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三国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的极高评价。因此，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孙武在这部军事学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为了阐述战争与国家全局的关系，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详尽地论述了战前进行“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的重要性，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要求战争的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发现敌我双方的各种基本条件，从而把握战争的全局。除此而外，孙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军队与国家（国君）的密切协调。孙子认为：国君应做的事是修道而保法；国君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其结果只能是自乱其军。可见，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一点，有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战争对于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2.因粮于敌。孙子指出，国家在战争中会因为远道运输而导致贫困。因此，战争中应当就地征粮，以解决粮食的补给问题。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指出，为弥补战争中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使用，对俘虏的敌军士卒给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的不足。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孙子在2500多年前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还有，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孙子在兵法中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国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可见，孙子不仅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他也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做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有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的条件。孙子总结出了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备受人民推崇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略战术的总结如下。1.避实击虚。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指出，战争中兵力的布置是战争指挥者依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其兵力必定是有强有弱。我方在作战中应当避开敌人兵力强大的部分，而重点进攻敌军兵力薄弱的部分，这样就能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一点，孙子在其兵法《虚实篇》中有精辟而形象的阐述。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时，对于如何实施之一作战原则，孙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总之，这一原则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寻找弱点并迅速出击。2.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兵法》的另一作战要点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让敌人依照我的意图行事；“致于人”，即被敌人调动。孙子指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便会被敌人牵着牛鼻子走，就会陷入被动、消极防御甚至处处挨打的境地。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则能改变不利的形势，让敌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一点是取胜的必备条件。3.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在其兵法的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因而提出了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观点。孙子提出，在战争前，应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力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仗。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些话的意思，立意均在于此。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知彼知己，才能去实施避实击虚之计，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同时，孙子还指出，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舍得花大力气去探知敌情，掌握敌情，这是进行“庙算”的基本前提。5.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在其兵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奇正”的命题，即在作战的战术部署中，兵力部署以承担正面作战为正，进行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钳制敌人主力的为正，列阵对敌、明攻的为正；承担突击的为奇，采用机动、偷袭或者特殊战法的为奇。孙子提出作战必须有“正奇”的变化，要“以正合，以奇胜”，才能最终赢得主动。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已为后来众多的军事家所运用。以此战略战术为指导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例几乎俯拾皆是。6.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总结出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孙子一方面指出了兵力的多少在作战运用时的一般规律，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使用兵力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孙子又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他指出，打仗、用兵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地使兵力分散或集中，在我方兵力不如敌人时，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在局部上造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的相对优势，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孙子在他的兵法中总结了兵多与兵少的用法后，指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可见，孙子提倡兵力的部署要以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依据，在作战中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从以上孙子提出的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孙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他的“避实击虚”的观点，其军事战术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孙子强调必须在对敌情、作战地理条件等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作战形式，出奇制胜。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完）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的国情和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在领导人民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以这一战略思想为指导，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又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成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思想。 一、积极防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战略防御问题成为人民军队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只讲进攻、否认防御的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以及只讲防御、否认进攻的军事上的保守主义或逃跑主义，都只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只有实行积极防御，才是弱小的人民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战略。积极防御战略的实质，就是在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把进攻与防御辩证地统一起来。