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Modern Asian Studies,Vol. 27,No. 2(May 1993）；《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页7-49；《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5卷1期（1994年3月），页87-129；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4(Winter 1994）；《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页137-60；《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台北）15卷2期（1997年12月）；《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5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12月、2000年3月）；《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4期；《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页181-192；《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5月）；《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3期；《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开放时代》2001年3月号；《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温故知新：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中华文史论丛》第66辑（2001年9月）；《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6期；《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1期；《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2002年1期；《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近代史研究》2002年2期；《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学者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新史学》13卷2期（2002年6月）；《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年6月）；《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7月；《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1-3）》，《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5、6期，2003年2期；《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0辑（2002年12月）；《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1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5月）；《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4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期；《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2期；《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2期；《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Imperialism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pring 2005；《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2期；《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4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5期；《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5期《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4期；《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5期；《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5期；《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the Hum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May 2008；《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史研究》2008年3期；《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历史研究》2008年4期；《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4期；《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2期；《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5期；《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再论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文化与历史的追寻：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12月；《方法成了学名：清代考据何以成学》，《文艺研究》2010年2期；《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2期；《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5期；《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10月）；《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文艺研究》2010年12期；《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2期；《迷途知返说教育》，《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3期；《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8期；《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迫不及待的赶超心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4期；《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信》，《炎黄纵横》2011年第4期。
(一)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背景介绍·研究现状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结论和展望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篆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清代篆刻艺术
摘要：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金石味”、以刀代笔、在仅有的“方寸天地”之内抒发文人的情怀、表现天地万物是篆刻艺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文章以清代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篆刻艺术兴盛的原因和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关键词：篆刻艺术;清代;代表人物
