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写的啊
论文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关键词：语言 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录一、解析语言习得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一）方言对母语习得的影响（二）方言对外语习得的影响1、缓解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2、缩短学习者的文化适应过程3、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南方方言保留了最完整的古汉语字词、读音和原意，词汇量大，表意清晰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古汉语口语的活化石，历史底蕴深厚。同时语音因地、因时而异。
江西话是中古汉语，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发音、字词、语义，和客家话、粤语高度相似，大概分化在南宋灭亡时期。其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饿ngok4）、浊音（金jim1）、字（厥jie1<他>、摄<单肩扛>）、称呼（新妇xin1fu、爷娘ya2yang、嬷嬷ma3ma）。再者，江西话用送气（zh ch sh th）阻音、不送气（z c s t）区分卷舌音、平舌音，元音分短元音（a o e i u v）和长元音（aa oo ee ii uu w），存古代高（我ngo，你ng，厥jie1），这与印欧语系相近（汉人祖先起源于甘肃一带，毗邻印欧人种，基因研究我们和印欧人是近亲）。如果想听宋人怎么讲话，就听江西话（gang1xi wak4）。
可以参考
江西话南方赣方言口语词汇江右民系语言本字，里面有专门的本字和发音收集
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地球的板块运动海洋的季风与洋流
中国气象灾害类别及基本特点（一）气象灾害的成因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地域辽阔，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东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南部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样的地理配置，使我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的气候具有强烈的季风性，而西北新疆等地则有大陆性气候特点。在季风气候区的冬季，主要为极地大陆气团或变性极地气团所控制，盛行西北、北和东北风；而夏季该地区为热带和副热带海洋气团及热带大陆气团所控制，盛行西南、南和东南风。在这样的气象、环境背景下，我国的降水、温度及风、云等天气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多种尺度的波动性、突变性和异变性，从而形成或诱发许多灾害。在大陆气候区则全年气候干旱，冬夏温差强烈，也有严重的气候灾害。根据气象灾害的形成过程来看，干旱主要是由于月、季和年降水量比常年明显偏少而形成的。这是一种时间尺度较长的气候波动或气候异变而引起的。除此之外，大多数气象灾害是由中短期和短时天气过程的激烈变化或异常变化而引起的。例如，1975年8月4—8日，由于7503号台风的入侵，且在停滞少动等的特殊环境流场条件下，仅4—5天时间内河南中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林庄6小时降水量达毫米，为世界之最，72小时降水量达毫米，是我国大陆上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水量。这一短期特大暴雨过程，致使河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灾难性洪涝灾害。1991年则是由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及其相伴的夏季风活动异常而导致江淮和太湖地区发生严重洪涝，而华南一带发生严重干旱。1991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突然增强，夏季风迅速北进，5月下旬雨带移至江淮地区，使该区提前一个月进入“梅雨”期，直到7月中旬结束，梅雨期持续40多天。在此期间相继出现3次大范围的大—暴雨或大暴雨（日雨量≥100毫米）天气时段（即5月18—23日；6月2—19日及6月30日—7月2日），致使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大部地区出现700—1000毫米降水区。江淮大部地区比常年同期降水量偏多2倍。相反，华南地区的雨季不明显，而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4—6月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4—6成，有的地区偏少7—9成，造成严重旱灾。冷冻灾害主要是来自极地的强冷空气及寒潮侵入，使气温在1—2天内急剧下降8℃—10℃或以上，造成农作物的生理机能损伤或死亡，导致减产。这是短期天气突变而形成的灾害。冰雹、龙卷风等灾害则是风暴云引发的短时天气突变而形成的强烈局地性灾害，其持续时间只不过几分钟至半小时左右。