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编辑本段河图洛书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编辑本段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碃鼎百刮知钙版水保惊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中华文明的起源一般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巍巍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渊源于黄河流域。这种说法当然对，但不全面，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和众多学者的多方论证，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区应分为三部分，它们是：一、河洛文化区位于黄河中上游。黄河中游是古代羌族居住地，最早一支为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后被奉为稷神。炎帝（即神龙氏）也属古代羌族。轩辕黄帝居黄河上游，属古戎狄部，后黄帝与炎帝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繁衍出世代的“炎黄子孙”这也是后来华夏民族（汉族）的主干部分。二、海岱文化区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居住着东方夷人各部，据说当时“夷有九种”，伏羲氏为“九夷”部落联盟首领，教人渔猎，始作八卦。接着发展起来的是蚩尤，他发明铜器，以金为兵。后来蚩尤被黄帝打败，夷人中的四部并入了华夏族，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民族最早、最重要的摇篮之一。三、江汉文化区位于南方长江流域，是古苗蛮族各部居住地。三苗是三个苗族部落，奉帝鸿为祖先，以蛇为图腾。最早培育出水稻，农业生产相当发达。而湖北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及影响所及，其农业生产水平和“陶祖”所反映的父权制的确立，都证明当时南方的江汉流域广泛存在过一个发达的苗蛮文化区。基回答采纳率:检举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1、《评辛弃疾的闲适词》《殷都学刊》1985年1期2、《<长生殿>主题矛盾辩》《殷都学刊》1985年4期3、《从柳宗元欧阳修的山水游记看其审美趣味的差异》《殷都学刊》1987年4期4、《苏辙史论散文的舒缓平和之美》 《殷都学刊》1987年4期5、《韩愈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比较》 《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6、《论苏颂》 《古籍整理》1988年3期7、《简论文艺创作心理功能》 《殷都学刊》1988年4期8、《胡适“五四”时期的新诗活动刍论》 《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1989年7期）9、《论陶渊明先生死观中的超脱与忧患》 《殷都学刊》1989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1990年1期）10、《试论创作动机》 《殷都学刊》1989年4期11、《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古籍整理》1990年4期12、《艾南英的文学理论》 《濮阳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4期13、《欧阳修碑铭文基本特征简论》 《殷都学刊》1991年3期14、《信行大师及其学说》 《殷都学刊》1992年1期15、《<耳谈>解读》 《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4期16、《古典戏曲大团圆现象新解》 《殷都学刊》1994年2期（人大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1994年7期）17、《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新解》 《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4期18、《说支遁》 《殷都学刊》1995年3期19、《赋体论略》 《语文知识》1995年9期20、《骈体论略》《语文知识》1995年10期21、《论谢朓在六朝诗歌演变中的贡献》 《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1期22、《评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 《殷都学刊》1996年3期23、《俞绍初教授学术成就述略》 《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1期24、《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解读》 《文献》1999年2期25、《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2期26、《赵逵夫<屈骚探幽>述论》 《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2期27、《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述评》 《书品》1999年4期28、《“走马川”不是“且末河”》 《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4期29、《“诗言志”复议》 《中州学刊》1999年6期30、《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6期31、《中国文学批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 《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1期32、《韩琦与<安阳集>》 《 殷都学刊》2000年1期33、《蔡琰作品研究的世纪回顾》 《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2期34、《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述评》 《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2期35、《中国文学批史课程教学改革新探》 《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5期36、《中国文学批评史统编教材修订琐议》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5期37、《顾炎武研究<昭明文选>的成就及不足》 《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2002年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2年11期）38、《<沈约研究>读札》 《书品》2001年6期39、《大学语文教研点滴》《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40、《关于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思考》《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1期41、《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3期42、《<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3期）43、《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 《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8期）44、《简评汉人对比兴的阐释》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2期45、《殷商甲骨刻辞文艺思想因素考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7期）46、《从几则佚文看先秦诸子的言辞观及其趋同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3期47、《先秦佚文考略》 《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10期）48、《上博馆藏战国楚简<诗论>简序复排与简文释读》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2辑》2003年12月49、《西周铜器铭文文学功能思想考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4年12期）50、《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 《中州学刊》2004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5年3期）51、《先秦文论佚文考辑》 《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7年3期）52、《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 《文学评论》2007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7年7期）53、《<孔子诗论>评<小雅>中两篇作品》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期54、《拯救“失语”赖诗文——由<牵着手走>所想到的》 