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海丰、陆丰两县领导农民武装举行的起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后，广东汕尾市海陆丰 等地的农民在彭湃领导下，于9月和10月先后举行了三次起义。第三次起义占领海丰、陆丰地区（今汕尾市），建立我国第一个工农政权 。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下，起义队伍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战争。1927年4月26日，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在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极光文学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顾月华（整理与总结） 2021年7月22日星期四晚上，由顾月华策划、由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联合举办，由陈曦、纽约桃花、南希、应帆和顾月华为主的工作团队，在云会隆重推出：极光系列的第二十一道极光。由薛海翔主讲，题目是《叙事之美一从小说到剧本的转轨与守恒》，由方忠担任嘉宾。 本次讲座由王威担任主持人，他是美国纽约华文作家。从事过影视、传媒等文化工作，担任过影视集团副总、杂志副总编、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等职。 他是这样介绍薛海翔的，薛海翔出生上海。15岁因“文革”辍学后，在广西壮乡插队务农，黑龙江炮兵部队服役，上海科学院从事激光科研。1977年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机关干部，赴深圳特区创办民营公司。1987年赴美留学，1990年创办《美中时报》，现居丹佛。 薛海翔是文革后最早兴起的一批年轻作家，己经有四十多年的写作历史。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1981年发表成名作《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获首届《钟山》文学奖。至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早安美利坚》，累计发表百万字文学作品，多部作品被国家外文出版局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发行国外。 1996年，开始创作电视剧的文学剧本，写就并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处女作《情感签证》，其后，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累计有九部222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2部。其中，23集的《情陷巴塞罗那》为首部中国与外国合拍并在两国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44集的《潜伏在黎明之前》居全国收视前列。电影文学剧本《亲吻江河》获“2008年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 2019年，长篇非虚构作品《长河逐日》在《收获》发表，是为重归文学写作的重要成果。最重要的就是他从写虚构小说转型到影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这个创作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也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第二个变化是他又从影视领域中出来涉足纪实文学创作非虚构小说，又得到巨大成功。 薛海翔的题目是:《叙事之美——从小说到影视剧本写作的转轨与守恒》 他今天谈了自己写作道路的回顾与总结。 基本可以有五个要点，写作缘起、创作过程、小说与影视写作的异同、非虚构作品的写作要则、大众文化和市场环境中的抉择。 第一写作缘起。薛海翔从时代变迁和人生经历中积累了生活感受，产生的表达的要求。文革结束了有一肚子话想说，就开始了写作，但是写了两年后就想做生意，去深圳做了几担生意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眼界开阔了，想到外面去看看。在这个时候，他写的东西被黄蜀芹导演看中了。 第二创作过程。薛海翔从小说起步，后被市场发现，转为影视剧写作。《早安美利坚》的阅读效应，为进入影视界打下基础。基本上是跟剧组一起开会讨论剧情，一集又一集，几十集写完了，薛海翔休息一阵，剧组开拍，拍完了又跟着写下一部，二十多年写了九个电视剧。 第三小说与影视写作的异同。薛海翔认识为什么小说与剧本都是文学，但从技法到思维方式都不相同。影响和效果最终取决于质量。小说是语言艺术，影视剧是时间艺术，接受方式为一过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剧本写作的特点。所以要考虑剧情可以发生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在前四分钟内必须有一个同情点出现，然后在每一集里都需要有新的矛盾，许多写小说的作家涉足影视都坚持不下去，因为小说是用精湛的语言最后落实到文字上，剧作找到可拍摄的场景画面，写小说怎么写是不可传授的，一个题材有100种写法，但是写电视剧呢？一个好的题材其实编剧最后发现只有一种写法是对的，你要是天赋高的话你是会找到这个写法，所以呢这种技法是可以传授的。观众的好奇心只能维持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如果没有新的推进，观众便转台了。 