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汉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所谓「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人将相互论战，及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称为「百家争鸣」。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慎到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九、农家， 农家代表:许行 十、小说家，代表人物：楼晶阁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我明白道理可以写
杨光荣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鸿祯院士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山东省苍山县卞庄。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9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47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名誉资深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国古地理图集》; 区分了中国盆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构造发展特征; 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 在大地构造和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 在地质学历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表论文 240 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等 20 余种，曾获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集体，1982) ; 第三届、第五届二等奖 ( 1987，1991) ，首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材特等奖 ( 1988)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4) 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 1996) 。王鸿祯能够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和特有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一、充实底蕴、拓宽基础
王鸿祯生于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家庭。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工书法，喜文辞，曾就读于济南政法学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文字训练。1925 年因家乡战乱，到外地读书，1927 年读完小学，次年还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不少古典小说，接触到 《中山全集》等书籍。1929 年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适值新任校长徐眉生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鸿祯得以广涉博读文史、自然书籍，参与多种社团活动，扩展了志趣，增长了才干。
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校内进步学生受到迫害，徐校长离职，王鸿祯随其兄赴北平读了一段中学，因而有机会杂学旁搜，充实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识; 读了当时流行的《独立评论》等杂志，慕胡适、丁文江之为人，萌生了 “科学救国”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有幸听到葛利普教授最后一次讲授 《地史学》，又读了他的 《地史学教程》名著，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接触到学术活动的气氛。1938 年他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复礼教授的指点，增强了观察地质现象的兴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抡、闻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风范。自 1938 ～1939 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教授讲课，经常听到一些地层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径，有所领悟。王鸿祯利用 1938 年暑假，随地质调查所边兆祥等到野外系统实践 5 万分之一地质填图和万分之一地质地形测绘方法，得到较正规的训练，他还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阅读德文经典教材名著，撰写外文杂志中有关大地构造论文的述评，在 《地质论评》发表。
王鸿祯 1939 年毕业留校任教，作孙云铸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实际上在毕业之前，他已协助孙先生编辑出刊 《北京大学 40 周年纪念文集》地质卷。其后数年，他为了教学需要，系统整理购自国外的成套教学标本和初步鉴定从国内采集的化石标本; 广泛阅读中国地质文献，钻研欧美名家的经典著作。1940 年他短期参加谢家荣教授主持的叙昆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从编译资料到制定规划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一时期，他的专业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断代地层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线地质和区域构造。他 1943 年发表的滇西 50 万分之一铁路沿线地质论文就曾为黄汲清在其 1945 年巨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引用。在从教期间，王鸿祯一方面在 《中国地质学会志》、《科学记录》等杂志发表地层古生物论文，一方面协助孙先生的系务工作和组织中国地质学会的学术活动，由此逐步认识到搜集资料、掌握文献的重要性，也初步体会到以正确的观点方法统率资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西南联大的优越条件，旁听文史课程，拓宽了知识基础，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学术素养。
二、扩展视野、锐意创新
1943 年，孙云铸、袁复礼教授就推荐王鸿祯赴美深造，1944 年获得耶鲁大学首届奖学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赴英研究生，开始了国外两年的留学生涯。
在剑桥，他的导师是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 O. M. B. Bulman，研究笔石和哺乳类，以思想缜密和系统见长。王鸿祯同他谈了以四射珊瑚为主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议走访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H. D. Thomas，同时及时地为他申请了各项减免程序，以缩短他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经过同 Thomas 的商讨和材料展示，确定了以研究现代珊瑚骨骼组成单元，从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类的研究途径。此后，他充分使用了自国内带来的和剑桥 Sedgwick 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地质博物馆调查所所存的丰富薄片资料，利用馆藏期刊文献特别丰富的剑桥哲学图书馆，在已有主导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证和重新解释了珊瑚骨骼的微细构造，确定了 “属”一级的定义并试行建立较高级别的分类体系。所用手段只是双目偏光镜和同步描绘器。这时，他早年取得的绘画和目测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访和观察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地质调查分所的薄片资料和向几位欧美同行通信求教后，于 1947 年 4 月写成了论文文稿，并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构造轮廓知识，引入了演化阶段和时空分布的见解，使论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创新，又有学科内容较广的特征，具备了当时古生物研究的先进水平，得到导师的赞许。5 月间游欧回来，通过了口试，及时参加了当月举行的授予学位典礼。
王鸿祯初到英国，就购读了李四光的 《中国地质学》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图书馆见到黄汉清的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 1945) 专著，并细读了这两部经典之作，当时他特别注意在构造上有关大陆漂移的争论，也接触到了当时有关花岗岩生成的著名话题。此外，他选修了 M. Black 的沉积学及实验课，也读了德国学者有关欧洲构造发展阶段的论述。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剑桥有几位年轻的地层古生物学者陆续当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并同剑桥的岩矿、结晶、地理和气象学者们形成了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群体，到40 年代中期还保存着这方面的流风余韵。王鸿祯受其启发，初步形成了以地层、古生物、沉积和区域构造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鸿祯随同由 Woodward 讲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国 Lille 大学教授 为首组成的剑桥地质实习团到法比交境和法国西北海岸考察，凭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还写诗留念。其后又到巴黎，分别访问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和对中国地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学思想家德日进神甫，并向他们致敬。8 月间，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地质系，在布里斯托尔见到 Bulman 挚友W. F. Whittard，谈到北大地质系的战时损失，慷慨赠予全套 《英国古生物志》、 《地质学杂志》和 《英国地质学会志》等大量宝贵文献，并无偿装箱启运，及时到达了北平，情谊可感。他在访问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学地质系的教学状况后，到著名的湖区度假，并吟诗作画留念。
王鸿祯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于 9 月份赴美访问，同船的有牛津的闵嗣鹤。按预定计划在美访问了哈佛等校的地质系，在耶鲁，他向 C. O. Dunbar 当面致了谢意和歉意，并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鲁、俄亥俄和堪萨斯三校作了有关珊瑚研究的学术交流，见到曾寄赠他珊瑚标本的 J. M. Wells。他还在华盛顿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做了短期工作，参观了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作为葛利普教授的最后一班学生，他还向私淑于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绍了葛氏对中国地质界的巨大贡献。美国之行还使王鸿祯有幸见到地质古生物界前辈、斯坦福大学的 Bailey Willis 和纽约的 G. G. Simpson，这也开启了他对地质学史和地质名家的兴趣。
三、教书育人、厚积薄发
王鸿祯从未离开教学岗位，也从未放弃科研机会。但他全力投入教学的时期是从1947 年回国到 60 年代十年动乱之前。他在青年时期从学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语言简洁和文风简约的习惯。1952 年后学习苏联，其教学法部分虽然流于烦琐，却也使他把讲课当做一门艺术和享受。几十年前听过他讲课的人们至今还乐道当时获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学，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材和实习基地建设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与苏欧教材之长，使用中国资料写成出版了 《地史学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区二年级填图实习基地。