《殷都学刊》 2009年6期55、《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特征》 《河南社会科学》 2010年6 期56、《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 《中州学刊》2010年6期57、《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新论》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58、《“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中州学刊》 2012年4期59、《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期60、《形象化与哲理性的完美交响——樊庆林散文艺术魅力论 》 《殷都学刊》2012年3期61、《“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中州学刊》 2012年4期62、《修辞立诚诚朴雄伟——读纪宝成先生<乐斋词>》 《社会科学辑刊》 2012年5期63、《生命意义的追问——樊庆林散文主题论》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期64、《技进乎艺艺进乎道——从<论书绝句>看启功的古书鉴定法》 《文艺研究》 2013年5期65、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对《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 《文学评论》2014年4期66、技进乎艺，艺进乎道 《文艺研究》2013年9期67、上博简《孔子诗论》“文亡隐意”说的文体学意义，载《文艺研究》2014年6期68、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载《文学遗产》2014年5期69、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载《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4期70、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载《复旦学报》2014年1期71、《孝经》的成书时代、作者及版本考论——以出土文献“郭店简” “上博简” “定县汉简”等为参照，载《国学研究》第33卷（2014年6月）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1、《评辛弃疾的闲适词》《殷都学刊》1985年1期2、《<长生殿>主题矛盾辩》《殷都学刊》1985年4期3、《从柳宗元欧阳修的山水游记看其审美趣味的差异》《殷都学刊》1987年4期4、《苏辙史论散文的舒缓平和之美》 《殷都学刊》1987年4期5、《韩愈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比较》 《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6、《论苏颂》 《古籍整理》1988年3期7、《简论文艺创作心理功能》 《殷都学刊》1988年4期8、《胡适“五四”时期的新诗活动刍论》 《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1989年7期）9、《论陶渊明先生死观中的超脱与忧患》 《殷都学刊》1989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1990年1期）10、《试论创作动机》 《殷都学刊》1989年4期11、《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古籍整理》1990年4期12、《艾南英的文学理论》 《濮阳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4期13、《欧阳修碑铭文基本特征简论》 《殷都学刊》1991年3期14、《信行大师及其学说》 《殷都学刊》1992年1期15、《<耳谈>解读》 《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4期16、《古典戏曲大团圆现象新解》 《殷都学刊》1994年2期（人大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1994年7期）17、《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新解》 《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4期18、《说支遁》 《殷都学刊》1995年3期19、《赋体论略》 《语文知识》1995年9期20、《骈体论略》《语文知识》1995年10期21、《论谢朓在六朝诗歌演变中的贡献》 《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1期22、《评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 《殷都学刊》1996年3期23、《俞绍初教授学术成就述略》 《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1期24、《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解读》 《文献》1999年2期25、《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2期26、《赵逵夫<屈骚探幽>述论》 《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2期27、《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述评》 《书品》1999年4期28、《“走马川”不是“且末河”》 《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4期29、《“诗言志”复议》 《中州学刊》1999年6期30、《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6期31、《中国文学批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 《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1期32、《韩琦与<安阳集>》 《 殷都学刊》2000年1期33、《蔡琰作品研究的世纪回顾》 《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2期34、《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述评》 《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2期35、《中国文学批史课程教学改革新探》 《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5期36、《中国文学批评史统编教材修订琐议》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5期37、《顾炎武研究<昭明文选>的成就及不足》 《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2002年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2年11期）38、《<沈约研究>读札》 《书品》2001年6期39、《大学语文教研点滴》《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40、《关于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思考》《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1期41、《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3期42、《<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3期）43、《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 《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8期）44、《简评汉人对比兴的阐释》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2期45、《殷商甲骨刻辞文艺思想因素考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7期）46、《从几则佚文看先秦诸子的言辞观及其趋同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3期47、《先秦佚文考略》 《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3年10期）48、《上博馆藏战国楚简<诗论>简序复排与简文释读》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2辑》2003年12月49、《西周铜器铭文文学功能思想考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4年12期）50、《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 《中州学刊》2004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5年3期）51、《先秦文论佚文考辑》 《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7年3期）52、《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 