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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曾国藩家书
作者：曾国藩 著
豆瓣评分：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年份：2015-6
页数：568
内容简介：
曾国藩被誉为立功、立言、立德的卓越 “完人”，其写给自己家人的家书因为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因而在笔法上少了诸多顾虑，多了许多真性情，饱含着他的人生哲学、为政治军的方法以及治国安邦之策。早在清光绪年间，曾国藩逝世短短数年之后，《曾文正公家书》便单独成书面世了。一两百年来，该书不断重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其价值世所公认。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家书》由曾国藩研究专家、著名作家、学者唐浩明先生搜集整理，共计100万字，收录曾国藩给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兄弟、妻子、儿子所写的家书近1500通，涵盖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曾国藩家书，是迄今为止收录家书数量最多、最完整的家书全集。
本书据湖南图书馆提供的曾氏家藏原件、抄件及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家训》编辑，并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湘乡曾氏文献》补苴校正。非上述来源的家书，其出处则以脚注置于本页末。
为保存文献本来面目，凡遇倒讹衍脱之处一仍其旧，而于其后加方括号标出正字或作简单说明。原件缺字用△表示，漫漶难以辨识之字用□表示，补字以尖括号标识。须特别说明的，则以脚注置于页末。
作者简介：
作者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后世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是清朝历史上汉人为官的最高峰，谥号“文正”亦为清朝文官的最高谥号。
编者唐浩明，1946年生，汉族，衡阳市人，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毕业于河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入岳麓书社工作；现任岳麓书社首席编辑。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彭玉麟》、《杨度》、《张之洞》等，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杨度》获国家图书奖，《张之洞》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这个“自序”部分，虽然比较短，但是也是有好几个触点和相关的知识可以分享的： 1.从曾国藩出发，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 2.这一本是基本简明全面版的《曾国藩》传记，读者可以快速全面了解曾国藩一生，尤其是对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3.本书的主要写作特点：一是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二是对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 4.补充一个阅读技能： 读书的三重境界：厚书读薄、薄书读厚、把书读没有了。 从知识到能力到习惯，从把书读薄到把书读厚，最后把书读没，这也应该是我们读经典的正确的方式。 5.补充一个阅读方法： 我重点说这其中的第六点：读完一本，要找相关的其他书来对照学习，触类旁通，读两本、三本讲同一话题的书，会吸收更多，理解更多，这叫触类旁通。 从哪里找去这种线索呢？其实在作者自序的这一段里就有。这些人里面都是研究曾国藩的专业选手。 重点说一个人：唐浩明 唐浩明系湖南衡阳人，岳麓书社首席编辑、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历史随笔集《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评点曾国藩系列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唐浩明在费时11年编纂、校正、出版1500万字、31卷的《曾国藩全集》的同时，构思、写作三卷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一出版即引起极大轰动，开启了席卷整个华人文化圈的“曾国藩热”。《曾国藩》荣登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榜。30多年来，这部《曾国藩》影响了包括当代年轻人在内的无数读者，成为一部长盛不衰的经典历史小说。 至于他的个人详细信息可以去百度百科查 荐读《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epub》里的两篇随笔：“从编辑《曾集》到写曾国藩”、“富厚堂的藏书楼”，就能理解他研究曾国藩的过程与学术地位。
是唐浩明写的。唐浩明，1946年生，汉族，衡阳市人，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学者唐翼明胞弟，又名邓云生，毕业于河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入岳麓书社工作；任编辑室主任、总编辑等职；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彭玉麟》、《杨度》、《张之洞》等，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杨度》获国家图书奖，《张之洞》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唐浩明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等荣誉称号。先后获过第一届、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曾国藩》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
岳麓书院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支风荷，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1988年，岳麓书院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湖南大学宣布完成修复岳麓书院，并正式对外开放。
2005年湖南大学正式恢复岳麓书院，下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书院研究中心和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等多个部门。
2009年岳麓书院学科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格局已经完备。正式成为为湖南大学的实体办学机构和科研基地，千年学脉再次延绵，千年学府再添光辉。
扩展资料
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岳麓书院仍然在进行高等教育。书院是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学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拥有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湘文化研究基地”以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机构“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拥有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特色和研究成就突出的科研队伍。现有专职教师32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8人，博士生导师12人。
有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3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5人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计划，9人入选湖南大学岳麓学者计划。
近年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8项，教育部重大、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等各级科研课题数十项，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4项，湖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5项，二、三等奖多项，获省优秀博士论文奖4项。
从英国伦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外名校毕业的一批年轻博士，也陆续进入书院担任教职，成为了极具活力的新生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岳麓书院-书院概括
岳麓书院是古代汉族书院建筑，属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国家AAAAA级风景名胜岳麓山风景区，地理坐标（28°11′02″N，112°56′07″E）。1988年，岳麓书院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岳麓山风景区重要观光点。目前也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下属学院。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岳麓书院主体建筑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相关范文：会展旅游发展路径及实例分析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会展旅游的特点及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展旅游发展的路径。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升城市旅游的整体实力、扩大旅游企业的积极作为、融合主题会展与主题旅游，从而达到会展拉动旅游、旅游促进会展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会展旅游 会展业 旅游业 商务和会展旅游是在国际上普遍被看好的前景广阔的旅游形态，国内外很多大中城市都专门设置了会展服务机构，积极发展会展旅游。如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诺威、法国的巴黎、新加坡及我国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城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会展设施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会展旅游市场的重要性也将更加突出。 会展与会展旅游 会展业是集商品展示交易、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文化交流为一体，兼具信息咨询、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贸易、旅游服务等多功能的一种新兴产业。