王鸿祯在高等地质教育方面，一向重视基础，重视理科地质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订的地质类教学计划尽量强调了地质基础的重要性，并曾建议恢复理科地质专业。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身体力行。他一再号召年轻教师培养广泛兴趣，结合教学设备，开展初步的科研锻炼。在制订科研规划时，建议将高级教材列入科研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王鸿祯参加了对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的学习，听了辅导报告，还参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学部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接触到关于主要矛盾、事物的量变与质变以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前进性等概念，他初步把这些概念用于教学和教材，提出了地质发展阶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论点，也进一步明确了以历史构造为中心，以古生物地层和沉积古地理为内容的学术研究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努力倡导拓宽专业，反复提倡加强专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尽力争取国际渠道的资金支持。他十分重视师友之间的团结，呼吁不同年龄段的几代学人要真诚合作，互谅互让，年长的一代要做到胸怀广阔，树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于奉献，勇于开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锐意创新，敬业求实。20余年来，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19 人、多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后 5 人。
四、协作开拓、更探前缘
王鸿祯在十年动乱之后于 1972 年后重回业务岗位，参与当时提倡的总结性编图及地层资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馆藏丰富的地质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同比例尺的图件编制和不同地区的地层规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己也增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
他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地质科研的性质积累了一些认识，认为地质作用和现象是地球多圈层、多阶段相互作用和复合，以及与有关空间星体相互影响的综合表现。因而需要组织较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了扩展时空视野的必要，认为有些地质作用和过程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往往是现象隐蔽了本质，复杂性掩盖了某些规律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通过系统的观察思维和综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创新认识的一个过程。
他组织的较大科研项目是在构造古地理编图和地层专题方面，具有多学科和不同单位协作的特点。他认为这类工作中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明确的学术思想和参与者的基本共识，而在学术思想上，应力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方法为指导。王鸿祯认为地球科学的时空应建立在时间的连续与不连续和空间的均一与不均一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事物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分异的相对均一度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见于历史悠久的固结基底。因而他的构造划分在构造活动论的前提下，特别重视前寒武纪阶段形成的变质基底。这种思想也体现了时空的密切结合和统一考虑。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通力协作也是关键所在。王鸿祯十分珍视人际关系的团结，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精神和优势，认为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应当肯定主流，不拘小节，既要放手，又要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使他们既能敬业求实，又敢于锐意创新。他也极为重视在项目实施中勤俭治学，保持投入与产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学风。
以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领导的古地理编图项目为例，他认为小比例尺古地理图研究编制的主要前提是区域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层、古生物、沉积、构造、岩浆岩以及第四纪地质等学科的结合，而在这些学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质构造在地质作用和现象中，既是综合表现，又是主导因素，起到质的规定性作用。在构造性质的活动与稳定两者的矛盾中，活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图例编订中，首先突出了沉积( 火山) 组合的活动程度。在构造单元、生物区系和盆地类型的划分中都体现了以构造为主导的学术思想。因此，他领导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台湾省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地质大学时，校长将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作为礼品送他，他激动地说: “这是我在台湾时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的一本著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王鸿祯长期从事地史地层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关心的是这个基础学科中对地质图等地质基本工作起着长期作用的，如统一地层表和地层规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中经常注意和参与这些方面，并予以及时的报道。他认为地层分类和地层界线等问题既有理论意义，更具应用价值。他反对地层分类中以年代地层单位为准的单一分类法，同意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曾使美国地层学的发展停滞了几十年的评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齐观的多重地层分类，而是将理论分析同实践需求结合考虑，强调等时性与区域分异性的并重和联系，提出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分类意见。他对近年在地层界线和统一年代地层表建立上的主流学说———全球标准剖面及点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见，并从物质性和实践性两方面指出了这个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的层序地层专题研究中强调综合地层学和新一代地层表的探讨，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提出的中长期目标。
在这一时期王鸿祯还应用了电镜扫描新技术继续和深入了对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础和多年的持续搜求中取得了较全面的分类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这也使他早年的假说基本上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个过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论文于1950 年在伦敦皇家学会 《哲学丛刊》 发表后，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国、苏联以及法国的古生物专集珊瑚卷都有介绍，但都不承认他提出的两类骨骼构造单元的原生性质，而这正是他的分类基础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镜扫描技术出现，他和助手及时得出了大量数据，说明这种结构不独为珊瑚纲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无脊椎动物骨骼的常见现象。这个过程说明技术进步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也说明任何创新都会遇到传统观点的抵制，需要长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早在学生时代，王鸿祯就得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孙云铸、谢家荣、杨钟健等先生的教诲，后来又在教学工作和学会工作中长期同许多地质前辈共事。因此，他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历史，十分敬佩地质界前辈为发展地质科学和中国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86 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和同事们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协作，他主持编写了英文 “中国地质简史”，在第 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散发 ( 1989) ，同时争取实现了1990 年在北京组织召开第 15 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他还主编了 《东西方地质学术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 ( 1992) 、 《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 英文，1996) ，及 《比较行星学、地质教育和地质学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专著和文集，多次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评。1990 年王鸿祯当选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十余年间，为中外地质科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和遵从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信念，重视地质人物的研究，从 1987 年起陆续举行了对丁文江、章鸿钊及其他知名学者的纪念活动，主编了 《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 1990) 、《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95) 等专著和文集，体现了对中外前辈大师等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三个方面是密切配合现代的地学科研和教学，研究中国地质学科发展史和探讨学科思想史。王鸿祯一贯主张: “既要弘扬中国古代地学思想，更要研究近现代学说和学术思想史，探讨学术发展史的独特规律，追溯学术上的本末和渊源，评估得失，做到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除了上述学科史专著外，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编出版了 《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质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约 50 万字的学科史专著，对我国地质学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经验和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评述和展望，受到广泛的好评。现在王鸿祯院士已届 90 高龄，思路依然清晰，兴趣仍然广泛。近年来还发表了专题论文，也有些诗作题句，记事述怀，是一位好学多思、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年是王先生 90 华诞，敬祝王鸿祯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长青。