《文学评论》2007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古代文学卷，2007年7期）53、《<孔子诗论>评<小雅>中两篇作品》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期54、《拯救“失语”赖诗文——由<牵着手走>所想到的》 《殷都学刊》 2009年6期55、《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特征》 《河南社会科学》 2010年6 期56、《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 《中州学刊》2010年6期57、《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新论》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58、《“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中州学刊》 2012年4期59、《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期60、《形象化与哲理性的完美交响——樊庆林散文艺术魅力论 》 《殷都学刊》2012年3期61、《“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中州学刊》 2012年4期62、《修辞立诚诚朴雄伟——读纪宝成先生<乐斋词>》 《社会科学辑刊》 2012年5期63、《生命意义的追问——樊庆林散文主题论》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期64、《技进乎艺艺进乎道——从<论书绝句>看启功的古书鉴定法》 《文艺研究》 2013年5期65、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对《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 《文学评论》2014年4期66、技进乎艺，艺进乎道 《文艺研究》2013年9期67、上博简《孔子诗论》“文亡隐意”说的文体学意义，载《文艺研究》2014年6期68、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载《文学遗产》2014年5期69、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载《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4期70、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载《复旦学报》2014年1期71、《孝经》的成书时代、作者及版本考论——以出土文献“郭店简” “上博简” “定县汉简”等为参照，载《国学研究》第33卷（2014年6月）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河南人写的中华姓氏起源，虽然对所有姓氏有些牵强，但实例比其他的要多，很有参考价值：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一)黄帝族与姓氏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⑴颛顼族与姓氏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⑵帝喾族与姓氏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二)炎帝族与姓氏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三)东夷族与姓氏“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河洛文化根源性特征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可强化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对河洛文化的认同感,使之成为连结世界华夏儿女的感情纽带。
“狐死首丘”,“认祖归宗”,情急呼父母,痛急呼天地,重血缘,敬祖宗,重传统是人乃至个别动物的本性,更是中华民族的特性。甲骨文中“水其驭兹邑”,水淹都邑而商朝国君急呼祖宗:“其为我家祖辛佐王,其为我家祖乙佐王”乞求祖先保佑;《诗经大雅云汉》中周朝遭遇大旱,周王亦同样呼喊父母和祖先,不要忍心抛弃子孙:“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讲。光宗耀祖,扬名后世,传承文明是中华儿女的核心价值观,而扬名后世还是为了光宗耀祖,传承文明。司马谈临终前嘱咐司马迁的话即阐明这一价值观,甚至认为周公之所以历受称颂,主要是因为他尊崇父祖和历代先王:“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并且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学者至今则之”,奉为标准,其原因也主要是他“修旧起废”,善于传承前代文化。这些见解颇合历史实际。古老的河洛文化光辉灿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它的根源性特征和博大精深,将会促进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对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特殊的感情纽带,它将居住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华儿女的心连结在一起。
其次,作为河洛文化标志的“河图”“洛书”及原创的老庄道家学说,能启发我们进一步关注生态环境。
从根本上讲,河图洛书和道家学说阐发的都是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合一”是其思想精髓。蔡运章的《河图洛书之谜》[一文对此问题考察较深入,他说: 河图洛书是以天地之数的奇妙组合来涵盖天人合一思想的宇宙图式。图中数字的结构和方位,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生消原理配的。河图之数反映的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五星体系,侧重于自然天道。洛书之数反映的是以北辰为中心的二十八宿体系,侧重于社会人事。河图洛书通过十个自然数字的奇妙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间的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反映。
河图洛书所反映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神人合一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的“天”不是神,而是指大自然讲的。它强调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家族,应和自然界中的山川、草木、鸟兽等协调相处融汇一体,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繁荣昌盛。这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人类只有保护自然环境,才能拯救自己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老庄道家所创“天人合一”思想似乎更重视人对自然的服从,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所轻视,但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中,天人和谐共处的精神实质还是颇为清楚的。
再次,以河洛文化为源头的儒家学说、原创于河洛文化圈的墨家学说及创立于河洛核心地区的法家学说。
探讨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以“仁”“爱”“兼爱”为出发点、“礼”“非攻”为表现形式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模式的确立,无疑启发今日之世界华夏儿女明礼诚信,包容大度,人文关怀,既学会与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中华儿女和谐共处,又学会与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华儿女和谐共处,还要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和谐共处,为建构多元和谐的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同时,简洁、真诚人格的塑造,法制社会、法制世界的建设,也需要从法家思想中汲取营养。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是“华夏第一王都”，是八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丝绸之路”起始点(长安、洛阳)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洛阳因地处古洛水之北岸而得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崤函帝宅，河洛王国”，洛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是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漫长的历史孕育出洛阳独一无二的历史与文化，衍生出其独一无二的特产。给洛阳这座千年古城添加上浓描重绘的一笔。
这个不属于看风水，属于批八字，需要孩子的性别与生辰八字
洛阳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及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接下来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介绍洛阳 导游词 ，方便大家阅读与鉴赏!