薛海翔总结出很重要的一条就八个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他写了20年的虚构就已经到了脑洞大开的匪夷所思，什么样的情景都想过了，因为他还写过科幻剧，还写过这个古装武侠剧，什么都写过，能把想象的动力都用完了，自己的确也觉得有点无聊了，不过就是疯狂的比谁的想象力强？他说“就是我想用那些套路去玩弄观众，我一个脑子跟几千万上亿的观众进行智力游戏，我就是不让你猜到，就是不让你吃到，老这么想对不对，就跟他们玩自己游戏去了，我实际上会审美疲劳也会腻，我也会怀疑自己我这样做还有意思吗？” 第四大众文化和市场环境中的抉择。 面对资本和市场，他说“要有人文关怀的定力，适应市场的同时，要有引导意识，坚持向上的审美。鲁迅言：血管里留出来的是血，水管里留出来的是水。作家唯有锻造自身崇高的审美，方能完成崇高的作品。” 他说“我们要讲的故事去传达我们个人的理想，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审美情趣,这个里头就有高有低有上有下的,这就是鲁迅讲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中水管里流出来都是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写出什么戏，有人我们看他写的这么这么俗气啊，因为他的世界观本来就是这么俗，有人的戏里头有一种崇高感，有些戏就不对头，我们在成为作家和编剧的后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它呈现出来就会是怎么样的戏剧，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包括我们讲那种很程式化的被资本所绑架的这样一种剧作，我一直要跟着我们在节目中间那些煤老板啊，跟房地产商啊去打交道，因为前些年都是这些人投资嘛，他们也都是外行，但是呢我后来就发现这这一点，人同此心就是天同此理啊。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发掘出人们所共同感受到的那种动人的地方，哪怕是煤老板，哪怕是房地产商，他也会感动，如果他们不感动，那就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作者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让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感动的点，所谓现在不说普世价值，但是说大家都认同的那种情感原则，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一点，或者你知道这一点，你不知道怎么把它用这种人物故事画面的形象传，递给别人，那是你的问题。” 第五非虚构作品的写作要则。 就在薛海翔母亲去世后他开始为了写父母的故事而去寻找他们走过的路，这一次他决定找到父母出生后的历史，他一个六十多岁的儿子几乎不了介九十岁的母亲，竭尽全力还原真实，真实才能通向答案，真实才能见证那个消失了的时代，不管真实是如何不同于我们的想象和记忆，如何不同于历史和当下的钦定，如果找不到真实的时间和事实，就宁可让它空白着，也不去用虚构和想象来填充。唯有如此，才能无限接近历史，接近真实，还原他们的人生，留存时代的真相，描摹历史的轨迹。 非虚构跟文学的差异在于它就是一种现场感和介入感，这才是非虚构的力量。关于长河逐日的评论说作者对于上一辈进行了追踪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但是也对他们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关于这个观点薛海翔是非常同意的，因为他写的时候就想写出他们的上一代他们的一生中的所作所为，他们走过了这个烽火岁月，这个极致叫做时代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觉得写非虚构非常过瘾，写完第一部以后薛海翔突然就不想再写虚虚构的了。他想把这个脑洞大开的日子结束了，他要把他这个脑洞放到像工程师去探矿一样去深挖、提练、开拓，象去搞科研一样严谨。 最后他说: “我在写完这部以后我还会再写第二部和第三部，继续写下去，我准备就这个写三部曲，它的名字叫做《一个人的共和国史》，好，我先讲这些吧，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底下我想听听大家的发言。” 王威说薛海翔的人生经历是太丰富了，他贯穿了整个当代共和国的历史，他插过队、当过兵、上过大学、当过干部、下过海、留过学，我觉得他的非虚构会写出一个完整的时代，这使我们非常期待而且非常的感动，他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目标。 接着由王威介绍嘉宾方忠院长，方忠，盐城师范学院院长，博士，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中学教师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等。出版《雅俗汇流》《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台湾通俗文学论稿》《郁达夫传》《台湾散文纵横论》《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励。 方忠讲的题目是:在历史寻踪和理性反思中还原真实——评薛海翔长篇非虚构写作《长河逐日》。 方忠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父辈为原型创作的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作品一直不绝如缕，而以父母为抒写对象的散文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与以往文坛上出现过的同类作品相比，薛海翔倾注了许多心血创作的《长河逐日》，无论是其长度、厚度、力度，还是其艺术表现手法，都有显著的区别。这部12万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一改原先人们习用的回忆性写法，采用了回到现场去寻访历史踪迹、还原历史情境的方法，通过与历史不断的反思和对话真切地贴近人物，从而细腻、传神地给读者展现了鲜活生动的父母形象，充分彰显了非虚构文学的艺术魅力。” 