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八大名臣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顺治去世，遗诏命鳌拜与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为辅政四大臣之一。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鳌拜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耿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耿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纵观鳌拜的一生，早年战功赫赫，虽偶有波折，但还算是荣宠一时；又历事三朝，辅佐幼主，忠心耿耿。但最后他却因擅权而被革职抄家、身死禁所，可叹可惜。 于成龙 在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不算少，但其中著名的当推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 于成龙，字北溟，别号子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受家庭熏陶的于成龙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勤俭耐劳。 于成龙是清康熙年间的重要大臣。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纪晓岚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 刘铭传 凡看过电视剧《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和《沧海百年》的观众,想必对刘铭传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生于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祖上世代以农为业。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老好”。据说他二目如电，说话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喜欢自己身为一方“主帅”，带领一群小伙伴玩开仗的游戏。他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科举荣身，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 同治元年（1862），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刘铭传受到李鸿章重用，迁升很快，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 正如姚永森先生在《刘铭传传》里写的那样，刘铭传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第二是保卫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第三是担任首任台湾巡抚六年时间内开发和建设台湾。这位出身农家的将领，曾经贩过私盐，啸聚山林，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和珅 和珅发迹很早，20多岁的时候受到乾隆赏识，此后便平步青云，迅速成为大清帝国政治舞台上一手遮天的人物，闻名全国。 但是人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却所知不多。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作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有人说和珅出身“贫贱”、“卑微”，估计是和珅当政时升迁太快，又飞扬跋扈，故被人所痛恨，遭到过他打击、排挤的人，故意造谣，以表示他不配当宰相。当然，和珅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却是事实。从许多野史中可以知道，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10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 事实上，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 曾国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李鸿章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亲李文安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 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衷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 产品推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