高中化学课程是现行高中化学课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修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衔接必修课程,具有重要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高一化学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高一化学小论文篇1 浅谈高中化学教学情境创设 学习是师生交流互动的活动,传统的化学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接受和机械练习为辅，学生的课业负担加重,个性和特长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它要求学生由原来的“接受式学习”转变为“探究式学习”，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在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就是将化学知识与学生实际感受有机的结合,呈献给学生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教学背景，它可以是现实生产、生活材料，也可以是本学科的问题，还可以是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等。这样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而且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因此，我们创设的教学情境应当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出发，充分挖掘各种情境资源，为课堂教学创设出生动活泼的学习情境，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新奇性、生动性、形象性和实效性，从而激发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以促进知识的主动意义建构以及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和谐发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创设化学教学情境的基本要求 真实的情境不仅拥有认知上的价值，而且它最接近于学生的生活体验，能调动他们全部的感受力和过去生活中的经验。真实的情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和应用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此，要保证化学教学的实效性，首先要确保化学教学情境的实效性。 1、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是情境的创设者，首先，教师自身必须要积累(最好保存在大脑里以便随时调用)大量化学史料、生活事件、社会热点等情境素材。因此教师平时要多途径地阅读化学史料，多留心生活中与化学有关的事件，多关注新闻报道、《探索·发现》中与化学有关的内容。其次，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深层次的东西，反复思考，这样才能创设出与教材内容相一致的情境。最后，教师要充分关注学生的直接经验和知识层次，等各方面信息，关注学生的直接经验反过来可以指导老师创设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情境;熟悉学生的知识层次可以确定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创设让学生“跳一跳就能摘到桃子”的递进式问题情境，面向全体同学，让基础差的学生走得进去，基础一般的学生探得出来，基础好的学生探个明白。 教师是情境的“导游者”，在实施情境教学时，教师要充满激情，只有激情满怀，才能感染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动真情，说真话，讲真理，做真人;要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对学生的要求 学生是情境中的“游客”，是化学教学中的主体，因此要想充分领略化学课堂中的“无限风光”，首先，学生要在课前对教材进行必要的预习，预习可以让学生知道新课中知识的难易深浅，做到心中有数。其次 ，学生要在探究情境中努力参与体验，在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因为学生的参与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亢奋、激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学生或潜心思考，或积极争辩，或大胆陈述……通过种种途径，学生在知识技能上得到了发展，在过程中得到了体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得到了激发。 3、对课堂的要求 课堂是教学情境创设的“阵地”，说它是“阵地”是因为课堂是师生、生生交流互动思维较量的场所，是智慧火花的“摇篮”。当然，师生、生生要促成交流互动思维较量，前提是教师创设了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教学情境，有了这样一个情境，学生才能主动“闯入”情境，进行“寻宝式”的探索。其次，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要建立起平等对话，畅所欲言。通过这些，我们的课堂才会焕发生命活力。 二、化学教学情境创设的方法 1、以生活创设情境 ，激起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化学 化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包含化学。以生活创设情境，既可以让学生感到化学学习贴近生活，增强化学的亲近感,又能让学生感到化学学习最终为生活服务，增强学生的实践意识。 [案例1]：人教版 化学必修1关于氮的氧化物的导课片段 教师：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颗平静的心。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去聆听一种大自然的声音。 学生：静静地坐在那儿，期待的眼神…… 教师：播放声音《雷声》 雷声：由远至近，由轻到响，突然一声霹雳巨响，振聋发聩，顿时，幻灯片上出现一张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的图片，再自然地引出“新疆魔鬼谷”和“雷雨发庄稼”两个情境。 通过这样一种用“雷声”创设的情境来导课，使学生快速进入学习情境，身临其境，从而触景生情，起到了“先声夺人”的导课效果。 生活中包含了大量化学知识和情境，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创设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还能增强学生更加关注生活中各种化学问题的意识，引发学生对生活中的化学现象的思考。 2、以实验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过程，感受科学探索带来的无穷乐趣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验是化学学习的灵魂。在教学中，可以针对某个问题、某个环节精心设计实验，改变沉闷的气氛，活跃学生的思维，使课堂生动有趣。 [案例2]：在一支试管中加入几粒锌粒，倒入几毫升稀硫酸，让学生观察现象;另取一弯成螺旋状的铜丝深入到硫酸中并与锌粒接触，让学生观察现象。当学生观察到当铜丝插入后，铜丝上有气泡冒出时，实验现象与学生的原有知识发生认知冲突，学生的学习热情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 3、通过化学史实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化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历史，也是教学情境创设的优质素材。在教学中插入一些化学家的故事、物质发现的小故事等，将会激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案例3]法拉第对生产照明用的煤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油状液体(长期无人问津)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果发现了苯。法国化学家日拉尔等人确定了苯的相对分子质量为78，分子式为C6H6，苯分子中的含碳量如此之高令学家感到惊讶，如何确定它的结构式呢?学生 的学习热情会被较好的调动起来 4、通过科普故事创设教学情境，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中学生受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而在我们奇妙的世界上，众多和化学相关的故事，对中学生更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案例4]原电池教学情境设计： 格林太太有一口整齐的牙齿，但其中镶有两颗假牙：一颗是黄金的这是格林太富有的象征;一颗是不锈钢的这是一次车祸留下的痕迹。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打从车祸以后，格林太太经常头疼、夜间失眠、心情烦躁„„尽管一些国际上知名的专家教授绞尽脑汁，但格林太太的病症未有丝毫的减轻，而且日趋严重„„她的病真的没有办法治吗?后来，一位化学家为格林太太揭开了病因。问化学家发现了什么呢? 5、通过社会热点创设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关注化学与社会的关系 化学与社会紧密相连，与社会生产及生命、环境等方面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如能源、材料、粮食等多方面，臭氧层的作用和保护，二氧化碳的功与过，酒精燃料、氢气、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利用，新型复合材料的研制和生产应用等。我们可以利用社会的热点问题提取素材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5]生活中的优质保鲜膜和劣质保鲜膜的鉴别，引入对聚乙烯和聚氯乙烯的学习。 三、化学教学情境创设应注意的问题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探究知识的思维过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 一个好的问题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教师应努力创设一种适合学生探索、发现并构建新知识的问题情境，以唤醒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和智慧，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 1.问题情境的设计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知识的迁移形成。既要让学生通过思考能够体验成功，又要具有一定的目标取向，如一些能形成认知冲突、引起争论，能化抽象为形象、化难为易，能将认知一步步引向深入的问题等，去引导学生思维和探究。 2.问题情境的设计要有层次。如果问题太简单，没有“嚼头”，学生就提不起学习的兴趣;相反，问题若太难，学生的思维无法层层递进，即使充满解决问题的信心，但最后仍将被迫放弃，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所以，问题的梯度和难度要适中，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能让学生“力所能及”地加以解决，以利于知识的再现和正迁移。 3.问题情境的设计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教学的根本，问题的设计要重在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从不同途径、用不同方法去探索;或启发学生打破常规，运用新思路、新方法去分析解决;或提供充分的感性材料，诱导学生对事物表象的分析以认识其实质，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和谐向上，具有民主气氛的氛围。这样学生才敢问，另外教师要鼓励学生提问，从不敢问到大胆问，从简单的问题到有一定质量的问题，在问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学生思维的不断发展。我们要让问题走进学生的头脑，对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提问训练，这样就会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也就会训练学生的思维。对于教师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开放性，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也可以穿插其它学科的知识设计。如，“如何用精盐和水为反应物，在家庭条件下设计一个实验方案，制取家用消毒液?”“含有10个电子的粒子有哪些?”“用Cu为源料来制取CuO的方案有哪些，最好的是哪个?”等等。开放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引发性，有抛砖引玉的功能，可以启迪学生的思维。 4.