介绍洛阳导游词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产生于隋唐时期，雕版印刷佛经，五代后唐时期作品。线条细腻流畅，文字清晰，图案规整，梵文佛经呈放射状圆形围绕在中心佛像周围。如此成熟的印刷作品，证明当时印刷术发展已臻于成熟。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时期的制瓷工艺和瓷窑体系较唐代有了较大进步，其中以皇室用瓷为代表的五大名窑更是一改唐代浓重华丽之风，而以淳朴自然的单色釉取胜。唐宋时期河南地区的瓷窑遍地开花、分布广泛，宋代五大名窑河南独占其三，即北宋官窑、汝窑和钧窑。河南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宋代瓷器，展柜中央的瓷碗就是鼎鼎大名的汝窑。
根据南宋学者叶寘的《垣斋笔衡》记载：“以定州白瓷器有芒而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然汝州为魁。”是说宋代统治者认为定窑白瓷不好用，于是命令汝州烧造青瓷供奉内廷，再加上宋徽宗信奉道教，而道家主张“清净遁世，返璞归真”，所以青瓷在宋代盛极一时。
北宋汝窑存在时间只有短短20___年，产品存世量极为稀少，由于在釉料中加入玛瑙，采用满釉支烧的 方法 烧造，因此器物釉面光洁如洗、温润如玉、浑厚天成，历代都奉为至宝，著名 国画 家李苦禅先生曾经评价说：“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我们面前的这件汝瓷碗，虽然经过修复，但釉色饱满、苍翠，制作精美绝伦，也是汝窑的上乘之作。
展柜左侧是两件钧瓷碗，钧窑同样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也同样创烧于徽宗年间，它典型的特征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利用无法控制的窑变使瓷器呈现出独一无二、妙不可言的视觉效果。
瓷器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瓷器的种类涉及生活的多个领域，这组展柜中展出的是宋代不同造型和窑系的瓷枕，有定窑、磁州窑和宋三彩等等。瓷枕最早出现在隋代，唐代和宋元时期最为流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玉枕指的就是瓷枕，瓷枕可用作寝具、脉枕，也可以用作随葬，这件牡丹诗词瓷枕以牡丹花纹为主，配上清丽淡雅的诗文，书法流畅飘逸，随意中有章法，平淡中有灵气。
这一组保存完整的宋代瓷象棋，分别以黑瓷和白瓷棋子作为区分，字迹清晰，与现代象棋已无较大区别。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有河界的棋盘，将在九宫之中等等。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宋代时期墓葬大多趋于简葬，能够发现一整组完整的象棋棋子，可见主人生前一定非常嗜好象棋，才将一整组棋子放入墓中随葬。
唐代灭亡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仍以洛阳为都，北宋也以洛阳为陪都“西京”，金代洛阳为“中都”，但随着经济中心的迁移，洛阳逐渐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 文化 中心的地位，城市的规模和等级、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程度相比商周、汉唐不可同日而语。这座象征着帝王理想的王者之里，曾经辉煌无比的丰都大邑像一座座高耸的封土一样，成为了过去的记忆。
一路走来，她承载着商周的定鼎中原、汉魏的文脉风流、隋唐的开放包容，一路走来，她饱经风霜，历尽了兴衰荣辱、城垣更迭。
今天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回眸，而洛阳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介绍洛阳导游词2
各位旅客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白云山。
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南部伏牛山腹地原始林区，总面积168平方公里。以二绝四奇而著称，一绝为绝妙的地理位置，跨长江、黄河、淮河三域，集白河、伊河、汝河三源，二绝为奇特的地形，境内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37座，中间形成较开阔的山中盆地，由此二绝而派生出四大奇观，一是价值连城的动植物资源，据调查，有动物204种，植物1991种，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被专家学者誉为“自然博物馆”。
二是适中宜人的气候，这里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区，雨量充沛气候湿润，空气清新，较大的昼夜温差，使白云山在盛夏时节形成“早穿夹袄午穿纱，展如初秋夜如冬” 的避暑奇观。
三是公园景色齐全，有以白云峰、玉皇顶、小黄山、鸡角尖、千尺崖为代表的险峰奇石景观;以万亩原始林、唐代银杏林、野生牡丹园、高山杜鹃园、红桦林、白桦林、箭竹林为代表的森林景观;以黑龙潭、黄龙井、珍珠潭、青龙瀑布、白龙瀑布、九龙瀑布为代表的瀑潭景观;以白云洞、青蛇洞、锣鼓洞、洞天栈道、仙人桥为代表的洞窟景观;以乌曼寺、云岩寺、玉皇阁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以云海日出、盛夏避暑、金秋红叶为代表的物候景观。
四是中国独特的地质公园。白云山整个景区融山、石、水、洞、林、草、花、鸟、兽为一体，雄、险、奇、幽、美、妙交相生辉，形成各具特色的白云峰、玉皇顶、小黄山、九龙瀑布、原始森林五大观光区，成为中原地区集观光旅游、度假避暑、科研实习、寻古探幽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区，被誉为“人间仙境”、“中原名山”。