ISBN: 9787030290694开本： 16开定价: 元 论秦简“日夕分”为地平方位数据巫与文明改革开放以来皖北地区考古收获和意义以薛家岗早期墓葬出土的陶鬻为例——兼谈马家浜至崧泽早期长江中下游鬶的源流试论洹北商城的布局、年代和性质越族文化习俗初论汉墓神画中伏羲、女娲图像的配置及样式源流考两汉龙穿璧纹与伏羲、女娲交尾纹的相关性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玉卮及相关问题东魏北齐墓葬陶俑的分区特征考古发现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河南新郑市铁岭墓地M458发掘简报河南郑州市鸿城服饰广场3号东汉墓发掘简报河南郑州市上街区四座晋墓河南郑州市永威鑫城唐墓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上湖东晋墓群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九井山东晋墓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寺门口东晋墓发掘简报安徽淮北煤师院工地汉墓发掘简报宁连高速公路天长市釜山取土场西汉墓群发掘简报安徽长丰县王大包汉墓发掘简报沿江高速公路安徽铜陵段墓葬发掘报告安徽怀宁县团山清墓发掘简报考古学理论技术方法山东龙山城墙解剖经验略谈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蚌埠双墩1号墓青铜器群范铸工艺的研究蚌埠双墩1号春秋墓出土部分青铜器产地分析一件青州香山汉墓出土陶质彩绘骑俑的保护修复考古遗址出土家养黄牛遗骸的判断标准徽州古建中三雕艺术的文化解读忠孝节义——徽州牌坊的“文化史”千古六安南门塔文物研究皖南出土甬钟年代分析怀远出土的楚金币——郢爰刍议天长纪庄西汉木牍望江县近年出土的宋代青白瓷器含山出土的弘治年青花人物罐学术动态书讯课题会议《文物研究》启事 《文物研究(第19辑)》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分为：考古研究、考古发现、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文物研究等几个部分，收入了《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等论文。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9月1日)目录考古研究史前“八角星纹”原型探析 ——徐峰初论史前彩绘石刀的发展——刘文强蚌埠双墩一号墓的文化“潜信息”——金锐周群钱仁发潜山彰法山、彭家岭战国至西汉墓群略述——李丁生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刘立光考古发现安徽淮南市山南地区先秦遗址调查简报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安徽临泉县沈子国古城遗址调查报告安徽宿州市邱园战国至汉代墓群发掘简报安徽淮南市唐山战国至汉代墓葬发掘报告安徽天长市槽坊汉墓群发掘简报安徽宁国市“八路一桥”建设工程中墓葬及窑址清理简报安徽马鞍山市秀山新区宋墓发掘简报安徽广德县南塘村宋一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河南新郑市铁岭元代水井发掘简报河南郑州市卫生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明墓发掘简报安徽蚌埠市仇岗明墓发掘简报安徽蚌埠市方沟明清吴氏家族墓发掘简报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田干明清墓地发掘报告安徽寿县新城区八座清墓发掘简报安徽铜陵龙干、鸡笼山、破塘宋代和明清墓地发掘简报安徽马鞍山市小山明清墓地发掘简报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光谱技术在史前陶器研究中的应用述评——郎爱萍从三槐村王氏宗祠看岳西古祠堂的四个基本特征——陈铎文物研究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蔡凌凯合肥绩溪路出土北宋刻花端石印盒浅识——夏腾安徽含山褒禅寺大塔地宫出土文物——石建城枞阳文物管理所藏寿州窑黄釉印花枕——吴得华明汤和与汤和墓——钱仁发淮北出土《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蛰庵任公墓志铭》考释——解华顶池州摩崖石刻“金公避兵处”的发现与考析——张邦启天长市博物馆馆藏明清铜镜——学术动态书讯课题校勘《文物研究》启事
为了防止冲到前朝的覆辙，防止后宫嫔妃剩下太子之后恃宠而骄，自己死后太子年纪尚轻，嫔妃干涉朝政，毁坏超纲。
北魏开国之初便规定后宫女人的儿子如果做了太子，那太子的生母就必须被处死，为的就是怕日后太子继位，主少母壮，太后会干涉朝政，秽乱宫廷。因此北魏才会有这么一个血腥的后宫制度。
要说这杀母立子还真不是北魏开创的，最初是汉武帝晚年立了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然后汉武帝就狠心处死钩弋夫人，这才有了杀子立母的制度。当然西汉时期也就只有汉武帝时期有过这个事情，这也不能完全怪汉武帝心狠，主要是当时形势所逼。汉武帝年迈之时太子年幼，而钩弋夫人年轻，西汉一直都有外戚干政，汉武帝这眼看就要去地府报道，看着年幼的太子，再瞅瞅这年轻且精力旺盛的钩弋夫人，回想自己原本的太子怎么就被小人陷害了，汉武帝怎么能不怕，这钩弋夫人会不会是一位心机girl？
所以汉武帝是出于对幼子的爱，也是出于对西汉王朝的保护，才会狠心杀子立母。可纵观整个西汉一朝，也就汉武帝一个人这么做过，毕竟在古代是讲究仁孝治国，杀子立母有悖人伦。所以西汉其他太子之母都好模好样的活着，该干涉前朝的继续干涉前朝，外戚也照样在前朝大权独揽，当然最后西汉王朝也是亡于外戚之手。
这北魏王朝统治者估计是汉武帝忠实的粉丝，对于汉武帝这套杀子立母的做法是崇拜的一塌糊涂。理性点说，杀子立母的制度确实对王朝是有益处的，至少断绝了后宫外戚家族大权独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皇族的利益。虽然这个血型后宫制度很残忍，但想想历朝历代女主当政，外戚当权，皇族要摇尾乞怜生存，这点人伦代价就不值得一提了，所以北魏才会这么死心眼的定下这条血腥制度。
再看看西汉王朝，如果汉武帝之后的帝王都严格遵守杀子立母的制度，那么西汉王朝就很大可能不会那么快亡国。可见这杀母立子对于一个王朝来说，不仅仅是防范皇族利益受损，也能保证皇族的统治权。
正是因为杀子立母制度压倒性的好处，所以北魏才会不顾人伦孝道，非得定下这么个血型的后宫制度。
因为她不想自己早死，在当时有如果儿子被立为了太子，母亲就要自杀的制度。
北魏延续了汉朝的制度立子杀母，主要原因是怕太子的母亲在太子小的时候把持朝政。
争夺权力，贪恋女色，写人的贪欲
