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邵，许邵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敦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小说人物形象开题报告技术路线怎么写：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2、目的意义：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3、成员分工：成员分工应是指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具体职责，要人人有事干、个个担责任。组长负责协调、组织。4、实施计划。5、可行性论证。6、预期成果及其表现形式预期成果一般是论文或调查（实验）报告等形式。成果表达方式是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等形式来表现。
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炼、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
顾曼璐，一个为了担负家庭生活重担而不得不沦落舞女的牺牲品，她放弃了她的爱情，青春，自尊，到最后下嫁给那个“笑起来像老鼠，不笑的时候像猫”的祝鸿才。她本来可以和张豫瑾结婚，他也许是她生命中那一盏明灯，也是她美好爱情的向往。本来也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但是为了她的家人，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些，去走了一条与她意愿相违背的道路，她心中纵使有万分的不情愿，纵使有万分的委屈，也无处诉说。上有老，下有小，唯有靠她去维持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曼璐又是很悲苦的一个角色。她嫁给祝鸿才，也没有过上几舒心的日子，而她祖母和她母亲却总是说，曼璐有福气，有旺夫命，她们没有想到曼璐会嫁这样好。而这其中的酸楚，却中有曼璐自己知道，她又无处诉说，鸿才天天不着家，到家对她也是爱搭不理，并且骂她：“滥货”。其实曼璐心中一直还是爱着张豫瑾的，听到母亲有意于妹妹嫁给豫瑾的话，会生起满腔的醋意。但是，她知道她和张豫瑾同样也是回不去了。为了挽救她的婚姻，生起了愚昧的想法，把她的妹妹也推到了火坑里，并由此葬送了曼桢的一生。当母亲去看她的时候告诉她豫瑾要结婚的消息时，她埋怨母亲瞒着她。顾太太说：“是你二妹说的，说先别告诉你，你生病的人受不了刺激。”曼璐才发现只有二妹一个人是她的知已，而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对不起人了，可是懊悔也来不及了。有一段是曼璐把曼桢关起来了，曼璐去看她，曼桢想不到自己的姐姐会这样伤害她，打了曼璐一巴掌，这一巴掌两人都同时想起从前，曼桢想到的是姐姐的好，受过她那么多帮助，却没有说过感激的话，曼璐本来有愧的心理一下子没有了，冷笑说：“。。。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所以，曼璐心中还是对曼侦有一些愤恨。然而最不能容忍的是她把曼桢关了整整一年，还差点送了曼桢的性命，并在世钧来找曼桢的时候还撒谎，并把发地个红宝石戒指还给世钧，也不在世钧面前否认曼桢是和张豫瑾结婚。看到世钧从祝家走出去的时候，曼桢从此与他就隔绝在了两个世界，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和绝望。到最后，她还是悲惨的死去，并没有因为妹妹而挽住祝鸿才的心。 虽然说曼璐为了家庭做出那样大的牺牲，她心中也有太多的愁苦，但是即是这样，也不应该把自己妹妹的一生都彻底葬送。她的这种近乎于令人发指的做法，我一点都不认同 一旦一个人陷入困境，会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来。同时，一个真正自私的人，是不会把自己投入青楼的。曼璐是一个具有这2种性格的人。开始时，一直以为她变态、狡诈、阴险，直到听到她的一顿咆哮后才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我想，张爱玲之所以设立这么一个角色也是对旧社会这类女性的一种怜悯及鸣不平。那时，许多女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不得不走上这条路，或是为了饥肠的父母、或是正求学的弟妹，曼璐的数十年辛苦，换来了一座小石库门，享受开明文化的弟妹、包括清高的曼帧。有一天，曼璐对曼帧吼道：“为什么一个娘胎出来的，我就那么贱，你就那么尊贵？”回首开篇，曼帧对曼璐存在的自卑心理，交际场上曼璐遭到的白眼，势利的母亲，的确让曼璐太艰难了，谁不想清清白白？谁又想被称之为“贱民”？曼璐从16岁开始承担起养家责任、承受起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从此与曼帧成为2个世界的人。曼璐卒得很早，应该只有30出头。在这之前，她设计于曼帧，让她生下了祝鸿才的儿子，此后便一病不起，曰是报应。然我依然为张爱玲如此苛刻于她而心痛。卑鄙的是祝鸿才，曼璐只不过是一张面具而已。然而老天的惩罚竟只施与曼璐，甚至让祝鸿才发了点小财。也许张爱玲是故意的，刻意让我们对于祝鸿才之辈更痛恨，让人看到了时代的动荡，女性的卑弱，曼璐之辈的哀婉。于我看来，曼璐是坚强的，她完全将三从四德抛于脑后，大胆活跃于交际场中，为了家人的活命放弃爱情、健康、尊严，若是曼帧，只会打碎碗片割腕吧。