在防御气象灾害中，天气预报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对台风、寒潮等重大气象灾害，天气预报给人们的防灾减灾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但是，至今为止，天气预报还不能作到完全准确。这是由于气候灾害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常常是许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当前气象科学还难以对这些因子的时空规律性，特别是它们的共同作用作出精确的估计。从总体来说，形成我国气象灾害的主要因子有以下几个方面：1．大气方面的因子。中国大部分地区属季风区。季风每年都有变化，是大气环流中变异最多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最严重的气象灾害，往往都同冬、夏季风的强度与进退的快慢有密切关系。两种季风或任一季风出现不同性质的异常现象，就是我国气象灾害产生的大气环流背景条件。除此而外，大气的稳定度条件与空气水分的多少，也会影响到气象灾害以及其严重的程度。2．地形条件。中国的暴雨同地形关系十分密切。夏季风的迎风坡往往是暴雨集中的地带，而迎风坡的喇叭形山口，往往有利于气流辐合，常常会成为暴雨的中心。相反，在背风面则常常会成为少雨多旱的地区。山脉也能阻挡寒潮和冷空气活动，使山前山后降温程度不同。植被往往对减少灾害有重要作用。3．人为原因。在农业生产上如果违犯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把喜温作物过分地推向纬度较高的地区，过分地推广多熟制或未经试验地引种，都会引起气象灾害增多和加强。大气污染所引起的全球增温，也会使气象灾害增多。城市化引起城市热岛，下垫面性质改变，也使气候发生变化，引起灾害增加。气象现象异常是自然现象，但气象灾害除自然界的影响外，主要是人类社会经济所遭受到的损失，因此就不完全是自然现象，而是自然、社会两方面的原因所产生的现象。另外，还有天文、海洋（如厄尼诺现象等）也是气象灾害形成的原因，但是对中国来说，往往通过使冬、夏季风发生异常而引发灾害。总之，气象灾害主要是由于天气和气候条件的异常和剧烈变化，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等损失而形成的。就是说，形成气象灾害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气和气候条件的激烈变化，二是受灾体的承受能力。（二）气象灾害的危害气象灾害危害的面十分广泛，它不仅直接或间接破坏建筑物，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输电线路和通讯等危害严重。此外，气象灾害除直接造成严重危害和损失外，还常常诱发洪水、海潮、泥石流、农林病虫害等灾害。所以气象灾害危害面最广。1．近四十多年来我国气象灾害的危害。根据1951—1990年干旱、洪涝、风雹和冷冻等四类主要气象灾害对农业危害情况的统计，我国平均每年农作物受灾面积为3464万多公顷，其中成灾（减产3成以上）面积近1456万公顷。从各类灾害造成的危害情况来看，干旱占62％，洪涝占24％，风雹占9％，冷冻占5％。据估计，平均每年减少粮食200多亿公斤，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5％左右。每年因气象灾害死亡人口为5000—10000人。近几年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有上升趋势，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经济损失迅速增多。例如，1989年主要因上述四种灾害造成的全国经济损失为525亿元，1990年为600多亿元，1991年属重灾年，经济损失为1200多亿元，1994年属灾情较重年，其经济损失达到1800多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气象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2．历史上气象灾害的危害。根据历史记载统计，自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间，我国曾发生较重旱灾1056次，平均两年一次。我国北方旱灾更为频繁，自16世纪以来的四百多年中，每百年发生大旱灾少的31次，多的达91次。严重的旱灾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1634—1643年（明崇祯七至十六年）的特大旱灾是历史上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实例。此次灾害中心地带是在陕、晋、豫三省，旱灾最重时发展到鲁、冀、内蒙、皖、苏、浙、湘、鄂、黔、甘等省区，几乎波及到大半个中国，而且主要是农业生产区。严重干旱造成黄河、沁水枯竭，洛水深不盈尺，川竭井枯，蝗蝻相继，瘟疫流行，村舍十室九空。像这样的灾例，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此外，关于严重的暴雨洪涝、冷冻及风雹灾害，在我国历史上都有许多记载。3．在全球范围内气象灾害的危害。根据联合国公布的1947—1980年全球各主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表2—1），可以看出，表中1、4、5、7四种灾害均属气象灾害，累计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占总数的％。