这个比较冷门，还是写明清吧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一讲：概论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及文化的转型特点汉代大一统王朝及其社会文化的特点。汉末社会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体的分化与儒教对士人作用的松动、文学上抒情与玄思风气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皇权、强权及门阀三种政治形态的复杂交替。玄学思潮的发生与持续，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抵抗与交融。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关于“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问题的讨论历史，鲁迅的观点、李泽厚等人的观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自觉，文学形式的发展，王瑶的观点。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演变趋势刘师培、鲁迅等人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多变、不安定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多阶段性。魏晋型文学：以人主体精神与富有现实及历史内涵的感情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采用比兴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学风格相对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学：以人审美生活与审美客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伦理价值的隐晦与主体精神的失落，气骨顿衰的风格现象，文学艺术美的充分强调及其得与失。第二讲：建安文学第一节：建安文学繁荣及其社会文化背景1．建安风骨与时代建安人的精神状态与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乱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乱世中蒿目时艰、慷慨悲哀的文学。初步治平之世，文学向华丽壮大的风格出现的。2、从文体角度看建安文学的实绩建安时代音乐重建与诗歌兴盛的关系，乐府新声与五言诗的兴起。赋体与赋风的变化，抒情小赋、体物的赋的兴盛。第二节：曹操与曹丕的诗文1、曹操其人的再评价，曹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富于理想精、人文怀抱的人。从综合的作用来看，他是建安文学的最大贡献者。曹操的诗风与文风是他多方面气质的表现，通脱而机智的文风，苍凉而又沉雄、高爽的诗风。2、曹丕的个性与文学表现上的趣味。曹丕诗歌的音乐性。曹丕诗歌在表现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论·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文气说、文章“本同末异”说。第三节：曹植的文学创造成就造就曹植理想主义气质的早年时代及生活环境。邺下文风对曹植的溉养。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剧与文学精神之飞跃。超越时代，显示天才的表现力的曹植诗歌，对五言诗文人化的巨大的贡献。《洛神赋》，思美人赋系列，曹植的杰出的艺术创造。第三节：七子等人的文学围绕曹氏父子的邺下文人集团之形成。建安文士与曹魏集团的关系。王粲的学术与文学。《登楼赋》与《七哀诗》。刘桢的个性。刘桢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徐干《中论》与建学术，《室思》的优美风格及诗歌史影响。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陈、阮的五言诗。蔡琰的作为时代遭遇之缩影的人生悲剧：《悲愤诗》。第三讲：正始文学第一节：魏晋之际的政治与思潮1、 政治与文学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较量、高平陵政变。名士风流与司马氏强权的关系，学术、士风与政治的复杂交织。强权政治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之关系。2、玄风与文学“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再释。正始玄学风气的形成及对文学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正始玄风孕生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学初开魏晋南北朝玄学影响文学的时代风气。魏晋玄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本课题的目前研究状况。3、 从文人集团到名士集团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家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则为名士群体。这两个名士集团的非文人集团性质之分析。第二节：阮籍与《咏怀八十二首》1、阮籍生平与思想阮氏家族。少年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成长期中人生观的改变的名士风流的代表。内淳至外坦荡。2、阮籍的创作从邺下诗人到阮籍的诗歌演变，阮籍对建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咏怀诗》的创作性质，个人化的写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咏怀诗》思想主题，生命主题与历史现实的主题。《咏怀诗》艺术结构与语言风格。第三节：嵇康1、嵇康的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在美学上的深度。《声无哀乐论》质疑传统政教文艺观的实质。2、嵇康的诗风与个性、玄趣的入诗、自然美的表现。嵇康四言诗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及对陶渊明等后人的影响。第四讲：西晋文学第一节：西晋的政治与士风、文风西晋政治的演变过程，为由强权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化，最后皇权失落，外戚与皇族争权，陷于乱政。