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其实是很好写的一篇文章，好好写吧，不要老是寄希望于网络，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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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版历史书P103--107（七上）可以借鉴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节度使在地方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利：军政大权一手掌握，同时还有征税的权利，皇帝缺乏对地方的控制。久而久之，地方节度使必然会有不臣之心。同时，天宝后期，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不理朝政，杨家亲戚多掌握大权，更是穷奢极欲，极力压榨民脂民膏，为地方节度使造反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节度使拥兵自重，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终威胁到了唐朝的统治。
说起大唐，我们会想到雄才大略、以人为镜的明君圣主；犯言直谏、心怀天下的治世文臣；开疆拓土、横跨西域的盖世武将。更不用说大唐还有一代女主武则天，红妆当国；有军神李靖北破胡虏，西定青海；有玄奘法师一心向佛，千里朝圣；有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民族和睦。 然而，唐王朝终究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晚年的大唐帝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一步步走向衰退，这一切的转折点，正是“安史之乱”。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碧妍从事唐代政治史、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改编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这本书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入手，借助对传世文献和地理资料的分析，重新解读安史之乱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令人耳目一新。 盛唐时期，兵强马壮，将星如云。为抵御边陲少数民族的进犯，唐玄宗任命了九位 节度 使、一位经略使守卫边境，史称 天宝 十节度，这些节度使统掌的军镇有保卫大唐的职责，也被成为藩镇。深受唐玄宗宠信的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掌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东、山西三个省，权势滔天。公元755年，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属下军士，发兵15万，举起反唐大旗，拉开了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此时唐王朝面临四重危机：安史之乱本身、吐蕃的趁火打劫、地方军队的壮大骄纵、唐玄宗和唐肃宗的政治斗争。本书别出心裁地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入手，选取了安史之乱中最重要的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大区域，细致的梳理了安史之乱后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走向。 一、安史之乱初期的主战场河南地区。 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王朝已经太平了数十年，战鼓声声惊破了大唐飞歌，叛军所到之处，守将多望风而降，唐玄宗被迫南逃。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发兵攻打河南。 局势逼迫唐玄宗南下四川，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却北上灵武称帝，导致当时的大唐有两个天子，父子两个派系间明争暗斗甚是激烈。一年后唐肃宗收复长安，在政治斗争中胜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个过程中，两位天子先后任命了七位河南节度使，前期四人来自唐玄宗派，后期三人来自唐肃宗派。安史大军攻打河南时，虽然大敌当前，历任河南节度使却忙着在两位皇帝之间站队，导致抗敌大任落到了官位偏微、又敢于舍生取义的地方将领张巡、许远身上。 睢阳城是河南的门户，一旦失守，叛军就能大举南下。在保卫睢阳的过程中，张巡、许远等地方将领带领几千守城军，对抗十几万叛军达十个月之久。城中弹尽粮绝，将士杀战马充饥，战马杀光了，就吃麻雀和老鼠。最终叛军攻进城中，睢阳失守，张巡等人被叛军杀害。三天后，当时的河南 节度使 张镐 才率军赶到，重新夺回睢阳。 二、关中地区防御吐蕃的京西北八镇。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中心，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谷地。为了防备虎视眈眈的邻居吐蕃，唐王朝在这一带布置了较强的军力。叛乱爆发后, 朝廷被迫抽调边防驻军参加平叛，这为吐蕃东侵大开方便之门。吐蕃先后侵占河西、陇右地区，又发兵长安。公元763年十二月, 吐蕃攻陷并占领了长安。 危急时刻，一代名将郭子仪临危受命，由于早已交出兵权，他自掏腰包招兵买马。先是派自己的孙子带兵不断侵扰吐蕃军队，又派人潜入长安，散布郭子仪亲率大军前来的消息。在其军事谋略的震慑下, 吐蕃军队惶恐不安，不战而走，全部撤出长安, 但此时大唐数代君臣苦心构筑的京西北边防体系已经彻底崩溃。 在和吐蕃的交锋中，唐朝政府一边应战，一边沿着重要的河流和交通要道设立了八个藩镇，它们互为犄角，成为异族和长安之间的屏障。最初用来重构京西北藩镇的，是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朔方军、西部的四镇北庭军和来自安史地盘的幽州军。 异族威胁逐渐减弱后，唐朝政府忌惮武将功高震主，一边打压关中藩镇旧的军事势力，一边培养了嫡系力量神策军。安史之乱后期，神策军开始屯驻于京西北，后逐渐遍布关中。 三、安史之乱的发源地河北 唐朝的河北，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三个省，安禄山是在河北发迹的，这里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粮饷和兵员。 然而，安禄山对河北的控制并不全面，也并不稳固。 北方的幽州一带驻军以骑兵为主，这支部队常年应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能征善战，安禄山对其控制非常牢固，这里的将领和军队成为他发动叛乱的中坚力量。 