论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 论文摘要 李清照（公元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他诗、词、文、赋、金石、书、画无所不精，而以词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请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辛弃疾）为首”。她以敏锐的才思和女性特有的柔肠灵性，敏感深情地致力于别具一格的小词创作，有着鲜明的个性风韵。随着生活的变迁，其作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反映青春少女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作品，活泼自由，充满生机。第二阶段反用、映年轻少妇思亲恋亲的作品，悲伤中包含着期盼，冷清中又有热烈的渴望。第三阶段由于国破家亡，孤身瓢泊异地，作品多思乡恋旧，怀念亲人，表现一种孤苦无助的家国之痛。她的词的艺术成就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在人物形象方面，李词塑造了一系列从青纯少女和清丽少妇到哀婉嫠妇的，既各自鲜明独立又前后联结发展的完整的系列知识女性形象。其次是表现手法灵活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善于移物于情。二是善于用典。三是构思精巧，善于造境。四是语言独具风格，清新自然而又富有音乐美。 李清照此自问世以来，赢得了广泛赞誉，对我国古典诗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李词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 李清照（公元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他诗、词、文、赋、金石、书、画无所不精，而以词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她的词的艺术成就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在人物形象方面，李词塑造了一系列从青纯少女和清丽少妇到哀婉嫠妇的，既各自鲜明独立又前后联结发展的完整的系列知识女性形象。其次是表现手法灵活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善于移物于情。二是善于用典。三是构思精巧，善于造境。四是语言独具风格，清新自然而又富有音乐美。 李清照此自问世以来，赢得了广泛赞誉，对我国古典诗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李词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背景 李清照的一生演绎了一个古代知识女性的传奇故事。李清照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著名才女，与他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其父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博古通今、多才多艺，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在家庭的耳濡目染及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李清照小小年纪便文才出众，长大后，诗、词、文、赋、金石、书画无所不精。读她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家境殷实，有着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实乃“盐絮家风”。 李清照的文学成就除得力于家学外，夫婿赵明城也极为重要。二人志趣相投常常饮酒作诗，赏花填词，生活充满了学术和艺术气息。如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所言：二人堂前饭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中者可饮茶，“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真乃情深意笃。而逢赵明诚奉命去他乡就职，或出外游学对易安来说真是日思不想餐，夜思不能寐，对酒消不尽绵绵情思，于是才有了“锦书万里无人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等表达无限相思之苦的名篇佳作。“女为悦己者容”“起来慵自梳头”（《凤凰台上忆吹箫》）也正是爱情的真实表现。 李清照前半生虽说没有受过生计之苦，但是官宦门第中政治活动的耳濡目染，使她对国家大事也有所了解，并怀有希望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北宋亡后，其辗转江南，备受流离之苦，加之明城病殁，更是雪上加霜。从此，李清照孤雁南行，敏感的情怀只有通过笔墨来表达，“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罪”。是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这样的生活，才会有一首首让人心碎，让人心痛的千古佳作。采纳哦
