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全球化与中国足球 摘 要：全球化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影响深远,特别是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其他各领域全球化的发展.本文从足球与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以及足球的全球化趋势角度出发,着重分析和论述了足球全球化对世界足球运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认清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处理好各种矛盾,科学地应对各种挑战,使足球运动更好地完善发展的观点.而中国足球一直徘徊在世界低水平之列，没有什么质的提高。如果中国无法实现足球的振兴，那中国便算不上体育强国，所以现在的中国根本算不上什么体育强国。足球作为世界第一体育运动, 其令人震撼的感染力和无以伦比的吸引力是任何其它体育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正所谓“哨声一响, 黄金万两”, 成功的运作将会使它成为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机器。 关键词：足球 ; 全球化 ; 世界足球运动 中国足球 （一）足球的起源与发展 一吧陆三年 一0月 二陆日 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英格兰足球协会在伦敦皇后大街弗里马森旅馆成立，制定和通过了足球史上第一部正规的足球规则。当时的规则中球门的上方尚无横梁，但已规定界外球必须用手掷这个规则大部分内容与目前的规则十分相似。这个日子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之日。 一吧漆一年 首次规定守门员在球门区内可以用手接球。 一吧漆一年 漆月二吧日 英格兰足总杯比赛正式诞生。 一吧漆二年 英格兰队与苏格兰队举行了首场国际比赛。同年，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足总杯冠军诞生，博尔顿流浪者队以一比0战胜皇家恩格尼尔队获得冠军。 一吧漆四 年首次规定了越位规则。 一吧漆5年裁判员开始由场外走向场内执法，并开始使用哨子。 一吧漆吧年英国谢菲尔德城举行了世界上第一场灯光足球赛。 一吧吧5年职业化足球在英国首次得到法律认可，从此职业足球开始在英国盛行。 一吧吧吧年三月二二日 英格兰足协决定实行全国联赛，即后来被各国广泛采用的联赛制度。 一吧吧9年荷兰和阿根廷出现了若干个足球组织。 一吧90年正式规定了球门的尺寸，开始使用球门中国。奥利地开始举办足球锦标赛。英格兰首次举办正式的女子足球比赛。 一吧9陆年第一届奥运会上足球列为比赛项目。由于奥运会足球赛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使得一些国家的职业运动员冒充业余选手参赛，严重损害了其它国家的利益。因此，创办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的比赛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吧9吧年三月一5日意大利足协在都灵诞生。 一吧99年巴西足球协会诞生。 一吧99年一二月一5日阿尔弗莱德爱德华兹创办米兰板俱乐部，不久演变成米兰俱乐部，后又分成AC米兰和国际米兰两支球队。 ...... （二）全球化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影响深远，特别是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其他各领域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势必会更深入地影响到足球运动的未来，如何使足球的发展进入经济一体化的轨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足球全球化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谓足球全球化，是指足球活动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和局限，逐渐融为一体的漫长发展进程，也可以被称为全球足球一体化。这包括足球人才的全球化、职业俱乐部的全球化以及足球技战术的全球化等。由于收费电视的出现，波斯曼法规的产生和足球商业收入的不断增长，有力的推动了这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投资商和股市的参与，使这项运动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轨道。 （三）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进程 一99三年陆月召开的全国首次体育产业工作会议上, 原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体育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 并以产业化为方向的发展战略。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足球开始步入实施产业化发展的轨道。一99四年, 众人翘首期盼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终于推出。由于模式新颖、资金有保障, 加之政府的关心和媒体有效的宣传, 球市异常火爆。漆年来, 参赛的各级俱乐部已有50多家, 每年通过各种媒体收看直播和录播的人次更是超过一陆亿。 （四）足球人才的全球化与国足球的发展 足球人才包括优秀的球员、教练员、经纪人等，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球员。球员作为一支球队的主体，现已不仅作为赢得比赛胜利的条件，而且已逐渐成为俱乐部经营的重要砝码。为了吸引球迷的目光和增加电视转播的收益，各俱乐部在引进球员上大费心思。如：9陆／9漆赛季英超花在购买球员的资金达一亿英镑，二00一年法国球员齐达内转会费达到了新的纪录陆四四0万美元。到二00三年仅切尔西一家俱乐部就在购买球员上花费将近一亿英镑。球员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在足球场上的价值，他们的商业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各俱乐部的重视。在球员转会人数上，自从一995年波斯曼法实施以来，球员转会更加自由。一990~一99陆年英格兰有一三50名球员转会，据巴西足球协会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二00一年巴西向国外输出职业足球运动员漆三三名，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比二000年的前历史最高纪录增加了四.5一个百分点。二000年巴西共有漆0一名足球运动员效力于国外俱乐部队。随着足球全球化的发展，亚洲球员也逐步走向世界，日本球员已涉及二一个国家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国球队超过50支，中国一线队的人数超过5四人。中国从一9漆吧年至二00三年也有一陆人转会欧洲俱乐部。在欧洲，德国外援球员占总数的5二.5%，英格兰外援球员占总数的5三.陆5%。这些数据表明，足球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优秀球员的广泛交流。而适时更换球员对于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生存和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通过不断的人员流动，优化组合，才能组建最理想，最强大的阵容，据意大利足协不完全统计，在意大利，球员的转会率每三年一个周期为漆5%-吧0%。在另一方面，俱乐部明星球员越多，与一个俱乐部竞赛成绩不成正比，但与俱乐部经济效益成正比的现象也随之产生。这是全球化带给世界足坛的鲜活特色 综观世界足球强国的足球职业化进程(附表), 中国足球只有借鉴足球强国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取我所需, 加以运用, 才能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走弯路, 从而促进我国足球产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英格兰 意大利 巴西 阿根廷 德国 一吧吧5 一9二9 一9三三 一9三漆 一9陆三 (附表：足球先进国家职业联赛开始年份) 。一.加快各类相关人才的培养, 保证足球产业的正常循环与运作。 二.逐步减少政府行为, 鼓励更多的企业来投资足球。当地政府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给予职业俱乐部以政策倾斜, 如政府部门对俱乐部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国家法律给予经营活动适当的法律支持等。 三.积极推动俱乐部股票上市, 以便能够高效地、多方位地筹集到足够资金, 投入到俱乐部的各项建设中去。 四.继续深化足球体制改革, 制订一系列规范市场运作的机制。 （四 ）足球文化的交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足球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欧洲文化容纳了南美文化的激情和创造性，造就了英格兰的新形象，其打法不再是呆板与单调的“力量”型足球，大打技术足球的变革使之充满了生机。南美文化也在逐步吸纳欧洲文化的理性和纪律。以阿根廷为代表，在保持原有技术特色的同时，讲究足球规律，遵守整体纪律，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来改变着南美足球的形象。他们既拥有杰出的个人技巧，还加速了整体战术，既保持个人的即兴发挥，又遵守足球规律和纪律。同时电视媒体对足球运动的推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不同的足球风格展现在观众面前，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学习和了解。韩国队在荷兰人希丁克的调教下已经有了荷兰队的影子。有着“法国二队”称号的塞内加尔队，绝大多数队员效力于法国联赛，无形之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即使是超级强大的巴西队也不能免俗，首发一一个人中也有9个人在欧洲效力。世界杯正是展现足球风格全球化的最佳舞台。 四.一足球经营管理国际化 各国足球联赛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基础，足球俱乐部是联赛的主体，经营管理是俱乐部运作的主要环节。如果经营管理得当，全球化将为这项运动在足球设施曾经寥寥无几，足球天才被埋没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足球产业化是未来足球发展的必经之路，现在足球产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对于足球不发达国家来说，要学的不仅是足球的技术和战术，而且还要学对足球运动发展同样重要的足球经营和管理。 四.二足球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足球全球化为足球落后国家提供了更开放的交流和学习机会，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吸纳先进技战术和高水平的教练等。它也给足球运动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为世界足球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ISL公司的破产，连锁反应出现了———除对拉动足球经济起火车头作用的世界杯电视转播权销售工作陷入困境外，欧洲各俱乐部的财政黑洞也随之显现。足球全球化尚处在一个发展时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对世界足球产生的积极意义和不良影响，才能真正的抓住机会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四.三 金融资本对足球俱乐部的垄断 在欧洲足坛，由于越来越多的足球俱乐部尝试实行股份制，一些金融投资者和机构正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的购买俱乐部的股票。欧足联已经对金融投资机构过多的渗透足球产业表示关注。英国国家投资公司正在致力于控制多家足球俱乐部，它是欧洲的第一个足球经营联合体，目前他已控制了四个国家的四家足球俱乐部的股份。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足球俱乐部家族”。显然，这家公司认为俱乐部只是一种盈利的工具。他们的做法或许能提高俱乐部之间交流与合作，但当他们在同一赛场上竞技时，是否能真正体现足球运动的意义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不能否认投资商的介入能给俱乐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的潜力，但这种发展要建立在有利于足球运动的基础上，俱乐部不能成为这些公司盈利的牺牲品。 四.四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区域化倾向 尽管足球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它的发展仍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和区域化倾向。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等；而巴西和阿根廷，则继续吸收一些来自乌拉圭等周边小国的足球精英。这种区域性的倾向减少了各国足球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足球运动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大区域间的合作，使各国优秀球员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交流。 四.5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界经常提及的，它的原创者是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特•默顿。自从足球进入商业化时代以来，大量资金的投入将这项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时代。在足球经济的带动下，足球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性，依据经济发展的观点，资金只涌到能够赚钱的地方。世界上本来足球环境欠佳的国家和地区乏人问津，都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在一个国家里面，足球运动开展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越来越“繁荣”，而对于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足球运动就越来越难以生存。欧洲联赛已成为世界最高水平联赛的代名词，本国联赛甚至本国球员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随着资金投入的不平衡，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所谓的“马太效应”。例如，从一999-二000赛季的飞跃以来，法甲俱乐部的整体经济状况一直比较稳定。在整体经济状况基本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各俱乐部之间的贫富差距却拉大了，上赛季最富俱乐部和最穷俱乐部的预算之比约为5：一，一年后这个数字却变成了将近9：一。并且越穷的俱乐部越无法得到大公司的赞助，在英格兰，现在超级联赛俱乐部的平均规模比甲级联赛俱乐部的规模要大5倍。太多俱乐部希望通过扩张来加入令人赢得暴利的超级联赛，通过高价购买球员，支出俱乐部难以承受的工资，使得俱乐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会导致足球的不健康发展。到欧洲特别是欧洲五大联赛去踢球，已成为所有非欧洲球员共同的梦想，将手下队员送到欧洲赛场已成为各国足球管理者的共识。 （5）结论 足球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足球的全球化发展和其他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一样，它既是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是个充满危机的新时代。对于足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足球全球化是他们快速成长的机遇，国外的高水平联赛为他们提供了更开放的交流平台，使他们的水平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得到成长，同时，借鉴国外足球的管理经验和联赛的运行机制，可以迅速提高足球运动管理水平，从而帮助本国足球运动健康发展。此外，通过教练员和球员的交流有助于加快足球优秀人才的培养等。但是，足球全球化的挑战同样严峻，譬如如何使这种全球化成为真正的“全球化”，而不是足球欧洲化，避免“马太效应”的出现，实现全世界足球运动的共同发展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今世界足球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面对足球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认清发展趋势，吸收各国先进的经验，处理好各种矛盾，抓住机遇，科学地应对各种挑战，使足球运动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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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在数字化社区中的应用 1、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过程 回顾通信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有过程：1832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它传送的信息是由众所周知的点划码组成的，即人类最早的通信是采用数字方式进行的。以后贝尔又发明了电话，并由此造就一个电信产业。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电话服务为主的电信业走了一条成功之路，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电信业务也从早期的电报、电话发展到今天多种业务并存的局面，通信的规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通信又进入了数字时代。