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斗的外线速决的攻势作战，逐步削弱敌人，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其二，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在有利的条件下同敌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彻底歼灭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积极防御又称之为攻势防御、决战防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战略阶段，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初期作战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后来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行灵活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表现为全国实行持久战的总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核心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仍然是积极防御，但情况和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已不仅仅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而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对外政策决定的；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军事战略判断也不再局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而是把重点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1956年，中央军委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建设时期的第一个战略方针，即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0年代至7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对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中国因而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立足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80年代初，针对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下作战的战略指导原则。虽然最终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人民解放军曾胜利地进行了几场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积累了在现代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经验。80年代中期以来，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改变，即从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强调战略指导要从立足于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提出了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进入90年代，在深刻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军事领域中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中央军委重新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从而实现了军事战略新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安全形势、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不仅是继承优良的传统，也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军情。就是将来发展了，积极防御也仍然是解决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军事战略。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对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贯彻这一军事战略，要求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防御与进攻的关系。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攻守结合。实行积极防御， 一定要灵活机动。战略指导，既要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又要重视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和先机制敌；既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更要力争在战役战斗上快速反应、速战速决，特别是应会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具备了战略速决条件时，就要力争战略上的速决。与革命战争年代坚持诱敌深入、先在内线歼敌再到外线歼敌的情况不同，新中国所进行的局部战争更多地是在以本土纵深为依托的边境地区争取战争的胜利。与过去长时期准备抗敌大规模入侵、立足于战略纵深决战的情况也不同，现代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着眼于近海和边境浅近纵深作战，并强调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慑止敌人。积极防御要求战略上后发制人，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后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于在政治上、外交上保持主动。“制人”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显示出自卫还击的决心和能力。中国既不会主动惹事，但也不会临事示弱。一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遭到侵犯，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坚持正义的自卫战争，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第二，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关系。遏制战争，就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威慑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设法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仅要解决如何准备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避免打和制止打的问题；不仅要力避全面战争的爆发，而且要尽量防止局部战争的发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必要时可以运用各种军事威慑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相配合，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达到遏制战争的目的。坚持人民战争的优良传统，把日益现代化的常规力量、强大的后备力量与可靠而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结合起来，是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发挥威慑作用的基本途径。同时必须看到，遏制战争是以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为基础的。只有具备制胜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实施威慑。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从来都是准备对付战争和打赢战争。也就是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去争取好的结果，以敢战、能战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威慑思想的基石。 第三，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战略必须跟整个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密切协调。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军事问题。现代局部战争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中国未来的防卫作战，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军事战略指导一下要有政治头脑、政策观念和大局意识，善于把握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军事上打与不打，打什么目标，打到什么程度，何时打，何时停，都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军事斗争要严守自卫立场，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有理、有利、有节地行动，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有理”就是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做到师出有名，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主动；“有利”就是把握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坚决打赢，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有节”就是掌握军事斗争火候，适可而止，在适当的胜利后结束军事行动。军事斗争要积极配合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努力改善国家安全环境。 二、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各种不同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一场以发展高技术武器为先导的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也面临新的挑战，未来局部战争将可能面对具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敌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央军委制定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和统揽，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要为确保这一方针的顺利实现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深入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下，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重点准备全面战争转向重点准备局部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军事战略的重心是时刻准备抗击敌人大规模入侵，立足于一场合面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全面战争的观念去思考问题、开展工作，用立足于全面战争的军事战略去指志局部战争，那就会招致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这是因为，无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国的全面战争战略指导与局部战争战略指导都有明显不同：全面战争立足于国土纵深歼敌，局部战争则注重边境浅近纵深、空中和海上求胜；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拖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速战速决；全面战争通常要经过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作战才能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局部战争则可能一开始就以自卫反击的形式，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性攻势作战；全面战争需要全面动员，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对国家大局的影响。