通过会展活动，能带动巨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提升城市品位和知名度，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展旅游正是在会议、展览、展销会、交易会、博览会等举办的前提下，延伸到旅游业的产物。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会展旅游也作出了各种界定，但目前仍未有统一的内涵。如以研究事件旅游而闻名的学者盖茨（GETZ）就认为，展览会、博览会、会议等商贸及会展事件是会展业（MEETING INDUSTRY）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有许多学者主张将会展旅游概念泛化。本文所讨论的会展旅游对应发达国家所指M、I、C、E细分事件旅游市场的概念，即Meetings（会议）、Incentices（奖励旅游）、Conventions（大会），Exhibitions（展览），并包括节日庆典和体育赛事为主题的节事(Events)在内的旅游形式。即会展旅游是指借助举办的各种类型的会议、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文化体育、科技交流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洽谈贸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并带动交通、旅游、商贸等多项相关产业发展的一种旅游活动。 会展旅游的特点 尽管会展业和旅游业是两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但是会展与旅游的相互介入是经济活动发展普遍联系的外在表征。会展业和旅游业同属于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举办会展不仅使当地的展览馆、饭店、餐饮服务业受益，而且对相关的电信、交通、购物、旅游服务以及城市市政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事会展业是旅游有多元化战略之一，而会展业则可以利用旅游业提供的各种服务和资源，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一）会展对旅游的促进作用 会展本身具有行业性、产业性以及组办规模大等特点，这势必将吸引政府、民间组织的会展团、参观团、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队。会展由于会议规格高，参会人员均是有较强消费能力的商务客人、较高文化素质客人，其消费档次、规模均比普通旅游者要高得多。一个大型或知名展会的举行，对本地旅游业中的酒店、旅行社、景区、旅游交通、购物均会产生较大的促进带动作用。同时，对于一般旅游团队或旅游者来说，若在旅游过程中恰逢举办会展，由于会展所带来的强烈的气氛，使其旅游情趣大增。会展旅游还具有时段不受气候和季节影响的特征，从而消除了观光旅游时段性明显的缺点。会展活动大多数安排在城市的旅游淡季，会展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旅游设施和服务的使用率。会展为城市提供了一次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展示的良机。有利于带动城市功能的提升、增加城市的知名度，这些都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动了有利的环境。 （二）旅游对会展的辅助作用 无论从会展业的发展历史沿革，还是从会展的具体活动内容来看，旅游业所涉及的六大要素都与会展的举办形影相随。会展的构成要素及圆满完成所需的服务正是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势。在会展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旅游业为会展的举办提供相应服务，协助会展树立品牌，成为了会展旅游集约型发展趋向中关键的因素。会展的成功举办除了参会者的规模或专业性等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旅游业的参与程度。开展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会展业接待专业化分工的前提。如果旅游企业与会展公司进行专业化分工，会展公司负责展会的招募、宣传、布展和会场内的组织管理工作，旅游企业则向参加商或参观者提供场外的“六要素”服务，各司其职，各取所长，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令参展商、参观者和当地居民均感便利而满意，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获得更多的、持久的支持，从而树立展会的品牌，使会展的带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最终形成以会展带动旅游、以旅游完善会展的互动互惠的发展新局面。 会展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是全球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会展旅游是旅游属性结合会展活动的特点而衍生出来的产品。优化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发展会展旅游是中国会展业、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 在会展业每年为全球带来的近3000亿美元收入中，中国却未能占到应有的市场份额。目前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关系呈现松散状态，发展水平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管理层次上，大多数省份的会展活动（除个别会展发达的城市外）既没有明确统一的部门统一管理与规划，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的指导，主办者大都集中精力于申请、审批、接待事务，很少甚至没有考虑到同旅游部门的广泛合作以及对会展旅游的综合效应认识不足；经营层次上，由于多头管理、利润导向等局限性，政府在组织会展公司和旅游企业联合开展宣传促销时存在现实的困难；活动内容上，参展商、与会者及观展人员的主要目的局限于参加或观看会展，仅有很少一部分人自发的小规模的参与游览、购物或文娱活动；旅游部门提供给参展商及观众的服务主要是交通、住宿和餐饮，文娱表演、购物向导和游览活动组织等服务项目明显不足；综合效益上，会展活动给旅游企业带来的综合效益不够大（尽管带动了旅游业的吃、住、行三要素），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收益很不平衡，住宿、餐饮、交通体现明显，获利较多；游览、购物、娱乐三要素未有效开发，获利较少，现有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景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和发展环境，中国会展旅游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以迅速实现“规范化、集约化、品牌化、合作化”。为此，我国会展界和旅游界应相互促进，相互协作，共同构建中国会展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 发展会展旅游的实例分析 在中国，会展旅游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细分市场。对于城市来说，发展会展旅游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下文就以长沙市发展会展旅游为例，作出分析。 （一）长沙发展会展旅游的基础 从长沙的经济发展水平、商贸发展水平来看，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口径，2005年，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突破9亿美元大关，到位外资规模居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超过武汉和成都。消费市场方面，长沙通过会展的拉动以％的增速，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跻身全国十强，初步实现了建设区域性商贸中心的目标。 从区域交通条件、地理区位条件来看，长沙地处中国中南腹地，承东启西，是联系沿海发达地区与广大西部地区的桥梁，为中南地区重要的资金、技术、原材料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从会展场馆设施状况、旅游业接待能力来看，就2005年，全年共举行217个会展活动，其中全国性会展有20多个，会展销售收入达到50多亿元。会展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全市拥有现代化、正规化的会展场馆四处，即湖南省展览馆、湖南国际会展中心、长沙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场馆总建筑面积达万平方米，室内展厅面积万平方米，标准展位总数4961个。展馆数量和室内展厅面积分别位居全国第4和第6位，具备了承接2000个标准展位以内，10万专业观众以上的各类会展项目的硬件能力。三星级以上酒店或相当于三星以上酒店一百余家，日接待能力超过十五万人次。先后成功举办了全国糖酒会，全国煤炭交易会，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等等一大批会展活动。2005年，长沙市接待国内旅游者2489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亿元；接待入境旅游者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旅游业新增值相当于全市GDP增加值的14%，旅游就业人数达10万人，成为长沙市第三产业的龙头。 从长沙的旅游资源、城市形象与城市旅游吸引力来看，长沙是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和三国孙吴纪年简牍震惊中外，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传承久远。长沙是风光瑰丽的山水洲城，城内岳麓山巍然屹立，湘江水奔流不息，橘子州浮碧江心，山、水、洲、城浑然一体，使长沙充满了隽永的灵气和独特的魅力。城外有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灰汤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等旅游胜地。长沙市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性会展活动较多，加强了与各地、各界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提升了长沙市的会展整体形象和城市知名度。长沙是一座蓬勃发展的会展新城，被高票评选为2005年新锐会展城市，并朝着最佳会展旅游城市迈进。 （二）会展旅游发展对策 1.政府的宏观指导。会展业在中国还是一项新兴的产业，而会展旅游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政府应主要在产业规划、行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整体宣传等方面发挥宏观调控和行业指导作用。 会展活动不仅应体现在当时的轰动效应，更应考虑到长远效应，考虑到参加者对会展活动的整体印象，对各种服务的回味和展会品牌的树立。