20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的浪潮，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号角声，信息和知识爆炸式的增长，特别是因特网商用化后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电信业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冲击。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问题的核心在于“信息”。在信息和知识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基本要素的时代中，人们更加需要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原来点对点的固定电话通信方式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了。人类需要宽带的无线通信技术，来满足多媒体化、普及化、多样化、全球化和个性化的信息交流。无线通信是指采用电磁波进行信息传递的通信方式。早在1897年，马可尼使用800KHZ中波信号进行了从英国至北美纽芬兰的世界上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线无电报通信试验，开创了人类无线通信的新纪元。在无线通信初期，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大量使用长波及中波进行通信。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发现的短波通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卫星通信兴起前，它一直是远程国际通信的重要手段，并且目前对应急通信和军用通信依然有一定实用价值。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产生了传输频带较宽、性能较稳定的微波通信，成为长距离大容量地面干线无线传输的重要手段。模拟调频传输容量高达2700路，亦可同时传输高质量彩色电视信号；尔号逐步进入中容量至大容量数字微波传输。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频率选择性色散衰落对数字微波传输中断影响的发现及一系列自适应衰落对抗技术与高状态调制与检测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微波传输产生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整套高速多状态自适应编码调制解调技术与信息号处理及信号检测技术，对现今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全数字HDTV传输、通用高速有线/无线接入，乃至高质量磁性记录等诸多领域的信号设计与信号处理及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化，人们要通信息化开创新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商贸方式、金融方式、思想交流方式、文化教育方式、医疗保健方式以及消费与生活方式。无线通信也从固定方式发展为移动方式，移动通信发展至今大约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主要用于舰船及军有，采用短波频及电子管技术，至该阶段末期才出现150MHZ VHF单工汽车公用移动电话系统MTS. 第二阶段为50年代到60年代，此时频段扩展至UHF450MHZ，器件技术已向半导体过渡，大都为移动环境中的专用系统，并解决了移动电话与公用电话网的接续问题。 第三阶段为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频段扩展至800MHZ，美国Bell研究所提出了蜂窝系统概念并于70年代末进行了AMPS试验。 第四阶段为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为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兴起与大发展阶段，并逐步向个人通信业务方向迈进；此时出现了D-AMPS、TACS、ETACS、GSM/DCS、cdmaOne、PDC、PHS、DECT、PACS、PCS等各类系统与业务运行，频段扩展至900MHZ~，而且除公众蜂窝电话通信系统外，无线寻呼系统、无绳电话系统、集群系统、无中心多信道选址移动通信系统等各类移动通信手段适应用户市场需求同时兴起并各显神通。 第五阶段为90年代中至今，随着数据通信与多媒体业务需求的发展，适应移动数据、移动计算及移动多媒体运作需要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开始兴起，其全球标准化及相应融合工作与样机研制和现场试验工作在快速推进，包括从第二代至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平滑过渡问题在内。对于第三代移动TMT-2000纷纷参与标准的制定，经多次融合努力在1999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ITU-R TG8/1第18次会议上5类RTT技术标准共6种方案成为最终结果。中国的TD-SCDMA方案也已成为其中之一。应该指出，UTRAWCDMA DS及TIA cdma2000MC的相应起步样机已经诞生，包括以GSM、csmaOne后向兼容为基础的第二代半过渡设备（G）EDGE、cdma IS-95B HDR（峰值速率，64QAM调制）及cdma2000-1X等亦已推出。 此外，为接续Internet移动游览应用的无线应用协议（WAP）与无线连接技术蓝牙（Blue tooth）已经产生。从网络的角度来看，接入网可分成有线接入网和无线接入网、光缆同轴混合接入网、铜线电缆、对绞线、电话（一般为铜线）接入网等等；无线接入技术是近些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领域，它从概念上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飞跃，即不需要缆线类物理传输媒质而采用无线传播手段来代替部分接入网甚至入网的全部，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和扩展传输距离的目的。无线接入网品种繁多，如移动卫生系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集群通信系统，一点到多点微波通信系统，微波蜂窝的无线本地接入系统（PHS、PAS、PACS、DECT）等。短距离之内的接入技术主要有蓝牙（Blue tooth）、红外线、DECT、和共享无线接入协议（SWAP）/HomeRF等系统。继广域网（WAN、Wind、Area Network或城域网，MAN，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局域网（LAN，Local Area Network）之后，最近人们又提出了“无线个域网”（WPAN、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这一新概念将小范围应用提升至网络理论的高度。在短短的时间，WPAN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新热点，WPAN的研究组成立不到1上，就演变为IEEE的专门工作组（即WPAN Working Group，于1999年3月成立），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比较而言，Blue tooth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它正根据WPAN的概念向前发展。事实上，Blue tooth和WPAN的概念相辅相成，Blue tooth已经是WPAN的一个雏形。从它最初由Ericsson，IBM，Inter，Nokia和Toshiba公司作为原始发起组织而推出，1年多时间已吸引了近2000个国际上有影响的公司参与。1999年底，美国的4家公司3COM，Lucent，Microsoft和Motorola，与上述5公司一样作为Blue tooth的发起组织，使它在与SWAP、等类似应用标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前景更加明朗。为了推动Blue tooth的发展，Blue tooth的标准是非专利的，Blue tooth已成为目前通信领域的一个新热点，预计不远的将来就可成为小范围无线多媒体通信的国际标准。总之，无线通信技术前景一片光明。 2、我国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 当前，中国是世界各国通信技术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关注的焦点，大家都希望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份额。移动通信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中国移动通信的走向一直为世人所瞩目。1987年11月，我国广东正式开通了第一个TACS制式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实现了移动电话用户“零”的突破。1994年底，广东又首先开通了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至1995年，全国已15个省、市也相继开通了GSM移动通信网。迄今为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面上都建设了GSM网，实现了国内和国际的全自动温游。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准备在21世纪初期开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商用试验。 从1987年至今，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的增长很快，尤其是GSM网更是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在迅猛发展。这主要是因为GSM系统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均比TACS系统有较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我国在GSM运营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促进了GSM网的发展。我国的移动通信用户已超过了8000万，位居世界第二。 近10年来，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科研、设备生产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国产移动通信设备—交换系统、基站和手机等都已经投入生产，并陆续投放市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和研究也正与世界同步。可见，中国无线通信在运营业与制造业上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 3、今后无线通信技术的趋势 21世纪的电信技术正进主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未来十年将是技术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以及IP技术的兴起，正深刻的改变着电信网络的面貌以及未来技术发展的走向。未来无线通信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宽带化、分组化、综合经、个人化、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上几个方面： （1）宽带化是通信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随着光纤传输技术以及高通透量网络节点的进一步发展，有线网络的宽带化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而无线通信技术也正在朝着无线接入宽带化的方向演进，无线传输速率将从第二代系统的向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最高速率2Mbit/s发展。 （2）核心网络综合化，接入网络多样化。未来信息网络的结构模式将向核心网/接入网转变，网络的分组化和宽带化，使在同一核心网络上综合传送多种业务信息成为可能，网络的综合化以及管制的逐步开放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将进一步推动传统的电信网络与新兴的计算机网络的融合。接入网是通信信息网络中最具开发潜力的部分，未来网络可通过固定接入、移动蜂窝接入、无线本地环路入等不同的接入设备，接入核心网实现用户所需的各种业务。在技术上实现固定和移动通信等不同业务的相互融合，尤其是无线应用协议（WAP）的问世，将极大地推动无线数据业务的开展，进一步促进移动业务与IP业务的融合。 （3）信息个人化是下世纪初信息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而移动IP正是实现未来信息个人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手机上实现各种IP应用以及移动IP技术正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移动智能网技术与IP技术的组合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个人通信的趋势。 （4）移动通信网络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网络中数据业务量主导地位的形成，现有电路交换网络向IP网络过渡的趋势已不可阻挡，IP技术将成为未来网络的核心关键技术，IP协议将成为电信网的主导通信协议。随着移动通信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的引入，用户将在端到端分组传输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数据，打破传统的数据接入接式。以IP为基础组网，开始了移动骨干网IP应用的实践。 4、无线通信技术在数字社区中的应用 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实现数字化社区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数字化社区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数字化社区的特点是信息的交流非常的广泛和方便，无论是实验室、办公室还是家庭，计算机及其外设的应用越来越普及，社区中的设备也都有电脑控制。如果它们之间的通信仍然采用有线方式的话，这将给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Blue tooth技术为我们建立一个全无线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Blue tooth标准已制定了和计算机以及与Internet、PSTN、ISDN（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LAN、WAN、xDSL（xDigital subscriber loop）等网络的接口协议，其目标是用单一的Blue tooth标准来建立起和众多国际标准的连接。目前它用1Mb/s的速率已完全可以胜认这些工作，将来根据的发展计划，可以将速率提高到20Mb/s以上。我们可以使用无线电缆来连接办公室和家庭中的电子设备，甚至包括键盘、鼠标等也采用无线传输。我们拥有一个无线公务包，以便携计算机和掌上计算机为代表，采用无线方式和其他设备或网络相连接，使我们拥有一个可流动的办公室。 Internet和移动通信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电脑以外的各种数据源和网络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像机等设备装上Blue tooth系统，既可免去使用电缆的不便，又不可不受内存溢出的困扰，随时随地可将所摄图片或影像通过同样装上Blue tooth系统的手机或其他设备传回指定的计算机中。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装上Blue tooth系统后，采用无线方式收、发E-mail甚至浏览网页将更为方便。Blue tooth的硬件电路可以做到微型化，在Headset上应用非常合适。装上Blue tooth系统的Headset可以使它和手机进行无线连接，也可以使人在小范围内自由走动地打电话、收听音乐，在较大的范围内召开电话会议。微型化、低功耗和低成本的特性给Blue tooth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开拓了近乎无限的空间。例如，Blue tooth构成的无线电电子锁比其它非接触式电子锁或IC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适用性，各种无线电遥控器（特别是汽车防盗和遥控）比红外线遥控器的功能更强大，在餐馆酒楼用膳时菜单的双向无线传输或招呼服务员提供指定的服务（如添茶、加饮料等）将更为方便等。利用蓝牙做出来的传感器可以随时监视家庭中的冰箱存量的变化，从而随时反映出用户所需要的物品，如果再连接到Internet上的话，可以实现网上购物。 未来的信息家电将以Internet和家庭网络为基础、以无线连接实现双向传输，是具有一定智能的3C（Computer、Communication和Consumer）相融合的信息产品。以蓝牙技术设计的数字手机、家庭及办公室电话、小型PBX等电话系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通信。蓝牙提供了低成本、低功耗的无线接入式，顺应了现代通信技术和应用的发展潮流，在信息家电和移动通信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蓝牙技术自提出以来，在短短的2年内已风靡全球。根据市场调查和预测，1999年蓝牙技术的产品全球销量几乎为零，2000年猛增到3670万美元，2001年将在到亿美元，2006年可达到到亿美元；2002年，全球使用蓝牙技术的计算机外围设备将达到亿台，使用蓝牙技术笔记本电脑将达到2500万部；2003年全球9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将使用蓝牙技术，2006年全球将推出亿台使用蓝牙技术的信息家电。 回顾无线通信的发展历程，个人通信的移动性与无缝隙覆盖多媒体综合业务需求将愈来愈突出。频谱延伸至毫米波、亚毫米波的电磁“无线光纤”乃至激光与粒子通信范畴的无线通信将有愈来愈广阔的活动舞台及光明的发展前景。市场是发展的驱动力。尽管我国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发展十分迅速，但我国目前的移动电话和网络用户普及率还很低，面对我国12亿人口，我国在网络规模和容量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竞争局面的形成，促使运营企业积极拓展新业务、新应用，向用户提供丰富的选择，以满足用户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因此，在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上的应用开发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要积极促进无线领域的科技进步、技术创新，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增强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为全球信息化及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社会与全人类的发展而积极贡献力量