只有改变传统的全面战争思维模式，才可能确立符合客观实际的未来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 第二，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面临的局部战争样式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但今后威胁最大的而且最难应付的将是高技术或具有高技术特点的局部战争。从世界近期一些局部战争看，由于高技术兵器在战场上的运用，使得战争的突然性增大，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战争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战场高透明度和远程精确打击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法，战略空袭的地位大大提高，战争、战役、战斗有时可以融为一体，前方、后方的界限模糊，作战保障更加复杂，有限的战争目的和规模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和影响。要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战法。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对手，也要研究自己；要研究怎样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也要研究怎样发挥军队和地方相结合的威力；要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和科学组合问题，也要研究人和武器装备的科学编成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战法。 第三，加强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斗争准备。局部战争的诱因和类型多种多样，发生方式、方向也具有不确定性。它既可能由陆海疆域争端而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利益矛盾而诱发；既可能是同强大敌国交锋，也可能是同实力相当或总体实力不及自己的对手对阵；既可能在预有准备的方向上发生，也有可能在出乎预料的方向突然爆发；既可能在本土一定纵深内打，也可能在边境附近打；既可能是陆战，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海战或空战。战略指导一定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做好多手准备，一旦情况发生，能快速灵活地作出反应。中国的安全环境比较复杂，应当进行多方向、有重点的准备，突出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方向的军事对策研究和军事斗争准备，同时兼顾其他方向，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根据未来战争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特点，下大力气发展军事高新技术，重点研制最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尽快拥有几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制敌手段；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努力造就一大批就驾驭现代战争的人才；有步骤地进行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形成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体制编制。 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立足于用现有武器装备作战，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传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取决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实现的，要有一个时间和过程。即使经济较长时间，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同可能面临的强敌比较起来也仍将处于劣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高技术兵器还比较少，这种基本状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完全改变。在这个时期内，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作战指导只能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或者说只能建立在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我军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无论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是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在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威力空前提高，对战争的影响大大增强。但是，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现代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决定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很高军事素质的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尽管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与过去不同，但仍然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仍然要靠人来掌握和使用武器装备，仍然需要人的通用性、智慧和牺牲精神。武器装备越归展，技术越是复杂，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重视谋加重的运用，实行灵活的战略指导，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最终战胜一切来犯之敌。 三、在高技术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原理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体现。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人民军队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坚持人民战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坚持人民战争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因则能够赢得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拥有一支由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广大民兵组合而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民战争潜力和持久作战的社会基础。富有人民战争传统和经验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战争，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使人民战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相比，对象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相同。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进行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战争形态上看，战争主要表现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往举国迎敌、全民参战的形式面临挑战。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由于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因而战略指导、战争动员、作战形式、作战方法等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确处理全面动员与局部动员、人力支前与技术支前、直接参战与间接参战的关系，成为指导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重要内容。战争动员由全国总动员转向更多的采取局部地区动员和全国部分行业动员。人民参加、支援战争的形式将发生明显变化：由直接参加转向更多地间接参战，由突出人力、物力支援转为突出技术支援，参战人员主要是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和军事素质的后备力量。直接参战的人民群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作战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行人民战争，必须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第二，从作战力量上看，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占据突出地位，单纯依靠人力数量优势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以往人民战争的科技含量不高，对参战人员的技术素质要求较低，可以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经过简单训练就参军参战，形成对敌绝对兵力优势，以弥补人民军队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但在现代条件下，两军决胜更多地表现为技术的较量。现代战争集中优势兵力的本质，是集中优势的火力，依靠科学技术综合形成的优势作战效能。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人力数量优势，难以在与敌技术密集的质量优势的对抗中取胜，武器装备的时代差也很难以兵力的数量来弥补。