政府在产业规划、整合行业优势、城市整体宣传方面应该担负起重要的协调与促进作用，使会展部门应主动和旅游部门协作，开展联合促销，将展会、节庆、体育赛事与城市及周边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接待设施结合起来；或者将会展业纳入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统一促销或联合管理、联合促销，或单独设置一个专门的会展营销与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必须与本城市及省内的主要的关联企业具有广泛联系，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重点关联企业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发挥起协调和沟通作用。专门负责会展节事和设施的销售。2003年7月，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的属于市政府直接管辖的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对会展行业发挥了重要的管理、规划、协调和服务作用，但是会展旅游的规模化及专业化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协调二者的关系。正如评选中国最佳商务会展旅游城市中，城市会展销售工作的组织情况包括旅游局与饭店、会展设施及其他旅游设施经营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成立专门的会展局进行合作推销占30%的评分分值，这不仅是发展会展旅游的必要因素，同时也是会展旅游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 统一规划场馆建设与周边饭店的建设。在会展活动顺利展开过程中，具有合理布局的饭店服务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近年来，长沙市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交通设施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满足了会展业发展的要求。全市三星级以上宾馆有近100家，拥有标准床位近8万个。旅馆业和餐饮业总体上能满足举办各种类型会展项目的需要。但各展馆周边宾旅馆数量偏少，布局不合理，是会展主办方考察展馆时意见最大的一个方面。如国际影视会展中心只有五星级的高档服务酒店，中档酒店缺少，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地处城市南郊，周围很少有服务完善的酒店。湖南省展览馆、长沙市国际会展中心整体布局相对较好。政府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时应同时考虑会展和旅游的关联性及统一性，实现合理布局、整体规划。 2.城市的整体旅游实力。城市旅游产品多样化。会展城市起码应具有一般旅游城市的吸引力。在会展时间以外，城市应考虑提供可以观光的多样的旅游项目和可以使用的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参加会展的客人在闲暇时，同样喜欢进行其他的旅游活动，如购物、观光、休闲、娱乐活动等。而与会代表会常常偕同家人一同前往，在逗留期间从事常见各种旅游活动。如果旅游节庆、都市观光和休闲购物等能有效地穿插在会展活动中，从而为当地经济带来更大的综合效益。目前，长沙市可以提供的主要旅游项目有人文景观如马王堆汉墓、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心阁旅游走廊、贾谊故居等及自然景观如橘子洲及其它江心洲屿、滨江城市风光。如果旅游产品本身不足，缺少吸引力，它限制了旅游业与会展业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因此，如何增加城市旅游吸引力，使城市旅游整体提升，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将是旅游行业应认真思考的如何发展会展旅游的重要问题。 除了会展企业继续开展大型展会以吸引观众外，旅游部门可考虑将具有本城市特色的现代化场馆作为都市观光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以提高场馆的利用率。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是中国现代农业博览交易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也可以成为长沙都市观光的重要目的地。 城市旅游形象的宣传。科技是为传统的会展业和新兴的会展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技术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科技动态及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寻找网络技术与传统会展业和现代会展旅游业的结合点，更加突出服务的必要性与快捷性，变网络技术的挑战为我们市场开拓的机遇，使双方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会展旅游业的健康发展。由长沙市会展办和长沙市会展协会主办的长沙会展网，其中包括长沙概况、会展业基本情况、会展资讯、会展预告、会展管理、会展服务各个栏目，其中会展服务中还具体提供会展法规、会展场馆以及餐饮、购物、饭店、娱乐场所、交通与旅游指南等详细信息。可以说，长沙会展网是一个服务项目较完善的网站，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会展、旅游双效应的宣传作用，但是经过仔细分析，网站中为旅游服务的购物、娱乐场所、旅游指南中的介绍仍有需改进之处。 购物场所局限于一般的消费超市和百货大楼，而忽略了旅游定点商店，旅游纪念品上应着重介绍本地特色的产品如极具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的中国红瓷器、湘绣及菊花石。而娱乐仅仅停留在歌厅文化，其他休闲娱乐设施介绍太少，范围太小。考虑到会展旅游的综合效益中，网站对购、娱的因素介绍不够全面，缺少湖湘文化的特色。旅游资源的介绍较详尽，但缺少实用线路设计和景点内容介绍。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网络优势作好宣传和引导工作，同时利用发达的影视业的媒体宣传作用，在大型会展尤其是国家级会展和国际会展期间制作相应的专题旅游宣传片，带动旅游全面开花，树立会展旅游城市形象，使会展拉动经济的即时效应与长期效应完美结合。 3.旅游企业的积极作为。会展旅游的深度发展客观要求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呈良好的对接关系状态，在会展期间旅游企业为参展人员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专业服务，在丰富了会展活动之余，旅游企业也获得了客观的收入及稳定的客源。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和势力得到了提升，旅游行业可以得到全面、持续地发展。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反过来会促进会展企业招徕业务，从而形成会展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我们所提倡的会展旅游，不是让旅游企业去举办各种会议和展览，而是让旅游企业发挥行业功能优势，为会展的举行提供相应的外围服务。因此， 旅游企业应积极为参展商、与会者和观众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服务，并因时因事，根据展会的特征调整服务内容，针对会展的主题、营销计划、服务接待计划进行可行性分析，选择企业所能参与的部分；尽量将丰富多彩的旅游节庆活动与大型会议或展览结合起来。 如在长沙举行的各种大型会议或展览上，长沙市各旅游饭店及各旅行社利用完善的服务网络，设立各种服务专柜或专业部门，尽量为参展商、与会者及观众提供从交通、通讯、票务到购物的全方位服务。并且，旅游企业不要仅停留在机票、订房的差价上，而是应使自己的服务融入到整个会展活动中去，甚至细微到参展商的临时需求。旅游饭店应该利用会展的有利时机为获得稳定的客源提供优质服务，获得综合效益。同时，旅行社可以针对会展主题提供旅游线路设计及相关服务，在会展之余为与会者提供参观游览、娱乐购物等活动设计与服务，为他们介绍当地风景名胜与民俗风情等咨询与介绍。在长沙会展旅游的过程中，旅行社可以为与会者设计比较有代表性的同时考虑到场馆分布的旅游线路，如有以湖南省展览馆为基点楚湘文化大观游线路，即马王堆、简牍博物馆、天心阁、清水塘旅游文化步行街、第一师范、贾谊故居、岳麓书院、岳麓山、雷锋纪念馆、铜官窑，以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为基点的现代城市风光游线路即金鹰文化城、世界之窗、湘江风光带、橘子洲；并整合周边县市旅游资源又兼具湖湘特色的线路，如浏阳河、浏阳烟花、大围山的名山名水风情游；长沙、曾国藩墓、韶山、花明楼、灰汤的名泉名人故里游；长沙、屈子祠、岳阳的楚湘文化游线路。 4.主题会展活动与主题旅游的融合。会展旅游还应选择具有特色的主题，通过旅游的强大吸引力来为会展提供更多的专业观展者和潜在顾客，同样会展也可通过举办强势品牌的展会为举办城市带来更多的旅游者。选择与城市旅游资源及特色相关联的主题会展将使会展和旅游凭借各自的优势互动发展。众所周知，云南昆明世界博览会对其城市旅游、会展旅游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表明1999年世界博览会提升了昆明旅游在全省和全国的地位，推进了昆明旅游目的地品牌化进程，是中国会展旅游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之一。 借鉴昆明的成功经验，长沙市发展会展旅游应努力从会展活动中的大型会展如金鹰电视艺术节、浏阳国际烟花节、全国糖酒交易会、省农博会着手，尝试将主题会展活动与主题旅游结合，挖掘市场的深度。如金鹰电视艺术节与影视旅游产品、建立影视艺术中心、展示中国电影电视艺术文化结合，浏阳国际烟花节旅游与本地的旅游资源结合，开发生态旅游，在全国糖酒交易会、省农博会、茶文化节会展期间强调湖湘特色的旅游资源（如星沙的百里茶廊、长沙的白沙古井、宁乡的旅游资源），与休闲旅游、乡村旅游联姻，使传统的酒文化、茶文化与长沙周边的旅游特色整合。如长沙的烈士公园，是全国十大公园之一。烈士公园每年的游客近400万人次，每年成功举办灯展和车展，每次观展人数达三十余万人次。目前，长沙在尝试以“生态、文化、科技、现代园林”的烈士公园为阵地，斥资亿元在二年内打造“国际生态会展”，让旅游者欣赏烈士公园的美景同时，还可以感受长沙国际生态会展的魅力。这样的思路将会展和旅游完全融合，从而将大大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旅游业具有聚集人气、繁荣市场、拉动消费、促进招商的强劲推动力，因而是长沙市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环节。旅游业在长沙市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与其他著名旅游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着力整合长沙市旅游资源，加快旅游产业开发建设，培育发展旅游新市场—会展旅游，构建内外对接的旅游网络，打造湖湘文化底蕴厚重和长沙特色鲜明的整体品牌，是为长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陆大道.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科学出版社，1991 2.王春雷.中国会展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J].旅游学刊，2002(2) 3.卞显红，黄震方.关于发展会展旅游的初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1，15(4) 4.马艳辉.会展旅游:经济迅速腾飞的“丝绸之路”[J].现代企业，2000(12) 5.林越英.对中国发展会展旅游的若干问题的探讨[J].旅游学刊，2002，17(4)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晕~我发现了,你真的是懒到一定程度了,还有这样写论文的?