其士风与文风也与这一政局演变紧相联系。魏晋更迭之际，玄学名士纷遭杀害与黜斥，造成士风转向。玄学与正统儒学渐相结合，造成儒玄兼综的学风。典雅、拟古的文学风气盛行，同时文学的语言向精致化发展。后期则皇权失落，乱政迭移，上层士风向虚无放诞发展，下层则出现孤介、愤激之气。文学上出现批判现实及超越现实两种倾向。第二节：傅玄与张华傅、张的政治道路、治学道路与文学创作的道路。傅玄乐府诗在文人拟乐府上的承前启后性，其创作方法与取材方向，多改编旧作，以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出色。张华对西晋文风的影响：在拟古中寓创造，精致的技巧、温丽的风格，情感表现的细腻化，场景的重视等。第三节：陆机与潘岳等太康诗人太康文学风气的新变因素。陆机的生平，其人格个性的复杂性：修谨中有大度，作为亡国之后出仕中朝，有较强功名心。陆机的文学渊源与创新性，基本上还是处于拟古的创作风气中，但语言艺术上有较多的新尝试。《文赋》的理论，其体制的成因，其在魏晋南朝文论发展史上的意义。潘岳。关于他的人品与文学的传统的话题。潘陆比较的传统话题。长于哀诔的文风。《悼亡诗》的及其后世悼亡类作品的影响。第四节：西晋后期的几组杰构弊政与乱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西晋后期文学的新精神。与建安、正始诗风的关系。左思与《咏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学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识。《咏史》八首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张协的乱世之隐。《杂诗十首》推陈出新的艺术价值，长于体物，较有风骨。郭璞之学问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为传说人物的郭璞。《游仙诗》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游仙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刘琨。从“二十四友”之一员到抗敌英雄，刘琨的思想觉醒。刘琨诗歌在西晋末诗群中特殊价值。第五讲：东晋文学第一节：东晋前中期文学西晋末之乱造成两晋之际文学的断层。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言文学的产生，东晋玄言诗发生的原因。玄言诗的评价。玄风的转变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东晋前中期山水文学的滥觞。庾阐、湛方生的山水诗。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东晋后期文学的复兴之象，谢混、殷仲文的诗。第二节：陶渊明1、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 影响陶渊明的两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渊明的早年理想与性情 。陶渊明的仕宦心态与归隐之思。归隐后的心态与生活。如何评价陶渊明归隐。2、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释三派之关系。围绕“形、影、神”三大范畴而展开的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及其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发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会理想。3、陶渊明的诗歌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正始诗人及两晋诗歌对陶渊明的影响。陶诗的几大类型：行旅诗、田园诗、怀古诗、咏怀诗等。（分类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但分类是具有相对性的。）平淡风格成因之分析：从矛盾到和谐。陶诗的语言艺术，古人对陶诗艺术的评论。4、 4、《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散文艺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社会幻想。《桃花源》之谜。《桃花源》记的语言艺术。5、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的接受史。第六讲：刘宋文学第一节：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化与文学的发展强权人物的出现与门阀政治的解体。晋宋之际士族、庶族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迁。士族与庶族两个阶层在文学上各自的表现。皇权重建与雅颂文学。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山水文学的兴盛。抒情文学传统的回复。诗歌与音乐关系加强。第二节：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谢灵运与谢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学传统。谢灵运的人生悲剧，以门阀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权政治的格局。谢灵运的文学创作道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政治遭遇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三节：鲍照的文学创造鲍照的寒素情结及政治上的表现，热切的政治追求与临路迟回的彷徨。鲍照作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特点。鲍照在文学上的全面性的创作成就。乐府诗创作的成就，回复汉魏乐府艺术传统，开启南朝文人创作乐府新声的风气。《拟行路难》在歌行体发展上的巨大影响。《芜城赋》与南朝辞赋的艺术风格。第七讲：齐梁陈文学第一节：谢朓与永明诗歌革新“竟陵八友”与永明文人集团。永明文学的新变。永明体及其声律问题。沈约对永明文学发展的影响。沈约的诗歌成就。