1、 民国和建国初期以及当今又一次风靡的女性旗袍是源于下列哪个民族的A汉族 B维吾尔族 C满族 D蒙古族2、曾经是灰色的人群、蓝色的人群、草绿色的人群的穿着时代是A民国时代 B建国初期 C“文革”初期 D满清末代3、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是A服饰变化 B饮食改善 C住上楼房 D出外旅游
必须彻底打破就农业抓农业的传统思维模式，立足产业整体开发，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完整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推动海南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通过农业标准化、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整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1．全面推行农业标准化。农业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没有农业标准化，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标准化，要突出抓好四项工作：一是制定和完善农业生产、加工、包装、贮运等环节的系列标准，并与国际标准接轨，这是突破国内外“技术壁垒”的迫切要求。二是鼓励、支持和引导规模化的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龙头企业率先推行标准化生产。三是按照“统一环境质量、统一关键技术、统一操作规程、统一监测方法、统一产品标识”的要求，建设一批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发挥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四是加大农业标准化的宣传力度，加强农业标准化技术培训，指导分散经营的农户逐步走上标准化生产的轨道。 2．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是实现三次产业联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要结合我省实际，进一步研究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倡导龙头企业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保护价收购、按农户出售产品数量返还利润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探索农民用土地使用权、产品、技术、资金等要素入股，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与龙头企业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 3．推进农业工业化。发展无污染的农村新型工业，有利于拉动农村内需，带动农村现代服务业，推动农村城镇化，促进产业化发展和城乡建设的良性互动。要积极引导外资企业和大中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创办一批工农一体化的龙头企业，使其成为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强劲力量。大力发展工厂化设施农业，用工业装备武装农业，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要拉长农副产品加工业这条“短腿”，搞好农副产品加工业规划布局，建立优势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区，引导加工企业合理聚集，避免遍地开花。鼓励和引导现有加工企业扩大规模，加强技术改造，走质量兴企的道路。 4．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集镇建设要坚持市场运作，以中心镇和中心村建设为重点，基础先行，加强交通、通电、通讯、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以政府投资为导向、业主投资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化的投资机制。要把中心镇建设与农村市场、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区域块状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培育集镇特色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加快农村从业人员的专业分工，引导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一部分农民经营农业资本和农业企业，逐步成为农场主；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产业工人。大力培育农村劳务市场，加强农民劳务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加强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为农民工进城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 现阶段农业结构调整要以“特色＋规模＋优势”为取向，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农村区域经济结构，加速由单纯的外延扩张向质量效益型农业转变，由单一的生产型为主向精深加工增值型为主转变，由内向型向“以外促内”转变，由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要着力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既要重视优势农产品量的扩张，更要重视农产品质的提高，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调统一。二是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的关系，既要改造提高传统产业，更要发展壮大优势产业。三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培育以下三个经济增长点： 1．大力发展畜牧业，使养殖业的产值比重超过种植业。要以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按照“打基础上规模、打品牌上质量、抓加工上效益”的思路，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 2．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发展高效种植业。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做大做强香蕉产业，做优做特冬季瓜菜，因地制宜发展花卉、热带水果、热带作物、经济林等高效种植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出效益。粮油蔗等传统产业要优化品种结构，改善品质，提高单产，努力降低生产成本。 3．大力发展优质种子种苗产业。种子种苗是最具活力的增产增效因素。要充分利用我省的自然条件，把节地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种子产业作为高效农业的新兴产业来发展，把海南建成全国的种业基地。着力建设一批水稻、畜禽、瓜果菜、花卉、林木、名特优水产等良种良苗基地，搞好南繁育种基地和琼台优质种苗合作示范场建设。引进、选育、推广高产、优质、高抗性农作物良种，加快品种更新换代，实现主要农作物良种化、优质化。 三、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撑体系，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1．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关键是实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控。产前要加强产地环境质量检测，搞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检测和认证；产中要抓好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和农艺手段的更新；产后要加强农产品质量检测和认证，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确保出岛农产品打出无公害品牌。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推动绿色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2．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一是加强产地批发市场建设。近几年内重点建设1—2个中心批发市场和30个专业（综合）批发市场，完善市场检测、信息、分拣、包装、仓储、配送等设施建设，强化综合服务功能。二是建立和扩大农副产品分销系统。建立健全海南驻外省农产品流通办事处，引导本地运销户在内地建立农产品分销网点。积极发展购销代理、产销直挂、连锁经营、产品配送、网上交易等现代流通方式。进一步拓宽运销渠道，形成多元化运销格局。三是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信息采集、分析、发布、预警系统，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四是扩大农产品出口。 3．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培育农业科技核心竞争力，要着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立高效率转化科研成果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优化组合科技人员，重新构建与区域特色相适应的新型农技推广机构，逐步改变以政府为主体的垂直推广模式，积极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块状模式、以专业合作组织等中介组织为主体的线状模式、以示范园区为主体的点状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农户脱节的问题。依托农业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或示范基地，培育科技成果交易市场，推动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走“科技＋产业化”的路子。继续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4．建立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建立健全国家、集体、农户和社会各界相结合的多渠道农业投资体系。提高财政、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财政农业支出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调整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实现资金投向从千家万户向各种“龙头”倾斜的转变，划拨方式由以块（部门）为主转向以线（产业）为主的转变，把各种支农资金捆绑使用，切实把政府资金导向到加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发展产业化上来。要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用足用活WTO的“绿箱”、“黄箱”政策，探索对农业和农民补贴的有效方式。 5．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政府服务组织职能，转变以行政手段提供服务的方式，多渠道参与农业服务，拓宽服务领域。供销合作社要加快改造为专业协会、专业产销合作社。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其开拓市场、衔接产销、调解纠纷、调整结构等功能。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按照比较效益最大化和生态平衡的原则,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实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收2000例计划，搞好示范村结构调整规划与布局，加强指导和服务，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在全省推广，示范村农民人均增收534元，同比增长15%，大大高出全省平均增长幅度。加速发展优势产业，瓜菜、水果产值占种植业的比重明显提高，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以高效经济作物下水田和发展设施农业为突破口，制定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性意见，及时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冬季瓜菜实现面积、出岛量、产值“三超历史”的目标，其中产值亿元，比上年增长，是“十五”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全省香蕉下水田新种面积达13万亩，香蕉种植总面积达65万亩，产量突破百万吨大关，产值达亿元；推广甘蔗下水田15万亩。设施农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全省设施大棚栽培面积突破5万亩，西甜瓜下水田3万亩。积极发展制种产业，全省早造制种面积11万亩，生产杂交稻种子万公斤，全年推广超级稻10万亩。以实施橡胶良种补贴为契机，加快发展优势热作产业，落实橡胶良种补贴资金万元，民营橡胶良种补贴面积万亩，充分调动农民种胶积极性，新种橡胶面积万亩。依托“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的优势加快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实现增加值亿元,同比增长。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全省建立177个养殖专业村，新增规模养殖户1万户。生猪出栏50头以上规模的比例达，肉鸡出栏2000只以上规模的比例达。实现生猪出岛38万头，同比增长82%；文昌鸡出岛量2000万只，同比增长，完成了生猪主要依靠进岛、岛内自给到批量出岛的重大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 加强农产品基地认证和产品认证，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积万亩，全省累计认定无公害生产基地205个，面积万亩，组织申报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达26个。加强3个部级和8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组织编制和实施37个农业标准化项目。加强20个省、市县级农药残留速测中心和99个乡镇农药残留速测站建设，扶持39家企业建立农药残留速测点，农产品抽检达标率为。组织开展农资打假、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及毒鼠强专项整治等活动，加强农业生产源头管理。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运行机制，深入开展春秋动物防疫行动，落实全面免疫、预检制度和免疫责任人制度，加强重大动物疫情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确保产地检疫率、屠宰检疫率达100%，连续3年实现全省无猪瘟、无高致病性禽流感、无新城疫等重大疫情。植物保护工作成效显著，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控东亚飞蝗，防控面积95万亩，确保东亚飞蝗“不起飞、不成灾”；加强三叶草斑潜蝇、螺旋粉虱、稻飞虱、黄龙病等防控工作，确保“控制位、不蔓延”。[农业科技与农民培训] 积极实施农业科技入户、新型农民培训、测土配方施肥等科技工程。制定实施《2006年海南省农业科技入户行动方案》，加强琼海、文昌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县建设，建设2000个科技示范户。引进推广农作物和畜禽优良220多个，良种覆盖率达85%，完成主推品种推广面积万亩，推广杂交肉猪23万头，完成主推技术面积103万亩，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80%。以万宁、文昌、儋州三市县测土配方施肥示范项目实施为重点，在瓜菜、水稻、甘蔗等作物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全省发放施肥建议卡4万多份，建设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点30个，辐射带动农户5万户，推广面积达140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落实农机购机补贴资金790万元，补贴机具2587台（套），全省享受购机补贴的农户2450户，在购机补贴政策的激励下，全省农机市场呈现农机具热销局面。扶持发展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农机示范村。全省完成机耕面积万亩，同比增长，完成水稻机收面积130万亩，同比增长33%，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转移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和就业能力，全省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和技术讲座4500多期，发放技术资料、VCD光盘10万份，培训农民70多万人次，安排阳光工程培训补助资金500万元，培训万人，培训转移就业万人，在阳光工程主体培训的带动下，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万人。