另外，表中第三种，即洪水灾害主要是由大到暴雨等降水直接引起的，雪崩及潮灾中的风暴潮均受气象条件制约，属气象灾害的次生灾害。由此可见，气象灾害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且超过了其他自然灾害。（三）气象灾害的类别我国气候复杂，类型很多，至今还没有进行过严格的分类。但从其性质而言，则一般根据气象的异常主要要素分为冷热、干湿、大风、低能见度等各种灾害。例如，由气温的变化可以引起高温（热浪等）、冷害、冻害、积冰等灾害；由降水的变化可以引起旱、涝、雪、冰雹、冻雨等灾害。另外，根据天气系统的不同，人们常常把气象灾害分为台风、寒潮、龙卷风等各种灾害。由于不同天气系统可以引起多种气象要素的异常，因此，这两种分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台风主要引起大风与暴雨两种气象灾害；寒潮则会引起大风、降温、霜冻等多种灾害。此外，对于社会各行业来说，气象灾害又随行业性质而有所不同。以降水为例，在农业生产上只要满足农作物生长关键期的降水量需要就算作风调雨顺。因此，即使全年降水量很多，但在关键期没有降水而造成缺水，仍然会发生干旱。相反，全年降水量不多，但在关键期有了及时雨，农业上也没有干旱。水利部门则有不同的理解。根据水文统计，只有降水后形成的径流与地下水才统计为“水资源”。如果径流不多，水库没有或很少蓄水，地下水没有得到补充，就算作干旱。其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所特别敏感的气象问题，而气象灾害则同这些气象问题有密切联系。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都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气候灾害。目前国内外对气象灾害的分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因此，下面我们根据气象灾害的成因、性质、地理分布、受害对象等情况进行分类，如表2—2。二 气象灾害的基本特点（一）发生频次从表2—3中可以看出，近四十多年，我国5种主要气象灾害每年都有发生，只是发生的地点、范围及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平均每年发生干旱灾害次，洪涝灾害次，热带气旋灾害次，冻害次，干热风害次。我国一年中发生上述5种灾害的总次数最多达36次（1971年）最少15次（1954年），平均每年发生次。表中还没有列入发生频次多、危害较重的风雹灾害。（二）危害范围广气象灾害危害范围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危害的对象广泛，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指发生的空间广，无论陆地、海洋以及高空都有气象灾害发生。热带风暴和台风、大风和浓雾等灾害，不仅影响轮船、渔船的正常航行和作业，而且造成船翻人亡等严重事故；飞机的起降和航行以及火箭、导弹等的发射均受地面和空中天气条件的制约，由于低空风切变（风向风速突变）和雷暴云等强烈扰动，常常引起空难事故。三是指一次气象灾害波及范围广。例如1959年夏秋期间，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流域的大部地区7—9月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3—6成，其中湖北、河南、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四川东部等地降水量比常年偏少5—8成，造成这一广大地区的严重干旱，农作物受到严重危害，有的地区人、畜吃水困难。（三）地域性强地理地形及下垫面对天气、气候有着很大影响。我国自南向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温带、高原、高山及寒冷气候。全国有87％的面积处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由于各地纬度高低、距海远近不同，地势悬殊，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加上各地人口、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特点的不同，所以各种气象灾害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例如干旱灾害，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是发生时间等特点不同。东北、华北地区以春旱为最多，但夏旱危害最重；西南和华南地区也常有春旱发生；长江流域及江淮地区伏旱最为常见；冬旱，一般主要发生在华南南部和西南地区。发生在内蒙古和新疆等牧区的旱灾，称为黑灾。洪涝灾害，以东南沿海及江淮地区发生频次多。因东南沿海夏秋季热带气旋盛行，所以洪涝灾害多，且危害较重。我国西部洪涝灾害很少，而且是局部性灾害，危害较轻。霜冻和冻害主要发生在东北、华北和黄土高原地区；云贵高原地区晚霜冻危害也比较严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季冻害发生频次多，危害较重。低温冷害，主要发生在江南双季稻地区；东北地区常发生夏季低温灾害；西南云贵高原地区有时发生“八月寒”害，危害也较重。此外，严重风雹灾害多发生在平原、川谷地区，一般山区冰雹天气虽然频繁，但成灾率低，青藏高原冰雹天气为全国之冠，大部地区平均每年发生冰雹日数达15—35天，但成灾率极少。