方忠评论薛海翔《长河逐日》中叙述的父母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作品引人入胜；但《长河逐日》更为引发方忠思考的是，作者在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所建构起的父母形象彰显出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这使作品成为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力作。 方忠2017 年早春，与薛海翔在盐城相遇，薛海翔在父母去世后，有强烈的愿望，要去寻访父母的踪迹。薛海翔说:“巨大的空洞和虚幻，如排浪拍岸，推着我说走就走，开始了一场探查和研究性质的旅程：寻找上一辈驻留过的一块又一块土地，如探矿工程师一般，翻开土地表层，寻找矿石样本，查验所含成分，探究构成这个奇迹的基本元素。” （《<长河逐日>创作谈》） 《长河逐日》从在马来西亚寻访父亲踪迹开始。1995年在哈尔滨，父亲郭永绵曾告诉儿子：“你要问起爷爷那一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就看过一张出生证，那还是1939年1月我被关押在马来亚的太平监狱，法庭过堂时法官给我看的：我本名吴清云，出生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英国籍，父亲吴保，广东人，母亲郑柳，福建人。就这么多了……。” 2017年2月，薛海翔飞临马来西亚怡保，来到了父亲被关押过的太平监狱，父亲从小生活过的德乐街7号，父亲十二岁就当童工的锡矿……经过一番艰苦探寻，薛海翔心目中的父亲早年在马来西亚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作者寻访和梳理了父亲在马来西亚参加抗日活动的情形，呈现出一个热情洋溢、血气方刚、充满抗日斗争精神的华侨热血男儿的形象。1940年，父亲因抗日活动被捕，在马来西亚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回国后，父亲辗转来到盐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报到，成了新四军的一员。父亲回国后参加新四军的斗争经历是作品叙述的重点。 2017年初夏，薛海翔追随父亲足迹来到了苏北，方忠在盐城接待了薛海翔。皖南事变后，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成为华中地区抗日中心，吸引了各地进步青年前来投身抗日。薛海翔的父母就在这前后来到了盐城。在不断地考证和寻访中，父亲郭永绵作为新四军战士的形象一点点还原，逐渐清晰起来。 郭永绵在盐城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印刷厂当过排字工；在日军占领的东台县城外打过游击；在东台的八仙团地区做过群众工作、搜集情报；担任过东台县海丰区区委委员兼宣传科长；在东台县富台区担任区大队长时遭敌偷袭被俘，在狱中与敌伪斗智斗勇，出狱后又成功打入敌伪内部，担任伪军69旅的一名文书，组建了秘密情报小组，为新四军搜集情报；在潜伏身份即将暴露时，他匆匆撤回根据地。这一切使得薛海翔写出：“从1942年2月被俘，到1943年7月出逃，父亲潜伏敌营的生涯，曲折起伏，回肠荡气，既有机缘巧合，也有审慎布局，既有豪气干云，也有巧妙推进。”这番简短凝练的语言，是对薛海翔父亲郭永绵在那个峥嵘岁月里波澜壮阔的人生道路的高度概括。 薛海翔母亲薛联出生于江苏北部的涟水县，15岁那年跟随她的大哥到苏北“淮海干校”学习，培训两个月后，被分配到涟水县政府宣传科当上了宣传员。接着又成为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的一名学员，正式成了新四军一名战士。抗大结业后又去新四军卫生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担任医务员。那一年她才16岁。 薛海翔母亲薛联从此战斗在医疗战线上，在敌军的威胁下灵活机动地救治伤员。她后来担任了苏中军区司令部医务所所长。经过几年战地诊治的大量实践，又被任命为军区司令部总门诊室的总室长。军区首长病了，就是她这个“总室长”亲自出马，上门诊治。到了解放战争初期，薛联已经担任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医院五大队大队长，这是一个营级职务，大约相当于现代医院的一个科主任了。 淮海战役前夕，母亲被调去华东野战军第12野战医院，任手术队队长。1949年，在渡江战役胜利之后，薛海翔的父亲和母亲先后来到了上海。父亲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他坐在坦克顶上，押着成群结队的战俘，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上海闹市街头。他的母亲则乘坐火车，带着成百上千的新学员，在闸北的老北站下车，奔赴江湾接管五角场的“国防医学院”，组建“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担任学员二大队大队长。一年后，俩人在上海相识结婚，开启新的人生。 从苏北到苏中，到苏南，到上海，薛海翔一路追踪，找寻父母的足迹。他常常停下来思考，与父母进行心灵的对话，想象六七十年前父母的形象。在他的苦苦追寻和深深思索中，父母的形象从历史深处走来，愈来愈清晰，愈来愈丰满，真切感人。 薛海翔的《长河逐日》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父母是在抗日烽火中曾经浴血奋战过的新四军战士，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者在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所建构起的父母形象彰显出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这使作品成为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力作。 