[农产品保鲜加工] 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计划，逐步优化农产品加工业布局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建设一批大宗优势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加工原料基地和专业加工园区，全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规模企业新增13家，达到75家，实现增加值亿元，同比增长。抓好果蔬冷藏保鲜加工，落实补贴资金250万元，拉动企业投资1亿多元，年内新建、扩建冷藏保鲜项目16个，新增冷藏保鲜能力2万吨。新上一批槟榔等热作产品深加工项目，拉动槟榔产业快速发展。抓好定安塔岭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建设，引导企业向加工园区聚集，目前进入园区的加工项目达19个，总投资亿元。[农村沼气] 编制完成全省沼气建设总体规划并分步实施。农村沼气建设有效地与改圈、改厕、改厨结合起来，与文明生态村建设结合起来，与循环农业和节约型农业发展结合起来，抓好“四个一”沼气工程（一个猪场、一个果园、一个学校、一个村庄各建一个大中型沼气池）试点示范，取得良好效果。组织实施农村沼气国债项目，新建农村沼气池万个，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举办沼气技术培训班，年内培训人员5万人次，取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沼气技工达2656人，基本满足沼气施工需求。积极推广“猪—沼—作物”生态循环利用模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益。[依法治农]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落实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补贴政策，保障农村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制定《海南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坚决遏制农村“三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和民主议事制度，在琼海市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开展村级债务债权摸底清查工作，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完善农业地方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农业立法的重点,把无疫区动物疫病控制、农业投入品监管、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强制性管理等优先纳入我省农业法制建设的重点。加强普法宣传，有2886人重新取得农药上岗资格。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对符合条件的1011个执法人员重新换发新的执法证。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组织全省性农资打假大行动和农机监理大行动，查获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数量916769公斤、31690台件，货值金额487万元，查处756起，检查企业9174个/1084次，整顿市场2676个/613次，受理举报案件121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75个，挽回经济损失436万元。全年不断规范农业行政许可管理，继续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全年审批许可项目317项。（供稿：厅办公室 陈月花）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清朝对西藏和新疆的治理，一方面打击了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要：清朝完成统一新疆的大业，是汉、唐、元诸朝以来，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虽然是在乾隆皇帝的领导下最终完成的，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为统一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再度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的西北边疆，促进了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推动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还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关键词 清朝 新疆 统一大业 多民族国家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统一新疆的最后一战伊西尔库尔淖尔之役胜利告终，至此，清朝完成了平定天山南北、统一新疆的大业，改变了自明中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北划嘉峪关而治的局促局面。清朝统一新疆，是继汉、唐、元诸朝统一新疆之后的又一次大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不断加强与完善，新疆各民族社会不仅再度与内地社会运行在同一政治轨道之上，其与内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自乾隆朝统一新疆以来，人们对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清代学者赵翼、徐松、魏源等人曾在《皇朝武功纪盛》、《新疆识略》、《圣武记》等著作中探讨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历程，并从疆域的开拓、边疆地区的稳定等角度，论述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民国时期，曾问吾、顾颉刚、史念海等学者也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国边疆沿革史》等著作中就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论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更是在清朝统一新疆的相关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边疆理论、史实考订、历史意义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推进与深化了人们对清朝统一新疆的认识。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及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笔者认为有必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乾隆朝统一新疆260周年之际，回顾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背景，考察康、雍、乾三朝对统一新疆的历史贡献，探讨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清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与成效，认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边疆地区的历史事实与深远影响，认识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传统与发展趋势。一、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背景清朝统一新疆，是在新疆与内地长期保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及汉、唐、元诸朝相继对新疆行使有效管辖的背景下，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才最终得以完成了统一新疆的大业。新疆古称西域。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史称此次出使为“凿空”。其实，早在先秦三代时期新疆就已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器，证明早在张骞出使千年之前的商代武丁时期，和田的物产就已运至中原并为贵族们所喜好。而先秦文献如《穆天子传》、《山海经》中对“昆仑”、“玉山”、“流沙”、“泑泽”等山水的记载，也表明当时中原人已对新疆地理有着具体的了解和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果以中央政府设官建制、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作为统一的标志，相较于我国东北、北方以及西南(主要指西藏)等边疆地区，新疆则更早地统一于祖国。而之所以如此，是与这一地区在中西陆路通道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密切相关联的。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内乱，在西域的日逐王降汉。
1、是中国到今天能建立起各民族平等的基础；2、为中国边疆安全提供了扎实的民心基石；3、为中国内部的和平提供了条件。
人的一生不可能拥有太多的30年，而在历史长河中，它只是短暂的一瞬。如果把30年前的记忆和今日的现实对照，就会发现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里。当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举起石斧向自然砍下第一斧时，就奏起了建造人工自然的序曲。新疆地阔天长，原始自然占据的空间太大。千百年前，古人对这片土地发出过“绝域苍茫更何有”的悲叹，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虽然已经过多年卓有成效的建设，依旧化解不了由沙漠、戈壁、荒原辐射出的苍茫和萧瑟。许多从渤海之滨来到新疆的人想北京、天津；从长江流域来的人思恋上海、南京、武汉、长沙……从珠江流域来的人思念广州。人一静下来，感情的野马就向故乡奔驰，心头自会浮起浓重的归思，在有些意志薄弱的人身上，都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步。陆游有诗：“心在天山，身老沦洲。”把诗句稍作改动：“身在天山，心恋沦洲”，完全是当时一些人的心理写照。这种身心分离的心态存在了许久许久，就在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没有退隐。30年过去了，蓦回首，当初那种曾在社会上随处可观察到的身心分离的精神状态已难觅踪影。不少人已把他们的生命之根深深地埋在了新疆这块土地上。这是发生在新疆人心理深层的一大变化，这个变化的产生就因我们已置身在一个新的物质世界里。这个物质世界是由天山南北许许多多经过现代化建设改造的大中小城市（包括兵团师部所在地）和由单色变成多色的新农村组成的，这是一个辉煌的人工自然，在这个自然面前，原始自然相形见绌了。过去，新疆与内地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城市之间的差距。现在，新疆的城市有高耸的高层建筑；有鳞次栉比的住宅小区；有琳琅满目的超市；有广阔笔直的马路；有吐放异彩的街灯；有跻身星级的宾馆餐厅；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广场……就城市应有的现代化内容而言，新疆和内地几乎同质同构，与北京、上海、广州的差异只存在于繁华程度和规模。往日新疆人从内地开会参观回来，谈起内地城市，眉飞色舞，赞不绝口，联系新疆，总免不了要贬责几句。现在归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致了，甚至会心不在焉地说一句：“唉！也就是这个样子。”甚至出现这样的逆转，山东人到乌鲁木齐，会惊讶地说：“我看比济南还好。”陕西来的人会说：“哟，这比西安还好。”河北的来人会说：“这比石家庄不差。”报社有一位哈萨克族记者到口岸迎接从哈萨克斯坦来的表哥，那天风大，表哥光头没戴帽子，记者问：“你怎不戴帽子？”她表哥答：“听说你们乌鲁木齐的楼房太高，抬头看楼，帽子要掉，我就没戴。”这虽是个幽默，但多少透露出外国人对乌鲁木齐的一种观感。新疆已从简陋零散的物质世界提升到富丽繁荣的物质世界。先前那个物质世界底子太薄弱，原始自然的苍茫、萧瑟袭来，几乎无孔不入，它总要在人的心头肆虐，增添一抹秋色。如今的物质世界，是由现代化的铜墙铁壁构成的庞然块体，能远距离把原始自然辐射的苍茫、萧瑟化除掉。这个物质世界是按人的意愿和人的目的性建设的，它不仅增加了许多醒目的物质景观，还给人建构了一个新的物质生活方式。从前，生火需到旷野去拾柴火；饮水得到河边、井畔去挑去提；冬日取暖，得用土坯打火墙；洗衣得用搓板搓，用木棒捶……这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生活程序，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省却，人在职业劳动之外，又加上沉重的家务劳动，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人们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上炕上床。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这等生活对人了无情趣。宗教家说，人生如苦海，人们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拜倒在神的尊严下。而今天的物质世界，给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楼房、抽水马桶、热水器、煤气、自来水、洗衣机、冰箱、电话、手机，构成了一个新的生活程式。从前是对自然依赖，那种依赖是要靠劳力投入的，现在由对自然的依赖转入对现代化物品的依赖，这种依赖是把人力排除在外，手只要按动开关，按动键盘，家务劳动的强度即刻降低到零，生活舒适了、轻松了、愉悦了，生活和辛苦脱钩，生活与享乐交融，这是人生活中一次具有震古烁今的变革，是改革开放的赐予。新的生活方式让人有了新的活法，一切财富都是在时间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农业社会，时间是廉价物，人可以无休止地消磨时间，尽管这能折磨人，但天长日久，人麻木了也就没有什么反应。市场经济使时间加倍升值，出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直接效果是节约了时间。今天，人有足够的时间旅游参观、滑雪溜冰、探亲访友、上网聊天、马场赛马、打高尔夫球、逛公园、到歌吧练歌、去舞厅跳舞……一句话，人有了休闲活动。生命是要有张有弛的，是需要在休闲中得到整修的。休闲在人生的位置上，被归类为享受，人有了新的活法，可以享受生活了。想当年，生活被称作“糊口”、“谋生计”、“求饭碗子”，这里都透出生存的艰难。如今，生活里加进了休闲，加进了享受，生活由冷色调变成暖色调。生命的价值突然飙升，养生成了各阶层的共同趋向。从前，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总是那么抽象。现在有了事实的验证，全面发展的许多内容要在休闲中来体现，原来是抽象的理论，现在进到我们生活中来了。在这个新的物质世界里，不仅建构起了新的物质生活，还营造出了新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是红花绿叶的关系，没有生存环境衬托，生活方式就不会美满。从前人们用“关山速递”、“道路修远”来形容新疆的地理特征，这是文人笔下的诗性语言，而这种语言的真实含义是偏远闭塞、是新疆的地理劣势。我是记者，我要走动，原来我的时间大半花在路途中，终日风尘仆仆。那时，公路狭窄不说，路面还起伏不平。那种颠簸、那种前仰后合的碰撞，常常令人不堪忍受，这还说的是柏油路，许多县乡多是土路，人更是像在车里跳舞，一日奔波下来，腰酸骨疼，真正体会到了“风尘之劳”、“跋涉之苦”。那时因为公路质量不好，常出事故，有一年冬天，我与我的搭档老胡乘坐一辆破车去伊犁、塔城、阿勒泰搞发行，一路上不超过50公里就会看见有汽车翻在路边，不能不叫人心惊。那时，长途跋涉，仿佛是拿生命作赌注，每当我走进后沟或甘沟，就惶惶不安、提心吊胆。如今，密如蛛网的空中航线，经纬交错的优质公路把新疆的地理劣势填平了，出现了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长途奔波引发的“跋涉之苦”被消融了，行旅反倒成了享受。有兴致时，可以欣赏道路两侧的风景，没兴致时，可以闭目养神，那种快速度给人带来的是列子御风行飘飘然的惬意。这是说的汽车，至于飞机，朝发午至，或午发夕至，那就更称心如意。这种由基础建设营造成的新的生存环境和其他省区几乎难分伯仲，新疆和内地画上了等号，在这方面再也听不见对新疆人的埋怨了。由基础建设带来的物质环境已经令人心满意足，再加上有美好的生态来装饰，更是锦上添花。昨天是寸草不生的荒山，如今变得绿树成林；昨天是卵石布遍地的河滩，如今成了姹紫嫣红的花园；在火洲吐鲁番市中心，可以在湖中荡舟；在塞外江南库尔勒市，可以漫步孔雀河畔看看天鹅凫水；在克拉玛依可以欣赏那诱人的绿色；伊犁河畔的伊宁更是风光无限……绿水青山已不是江南独有，在今天的新疆已频频出现。新疆媒体从多侧面、多视点报道过物质生存大环境的巨变，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苍蝇的消灭。一个小昆虫值得提到生存环境的高度来评议吗？值得！它的意义非同小可。苍蝇有个不雅的绰号——“逐臭之夫”，哪儿有异味，它就向哪儿飞去。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对人骚扰、进犯，它还向人传播细菌。一盘菜肴，经它一叮，人马上就厌食，千古以来，人诅咒它、痛恨它，可又无法把它从生活领域中彻底驱逐。生存环境中有它的存在，就别想过安宁日子。上个世纪50年代，它被定为四害之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讨伐它，后来它依然在人的生存环境里作恶。可是现在，城市几乎不见了它的踪影，就在农村，也没昔日那样猖獗了。人的生存环境里去掉了这一害，难道不是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值得大书特书？现在的物质世界，流溢着人性，处处体现的是人的意愿，自然不会给害虫留下生存空间，在物质世界日渐完善的过程中，就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物质生存空间大大提高了纯净度。人在创造新的物质世界，新的物质世界反转过来又创造着人，物质世界是按人类现代文明的原则创建的，于是，在新的物质世界就弥漫着浓厚的文明氛围。进入这种氛围，人就不能不收敛自己的野性，抛弃落后的习俗。譬如随地吐痰。过去，大小会上动员，媒体宣传，甚至贴出告示，以罚款相威胁，可是吐痰者依然如故，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症。现在，大小建筑的地面不再是土地和砖地，铺的是地板、瓷砖，有的甚至是地毯，就是在外面的马路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不忍心吐下那口痰，顽症彻底治愈了。从前公共场合时常是人声鼎沸，走进餐馆，吆五喝六的猜拳声震耳欲聋，有的还赤膊上阵。而在今天的星级酒店里，只见人影晃动，听不见高声喧哗。在新的物质世界里，人的原始自由正在改造着，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形成双向改造的良好关系，这是人和物互相助长的良性互动，这是更高层次上的现代化。过去，由于我们过于强调了主观的力量，轻视了物质的力量，没有很清晰地认识到物质与心理的双向关系，也就是说，对马克思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句经典语言领略的不全面。常常在我们看来，一个很小的文明动作是社会上很容易建树起来，可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像吐痰，就是迟迟改不掉的恶习，一旦物质条件成熟，就会自发消失掉，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人的许多心理机能需要在一定的物质氛围中才能形成，这个氛围没有出现，怎么呼唤、怎么努力，都是在做无用功。在这个新的物质世界，对物质有了更新的认识。这就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去塑造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光华。