（四）季节性明显我国是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季节变化明显，各季盛行的灾害不同。冬季，我国在极地大陆气团或变性极地大陆气团的控制下，寒潮和强冷空气盛行，气候干燥寒冷，气温变化激烈，因此冻害、霜冻、雪、冻雨、结冰等灾害主要发生在此季节。夏季，我国大陆受热带和副热带海洋气团及热带大陆气团所控制，同时又是农业生产季节，降水量增多，且变化大，多发生严重的暴雨洪涝和干旱灾害，特别是热带气旋灾害频繁。春秋两季是冬夏季风交替之时，霜冻、低温冷害、春秋干旱、连阴雨等灾害最为常见。（五）持续时间长根据统计，一般严重的干旱和洪涝灾害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大旱，往往持续数月，甚至连年发生。197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在江汉、江淮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自春季到秋季，普遍少雨，形成了“春少雨、夏空梅、伏似火、秋如伏”的严重干旱，旱期持续7—10个月。根据1951—1990年的统计，黄、淮海地区发生秋夏连旱的有11年，夏秋连旱的达20年。此外，连阴雨灾害一般持续10天左右，有的长达20多天。1964年秋季湖北恩施10月11日—11月7日，出现了长达28天的连阴雨；同年10月下半月江淮流域各地出现15—18天的长连阴雨灾害。洪涝、冻害、雪灾、草原牧区的白灾等严重灾害，一般持续时间在5天到数月之久，甚至连年发生。（六）具有多种灾害的群发性气象灾害的群发性是指在短期内（影响我国的一次天气过程，一般为3—5天），一种或多种灾害，在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相继发生。1983年4月25—30日的强寒潮天气过程，是近十多年来，气象灾害群发性的典型实例。在寒潮自北向南侵入时，全国大部地区出现了气旋、锋面等一系列短波天气扰动，各地相继发生了不同的气象灾害。从图2—1可以看出，华北平原、东北地区中部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相继出现了大到暴雨；江西、浙江西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四川的涪陵、贵州的铜仁等地发生了风雹灾害，且灾情较重；25日午后至夜间，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山东等地同时发生了6个龙卷风，27日又发生3个龙卷风；在此期间，除两广地区外，各地及黄、渤海、东海和南海，都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黄河以北地区24小时降低了8℃—14℃，宁夏、陕西、山西及河北省的北部出现了霜冻灾害；渤海、黄海海面10—12级大风持续了5天，东海刮了4天；26—27日从新疆东部开始到河西走廊，发生了罕见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的沙尘暴（又称黑风）灾害，沙尘一直漂到渤海和黄海上空；28—30日内蒙古通辽、吉林省通榆、白城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嫩江一带风雪交加，气温急降，发生了严重的冻雨和暴风雪灾害，造成人员死亡，经济损失很大。（七）气象灾害的连锁性事实表明，当某种气象条件或灾害发生后，常常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和发展，这种不同灾害的连锁反应称为气象灾害的连锁性。气象条件与海洋、洪水、地质等灾害和农林生物灾害，以及交通事故、疾病流行等都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气象条件的变化（或灾害）对某些灾害来说，有的起着直接作用或触发作用，有的则是起着诱发作用。从图2—2中可以看出，台风侵入时主要带来狂风暴雨，造成暴雨洪涝和大风灾害。这两种灾害除了直接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外，暴雨洪涝常常引起江河泛滥，形成江河洪水灾害。与此同时，它常常激起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爆发。内涝渍水往往导致农业病虫草害的发展蔓延。在海洋上，由于台风中心气压低及周围的狂风作用等，常常形成巨浪和风暴潮灾。此外，有的地表土常因遭受大风的风蚀作用.此外，疾病与气象条件的变化也有密切关系。一般随着季节更替而发病或病情加重等的常见病称为季节病。例如，春季常常发生中毒性肺炎、风湿热、猩红热、麻疹等；夏秋季常发中暑、乙型脑炎（有时也多见于春季）等；秋冬季节易发感冒、脑溢血、心肌梗塞、哮喘、气管炎及风湿病等。有人曾对广西南宁地区高血压脑出血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过分析统计，该地脑出血发病率在一年中有两个高峰期，一是8—10月，二是12月至次年1月。一般天气突变，气温骤降，气压突升，易引发脑出血病症。
1、点开自己的邮箱。2、在邮箱内找到《干旱区资源与环境》期刊投稿状态的邮件。3、点开邮件。就会看到邮件状态是“投稿”、“修改”和“结果”这三个状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创刊于1987年，是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主管，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干旱半干旱地区研究委员会、内蒙古农业大学主办的自然资源核心期刊。