问题情境的创设要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究的问题不仅仅来源于书本，也来源于学生接触的社会生活实践” 。许多司空见惯的生活与生产实际，蕴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但学生往往不善于加以联系。教师要多挖掘一些与生产、生活实际乃至科技前沿相关的素材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在特定背景中进行建构认知活动” ，学用结合，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强化科学、技术、社会的教育，促进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问题情境的创设要重在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和指导科学探究方法，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科学探究能力。创设问题情境，一方面，要从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入手，着眼于探究学习方法的启迪与指导，使学生会学习、会探究，发展终身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要营造宽松的氛围，让学生提出不同见解甚至是错误见解，使学生敢质疑、善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科学探究能力。 高一化学小论文篇2 试谈绿色化学 引言 世界化学化工产品已达到7万种之多，化工总产值约1万亿美元(中国约5000亿人民币)。化学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并在控制疾病、延长寿命，增加农作物品种和产量，在食物的储存和防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生产、使用这些化学产品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废物，污染了环境，全世界目前每年产生的3亿至4亿吨危险废物(中国化学工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分别占全球工业排放总量的，，)，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所以，在现今社会中，一提起“化学”，很多人都要紧皱双眉。其实，这完全是因为对“化学”这门科学缺乏全面认识而造成的一种误解，只要你留心地观察和仔细地思考一下，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战胜疾病等方面，化工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药品的发展有助治愈不少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聚合物科技创造新的制衣和建造材料;农药化肥的发展，控制了虫害，也提高了生产。样样都离不开化学家的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化学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已成为21世纪人类环境问题的科学挑战。 正文 一、 概念 化学品的生产、使用与处理，给环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起初人们试图通过减少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来解决污染问题，而后又通过法规来对废弃物进行管理。现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最佳的环境保护方法是从源头上防止污染的产生，而不是产生后再去治理。1991年，美国化学会提出了“绿色化学”的概念，作为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绿色化学(Green Chemistry)，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化学问题，是一门从源头阻止污染的化学，是国计民生急需解决的热点研究领域。 二、 绿色化学定义 绿色化学是一种以保护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生产化学产品的最新科技成果，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 绿色化学概念从一提出来，就明确了它的现代内涵，是研究和寻找能充分利用的无毒害原材料，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在各环节都实现净化和无污染的反应途径。 1) 绿色化学主要特点： 1. 充分利用资源和能源，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 2. 在无毒、无害的条件下进行反应，以减少废物向环境排放; 3. 提高原子的利用率，力图使所有作为原料的原子都被产品所消纳，实现“零排放”; 4. 生产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社区安全和人体健康的环境友好的产品。 2) 绿色化学的涵义： 1. 减量(Reduction)。既节省资源，减少“三废”的排放。 2. 重复使用(Reuse)。既是降低成本的需要，又是减废的需要，诸如 化学过程中催化剂，载体等。 3. 回收(Recycling)。可以有效实现“省资源、少污染、减成本”要 求，如回收未反应原料、回收副产物、回收助溶剂、催化剂、稳定 剂等非反应试剂。 4. 再生(Regeneration)。变废为宝，节省资源、能源，减少污染， 如离子交换树脂、磺化煤等。 5. 拒用(Rejection)。指对一些无法代替，又无法回收、再生和重复使 用、有毒副作用、污染作用的原料，拒绝在化学过程中使用。 三、 绿色化学的基本原理 三、 绿色化学的基本原理 1) 绿色化学的12项原则： 1.原子经济性。 2. 只要可行，应尽量采用毒性小的化学合成路线。 3.更安全的化学品的设计应能保留其功效，但降低毒性。 4.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辅助物质(如溶剂 分离剂等)，如用时应是无毒的。 5. 防止污染的产生优于治理产生的污染。 6. 应考虑到能源消耗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并应尽量少地使用能源。 7. 原料应是可再生的，而非将耗竭的。 8.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衍生化步骤。 9. 催化性能试剂(有尽可能好的选择性)优于当量试剂。 10. 化工产品在完成其使命后，不应残留在环境中，而能降解为无害的 物质。 11. 在化学转换过程中，所选用的物质和物质形态应尽可能地降低发生 化学事故的可能性。 12. 在化学转换过程中，所选用的物质和物质形态应尽可能地降低发生 化学事故的可能性。 2) 对本原则的理解： 1. 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化学研究和化工生产中经常采用有毒、有害的原料，如剧毒的光气、氢氰酸、苯类、醛类等原料和中间体，它们严重地污染环境并危害人类的健康。为了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全，需要用无毒无害的原料代替它们来生产所需的化工产品这是绿色化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2. 采用无毒、无害的催化剂。采用新型、高效、对环境友好、可回收的催化剂，可以提高反应的选择性，并避免副产物的生成，提高原子的利用率，减少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排放。 3. 采用无毒、无害的溶剂。大量的与化学品制造相关的污染问题不仅来源于原料和产品，而且源自在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物质。最常见的是在反应介质、分离和配方中所用的溶剂。当前广泛使用的溶剂在使用过程中有的会引起地面臭氧的形成。有的会引起水源污染。因此。需要限制这类溶剂的使用。 四、 绿色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即经济的发展必须和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是：“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其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合理地保护和改善环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是由于不合理的发展破坏了环境所致，而合理的发展又为治理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和资金 绿色化学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绿色化学提出全新产生绿色化学技术及驱动机制，从而提高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它首先给人类 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积极影响，控制污染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促进作用;它其次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调节和制约的保护作用，它能够不断调整和平衡资源的有序开发和综合利用，制约利用资源的速度和规模，扬长避短，变害为利，减少和克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给自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保护濒临灭绝物种和不断减少使用资源，使人类社会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再次绿色化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观察和监测的规划作用，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等等环境问题，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努力，而绿色化学的功能恰恰能够不断地观察和监测全球发展的表现和动向，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发展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智力支持，从而形成有效的规划蓝图。由此可见，绿色化学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完整的体系和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绿色化学彻底抛弃了“先发展、后治理”，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进而采用绿色的与环境友好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堵住污染的产生，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污染，满足了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条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治理和节约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 绿色化学的发展方向 从绿色化学的目标来看有两方面必须重视：一是开发以“原子经济性”为基本原则的新化学反应过程，另一个是改进现有化学上业，减少和消除污染。 发展方向如下： 1. 新的化学反应过程研究。 2. 传统化学过程的绿色化学改造。 3. 能源中的绿色化学问题和洁净煤化学技术。 4. 资源再生和循环使用技术研究。 5. 综合利用的绿色生化工程。如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煤的脱硫、微生物造 纸以及生物质能源等的研究。 结束语 展望21世纪，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继续发展，人口还要增加，对化学工业的需求也将增多，而传统化学工业虽在农药、聚合物、材料科学、去污剂、石油添加剂、水处理、废物处置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环境污染，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而人民群众对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又越来越强烈。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加快经济建设，决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决不能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样代价太大”，“建设项目必须实行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规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防止资源浪费”。绿色化学以其“原子经济性”为基本原则，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防止浪费，另一方面实现“零排放”，达到不污染环境的效果。因此，它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未来生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只要我们提高科技水平，用好绿色化学技术，搞好搞活我国经济，使我们祖国的水更清，天更蓝，山川更秀美，营建人类的美好家园。 猜你喜欢： 1. 高中化学小论文 2. 有关高中化学小论文范文 3. 高一化学论文范文 4. 高中化学教学小论文范文 5. 浅谈高中化学论文范文