历史上有这个人。
一、关于董永先告诉你答案吧。董永祖籍山东千乘，生长于湖北孝感。传说董永本为山东千乘人，但早在汉代即迁移至孝感安家落户，这不仅有史籍记载，且与孝感这一地名的由来紧密相关，还有孝感地区至今遗留的许多遗迹、地名和民俗可资佐证；作为一件口头语言艺术作品，它正是在孝感地区的崇尚孝道的民间文化生态中，才发育成熟，既凸现孝道主题，又富有民间生活情趣，并通过说唱、戏曲等多种样式的艺术创造走向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传说，千百年来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可谓家喻户晓，是中华民族广为流传的著名民间传说之一，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现存的资料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高汉君 戴延久 许连村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的意见书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六日在山东省博兴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安作璋、朱绍侯、高敏等十名教授、专家；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惠民地委书记李聚馨，行署专员王道玉及地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博兴县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由十名专家学者组成了董永论证委员会，安作璋教授任主任委员，朱绍侯教授、高敏教授任副主任委员。会上，博兴县政府高汉君同志宣读了《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论文。经过认真讨论，反复论证，一致认为：文章观点明确，立论可靠，资料充实，有较强的说服力。武氏墓群石刻董永画像，魏曹植《灵芝篇》及东晋干宝,搜神记·董永》，等资料，充分证实了汉孝子董永确有其人。武氏墓群石刻、《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续山东考古录>、《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及《博兴县志)等对千乘区划沿革的记载，充分证实了董永为山东省博兴县人。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研究汉孝子董永，对于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关于董永是否南迁，董永其人由历史人物演变成神话传说的过程，及其它有关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论证委员会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安作璋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研究所所长副主任委员：朱绍侯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高 敏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委员：卢传贞 山东省博物馆馆长逢振镐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郭墨兰 《东岳论丛》编辑部副研究员李永先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宏生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景元 滨州师专副教授孙向忠 惠民地委党校副校长二、黄梅戏黄梅戏发源于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故称黄梅戏，但黄梅戏发扬光大却在安徽安庆一带，这是文化艺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有趣现象。黄梅戏原称黄梅调，又叫采茶调，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并最终以完整的独立剧种的形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怀腔或府调等，现主要流布于安徽省安庆市及其周边地区。黄梅戏的最早源头可能是来自湖北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地区（目前此观点较为普遍）。传说清朝乾隆时期，湖北省黄梅县一带的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当时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早期的黄梅戏。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后以安庆为中心，经过一百多年（19世纪初至解放前）的发展，黄梅戏成为安徽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和全国知名的大剧种。黄梅戏的表演载歌载舞，质朴细致，真实活泼，富有生活气息，以崇尚情感体验著称，具有清新自然、优美流畅的艺术风格。黄梅戏中有许多为人熟知的优秀剧目，而以《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夫妻观灯》、《打猪草》、《纺棉纱》等最具代表性。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影响十分深远。目前黄梅戏流行区域正在萎缩，各级黄梅戏剧团特别是县级剧团的生存日益艰难，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与扶植。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高汉君 戴延久 许连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的意见书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六日在山东省博兴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安作璋、朱绍侯、高敏等十名教授、专家；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惠民地委书记李聚馨，行署专员王道玉及地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博兴县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由十名专家学者组成了董永论证委员会，安作璋教授任主任委员，朱绍侯教授、高敏教授任副主任委员。 会上，博兴县政府高汉君同志宣读了《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论文。经过认真讨论，反复论证，一致认为：文章观点明确，立论可靠，资料充实，有较强的说服力。 武氏墓群石刻董永画像，魏曹植《灵芝篇》及东晋干宝,搜神记·董永》，等资料，充分证实了汉孝子董永确有其人。武氏墓群石刻、《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续山东考古录>、《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及《博兴县志)等对千乘区划沿革的记载，充分证实了董永为山东省博兴县人。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研究汉孝子董永，对于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董永是否南迁，董永其人由历史人物演变成神话传说的过程，及其它有关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 论证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安作璋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研究所所长 副主任委员： 朱绍侯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高 敏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委员：卢传贞 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逢振镐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郭墨兰 《东岳论丛》编辑部副研究员 李永先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宏生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徐景元 滨州师专副教授 孙向忠 惠民地委党校副校长参考资料：
2个研究辅助机构：文献信息中心，有馆藏社会科学类图书30余万册，电子期刊19万册。《东岳论丛》编辑部，主办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东岳论丛》，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另外，还主办省内刊号期刊《海洋经济》，内部刊物《科研要报》和《山东社会科学院院讯》。
不是的，东北林业大学是地方重点大学，校出版社也是地方的出版社并非全国家级的。
策划编辑师的就业前景与现状
编辑是出版的产物。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为出版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只有当专业的以商业为目的的出版业的兴起，才有编辑活动的勃兴，也才有了编辑职业的产生。由于出版业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出版物策划创意的竞争，从而使编辑的功能也不仅表现为对作品的选择、搜集、加工和整理上，而是要针对市场的显现或潜在需求，将出版资源转化为社会需要的文化产品，使投入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于是策划编辑在各家出版社纷纷登台亮相，策划的范围包括：市场调查、信息采集、选题设计、选题价值、物色作者、组织稿件、稿件审读、文字加工、封面制作、版式设计、读者定位、市场预测、效益预算、宣传推广、发行策略、信息反馈、成本核算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图书能否适销对路，是否适合市场需要，能否成为畅销书或精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稿，而策划编辑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策划编辑“策划”了编辑与出版的方向和目标，“策划”了如何赢得新作者，“策划”如何发行创收，如何能最合理、高效地运作资金等等。
策划编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分析图书市场，提出选题。一个选题不是随便提出的，要经过周密的分析和市场调查等，然后作出详细的图书策划案。图书策划案要基本要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你认为这个选题的可行性有哪些，全书内容啊，结构啊，包括印刷，设计风格等等。公司领导及相关人员会就这个选题开会研究，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实施了。