【摘 要】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于2019年7月在中国内地上映，上映不到一个月，票房就达亿元，创造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神话。该电影在澳洲上映一周，票房成绩大好，创下近十年澳洲最快突破100万澳币票房的华语影片新纪录。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顺利进入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初选名单。【关键词】角色;颠覆;偏见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6-0154-022019年暑期档最热门的影片，一定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不到一个月，内地票房已达到亿元，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不仅如此，2019年8月22日，该电影夺得了中国内地单日票房冠军。至2019年9月16日，《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突破49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还顺利进入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初选名单。一、剧情简介《哪吒之魔童降世》讲述的是，天地灵气孕育出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元始天尊把混元珠提炼成灵珠和魔丸，灵珠投胎为人，助周伐纣，而魔丸则会化成魔王，为人间带来灾祸。元始天尊启动了天劫咒语，三年后天雷将会降临，摧毁魔丸。太乙真人受命将灵珠托生于李靖的三儿子身上，为其取名为“哪吒”。不料申公豹从中作梗，将灵珠和魔丸置换，灵珠与龙族的血脉结合，成为了龙族太子敖丙，魔丸附体的哪吒却成了人人惧怕的“妖怪”。最终哪吒和敖丙联手对抗天雷，解救了陈塘关的百姓。二、角色形象设计哪吒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人物，《西游记》《封神演义》中都有关于哪吒的形象描写。“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这是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中的一句台词，该片取材于《封神演义》，大部分国人都对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印象深刻。蛮横的龙太子敖丙被哪吒抽筋扒皮，龙王无法降服哪吒，于是用陈塘关百姓的性命作为筹码，施压于哪吒的父亲李靖，哪吒为了不拖累父亲和百姓，自刎而亡。之后，太乙真人以莲藕为哪吒重塑真身，使其复活。哪吒牺牲自我的英勇形象就此留在观众心中。哪吒作为我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文化符号，长久以来，是正义的代表。“莲花荷叶衣，头顶冲天髻，脚踩风火轮，手拿乾坤圈，双臂缠着混天绫，一身正气。”这是我们最认同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哪吒形象。最初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公开时，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称其太丑，与传统的哪吒形象大相径庭。厚重的刘海下是一个圆鼓鼓的脑门，额头中间留着红色的魔丸印记;两只大眼睛周围有着烟熏妆般的黑眼圈，引人注目;满脸的雀斑，塌塌的朝天鼻，满嘴锯齿形的牙齿;敞着怀，穿着红色镶黄边的坎肩，上面绣着莲花图案，松紧口低裆灯笼裤，腰上系着亮黄色的腰带，裤脚收口处有红色的魔丸图案;永远不穿鞋，光着脚;双手常插在裤腰里，一副又拽又痞的样子;惹是生非、性情暴躁，与往日善良勇敢的英雄形象有极大的差异。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所谓的“反派”，即灵珠化身的龙太子敖丙却深受大家喜爱。披着宽大的头巾，只露出眼睛，摘下头巾后俊美的面容才得以展现;飘逸的蓝色长发一部分高高梳起，另一部分自然垂于身后，两绺垂于胸前;额前长着两个还未完全炼化的蓝色龙角，印堂中央是蓝色的灵珠印记;秀气细长的眉眼，高挺的鼻梁，精致的嘴唇;白色长衫印着精美的淡蓝色水纹，声音成熟稳练，举手投足之间尽是优雅，与传统故事中被哪吒抽筋扒皮的敖丙形象完全不同。三、剧本人物设定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和敖丙颠覆式的角色形象基于剧本中的人物设定。哪吒本应是灵珠，却被申公豹换成魔丸，天生就注定了魔童的身份。他能力非凡，一出生便闯祸，惹下了事端，被陈塘关百姓当成妖怪，被父母关在家中，限制其自由。随着情节的发展，观众会慢慢发现，哪吒的顽劣并非天生，他的行为像极了叛逆期的孩子。他初次跑出李府时并无恶意，却受到了他人的欺凌与偏见。顽劣的行为及不屑的态度只是想得到父母的陪伴，得到百姓的认可。外表冷漠乖张的哪吒，内心是落寞与孤独的。他用带刺的行为来掩盖自身的脆弱和对自由与爱的需求。影片设置了许多细节体现哪吒的真实性格，例如，因被限制出行，哪吒待在家里无聊至极，母亲殷夫人得空陪他踢毽子，他赌气说着不愿意，却玩得不亦乐乎;为了偷偷跑出去玩，他用石头捉弄两个看门兽;跑去镇子上和村民们捉迷藏，村民们惊恐地四处逃窜;相信了父母和太乙真人所说的善意谎言，以为自己是灵珠转世，于是把自己当成肩负重任的英雄;遇到海妖，解救了一只小狗，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救下小妹;结识敖丙这唯一的朋友后，留下眼泪，觉得丢脸;父母和太乙真人告知他要举办生日宴时，装作不开心，但转身就兴奋地开始筹备，还为敖丙送了手绘地图……敖丙有着灵珠的身份，本应是解救苍生、悬壶济世的角色，却肩负着龙族复仇振兴的重任。龙族与天庭恩怨已久，全族浴血奋战，拼命镇压无数深海妖怪，却被天庭囚禁于炼狱之中，还美其名曰“龙宫”。龙族重见天日的机会千载难逢，龙王将希望寄托于龙太子敖丙身上。与哪吒一样，敖丙无法选择出身，从小便认申公豹为师傅，努力学习武艺，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打败魔丸，在天庭中争得一席之地，为龙族扬眉吐气。敖丙虽从小跟着申公豹长大，却是个重情义的少年。结识哪吒后，与哪吒一起踢毽子，两人惺惺相惜，成为了对方的第一个朋友，敖丙还将能召唤自己的海螺送给哪吒。