薛海翔在书中所讲述的父亲出生在赤道热带的马来半岛，母亲出生在北半球温带的中国苏北，他们在各自平行的人生轨迹上原本永无交汇之日，可他们相遇了，这里面到底有哪些故事？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父母亲的人生历经艰辛交汇到一起来了。 他们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色彩，经常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他父亲受命接替的那些位置，都是一个个极度危险的岗位，这个位置上的所有前任，非死即伤，无一幸免；而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前任死伤之后，站上这个随时可能丢命的岗位，指挥作战，率部拼杀，竟然毫发无损，劈头盖脑倾泻下来的炮弹枪弹，始终与他无缘。这奇迹般的幸存率，实际上是和父亲的生死观相关的。父亲说过他当时对生死的看法:“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可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这种大无畏不怕死的精神，充分体现出信仰之美、道德之美， 而又苏北涟水走出来的母亲，同样因为革命改变了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善于斗争、敢于牺牲的战士。母亲说过，那时最高的气节是不让敌人活捉，宁死不当俘虏。因此，她身上永远带着一颗手榴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关头与敌人同归于尽。有一首小诗，她写在那个最艰难困苦的时节： 假如我死了， 也要大睁着眼， 让敌人吓一跳。 这充分表现出一个小镇少女在国破家亡之际，决死抗争的坚强意志。 为了《长河逐日》的写作，薛海翔满含着对父辈的虔敬，怀着对历史真相探究的执着，摒弃了虚构的思维方式，踏上了非虚构写作的旅程。他直面父辈，不眨眼地盯着他们的原有样貌，秉笔直书。这使作品有了令人赞叹的深度、力度和厚度，产生了强烈的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正如作者所说的：“与其说它是文学作品，毋宁是更接近一份科学实验报告：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更多的定量观察，更多的定性分析，更多的样本对比，更多的逻辑演算，从中得出作者事先并不知晓的结论。”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所在。薛海翔计划在《长河逐日》之后，将继续自己家族的非虚构写作。期待薛海翔在非虚构写作的道路上有更多作品问世。
海陆丰起义。
参考范文：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野趣水景园的植物造景艺术摘 要：通过对野趣水景园的规划理念、植物配置类型及景观营造的总结与分析，以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中的野趣水景园为例，探讨富有特色的植物景观营造规划方法，特别是水边空间的植被绿化，要根据各自的场所和植物的不同生活形态来选择，充分利用水、湿生植物，通过合理分区营造丰富多彩的水体景观，并就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关键字：洛阳；植物园；造景洛阳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有闻名遐迩的园林和丰富的植物资源，这座地处暖温带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人文风景和自然风景资源丰厚，利于造园。2006年，坐落于古城里坊遗址之上的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建成。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位于新旧城区的中部核心地区，东起现状里坊路，西至王城大道，南临古城路，北接洛宜路，周边为规模更大的隋唐地遗址保护区，全园占地861 800m2。园区被东西流向的古洛渠、胜利渠分成3大区域，南区为生产管理区，北区为苗圃科研基地，中区为专类园区。野趣水景园是专类园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园子，位于植物园的西北部，总面积133 800 m2，水域面积28 378 m2。设计时间为2005年10月，2006年6月建成。1 野趣水景园的总体规划作为植物园中专类园区的一个区域，野趣水景园要与全园总体规划目标原则一致，满足全园所要达到的功能——以洛阳的山水、植物和隋唐遗址文化为基础，以文物保护和促进当地生物产业发展为前提，以科研、科教、生产、旅游和文化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植物园，同时，要充分利用原有渠道，解决灌溉、排水和造景要求[1]。造园手法富有细节变化，充分体现自然野趣的风格特色，充分利用水系、地形与植物配置相协调，使园中的一切都统一在娴雅而和谐的气氛之中。同时运用山水画艺术风格，使园林成为立体的山水写意画，有形的自然山水诗。总体布局可以概括为“一心、一环、一轴线”。一心：以湖水围绕的大洲为重心，统帅全园。洲内林木森森，野花怒放，趣味盎然。一环：以环湖路为纽带串联景区，环湖路既为水陆的分界面，又作为景观沟通与联系的桥梁。大小不同的岛屿美不胜收，水中的荷花、睡莲、美人蕉等竞相开放，相映生辉。一轴：通过贯穿水景园内的二级路形成与全园的有机联系，既体现了水景园独特的人文景观，又实现了与整体植物园协调统一的连通。2 水景园植物景观特色以水生植物造景为主题，以洲、岛、渚等丰富的地形地貌，野趣自然的植物配置，分区域展示了各植物组合的野生、天然、美丽的园林景观，从而集中体现了耐湿、挺水、浮水、沉水等植物在湿地水域的生态环境中所起的固岸护坡、洁净水质、哺育动物等大地之肾的生态功能。