留住方言，文化立根方言在时代的冲击下踉跄前行，早已衣不蔽体。那些在历史回荡着的声音，有些渐渐远去，甚至不复存在，也带走了承载其中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光辉。方言保护亟不可待，一寸乡愁还需留住。留住方言，文化立根。一方水土一片记忆，一声乡音一份联结， “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心灵安全的归属，奔波再久乡音一响，那就是到家了。这种声音是那样的美，总会让人热泪盈眶，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在喉咙震动爆破的那刻已经成了老乡。孕育于同一片土地，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方言是乡的灵魂，寄居着文化，是人文和历史的载体。不论是秦腔的撕吼还是越剧里的吴语，都用独特的方言美感定义了一片地域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点。方言是地方的文化名片和最佳代言。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字破译需要方言，古代历史的解读需要方言，诗词韵律的判断需要方言。这声音啊，捣破黄龙直击文化的心脏。中华文化在方言的传动下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更是百花绽放博大精深。山山水水下的文化多样性就是在方言的温床中得以孕育发展。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很多方言像是失宠的妃子一样在挣扎着哭泣着。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方言甚至已经消失。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电视台、广播等媒体中都不见方言的影子。在普通话的挤压之下，方言不见天日。中国城镇化也在快速地进行着，普通话渐渐地成为了各地的生活用语，方言使用频率大大下降。而且为了提高教育，很多家长主动放弃教小孩方言，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很多人对方言的认识不足，忽略了方言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化多元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认为方言有碍文化交流阻断文化发展，对方言排斥激烈态度悲观。叹！最令人心痛的是美好的东西被慢慢地撕毁。方言在夹缝中亟待救援，行动刻不容缓。政府应要引起重视，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到方言是地域特征的浓缩，而不是打出一句“人人都讲普通话，文明社会你我他”就万事大吉，建立方言博物馆，开展方言艺术表演等等都是可行之举，近年来大火的声音影像记录也要提上日程。学者的也要重视方言的研究，充分挖掘方言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提高方言地位。而作为个人，要把传承故乡的声音作为责任和使命，应该以会一口流利的方言而自豪。留住方言，文化立根。那故乡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底气地说：生于斯，长于斯，我是这儿的人。
古代2000年官方方言是洛阳读书音，到南京形成金陵雅言六朝隋唐宋国语，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国语南京官话，普通话是满族方言
我不会写的啊
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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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什么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清代金鉷《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铜鼓是现代乐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声音洪亮激越，热情奔放。铜鼓乐诞生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二战”结束的喜讯传到位于拉丁美 洲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们载歌载 舞，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他们敲打着所有带响的东西。由于当地盛产石油，汽油桶特别多， 于是体积庞大、发音洪亮的汽油桶就成了 人们敲击的对象。
后来，有人发觉，油桶的不同位置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略加改动便能击打出一些简单的旋律。这一发现 奠定了铜鼓的地位。
以后不断改进、完善， 现在已可以按交响乐队的正规编制组成二管、三管、四管的大型乐队。