得知哪吒就是魔丸后，敖丙非常痛苦，在师傅的希望和家族的利益之下，他别无选择，只能亲手杀掉自己唯一的朋友。但他还是不忍，收到哪吒生日宴的邀请时，他只想为哪吒实现生日愿望。准备杀哪吒前，他还为哪吒的父母和太乙真人求情，只因他们是哪吒的至亲。四、影片主题思想人物设定的根本来源于影片的主题思想。申公豹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过一句话：“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成见” 是影片的主题之一。片中哪吒、敖丙及几位配角的设定都离不开“成见”这一主题。哪吒一出生便被魔丸附体，天赋异禀。这时候的哪吒只是一个刚入世的孩子，与生俱来的魔丸神力驱使他进行破坏，是毫无意识的。因无法自控，太乙真人用乾坤圈锁住他的一半神力。母亲殷夫人带给他温暖，使他渐渐恢复平静，还原成一个婴儿的状态。这时候的他本性与那些普通的孩子无异，只是一个需要依靠父母的孩子。但陈塘关百姓对哪吒充满了敌意，认定哪吒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妖怪。哪吒性格的关键性转变在他第一次跑出李府时，一个小女孩邀请他一起踢毽子，他欣喜地答应了，不料被旁人看到，大家像看到怪物一样尖叫着四处逃窜。女孩被抱走，街旁的孩童大叫着“妖怪”向他扔泥巴。他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举动，却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他就干脆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妖怪”，他有多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把自己伪装得有多坏。众人的“成见”是造成他脾气暴躁、作恶多端的根本原因。为了救下小女孩，除掉海妖，哪吒被众人追着喊打，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还称他为“害人的妖怪”。生日宴前得知自己并非灵珠转世，以为父亲只是想维护李家的名誉。他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解开乾坤圈，失去意识后疯狂杀人。众多恶意把一个孩子生生逼成了“妖怪”。哪吒努力伪装，却会在感受到善意后，流露出他原有的善良。敖丙陪他踢毽子，他感动流泪;小妹的一声“小哥哥”让他心软;失去意识跑到树林里时，得知父亲为了救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恢复了意识，醒悟、忏悔、感动，立刻回去拯救了所有人，也原谅了敖丙。小妹的善、父母的善、敖丙的善，压制了哪吒心中的“恶”，唤醒了哪吒的“善”，哪吒成为英雄后，才打破了众人的成见。龙族帮助天庭降服了无数海中妖兽，敖丙作为龙太子，本应风光无限。天庭却碍于龙族的妖族身份，将全族囚禁于暗无天日的深海之中。天庭不公，激起了龙族的愤怒，于是龙王与申公豹合作，盗取本应属于哪吒的灵珠，把希望寄托在敖丙身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敖丙每次出现时，都会带着头巾，他明明面相俊美，却无法展露，因为他是龙族太子，百姓眼中的“异类”，天庭眼中的“妖族”。龙族为他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毫无道理的“成见”。敖丙身上有灵珠加持，生性善良，同哪吒一样拥有无上神力，结识哪吒时，出手相助，放了海妖一条生路，没责怪哪吒的无理，反而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赴哪吒的生日宴之前，龙族里的每一个成员将自己身上最坚固的龙鳞拔下，为敖丙做了一件万鳞甲衣。敖丙虽知哪吒是无辜的，可龙族的未来不容他犹豫，他只能跟随申公豹，除掉哪吒。即便注定要走这条复仇之路，他依然坚持着他的善。哪吒失去意识的时候，他救下了李靖夫妇以及太乙真人，却被李靖揭掉面巾，暴露了身份，众人对他指指点点，责怪声接连不断地向他袭来，大家已然忘掉面前这个“妖族”少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敖丙在这个时候开始黑化，激发他恶念的根本原因是众人的“成见”。这些“成见”将一个天性善良的少年逼迫成恶魔。他没有理由为了一群对他充满仇恨与偏见的人背叛自己的族群。最终哪吒原谅了他，是哪吒的善使他幡然醒悟，两人联手挡下了天雷。从头至尾，敖丙的善甚至比哪吒更为明显，却依然无法减弱他人对他根深蒂固的“成见”。五、结语哪吒是魔丸转世，敖丙为灵珠转世，魔丸和灵珠本为一体，天生命运相连。哪吒与敖丙是两个极端，却归属于一个本体。人们的“成见”让两人暂时选择了“恶”，但他人的“善”又引导他们选择了自己的“善”。哪吒和敖丙都是对方唯一的朋友，影片结尾两人联手将魔丸和灵珠的力量融为一体，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抵抗了天劫咒，解救了苍生，也解救了他们自己。《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动画电影，抛开笑点与高水准的制作，影片中蕴含的人性与抉择为我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面对困难时，希望每个人都能丢掉心中的“成见”，作出自己的选择。参考文献：[1]祝普文.世界动画史（上、下）[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2]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3]吴冠英，王筱竹.动画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孙立军，张宇.世界动画艺术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5]张慧临.