以植物造景为主，除了原种的植物收集展示，还补充大量观赏价值高的品种作为配景，既了解植物自身的质地、美感、色泽及绿化效果，又注意到植物配置的群体美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从季相、色彩、质地等造景要素上全面提升植物园的观赏性，营造出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优美园景和舒适的环境以吸引游人前来参观，达到寓教于游憩休闲的目的。3 植物配置类型分析3．1 疏林缀花草地的植物配置以榉树、榆树、黄连木、乌桕等高大乔木为主，或孤植或群植。修剪整齐的草坪，姿态优美的大树，散置的置石，以及镶嵌于草坪上的花卉组合，共同组成了一幅自然、朴素、淡雅的优美景色。3．2 水边空间的植物配置水生、湿生植物所在的水边空间，将水域和陆地的景观融为一体，其在生态保护和环境美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植物难以替代的，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水体景观，还与水质处理系统、生态保护系统巧妙地结合为一体[2]。3．2．1 水边林、湿生植物带这一地带处于水陆交界处，土壤湿润，选用的植物材料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适应性很强，还要有与自然山水相协调的景观效果。在陆地与近水区之间种植了水杉、落羽杉、垂柳等乔木，林下种植了吉祥划等耐湿植物，岸边种植了千屈菜、卵叶丁香蓼等适应性强的岩生植物，是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带。千屈菜花色明艳醒目、姿态娟秀洒脱，与水体绿树形成对比，层次分明，景色优雅宜人[3]。3．2．2 直立水生植物带这里会出现不定期的水位变化，是受波浪影响的区域，坡面坡度变化很大，主要是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芦竹（Arundo donax）、美人蕉（Canna indica）、雨久花（Monochoria korsakowii）、菖蒲（Acorus calamus）、水葱（Scirpus validus）、再力花（Thalia dealbata）等直立水生植物生长的区域，植物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姿态优美：碧叶如盖的荷花，叶似利剑的菖蒲、瓣如飞燕的鸢尾（Iris germanica），花絮似雪的芦苇，穗若串珠的蓼花（Polygonum hydropiperl）等，这些挺水植物与水体和岸上的景物相互映衬，反映出不同季相的秀美景色。精品荷花区集中了大量的精品荷花品种如：玉吉（Nelumbo nucifera 'Clean Jade'）、祝福玉莲（N. nucifera 'Zhufu'）、友谊（N. nucifera 'Friendship red'）、牡丹莲（N. nucifera 'Friendship Peony'）、赛佛座（N. nucifera 'Saifo zuo'）等，沿岸种植水杉、垂柳等耐湿植物作背景，同时点缀一些睡莲、萍蓬等浮叶花卉，使得景色生机盎然，充满韵律节奏感与山林隐逸野趣[4]。3．2．3 浮叶——沉水植物带该区是许多水生观赏植物适宜的区域，如睡莲、萍蓬草（Nuphar pumilum）、金银莲花（Nymphoides indica）等。睡莲王莲景观区：拥有大量色彩娇丽优雅的睡莲品种，如仁者（Nymphaea 'Rene gerard'）、佛琴娜莉斯（N. pygmaea 'Virginalis'）、爱丽（N. laydeder 'Elisiana'）、粉牡丹（N. 'Pindk Peony'）、怀特（N. tetragona 'Tuberoda Richa'）、日出（N. 'sunrise'）等，景观壮丽，秀色宜人。沉水植物景观区：有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llatum）、篦齿眼子菜（Potamogeton pectinatus）、穿叶眼子菜（P. perfoliatus）等，洁净水持，提高水的含氧量，犹如水下森林、意境幽深。3．3 洲岛植物配置应用丰富多样的植物品种，使山体、绿地和水体自然衔接，创造大片野趣、休闲的园林景观。大量运用各种野花组合，营造自然美丽的景观，或置于路旁石畔，或置于水边林缘，或大片种植。野花组合品系的选择要根据应用地区的气候条件、海拔高度、土壤条件等因素，选用不同品系具有极强生态适应性和抗逆性的花卉品种进行混合配比。野花组合是由一、二年生花卉和多年生宿根花卉按配方组成的多种组合，如“夏日花园组合”“一、二年生组合”等。这种多类型搭配的组合，才能从早春到晚秋开花不断，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河中的水杉树小岛颇具特色，茂密的水杉挺拔林立，水葱、垂柳带来淳朴的野趣，让人享受到返璞归真的体验。岛中植物与水生湿生植物协调花生，共同营造出自然美丽的景观效果。4 植物配置的经验与心得大量运用水生植物造景，充分发挥水生植物的姿韵、线条、色彩等自然美，力求模拟并再现自然水景，创造了独特的耐人寻味的园林意境。水生、湿生植物配置进行合理分区：沉水植物区、睡莲王莲景观区、荷花观赏区、沿岸的水生湿生植物区。使得水面空间层次丰富，驳岸处理自然，使山水融为一体。地被植物与野花组合的广泛应用是野趣水景园造景的主要组成部分。林下岸边、路旁广泛栽种地被植物与各种草花组合，大大丰富了园林的色彩和景观。如园路两旁选种一些与绿地环境相适应的草花组合——“夏日花园”，色彩缤纷，夹道相映成趣。园路转角“超矮的花坛组合”，淡雅秀丽。林下大量种植鸢尾、葱兰，高低错落，色彩丰富。同时更兼顾景观生态学要求，重视园林的生态效益，把景观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同时又考虑了其景观多样性与景观个性的统一，科学合理地配置和营造景观，最终达到自身的景观稳定。5 问题与思考（1）水生植物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能吸收水体中的养分物质，净化水系，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但是水生植物不像陆地植物易于控制，如果对其习性不了解，会存在较大的植物分割危险，因此应加强对水生植物的侵害性研究，才能作出更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方案。