南部的滨海七郡属于内陆平原，守军多以民兵为主，安禄山对其并不重视。在叛乱初期，南部地区在中央朝廷和叛军之间多次转变立场，后来还在颜真卿等人的领导下成了地方勤王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不断地给安禄山制造麻烦。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安史之乱爆发时，他担任平原郡太守。河北有二十四个郡，除平原郡外都被叛军占领。正当安史叛军准备进攻长安时，颜真卿成功说服河北十七个郡归顺朝廷，在安禄山后院狠狠地放了一把火。 四、富庶的江淮地区。 北方的战争如火如荼时，南方也发生了一场动乱，史称“永王之乱”。 永王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少年丧母，由其兄长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抚养长大。唐玄宗逃亡四川途中，步步为营，一方面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战略要地的军政长官，一方面发布诏令，让三个儿子组织军政力量，与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共同平定叛乱。 这一明显用来牵制太子的诏令，引起了李亨和一些大臣的强烈不满。被点名三个儿子中，只有永王应诏，唐玄宗马上册命他为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他先出镇江陵，后顺长江东下，巡游江淮地区。 随着一路东行，唐玄宗、唐肃宗和永王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公元756年十二月，朝廷以永王李璘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率水师东巡为由，定其谋反，后下诏将永王“贬为庶人”。 在永王东行期间，诗人李白加入了永王阵营，作诗“南风一扫胡尘静，西望长安到日边，”以抒发渴望收复长安的志向。后永王被贬，李白也被流放。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史论，读起来却有推理小说的感觉，在作者对历史的梳理中，能感觉到隐藏在文字下的波涛汹涌。遭遇了安史之乱的唐朝看似政局不稳，藩镇割据，但表面的分裂遮掩不了它的政治光芒和时代价值。唐王朝的积极应对，不仅让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更深远的影响到了中国后续的历史进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毛泽东曾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作业题？？额，月长石临时写一篇给你？咳咳，言归正传，既然是近代历史人物，可以说一说曾国藩（PS：对于曾国藩，月长石买过人物传记，阅读后还是比较佩服的）曾国藩出生于清朝中后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名家曾子七十代孙。出身名门的曾国藩，本身却积极要求上进，通过读书考试，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虽然考取多次才中，然而他与同时代的洪秀全不同，屡败屡试也表现出曾国藩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也为后来他的湘军能战胜太平军打下了基础。曾国藩被誉为晚清名臣之首，与他对清廷乃至近代中国的贡献密不可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历任地方大员，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样的清朝地方最高官员。他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并成为洋务运动地方代表，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兴办起第一批近代工业，并派出第一批西方留学生，这些都为后来中国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在整顿吏治上，曾国藩认清了当时清廷的腐败堕落，主张改革官吏和军队，他的部队通常从乡民里选取，部队的将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儒生出身，这样的改革使得他的部队极具战斗力，清廷后来改编新军也是借鉴了曾国藩对部队的改革。在文化方面，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是晚晴“湘乡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书法大家，遵从理学而不盲从，从中总结精华，在攻占南京后，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并加以维修，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还有他的人格修养和治家之道，他推崇勤俭节约，反对腐败和浪费，在当时那种朝廷腐败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经验。 然而，人无完人，曾国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贡献巨大，然而，他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和评价。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曾国藩手段残忍，尤其是攻占南京后，对太平军大肆屠戮，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虽然主张洋务运动，但思想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忠君思想，这也使得洋务运动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无法改变清朝当时的状况；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表现出的妥协和退让，虽然符合当时清廷的主张，但却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成为其人生的污点；最重要的是，他在部队的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清廷军队因为腐败等原因导致战斗力低下，但也带来了“兵从属将”的问题--这也是后来袁世凯能掌控新军，以及北洋军阀政权产生的基础，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北洋军阀时代。 无论怎么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从他的身上，我们应当找到精华：笨鸟先飞，因为读书笨，多次考试才命中，但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很值得年轻人学习；能够接受新事务，也能够从传统中找寻精华，这种特点也应当被称赞。