如何在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中，把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发挥出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从作战空间上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直接交战战场范围相对狭小，利用广阔国土分散耗敌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未来中国面临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主要在陆地边境、近海区域和相关空域的局部地区进行。一方面，两军直接交战的战场范围相对狭小，对目标的打击高度精确，使用的力量高度集中，这就难以大规模组织人民群众利用广阔的国土空间分散、疲惫和消耗敌人。另一方面，战争已扩展为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战争难分前线和后方，战争的相关空间空前扩大。如何在范围有限的直接交战的战场和广阔的战争相关空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四，从作战时间上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节奏紧凑的速战速决，以战略上持久作战扭换战局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高技术局部战争有限的政治目的，要求缩短战争进程和作战持续时间，加快战争节奏；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力、快速投送力、超常毁伤力等，则为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提供了有效手段。现代高技术武器的战术性使用，往往能收到战略性效果，一场战争可能浓缩为一次战役，甚至是一次战斗。因此，持久作战的难度加大。以往人民战争通过持久作战，不断消耗敌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逐步改变力量对比。这种方式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难以发挥作用。如何迅速动员和组织各种参战力量，形成和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挫败敌速决企图，是摆在全体军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和高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既对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人民战争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 首先，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为积聚雄厚的人民战争潜力，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经过长期奋斗，中国高技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实行“科教兴国”，军队实行“科技强军”，表明整个国家和军队都把发展着力点转到了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员素质的提高上来。一支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武装起来的高科技产业大军，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锐力量。这一切都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创造了使军队战斗力实现质的飞跃的前提。 其次，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人民战争的最显著特点，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先进的思想舆论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就会产生神奇的效应。随着包括卫星通信在内可以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的建立，广播、电视和电讯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为动员人民参加和支持战争提供了非常便捷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只要平时的国防教育搞得深入有效，各项战备工作真正落实，一旦有事，就完全可以利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援。 再次，现代高技术的军民兼容性，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现代高科技越来越朝着军民兼容、军民共享的方向发展。人民是高技术的主人，人民可以创造高技术、运用高技术，也可以制服高技术。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的渠道大大拓展了：现代化的民用交通运输工具，可以为军事输送提供有力保障；设备先进的工厂企业，经过改造可以生产军用物资；大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可以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科技参战、科技支前在高技术战争中大有可为，甚至将成为主要的内容和方式。 最后，现代高技术作战系统对整体后方的高度依赖性，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系统与系统的整体对抗，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加依赖作战系统整体，远距离战略投送兵力更加依赖后方。任何一件主战武器，都不能离开与之相配套的装备系统而独立地发挥作用。一般地说，武器系统越庞大、越复杂，就越脆弱、越容易出问题。把各方面的力量有机地组合起来，发动人民群众利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各种手段，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完全可以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一定要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适应高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建设一支精干的常备军，建设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防快速动员机制，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这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发展人民战争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研究人民战争新的战略战术。这种研究既不在乎“洋”，也不在乎“土”，关键在于管用。要在系统配套、实在管用上下功夫。要善于从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中，发现和总结克敌制胜的战法。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使敌人闻风丧胆。这些人民战争的传统战法，只要与现代化的手段相结合，今天仍能继续发挥作用。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还可以创造出许多适合人民群众参战的新战法，如信息战中的经济信息战、文化信息战，以及破坏敌计算机网络的“黑客”战；灵活多样的海上游击战；使用高技术武器深入敌后的特种战、破袭战，等等。总之，要用创新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设法集中优势，打敌重心，高技术与中低技术装备相结合，现代新打法与传统打法相结合，军警民相结合，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形成综合力量、整体威力，从而在未来战争中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万册。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众所周知，它出自于《孙子兵法》，然而《孙子兵法》究竟讲了些什么？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军事教育讲师于凡做客“201讲坛”，解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诞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于凡介绍说，那时候的战争非常讲究诚信礼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加丧、不因凶”、“不鼓不成列”等史料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孙子却发出“兵者，诡道也”的呼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孙子兵法》以其巨大的实用性闻名于世，一直为后人所推崇，时至今日，也仍被各国专家学者所研究。于凡说：“《孙子兵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现了东方的智慧、中国文化的精髓。”于凡指出，《孙子兵法》处处体现了“重战”、“慎战”、“备战”的思想。“重战”，即重视战争。虽然战争为世人所厌恶，老子也曾说：“兵者，乃不详之器。”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还往往作为社会进步的转折点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对国家而言，战争的胜负关乎国之存亡，因而“重战”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的举动。《孙子兵法》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因一时之怒而大兴兵甲，将帅也不能因一时之愤而发动战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慎战”也非常重要。于凡举了一个现代战争的例子：1982年，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贸然发动战争，企图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被英国击败，使阿根廷失去对该岛与英国的谈判权，同时也给阿根廷带来了经济损失，加尔铁里自己也沦落入狱。可见，“慎战”确是明智之举。此外，仅仅重视战争、慎重战争是不够的，这不能保证不被攻击、不被卷入战争。于凡强调说：“备战不是为了作战，也不是尚战，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促进和平的手段。”关于《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思想，于凡做了这样的解释说明：战争前，不知彼而知己，就如同赌博一般，胜负之数难以意料；不知己而知彼，就不能结合自身现状制定合理战略；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像瞎子骑瞎马一般，其结局不言自明。因此，作战前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三国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的极高评价。