治水先治山治山在兴林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它百年历程的今年7至8月，中国透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次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长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特大水灾，波及全国28个省，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余亿元。当洪水退去，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了这次特大水灾的主导因素是气候，重要因素是森林植被减少，生态功能下降，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严重。中国有两句与山水有关的成语:穷山恶水和山穷水尽。穷山必有恶水，穷山必有旱灾。如果山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水灾旱灾将会经常光临。现在，灾区人民在着手重建家园的同时，掀起了治水的热潮。但究其根本，治水必须先治山，治水和治山是治标与治本的关系。穷山恶水、山穷水尽是一种灾害性的因果关系，而山绿水长流、山丰水富则是另一种人间美景的因果关系了。如何治山?从引起这次水灾的重要原因，就可得出根治水患的药方:增加森林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关健是依法治林，依法兴林。首先，必须大力培育森林资源，建设绿色屏阵，改善生态环境。今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新的森林法第八条第1救规定，“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捷盖面积。”第26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地区提高森林及盖率的奋斗目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自1987年元月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力争十五年基本绿化广西的决定》后，全区各地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植树造林，培育森林资源的热潮，林业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先后于1994年和1997年实现了造林灭荒和造林绿化达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1997年，自治区林业局新一届局党组成立后，即着手组织开展了以“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石山封山育林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防治荒漠化造林工程、平原绿化工程、生物防火林带造林工程、城市大环境绿化工程、绿色通道造林工程”等为主体的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得到国家林业局及自治区领导的肯定。这是巩固我区造林灭荒和绿化达标成果，提高森林的林分质量的重要举措。我区今后的营林造林，每一项都要当作一个工程来建设。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造林绿化达标后，我们时植树造林工程，思想上不能松懈，工作上不能松劲，投入上不能减少，要依法进行森林资源的培育。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造林。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侧、湖泊水库周围，由各有关主管单位因地制宜地组织造林;工矿区、机关、学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软场、渔场经营地区，由该单位负责造林。这是新森林法明文规定的，我们必须依法开展森林资源的培育，不但林业系统要造林营林，社会各界也要在各自负责的范围内造林营林，形成全社会办林业，全民培育森林资源的格局。林业负有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具有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科学研究表明，森林对雨水有着很好的截留、缓冲、积蓄的作用，森林通过林冠截流、枯枝落叶层吸收、土壤蓄水和渗透等过程，改变天然降水的分配比率，从而起到削滞洪水的作用。一场50多毫米的基雨，森林可轻而易举地吞下去;营造5万亩林，相当于修建一座库容为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因此，大力培育森林资源，是治山的重要内容，是治水的根本措施。其次，依幸科技发展林业，增加资源。多年以来，广西林业科技在兴林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提高了林业生产建设中的科技含量。从1991年开始，我区制定并实施《广西科技兴林方案》，把技术研究的中间试验和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到生产中，形成新的生产力。由自治区林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完成的《良种按短周期工业用材林综合技术开发》，项目覆盖全区4x个县(市、区)，一991年一1996年共营造良种按万亩，平均每年每亩生长量立方米，是常规品种生长量的倍。该项目在实施期间，开发应用推广良种按科技成果30项，同时完成了10项试验研究。项目在国内领先，达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的林木蓄积量达915万立方米，总产木材686万立方米，产值亿元，年新增利税亿元，投入与产出比为l:。该项目1997年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自治区党委、政府重奖科技成果的二等奖。多年来，广西林业技术推广体系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到1995年底，已建立自治区、地市、县三级林业技术推广站104个，建站率达96%。1994年以来，经林业部批准，我区先后把柳州地区建立为“林业部林业技术开发试验示范区”，苍梧县和博白县为“林业部科技兴林示范县”，派阳山林场为“林业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3 19:45 部科技兴林示范场。”但从总体上看，我区科技兴林的水平还不高。我区现有巧l个国有林场，经营面积1725万亩，有林面积1134万亩，19卯年生产木材万立方未，此外还生产松香7685吃，纤维板万立方来，创花板5仪洲)立方来，胶合板754立方来，机制纸4688吃，完成木片出口11万绝干吃，全年总产值才达亿元(现行价)，有116个林场亏摄，亏搜面达76%，盈亏平衡后，净亏8762万元。这说明我们林业科技含责较低，今后必须加大科技兴林的力度。祈森林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林业科学研究，推广林业先进技术，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今后我区重点是抓生态环境建设的林业应用技术、速生丰产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按树裁培技术、防火林带建设技术、石山造林技术、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的推广运用等，切实依靠科技兴林，增加森林资源。再次，必须依法强化对林地林木的保护管理。新森林法第1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在大面积林区增加护林设施，加强森林保护。”第23条规定:“禁止经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今年8月上旬，国务院在《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紧急通知》中决定:“凡在国家规定的乔木林地、灌木林地、硫林地、竹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和采伐进地、火烧迹地、苗团用地、国家规划的其他宜林地上进行的开垦活动，不论以何种名义、何种方式，不论是哪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批准的，必须立即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3 19:45 停止。”“要加强对林地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林地放在与拼地同等重要的位l，高度重视林地保护工作。”林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林地和林木是森林植被最基本的组成因素，保护和管理好林地，是保护和管理好森林资源的最基本的要求。可是，近年来我区林地被非法征、占用情况严重。据调查，我区l空则)年林业用地占国土面积，1995年下降到，5年间林业用地面积减少755万亩，年均减少巧l万亩。从1992年至今，全区国有林场的林地被非法侵占的面积达183万亩，严重地威胁着国有林场的生存空间。依法保护和管理好林地林木，是当前我区刻不容缓的任务，也是治山兴林的最基本的要求。结合广西实际，自治区林业局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紧急通知精神，作出了五条规定:第一，各地要采取有力措施，立即停止一切毁林开垦行为;第二，组织工作组对辖区内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情况进行彻底清查，并依照有关规定对乱占林地、毁林开垦的单位和责任人作相应的处理，今年11月底前按毁林种蔗、毁林种粮、基本建设以及移民安1乱占林地分类统计上报;第三，及时制定退垦还林计划和措施;第四，加大执法力度，时大案要案、顶风毁林开垦的，不管涉及到哪一级，步及到什么人，都要从重、从快、从严查处，依法追究责任;第五，林权证是林地、林木的法律凭证，凡是核发了林权证的，要坚决维护林地、林木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侵占国有林地的违法行为。保护和管理好林地林木，是培育森林资源的前提;提高林业生产建设中的科技含量，是高质量培育森林资源的有效保证;大力培育森林资源是兴林治山治水的根本。总之，国土得到完全绿化之日，就是水患得到根治之时。新森林法新增加的第7条规定:“国家保护林农的合法权益，依法减轻林农的负担，禁止向林农违法收费、罚款，禁止向林农进行摊派和强制集资。国家保护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林区是复合型林区，林区内的林地既有国家所有，也有集体所有;使用林地的主体有国家、有集体，还有广大林农个人，南方集体林区更是这样。因此，发展林业除了国家投资建设外，在大部分省区要依靠集体和林农个人，他们对投人林业的积极性关系到林业的兴衰。新增加的第7条正是考虑了中国的这一林情，为调动广大林农发展林业积极性而把林农合法权益提高到国家保护的法律地位，让广大林农放心办林业。林农植树造林、育林护林、经营林业要有合理的利润，才能从根本上调动集体或林农个人稳定地大规模地办林业的积极性。投资林业，发展林业有很多局限性，一是投资期长，投资风险大;二是效益多样，经济效益仅是一部分而且只有这部分经济利益可维持林业再生产。三是林产品为特殊商品，不能象其他普遍商品一样随意出人市场。这些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林业的发展，如果国家再不在政策、法律、法规上为林农创造一个优良的林业经营环境，确保林农从植树造林、育林护林、经营林业中所获取的合理利润以维持林业再生产，林业就无从发展。针对现阶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渡时期存在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等不利经营因素，新森林法作出了依法减轻林农负担，禁止向林农违法收费、罚款，禁止向林农进行摊派和强制集资的法律规定，以优化林业经营环境，确保林农获利，从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从根本上调动他们发展林业的积极性，使他们在通过发展林业获取实际经济效益的同时，客观上为国家为社会在治理环境，优化环境方面作贡献。国家保护林农合法权益，就是保护林农依法取得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把谁种谁有，谁使用林地、经营林地，其经营所得就归谁，谁就有权依法处置属于自己所有的林业产品、半成品、产成品等这一几十年来被林业实践证明了，有利调动广大农村集体和林农发展林业积极性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即在一定法律条件下，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可继承、转让，可作价入资人股。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森林采伐前的造20
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其基本的框架结构,即
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区别主要是由其框架
结构决定的。因此,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必须首先
弄清楚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将影
响政治制度研究的所有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也是如此。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是正
确研究、分析、认识、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所有
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其它的问题都
可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个方面,以
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差。
一
一般认为,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着君主政体、贵族
政体、民主政体、共和政体、专制政体等类型,其中的
一些类型是可以相连的,如君主专制政体、贵族君主
政体、贵族民主政体、共和民主政体等。这些政治制
度类型区分的基本尺度是,一人执政的是君主政体,
少数人握有最高统治权的是贵族政体,全体公民拥
有权力的是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则是指那些将所有
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并且可以任凭自己
的意志为所欲为的政体。在此,君主政体和君主专
制政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君主专制政体是指
最高统治者一人控制着绝对权力,并且不受任何法
律以及其它任何权力主体的限制和制约,君主政体
虽然也是一种一人掌权的政体,但是与君主专制政
体相比,君主手里的权力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及相
应权力主体的牵制。另外,政治制度的类型还与不
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相联系,如城邦民主政体、城邦共
和政体、封建贵族政体、封建君主政体等。
那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
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称为封建专制政体或封建专制
集权政体。当然,这样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因,主要与
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是封建
社会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秦汉以后,基本上不存
在典型封建社会的诸要素。即使存在过某些方面的
相似性,也仅仅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代表性。
例如,拿“封建”一词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
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但是,即使先秦时期的封建,
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比较,也只是形似而非神
似。先秦的封建制以西周时期最为典型,而西周封
建制的基本状况是:“吾闻国家之立本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
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
等衰。”(1)很明显,中国的西周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
封建有很大的差异。西周的封建“封建亲戚”(2),是
一种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其中,
以嫡长子资格继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其他非嫡长