分析化学发展史摘要]分析化学始于一些分析检验的实践活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分析检验工作。16世纪,化学反应广泛地应用于湿法分析。18世纪中叶,重量分析法使分析化学由单纯的定性分析迈入了定量分析的时代。到了19世纪,定性分析趋于完善,定量分析的各种方法也相继出现并不断发展。分析化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被称之为经典分析化学。20世纪以来,在经典化学不断充实、完善的同时,仪器分析也迅猛发展,并且在分析化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关键词]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在化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世纪,甚至古代,人们已开始从事分析检验的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来源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如为了冶炼各种金属,需要鉴别有关的矿石;采取天然矿物做药物治病,需要识别它们。这些鉴别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古人首先注意和掌握的当然是它们的外部特征。如水银又名“流珠”,“其状如水似银”,硫化汞名为“朱砂”、“丹砂”等都是抓住它们的外部特征。人们初步对不同物质进行概念上的区别,用感官对各种客观实体的现象和本质加以鉴别,就是原始的分析化学。在制陶、冶炼和制药、炼丹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对矿物的认识便逐步深化,于是便能进一步通过它们的一些其他物理特性和化学变化作为鉴别的依据。如中国曾利用“丹砂烧之成水银”来鉴定硫汞矿石。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很自然地就会产生控制、检验产品的质量和纯度的需求,于是产生了早期的商品检验工作。在古代主要是用简单的比重法来确定一些溶液的浓度,可用比重法衡量酒、醋、牛奶、蜂蜜和食油的质量。到了6世纪已经有了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基本相同的比重计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又促进了货币的流通,高值的货币是贵金属的制品,于是出现了货币的检验,也就是金属的检验。古代的金属检验,最重要的是试金技术。在我国古代,关于金的成色就有“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的谚语。在古罗马帝国则利用试金石,根据黄金在其上划痕颜色和深度来判断金的成色。16世纪初,在欧洲又有检验黄金的所谓“金针系列试验法”,这是简易的划痕试验法的进一步发展。16世纪,化学的发展进入所谓的“医药化学时期”。关于各地各类矿泉水药理性能的研究是当时医药化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研究促进了水溶液分析的兴起和发展。1685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兼化学家R·波义耳(Boyle,1627-1691)编写了一本关于矿泉水的专著《矿泉的博物学考察》,相当全面地概括总结了当时已知的关于水溶液的各种检验方法和检定反应。波义耳在定性分析中的一项重要贡献是用多种动、植物浸液来检验水的酸碱性。波义耳还提出了“定性检出极限”这一重要概念。这一时期的湿法分析从过去利用物质的一些物理性质为主,发展到广泛应用化学反应为主,提高了分析检验法的多样性、可靠性和灵敏性,并为近代分析化学的产生做了准备。18世纪以后,由于冶金、机械工业的巨大发展,要求提供数量更大、品种更多的矿石,促进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分析化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以矿物、岩石和金属为主,而且这种研究从定性检验逐步发展到较高级的定量分析。其中干法的吹管分析法曾起过重要作用。此法是把要化验的金属矿样放在一块木炭的小孔中,然后以吹管将火焰吹到它上面,一些金属氧化物便熔化并会被还原为金属单质。但这种方法能够还原出的金属种类并不多。到了18世纪中叶,重量分析法使分析化学迈入了定量分析的时代。当时著名的瑞典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贝格曼(Torbern Bergman,1735-1784)在《实用化学》一书中指出:“为了测定金属的含量,并不需要把这些金属转变为它们的单质状态,只要把他们以沉淀化合物的形式分离出来,如果我们事先测定沉淀的组成,就可以进行换算了。”到了19世纪,新元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之矿物组成复杂,湿法检验若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周密的检验方案,想得到确切的检验结果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德国化学家汉立希(PfaffChristian Heinrich,1773-1852)在他1821出版的一书中指出:为了使湿法定性检验的问题简单化和减少盲目性,应进行初步试验。1829年,德国化学家罗塞(Hoinrich Rose ,1795-1864)首次明确地提出并制定了系统定性分析法。1841年德国化学家伏累森纽斯(Carl Remegius Frese-nius,1818-1897)改进了系统定性分析法,较之罗塞的方案使用的试剂较少。后来又得到美国化学家诺伊斯(Arthur )的进一步精细研究和改进,使定性分析趋于完善。同一期间,定量分析也迅猛发展。由伏累森纽斯对各种沉淀组成的测定结果和今天的数据加以对比,可以看出重量分析法到了伏累森纽斯时期已经非常准确。他当年研究的某些测定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其精确度也很可靠。他还对一系列复杂的分离问题如钙与镁、铜和汞、锡和锑等的分离都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他还将缓冲溶液、金属置换、络合掩蔽等手段用于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过滤技术的改进,有机沉淀剂的应用,加热、净化、重结晶、高精度分析天平等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使重量分析的精确度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但这种方法操作手续繁琐,耗时长,这就使得容量分析迅速发展。根据沉淀反应、酸碱反应、氧化-还原反应及络合反应的特点,相应出现了沉淀滴定、酸碱滴定、氧化-还原滴定及络合滴定的容量分析法。法国物理学家兼化学家盖吕萨克(Gay-Lussac,1778-1850)应该算是滴定分析的创始人,他继承前人的分析成果对滴定分析进行深入研究,对滴定法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对提高准确度方面做出了贡献,他所提出的银量法至今仍在应用。在各种滴定法中,氧化-还原滴定法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碘量法在该世纪中叶已经具有了今天我们沿用的各种形式。1853年赫培尔(Hempel)应用高锰酸钾标准溶液滴定草酸,这一方法的建立为以后一些重要的间接法和回滴法打下了基础。沉淀滴定法则在盖吕萨克银量法的启发下,继续有了较大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莫尔提出的以铬酸钾为指示剂的银量法,这便是广泛应用于测定氯化物的“莫尔法”。1874年伏尔哈特()提出了间接沉淀滴定的方法,使沉淀滴定法的应用范围得以扩大。络合滴定法在该世纪的中叶,借助于有机试剂而得以形成,且有较大进展。酸碱滴定法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指示剂进展不大,直到19世纪70年代,酸碱滴定的状况仍没有重大改变。只是当人工合成指示剂问世并开始应用后,由于它们可在一个很宽的pH范围内变色,这才使酸碱滴定的应用范围显著地扩大。滴定分析发展中的另一个方面是仪器的设计和改进,使分析仪器已基本上具备了现有的各种形式。因而,这一时期堪称为滴定分析的极盛时期。直到19世纪末,分析化学基本上仍然是许多定性和定量的检测物质组成的技术汇集。分析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很多分析家认为是以著名的德国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ilholnOstwald,1853-1932)出版《分析化学的科学基础》的1894年为新纪元的。20世纪初,关于沉淀反应、酸碱反应、氧化-还原反应及络合物形成反应的四个平衡理论的建立,使分析化学家的检测技术一跃成为分析化学学科,称之为经典分析化学。因此,20世纪初这一时期是分析化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20世纪以来,原有的各种经典方法不断充实、完善。直到目前,分析试样中的常量元素或常量组分的测定,基本上仍普遍采用经典的化学分析方法。20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和科研的发展,分析的样品越来越复杂,要求对试样中的微量及痕量组分进行测定,对分析的灵敏度、准确度、速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一些以化学反应和物理特性为基础的仪器分析方法逐步创立和发展起来。这些新的分析方法都是采用了电学、电子学和光学等仪器设备,因而称为“仪器分析”。仪器分析所牵涉到的学科领域远较19世纪时的经典分析化学宽阔得多。光度分析法、电化学分析法、色层法相继产生并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分析化学的发展要受到物理、数学等学科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开始对其它学科作出显著贡献,这是分析化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70年代以后,分析化学已不仅仅局限于测定样品的成分及含量,而是着眼于降低测定下限、提高分析准确度上。并且打破化学与其它学科的界限,利用化学、物理、生物、数学等其它学科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方法、技术对待测物质的组成、组分、状态、结构、形态、分布等性质进行全面的分析。由于这些非化学方法的建立和发展,有人认为分析化学已不只是化学的一部分,而是正逐步转化成为一门边缘学科———分析科学,并认为这是分析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革命。目前,分析化学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它的发展同现代科学技术的总发展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对分析化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向分析化学输送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使分析化学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电子计算机与各类化学分析仪器的结合,更使分析化学的发展如虎添翼,不仅使仪器的自动控制和操作实现了高速、准确、自动化,而且在数据处理的软件系统和计算机终端设备方面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作为分析化学两大支柱之一的仪器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常量组分的精确分析仍然主要依靠化学分析,即经典分析。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部分内容互相补充,化学分析仍是分析化学的一大支柱。美国Analytical Chemistry杂志1991年和1994年两次刊登同一作者的长文“经典分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强调重视经典分析的重要性。1] 余新武,张志钢,罗玉梅. 化学的发展史与环境的关系[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3,(04) . [2] 张秉孝. 现代分析化学与发展动向[J]. 内蒙古石油化工 , 2001,(04) . [3] 王睿. 现代科技革命与分析化学[J]. 安徽化工 , 2004,(04) . [4] 王翔. 有机化学发展史概述[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3,(06) . [5] 孙玉彬,耿玉宏. 分析化学的发展与展望[J]. 滨州师专学报 , 2001,(02) . [6] 金钦汉. 试谈分析化学的明天[J]. 大学化学 , 2000,(05) . [7] 高鸿. 分析化学已发展到分析科学阶段[J]. 大学化学 , 1999,(04) . [8] 周南. 现代分析化学的内涵和新定义[J]. 理化检验.化学分册 , 2001,(01) . [9] 邓星亮. 化学发展史与自然辩证法[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1994,(06) . [10] 钟桐生. 分析化学进展[J]. 益阳师专学报 , 2002,(06) .