铜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也常用于宴会、乐舞中，是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铜鼓是中国古代悠久而灿烂文化的结晶，是中国少数民族先民智慧的象征，它具有东方艺术的特色，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之珍藏。铜鼓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诸岛也有流传。
2016年1月10日，由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韦启初、韦启参兄弟俩设计制作的一面直径米、高米、重达7吨的巨大铜鼓，是[1] 目前世界最大铜鼓
铜鼓形状像圆鼓，有各式图案，有的铜鼓上还有蟾蜍图案（越人崇拜蛙）。铜鼓的直径有大到米，小的有米。至今中国出土的铜鼓有一千五百多个。在东南亚各地（老挝）也发现二百多个铜鼓，泰国民间收藏和出土的则有上千个。
“铜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出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制作铜鼓的以百越中的骆越为多，即是黎族与壮族。
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
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
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
《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
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
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
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
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
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
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什么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
清代金鉷《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
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铜鼓，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
铜鼓全部铜铸，一般的铜鼓鼓面直径约五十公分，高约三十公分（个别的较大）。鼓腔中空，无底。
两侧有铜环耳。鼓面和敲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
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分为八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广西北流出土一面铜鼓，高、面径166厘米，重300公斤。
是现今世界最大的铜鼓。全国各地收藏的铜鼓已达1400面，分散在中南、西南各地民间还有200余面。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数量最多、铸造和使用铜鼓时代最早、历史最长的地区。在古代，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曾以占有铜鼓的多少，作为代表自己统治权力大小的象征。
广西的铜鼓，至少可以追朔到公元前二世纪。
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期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物证。《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说道：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得骆越铜鼓”，其事也可能发生在广西境内。
自汉代以后，广西铜鼓鉴于文献记载者，可谓史不绝书。广西发现铜鼓的类型比较齐全，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八个类型当中，广西已发现的就有七个类型，即：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
发现的类型如此之多，实为全国之最。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广西各级文物部门收集保存的铜鼓有610面之多。
北流县六靖镇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大铜鼓，号称“铜鼓之王”，在我国古铜鼓分类上被命名为粤系“北流型”（甲型），目前存于广西博物馆。 在许多壮族乡村，每当农闲之时，相邻各村的农民常常会聚集在村郊的山头赛铜鼓。
如果一方乱打或打错，就算鼓手失败，取消比赛资格。鼓声清脆响亮，打得久，打得动听，就算赢。
鼓声哑了，或者铜鼓裂了，就算输。其他青年男女，则一边看赛鼓，一边唱山歌，他们借此机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
此间，人人兴致高昂，人人自得其乐！ 这是在河池许多乡村时常能看得到的“民乐图”。 铜鼓，这种古老的乐器，在河池显示出弥久愈坚的生命活力。