子诸兄弟皆为小宗,从而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这样的西周封建贵族的等级,这是一种按王
国维先生所谓的“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递进的
封建关系,是一种中国式的“尊尊”与“亲亲”相结合
的封建。在这种封建制度之下,无论是君主还是贵
族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可是,正如我们
已经知道的那样,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却并不是如此。
在西欧中世纪,“采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财产权
利和人身关系的体现,其基本的关系是契约互惠性
的。因此,君主地位以及贵族头衔的获得,主要与土
地财产权利挂钩,与契约关系相联系。这种封建正
好与中古式的“血缘封建”相反,是一种“契约封建”
或“采邑封建”。再拿秦汉以后的中古社会来说,不
但不存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甚至连先秦中国式的
宗法封建也不复存在了。非但如此,秦汉以后,国家
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和
社会的所有方面,国家权力本身不受限制。此外,秦
汉以后的官僚制度也日趋发达。这种状况,与西欧
中世纪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官僚制度,以及不存在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受国家控制的社会的状
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中的距离非常巨大。所以,可
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典型的西欧中世纪式的封
建社会,甚至可以说不是封建社会。
除了封建社会的概念以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
的形态分类还有许多不同的论点。这些论点主要
有:(1)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2)治水社会或东
方专制主义;(3)历史官僚帝国;(4)家产官僚制帝
国;(5)伦理本位社会;(6)乡土社会;(7)世袭社会和
选举社会;(8)宗法家族社会等。
总的来看,宗法家族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宗
法家族血缘关系。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文明时期
的宗法制度或家族制度,始终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
血缘关系,而且从未中断过。这种血缘关系成为中
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其他的一切关系
皆由此出。2·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
扩大。一切的团体和个人都消融在家国之中。家为
小家,国为大家;家为私家,国为公家,除了家就是
国,其他的一切社会组织都可以被家或国解释和取
代。3·专制权力———君权父权至上。在宗法家族
社会,一家之长的权力和地位是最高的,一国之君的
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超越了法律以及
其他的所有权力。君权就是法律,而父权受到法律
的维护,没有其它的力量能够撼动。其他所有的权
力和权利都源于君权与父权,因此,必须无条件地服
从君权与父权。4·宗法家族制度。与各个时期相
应的一整套宗法家族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连续性
的基本体现和保障。
显然,在上述的各种观点之中,“宗法家族社会”
的提法最契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尽管其他的观
点也很精彩,但是,都有某些不足之处。“亚细亚生
产方式”只是一般性的概括,缺乏清晰而详细的具体
内容,在社会形态的描述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治
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说法,
它考虑到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中
古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生存方式,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其中的许多论述
都是确实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
很有启示。但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是
流于一般性的概括,把中国仅仅看作是东方国家,而
没有更加深入地探究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一个特
例,存在着那些更深层次的特征。此外,这一观点较
为集中地论述了国家的政治层面,很少涉及社会层
面。“历史官僚帝国”也是如此,它所关注的几乎都
是帝国的政治统治方面的问题,并且偏重于官僚政
治层面。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是最为全面和具体
的,而且也指出了这种家产官僚制源于家族制,是属
于“父权家长制”的类型。不过,韦伯关注的重点也
是集中在政治统治方面。并且,韦伯只把秦汉以后
看成是“家产官僚制”,而把先秦看成是“封建制”,至
于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韦伯没有明确分析,而这
一点对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
的。伦理本位社会和乡土社会则偏重于伦理道德层
面的关系,对制度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层面却很少
研究。“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概念别具一格,
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殊
的社会状况?显然,对此的分析较为欠缺。由此可
见,中国古代社会应该是宗法家族社会。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以父子为主的家
族血缘关系一直是贯穿于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转
变,再从秦汉到清朝末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轴。
尽管,这种血缘关系的具体形式多有变化,但是,这
种血缘关系本身是牢固的,没有任何改变。由于基
本的家族关系的存在,导致中古社会的变迁始终没
有脱离氏族→部族→宗族→家族的发展脉络,即使
先秦时期的“封建”,也是“宗法封建”。比较欧中世
纪的“采邑封建”或“契约封建”来说,是一种中国传
统式的“血缘封建”,家族的庶嫡宗法才是先秦封建
的游戏规则。秦汉之后,宗法分封已经消失,封建也
不复存在。但是,中古社会依然是宗法家族社会,不
同的只是宗法的大宗小宗关系变成了宗族的君臣—
父子关系,家国仍为一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
“在家为孝,在朝为忠”已经成为几千年社会关系的
真实写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中古社会怎样发生
变化,其宗法家族的性质始终不变,形成社会变迁的
一条主流线索,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定论上,我们可以冠以
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在所有的名称前面都应该加
上“宗法家族”四个字,例如,在“封建社会”之前加上
“宗法家族”,就是“宗法家族封建社会”,其余类推。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不是什么“封建专制集权政体”,而是与中国古代
宗法家族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类型。从一般常识上
讲,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类型是密切相联的,不可
能出现社会形态是一回事,而政治制度的类型又是
另一回事的情况。
实际上,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产
生、形成和演变都无法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
和制度系统,政治制度只是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中
的一个子系统。一般来说,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是
怎样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是怎样的。因此,中国古代
社会的宗法家族形态,必然导致中古宗法家族专制
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或者讲,中国古代社会的宗
法家族形态必然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存在。两
者的关系未必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密切相
关的统一互动问题。在它们中间不可能产生一个不
相干的“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如果是为
了习惯方便,也应该在前面加上“宗法家族”,即“宗
法家族封建专制集权”政体。
从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
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型,它
非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城邦类型,帝
国政制和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类型,而且不同于东方
的日本、印度等类型。同时,也不同于那些典型的政
体,如君主制、贵族制、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它是
一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发达成熟的宗
法家族模式的专制集权政体。
欧洲古代历史上的希腊城邦制是一种多元的分
权政体,一种复合的政治制度系统。这种政体已经
脱离了早期国家的雏形,跨越了血缘家族的组织结
构。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和公元前508年克里斯
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城邦政体。梭伦的改革成功
地摒弃了传统的家族门第制度,以财产为基础将全
国的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以此确定国家公职的
任职资格。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在制度中便加
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确定的,于是,随
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
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3)(P·114)
此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
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把全雅典划分为十个选
区,取消了原有的四个部落,消除了氏族贵族在部落
中的势力,从而清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
旧的政治体制的残余,真正实现了原始的早期国家
向城邦文明国家的转型。此外,梭伦和克里斯提尼
的改革,还先后确立了雅典城邦国家多元复合的政
治制度。实际上,早期雅典城邦制的政治体制也是
一元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就是元老院,它是
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的。梭伦的政治制度改
革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制度结构,新设立了四百人会
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拟订议程、预审
提案,拥有立法权。他还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员从
四个等级公民中选举产生,参与各种案件的审理,拥
有司法权。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则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了这种新型的多元复合的政治制度。他以五百人
会议取代了四百人会议,其成员由十个选区各选50
名代表组成。五百人会议不仅拥有审议权而且还拥
有一定的执行权。他还颁布了贝壳放逐法,此法规
定公民大会可以用贝壳或陶片作为表决票,用投票
表决的方式放逐任何有害国家的人,不管这个人是
否身居高位,握有重权。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另一
个典型是斯巴达,它是一种贵族共和政体。斯巴达
国家设有两个国王,主持审理案件和某些重大的祭
祀活动。这种一个国家拥有两个国王的情况,在中
国古代“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是
元老院,拥有国家所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国家还
设有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可以选举产生五个监察官。
这些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官对于国王拥有绝
对的监察和监督的重权,具体体现在对国王拥有控
告权、裁决权、督兵权、审判权,甚至拥有在特殊时期
取消国王资格的权力。与此比较,上述古代希腊城
邦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特征,在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中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也是不存在的。
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
度也颇为不同。元首时期拥有“奥古斯都”称号的屋
大维,其拥有的绝对权力是元老院授予的,“元首”之
义是第一公民。然而,中国古代的专制皇帝却是“天
子”,其专制权力是“神授”的。
至于西欧中世纪国家的封建政治制度,则是一
种立体的多中心权力系统,维系这一系统的是一种
中世纪的契约关系及法律体系。西欧中世纪封建政
治制度,并不是一种一元单一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
系,而是一种多元或多中心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了
中央国王的政治权力、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力以及教
会的政治权力。这三种主要的政治权力主体相互对
立、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形成一种交叉复合的政治
制度系统。在法兰克封建王国时期,作为最高统治
者的国王并未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国王在
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时,并不象中国古代的皇帝那
样可以自行其事,可以做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
上”,他必须经过贵族会议的合法程序,而贵族会议
则是体现国王、各级贵族和大主教多中心权力意志
的政治机构。贵族会议正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治制
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政治机构在中国古代政治
制度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此外,法兰克王国的
最高官员宫相是由大封建主会议选举产生的。在查
理大帝时期,全国分为98个郡,郡的长官由地方大
贵族担任。这样一些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秦
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的。早期的
法兰克王国,实际上是一个被封建“公国”和“伯爵
国”割据的徒有其名的国家,各国的封建领主都是独
立的,国王只是众多贵族中间的“第一个”,权力非常
有限。在国王之外,封建国家设有称为“库里亚”大
会的封建主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重大的军
政事务,甚至有权罢免国王和选举国王。这样的情
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中也从未出现过。
二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体,
与上述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治制度类型都不
相同。它没有出现过像希腊城邦制时期建立在多元
基础上的古代民主和共和政体,也没有出现过像西
欧中世纪封建时期那样的多中心政治体系。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是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体。这种政治制
度类型的基础是血缘关系,主要体现为血缘家族关
系,其核心是父子关系演化为国家政制制度的君臣
关系。血缘关系是关键词,是解释和理解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类型的钥匙。吕思勉认为:“古代天子诸侯
间之关系,实系宗族之关系。”(4)(P·373)宗族关系就是
血缘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专指先秦时期。然