长干行(李白)
曾国藩孝悌立家伦理思想分析
论文摘要： 曾国藩的家庭思想以孝为核心，他把孝悌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身可在外，孝思常存；兄弟之际，惟爱以德，在扬弃传统孝道的同时终身实践之，形成了既继承传统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孝思针对现代家庭伦理重心下移、“倒孝”现象严重的实际现状，曾国藩的孝悌伦理无疑有可借鉴之处。
论文关键词： 曾国藩 孝悌 立家之本
曾国藩，一位上颇有争议的晚清大儒．他极为赞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观点．加之深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优良传统的影响．他认为孝悌伦理乃是立家之本．他常告诫其兄弟子侄要“以孝立身．敬亲爱亲”．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孝悌”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躬行履践的规范．在其家信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达到数百封之多．这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准则的最可信的见证
一、“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曾国藩视孝友为家庭立足、和睦、延续之根本，在其“致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孝致祥”在他看来．孝友之家首条就是对长辈要奉养和敬爱．子孙对老人是否孝敬是得到吉祥还是遭到祸殃的最为灵验的事情。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曾国藩对“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深信不疑．他认为孝友为立家之本、齐家之宝．一家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相能．和睦相生．便生机盎然．其乐融融。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曾写信给诸弟说：“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一．．若诸第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昕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他指出：“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二、身可在外。孝思常存
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他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但对父母的孝是永远不能丢弃的仔细阅读曾国藩的家信，但凡给长辈的家信总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开头是孙男或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亲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结尾则多是“××谨禀”或“××谨呈”等这虽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晚辈对长辈殷切的孝心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几位弟弟写信到：“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竞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受．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他得知父亲因过多躬亲家事而身体不适时，马上写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愧居官位，服役以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尽早尽孝．以宽解父亲的疲劳曾同藩除了自己竭力尽孝以外．还兄弟子侄：“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
三、兄弟之际。惟爱以德
曾国藩对诸弟的情感和教育．都是围绕“德”进行的，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并且指出：“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在其家信中他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者，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者，是弟之罪”这些情真意切的表达中可见曾国藩把教诸弟进德视为己任．“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没有将德幻化，而是将德与孝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诸弟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孝。
曾国藩在给其兄弟的家书中谈到，如果自己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言，他说:“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由于曾氏家族做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族中尽管人丁繁多，但家庭和睦异常。“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闻抽埋及子侄辈和睦异常，科一、三、四有姜被同眠之风，甲三、五等亦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
四、曾国藩孝梯思想的现代价值