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形象剖析捧心西子病态美 在通篇《红楼梦》中，作者对林黛玉的外在美描写并未花费太多笔墨。然而就是那着墨不多的描写却给人留下了极其美丽形象。我们可从开篇的“绛珠仙草”得“受天地之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换得人形”，这些句中体会到“仙草化身”一种超凡脱俗，得天地精华的清秀非凡之美。一切自然造化都是美的，一草一木俱是，更何况是一株得受天地精华，甘露滋养的“仙草”了！此时作者虽然尚未直接描述黛玉之美，但在读者心里，早已对这株“仙草修成的女体”心仪已久了。到此作者已经成功塑造了黛玉一种“清丽灵幻”的美丽形象。 黛玉初进贾府，作者也未直接着墨来描写她的外在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看出林黛玉的美。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这话虽未直接写出黛玉的美丽，却给读者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绝美”的形象。我们再从宝玉的眼来看看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竟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艳”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美”。然而她的“外在美”是“娇袭一身之病”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病态的美，就象是个“捧心西子”。以自尊掩饰自卑 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人小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 “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 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 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玩，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她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饰她内心的自卑。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 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 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 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追求真爱 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 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真圣洁的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正确看待林黛玉的悲剧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造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王夫人。如宝玉的亲信，王夫人就选中了袭人，袭人只是准备作为通房丫头给宝玉的，对宝玉妻妾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 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编辑本段性格剖析 新版林黛玉（蒋梦婕）一、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多义的，不可以一语指实，这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多义” ，总有一个是基本的；也有人说《红楼梦》的内在意象和读者的审美体验均带有一定模糊性，很难对审美对象做出精确的质的界定，这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模糊”，总有一点是明确的；还有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说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某些差异，这是否也有道理?也有，但不管怎样“差异”，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这种“基本”的、“明确” 的、“一致”的是什么呢?即：哭泣。读者的眼光可以有种种，有人看到了“淫”，看到了 “缠绵”，看到了“病”和“梦”等等，但谁都无法否认《红楼梦》写的“哭泣”。大观园女儿没有一个不哭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上至荣贵人元妃，作为小说人物正面出现时，“呜咽对泣”“泪下如雨”；下至丫环侍女，无辜罹难而饮泣者比比。真是哭声嗷嗷，血泪斑斑。梁启超论《桃花扇》是“一部哭声泪痕之书”，《红楼梦》更复如是，皆为哭泣之作。刘鹗《老残游记序》指出，一切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在哭泣，浸渍着作家的眼泪。