谢朓所处的时代及其家族当时的处境，人生悲剧。谢朓的精神气质与其诗歌风貌。山水诗从“大谢体”到“小谢体”的发展。谢朓对永明文学的超越。谢朓的诗歌史地位。第二节：南朝后期文学繁荣与失范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皇权的纷争。南朝历史的恶性循环。文人群体理想精神的进一步失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对文士精神世界的影响。形似写物的文学风气。绮艳文风兴起。绮艳文风发生的内外部原因。宫体诗艺术得失的客观评价。萧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功过。第八讲：北朝文学第一节：北朝文学的发展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国、北朝文学的进程。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梁陈之际南方文学家的大量入北朝与北朝文学的成熟。南北文学的融合。第二节、庾信与王褒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时的文学创作。庾信入北朝后的创作变化，文学精神的升华，乡关之思，荣枯主题等。庾信文学的特色，强烈的抒情性、与高度的语言技巧，超越浮靡时风，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与北朝时的创作。第三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一书的性质，集地志、博物记、游览记等著述于一书。《水经注》山水文学的成就。对后世山水小品的影响。《洛阳伽蓝记》，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兴盛，杨炫之的叙事艺术与文风。第九讲：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第一节：魏晋南朝民歌吴歌在东吴的兴起。东晋时期吴声的流行。长江中下游都市经济的发展与吴声、西曲的盛行。吴声、西曲的体制、表现内容与艺术特点。南朝民歌的绝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声韵之美。第二节：北朝民歌北方民族的尚武、质朴与北朝民歌的风格。《木兰诗》的艺术成就，“刚健含婀娜”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第十讲：魏晋南北朝小说第一节：志怪小说志怪之源。南北朝社会与志怪风气。佛教、道教与志怪。娱乐与志怪。干宝与《搜神记》，故事类型，小说艺术。第二节：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风气。追慕名士遗风的社会风俗。魏晋以来人物记、人物别传之流行。《世说新语》：传神的人物描写，冷隽的语言风格。“魏晋南北朝文学”思考题1、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2、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学在发展上的连续性与变迁之处。3、 三曹父子个性、思想与文风之比较。4、阮籍《咏怀诗》卓越的艺术创造及其成因。5、西晋文学的特点。6、如何理解玄言诗的出现。7、如何认识陶渊明的隐逸。8、为何说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谢氏之前山水诗创作的情况。9、鲍照的寒素意识、才华、遭遇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10、谢朓与永明诗人群体。11、宫体诗现象之认识。12、魏晋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13、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上地位。
（1）北齐鲜卑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矛盾尖锐。北齐统治者鲜卑化很深，对汉人及汉族的统治方法持排斥态度。这种比较紧张的民族关系，造成：①使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不能团结，削弱统治力量；②对汉人的排斥态度，不利于北齐对境内的汉族百姓进行统治；③在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北齐统治者对汉族统治方法的排斥不利于国家的强大。（2）北齐崇尚佛教的现象。北齐崇尚佛教，一方面大量财富流入寺院，使国家财政紧张；另一方面，大批人出家，减少了劳动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3）北周经过周武帝灭佛运动，增加了国家财富和劳动力，国力强盛。相反，北齐国内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争权夺利，民间崇佛成风，削弱了统治基础，最终为北周所灭。
北周的政治明显比北齐强的多，灭掉北齐是早晚的事
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北齐武平七年（公元575年），北周武帝率军攻北齐，因病班师。次年十月，复攻北齐，以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隋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宇文邕率军至晋州，驻于汾曲，命宇文宪领兵2万守雀鼠谷，宇文纯率步骑兵2万人守千里径，宇文盛率步骑兵1万人守汾水关，达奚震率步骑兵1万人守统军川，以阻遏晋阳的齐军南下；命韩明率步骑兵5000人守齐子岭，尹升率步骑兵5000人前往鼓钟镇，以阻遏河内的齐军北上；另派辛韶率步骑兵5000扼守蒲津关，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命宇文招率步骑兵1万自华谷攻打北齐汾水以西诸城，派内史王谊指挥主力进攻平阳城。北齐海昌王尉相贵据城固守。北齐帝高纬率诸军自晋阳向晋州进发。宇文邕从汾曲到晋州城下督战，北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降周。