篆刻艺术，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刻篆体文字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虽然历代有隶书入印、图形入印、楷书入印等，但在历史的选择中均没有成为制印的主流，因其印面多用篆书体，所以习称篆刻。
一、篆刻艺术的发展历史
我国篆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先秦古玺、秦汉印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印人大家及风格流派。然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如同社会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繁荣、衰落、繁荣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
(一)印章艺术的发展
自商代出现印章，在春秋战国时，因政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发达，印章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秦汉，印章艺术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组织的扩大，社会昌盛，官私印章的使用更为广泛，佩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促进印章工艺空前发展。印章的文字、形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文书体上，由体势趋于平正端和的小篆、摹印篆代替了六国文字，布局均衡严谨和富有装饰，并形成了多样的因势布白手法和构图形式，线条挺劲浑厚，气势雄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秦汉时期还奠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
(二)篆刻艺术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章风格多受汉代影响，到了唐宋时，篆法开始衰微。魏晋以后因真行草书盛行，篆书脱离了实用功能，印篆中掺进了隶楷笔法，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随意改动笔画，篆法错写比比皆是，所以，篆印艺术的衰微似乎也是历史使然。不过唐宋时期的书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文人士大夫官场不得志，或不满社会，消极厌世，或寄情于山林，致力诗文书画。印章因而也成了他们抒发闲情逸志、诉诸喜怒哀乐的“方寸天地”。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中国画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更加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唐宋元是印章发展从实用向欣赏发展的过渡时期。
(三)篆刻艺术繁盛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文彭以汉印规范印学，推广石质篆刻材料，广收门徒，普及篆刻艺术。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超越了前代，出现了万紫千红、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像皖派、浙派、邓派、吴派、赵派等众多的印学学派，造就了赵之谦、吴让之、邓石如、吴昌硕等一大批印坛巨匠，成就卓著。清代的印风一直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印学的发展，对当今的篆刻家来说，仍有继承和借鉴之意义。
二、清代篆刻艺术兴起的原因
进入清代，在金石、文字学迅速复兴并推动书法界好古风气的同时，篆刻艺术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家为了深入研究、把握第一手实物资料，一时汉碑、汉印、金文款识等的收集、整理之风随之而起，这就大大推动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繁盛，同时清朝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清廷注重文化的政策，清代主流学术的影响，以及其它艺术对篆刻艺术的滋养均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一)文字的影响
从乾隆朝开始，书法的发展异军突起，一批长于金石古刻的书家从帖学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举起了振兴篆隶的大旗。篆书和隶书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年代，邓石如、钱坫、桂馥等，他们的成就可以说直接秦汉远在唐人之上了。在“帖学”之外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另辟蹊径，篆书和书法的结合引起了清朝书法艺术的复兴，有了“篆隶中兴”的成功经验，书法界学习古碑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新书法形成的发展浪潮中，清朝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篆刻离不开篆书，清代篆书的复兴，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艺术载体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二)金石学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当时篆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石学还有玺印的研究在清朝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了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金石学中各门类的研究，扩大了篆刻艺术以资取法的范围，直接孕育了“印外求印”理论。从现象上看，清代著名篆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印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常常是篆刻家、金石家、书法家、画家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也统一于一身。
(三)其它影响因素
清朝篆刻艺术的兴盛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与清朝的文化背景、政治质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清王朝的建立，割断了明末诸贤所形成的浪漫书风，把偏离主线的书法革新局面重新扳回到中和体系上来。石质印材引入制印领域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有清代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发展对篆刻艺术产生了需求。另外作为篆刻主体的制印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到，文化层次的提高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清代篆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清代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风格各异，流派独立，特别是在清代碑学盛行时，碑学家无不兼擅篆刻，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与篆刻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黔山派。浙派为丁敬首创。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黔山派，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现着重介绍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派系―浙派和邓派。 (一)丁敬和浙派