白云山1992年被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1998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被社会推荐为“河南省十佳景区好去处”第三名。20___年被评为“洛阳市十佳景区”，20___年被评为国家aaaa景区，20___年又被评为河南省十大 热点 景区之一。
经过20___年的开发建设，公园形成了吃、住、行、游、娱、购配套旅游服务体系，筹建10大宾馆，完善道路及服务设施，建成玉皇顶高山滑道，形成万人日接待能力。目前已成为中原地区旅游新热点和洛阳南线重点旅游区。
白云峰观光区有七个奇峰，常年白云缭绕，颇有仙山灵气。主峰玉皇顶，海拔2212米，为河南最高峰之一，因峰插天宫，顶如皇冠而得名，是中原地区观赏云海日出的最佳去处。登上群峰之冠——玉皇顶，可谓是“一览众山小”，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其自然景观神秘莫测而又奇幻多变。“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玉皇顶有1000多亩高山杜鹃林，最大的一棵杜鹃王，树围米，覆盖面积25平方米，为中原罕见。杜鹃花5—6月份开放，呈红、白、紫等7种颜色。花开时，花香弥漫，满山遍野，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峰顶有一白蛇洞，相传为白蛇修炼之地。山上还有一线天、金兔拜月、望夫石、天桥、白云洞、千年银杏、乌曼寺塔等景点。
这里峰峦叠嶂，河谷纵横、奇峰林立、悬崖峭壁、异洞幽谷、飞瀑深潭，整个地貌独特壮观，加之花草虫鸟，珍禽异兽，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自然景观。这里一年四季风光各异，漫步林中，犹如碧海荡舟，驻足林中，清香沁人心脾，云动涛声起，风定鸟自鸣，配合着山泉，给人以幽深、幽静、幽暗、幽香的幽幽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人间仙境。
介绍洛阳导游词3
各位游客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位于孟津县小浪底村，是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大型省级生态旅游区。说起这个小小的村落，还和一个治水名人有关呢!相传4000多年前，这里还叫做“丹阳”，大禹治水经过此处，同丹阳村村民一同舍小家为大家，终于平息水患，为纪念他们，就把丹阳村改成小浪底啦。
黄河小浪底景区地跨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市，总面积1262平方公里，全长175公里，由小浪底大坝、荆紫山、八里峡、三门峡大坝4个片区组成，是大黄河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位于黄金旅游线路——河南“三点一线”上，地跨黄河南北两岸，集小浪底工程文化、山水文化和历史文化为一体。
治黄文化，兴利除害、福泽人民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为之奋斗不息的历史缩影。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但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灾难。众所周知，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但每年冲出的泥沙量很大，若堆成1米高1米宽就可以绕地球3周，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黄河自有史记载以来，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_同志提出的“一定要不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从根本上治理好黄河。在世纪之交，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真正开辟了黄河安澜、造福人民的历史新纪元。它的建成，不仅锁住了几千年放荡不羁的黄龙，使其充分展示防洪、防涝、减淤、灌溉、供水、发电的综合成效，还为我国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旅游景观。
小浪底大坝不仅是中国治黄史上的丰碑，而且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最具有挑战性的杰作，也是我国跨世纪第二大水利工程。总装机容量为180万千瓦地下发电厂房，平均年发电量51亿千瓦时，高281米，长1667米的黏土斜心墙堆石坝是目前我国江河上修建的一座最大的土坝。巍峨的进水塔，壮观的出水口，在不足1平方公里范围内拥有纵横交错的108条洞群等，小浪底大坝工程创造了水利工程史上5项全国第一，5项世界第一。
同时，下游防洪标准从60年一遇提高到了1020___年一遇，解决了对下游的洪水威胁。每年可增加供水量40亿立方米，改善黄河沿岸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条件。抗旱面积可维护2500万亩，年使用发电总容量可节约煤炭210万吨以上。这是中华民族治黄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旅游者观赏黄河沧桑巨变的一大景观。
大家可不要觉得这些工作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哦!其实在建造大坝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最终都被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一克服了。在土石大坝下还有70米厚的沙卵石，为防止泄漏在坝下筑起一道混凝土防渗墙，最深达80多米，是目前我国最深的防渗墙，人们称其为“地下长城”。另外，土石坝中还埋设几百种仪器，像眼睛一样随时检测着大坝的安全情况。整体设计施工又___了10项世界难题，创造3项世界第一，6项全国第一。