因此，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孙武在这部军事学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为了阐述战争与国家全局的关系，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详尽地论述了战前进行“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的重要性，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要求战争的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发现敌我双方的各种基本条件，从而把握战争的全局。除此而外，孙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军队与国家（国君）的密切协调。孙子认为：国君应做的事是修道而保法；国君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其结果只能是自乱其军。可见，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一点，有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战争对于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2.因粮于敌。孙子指出，国家在战争中会因为远道运输而导致贫困。因此，战争中应当就地征粮，以解决粮食的补给问题。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指出，为弥补战争中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使用，对俘虏的敌军士卒给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的不足。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孙子在2500多年前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还有，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孙子在兵法中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国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可见，孙子不仅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他也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做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有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的条件。孙子总结出了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备受人民推崇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略战术的总结如下。1.避实击虚。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指出，战争中兵力的布置是战争指挥者依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其兵力必定是有强有弱。我方在作战中应当避开敌人兵力强大的部分，而重点进攻敌军兵力薄弱的部分，这样就能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一点，孙子在其兵法《虚实篇》中有精辟而形象的阐述。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时，对于如何实施之一作战原则，孙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总之，这一原则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寻找弱点并迅速出击。2.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兵法》的另一作战要点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让敌人依照我的意图行事；“致于人”，即被敌人调动。孙子指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便会被敌人牵着牛鼻子走，就会陷入被动、消极防御甚至处处挨打的境地。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则能改变不利的形势，让敌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一点是取胜的必备条件。3.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在其兵法的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因而提出了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观点。孙子提出，在战争前，应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力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仗。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些话的意思，立意均在于此。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知彼知己，才能去实施避实击虚之计，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同时，孙子还指出，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舍得花大力气去探知敌情，掌握敌情，这是进行“庙算”的基本前提。5.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在其兵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奇正”的命题，即在作战的战术部署中，兵力部署以承担正面作战为正，进行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钳制敌人主力的为正，列阵对敌、明攻的为正；承担突击的为奇，采用机动、偷袭或者特殊战法的为奇。孙子提出作战必须有“正奇”的变化，要“以正合，以奇胜”，才能最终赢得主动。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已为后来众多的军事家所运用。以此战略战术为指导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例几乎俯拾皆是。6.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总结出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孙子一方面指出了兵力的多少在作战运用时的一般规律，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使用兵力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孙子又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他指出，打仗、用兵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地使兵力分散或集中，在我方兵力不如敌人时，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在局部上造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的相对优势，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孙子在他的兵法中总结了兵多与兵少的用法后，指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可见，孙子提倡兵力的部署要以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依据，在作战中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从以上孙子提出的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孙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他的“避实击虚”的观点，其军事战术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孙子强调必须在对敌情、作战地理条件等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作战形式，出奇制胜。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完）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万册。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孙武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就是说，自己可以使自己具有不可被战胜(“不可胜”)的条件，还不能使敌人有可以被战胜(“可胜”)的条件。从这一方面看，“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胜利可以预先知道，但还不可必定得到。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使可能变为现实。 善用兵的人，不能停止于此。他要的是胜的现实。孙武注重考察、研究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一面说“胜不可为”，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虚实》篇)这不是他自我矛盾。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军事思想的可贵，在于他的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联系起来，而是同生动的辩证法观点联系在一起。 孙武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他指出：在自然界，“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切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武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 为了创造条件赢得战争的胜利，孙武着重研究了集中与分散，实与虚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如何利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的关系，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善用兵的人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争取主动，以众击寡，取得胜利。他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战者约矣。”(同上)又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引诱敌人，使之分兵)。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意思就是说，要尽量地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使自己化虚为实。