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见无后援，请降于北周宇文邕令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应之。王轨遣部将段文振率数十人为先遣，在崔景嵩接应下，首先登城。俘尉相贵及士卒8000人。北齐兵溃散，北周军占领平阳。十一月，齐帝高纬率援军至平阳。宇文邕见齐军兵盛，引军西还以避其锋。北周诸将皆认为不可撤军，宇文邕权衡利弊得失后，将主力撤出晋州，留兵一万，命梁士彦坚守。齐军追击西撤的周军，周军后卫宇文宪、宇文忻等，在阻击中斩齐骁将贺兰豹子等，齐师乃退。宇文邕命宇文宪率军6万屯于涑川，声援平阳，并留诸军于河东，自返长安。周军退走后，齐军包围平阳，昼夜攻之，梁士彦激励将士奋勇抵抗，以一当百，多方固守，击退齐师。宇文邕回长安后，得知北齐军攻平阳甚急，又率军赴救。十二月，宇文邕复至平阳。周军集结约8万人，近城列阵，东西20余里。周军奋力进击，大败北齐援军，斩万余人，齐后主败退晋阳，周军乘胜向晋阳进军。 隆化元年（公元576年），北齐帝高纬于平阳战败后，退至晋阳。周武帝率军乘胜追击。北齐高阿那肱率军1万镇守高壁。宇文邕率军至高壁，高阿那肱望风而逃。十二月，宇文邕与宇文宪在介休会师。逼降北齐守将韩建业后，向晋阳和北朔州急进。高纬欲奔突厥，随员多散，乃回奔邺城。宇文邕亲率诸军攻破晋阳，疾趋邺城。高纬退至邺城后，禅位于皇太子高恒，恒时年八岁。六年正月，高恒从邺城出逃济州。宇文邕围攻邺城，焚烧西门，北齐军战败。高纬率百骑东走。北周军攻入邺城，北齐王公以下官员皆降。高恒在济州遣人持玺绂至赢州，禅位于任城王高湝,高纬等再逃青州，宇文邕派尉迟勤追击高纬和高恒至青州，齐将高阿那肱降，高纬、高恒率十余骑仓促南逃，欲奔陈朝。在南邓树，被周军俘获。二月，周军攻下信都，俘北齐任成王高湝，广宁王高孝珩等。随后，周武帝遣军平定各地反抗势力。北齐亡。北周统一北方。
首先国际形式变化得太快，特别是北方，柔然虽然平时有些不听话但和北齐的关系还是可以的，毕竟高欢娶了柔然公主，但高欢的儿子高洋实在受不了柔然的不安份居然在立国之初为了立威拿柔然和契丹开刀，北齐军队战斗力不用说分分钟的事，关键是柔然北击溃过后，北周的传统盟友突厥乘机做大，经常是突厥主动邀约北周一起进攻北齐，还有就是北齐趁南方战乱进攻陈朝，梁朝，结果被陈霸先击败，几仗下来周围邻居全成了北周的朋友，北齐的敌人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北魏时期中国全图（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北。曾经强盛一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前秦帝国轰然倒塌，构成前秦民族马赛克的各个族群纷纷自立，互相攻伐，中国北方再次陷入混战。386年春，鲜卑拓跋部领袖拓跋?恢复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开始征伐周边各族群政权，到398年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占据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就是在这一年七月，拓跋?宣布“迁都平城”，并且营建宫殿，设立宗庙和社稷坛等礼制机构。在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一直作为北魏的首都，并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张，成为统治北跨大漠，南界淮汉，东达辽水，西抵焉耆这一广大帝国的中心。而这，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正是改变这座城市命运，最终使其成为辽金二代的西京、明清两朝的边防重镇的关键性事件。
那么，北魏为什么要选择平城作为都城？
秦汉以来，平城虽然因为汉高祖的白登之围而比较有名，但就其地位而言，不过是边郡雁门所辖一县，汉代的郡设太守、都尉各一名，而边疆地区军事形势严峻，往往设置多名都尉，驻扎在要冲，以方位为别，平城就是雁门郡的东部都尉所在，军事地位比一般的县重要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根据今天的考古发掘，汉平城县就在今大同市的操场城，城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600米，与边疆地区普通城址规模相仿。
在定都平城的398年，北魏的统治范围内，并不乏名都大邑，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北名城——邺城，这里是曹操的霸府所在，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后赵、前燕等诸多政权的都城。而且，就在这年正月，拓跋?专门到了邺城，巡游宫殿，有定都之意。但几天之后，他突然匆匆离开邺城回到代北。几个月后，确定平城为首都。
和平城所在的代北相比，邺城有着很大的优势。它所在的漳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且早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就开凿渠道，建造起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著名的粮食产区。而且，邺城在华北平原中部，是太行山东麓大路的枢纽，也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漕运体系的中心。这样，邺城就能聚集起大批的粮食，以供养日益庞大的皇室、贵族、官员、军队、奴仆、百工等作为都城必备的消费人口。
而平城所在的代北地区，气候寒冷干旱，降水稀少，土质相对贫瘠，在汉代就不是重要的农业区。汉末的战乱迫使当地汉人逃离家乡，农耕传统中断，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平城地处山西高原北部，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隔着高峻的太行山，地势崎岖，拓跋?从邺城返回代北时，特地派兵卒万人开凿山路，可见运输的不便，这样从中原运输物资接济首都也变得非常艰难。何况，经过曹操、石虎、慕容?y等人的历代修建，邺城城池和宫殿都非常完整豪华，难怪拓跋?有定都之意。
北魏代北地区图（根据《唐代交通图考》改绘）
那么，为什么拓跋?还要把首都定在平城呢？