“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番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又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刘鹗这一艺术见解无疑是精邃破的而发人深省的然而，《红楼梦》之哭泣者莫过于林黛玉，“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海涅诗曰：“从我的泪珠里，长出娇花朵朵”。黛玉何尝不是如此。她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凝结成一首首美丽动人的诗篇，交织回荡着她那深切悲痛的爱情心曲和疾愤抑郁的叛逆心声，了解她的哭泣，才能理解她的性格；抓住她那些光彩闪烁的泪珠，才能映照出全书的主题；亦可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并可重新认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二、黛玉为何而哭泣，作家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还泪说”。怎样解释这个还泪说的现实基因 ?《礼记?檀弓》曰：“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畏而哭之极为常见，为智能低下之哭泣。爱而哭之则是艺术天才冶炼之洪炉，熔铸建构出无数精妙的文学巨著和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林黛玉就是“爱而哭之”的光辉典范。小说写她自进贾府之后，就和宝玉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自此，生活的平静打破了，心灵的爱河之水翻起波澜，性格也迅速嬗变。廿三回写她与宝玉一起阅读《西厢记》，“ 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及至听到《牡丹亭》的动人词曲，并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时，更是“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这表明，外界情事的触发，正在这个早慧而又早熟的少女的心弦上跳动着人生的旋律和爱的颤音，使她由青春的觉醒已进入对人生价值和爱情归宿的思考，这思考显然是痛苦的。等级森严的贾府，寄人篱下的处境，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代表着宗法思想、家族势利和神的意志的“金玉相对”之说，象一座座无形的高山横亘在爱之路上，使她很快意识到环境和自身、现实和理想的距离，意识到爱的历程的艰难与渺茫，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因此，就在这位痴情而又敏感的少女的心理感应上，处处形成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触发点，每次触发都会引起她对现实和自身的省视，引起感情层次的迭加和心理机制的变化，这种触发和变化一次比一次激涨，哭泣也一次比一次悲怆。“志撼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于是才哭泣吟唱出那些血泪交进的《葬花吟》、《柳絮词》、《风雨词》和《拂琴曲》等等哭泣之作。“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正是由爱的觉醒而启发了她的人生忧患意识，一种敏锐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三、所谓“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灵性即天赋的聪明才智，也包括人的性格和气质。灵性高则天姿秀，颖慧敏锐，省视力强，感受力也强，觉悟亦快。明清以来，随着王学左派和“ 异端之尤”等思想家掀起的以“人学”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新思潮的发展，随着《牡丹亭》、《西厢记》等情词淋漓、人欲纵横的戏曲小说的进入大观园，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也正浮动在“花谢花飞”的广阔空际，最先呼吸而领会之者也是宝玉黛玉而已。然而，封建堡垒的锢钥，历史传统的沉积，重重压在黛玉的心头。这种历史的重压和自我萌生的当代意识的冲突，使她表现出对礼教的强烈的束缚感，不自由感，因而产生种种难以复加的愁、怨、感伤郁闷和愤恨。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⑴在这可悲的时代，黛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尽管她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轨道，但至少是在不规则的行走，而且时而迸发出新思想的火花。尤其在男女关系上，闪烁着一种新的“性爱”要求和新的价值观念，较之那些匍伏在礼教之下，不仅自己受其毒害，也极力为之说教又去毒害别人的人如薛宝钗等辈，不知高出多少倍。且看第二十九回的一段描写，黛玉揣度宝玉：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而不重人的呢? 这话说得何等好呵，这真是问题的实质!一部《红楼梦》一曲宝黛爱情的悲歌，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在“金玉姻缘”和“木石姻缘”的交织冲突中演进的。前者以“天理”自命，以客观物的配合为基础；后者以“人欲”自命，以人的主观感情为基础。前者是伦理的，后者是人性的。