同时要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敌人化实为虚，然后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打击分散薄弱的敌人。如果自己的兵力不能取得优势，那就宁可逃避也不可决战。孙武认为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就要以种种方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就常能保持“以众击寡”，使量变成为质变，“每战必胜”。 孙武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争取胜利。这就叫“胜可为”。其办法是用各种办法调动敌人。他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就是说，使自己成为敌人的司令官、参谋长。 这样，就克服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思想，把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孙武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战争中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所以进攻是第一位的，防御是第二位的。进攻可以保持主动，即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这是军队的命脉。孙武也接触到这个原则。他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说，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战争要以进攻为主。孙武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就是说，防御只能使自己不可被战胜，战胜则需要进攻。防御不足以达到胜利的目的；进攻则可以取得胜利而有余。进攻、防御，都能保持主动，那就可以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武提出了这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则，但原则并不是死的公式。他强调，原则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又研究了用兵正、奇两个方面的互相转化问题。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正兵是从正面打击敌人的，奇兵是从侧面打击敌人的。可是，随着敌形变化，正兵也可以成为奇，奇兵也可以成为正。孙武指出，“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一方面要认识原则，一方面又要灵活运用原则，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孙武明确地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里所说的“之”、“其”都是指敌人而言。这是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计》篇)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自己的残忍。宋襄公的“仁义”，就是以自己的国家的存亡为儿戏。孙武的军事思想和路线，同宋襄公的军事思想和路线是直接对立的。 孙武的《吴孙子》比较科学地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战争的一般规律，富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它是春秋时期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产物。它在当时起了很进步的作用。孙武兵法是我国古代留下来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额。。期末考试的问题？？？？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万册。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我也要写的，，但我们只选其中一个内容写就好，我选的是<军事理论——孙子兵法>你也可以选其一，然后上网查有关资料，凑一凑就够啦
孙子兵法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2.因粮于敌。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再次，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孙子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他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武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就是说，自己可以使自己具有不可被战胜(“不可胜”)的条件，还不能使敌人有可以被战胜(“可胜”)的条件。从这一方面看，“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胜利可以预先知道，但还不可必定得到。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使可能变为现实。 善用兵的人，不能停止于此。他要的是胜的现实。孙武注重考察、研究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一面说“胜不可为”，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虚实》篇)这不是他自我矛盾。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军事思想的可贵，在于他的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联系起来，而是同生动的辩证法观点联系在一起。 孙武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他指出：在自然界，“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切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武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 为了创造条件赢得战争的胜利，孙武着重研究了集中与分散，实与虚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如何利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的关系，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善用兵的人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争取主动，以众击寡，取得胜利。他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战者约矣。”(同上)又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引诱敌人，使之分兵)。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意思就是说，要尽量地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使自己化虚为实。同时要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敌人化实为虚，然后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打击分散薄弱的敌人。如果自己的兵力不能取得优势，那就宁可逃避也不可决战。孙武认为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就要以种种方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就常能保持“以众击寡”，使量变成为质变，“每战必胜”。 孙武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争取胜利。这就叫“胜可为”。其办法是用各种办法调动敌人。他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就是说，使自己成为敌人的司令官、参谋长。 这样，就克服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思想，把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孙武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战争中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所以进攻是第一位的，防御是第二位的。进攻可以保持主动，即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这是军队的命脉。孙武也接触到这个原则。他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说，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战争要以进攻为主。孙武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就是说，防御只能使自己不可被战胜，战胜则需要进攻。防御不足以达到胜利的目的；进攻则可以取得胜利而有余。进攻、防御，都能保持主动，那就可以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武提出了这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则，但原则并不是死的公式。他强调，原则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又研究了用兵正、奇两个方面的互相转化问题。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正兵是从正面打击敌人的，奇兵是从侧面打击敌人的。可是，随着敌形变化，正兵也可以成为奇，奇兵也可以成为正。孙武指出，“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一方面要认识原则，一方面又要灵活运用原则，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孙武明确地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里所说的“之”、“其”都是指敌人而言。这是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计》篇)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自己的残忍。宋襄公的“仁义”，就是以自己的国家的存亡为儿戏。孙武的军事思想和路线，同宋襄公的军事思想和路线是直接对立的。 孙武的《吴孙子》比较科学地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战争的一般规律，富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它是春秋时期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产物。它在当时起了很进步的作用。孙武兵法是我国古代留下来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万册。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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