首先，这是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战争形势决定的。北魏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为首联合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团结勇悍，战斗力强，但毕竟人数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当地的汉人等各族豪强对北魏政府也心存疑虑，如果定都于此，势必会让拓跋集团的人口劣势暴露无遗。415年，代北连年霜旱，很多居民饿死，有些官员建议迁都邺城，大臣崔浩、周澹认为这样会让中原人看出鲜卑人的虚实，影响北魏国本，从而阻止了迁都。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魏统治集团的发展阶段。道武帝拓跋?幼年被前秦迁徙到内地，汉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就整个拓跋部来说，其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不甚发达的阶段，部落联盟的色彩浓重，一直到道武帝去世的时候，还存在着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皇权仍有待强化。在经济形态上，畜牧和狩猎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北魏初年，国家财政、贵族财产往往会用牲畜来计算，比如道武帝时，王建因战功受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就能说明问题。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当众说：“国人本着羊皮?，何用绵帛？”
狩猎经济也是如此，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说：“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狩猎，同时也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而且，狩猎活动兼具军事演习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娱乐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上自君主、贵族，下到平民的田猎活动史不绝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牧民和猎手，拥有大量牲畜财产的拓跋鲜卑统治集团成员，自然不适应中原的气候和环境（事实上，在拓跋?攻打位于河北平原的后燕时，过半士兵和牲畜患病死亡），要凝聚拓跋人的力量，统治人口远超中原地区，拓跋?只能选择与拓跋人故乡条件接近的代北地区。
第二，平城的优势。
地理学上谈到城市的区位优势，分为不同位置尺度，选择代北地区为畿辅，这是平城定都的大位置条件。但是，当拓跋部族进入代北地区，将其作为“畿内之田”经营的时候，面临着两汉雁门、代郡几十个郡县故城，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平城？从战略意义和城市基础来看，马邑城（今朔州）是西汉初年韩国的首都，周边土地相对肥沃，其财富曾引起匈奴单于垂涎，是汉武帝“马邑之谋”的诱饵。代郡城（今河北蔚县代王城），是战国时期代戎的首都，西汉代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地临近飞狐道，是沟通大同盆地与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善无城（今右玉古城）先后为两汉雁门郡与定襄郡的治所，规模宏大。[编者按：作者曾撰文《一座边防要塞、贸易重镇是怎么沦为衰败古城的？》，介绍右玉古城。]高柳城（今阳高）曾为两汉之际军阀卢芳盘踞之地，东汉代郡的治所，这四座城市的规模都大于平城，代郡城的周长甚至是平城的三倍左右，很难想象平城这样一个普通县城会最终脱颖而出。
代王城东城墙
《魏书》中的一个故事给了我们线索：
道武帝时期，重臣和跋获死罪，临刑前，他对来诀别的弟弟们说：“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篡修。”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流经代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和跋实际上是在暗示弟弟们逃跑，果然他们借故逃离了北魏。但是，既然和跋当着监斩官说话，自然不可能信口胡说。可见在时人眼中，桑干河以北地区，农业条件应该是不如其南的。
问题是，就整个桑干河流域而言，整体的水热条件相差不远。除少数地区外，桑干河两岸的河谷谷地年平均气温相差不到1，桑干河以北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过河南地区。总体来看，桑干河南北的地理环境并不足以造成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差异。
造成这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是北魏核心区域的民族和经济分布格局。东汉末年和西晋时期，虽然边郡残破，大批汉人逃亡，但在桑干河以南的地区还保留了郡县体系和一定数量的汉人人口，农业基础比较好。北魏初期，昭成帝什翼犍和道武帝拓跋?都曾计划在这一地区建都，拓跋?称魏王，就是在桑干河以南的繁?举行的仪式。
但拓跋?确定畿甸区域的前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个是以平城为首都，另一个就是大量迁徙各处居民进入代地，其中包括以拓拔部及其所统辖的众多游牧部落，随之迁入的，还有他们所驱赶的大量牲畜、野兽。由于桑干河以南还有一定程度的农耕基础，迁徙而来的汉人、徒河等农耕人口安置于此；而桑干河以北地域开阔，水草丰茂，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建设了广大的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与狩猎经济区，这一区域的居住者大多为拓拔部的“国人”，他们聚居在平城周围，形成畿甸中的核心区，对于确保国人的战斗力，保卫皇室的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桑干河为界的经济区划，是北魏在北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桑干河以北的几个重要城市：善无、平城和高柳各自扼守一条通向内蒙古高原的通道，地位都非常重要，但在汉代，中原是核心，边郡的交通路线是纵向的；而在北魏，代北才是核心，所以平城的居中位置优势凸显出来。