朋友们，小浪底的建成不仅有效地治理了黄河，还造就了许多优美的景色。比如水库大坝上游20公里处的黄河三峡，就是融小浪底与王屋山和荆紫山山水文化与历史文化于一体的精华景区之一。
三条峡谷各具风采：八里峡位于黄河中下游最窄处，两岸断壁如削，中间河水奔涌;孤山峡鬼斧神工，千仞壁立;龙凤峡盘龙走蛇，曲折迂回。峡谷景观独特，兼具我国山水风光中“南雄北秀”两大特色。
每年的6月上旬到7月上旬，景区即迎来了又一个居“五一”黄金周之后的旅游热潮――“观瀑节”。它是利用小浪底工程一年一度调水调沙资源，策划打造的河南又一新的独具特色的“旅游节庆产品”。
调水调沙原理就是根据黄河下游河道的输沙能力，利用水库的调节库容，有计划地控制水库的蓄、泄水时间和数量，把淤积在黄河河道和水库中的泥沙尽量多地 送入大海，冲刷河床，减缓泥沙的淤积。经过几次小浪底水库跳水调沙的成功运营，黄河中下游“地上悬河”河床平均下降1米多，黄河三角洲湿地面积增加了6万多亩，黄河入海口向渤海推进的1公里。同时，“观瀑节”正是盛夏时节，天气炎热，酷暑难耐，景区内温度比景区外温度要低10摄氏度左右，可谓是“消夏”的好去处。
好了游客朋友们，黄河小浪底的讲解就要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各位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拍照留念，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再见!
介绍洛阳导游词4
洛阳是一座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我国八大古都当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个，素有“九中腹地”之称。
洛阳是位于河南省西部，横跨黄河中游两岸，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它是由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自2001年以来，洛阳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等称号。一直以来洛阳市都是以“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丝路起点，山水洛阳”为主的重要旅游城市。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那么洛阳则是这个摇篮的中心，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的王朝都先后的在此建都。据历史文献记载，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晋、后唐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洛阳作为都城，前后历时1500多年，是中国八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古都。洛阳在历史上曾先后6次进入了世界大城市之列，从商周到隋唐时期，洛阳曾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欧洲、北非和亚洲各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洛阳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相传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划分天下为九州，并铸造了九个大鼎。到了商周时期，九个大鼎成了传国之宝，谁要想统治天下，就要先夺取九个大鼎。后来武王伐纣成功，想把代表权力的九鼎运到当时的国都镐京，但是九鼎非常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了洛阳城时，无论怎么搬，大鼎都不动。周武王就想，是不是上天暗示我把都城迁到洛阳呢，于是就决定把九鼎安放在洛阳，不料周武王却不幸病故，后来儿子周成王在叔叔周公旦的帮助下，在洛阳举行了隆重的定鼎仪式，表明已经完成了灭商大业，取得了天下。“定鼎中原”一词即是由此而来。现在洛阳城内的周公庙就是为了纪念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建立大业，定鼎洛阳而建的，周公庙前的路也称为“定鼎路”。
据记载，先后曾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那么在这么多的朝代中呢?最为兴盛的就是唐代了，唐朝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繁荣，国力也非常的强盛，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也是登上皇位年龄最大的的一位皇帝在她67岁才登上皇位，年终时82岁，唐高宗时是皇后，中宗时是皇太后。中宗在位7年，后来她自立为武周皇帝，执政15年，改“唐”为“周”，史称“武周”时期，定都洛阳。在705年退位。
武则天14岁在长安入宫，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也就是正五品)当时唐太宗非常的宠爱她，并赐名“武媚”，没过多久就把她晾在了一边，武则天做了12年的才人，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他与唐太宗的儿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建立了感情，在649年，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一起入长安感业寺为尼姑，但她一直以新皇帝唐高宗藕断丝连，李治的皇后本来就不是武则天，是王氏，那么他为什么后来又进宫了呢?就是因为当年王氏与萧淑妃争宠，挣得比较厉害，王后就招武则天入宫，企图以毒攻毒，那么后来武则天入宫之后，也确实的打败了萧淑妃，在入宫后的第二年就升为了昭仪，也就是二品，后来还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李弘，后来武则天对昭仪这个位置又满意了，于是就动了当皇后的念头。后来王皇后和萧淑妃结成了一派，但最终还是被武则天给陷害死了。