而,实际上这种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本
特征之一,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所有时期。
在宗法家族式政治体系中,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是
合二而一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放大了的父子
关系,所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是也。君主是国主
君父,大臣则是家奴臣子。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是独
一无二的,因此,君主作为一国之主也是独一无二
的。于是,这种建立在血缘父子关系之上的君臣关
系,赋予了国家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
约束的权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型构出
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受到
血缘关系保证的。与欧洲中世纪封建政治制度中君
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同,这种源于血缘父子关系的
君臣关系,缺乏法律基础,法律规则难有作为,常常
形同空文。君臣之间奉行的是一种出于孝的忠诚,
而不是一种具有法律保障的出于约定的忠诚。在这
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中,保障君臣双方权力与地位的
是君臣关系,而不是法律。维护一种良好的君臣关
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律关系在君臣关
系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君臣关系重于法律关系。此
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其君
臣关系之间必然缺乏一种权力与权利的结合和平
26
衡。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高居于臣子之上,随时可
以凭借君主的地位为所欲为,而臣子则只有一种绝
对的义务,臣子在君主面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
利地位的。在这种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的框架下,
君主为主而臣子为奴的状况是极其正常的现象,这
也正是作为古代政府首脑的宰相,在皇帝面前也要
自称是“奴才”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原因。
具体而言,在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中,由于血缘
关系是其主要的特征,因此专制集权就是其必然的
结果。国家政治化了的父子—君臣关系中的主角
———皇帝与官僚就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这个古
代国家就变成了官僚帝国。除了皇帝和官僚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染指政治权力。一部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皇帝与官僚
的政治权力分配史。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
度,完全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希腊城邦制及中世纪封
建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历史上,政治权力不仅被君主
和官僚拥有,而且也被全体公民、贵族,甚至教会拥
有。西方历史上的一些专制君主往往不是制度的产
物,而是时代的产物或个人意志的产物,因此遭到人
民的反抗,专制君主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国历史上
的专制君主则是制度的产物,因此人民并不反抗专
制皇帝,他们往往将希望寄予仁慈的皇帝,他们反抗
的只是皇帝中的暴君。事实上,专制集权的政治制
度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可是其程度
却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式的政治制
度,在专制集权的程度上是最为极端的。其主要原
因就在于血缘家族的父子关系转变为国家政治化了
的君臣关系之后,皇帝和官僚就完全垄断了一切政
治权力。因此,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
式政治制度来说,专制集权是与生俱来的,除非血缘
关系变为契约关系或法律关系,否则,其专制集权的
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血缘
关系是政治制度专制集权之源。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另外一
个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国家等同于一个扩大了的家,
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形同家族结构。先秦时期,国
王是天下大宗,而小宗则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士。
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的结构中,皇帝为国家独一无
二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因此,
皇帝既是君主也是国父,是国家这个大家、“天下之
家”的家长。而皇帝制度则是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
制集权政治制度中的最高层次的制度,犹如现代国
家的宪政制度,具有核心地位。皇帝制度的定位为
整个古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构造了
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皇帝之下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
构,其中的宰相机构则为各级机构之首,宰相则为百
官之首。其实,宰相这一称号最初的时候是贵族家
的差役,后来逐渐变为贵族家的管家,战国时期又上
升为诸侯的总管,秦汉之后才成为政府首脑。在中
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各个朝代的具
体名称各不相同。宰相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府之首,
其主要的原因正在于他是皇帝身边的管家、“秘书”。
纵观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宰相
机构和宰相的名称,都会发生与前朝不同的变化,几
乎每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都不完全相同。秦朝
和汉初称丞相和丞相府,以后被三公之名所代替;东
汉初年尚书台和尚书令地位渐重。到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便有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机构以及尚书
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相继成为宰相机构和宰相名
称。隋唐时期是三省制,以后又有了同中书门下政
事堂。宋朝以中书门下设于禁中,又以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宰相。在这种多变的的特征
中,反映出一种历史现象,即历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
全部都是从皇帝身边侍从、秘书转变而来的,因其服
侍于皇帝身边而被授予“国之大家”的重权。
中国古代的政府实质上是皇帝之大家的管理机
构,它不象现代政府是一个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管
理机构,是对社会和公民负责的。因此,家国同构的
古代政府只对皇帝负责,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
言:“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说到底,宰
相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而已。但是,也有人认
为,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皇帝与政府是分开的,皇
帝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宰相是政府领袖,代表政
府。其实这是用现代政府的建构和理念去比照中国
古代政府,是出于主观判断。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中,皇帝与政府是一体的,政府其实就是
皇帝的管家。政府首脑宰相只是辅佐皇帝,有权参
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而最后的决定权从来都在
皇帝的手里。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就像国父与总管家
27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学术专论
的关系,宰相以辅弼天子为天职,如“丞相”之意是:
丞者承也,承受之意,相,助也。皇帝是国之大家的
君父,宰相只是帮助皇帝管理这个国家的。中国古
代政府的宰相从来不象现代政府首脑那样,拥有完
全独立的行政权力,在家族式政治制度中,宰相向来
都是皇帝管家。宋朝的徐自明所著的《宋宰辅编年
录》中说:“居元首者,实赖于股肱;济大川者,必资于
舟楫。”这段话既道出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真实关
系,也说明了宰相其实就是皇帝的管家。在中国政
治制度史上,自秦汉到明清,历朝都有忠实辅弼皇帝
的名相。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是唐太
宗的名相,一身以辅佐天子为重,即使在病重之时,
亦不忘检讨自己有负皇帝之事,唯恐因此“孤负圣
君,则死有余责”。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皇帝
与宰相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长”与总管家的主
辅关系,而不是一种法律的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
政府只对皇帝负责,宰相机构是如此,其它的中央政
补充：
府机构也是如此。秦汉中央政府的诸卿制度,其职
责权限多数是皇帝、皇家和皇族事务,“国家”事务是
围绕着皇家事务的。如秦汉时期诸卿中的少府卿,
其职责就是掌管山海池泽之税,以为皇帝私藏,凡皇
帝衣食住行,医药供奉,园林游兴,器物制作等,皆领
少府,其长官秩中二千石。少府机构之大,属官之
多,地位之高,在中央诸卿之中位居第一。又因其侍
俸皇帝身边,所以其属官在秦汉以后,如尚书令等皆
发展演变成宰相机构。
此外,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受封
的各级贵族就是地方政府。秦汉以后,各级地方政
府就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他们没有自己自治的、
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他们只对中央负责,奉
命对地方进行治理。从地方组织机构的起源来看,
地方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县,最早就是以宗法家
族为基础的贵族“采邑”,战国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地
方政府机构。县的规模大小就是以家族数目的多少
来划分的,“大县二万家,中县万五千家,小县万
家。”(5)县作为古代地方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发生过
变化,可见它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中,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治
制度中,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建构是没有边界的,可
以一直延伸到最底层,将社会的层面全部侵吞。虽
然,政府机构的最低一级是县级,但是在县之下的乡
里等基层政权组织,一直是附属于政府的。在那里,
“大国之家”的政权组织与宗族、家族和一家一户的
家庭连结了起来。
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再一个特点,就是宗法家
族化的统治工具性制度。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
治制度中,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围绕着皇帝,所
有的制度都是为了皇帝、皇家的“家天下”统治建构
的,是皇帝私人专制统治的工具,是工具性的政治制
度。在宗法家族的政治制度中,这些制度的公共性
质和私人性质很难划分,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工具性
制度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他可以用这些制度为
公共利益服务,也可以用这些制度为私人利益效忠。
然而,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性质的,是为巩固皇权、效
忠皇帝而存在的。这些统治的工具性制度主要包括
官僚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事实上,韦伯在研
究家产制的时候,就详细地论述了“家产制的统治工
具”,“家产制统治者个人的随从们,出于对他的传统
身份地位的尊重而服从他。统治者可以利用这种信
念,把他的权力扩大到处于他的直接统辖之外的疆
域和人民之上,尽管这些人民可能并不相信他的正
当性。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它
们全都效忠于统治者个人)的权威,可以创立一个苏
丹式专制政权。”(6)(P·366)
在统治工具性制度中,首先是官僚制度。任何
大规模专制统治,都必须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执行统
治者个人意志的政治组织。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
体中,更是如此。秦汉在建立了统一的“家天下”的
魏特夫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传统农业的主体是雨水农业而非灌溉农业，灌溉工程基本是地方事务而非中央统筹，“秦始皇组织筑长城、辟驰道，就是没有组织全国性水利工程”。“中国古代掌水官署”通常连中央直属机构（如三省六部）都不是，而只是某一部门的下属，不仅不是重要国家机构，而且不属国家权力中枢，其事为“诸事之末”，其人亦“列卿之最末者”。事实上，魏特夫的理论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批评者众多。例如美国学者艾博华以降水农业、河湖淤积地农业的地位，以及水利事业中众多的私人水利工程的存在批评古代中国“治水社会”论，日本学者木村正雄则以传统中国旱地农业面积及其供养的人口比例来证伪魏特夫理论。魏特夫本人在中国史中最专长的是辽史，其说于辽代史实也多所称引，而他的现实影射对象则主要是苏联。但游牧民族建立的辽与从无灌溉农业传统的俄罗斯恰恰最难说是什么“治水社会”。再者，气候史的研究证明古代中国不仅南方多雨，在几个主要强大王朝时期北方也比今天更温暖湿润，橘、竹、荔枝等喜温湿作物当时的分布界都比今天更靠北。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季风气候降雨多在春夏的作物生长期，而欧洲的海洋性气候与地中海式气候却相反，那里是冬湿夏干，降水虽不少但却与作物生长期不符，气候宜人但并不很宜农。所以典型的降雨农业与其说在欧洲，不如说恰恰是在中国。更有甚者，晚近的研究表明连埃及这样的灌溉农业文明，其古代的水利灌溉也一直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统一规划、管理、组织的。“专制为治水，治水需专制”之说连埃及的史实都不符， 更别说中国了。
赵，就是觉罗的意思。北宋宋徽,钦以及大批王公被金兵俘虏后，在黑龙江过着苟且的亡国奴生活。他们的后代备受当地女真人歧视。在那种环境，姓赵的族人为了生存发明了拆字法，也就是把一个字拆为两个字来发音。这样，只有本族人能够理解字的意思，外族人听不懂。赵字就拆成“觉罗”二字。赵氏就成了觉罗氏。觉罗氏本来低贱。后爱新觉罗奴儿哈吃吞并其他女真部落后，才有了比较高的地位。民国后，实行民族融合。满洲人改汉姓。各个觉罗氏往往恢复为“赵”，或改为“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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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论文