朱贻庭教授认为，探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应注意现代家庭伦理的“原源之辨’，。二此“原源之辨”对于曾国藩孝梯伦理的现代价值的探讨同样适用，上文对曾国藩孝梯伦理思想较为全面的梳理是“源”，而我国家庭在其结构、功能、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是“原”．面对现代家庭领域出现的种种伦理现象和问题．曾国藩孝悌伦理的“源”无疑是一种可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助于解决现代家庭巨变“原”所出现的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第一．爱戴父母，尊老敬长在曾国藩孝悌思想中．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最基本的精神．即对父母孝养的观点。他一生为官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深感愧疚。但他从没有忘记对父母的孝思．在给其诸弟子侄的信中。一再嘱托他们要孝养长辈；尽管他为官之初，非常 拮 据，但仍不忘给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寄甘旨之需，并叮瞩好服用之法：置袍褂以保冷暖，并告知收藏之法和穿着之方：延问健康等．他的这些孝养之法．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随着现代家庭结构逐渐走向核心家庭．家庭关系化及家庭观念的变化．对曾国藩的“孝”需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损其当损．益其当益他的养亲、敬亲、尊亲的思想必须加以肯定。不同的是．现代家庭是权利平等的成员通过血统关系联合起来的不同年龄的集体．父母和子女问的关系是民主、平等的。因此．现代所提倡的孝，是建立在父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孝．是亲子人格平等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它是现代家庭中调节亲子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老人得享天伦之乐的伦理保障。这就告诉人们。作为东方之美德的孝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天下为人子者最基本的德性
第二，长爱幼敬，同甘苦，共患难传统认为，在夫妻、亲子及兄弟三种主要家庭关系中．只有兄弟关系持续时间最长兄弟之间基于相同遗传基因．从小便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娱乐、劳作培养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认同和亲密情感，而同居共财的生活模式更强化了这种认同心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兄弟关系及其对家庭和睦的影响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非常重要，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他教兄弟读书明理、孜孜不倦；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诸弟感情之深、心胸之广、气量之大，令人感服。
家庭内部兄弟关系是一种平辈关系。具有较多的平等因素用以规范父子关系的“孝”．其“内衍”即是规范兄弟姐妹问的伦理关系“悌”．因此古人以“孝悌”为仁之本悌的具体内容即“兄友弟恭”。就是说兄长应该爱护弟幼．弟幼应当尊重兄长．兄弟和睦友爱。家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父子冲突，社会不允许因此而离父别居．解散家庭。夫妻冲突可以导致双方离异，但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的离去并不意味家庭崩溃。只有因兄弟冲突而分家，才真正标志着一个家庭的解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曾门长子的他在早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的上．并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就体现在教导诸弟上．从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从饮食起居到身体安康．无论是在官在军 ，无一不在他胸臆 中，他谆谆告诫家中诸弟：“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把“贵兄弟和睦”与“贵体孝道”一起看作是力挽家运的良策但由于兄弟乃平辈关系，相互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纲常制约．因而比其他家庭关系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一旦出现应“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现代家庭中，兄妹同胞间需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同胞友爱．不同于曾国藩以长幼秩序为前提的友爱．而必须贯彻平等的原则，更不能有性别歧视，重男轻女，既然一母同胞．男女同具骨肉深情．同样应该友爱相处。一人有难，大家支援，一人有喜，阖家同乐，兄友弟恭．姊爱妹敬．这样就可以促进家庭关系的融洽。增进家庭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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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器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可以说“关中本位政策”是北周、隋、唐的国本，而关陇士族集团则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士族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唐朝初期，此集团力量以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这一武力才智混一的精英集团励精图治开创一代贞观治世，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后来武则天当权，开始有意识的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严厉打击关陇士族集团，加之其自身衰腐，关陇士族集团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至玄宗朝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的工事宣告完成”至此“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殆尽，关陇士族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唐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上的力量强大起来，唐室也从此衰落。 