再如第四十五回，写到夜间下雨，宝玉要从黛玉那里回去：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命点一枝小蜡，递与宝玉道：“这个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了打破了，所以没有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怎么忽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这些开启黛玉的心扉之处，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息，其心地何等之纯净而美好!正是这种觉醒了的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她挚着地追求着实在的人生和真正的爱情，热恋着“心情相对 ”的“知己”。紫娟告诫她：“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这正符合黛玉的思想。她多次声称自己“一无所有”，“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并明确对宝玉说：“我那里能够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你的呢?”(第二十九回)这些虽是气话，也是真话。有时宝玉误解了她，说她“多心”(有的读者也这样误解她)，可是她回答得很好：“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这“心”，就是人格和尊严和感情的真挚纯洁，不允许掺有任何杂质。然而，这种觉醒了的意识，这种美好的理想与合理的要求，却为那个时代所不容，她那皎洁的性格也和那个龉龊的贵族世家格格不入，爱之路上不仅荆棘丛生，更是风刀霜剑交架。所以她的哭泣也是一种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这是她精神痛苦的主要形式。因而，她常常感到孤独、寂寞、无援以助，并渴望为人理解而求其友声：“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娇羞默默同谁诉?倦依西风夜已昏。”“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因而，她感叹人生竟象草木那样凋零失落，也象讽忽的柳絮那样无所凭依：“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因而，在极度痛苦之时，感情升华的理性意念借幻想的羽翼飞腾了：“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这都是一个无路可走的觉醒者的哭泣心声。 黛玉与宝玉四、所谓“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在黛玉来说，即爱得愈深，哭泣愈痛，愈是宝玉向她表示出真正爱情的时候，她愈是伤心落泪，不能平静。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⑵所以这种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矛盾与苦痛，经常使她反常与失衡：“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当感情流量超过神经负荷时，心理就易失去平衡，所以“蛇影杯弓 ”“痴魂惊恶梦”，哭泣变成梦魂的惊悸。在长期禁锢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愤懑在失衡时的自然爆发就产生了“我问问宝玉去!”的反常行动，但这反常之中又蕴含着正常的人性，是正常人性被窒息的反常行动。最后，生存失去支柱，所以“焚稿”、“断痴情”、自戕。世界的存在既是如此荒诞、丑恶、无道理、无人性，那么生命又值得活下去么?她已不是历史上闺怨诗词中的女性那样自哀自怜与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而是明知世途险恶也宁肯将人生的支点选置于个人感情的你我，也不肯丧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而对家族实力附会攀缘。她的人生道路、恋爱心态早就表明：苟勿爱勿宁死!早就意识到并准备了一条自杀之路。“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鲁迅论贾宝玉说：“他看见许多死亡”，“先有可卿自经；秦锺夭折；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 ”这些死亡，宝玉看见了，不用说，黛玉也看见了，所以她对“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异常敏感。随着爱情的发展，自我意识的深化和对现实丑恶的省视，在黛玉面前展现的种种幻影都变成了无数病痛、破败、幻灭和死亡。在那“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罪恶渊薮，“女儿薄命”是普遍的，所以她眼前无非是一片坟墓和死场。“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装”，“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她的诗也和她那倍受“折磨”的性格一样，到后来也由热而冷、由怨转悲、由明变暗，表现出“冷月葬花魂”的一种“死”的预照和冷的美。 五、林黛玉之哭泣不仅有深刻的内涵，也有鲜明的个性。表象呈现着“悲哀的秀美”，深层意蕴则充溢着忧愤之壮美；既是缠绵悱恻，又是刚烈果决，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有着可贵的“坚韧”性与“挚着”性。所谓“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黛玉正是如此。小说写她“痴”“狂”“灵窍”“心较比干多一窍”，这即黛玉之灵性。灵性真感情深，则不落世俗，孤标傲世，容易被说成痴狂。