浙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四人篆刻风格较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合称为“西冷八家”。“西冷八家”是浙派的代表，反映了国人对乡先贤的尊崇，因都是浙江杭州人，后人就把他们及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印家，总称为“浙派”。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应用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柔美流畅的皖派诸家，所以有“皖派阴柔，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艺术支配清代印坛这一个多世纪，影响极深远。
丁敬远承何震，博采众长，不主一家。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印谱》等，以“碎刀”为技法，千变万化，强调节奏起伏，锋颖明快，线条呈现轻重疾涩的变化，能有效的克服明人浮华的风气、纤巧的弊端。丁敬的篆法特点在于简洁工稳，自然平淡，不假华饰，达到脱尽豪华见真淳的境界。他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洗句亭”、“采菊东篱下”、“心无妄思”、“启淑私印”诸白文印，篆法逐渐删繁就简，参以隶法，简古平淡，尚率真而厌华巧，颇有高古含蓄、大智若愚之风度。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尤令人惊异的是，丁敬在五十五岁时为其诗友大恒和尚所刻祝寿印，以佛教的一个吉祥标志“�”来代“万”字，此符号本梵文“吉祥万德之所集”之义，丁敬将此字置于印的中部，取佛典所云“如来佛胸现大人相”之义，蕴义甚深。自此，后世多有模仿者。
蒋仁诗书画兼工，印风师丁敬，朴拙苍劲，洗练简古，自有创格，别具情趣。因性情耿介，不轻易奏刀，流传作品不多，其代表作有 “真水无香”“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等。
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景庵印谱》等。专研金石学，善山水画，书法以篆隶名世。其治印受业于丁敬，而以稳中求变、灵动清劲出之，章法注重虚实对比，耐人寻味。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
奚冈著有《蒙泉外史印谱》，诗词书画皆有声于当时。篆刻服膺丁敬，印风能拙中见放，透落秀逸之气。篆法方圆互见，更得自然率真。
总之，蒋、黄、奚三家从不同方向对丁敬平方正直一路的朱文印和仿汉白文印有所发挥并走向精熟稳定的阶段，碎刀、短切的刀法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浙派上升期的勃勃生机。
(二)邓石如和与邓派
在清代的印坛上，邓石如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杰出巨匠，有《完白山人印谱》传世。清代魏锡曾对其作过“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评论，可以说是对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深刻剖解。在书写工具上，他突破“秉笔烧毫”之法，充分发挥羊毫刚柔相济的特性，形成体势方圆互见，结构宽阔开张，意态千变万化，线条富有笔情墨趣的雄浑朴茂的篆书新体。篆书风格的变革，为他印风的更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和刀法、笔意和刀味完美统一上，邓石如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
他的代表作“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具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独特印风。前二方在章法上颇有特色，“意”印三密一疏，构图自有空灵之处;“江”印篆法流动自然，婀娜不失刚健，拿浙派驻涩势切刀相异，对角虚实交叉，读来饶有起伏，堪称绝胜之作。“淫”印可以视为邓氏的基本风格，以小篆作白文，颇为大胆，不落陈规。无显匠意，一气呵成，流露明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则开始走出徽派印人讲求笔画匀整、工致的习尚，以较为自由的运刀手法表现线条，走刀如笔、转运轻浅的特点已经形成。从这一点上看，邓石如刀法的“写意”性格也已经十分鲜明。
邓石如的篆刻美学思想，直接催生了他的艺术新面目并启迪了后世印人。他提出“刻印白文用汉，朱文用宋”，阐发了不同形式的印章用篆的差异性：他以“刚健婀娜”这一审美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在章法上强调“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对比效应。以求生动出奇趣，呼应得平衡的视觉效果。
三、结语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记载着厚重的悠久传统。篆刻是书写、刻印、转印相结合的艺术，是浓缩的、有蕴含的美，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奇葩，除了它具有实用价值以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寸方天地、刀石生趣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艺术魅力，深受历史文人雅士的青睐。千百年来，传承演进、异彩纷呈、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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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褚晓琼()，女，浙江嘉兴人，本科，副研究馆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群文专业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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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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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黄花岗起义、护国运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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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叶用才 北京日报社摄影部主任 石秀冬（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编辑 马国颖（女） 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要闻部副科长 邵延枫 北京青年报社文化版组副主任 天津市 宋子明 天津日报社摄影部记者 王 栋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李秀英（女） 天津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 张虹红（女） 今晚报社重要新闻部主任助理 河北省 王 宁 河北日报社新闻出版中心编委 赵晓蔚（女）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评论部首席主持 乔喜瑞 河北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李 芳（女） 河北工人报社工会权益部主任 山西省 席殿晋 山西日报社理论评论部主任 尹长虹 山西晚报社副总编辑 孙海军 山西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编辑部主任 宋沈平（女） 黄河电视台国内台《黄河全记录》栏目制片人 内蒙古自治区 张泊寒 北方新报社首席记者 张 萍（女） 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副主任 宋国英 内蒙古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 布仁图（蒙古族） 锡林郭勒日报社主编 辽宁省 张小龙 辽宁日报社评论部主任 关 金（满族）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都市广播总监 