（2）施工与设计要有机结合，在施工过程中，现场施工与设计之间要充分协调，地形整理、植物配置、置石等景观性强的工程，要依据施工现场的情况和进度随时调整和调度，既要掌握法则，又要灵活运用，力求达到最佳效果。6 结语位于专类园区北部的野趣水景园，植物千姿百态，绿树成荫，湖面微波粼粼，水鸟纷飞，野趣盎然。同时大量运用水湿生植物造景，鸢尾风韵优雅、清新自然；再力花花穗修长，随风摇曳，洒脱多姿；芦苇成片种植于溪边，重阳时节，柄柄芦花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煞是好看；花叶芦竹洒脱自然；泽苔草无拘无束，田园野趣尤浓；纸莎草高大洒脱；花蔺婀娜潇洒，柔美多姿。水、湿生植物洒脱的姿形、优美的线条、绚丽的色彩、美丽的四时景色，通过艺术构图，形成了一幅幅风光秀丽的园林景观。参考文献：[1]唐学山,李雄,曹礼昆,等.园林设计[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2](日)都市绿化技术开发机构,地面植被共同研究会.地面绿化手册[M].王世学,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3]赵可新,钱萍.水生、湿生植物在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的应用[J].中国园林,2005(7):73-75.[4]李尚志.水生植物造景艺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老龙湾】在山东临胸县东南海浮山下。系地下泉水涌出地表汇流而成。郦道元《水经注》载，此处原有冶官祠，为古代冶官驻地。传春秋时吴越间人欧冶子曾铸剑于此，因称熏冶泉。当地民间还有神龙潜居的传说，故又名“老龙湾”。水面40余亩，深数丈，清澈见底，冬暖夏凉，主要泉水有熏冶泉、万宝泉、青年泉、八角湾等，地下泉眼，多不胜数。泉水喷涌，犹如珍珠万串，熠熠生光。冬日湾上云雾蒸腾，烟霞蔽天，尤为壮观。熏冶泉南有磐石横卧，侧镌明末雪蓑道人书“铸剑池”三字，字体遒劲，气势飞动。旁镌一联，“天丁叮（呵）护阴阳剑：鬼斧凿开混沌池。”池东有一石桥，旧时桥石微露水面。降雪时雪飘至桥面即为泉温溶化。因名雪化桥，1958年重修。桥南立清人陈向荣画竹石刻，高米，宽1米，镌竹数竿，枝叶劲峭，甚洒脱。湾北岸有清漪亭（后改名“芳洲”），为明末礼部尚书冯琦创建。南岸有江南亭，为明代散曲家冯惟敏所建，并自题“即江南”三字匾。亭前点缀八角湾、太湖石、小云桥、卧柳等。西、北两面临水，凭栏北望，天光云影，碧波荡漾，沿岸种竹植柳，为老龙湾胜境。解放后，凿新泉，修亭阁，已成风景区。【沂山】旧称东泰山，又名东小泰山，为沂蒙山主脉之一。主峰玉皇顶在山东临胸县城南50公里，海拔米。周围有峰二十九座，幢盖纵横。山中万松凝寒，千流沸漾，沂、沭、。。、汶四河均源出于此，蜿蜒回环群峰间，气势磅礴，风景绍佳。自汉代以后历代帝王多立祠祭祀，素有“泰山为五岳之尊，沂山为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之首”之说。宋初于东麓建东镇庙，祀沂山王，殿宇已圮。尚余元明石碑，龟趺龙首，古朴浑厚；壁上镶嵌历代祭文、游人题咏石刻。院内松、槐、银杏龙蟠虬结，参天蔽日。由此上行四五里，峭壁摩天，危崖若坠，瀑布飞溅，是为“百丈崖”。再上为法云寺旧址，相传建于东汉。玉皇顶高耸于群峰之上，峰顶有巨石探出，名“探海石”，可观东海日出。迤西，狮子崮、歪头崮突兀对峙，宛如天阙。登临崮顶，山风劲厉，烟云缥缈，暮色中诸峰皆凝碧如黛，“沂山晚翠”胜景即此。有公路直通玉皇顶。【百丈崖】在沂山东镇庙上行约2公里处。崖高65米，绝壁如削，山陡谷深。雨季水泉四出，激流喷涌，至崖腾空飞溅而下，形成瀑布，如白练悬空。晨曦初上，水雾中虹霓七色，尤为胜景。崖下积雪，春未犹未消融，寒气逼人，古人有“百丈瀑布六月寒”之句。悬崖中腰原有仙客亭，明雪蓑道人题傅希盂所撰联云：“山静凝神气；泉高识道源。”崖北有吕祖洞，古松横出石隙，夭矫凌空，称“万年松”。石壁上镌“海岳”二字，径逾丈。近年利用瀑布水源，修建水电站，入夜灯光灿烂，星斗罗布，颇为壮观。
文物是反映历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实物，是历史和文明的承载物。 具有2500年历史的太原，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史迹，古晋阳城、纯阳宫、文庙、督军府、宁化府、拱极门遗址等，每每说起这些遗产，太原人都津津乐道。 但是，我市的文物现状不容乐观，古关帝庙、城隍庙等很多文物年久失修、面貌破旧；有的被工厂、学校、民居占用，保护工作不落实，重点保护不突出；基本建设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破坏严重；有的开山造田等对文物也有一定的危害；有部分古建筑与周围建筑环境不协调，对传统文化构成了损害，影响到城市的地方特色；文物保护与开发没有很好结合，有的文物被拆除，有的文物保护点孤立地存在，失去了其传统的风采和内涵。 失去这些历史遗存，2500年历史的古城也就难符其实了。消失的，无法挽回，树立和加强文物保护意识，做到建设和保护和谐发展，为历史、为后代保留一份宝贵的遗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在。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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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未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从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状态开始懂得装饰自己，便出现了最早的审美意识活动，其审美意识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的社会属性与情感属性。