这时候策划编辑就要组稿，具体的编辑工作交给图书编辑做，但是策划编辑要跟进，监督质量和进度，包括后期的版芯设计，封面设计，印刷什么的，策划编辑都要跟进。最后直到图书出版。
策划编辑队伍无论从学术水平、工作能力、思想水平等方面都应该是出版社人才的精华，他们必须达到以下素质要求：
知识要求：策划编辑通常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造诣，较宽的知识面，知晓国际惯例与法规，最好有新闻出版、传媒等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技能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调研、策划、设计、公关、谈判及组织管理能力，有经营头脑，掌握成本效益的分析能力，具备对整个出版过程全程策划和监控的能力，善于捕捉市场热点，能够判别来稿的优劣，发现和识别优秀作者;思想敏锐，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
经验要求：具有两年以上的编辑工作经验，对行业状况以及不同层次读者对图书的需求有较准确的把握;拥有丰富的出版信息资源。
职业素养：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广泛的阅读兴趣，独到的感受力和美学眼光，悟性高，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进取心，具备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社会接触面广。
现状与前景
出版业的市场规模决定了出版人才市场的规模。中国出版业目前已形成了书、报、刊、声、光、电六大领域 ，包括出版教育、出版科研、版权代理、出版物资供应、出版物进出口等门类在内的产业体系，年增加值约4000亿元。书业、报业、期刊业和音像业是出版业版图上的四大板块。从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来看，出版社以及从业人员的数量从1995年以来一直在稳定增长，人员规模趋于扩张。
但是，与此同时，非纸介出版物、网络出版的飞速发展对传统的图书出版和发行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图书市场的规模增速缓慢，甚至有下降倾向，库存图书也几乎接近年度销售额。如果以人均购书册数为指标来衡量图书市场规模的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人均购书册数呈下降之势。2005年我国国民阅读率为，比1999年下降了。因此，出版业在大盘上扬的态势中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在人才的吸纳使用上自然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目前新闻出版业还是就业热门，大学新闻出版专业毕业生连续几年就业率高出大学平均就业率19%。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出版科班的学生就业压力是越来越大。2007年初上海文化行业人才招聘会上，上海解放集团、文新集团、文广集团三大沪上传媒集团招聘的记者、编辑类岗位数加起来不超过100个，而现场应聘编辑、记者的应届生却突破了6000人。再加上大量的非应届生，岗位争夺之激烈也可谓“热门”。
出版业编、印、发三大环节普遍人员过剩，但缺乏优秀的出版人才。《2005年—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人才培养规划》指出，出版业现有人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等方面都严重不合理，综合素质亟待普遍提高，整个人才队伍的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状态。领军人物不足、专业骨干流失、经营人才奇缺、新老青黄不接、结构比例失调(大都是中文、历史、新闻专业的)，不懂现代传媒新的传播手段和技术，编辑的知识领域不够、市场应变能力不高等问题普遍存在。
其次，出版社需要“复合型人才”和“高端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集“杂家”和“专家”于一身的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通才。据2005年的一项高校调查统计，在专业知识、跨学科知识、应用性知识、基础知识和工具性知识五类中，用人单位最看重的是跨学科知识，其次依次是工具性知识、专业知识、应用性知识、基础知识。用人单位认为最应提高的是工具性知识和跨学科知识，认为学校最应加强培养的也是跨学科知识。事实上出版社很少录取出版专业科班的毕业生。它们更青睐那些既懂相关专业理论，又了解出版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至于“高端型人才”，需在长期的业内实践积累，并非高校真空能够独立培养。
出版业的市场化决定了编辑由单一加工型向策划型转变，策划在整个出版业务工作中将居于核心地位。策划编辑工作涉及选题策划、出版运作、营销策略、品牌推广等多个方面，要具有规划多种出版平台的能力，依内容特性开发出纸版书、有声书、影像书、光碟版、网络出版、e-book等各种形式，因此策划编辑不但要具备互动式的编辑概念，可能还得具备多种才能，如善于与读者互动，经营读者社群等。实际上变成了全程策划，成为“项目经理”。1992年末、1993年初，上海率先出现了策划编辑的身影，随后各家出版单位或机构纷纷效仿，如今，“策划编辑制”已在出版业十分普及，为此，对策划编辑的需求也逐年上升。
收入状况
策划编辑的收入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工资，另一部分就是你所策划图书的提成。按照卖出去的册书来，卖的越多提的越多。一般有个比例的，按照总码洋的百分之几提。这个就看跟出版社之间的约定了。策划编辑的工作直接影响着出版社的前途与命运，一次成功的策划能够为出版社带来滚滚财源，因此策划编辑的收入自然可观，年收入大多超过20万元人民币。
职业趋势
发展路径：策划编辑只有不断寻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佳”的创新之路，才是出版社的生存之道，也是策划编辑的发展之路。
转型机会：出版社一般根据分工的不同，将编辑细分为策划编辑、文案编辑、版式编辑、终审编辑。又根据内容不同，分为时尚编辑、专业科目编辑等等。策划编辑可依据自己的能力和专长在行业内转行。
：《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一文。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出版业对编辑出版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几乎所有的业界人士都在表示“求贤若渴”。但是，当前国内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就业时却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出版社不爱要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文章提出，为什么“科班出身”的毕业生没有分享到做大了的“奶酪”，这样的尴尬究竟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个问题值得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在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当前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2003年5月7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的部分学生在肖东发教授主持下，针对这一问题，在网络论坛上开展了一次热烈的讨论。参与讨论者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和有见地的观点，对于认识当前编辑出版教育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下面择要发表这次讨论的主要内容。一、我国出版业需要怎样的人才肖东发：首先要看我国当前的出版业是否需要人才。我想强调的是我国当前的出版业不是人才太多，而是亟需要高层次多方面的人才。例如懂得经营之道的管理人才，熟悉法律和外文的版权贸易人才，了解读者熟悉市场的策划宣传人才，了解海外出版业现状能开发华文出版业的人才，熟悉我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到海外的优秀人才。如张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叶圣陶、邹韬奋等都是杰出的出版人，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的时代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这给我们的教育和出版单位都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具体到国内的出版社、期刊社和音像、电子出版社，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呢？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回归线（真实姓名不详）：我现在某出版社工作，很想跟肖老师和各位交流探讨。出版社作为一个经营企业，可以说是多工种协同配合运营的整体，就每个环节层面上说，每个环节都有学可研，都需要专门人才，就整体层面上说，又需要宏观管理人才。就出版社具体工作而言，不懂出版专业知识的人肯定做不好出版工作，可是只懂出版专业知识的人也肯定做不好出版工作。我这里只就编辑工作而言，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最能体现编辑工作价值的一面，就是对选题的策划和文稿内容的加工。如果一个编辑对某一学科知识没有基本的了解、对学科的发展脉搏不能有所把握，那这个编辑很难策划出到位的选题，即使只是做文字编辑，也无法判断出书稿的优劣和提出具体的加工意见。编辑加工工作，不应只是限于一般技术层面，如标点、错别字的订正、版式等，更重要的是订正内容的纰漏。殷明慧：不知出版人才是否能大概划分为管理方面的和业务方面两种?这两种人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后者需要搞编辑加工，注意的是内容校对、版式设计等微观问题。杨 虎：恐怕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吧，现在的从业者应该有业务“一条龙”的能力，而不是仅仅熟悉出版业的某一个环节。那种懂市场而不懂业务，或者懂业务而不了解市场的人，都不可能做好出版工作。所以，从业者都应该成为出版行业的通才。周 娟：我感觉出版业很需要杂家和通才，因为要出版的东西是不确定的，覆盖多个领域。从业者不仅要了解出版物的内容（这就包罗万象了），还要讲究经营之道，熟悉市场。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也就决定了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肖东发：以前我曾组织同学围绕“新时期中国出版人应具备的素质”这个话题进行过讨论，大家从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经营管理能力、学术修养、知识视野等各方面对出版人的素质提出了不同看法。从理论上讲，新时期对出版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具体说来，就是特别需要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当前出版单位招聘人才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我们更愿意选择有某一学科背景知识的毕业生，而不是纯编辑出版专业出身的人才，当然优秀的人才例外。”