王 瑄 辽宁电视台对外新闻部主任 赵振江 大连晚报社采编中心编委、主任 吉林省 李文彪 吉林日报社编务中心主任 赵宝玲（女，满族）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总监 王艳春 长春日报社副总编辑 李 荣（朝鲜族） 延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黑龙江省 王敏学 黑龙江日报社新闻评论中心副主任 任季玮（女）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编辑 何 璇（女） 黑龙江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助理 左晓东 哈尔滨广播电视局交通广播频率总监 上海市 郭泉真 解放日报社机动记者部副主任 简光洲 东方早报社中国新闻部首席记者 任 荃（女） 文汇报社科技部首席记者 王 勇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新闻中心采访一部记者 江苏省 汪晓霞（女） 新华日报社城市生活部记者 王卫刚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事业部主任助理 史 燕（女） 常州日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 浙江省 李 杲 钱江晚报社社委会委员、总编辑 陈立波 浙江广电集团电视民生休闲频道总监 陈庆港 杭州日报社专刊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田 勇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中国宁波网总编辑 安徽省 陆列嘉 安徽日报社经济新闻中心首席记者 李揽月（女，回族）安徽日报社政治新闻中心记者 纪 斌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蚌埠记者站站长 钱文武 安徽电视台经济中心制片人 福建省 庄 研 福建日报社要闻编辑部副主任 唐征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都市生活频率科长 杨国昕 泉州晚报社社长 陈育进 闽北日报社总编辑 江西省 桂 榕 江西日报社经济部新闻总监 龙和南 江西日报社大江网总编辑 温艳霞（女）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民生频率台长助理、总监 曾 佳（女） 江西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山东省 陈中华 大众日报社特派记者组记者 初化臣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总监 辛 梅（女）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高文举 聊城日报社总编辑 河南省 平 萍（女） 河南日报社政文新闻采访部副主任 卢慎勇 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部副主任 高安宁 安阳日报社副主任 刘 红（女） 开封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播音员 中央新闻单位 龚永泉 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社长 官建文 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人民网）副主任 贾立政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汪大昭 人民日报社体育部记者 钟 嘉（女） 人民日报社海外版编辑 吴 兢（女） 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编 杨 涌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陈 雁（女） 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清样室副主任 王 丽（女）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 孙承斌 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主任 陈万军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海军支社社长 李 岳 新华社摄影部体育采编室主任 顾钱江 新华社对外部国内新闻采编室副主任 罗骁兵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李卫星 解放军报社理论宣传部副主任 季桂林 解放军报社互联网络宣传部网络部主任 谭道博 解放军报社军事工作宣传部编辑 付小悦（女） 光明日报社文艺部编辑 叶 辉 光明日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 张玉玲（女） 光明日报社经济部记者 王 瑟 光明日报社新疆记者站站长 陈建辉（女） 经济日报社政科文新闻部副主任 李 力（女） 经济日报社产经新闻部副主任 武 力 经济日报社总编室常务副主任 钟华林（土家族） 经济日报社四川记者站站长 王 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记者 德庆白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记者站记者 （女，藏族） 梁永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采访部主任 任 捷（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副主任 罗 京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员 毛财旺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节目部制片人 任永蔚（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制片人 张泉灵（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记者、主持人 李武军 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部记者 王茫茫（女） 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英语频道记者 庄元元（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制片人 江爱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国际报道部副主任 夏勇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亚非中心土耳其语广播部主任 苑听雷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中心俄语广播部副主任 张雯雯（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二亚中心副主任 黄向阳 中国日报社发稿部副主任 邢志刚 中国日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 刘百家 中国日报社北京新闻编辑部主编 陈 磊（女） 科技日报社新闻中心记者 孙明河 科技日报社山东记者站站长 杨祝夫 工人日报社编委、中工网常务副总编辑 刘文宁（女） 工人日报社新闻评论部主任 冯雪梅（女） 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主任 曹 竞（女） 中国青年报社体育新闻部主任 王长路 中国妇女报社总编室记者 韩晓红（女） 中国妇女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 周 铮（女） 农民日报社科教部主任 沈建华 农民日报社江苏记者站站长 张金茹 中国纪检监察报社要闻部编委、部主任 史文杰 中国纪检监察报社记者部主任 邓新建 法制日报社广东记者站站长 张大强 法制日报社编委 李德华 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社长 秦 朗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 刘小渡（女） 第二炮兵火箭兵报社政工处记者 侯保和 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报社编辑 陈建平 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处长 李通斌（苗族） 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报编辑三室主任 