋代情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161]“兴、观、群、怨”古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1期）[162]关于《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的流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2008年4月）
不少人认为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除了是受小说和电视剧的影响外，主要是因为《旧唐书》中的一句话：“初，主（高阳公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 意思就是，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唐太宗的宠爱，所以房遗爱待遇优厚，和别的驸马受到的礼遇都不一样。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高阳公主的确是挺受唐太宗的宠爱的，所以连带的，她的驸马房遗爱也受到一定优待。但是，就因为高阳的丈夫“与诸主婿礼秩绝异”，就能以此断言高阳是太宗最心爱的女儿吗？恐怕还不能。高阳公主受太宗宠爱，与她的出身并没什么关系。《旧唐书》无公主传，对高阳生母也无记载，但对长孙皇后的七个子女记载得很清楚，所以高阳的生母为长孙皇后或太宗四妃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高阳是因谋反而被赐自尽的，若是四妃之女，四妃及其诸子不可能不被连坐。可见高阳与唐高宗同母的可能性也是极低。所以高阳的生母应当身份较低，也可能早逝，高阳受宠于太宗与生母的关系不大，应该是她本身的个性比较对太宗的脾气。 而根据《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称为唐太宗爱女的一共有如下六位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城阳公主，高阳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不过有意思的是，除了高阳公主外，其他的几位公主都有事例可以辅证她们的确是受到唐太宗的宠爱的。 比如贞观七年长乐公主出嫁的时候，唐太宗诏令有司为其准备的嫁妆比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多出一倍。然而早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御史大夫韦挺便曾上表批评时风道：“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非所谓嗣亲之道，念别离之意。正始之本，实在于兹。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长乐公主将出降，太宗谓房玄龄等曰：‘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房玄龄等咸曰：‘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何为不得？请倍永嘉公主。’”（《魏郑公谏录》） 而长乐的驸马正是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长孙冲此时极受帝宠，被任命为从四品上的宗正少卿，驸马都尉，后来官至秘书监（从三品）。只可惜长乐红颜薄命，贞观十七年便病逝了。不过根据考古的发现，长乐公主的墓并没有遵照公主墓只设一道石门的规格，而是破格使用了三道石门——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可见唐太宗对长乐的宠爱，比之高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豫章公主与长乐相似，虽然嫁了人但贞观十六年左右便过世了，太宗为此穿了很长时间的素服，超过了礼法规定的父亲为子女服丧的时间，惹得群臣悚动不安，最后被魏征劝止。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栗，咸不自宁。臣闻古之王者，绝于期服，此乃前书典礼，列代旧章。陛下发上圣之慈，深下流之恸，素服以来，遂经旬月；悼往之义，足为加隆。伏愿割无已之痛，従先王之礼，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滥蒙重任，不敢寝默。’太宗从之。”（《魏郑公谏录》 ）城阳公主的第一任驸马是杜如晦之子杜荷，《旧唐书·杜如晦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赐爵襄阳郡公，授尚乘奉御。”显而易见，杜荷的郡公爵位是因为尚主得来的。而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只可惜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杜荷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处决，之后城阳改嫁的薛瓘任左奉宸卫将军（从三品）。而城阳改嫁时，太宗曾专门为她卜卦，并欲打破黄昏行吉礼的婚制而改由白天行吉礼，不过被马周谏止了。 “公主改适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上将从之。马周谏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先王之教，不可黩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纪，不可为也。