论文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论文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的在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化 学 发 展 史( 化工学院 x x x)摘要：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650年，炼丹术士和炼金术士们，在皇宫、在教堂、在自己的家里、在深山老林的烟熏火燎中，为求得长生不老的仙丹，为求得荣华富贵的黄金，开始了最早的化学实验。记载、总结炼丹术的书籍，在中国、阿拉伯、埃及、希腊都有不少。这一时期积累了许多物质间的化学变化，为化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化学史上令我们惊叹的雄浑的一幕。后来，炼丹术、炼金术几经盛衰，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它荒唐的一面。化学方法转而在医药和冶金方面得到了正当发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版了一些有关化学的书籍，第一次有了“化学”这个名词。英语的chemistry起源于alchemy，即炼金术。chemist至今还保留着两个相关的含义：化学家和药剂师。这些可以说是化学脱胎于炼金术和制药业的文化遗迹了。关键词：燃素化学；量子论；晶体化学自从有了人类，化学便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钻木取火，用火烧煮食物，烧制陶器，冶炼青铜器和铁器，都是化学技术的应用。正是这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类进步的标志。今天，化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古至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化学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哪些时期呢？远古的工艺化学时期。这时人类的制陶、冶金、酿酒、染色等工艺，主要是在实践经验的直接启发下经过多少万年摸索而来的，化学知识还没有形成。这是化学的萌芽时期。一、化学的来由化学的英文词为Chemistry，法文Chimie，德文Chemie，它们都是从一个古字、即拉丁字chemia，希腊字Xηwa(Chamia)，希伯莱字Chaman或Haman，阿拉伯字Chema或Kema，埃及字Chemi演化而来的．它的最早来源难以查考．从现存资料看，最早是在埃及第四世纪的记载里出现的．所以有人认为可以假定是从埃及古字Chemi来的，不过这个名字的意义很晦涩，有埃及、埃及的艺术、宗教的迷惑、隐藏、秘密或黑暗等意义。其所以有这些意义，大概因为埃及在西方是化学记载诞生的地方，也是古代化学极为发达的地方，尤其是在实用化学方面。例如，埃及在十一朝代进已有一种雕刻表示一些工人下在制造玻璃，可见至少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埃及已知道玻璃的制造方法了。再从埃及出土的木乃伊看，可知在公元前一、二千年时已精于使用防腐剂和布帛染色等技术。所以古人用埃及或埃及的艺术来命名“化学”。至于其它几种意义，可能因为古人认为化学是一种神奇和秘密的事业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缘故。中国的化学史当然也是毫不逊色的。大约5000－11000年前，我们已会制作陶器，3000多年前的商朝已有高度精美的青铜器，造纸、磁器、火药更是化学史上的伟大发明。在十六、十七世纪时，中国算得上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化学”二字我国在1856年开始使用。最早出现在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1856年出版的《格物探原》一书中。二、化学的几个发展阶段远古的工艺化学时期。这时人类的制陶、冶金、酿酒、染色等工艺，主要是在实践经验的直接启发下经过多少万年摸索而来的，化学知识还没有形成。这是化学的萌芽时期。炼丹术和医药化学时期。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650年，炼丹术士和炼金术士们，在皇宫、在教堂、在自己的家里、在深山老林的烟熏火燎中，为求得长生不老的仙丹，为求得荣华富贵的黄金，开始了最早的化学实验。记载、总结炼丹术的书籍，在中国、阿拉伯、埃及、希腊都有不少。这一时期积累了许多物质间的化学变化，为化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化学史上令我们惊叹的雄浑的一幕。后来，炼丹术、炼金术几经盛衰，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它荒唐的一面。化学方法转而在医药和冶金方面得到了正当发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版了一些有关化学的书籍，第一次有了“化学”这个名词。。燃素化学时期。从1650年到1775年，随着冶金工业和实验室经验的积累，人们总结感性知识，认为可燃物能够燃烧是因为它含有燃素，燃烧的过程是可燃物中燃素放出的过程，可燃物放出燃素后成为灰烬。定量化学时期，既近代化学时期。1775年前后，拉瓦锡用定量化学实验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开创了定量化学时期。这一时期建立了不少化学基本定律，提出了原子学说，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发展了有机结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为现代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相互渗透时期，既现代化学时期。二十世纪初，量子论的发展使化学和物理学有了共同的语言，解决了化学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化学又向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渗透，使蛋白质、酶的结构问题得到逐步的解决。这里主要讲述近二百多年来的化学史故事。这是化学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是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期。让我们一道去体验当年化学家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在近代化学史峰回路转的曲折历程中不倦跋涉，领略他们拨开重重迷雾建立新理论、发现新元素、提出新方法时的无限风光。三、化学学科在探索中成长化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尤其是它的边缘学科或者说是它的分支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物理化学、晶体化学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就眼下炒得过热的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共轭电场论等，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古往今来，有多少化学家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你想了解他们吗？化学名人风采将带您走近他们。燃素说的影响 。可燃物如炭和硫磺，燃烧以后只剩下很少的一点灰烬；致密的金属煅烧后得到的锻灰较多，但很疏松。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随着火焰的升腾，什么东西被带走了。当冶金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后，人们希望总结燃烧现象本质的愿望更加强烈了。1723年，德国哈雷大学的医学与药理学教授施塔尔出版了教科书《化学基础》。他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老师贝歇尔有关燃烧现象的解释，形成了贯穿整个化学的完整、系统的理论。《化学基础》是燃素说的代表作。施塔尔认为燃素存在于一切可燃物中，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来，同时发光发热。燃烧是分解过程：可燃物==灰烬+燃素金属==锻灰+燃素如果将金属锻灰和木炭混合加热，锻灰就吸收木炭中的燃素，重新变为金属，同时木炭失去燃素变为灰烬。木炭、油脂、蜡都是富含燃素的物质，燃烧起来非常猛烈，而且燃烧后只剩下很少的灰烬；石头、草木灰、黄金不能燃烧，是因为它们不含燃素。酒精是燃素与水的结合物，酒精燃烧时失去燃素，便只剩下了水。空气是带走燃素的必需媒介物。燃素和空气结合，充塞于天地之间。植物从空气中吸收燃素，动物又从植物中获得燃素。所以动植物易燃。富含燃素的硫磺和白磷燃烧时，燃素逸去，变成了硫酸和磷酸。硫酸与富含燃素的松节油共煮，磷酸（当时指P2O5）与木炭密闭加热，便会重新夺得燃素生成硫磺和白磷。而金属和酸反应时，金属失去燃素生成氢气，氢气极富燃素。铁、锌等金属溶于胆矾（CuSO4·5H2O）溶液置换出铜，是燃素转移到铜中的结果。燃素说尽管错误，但它把大量的化学事实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下，解释了冶金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燃素说流行的一百多年间，化学家为了解释各种现象，做了大量的实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材料。特别是燃素说认为化学反应是一种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物质的过程，化学反应中物质守恒，这些观点奠定了近、现代化学思维的基础。我们现在学习的置换反应，是物质间相互交换成分的过程；氧化还原反应是电子得失的过程；而有机化学中的取代反应是有机物某一结构位置的原子或原子团被其它原子或原子团替换的过程。这些思想方法与燃素说多么相似。舍勒和普里斯特里发现氧气的制法 ：令后人尊敬的瑞典化学家舍勒的职业是药剂师--chemist，他长期在小镇彻平的药房工作，生活贫困。白天，他在药房为病人配制各种药剂。一有时间，他就钻进他的实验室忙碌起来。有一次，后院传来一声爆鸣，店主和顾客还在惊诧之中，舍勒满脸是灰地跑来，兴奋地拉着店主去看他新合成的化合物，忘记了一切。对这样的店员，店主是又爱又气，但从来不想辞退他，因为舍勒是这个城市最好的药剂师。到了晚上，舍勒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他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他的实验研究中。对于当时能见到的化学书籍里的实验，他都重做一遍。他所做的大量艰苦的实验，使他合成了许多新化合物，例如氧气、氯气、焦酒石酸、锰酸盐、高锰酸盐、尿酸、硫化氢、升汞（氯化汞）、钼酸、乳酸、乙醚等等，他研究了不少物质的性质和成分，发现了白钨矿等。至今还在使用的绿色颜料舍勒绿（Scheele’s green）,就是舍勒发明的亚砷酸氢铜（CuHAsO3）。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在十八世纪是绝无仅有的，但舍勒只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直到1942年舍勒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他的全部实验记录、日记和书信才经过整理正式出版，共有八卷之多。