武氏本不在关陇士族集团之内，而在她立后问题上自然会受到关陇士族集团的极力阻挠，但在借助长期受压抑的寒门庶族势力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山东豪杰集团军事力量（以李(世)绩为代表）的支持下，再加之高宗的懦弱，终于艰难的登上了后位。这就成为了她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因此关陇士族集团则必然受到打击。这既是武则天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关东、江左文武势力晋升的需要。 武周代唐后，她更欲“尽诛李唐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经过酷吏们的屠杀清洗，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士族集团元气大伤，寒门庶族势力迅速增强。“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着一个多世纪来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八百年后残余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 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佑四年(907)，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这一局面。
这两个整合下就有了
五代伶官史传
沈万三史料一则之研究
恩格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
都是一种科学工作，需要多年的冷静钻研。”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富可敌国，他经商的原始资金，或称“第一桶金”的来历，是深入研究沈万三时必然要提出，并且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数种说法中，“分财说”是被很多研究者肯定的。1990年代苏州首次发起当代沈万三研究 *** 所出专题论文集《江南巨富沈万三》、近年活跃于昆山周庄第二次研究 *** 所出专题论文集《周庄走出沈万三》两书中，皆有“分财说”研究论文，观点完全一致，作为论据所用的一则史料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则被人们如此青睐又反复运用的史料，就是所谓的《陆道判捐资》，其中云：“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为甫里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历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人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正是由于这位陆先生的巨资给了沈万三，沈万三才在经商道路上得以“起飞”。有些研究者还就此“分财说”作文进行细节性描写——“复述”《陆道判捐资》中说过的那些话，以坐实这个“沈万三秀”就是周庄沈富其人等等。
这则《陆道判捐资》出自《苏谈》一书，而《苏谈》关于苏州地方社会风情、名人逸事的记述在众多明清笔记里面是颇为有名的。因为作者杨循吉（1458年—1546年），是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弘治初辞官归里，是一个做官的文人。以一般人眼光看，杨循吉无疑是文化“资质”较好、可信度较高的一位封建士大夫；又因他是吴县人，对苏州掌故有亲见、亲历、亲闻的优势，就尤能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他离沈万三时期，不过晚百多年，在诸多明代笔记作者中，他算是靠前的一位了，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当然也应该很可靠。
所以，他这一条“分财说”笔记，不仅为当代沈万三研究者看重，而且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抄，如明《弘治吴江志》、明田艺蘅《留青札记》、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清《干隆吴江县志》，乃至周庄第一部镇志清干隆年间的《贞丰拟乘》等等，都是袭用照搬，作为信史使用。然而，事实却表明，杨循吉的这一记载是完全错误的！
明都穆辑录的《吴冢遗文》一书中载有陆德原墓志铭全文，让人们知道了杨循吉的这个错误。
原来，杨循吉所说的“陆道原”乃是“陆德原”读音的讹误，但这还是小错。
细读陆德原墓志铭可知，这个所谓的“陆道原”并非是杨循吉所言以“货甲天下”闻名的，而是一位热心教育的文化人士，他在家乡办甫里书院，并任院长，亦即杨循吉所称的“甫里山长”。这位“陆道原”还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后又任徽州路儒学教授。为修复徽州路学，元至元六年（1340年）他回苏州“购良材，募善工”时病逝于家，时“一子颐孙，始八岁，长女仲端赘徐元震， *** 周保，生甫三月”。所以，杨循吉称“陆道原”把财产分给沈万三，自己去做道士等等情节，都是想像出来的，或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是事实！
陆德原是长洲县人，杨循吉是吴县人，长洲、吴县两县同城而治，陆可称是杨的同乡先贤，但文化“资质”较好的杨循吉为何连百多年前同乡先贤的事都弄不清，而犯如此“低级错误”？认真分析陆德原墓志铭，再联系沈万三经商的经历和元末明初的社会现象，也许能找到原因。
陆德原回苏州“购良材”——买优质木材，必与商人联系，而沈万三就是著名商人，陆因此与沈有联系，做生意，甚至是做一笔大生意，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而外界不明真相，只知道陆、沈之间曾有过一笔资金来往之事，时间一长，知情人越来越少，内情就更说不清，最终衍生出陆向沈馈赠资财的“分财说”系列性情节。更重要的是，这种系列性情节还符合元末明初时出现的富人为避祸散财的社会现象。如当时的画家无锡人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依从亲朋生活。这双重原因，使得百多年后的杨循吉道听途说，还深以为然，未经考证，就贸然写进自己的书中，铸成错误！同样，也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得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公私著作的作者兴致勃勃地传抄这一错误信息！
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若能作深入、综合的分析，从这条错误信息中却也可能筛选出若干真实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沈万三的情况。