这就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能正视用人单位的这一要求，想办法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二、当前的编辑出版教育应该怎么办肖东发：现在国内编辑出版专业教学点已近40家，数量十分可观。但业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学科点办得太多，发展太快，应该控制规模，限制招生人数；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拓展学科领域，搞“大出版”“大编辑”，培养的人才应该能够适用于图书、报纸、期刊、广播、影视、音像、电子和网络传播各个传媒系统，拓宽就业市场，不愁学生无用武之地。在教育模式上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通才教育，认为培养综合性人才是当今世界大学教育的潮流；另一个思路是强调特色化、专业化，他们认为人不能成为全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是有分工的。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都有一定道理。就学生而言，应鼓励他们兼修其他专业课程，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又要学有专长，成为复合型人才，才会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1. 编辑出版专业的独立性丁 佳：既然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壮大是大势所趋，那么就需要认真考虑这门专业究竟要办成什么样子。我想借电影的例子做个比较。电影诞生之初，大致走了两条路：商业化操作和依附文学。一些人不齿于商业制作，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书商攒书；一些人高喊电影也是一门艺术，但他们总爱说电影是综合艺术，似乎把文学、美术、音乐、摄影、舞台艺术等糅合起来就是电影，糅的越多越好。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使电影失去独立性，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庆幸的是那些可以名垂电影史的大师们终于从种种艺术中解放出来，拍摄纯粹的电影，使电影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编辑学是否也有类似特点？当编辑需要具备各种学科的知识，但编辑学如果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的话，必须找到它本身作为学科存在的特质，像历史上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诞生成长一样。曹晓明：出版产业有一套自己运行的机制、规律，这些正是出版人应该掌握而其他专业的人不具备的，我们对出版人才的教育也应建立一套适应出版实践的体系来。比如，在学习市场营销等课程的时候，不仅要学习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还要逐渐将其发展成为出版领域的应用学科，强调这些学科在出版业的实用性。当然，这些知识的提炼、知识体系的建立不可一蹴而就，还要面临我国目前兼具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实践经验的人才不足的问题，谁来做这样的事业，谁有能力做这样的事业，都是培养我国出版人才要解决的问题。2.“有所专长的通才”教育陈 喆：关于编辑出版教学的重点，确实存在一个专还是通的选择问题，但时代对于编辑出版人的要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需要“专”，也需要“通”。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相关院校授课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恰恰形成了互补，这样的形势，既有利于用人单位有目的地选择人才，也有利于毕业生择业的供求相对平衡。但是编辑出版人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自然还是“有所专长的通才”。李 萌：在人才培养中，应该注意博与精的结合。对我们专业的同学而言，在了解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要对其他的知识面做一个扩展，但是我觉得要求我们通晓各个学科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较为感兴趣的一个相关专业进行深入学习，或许会对我们的学习有帮助作用。蓝艳玲：出版业的产品是出版物，出版物是具有科学文化属性的特殊产品，出版业是具有浓厚文化意蕴和文化教育功能的产业。这就决定出版人一定要具有很高的知识素养和人文意识。现在的问题是具有知识素质和人文意识的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技能太弱，即使看了有关方面的书，到了实践还是不行，而真正懂经营的人又对编辑出版业务不甚了了。所以还是主张通才教育——人文与商业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雷向晴：我比较认同以“大编辑”“大出版”的理念为指导拓展我们的学科建设。出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行业，在当代信息社会里，出版业是繁荣发展的大众传媒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优势在于为互相之间密切关联的各种传播媒介提供内容，也就是经过加工的信息。因此我认为，我们专业一个值得考虑的切入点，应当是提高我们处理信息、管理信息的能力。3. 办学方式与效果感言罗 康：我认为北大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思路就值得总结。就我们2000级和1999级来说，一年级和二年级作为文科实验班，学习文史哲基础课，三四年级学习编辑出版专业课。之前的基础课虽然学得比较浅，但是我认为还是很有好处的，接触的东西很广，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而且文史哲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基本功，学了这些基本知识给我们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此后的专业课虽然很多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也颇有收获。只要认真地修好每一门课程，对自己的学科思维的培养还是很有好处的。赵 晨：反思一下我们前两年跟着文科实验班上课，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是文史哲什么都学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很浅，毕竟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门门精通。关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问题，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模式，即学生大一入学先在其他院系如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英语系等学习，两年以后再回到院里学习专业知识，毕业时拿两个学位。这样做可能学习会辛苦点，但大学四年过得充实其实是每个学生的希望，而且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以后，大家在学习中会有自己的侧重点，不至于像直接接触专业时那么懵懂，自己学习也有了针对性，毕业后也可以避免缺乏其他专业背景知识的劣势。罗 康：虽然整体情况还不错，但是现在的课程好像还不是很充实，还需要改进。好些专业基础课，我学完后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知识上还是有很多空缺。比如出版史，一个学期的时间要讲那么多的知识，我觉得有点紧，是不是可以考虑开设一些专题研究方面的课程，比如断代出版史等，然后就是工具书。我认为对一个编辑来说查找资料，学会运用传统和现代工具书都非常重要，上肖老师的课的时候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因为时间的限制还有很多没有接触到。自己有过写论文查资料的经验，我认为自己在检索利用文献资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不足的。罗 康：以前出版案例等课尝试过邀请出版界人来讲课，这种形式我认为是很好的。现在出版经营管理的课也还在做。我考虑是否可以跟出版界的人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定期邀请他们过来讲课而不是随机性的，在话题的设置上也要有安排，这样大家可以在上课前做好准备，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想起200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专题讲座，包括国外出版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讲座，我们专业也可以考虑开这样的讲座和沙龙，总之有一个辩难和讨论的气氛，对专业课的学习肯定大有好处！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赵 晨：对于编辑出版这个学科来说，除了理论的研究以外，实践也非常重要。我老觉得我们平常的讨论由于缺乏实践，不仅像纸上谈兵而且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实际是什么样子的。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即“理论都是实用的”，对于实践性这么强的一门学科而言，如果我们讨论的理论对于实践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性了。肖东发：几位同学的观点都涉及到编辑出版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我一直都坚持理论要与实践结合的做法。从办学者角度来说，我认为，编辑出版教育应该与出版产业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出版单位的人才资源和基地优势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事实上，现在学界和业界在这一方面都有很多举措，如我们专业与北大出版社，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单位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社长、总编与教师一道讲课，为培养出版人才做出实际贡献。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提倡的。杨 虎：编辑出版行业的实践性是很强的，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除了联合业界人士办学以外，教师给同学提供较多的参观机会也很有必要，参观对象包括优秀出版社、国际图书博览会、书市、书店，等等。还有必要引导学生参与一些业界和学界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让学生了解前沿的学术课题，并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不仅能增强学生对出版业的感性认识，也能激发他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参与实践锻炼的兴趣。