在河池境内，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奏铜鼓乐、跳铜鼓舞的习俗。铜鼓艺术，被誉为最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它在河池熠熠生辉，凸显出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
据悉，河池现在使用的铜鼓可以追溯到汉代。 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传世铜鼓有2400多面，河池就有1400多面，铜鼓占世界铜鼓藏量的二分之一，几乎与全国馆藏数量（1460余面）相等，河池因此具有了“世界铜鼓之乡”之美称。
河池的铜鼓主要分布在东兰、南丹、大化、巴马、凤山、天峨、都安、罗城等县。 河池市内的壮族、瑶族在建新房和婚嫁时要使用铜鼓，壮族、瑶族、苗族在丧葬时要使用铜鼓。
春节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共同的大节，河池境内的壮族、瑶族、苗族都使用铜鼓庆贺；此外，在各自的传统节日，如壮族的蚂拐节、瑶族的祝著节，也都需要用到铜鼓。铜鼓文化，成了河池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其粗犷、豪迈和原始古朴的韵味，演绎出河池特有的民俗风情。
使用铜鼓的民族赋予铜鼓很多神奇的功能。在壮族、瑶族、苗族的广大村寨中，凡传统节日、庆祝 *** 及婚嫁喜庆，都有演奏铜鼓乐、唱铜鼓歌、跳铜鼓舞的习俗。
河池市内的瑶族、苗族和部分壮族都有祭铜鼓的习俗。瑶族在每次使用铜鼓之前和使用之后都要祭一次；苗族及部分壮族则在除夕之夜祭鼓，其中苗族在祭鼓之后还需由职业鼓手先打一遍，其他的人才可敲打。
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一带的瑶族和壮族男女在新春击铜鼓祈年时，常以银簪叩击铜鼓，以鼓声传情，一旦物色到对象，即将银簪作为定情物，送给心上人。天峨、南丹、东兰、巴马、大化、都安等县的壮族有一个隆重的传统节庆，俗称“蚂拐节”，是拜神祈丰收的节日，过节的时候，凡有铜鼓的村寨必用铜鼓。
瑶族的铜鼓舞，舞时将一面大皮鼓挂起或放在架上，由一人双手各持一鼓槌，从头上，腿上或翻身做各种打鼓动作，节奏复杂；另有两人在旁伴打着两面不同音调的铜鼓；其他至少有十人（男女各半），手持瑶带（有花纹的腰带），藤圈或草帽，绕鼓而舞。 瑶族铜鼓舞蔚为壮观，逢年节，十几面甚至几十面铜鼓一字排开，每面鼓一人边击边舞；中间还有一面直径不小于60厘米的大木鼓领奏，全场鼓声震天，时促时缓。
壮族铜鼓有公、母之分，跳舞时，它们各分左右，中间夹一大皮鼓，皮鼓主奏，公母铜鼓伴奏，别有韵味。苗族铜鼓舞则是一人击鼓并兼领舞，他击出时快时慢节奏有序的鼓点，自己随之起舞，众人环绕他，时进时退，踩着鼓点舞蹈。
壮族铜鼓舞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自娱性的，是集体舞蹈，比较原始素朴粗犷；一种是表演性的，接近于舞台艺术，有一定的表演程式。 自娱性的铜鼓舞流行东兰、凤山、巴马一带的壮族村寨。
每当新春佳节，人们就将寨里的铜鼓集中到比较平旷的场地上，按铜鼓的大小次序，排列出一定的“音阶”，由一个老鼓手敲着锣指挥，鼓手们一人一鼓，按照统一的指挥，敲出各自的鼓点，与其他的铜鼓配合，形成特有的节奏和旋律。 跳舞者穿着节日的盛装，应声起舞。
鼓声传闻十数里之外，其他村寨的人听到鼓声，也 *** 男女老少抬着铜鼓来助兴。 表演性的铜鼓舞原是祭神的舞蹈。
它的表演对象是神，是跳给神看的。人们按铜鼓乐的节奏用各种舞蹈动作来满足神的欲望，祈求神的护佑。
户外展演的铜鼓舞以瑶族的“祝著节”最热烈。 节日那一天，人们抬锣抬鼓出来，在一块较平的地方架起铜鼓和皮鼓，由5人出场表演。
打铜鼓、铜锣、皮鼓的4人边打边舞，拿竹帽者穿插在4个鼓手之间欢舞。 南丹县的白裤瑶族也流行铜鼓舞。
这种铜鼓舞瑶语叫“勒泽格辣”，只有在秋收之后为死去的老人办丧事时才跳。 一般是在砍牛结束后，穿着节日盛装的瑶民和鼓手一起来到鼓场跳铜鼓舞。
届时，铜鼓先敲响，待所有铜鼓声整齐后，皮鼓手双手各持1根长约20厘米的鼓棍入场。
5月12日，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百家讲坛”之“万辅彬教授谈铜鼓文化与铜鼓研究”专场讲座在基地楼202室举行，万辅彬教授讲述了铜鼓文化、铜鼓文化的传播、研究以及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万辅彬教授分别从铜鼓的含义、起源、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对铜鼓文化进行阐述。他说，数以千计的铜鼓出土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其“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极具地域特色。众所周知，铜鼎在古代有着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万辅彬教授则认为，铜鼓比铜鼎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铜鼓作为打击乐器问世，又作为权力象征的礼器，具有传递信息，指挥军阵的功能。铜鼓还可用以赛神、祭祀，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万辅彬教授说，铜鼓是流传千古的青铜艺术瑰宝。它雄浑的鼓声给众多古老民族世世代代带来欢乐，它以无穷无尽的奥秘，诱发着人们不断去思考和探索。万辅彬教授还结合图片介绍了有关铜鼓的类型、主要纹饰等方面的知识，并提出自己的分类新说。