夫卜筮者所以决嫌疑，若黩礼乱常，先王所不用。’上从其言。”（《唐会要》）新城公主，既是唐太宗嫡出子女中的最幼者，也是唐太宗最小的女儿，八岁时初封衡山公主——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可见唐太宗将衡山作为封邑册封了自己最年幼的小女儿，究竟有着何等的宠爱之心了。 衡山后来被许配给了魏征的嫡长子魏叔玉。魏征在太宗朝的重要性不需要多强调，而魏叔玉身为嫡长子将来是要继承从一品郑国公的爵位的。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魏征去世不久后就被人安上了荐人失当邀名卖直的罪名，太宗亲自写诏书下令悔婚仆碑，并为衡山另选了一门婚事。贞观二十三年二月，衡山出降长孙诠，太宗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 “操……（贞观）二十三年，以子诠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旧唐书·外戚》）遗憾的是，太宗虽然希望能在临终前看到自己的爱女出嫁，但是很可惜，由于公主出嫁的仪式十分繁琐，分为“册公主、公主受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盥馈舅姑、婚会、妇人礼会、乡丈夫送者、乡妇人送者”等步骤，且“诸土冠婚，公主降嫁等并筮日于南门之外，择日举行吉礼”。所以一直到五月份太宗去世，衡山的婚礼也没能完成，等到永徽三年除掉丧服后，唐高宗将自己最年幼的胞妹改封为新城郡长公主，这才正式完成了婚礼。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六位得宠公主中已出嫁的有长乐、豫章、城阳与高阳这四位，新城则是许婚待嫁。然而无论是从驸马的地位来看，还是就公主们本身所受到的特殊优待而言，很明显，长乐、城阳、新城都要比高阳有宠得多。不过同样有意思的是，虽然《旧唐书》说房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但是纵观整个贞观年间都没能发现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什么好处。 杜如晦之子杜荷还能够因为娶了城阳公主，得封正二品的郡公——不要以为杜如晦死得早，杜家就渐渐没落了，房谋杜断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要知道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建立凌烟阁，将杜如晦排在了第三名，房玄龄还落后了两名排在了第五位。而那时杜如晦已经死了十三年了，房玄龄仍健在，可见唐太宗仍时时挂念着杜如晦。长孙操也因为儿子尚新城公主为驸马，得以升为从三品的刺史。唯独不见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何种特殊待遇，反倒是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因为房玄龄病危，唐太宗亲至其病床前与之握手诀别，并当即授予了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正四品下），房遗则为中散大夫，让房玄龄能够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儿子们的显贵。 这样看来，虽然史官说了房遗爱是因为娶了高阳公主而在众多驸马中脱颖而出的，然而就史实而言，房遗爱备受优待更多的是托了他父亲的福而不是妻子的福。更别说房遗爱在贞观一朝的地位根本不能与长孙冲、杜荷等人相提并论了，即便是在同样尚庶出公主的一干驸马里，比起萧锐、高履行等人身为凌烟阁功臣长子承袭的从一品国公的爵位，房遗爱得到的待遇也是毫无出彩之处。所以若要由房遗爱受到的待遇来推断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证据未免太过单薄，何况高阳公主固然“有宠于太宗”，不过一旦与晋阳公主相比，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了。 《唐会要》：“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 史书里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李治与晋阳因为长孙皇后早逝而被唐太宗亲自抚养。这一殊荣别说是在唐太宗年间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便是放眼历朝历代，恐怕也就只有清朝康熙皇帝那个两废两立的太子可以稍相媲美。而高阳虽然有宠，却从未能像晋阳那样日日都与父亲相亲相见，陪伴左右。更何况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晋阳深得太宗宠爱的事件还有很多。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尝见喜愠色。帝有所怒责，必伺颜徐徐辩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誉爱。……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新唐书》） 晋阳能够临得一手飞白体，与太宗的亲笔真假难辨，想必是时常与太宗一起待在书房的缘故；晋阳不幸夭亡后，太宗悲伤不能自己，又下令将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在公主墓旁修建佛祠，为晋阳的往生祈福求祷；而晋阳这个封号本身就饱含了太宗对这个爱女的宠溺之情——孰不知晋阳正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 在了解了晋阳公主的事迹后，还会有人草率地认为高阳公主才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吗？