对于学生来说，应该在学好课堂知识的同时，多参加与编辑出版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有些同学在本科阶段就到出版社、期刊社和报社兼职，从校稿、组稿等基本工作做起，慢慢也就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有些同学还参与出版社的选题策划活动，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的能力并不差，潜力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实践的重要性。5．增列博士、硕士点，提升专业教育层次肖东发：出版业十分需要高层次人才，这一点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坚持除了本科教育以外，还应该在有条件的院校里增列编辑出版学博士、硕士点，以提高专业教育层次，健全专业教育体系。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以致增列编辑学博士、硕士点困难重重。虽然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已经培养了10届以上的硕士研究生，已有十多篇以编辑出版课题为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但总感到“名不正言不顺”。这些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大多是在相关专业下以“挂靠”形式培养出来的，很多人将这一现象无奈地比喻为“借鸡孵蛋”。回归线（真实姓名不详）：我首先承认编辑有学、出版有学，在高校设立博士、硕士点非常有必要，而且只有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高校在培养方向上就应明确为出版培养哪一层面的人才。在校的学生应选读第二、第三学位，并不一定都要读到硕士或博士；正在从事出版工作的，也应不断充实自己的出版专业知识，学校和出版社如果能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渠道是最好的。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后劲来说，我觉得应扩大对博士、硕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人民出版社不错，图书编辑待遇一般。4000左右吧。还是问问在做的人比较好。
写的很好很好的作家
代表性著作2003《福建杉洋村落碑铭》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1991《社会场论》北京：团结出版社。代表性论文2002<从象征生产到制度实现——阳村土改中划阶级的象征资本再生产>,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2001〈象征资本的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2001〈民族志的回顾与反思〉，文思理著，张小军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2000〈佛寺与宗祠：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载《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文化的经营：福建阳村李氏宗祠「复兴」的研究〉，载《经营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即将出版）。1999〈宗族结构关系的再思考〉，载《中国家庭及其伦理》，台湾：《汉学研究》杂志出版。1998〈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总第45期），P150－159。1998〈田野影像的民族志－－宗族「复兴」中的历史重构〉，香港：《香港人类学》总第11期。1998〈天后北传与历史再造－－北方天后庙的田野考察〉，博士後研究论文，载《天后庙与妈祖崇拜》（论文集，正在编辑出版）。1996〈女性与宗族〉，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总第37期），页150-59。1995〈儒家何在？－－华南人类学田野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总第29期），P149-157。1994〈民间信仰复兴与地方文化重构〉，香港：《香港人类学》,第七期，页13-19。1992DragonBoatFestival(VideoTape《端午节》录象片).Co-directedwithZhuangKongshao,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社会场的吸引进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二期，页106-111。1991〈蒿洋民间宗教与信仰一瞥〉，济南：《民俗研究》，第3期，页60-63。1991〈东西方文化的兴衰与自组织社会学研究〉，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页68－70。1991〈中国现实文化选择中的知识分子〉，《青年思想家》，第一期，页77-81。1989〈北方一个汉族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庄孔韶）《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本土方法学刍议〉，北京：《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第五期。1988〈人格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五期，页102-108。1987〈社会系统认识论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文科园地》（郑州大学文科学报），第二期。1987〈城乡社区的三种融合模式〉，上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十一期。1986〈社会学中的系统哲学〉，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十二期。近年主要学术发表（2000年以来）1、主要论文（1）English:2012 Lineage and Family, Chinese Society –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Li Peilin, London and New York: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agodatree”: Cultural Informator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Xu Jing，Cognitive Scienc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Water，Deity and Power: A case study of water temples in Shanxi province。SEAA Conference，July Gongde Temples and Fujian Local Religion since Song Dynasty. IAHR Conference, March, Land Reform in Yang Village: Reproduc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lass Status. Modern China 30(1):1-48, . (SSCI)2004 Symbolic Land Rights in Its Cultural Economic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Yang Village, Fujia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winter, 2004, Ancestral Hall and Buddhist Gongde Temple.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 , pp28-48. (SSCI)（2）中文（部分）：2012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CSSCI）《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 （CSSCI）2012 为何他乡成故乡？——大槐树传说之集体记忆的民族主义建构。载《中国人类学》，2012年第1期。2012 文治复兴与礼法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CSSCI）《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发）（CSSCI），上海《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发。《社会学报》全文转发。2012 历史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人类学讲堂》（第一辑），潘蛟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宗族与中国社会，《人类学讲堂》（第二辑）潘蛟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让文化拥有自由——法国布列塔尼文化遗产保护考察随笔〈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6期。2010 “被族群”：丽江古城的文化保护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12村贫困调查——晓锐村，张小军、马亚萍、朱宇晶。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乾分村，张小军、马亚萍、朱宇晶。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人类发展理念下的贫困问题反思，载《中国12村贫困调查》（理论卷），王晓毅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咸与权：历史上自贡盐业的市场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09第二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9年第6期转载）2009 实践史: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以民间信仰研究为例，载《谁的信仰，谁的空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电影《色·戒》鉴赏的文化实践，载《异文化与多元媒体》，乔健主编，台北：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8 宗族与家族，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文化生态与文化环保，载《绿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辑》，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12期转摘。2007 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2007 爱的实践：艾滋病防治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与许晶合作，载张小军主编《文化的挑战——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本土思考》，香港：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秩序剥夺与城市底边阶级的形成，乔健主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 历史人类学：一个跨学科和去学科的视野。