只有具有“中和”情感特征的才是“和乐”，这就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魏晋时期阮籍在其论乐专著《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生活中继承乐教思想，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嵇康在《琴赋》中以平和之声为琴音乐美的特征，在琴声具“自然之和”的基础上描写琴音的美妙。他讲的“礼乐之情”是以“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平和之乐”对人心的作用。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问题上有较多论述，他视恬淡、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以政不和故人心不和，人心不和故音不和的角度强调“乐之和”在于“正——心——音”之音的关系是否和谐。从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认为只有能够协调民心，“顺气正声、为群情之影响”的音乐才是“和”乐的，才是美的音乐。哲学家朱熹在《紫阳琴铭》中对琴乐审美明确提出“养群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体现了他对琴乐中和美的认识，即“中和”美的实现有赖于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心之正性。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中国美学思想史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溪山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其中“和”是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溪山琴况》开首即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这表明了“和”作为琴乐审美范畴，在《琴况》中具有其他诸况不能替代的地位。“和”在《琴况》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如“和”况以琴乐陶冶人之性情，琴乐的实施目的在于使人心“和”，这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和”在《琴况》中与音乐审美理想有关，强调“和”的存在并不只是于技艺，要获得“和”之美存在的真谛要“不以情性中和相遇”。“和”是《溪山琴况》的主要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清代王夫之以“和”作为乐的审美规范和准则。他首先强调“律为和”，重视“律为和”的作用，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优秀传统，至今这种美学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和”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今日的“和”已不是儒家仅用于“雅颂之乐”的中庸之和，而是与多种非“和”品质相互融合的优美、平和、细腻的美学品格。
清明上河园特色建设与长远发展主题公园是一种人造资源，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思，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一系列有特别的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引旅游者。主题公园是现代旅游业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所孕育产生的新的吸引物，是以特有的文化内容为主体，以现代科技和文化手段为表现，以市场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人工景区，是集诸多娱乐内容、休闲要素和服务接待设施于一体的现代旅游目的地。主题公园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深圳首次开放以来的十几年间，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鳞次栉比的主题公园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并面向游客开放，但是一部分主题公园只是盲目跟风，刚刚建成效益很好，过了一段时间就客源稀少，不能长远发展。清明上河园于1998年在开封正式向广大游客开放，成为河南首家主题公园，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清明上河园陆续建设开放二期工程，并策划建设三期工程。本文在对世界主题公园及文化古市研究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开封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以及旅游环境，对清明上河园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分析和探索，目的在于为清明上河园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使其可以长远发展。