所以，综合来看，北魏选择背靠大漠，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作为根据地，在桑干河流域内部，又选择地处畜牧与狩猎经济区内，位置居中的平城，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确属于最优选择。在之后漫长的岁月，纵使民族、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大同依然能够保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一区位优势显然是原因之一。
来源：方志山西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论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历程。以道武帝为首的一批在中原流亡过的拓跋贵族，由于感受过中原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积极地推行离散诸部措施，以剥夺部落酋帅的特权，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权。随后，道武帝推行了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特别是建立皇权和官僚系统，以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从而将拓跋部推进封建体制的门槛。不过，拓跋部落的遗制仍然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在皇位继承中兄终弟及遗制的干扰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发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平息动乱以后即位的明元帝，采纳汉族士人崔浩的建议，以太子监国制消除兄终弟及制的影响，，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使其长子太武帝顺利地继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太子监国制，但结果却使太子集团膨胀为与皇权对抗的势力，酿成了太武帝末年的正平事变。事变的结果，皇权与太子势力两败俱伤，母后势力乘机抬头。由于建立平城政权之前拓跋部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代，母权制在拓跋部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道武帝为了预防母后干预政治，建立起矫枉过正的子贵母死制度。然而，子贵母死却派生出来保母抚养太子的惯例，进而发展成为保母干预政治的现象。太武帝保母窦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干预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终导致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出现了与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结果。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是母后权力的特大伸张。不过，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此时的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近八十年，所以当文明太后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而非母系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而且，文明太后推行的太和改制运动使得平城政权基本完成封建化过程，并为其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制度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临朝听政时期结束，标志拓跋皇权重新伸张。但北魏平城时代还延续了四年，直到公元494年，孝文帝为开拓新的政治局面，将国都迁到洛阳，才结柬了平城时代。北魏政权的演变利用了平城这个政治舞台，平城则借助于北魏政权演变的契机获得跃进式的发展。处于那个时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边陲军镇，一变而成为新兴王朝的京师。当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为废墟之后，平城迅速聚焦百万人口，形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此基础上，平城政权在中原推行宗主督护制以羁縻汉族地主豪强，创造了内和外辑的安定局面。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巴蜀，从西北的贝加尔湖到东南的江淮，各族政权络绎不绝地朝贡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纷至沓来地会合平城大古都。传统的农耕文明渗透人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的升华。北魏在平城经营的一个世纪，是拓跋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
北魏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卑和汉融为一体。这一改革对北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