姓氏是不同血缘集团相互区别的符号，不同的姓氏表示着不同的家族。满族人的姓氏是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的反映之一。在满族共同体形成时期，其姓氏是多音节的，用汉字写就是二个或二个以上汉字共同组成。满族入关后，其姓氏逐渐向单音节过渡，即与汉族单字姓氏相同，其姓氏实质上既有原多音节姓氏的内涵，又有与汉族姓氏相同的单音节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满汉兼融的姓氏文化特质。 满族的姓氏形成于氏族社会，是表示血缘关系的称谓，称之为“哈拉”。最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家族）。随着人口的繁衍，原来同一哈拉穆昆内就派生多个哈拉。所以，满族逐渐形成众多的哈拉（姓氏）。 满族姓氏在《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了646姓，又记谱外33姓，加起来有679个姓氏之多。 综观多音节满族姓氏的来源，可分为三大类： 1、以地名为姓。 以所居地名为姓氏如：完颜、瓜而佳、钮钴禄、舒穆禄、宁古塔、乌苏、爱浑、萨哈拉察等等。 2、借用汉族姓氏。 在满族六百余姓氏中，有马佳、佟佳、黄佳、齐佳、董佳、杨佳、鲍佳、方佳、姚佳等等。光看头一个字，其与汉族姓氏多么相似，来源于汉姓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考虑“佳”“家”同音，则变成马家、佟家、黄家、齐家、董家、杨家……，这些满族姓氏借用了汉族姓氏是无疑的了。 3、随意取姓。 形成满族共同体的某些血缘集团取姓氏时，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 西林（觉罗）——精快之兵 阿哈（觉罗）——奴仆 额尔吉——俘虏 多尔衮——獾子 叶赫——盔顶托子、白麻 图门——万 布希——无毛鹿皮 …… 总之，满族的姓氏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后来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多音节姓氏，而冠以汉字姓氏，皆为单音字。 例如著名的满族八大姓：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罗氏、齐佳氏、富察氏、纳喇氏、钮钴禄氏。改成汉字姓为：佟、关、马、索、齐、富、那、郎。 满族多音节姓氏逐渐改为单音节汉字姓氏，一般是根据其多音节中第一音节汉字谐音的形式出现，但也有是取其原多音节姓氏的满文字义为单音节姓氏，如：爱新觉罗——金；图门——万；宁其古——刘（六）等。 后氏族繁衍，分支渐多，或取不同汉姓间或有之。如清末民初，爱新觉罗氏嗣分衍，所取汉姓由少及多，主要有：金、肇、赵、罗、艾、德、洪、依、海等。 满族人的命名，在其入关前，有着强烈的随意性，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成为人的名字，信手拈来毫不考虑。如： 多铎——胎。努尔哈赤十五子。 阿敏——后鞍桥。舒尔哈齐长子。 费扬古——最小的儿子。 岳托——呆痴。代善长子。 似此等等，在满族人名中俯拾即是。但入关后，满族人取名字渐习汉俗。其取名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辈分规范化。如康熙之子以“允”字始；雍正之子以“弘”字始等。 2、注重字义。这方面例子极多。 3、以数字为名。如：四十一（多铎六世孙）、六十八（阿拜五世孙）。 4、崇佛取名。如：普照、铁保、观音布等。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家族的谱书即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国史难以巨细无遗，家史则能细致入微，正可国史、地方志的不足。因此，家谱同史、志一样，有一定的“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女真人的社会活动基本单位是“穆昆”氏族组织。到了努尔哈赤时，开始逐步以牛录代替“穆昆”，成为社会的基层组织。清八旗制度确定后，原来的哈拉穆昆组织迅速分化，被固山牛录（八旗组织）所代替。因在清朝八旗制度中人丁身份地位、官职的承袭，都需要宗谱作凭证，所以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谱书显得尤为重要。 在清代满族几乎家家修谱，是满族家谱的鼎盛时期。满族修谱曾出现四次高潮。第一次是在康乾盛世，这正是国家安定、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的反映。第二次是在嘉庆年间，当国内战乱平静时，人们盼望大清王朝的中兴，因而修家谱又出现高潮。第三次修谱高潮出现在清晚期光绪年间，人们的心理与第二次相同。第四次高潮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鼓吹满蒙自治，建立傀儡政权时期形成的。现在，新修谱书已成风气，许多满族人家用家谱记载家族历史，并用家谱对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 一般满族家谱，分为两种。一种为编撰成册的称为谱书。一种为只记宗族中本支世系或本始祖下的几支后裔的名单称谱单及专用于春节期间祭祀的宗谱单。满族谱单，一般是写在高丽纸上的，或是写在白细布上的，还有写在牛皮上的。较多的一种折子式的家谱叫谱折。谱书记载的内容较为丰富，一般有如下内容：1、谱序；2、宗派；3、世系源流；4、家法家规；5、祭祀规则；6、文牍（遗嘱、契约）等；7、人物传；8、大事记；9、图谱；10、谱注等。 谱书中的宗派篇，即行辈排字歌，俗称“范”字，是谱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有8字、10字、20字、28字句，成诗体，是同族男性成员取名的依据。爱新觉罗皇室至康熙朝始仿汉族宗谱定拟字辈制度。玄烨共35皇子，前后换过“承”、“保”、“长”。这一现象，反映了满汉两种文化交融时期，人们兼而采之，难做取舍的心态。康熙二十年后，玄烨才按“胤”排辈，为皇子命名。以后分别为：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 图谱和谱注是谱书的主要内容。图谱即世系，亦即世派。用于区别世系，所以只列男性姓名。谱注即世表、年谱，亦以男性为中心。女子入谱不占独立一格，只能在其父母名下书写名字，适于某家。 研究满族家谱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满族家谱是研究满族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它是研究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宗族制度、地方史的珍贵资料。它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是因为家谱主要记述某一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迁移和婚姻情况，家庭成员在科举、宫封名溢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及家族的管理、教化族众而制定的族规、族法等。因此，家谱是一种能真实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载籍。回答者：carfoli - 经理 四级 12-9 16:34对最佳答案的评论我们家就没有那么笨，我们家就留着家谱，家谱上面说我们家是纽钴禄氏评论者： 云儿魔幻 - 试用期 一级 其他回答共 5 条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 、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
著作：1、《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1、《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页。2、《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12-37页。3、《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页。4、《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页。5、《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页。6、《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认识》（葛剑雄、曹树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页。7、《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页。8、《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页。9、《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页。10、《洪武时期山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页。11、《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页。12、《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页。13、《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第14-21页。14、《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15、《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页。16、《洪武时期东南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页。17、《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页。18、《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5-236页。19、《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33-44页。20、《清代前期“丁”的实质》（曹树基、刘仁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21、《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页。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8-140页。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24、《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0-56页。25、《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曹树基、陈意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页。27、《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陈意新、曹树基），《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页。28、《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游欢孙、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页。29、《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7页。 著作：1、《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曹树基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1、《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页。3、《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页。4、《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第二作者），《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页。5、《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6、《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树基、李玉尚）《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页。7、《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树基），《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页。8、《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 香港科技大学出版，2003年，第132-152页。9、《历史时期的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收入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0、《历史时期的鼠疫流行模式与社会变迁》，收入谢遐龄等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与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2-81页。12、《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8-190页。 著作：1、《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论文：1、《〈禾谱〉及其作者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3期，84-91页。2、《〈禾谱〉校释》，《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74-84页。3、《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页。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页。5、《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页。6、《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页。7、《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127-141页。8、《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9-133页。9、《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曹树基、李霏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10、《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王保宁、曹树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11、《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年6月，第146-172页。12、《“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曹树基、李楠、龚启圣），《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13、《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曹树基、高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页。14、《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单丽、曹树基），《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9-129页。15、《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蒋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页。 著作：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论文：1、《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嘉兴县1946年乡镇职员政治试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页。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3、《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4、《1959-1961年广西十县人口数据的“加工”》（孙琦、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86页。5、《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6、《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页。7、《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8、《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孙琦、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88页。9、《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26页。10、《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曹树基、李楠），《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页。11、《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页。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刘诗古、曹树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页。 1、《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203-206页。2、《以人为本的农业历史地理学——评萧正洪〈地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页。3、《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在近代的命运〉》，《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4、《历史语言的文化阐释——评陈建华〈现代革命话语考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3期，第153-156页。5、《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审制度——评王铭铭〈闽台三村五论〉》，《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6、《也谈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垦、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答周翔鹤先生》，《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页。7.《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页。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大论争》，《汉学年鉴，2002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页。9、《评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第270-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