同时指出，为了便于国际学术交流，最好还是采用黑格尔分类法，适当加以补充和修订。铜鼓文化是跨国文化，应该有国际视野，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铜鼓文化是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对于铜鼓的研究，万辅彬教授认为铜鼓不仅是一本不成文的民族文化百科全书，而且也是一个丰厚的民族科技史的资料宝库。目前隐藏在铜鼓上的很多信息还未提取，很多秘密还未揭示，铜鼓研究呼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加入。最后，万辅彬教授以自己做过的工作为例，就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铜鼓研究中的作用做了详细说明。他说，铜鼓文化必须加强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期待与自然科学的专家结成联盟，开拓铜鼓研究新局面。
两千多年前开始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的国之重器铜鼓，至今仍在云南和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使用的习俗，承载着有形和无形的铜鼓文化，成为令考古学家惊叹的文化活化石。铜鼓是与鼎一样代表我国青铜文明的器物之一。有关部门普查，从27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到100多年前的清代，我国流传下了2300多面铜鼓，其中800多面散落于民间。近年来，考古学家和民俗学者发现，在沿西南边境一线的云南文山、红河、西盟、沧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水河流域等地区，古老的铜鼓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山彝族的跳宫节、麻栗坡的荞菜节、壮族三月三祭龙节、广西的蚂拐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庆典仪式上，人们都要请出铜鼓，应和着鼓声，让全寨人载歌载舞，欢庆数日；寨中若遇上重要事情，族人决断时，须有铜鼓作证；铜鼓使用完毕，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保管，焚香擦拭，入土密藏；外借时还要系上魂索，并办理许多繁杂的手续。铜鼓记录着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进程和风云变迁。对于考古学来说，用民族学的内容和事实来解释碰到的难题，比如铜鼓的使用、保管、习俗、所有权等，是出土文物所无法解决的。研究铜鼓近三十年的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这样阐释活化石的意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戴氏家族保存着一面传了十二代人的铜鼓。平时用壮锦覆盖，收藏于阁楼上，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祭铜鼓仪式，人们先到河边祭水神，取新水为铜鼓洗面、洗身，置于神桌上，烧香祭拜。正月初三、初五，戴氏家族还要将铜鼓抬到村中的老人厅前，跳传统的铜鼓舞。铜鼓见证着这个家族的数百年兴衰，几经战乱仍被视为珍物。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铜鼓，是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国家最具特质的青铜器。从宏观上看，这一区域民族共同使用着种类各异的铜鼓，从微观上看，铜鼓本身蕴涵了千变万化的传统知识，在民族文化及族缘研究上有着特殊意义。李昆声介绍，关于铜鼓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器物研究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视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铜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让学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铜鼓和铜鼓舞中铭记的民间文学、舞蹈和音乐。彝族、壮族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铜鼓的传说，彝族歌谣《铜鼓王》，共有20篇歌词，7900余行。铜鼓纹饰中最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是蛙纹，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青蛙节上，人们把铜鼓和蛙饰看作传神的工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铜鼓文化同样面临衰落之势。铜鼓铸造是一种口传心授的特殊技艺，可是到了近代，这一技艺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那些流传下来的古代铜鼓于是显得弥足珍贵。但广西河池地区曾对辖区内87面铜鼓做了抽样调查，发现损坏的占了70％以上，严重破损的大约有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