陆德原为徽州路儒学教授，元代徽州路辖境相当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江西婺源等地，山多林密，历来是出产木材的地方。现在到婺源旅游，有一个旅游内容就是看那里生长得绿意盎然的众多千年古树，可见徽州那地方的确不缺木材。但陆德原还是回苏州来“购良材”了，该怎样解密这一反常行动呢？
符合逻辑与事实的答案只能是一个——陆德原要买的是徽州不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良材”，即能为徽州路学做一些体面高档家具的贵重木材——如花梨木、紫檀木、格木之属。前二者都需从东南亚进口，或从海南、云南运进，是作高档家具的合适用材，紫檀木锉末入药，还可治疮毒；后者则产我国东南、西南地区，可供作船板、桅插等。这些木材都必须依靠海运或海外贸易才能来到苏州，这正好是沈万三的用武之地。
而且有多个记载说，沈万三家曾有巨型“铁梨木酒榨，每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铁梨木也是优质木材，产于东南亚，也产于我国云南、广西。沈万三做进口木材生意，顺便用优质木材为自家做家具、用具，以自炫其富，完全是可能的事情，也是合乎他巨商身份的事情。
按北京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说法，从我国进口花梨木、紫檀木等贵重木材的历史看，清代进口数量大，明代数量小，因而明代花梨木之类家具简朴，以节省木料，清代则繁复——进口的贵重木材多，工匠有充足的木料可用。而沈万三在元末就已做这一类贵重木材的进口生意，并用它们做用具！
另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元代进口货物清单，元代我国已进口花梨木、乌木等贵重木材。希望随着沈万三研究的深入发展，能发现更多、更确切的史料，用来研究、讨论沈万三作海外贸易这个问题。这完全可以成为今后沈万三研究的一个课题。
沈万三作海外贸易，到目前为止，只有明孔迩《云蕉馆纪谈》所说“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一条较为具体。但这种“具体”仍然很模糊，如若问沈万三何时“变为海贾”等问题，明代《云蕉馆纪谈》作者孔迩没有解答，其他人同样也回答不了，一直阙如。如若进一步问沈万三究竟是在哪些时间段里作海外贸易之类的问题，更是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够给出较为确切的回答。当代沈万三研究的两次 *** 也未能解开这个“闷葫芦”。
现根据陆德原元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材的记载，再加上上述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性分析，至少能产生一种答案，即沈万三至少在元至元六年（1340年），即他44岁时（关于沈万三这个年龄的由来，亦即沈万三生卒年问题，笔者已撰有专文讨论），已在作海运生意、海外贸易了。
而在此前17年，即元至治三年（1323年），朝廷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那年，沈万三27岁，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赶上了“利好”的最佳时机，“变为海贾”，是顺理成章的。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前期即是海上贸易的“超级大国”。至元后期顺帝朝（1333年—1368年），海上贸易更为开放，如出口物品品种增多、海舶泛海周期延长等，沈万三如鱼得水，国内外贸易双管齐下，产业越做越大。
接下来沈万三作为“海贾”的脉络似乎就比较清楚了。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建市舶司。此事可与沈万三海外贸易“连线”。
据明代《太仓州志》载，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张士诚是海边私盐贩子出身，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是能够充分认识的，所以刚在苏州立足，就先把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衙门成立。这也说明张士诚据吴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而是一直进行的。
张士诚据吴达十余年之久，这当是沈万三海外贸易的第二个春天，他与两个儿子一道，完全可能把当时东南地区的海外贸易重任担当起来。当时浙东沿海虽为方国珍控制，但沈万三作为老资格“海贾”与之合作良好，利益共沾，完全是情理中事。这样，沈万三在元末群雄割据的缝隙中，仍能全力进行海外贸易，通过近50年的努力，从而超过元代前期的海运巨富“朱（清）张（瑄）”，成为14世纪世界最大的海外贸易家更是可能的。
现苏州北寺内的一块浮雕画像石刻，共有100多位人物，雕刻细致，是元代石雕精品。昔年曾有学者推测，该碑应是沈万三遗迹。从上面分析，这位学者的意见是正确的，沈万三完全可能出资做这样的事，以感谢张士诚的支持。
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分析，还能有助于判断沈万三入明后的一些作为的合理性。
朱元璋1368年登基，国号大明。对照相关记载，开头几年，沈万三做“粮长”——自己积极纳税，并为朝廷征收赋税——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得到朱元璋口头表扬并请客吃饭嘉奖的同时，或许还继续进行海外贸易。但随着“抑商”与“片帆不许下海”等国策的逐步确立，沈万三的海外贸易也就慢慢停止了，沈万三是遵守大明王法的。所以，朱元璋治沈万三罪的时候，只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触犯法律的指控。
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者所言沈万三“犒军”获罪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与原由上，很多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说法甚至有错误。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似也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数十万朝廷军队平定云南后班师回朝，为庆祝国家统一，沈万三提出自己出资犒劳这支胜利之师。只是想不到这一拥军打算，捋了朱元璋的龙须，“为帝所忌”，沈万三最后因此“发戍云南”。
这一事件发生时，沈万三已是86岁老翁。很可能有人会质疑，年逾八旬的沈万三还能有心思提“犒军”？其实这样年龄的人，还是能做事的，且能做大事。不必远征其他例子，就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的“南北榜”案中，主角就是85翁翰林学士刘三吾。