其中舍勒与当时不少化学家的通信引人注目。通信中有十分宝贵的想法和实验过程，起到了互相交流和启发的作用。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对舍勒十分推崇，使得舍勒在法国的声誉比在瑞典国内还高。在舍勒与大学教师甘恩的通信中，人们发现，由于舍勒发现了骨灰里有磷，启发甘恩后来证明了骨头里面含有磷。在这之前，人们只知道尿里有磷。1775年2月4日，33岁的舍勒当选为瑞典科学院院士。这时店主人已经去世，舍勒继承了药店，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继续科学实验。由于经常彻夜工作，加上寒冷和有害气体的侵蚀，舍勒得了哮喘病。他依然不顾危险经常品尝各种物质的味道--他要掌握物质各方面的性质。他品尝氢氰酸的时候，还不知道氢氰酸有剧毒。1786年5月21日，为化学的进步辛劳了一生的舍勒不幸去世，终年只有44岁。舍勒发现氧气的两种制法是在1773年。第一种方法是分别将KNO3、Mg（NO3）2、Ag2CO3、HgCO3、HgO加热分解放出氧气：2KNO3==2KNO2+O2↑2Mg（NO3）2 == 2MgO+4NO2↑+O2↑↑2Ag2CO3==4Ag+2CO2↑+O2↑2HgCO3==2Hg+2CO2↑+O2↑2HgO==2Hg+O2↑第二种方法是将软锰矿（MnO2）与浓硫酸共热产生氧气：2MnO2+2H2SO4（浓）== 2MnSO4+2H2O+O2↑舍勒研究了氧气的性质，他发现可燃物在这种气体中燃烧更为剧烈，燃烧后这种气体便消失了，因而他把氧气叫做“火气”。舍勒是燃素说的信奉者，他认为燃烧是空气中的“火气”与可燃物中的燃素结合的过程，火焰是“火气”与燃素相结合形成的化合物。他将他的发现和观点写成《论空气和火的化学》。这篇论文拖延了4年直到1777年才发表。而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里在1774年发现氧气后，很快就发表了论文。普里斯特里始终坚信燃素说，甚至在拉瓦锡用他们发现的氧气做实验，推翻了燃素说之后依然故我。他将氧气叫做“脱燃素气”。他写到：我把老鼠放在‘脱燃素气’里，发现它们过得非常舒服后，我自己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又亲自加以实验，我想读者是不会觉得惊异的。我自己实验时，是用玻璃吸管从放满这种气体的大瓶里吸取的。当时我的肺部所得的感觉，和平时吸入普通空气一样；但自从吸过这种气体以后，经过好长时间，身心一直觉得十分轻快舒畅。有谁能说这种气体将来不会变成通用品呢？不过现在只有两只老鼠和我，才有享受呼吸这种气体的权利罢了。”普里斯特里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英国的利兹作牧师，业余爱好化学。1773年他结识了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他们后来成了经常书信往来的好朋友。普里斯特里受到好朋友多方的启发和鼓励。他在化学、电学、自然哲学、神学四个方面都有很多著述。1774年普里斯特里到欧洲大陆参观旅行。在巴黎，他与拉瓦锡交换了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正直的普里斯特里同情法国大革命，曾在英国公开做了几次演讲。英国一批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烧毁了他的住宅和实验室。普里斯特里于1794年他六十一岁的时候不得已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化学教授。美国化学会认为他是美国最早研究化学的学者之一。他住过的房子现在已建成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里斯特里奖章已成为美国化学界的最高荣誉。拉瓦锡和他的天平： 燃素说的推翻者，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原来是学法律的。1763年，他20岁的时候就取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并且获得律师开业证书。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家里很富有。所以拉瓦锡不急于当律师，而是对植物学发生了兴趣。经常上山采集标本使他对气象学也产生了兴趣。后来，拉瓦锡在他的老师，地质学家葛太德的建议下，师从巴黎有名的鲁伊勒教授学习化学。拉瓦锡的第一篇化学论文是关于石膏成分的研究。他用硫酸和石灰合成了石膏。当他加热石膏时放出了水蒸气。拉瓦锡用天平仔细测定了不同温度下石膏失去水蒸气的质量。从此，他的老师鲁伊勒就开始使用“结晶水”这个名词了。这次成功使拉瓦锡开始经常使用天平，并总结出了质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成为他的信念，成为他进行定量实验、思维和计算的基础。例如他曾经应用这一思想，把糖转变为酒精的发酵过程表示为下面的等式：葡萄糖 == 碳酸（CO2）+ 酒精这正是现代化学方程式的雏形。用等号而不用箭头表示变化过程，表明了他守恒的思想。拉瓦锡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表达方式的深刻含义，又具体地写到：“我可以设想，把参加发酵的物质和发酵后的生成物列成一个代数式。再逐个假定方程式中的某一项是未知数，然后分别通过实验，逐个算出它们的值。这样以来，就可以用计算来检验我们的实验，再用实验来验证我们的计算。我经常卓有成效地用这种方法修正实验的初步结果，使我能通过正确的途径重新进行实验，直到获得成功。”早在拉瓦锡出生之时，多才多艺的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就提出了质量守恒定律，他当时称之为“物质不灭定律”，其中含有更多的哲学意蕴。但由于“物质不灭定律”缺乏丰富的实验根据，特别是当时俄罗斯的科学还很落后，西欧对沙俄的科学成果不重视，“物质不灭定律”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1772年秋天，拉瓦锡照习惯称量了一定质量的白磷使之燃烧，冷却后又称量了燃烧产物P2O5的质量，发现质量增加了！他又燃烧硫磺，同样发现燃烧产物的质量大于硫磺的质量。他想这一定是什么气体被白磷和硫磺吸收了。他于是又做了更细致的实验：将白磷放在水银面上，扣上一个钟罩，钟罩里留有一部分空气。加热水银到40℃时白磷就迅速燃烧，之后水银面上升。拉瓦锡描述道：“这表明部分空气被消耗，剩下的空气不能使白磷燃烧，并可使燃烧着的蜡烛熄灭；1盎司的白磷大约可得到盎司的白色粉末（P2O5，应该是盎司）。增加的重量和所消耗的1/5容积的空气重量接近相同。”燃素说认为燃烧是分解过程，燃烧产物应该比可燃物质量轻。而拉瓦锡实验的结果却是截然相反。他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交给法国科学院。从此他做了很多实验来证明燃素说的错误。在1773年2月，他在实验记录本上写到：“我所做的实验使物理和化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将“新化学”命名为“反燃素化学”。1774年，拉瓦锡做了焙烧锡和铅的实验。他将称量后的金属分别放入大小不等的曲颈瓶中，密封后再称量金属和瓶的质量，然后充分加热。冷却后再次称量金属和瓶的质量，发现没有变化。打开瓶口，有空气进入，这一次质量增加了，显然增加量是进入的空气的质量（设为A）。他再次打开瓶口取出金属锻灰（在容积小的瓶中还有剩余的金属）称量，发现增加的质量正和进入瓶中的空气的质量相同（即也为A）。这表明锻灰是金属与空气的化合物。拉瓦锡进一步想，如果设法从金属锻灰中直接分离出空气来，就更能说明问题。他曾经试图分解铁锻灰（即铁锈），但实验没有成功。拉瓦锡制得氧气之后： 到了这年的10月，普里斯特里访问巴黎。在欢迎宴会上他谈到“从红色沉淀（HgO）和铅丹（Pb3O4）可得到‘脱燃素气’”。对于正在无奈中的拉瓦锡来说，这条信息是很直接的启发。11月，拉瓦锡加热红色的汞灰制得了氧气。在舍勒的启发下，拉瓦锡甚至制造了火车头大小的加热装置，其中心是聚光镜。平台下面是六个大轮子，以便跟着太阳随时转动。1775年，拉瓦锡的实验中心已从分解金属锻灰转移到了对氧气的研究。他发现燃烧时增加的质量恰好是氧气减少的质量。以前认为可燃物燃烧时吸收了一部分空气，其实是吸收了氧气，与氧气化合，即氧化。这就是推翻了燃素说的燃烧的氧化理论。与此同时，拉瓦锡还用动物实验，研究了呼吸作用，认为“是氧气在动物体内与碳化合，生成二氧化碳的同时放出热来。这和在实验室中燃烧有机物的情况完全一样。”这就解答了体温的来源问题。空气中既然含有1/4的氧气(数据来自原文），就应该含有其余的气体，拉瓦锡将它称为“碳气”。研究了空气的组成后，拉瓦锡总结道：“大气中不是全部空气都是可以呼吸的；金属焙烧时，与金属化合的那部分空气是合乎卫生的，最适宜呼吸的；剩下的部分是一种‘碳气’，不能维持动物的呼吸，也不能助燃。”他把燃烧与呼吸统一了起来，也结束了空气是一种纯净物质的错误见解。1777年，拉瓦锡明确地讥讽和批判了燃素说：“化学家从燃素说只能得出模糊的要素，它十分不确定，因此可以用来任意地解释各种事物。有时这一要素是有重量的，有时又没有重量；有时它是自由之火，有时又说它与土素相化合成火；有时说它能通过容器壁的微孔，有时又说它不能透过；它能同时用来解释碱性和非碱性、透明性和非透明性、有颜色和无色。它真是只变色虫，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它的面貌。” 这年的9月5日，拉瓦锡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划时代的《燃烧概论》，系统地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将燃素说倒立的化学正立过来。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逐渐扫清了燃素说的影响。化学自此切断了与古代炼丹术的联系，揭掉了神秘和臆测的面纱，代之以科学的实验和定量的研究。化学进入了定量化学（即近代化学）时期。所以我们说拉瓦锡是近代化学的奠基者。舍勒和普里斯特里先于拉瓦锡发现氧气，但由于他们思维不够广阔，更多地只是关心具体物质的性质，没有能冲破燃素说的束缚。与真理擦肩而过是很遗憾的。拉瓦锡对化学的另一大贡献是否定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辨证地阐述了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化学元素的概念：“如果元素表示构成物质的最简单组分，那么目前我们可能难以判断什么是元素；如果相反，我们把元素与目前化学分析最后达到的极限概念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现在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再加以分解的一切物质，对我们来说，就算是元素了。”在1789年出版的历时四年写就的《化学概要》里，拉瓦锡列出了第一张元素一览表，元素被分为四大类：简单物质，普遍存在于动物、植物、矿物界，可以看作是物质元素：光、热、氧、氮、氢。简单的非金属物质，其氧化物为酸：硫、磷、碳、盐酸素、氟酸素、硼酸素。简单的金属物质，被氧化后生成可以中和酸的盐基：锑、银、铋、钴、铜、锡、铁、锰、汞、钼、镍、金、铂、铅、钨、锌。简单物质，能成盐的土质：石灰、镁土、钡土、铝土、硅土。拉瓦锡对燃素说和其它陈腐观点的讥讽和批判是无情和激烈的。这使他在创建科学勋绩的同时得罪了一大批同时代和老一辈的科学家。在《影响世界历史的一百位人物》中，在许多有关历史、科学史、化学史的书籍中，作者都对拉瓦锡总是突出自己的人格特点进行低调的描述和评价，指责他在《化学概要》里没有提起舍勒和普里斯特里对他的启示和帮助。但我们得看到，拉瓦锡确实具有非凡的科学洞察力和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虽然不是他最先发现氧气的制法，但他通过制取氧气分析了空气的组成，建立了燃烧的氧化学说。