洛阳是一个四处飘香的`地方，尤其是在牡丹花会期间，满城皆是牡丹，到处弥漫着牡丹的花香。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
介绍洛阳导游词5
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光临古都洛阳。现在向各位介绍一下洛阳市的概况。
洛阳市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中游南岸，伊洛盆地北缘，因在古代城区洛水之阳而得名。它东扼虎牢，西据崤函，北依邙山，南对伊阙，东南面向嵩、洛、伊、廛、涧四条河流蜿蜒其间，自古就有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且居天下之中的美誉。现洛阳有一市八县六区，总面积15208平方公里，市区面积达到544平方公里，总人口在2003统计时为615万，市区人口140万。
那么洛阳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也因词使洛阳成为历代帝王建都之所。根据历年的考古发掘和大量历史文献证明先后曾经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在此立国，时间长达1500多年。此外，又有8个朝代将其作为陪都。所以，洛阳是七大古都中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天下名都。由于洛阳长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所以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有许多重要人物活动都在这里。因此大历史学家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就是说洛阳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人家都说：想了解2000年历史去北京，那如果你想了解5000年的中国历史，你必须来看洛阳。
即使在今天经过历史的冲刷，洛阳依然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名胜古迹。比如：中国最早的一座寺院：白马寺，以及中国三大石窟之首的?D?D龙门石窟还有儒家、道家、佛家都崇尚的三教合一的关林也在此洛阳。
洛阳不仅是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且也是举足轻重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和重要的科研基地，其工业与科技实力和外贸出口在河南省也是首屈一指。有第一 拖拉机 场，轴承厂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大型企业和研究所;洛阳还有丰富的煤炭、钼、黄金、铝土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有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口岸及海关;还有全国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市场――――关林商贸城;有享誉中外的历史名酒杜康酒、唐三彩和洛阳水席;有甲天下的国色牡丹。每年四月15日到24日的牡丹花会，曾吸引无数中外朋友前来一睹盛况，大饱眼福。真可谓：花如海，人如潮，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俗话说：洛阳有三看：白马龙门和牡丹，洛阳有三绝：水席，龙门和牡丹。
洛阳又被称为牡丹花城。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 故事 ，相传，唐代武则天在寒冬时设宴赏花，命令其百花绽放，第二天，由于许多百花仙子害怕武则天的威严，不敢不从，结果就使自己在反季节时开花，唯有牡丹不从，武则天看到之后特别生气就将牡丹贬之洛阳，谁知迁到洛阳候竟然吐蕊弄放，武则天得知后命令火烧牡丹，虽然当时牡丹枝干烧焦，但次年却依旧枝叶茂盛，而且花更大，色更艳。之后洛阳牡丹就驰名天下成为花魁，洛阳人培育牡丹，观赏牡丹也日盛成俗。
好了，洛阳就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最后祝大家今天的洛阳之旅能够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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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写的中华姓氏起源，虽然对所有姓氏有些牵强，但实例比其他的要多，很有参考价值：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一)黄帝族与姓氏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⑴颛顼族与姓氏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⑵帝喾族与姓氏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二)炎帝族与姓氏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三)东夷族与姓氏“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