刘三吾与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无一个北方人。北方举人们不服气，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令查考卷，北方人却还是没有及格的。又有人告发刘三吾等人嘱以不合格的考卷评阅，朱元璋大怒，杀白信蹈等人，刘三吾这年已85岁，免死充军边境。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录取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沈万三以86高龄翁，建议由他来“犒军”，是完全可能的。
沈万三财产籍没时，有记载说，资产总额达“二十万万”。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可惜的是，沈万三拥有这样巨大的商业资本，却不拥有这样的历史时机，但因此称他是当时的社会进步因素，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
杨循吉《陆道判捐资》这条记载是完全错误的，可以休矣。但是，他疏于考证，最终“忽悠”了自己，也“忽悠”了后人，这样的事例现在仍有告诫意义。再者，现在沈万三研究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第一手史料严重不足，究其原因是沈万三活跃的时间段都相当缺乏记载：元顺帝一朝无“实录”，海外贸易信息更是缺失；张士诚政权的全部资料毁于兵焚；沈万三遭受朱元璋打击后，其个人资料几删削殆尽，以至于明中期就有笔记作者不知道沈万三的名字！然而，对《陆道判捐资》这条记载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以大视野深入审慎地研究现有史料，还是可以得到若干合理、可靠信息的！
精进可以帮助沈万三在自己的工作中更好地完成任务，重视自己的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技能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增强自信心，做到更加投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此外，通过精进，沈万三可以更好地开拓思路，探索出更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增强团队合作意识，让团队更融洽，提升团队凝聚力和协作效率，真正做到为大众创造价值的目的。
沈万三获得六神还魂水的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沈万三得知六神还魂水的存在是通过他的师傅——天竺僧人的介绍。天竺僧人告诉沈万三，六神还魂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药物，可以让人在死亡的边缘重获新生，而这种药物只有在西域才能找到。其次，沈万三为了寻找六神还魂水，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最终来到了西域。在西域，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阿凡提的商人，阿凡提告诉沈万三，六神还魂水只有在一个叫做“白马寺”的地方才能得到。最后，沈万三在白马寺中，通过一系列的考验和挑战，终于得到了六神还魂水。他将六神还魂水带回中原，用它救活了许多人，并最终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总之，沈万三获得六神还魂水的过程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冒险的历程，但他最终成功了，并用六神还魂水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沈万三与聚宝门的传说 明代的南京城，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南贯秦淮，北带玄武，城周公里，规模盛大，气势磅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前两年，朱元璋就开始修筑城墙，营建皇宫。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登极，建元洪武，定都应天府。明代南京城墙的修筑1366年一直延续1386年，朱元璋用21年时间，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砖石城。南京城的修筑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钟山西南麓新筑宫城和改筑南唐以来的金陵城；第二阶段，向北拓宽旧城直到江边；第三阶段，建造聚宝门、三山门、通济门等主要城门，并新筑后湖城和各主要街道；第四阶段，建造外郭城。 在南京城修筑过程中，还有一个传说与富商沈万三有关。沈万三真名叫沈富，原籍吴兴南浔镇，元末明初大商人。明代洪武三年，沈万三晋见了朱元璋，从此出资帮助朱明王朝营建首都南京。他曾出巨资助建了明城墙正阳门、三山门、通济门和聚宝门等处以及廊房、街道、桥梁、水关、署邸等。据《明史》介绍，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1部（工部）、3卫（驻军卫所）、5省、28府、118个县，另有3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余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 沈万三与聚宝盆的故事，在南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据说明初建筑南京城南门(今中华门)时，砌起即塌，屡次修筑不成。有人说地下有水怪在作祟，向朱元璋献计，借用沈万三的“聚宝盆”，填在城坍处，城门才顺利建成，因而把此门称作“聚宝门”。据说当初向沈万三借聚宝盆时，朱元璋曾答应五更归还，后来为了永远不还宝盆，就下令京城内严禁打五更。沈万三“富可敌国”，遭到朱元璋的嫉妒和猜忌。后来，朱元璋找借口要杀沈万三，在马皇后的劝阻下，沈万三才免于一死，但被谪发戍边云南，家产被查抄一空。其实，聚宝门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城门外有一座聚宝山（今称“雨花台”）而得名。所谓“聚宝盆”一说，乃明、清两代好事者所编造的故事。 聚宝门现名“中华门”，是南京城垣十三个城门中最大、最雄伟的一个，城堡东西宽米，南北长128米，占地面积约万平方米。气势恢弘，结构复杂，建造坚固，设计巧妙。有三道瓮城，四道拱门，首道城门高米，各门原有双扇木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闸内有藏兵洞27个，战时用以贮备军需物资和埋伏士兵。东西两侧马道很宽阔，可用于运送军需物资，将领亦可策马直登城头。经历了600多年风雨沧桑的中华门，除木结构毁坏外，砖石结构基本完好。它宏大的规模和巍峨的雄姿，世所罕见，在我国城垣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军事角度上看，工事坚固，适宜攻守，是研究我国军事史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