其实李贽曰：“狂者不轨于道”(《藏书》卷三十二)，正是不守礼法的表现。当然，黛玉不是“狂士”，也不是宝钗批评的“轻狂 ”，但她确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谓“痴”，蒲松龄曰：“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是以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这话用之于黛玉，恰是其灵性的最好评语。她不仅是书痴、艺痴，更是情痴。情痴者情必真而挚，感情深沉炽烈，锲而不舍，挚着于现实，挚着于人生，挚着于爱情。因其爱得真、爱得挚，“积好成痴，积痴成魔”，所以悲愤、哭泣、叛逆是必然的。从哭泣中可以看出林黛玉品格之高标，尽管她是一个“弱女”，但实是古来第一“烈女”，第一“奇女”。 六、黛玉之哭泣实际上是曹雪芹哭泣之投影，从这里可以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小说透露，曹雪芹的书斋曰“悼红轩”，他在此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边哭泣一边创作。第一回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话。脂砚斋说他“泪尽而逝”。林黛玉常以花自喻，《葬花吟》是她“泣残红”之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哭泣的影子的重合：泣残红=葬花=悼红=辛酸泪，最后都是泪尽而逝。朱光潜先生说，感情深沉悲哀的作品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看来，林黛玉之“还泪” ，实是作家在“还泪”，他之所以“还泪”，同样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于是生发出无比强烈的身世之恨、世家之恨、时代之恨。倾泻内心郁结的激愤之情 “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脂砚斋)，创作《红楼梦》一书以寄托其孤愤。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曰：“蒲松龄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当然，曹雪芹之“孤愤”更有其深邃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可知，“哭泣”不仅是曹雪芹的创作动力，也是他的创作灵魂和艺术生命力。没有曹雪芹之哭泣，便没有百廿回《红楼梦》，也不会有林黛玉之哭泣个性。由此也可重新认识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红玉和黛玉的玉是同一个字，但她们的性格大不相同.红玉是一心往高处爬，争求翻身,黛玉就不必说了。 但是她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身体同样有弱症：当时小丫头佳蕙还劝红玉去问黛玉要点药吃。 同样痴情：红玉惦记贾芸的心事与林黛玉是比较像的。 有点喜欢瞎琢磨：宝钗无意间听见了红玉的心事，结果宝钗拿黛玉圆谎，红玉闻之整天猜疑不定。八十回后应该还有与之相关的情节。 然而红玉与黛玉差别又是很大的：她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打算，在凤姐处也只是为学些办事方法，眉眼高低；她主动追求爱情，不像黛玉躲躲闪闪，在宝玉吐露心声后依然佯装不懂；她与贾芸最后的结局也应该是圆满的；她有父母。 七、黛玉的缺点。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黛玉这样一位高洁袅娜的少女也不例外。她太清高了，本不应该存在于那个污浊的世界上。她和宝玉的爱太过于柏拉图，而且她对于周围的事物也是完全理想化的。她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也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她和周围总是有一层隔阂。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用心地体谅别人，虽然她是善良的。她的思想行为都远远高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她的理想与世人不同，又太爱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太爱保持高洁的品质，不用心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从那些丫鬟老婆们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所以最后难免落得悲惨的结局。
小说人物形象开题报告技术路线怎么写：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2、目的意义：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3、成员分工：成员分工应是指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具体职责，要人人有事干、个个担责任。组长负责协调、组织。4、实施计划。5、可行性论证。6、预期成果及其表现形式预期成果一般是论文或调查（实验）报告等形式。成果表达方式是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等形式来表现。
一、“四春”分别是谁？二、为什么要分析“四春”人物形象？三、准备用什么方法分析人物形象？四、分析之后将可能得到什么结论？对红学研究有什么意义？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