《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2007 遗存还是遗产？——简论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遗产”困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产权改制与城市底边阶级的形成——兼论科斯逆定理与产权定理。台湾第七届（2003-2006）大学讲座计划“底边阶级的传统与现代”会议论文（.台北）。2006 跨学科与去学科：人类学的三个视角，《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3月28日第12版。2006 认知人类学浅谈，《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11月。2006 社会围绕“现代化”和经济中轴安排的弊端，《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2006 人类发展和遗产保护事业中的乡村旅游。世界旅游组织：《“乡村旅游国际论坛”论文集》。2006 《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补遗七则，张小军、卜永坚、丁荷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2期。2005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张小军、裴晓梅，《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2004 《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2003 《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历史人类学学刊》1(1):1-28。2003 《阳村土改中的象征资本再生产》，《中国乡村研究》，总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 《导言》，李孝聪、邓小南、筱君（张小军），载黄竹三、冯俊杰编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 《民族志方法论的互补性》，《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论文集），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 《宗族化中的功德寺院》，《台湾宗教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02 《阳村的境社与宗族》，《民俗曲艺》（宗教与地方社会专辑II），总第138期。2002 《双重部门与影子国家——平昌源神庙水碑文的田野考察》，《扩展中的公共空间——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200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宗族与地方老人政治》，《当代中国农村与乡村治理》，肖唐镖等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传统文化生产中的象征性实践》，《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2001 《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2000 《佛寺与宗祠：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载《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银翅：中国本土的现象学？》，《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创刊号。2、著作：2004 《蓝田》。北京：三联书店（国际书号：ISBN7-108-01969-8/K·416）2003 《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张小军、余理民，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国际书号：ISBN 962- 5273-6-3）3、主编：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甘肃、内蒙卷），张小军、马春华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12村贫困调查》（江西、云南卷），张小军、谭深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文化的挑战——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本土思考》，张小军主编，香港：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能力与贫困——中国城市贫困的个案研究》，张小军、裴晓梅主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 《历史与社会》（第七册）。张小军主编。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试验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ISBN 7-107-16201-2/G·92912001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执行主编。北京友谊图书出版公司。2001 《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陈志明、张小军编，北京文津出版社。4、学术随笔和翻译2010 中山先生论房地产，《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5期。2009 大湖人家，《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2008 统一与多样化，载《这个世界，我们的——中欧思想者越洋对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印加文明和生态悲剧，《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6期。2008 南美第一古迹——马丘比丘，《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5期。2008 利马印象，《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4期。2007 二分陷阱与中国本土思想，《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2006 谁在侵蚀中国文化的灵魂？《环球时报》第1180期，2006年6月13日第13版。2004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三期。2003 《未画句号的〈人类责任宪章〉》，《回顾与前瞻：建立一个协力尽责和多元的世界的对话》，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2000 《从王安石变法看官民关系》，《社会学家茶座》2002年第一期。2001 《民族志的回顾与思考》，文思理著，张小军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2000 《划：话，化——江西人类学田野考察随笔》，《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近年主要研究项目课题（2000年以来）:2010-2012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美沙酮疗法戒毒的社会学和生理学综合评估指标研究，负责人；2009-201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科技部2008ZX1000103）:《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子项目：中国艾滋病传播模式、干预力度和感染率定量关联模型的研究，项目负责人；2009 世界宣明会：云南永胜扶贫综合项目专项评估，项目负责人；2008 世界宣明会：陕西商洛扶贫综合项目中期评估，项目负责人；2007-2008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项目——社会影响评估项目，技术负责人；2007 世界宣明会：甘肃临夏扶贫综合项目中期评估项目，项目负责人；2007 清华大学艾滋病防治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艾滋病社会影响态势指数体系研究，项目负责人；2006 卫生部：第四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社会性别主流化研究报告——贵州省，项目负责人；2005-2007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在人类发展理论下反思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负责人；2005-2006 世界银行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项目：“走出贫困：中国贫困的定性研究”，甘肃子项目负责人；2005 DFID：中英艾滋病项目：四川凉山州政策支持项目，项目负责人；2003-2005 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重庆、沈阳及兰州四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形态研究，课题负责人；2004-2006 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和儿童失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课题负责人；2004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与北京社科院社会发展资源中心项目：“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项目负责人；2002-2003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甘肃临夏义务教育项目评估，项目负责人；2001-200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家庭和下岗因素研究，课题负责人；2002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甘肃贫困地区失学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2000-2002 法国远东学院：中、法合作研究项目：水利与民间组织，山西介休子课题负责人。
沧月（1979年5月15日——）女，原名王洋，浙江台州人，浙江大学建筑学硕士，国内武侠奇幻市场中最受欢迎的写手之一。以写武侠奇幻小说出名，代表作有《血薇》《护花铃》《镜》系列等。笔名：沧月 （曾用笔名 美狄亚·德·拉莫尔 发表《星空》）代表作：听雪楼系列、鼎剑阁系列、《镜》、《羽》、《花镜》系列和作品集《沧海明月》等。原名：王洋 英文名：Medea学历：浙江大学，建筑学硕士现职业：建筑设计师籍贯：浙江台州，目前居于杭州生日：1979年5月15日星座：金牛座血型：B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