氧气因此不同于其它气体，被赋予非凡的科学意义。拉瓦锡十分勤奋，每天六点起床，从六点到八点进行实验研究，八点到下午七点从事火药局长或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工作，七点到晚上十点，又专心从事他的科学研究。星期天不休息，专门进行一整天的实验工作。拉瓦锡28岁结婚时，他的妻子只有14岁。他们一生没有孩子，但生活非常愉快。她帮助拉瓦锡实验，经常陪伴在他身边。在拉瓦锡的著作里，有很多插图都是他的妻子画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三年后拉瓦锡被解除了火药局长的职务。1793年11月，国民议会下令逮捕旧王朝的包税官。拉瓦锡由于曾经担任过包税官而自首入狱。极左派马拉曾与拉瓦锡有过激烈的科学争论，心存嫉恨，便诬陷拉瓦锡与法国的敌人有来往，犯有叛国罪，于1794年5月8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对此，当时科学界的很多人感到非常惋惜。著名的法籍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瞬间把他的头割下，而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许长不出一个来。”这时，拉瓦锡正当壮年，是51岁。四、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中国运动医学杂志000124 基因工程也叫遗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是20世纪70年代在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基因工程就是在分子水平上，用人工方法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拼接和重新组成，然后通过载体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受体细胞，使外源DNA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产生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使之稳定地遗传给下代[1]。基因工程技术主要包括分离基因、纯化基因和扩增基因的技术，其核心是分子克隆技术。它能帮助人们从各种复杂的生物体中分离出单一的基因，并把它纯化，再把它大量扩增，用于研究。20多年来，基因工程技术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特别是限制性内切酶、DNA序列分析及DNA重组技术等三大技术的发现和应用，不仅把分子生物学提高到了基因水平，而且也把生物学与医学中的其他学科引上基因研究的道路，并取得了许多揭示生命秘密和生命过程的重大成就 ......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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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2)书画文化3)茶文化4)婚嫁文化5)酒文化6)饮食文化7)姓氏文化8)园林建筑文化
法制史论文—我国刑事制度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是世界上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地区。当然，我这里指的法制并不是现代所讲的成文法，乃至法典。只是说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的末期已经有一定规范。下面我将谈谈我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我从中得到的一些结论。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已经有了法制。当然法制并不代表着成文法，只是存在与当时社会比较适应的社会规范，当时主要是以习惯法和传统习俗为主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但是法制就是习惯法，由于当时的对与犯罪的习惯就是复仇，然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便成为了当时的刑事制度的主要形式。在现代人看来，这种简单的一命抵一命是一种野蛮的，血腥的手段，但是对与以前的无故杀人，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能给他们最大的约束的就是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部落的生活习性。这种表面上看来的血腥手段，恰恰是当时的争取公正的正义诉求，而并不具有厚实的那种征服，奴役或者压迫的强权性质。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我们以夏商为典型例子。我先来列举当时的主要的情况，政治上实行的是中外朝制度，经济仍然是农耕经济为主，关键是文化，因为立法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活动，所以当时的文化风格和立法的规范有极大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后期，那种神学观是非常浓重的，对与神当时的人单纯地抱怨一种敬畏（没有利用的心理），因此当时的立法思想;受天命制法，宗教神权色彩浓厚。可能大家觉得我写原始社会的末期的刑事制度没有明确地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区别，因为在我看来，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法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条理非常不明确，它调整的一个标准都是习惯法，就是说自由度非常大，而且其中的保障制度往往涉及到刑罚，所以在我看来，这种习惯法调整的社会中，判断它有没有刑事制度的性质，只有看有没有涉及刑罚。到了周朝，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制法的标准，西周有周公制礼，吕候制刑。礼作为习惯法的一种形式，是西周习惯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的制定，反映了西周立法的等级制度的精神。吕候对西周的刑事法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定9刑。9刑的基本精神在于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刑事犯罪。到了春秋，开始制定成文法。秦朝，封建制度建立，为了加强社会稳定，采取轻罪重罚的制度，显示了当时刑法文明的落后。以后还经历了诸多的朝代，刑事制度也经历了不断地反复，应当作为公法的刑法始终逃不出调整社会各个方面的规范的作用，这种跨界的调节，往往导致了刑罚的不公平和滥用。而且导致其他法律部门的畏缩在我看来古代一切的法律制度，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无不涉及到刑事制度的运用，在古代，刑即法。虽然在秦代以后把法律分成各个法律部门，可是却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部门独特的调节制度，而全部仍然运用刑事制度调整。这无疑是一种错误。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成熟，民众的法律意识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柏拉图说说：一个法律并不用多么有新意或多独特，因为在一个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民心中自然会有守法的意识，在一个没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民没有守法的意识，无论法律多新鲜，多独特，人民终会创造机会来违反。这无疑说明了，法律的有效运用，并不在于刑罚有多重，而在于人民对法律有一种敬畏，有一种敬仰，有一种信任，这3个情绪缺一不可。
不要选概念太大的题目，否则会不得要领。最好是找一个比较新、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少的题目，比较有开拓性。实践性的案例题目比纯理论的要简单些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bai，对中国法du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中国法制zhi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dao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这是上百度查的，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再下笔。我也是学法学的，我的文笔不好，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O(∩_∩)O哈哈~） 20
学术堂整理了六个方向好写的法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一）宪法方向1.以宪法修改为契机全面推进依宪治国2.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重大意义3.论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4.宪法宣誓制度评析5.推进合宪性审查6.论道路自信7.论制度自信（二）法律伦理方向1.论德法兼修2.论法律人的自律与他律3.大法官蜕变为大贪官的警示4.论法律人的美德培养5.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主要路径（三）物权法方向1.物权期待权与抵押权冲突的适用规则2.不动产买受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3.不动产事实物权4.让与担保的制度思考5.论流质契约的相对禁止6.商铺租赁权担保的体系定位与法律效力7.融资租赁（或售后回租）中租赁物之善意取得8.民法典编纂视角下动产担保物权对抗规则之重构（四）物权法相关方向1.论夫妻财产的潜在共有2.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及救济3.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力与不动产物权变动4.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产的规则适用（五）民法1.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2.人工智能的风险与法律规制3.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归责制度探讨4.数据的民法定位5.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6.个人信用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六）房地产法1.宅基地收回的制度困境与破解2.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