我是不会写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写好！！不要偷懒哦！！o(∩_∩)o 哈哈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原人民就创造了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上， 河南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河南，中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四个，即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和商城郑州。 悠久的历史为河南留下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物古迹，历史学家称河南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地下文物和馆藏文物均居全国首位。这里有记载着人类祖先在中原大地繁衍生息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有“人祖”伏羲太昊陵、黄帝故里和轩辕丘；有最古老的天文台周公测景台；有历史上最早的关隘函谷关、最早的禅宗寺院白马寺；有以少林武术发源地名扬四海的“中国第一名刹”嵩山少林寺和闻名中外的相国寺，等等。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河南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如古代哲学家、思想家老子、庄子、墨子、韩非, 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苏秦、岳飞，科学家、医学家张衡、张仲景，文学家、艺术家杜甫、韩愈、白居易、司马光，佛学家玄奘等等。他们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也是河南人民的骄傲。河南是中国姓氏发源地最多的省份，是台湾70%的客家人，48个姓氏的祖居地。近年来，海内外华人来豫寻根者络绎不绝。 此外，蕴含着丰富文化内容的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节影响巨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到来。
不去的红黄河东流，雄壮，汹涌；河南文化，亘古，绵长。荆轲刺秦乱石穿空，历史的风云涌起，是苍凉悲壮，是雄心壮志，是侠肝义胆。大漠残阳，一片殷红，红光割断了易水的悲歌。众人拂袖，挥去最后的伤感。“刺政于座。”他字字铿锵，犀利的目光隐隐透出勇者的无畏与坚决。太子丹为他斟上了诀别的最后一杯酒。易水悲凉，他充满不悔，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于是，他带走了田光忠于国家以死相求的诚恳，带走了徐夫人最后的一把鱼肠，带走了太子身边的舞阳，带走了燕国百姓最纯的泪水。一时间，他已重任在身。风撕残了红叶。行动处，带起地面的落英轻轻翻飞。马车碾尘而去，让恐惧驻足。他踏着秦人的笑声远离了燕的宫阙。这就是荆轲，执着，果断。秦国的天明朗深远，秦国的乐悠扬清冽。赢政，高高在上。荆轲的心中掠过一丝寒意。然而他还是一步一步走上了通向死亡的台阶，带着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从容而自信。图穷匕现的终点是一座悲壮的坟墓。生命的无奈，荆轲的高亢，只是剑短气长。匕首掷出，火花飞溅，刹那定格成永恒。从此，这块土地的上空便有一轮殷红的残阳，映红了整个河南，那是历史的深远处的一腔热血，沸腾中原。杜甫忧国“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站在高台之上的杜甫，一句诗吟得泪流满面，飒飒秋风吹动衣衫，更衬出他的瘦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站在高台之上的杜甫，怅望悠悠江水，何处是归程？面对风雨同舟的妻儿，他负疚“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面对社稷苍生，他关切“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面对亲人朋友的生死离别，他感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此生”“音书长未达，况乃未休兵”；面对民生苦难，他心忧“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之诗，无处不见其忧国爱民之心，悯时伤世之情。人不愧诗圣，诗不愧诗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何等悲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等胸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等气度，因为他始终坚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历史依旧上演，江水依旧东流。杜甫为河南文化留下了一抹通红。这一文一武的两个人，秉承了中原大地的恢弘气度，又延续着中原文化的不朽光芒。河南文化的光辉普照着中原的万千风景。白云在袖，山水藏胸，英雄泪洒此处。沉重中蕴涵精彩，浅淡中酝酿着灿烂。她是光芒万千的东升旭日，她是古城旧都的国色天香，她是万里青天的一行白鹭，她是无声的冷月和静谧的池塘，她是沉舟侧畔的点点白帆！品味河南，解读文化，我从中领悟到从容，凭借她做翅膀，我翱翔在深邃的文化天空中，心扉透彻，激情奔放。天空开始变得赤红，它是火的颜色，更是河南文化的色彩！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史学论文课题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隋唐寺院制度和宗教社会史。可参照以下几个方向。历史专业学生可以在以下五个方向中选择自己的论文写作方向，具体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历史课程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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