关于兰陵王，心痛啊......北齐政权就存在了二十七年，可皇帝是一个比一个NB，无能昏庸，什么乱伦啊，什么别开生面的“放生”啊，什么同性恋啊……只要皇帝看不惯你，后果大家都知道。杀你还是轻的，关键是不是一刀解决，什么灌几十杯酒啊，什么下油锅啊，什么活活打死，什么大卸几块的……回归正题…… 兰陵武王，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也。不知生母是姓氏【因为连老五高延宗的老妈陈氏一个歌姬都有记载而四殿下的母亲却没有被记载。所以给出几种估计：要么地位比歌姬还不如高澄那个花花公子怕丢面子（估计不大可能，花花公子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呢），要么就是高澄自己都不记得是谁给他生的儿子而四殿下的母亲出于对高澄的恨狠心的丢下了儿子（这个也太悲了吧，我可怜的四殿下），要么就是高澄太爱四殿下的母亲不愿显示于人前（爱她就要尊重她让大家都知道你爱她嘛，怎么能让人家为你生了儿子还藏起来呢），要么就是四殿下的母亲是被强迫的，生下儿子之后要求高澄保密。跟四殿下同年的三殿下在文宣时以奉为河间王，而四殿下却是在之后孝昭帝即位时才得以奉为兰陵王，猜测跟身世有关（不知母亲是谁就算了，不得父亲倚重也算了，可最后父母都没了悲情的四殿下啊）。】兰陵王，名高孝瓘，又名高肃，字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忠心事上，和以待下。每有一瓜数果，必于军中将士共享。军中事务，事必躬亲。【四殿下人好好额，眼冒心心……爱死了】 邙山一役，兰陵王为中军以盔胄覆面（后世也有面具一说），率领五百将士冲过周军的重重包围，解了洛阳被困之难。【貌似当时是十万周军包围了洛阳，有位北齐将军在兰陵王之前率了三万将士出马却是全军覆没。我们就当他先为四殿下消灭了三万，还剩下七万。五百对七万，那勇气……四殿下的勇猛是用行动证明的！谁说长得美就不能打胜仗了？歪理！看谁敢小看我们家四殿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因为太有才了，高湛的儿子高纬早就开始嫉妒这位有才又貌美的堂兄了。）有一次呢，后主高纬就对着四殿下说，“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其实，我们四殿下真没那个谋反的意思。要想谋反，你高纬这口吃儿还能坐上皇位吗？】四殿下就回答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 知道说错话后，四殿下后悔莫及，为求自保不惜背负贪财受贿的污名。处处敛其锋芒，及江淮寇扰，担心自己又会被派出兵打仗，哀叹说：“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终究逃脱不了毒酒的鸩杀，武平四年五月，后主高纬赐四殿下鸩酒一杯，将其毒杀。【只能感叹，高纬那个NC亲手帮助北周除了他们忌惮的两位北齐大将——兰陵王和斛律光。高欢在地下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挨千刀的傻孙子杀了他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孙子肯定恨不得爬起来咬死高纬！我都有种想咬死他的冲动。】 兰陵王生性懦弱，这点不假。大哥河南王高孝瑜被武成帝高湛灌毒酒最后投河而亡。武成帝不准人为河南王收尸，不许有人为他哭。兰陵王没有忤逆，照做了。亲哥哥啊，哎……其实懦弱归懦弱，那样的环境下明哲保身是对的。河间王高孝琬就是忤逆了武成帝的意思名目张胆的在大殿上哭，早早的让高湛对他起了杀心，最后杖刑至死。 高纬赐鸩酒，凭兰陵王的名声起兵反了又有何不可？若是他做皇帝北齐应该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吧。 可是四殿下呢，没有反抗。一杯鸩酒面不改色饮下……可造成他懦弱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多半跟从小就失去生母疼爱，失去父亲说教有关吧。冯诩公主再好她也只是河间王的亲娘啊，在对待四殿下的方面上总是不及亲生母亲对儿子的。所以，我们的四殿下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就了解了唯有隐忍和奋发图强才能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兰陵王真贪还是假贪？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是假的吧。邙山一役之前也没听说他贪污啊。明哲保身罢了。还有武成帝送他的二十个美女啊，四殿下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个而已。（不贪色，好样的！）以上皆出自个人对兰陵王的理解。研究过《北齐书》，要文献你可以去看看。不过记载兰陵王的那段并不是很多。兰陵王就是一个谜，一个挖得越久越让人沉迷的谜。 一千个人心里一千个不同的兰陵王。深深地喜欢那个神话！是的，兰陵王就是神话，北齐高氏一族的男人出名的那几个又有几个心理正常呢？帅都帅，可就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而兰陵王，人长得好看，心地又好且正常，又有才战场之上又勇猛无比，跟那群人渣相比确实是神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