魏文利（女）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何立新 武警新疆总队政治部新闻电视工作站站长 姜书范 中国铁道建筑报社记者 吴峥岚（女）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报编辑部主编 赵屾 中国航天报社编辑部总编助理、部主任 殷敖佗 中国建设报社住房编辑部主任 李洪明 中国电力报社江西记者站副站长 李 仑 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煤炭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 张民生 边防警察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陈金国 中国石油报社经济部主任(马铁护 广西电视台新闻)湖北省 胡祥修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黄冈记者站站长 梁 延（女）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采访部主任 喻 敏 武汉晚报社扶助行动工作室主任 李海昌 荆州电视台台长 湖南省 文热心 湖南日报社编辑部编委 朱皓峰 湖南经济电视台都市节目中心主任 张冬萍（女） 潇湘晨报社经济新闻中心首席财经记者 廖 岚（女）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广东省 郎国华 南方日报社要闻编辑中心副主任 郜国欣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主任助理 林 丹（女） 羊城晚报社珠海记者站站长 陈 洁（女）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新闻频率执行监制 海南省 谭丽琳（女，回族）海南日报社政文部首席记者 赵宇瑛（女）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主持人 彭 桐 海口晚报社经济部记者 华 斌 琼海市广播电视台台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周仕兴 广西日报社科教部记者 江柳明（女）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教育生活广播心子工作室制片人 马铁护 广西电视台新闻中心时政报道科科长 王 庆 广西新闻网总编辑 重庆市 曾晓云 重庆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心常务副主任 穆黎一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电视新闻中心采编部记者 邵 华（女）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广播新闻频率采访部副主任 周 立（女） 重庆晚报社记者 四川省 青兴海 华西都市报社地方新闻部记者 雷小雪（女） 四川电视台第四频道主播 范潇涵（女） 成都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总制片人 李 涛 绵阳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贵州省 孙雁鹰（女） 贵州都市报社总编辑 魏和平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安顺记者站站长 孙凤岐 贵阳日报社社长 王先宁 黔南电视台台长 云南省 陈敏锐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网网络中心副总监 牛 燕（女）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办公室主任 孔维华 云南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戴振华 春城晚报社州市新闻中心西双版纳记者站站长 西藏自治区 索 朗（藏族） 西藏日报社藏文编辑部编译 边巴次仁（藏族）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总监 次仁多吉（藏族） 西藏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刘 斌 拉萨晚报社总编辑 陕西省 李佑民 陕西日报社农业新闻部记者 刘晓兵（女）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总监 邱 陆 陕西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副主任 胡国庆 华商报社新闻摄影部首席记者 陈若星（女） 文化艺术报社总编辑 甘肃省 蹇勇德 甘肃日报社出版部主任 左玉丽（女） 甘肃日报社时政部副主任 刘永兰（女）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新闻综合广播总监 周尚业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副主任 青海省 韩国宁 青海日报社出版部总编辑助理、部主任 张 玲（女，藏族）青海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部主任 邢玉春 西宁晚报社政文部摄影记者 施建华（女） 黄南州报社编辑部副主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 鹏（女） 宁夏日报社时政新闻部主任 胡 毅 宁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主任 于小龙 银川晚报社社长、总编辑 张心译（女，满族）银川市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总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买买提·艾力 新疆日报社维文编报部编译 （维吾尔族） 阿米娜·热合曼 新疆电视台新闻中心哈编部副主任 （女，哈萨克族） 杜宗阳 新疆经济报社第一编辑部总编辑助理、部主任 阎旭光 喀什日报社总编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吴国平 兵团日报社专刊编辑部主任 蒋 革 准噶尔时报社社长、总编辑 曾 治 兵团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你好，他是熟悉的老前辈。作为报人，他是南方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广州解放后，他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身份担任此职务数年。1919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岁投奔延安，先后就读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政研室和中宣部工作，然后南下，是“三八式”老革命。作为出版人，他在“反右”前和“文革”后，担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总编辑，是出版界广受尊敬的前辈。上世纪80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等丛书；作为作家，他笔名“严秀”，其杂文集《牵牛花蔓》获全国1995年-1996年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1986年春，我刚从政府机关跳槽到武汉晚报编副刊和评论专栏，领导派我到位于徐州的中国矿业学院参加全国杂文编辑和作者培训班，由他和《求是》杂志的牧惠先生主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曾老很认真，他是有打印讲稿的；此外，就是他引毛主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诙谐地说写杂文就是要“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平时多思考积累观点，等到有合适的政治时机就表达出来。前年进京，北京朋友带我到曾老家看望他。其时，他已九十有三，除了听力不太好，仍然很健谈，记忆力显然不错。写完研究前苏联的随笔集《天堂往事》，“人民社”印出来了，却暂不能公开发行，老人家并不气馁，打算还写些回忆文章 今年6月上市的这本《平生六记》（北京生活书店版），应该就是其成果了。这可是一个95岁高龄的老人自己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记得1995年我从湖北调到广东工作之前，曾老从四川探亲访友返京途经武汉，他去看望武汉杂文界前辈陈泽群老师，餐叙时我也在座。他说，自己少小离家一直没有回四川，七十多岁来日不多了，这回算是“辞乡之行”。我听了心里不免感觉有几分酸楚。我知道，曾老投奔革命少不了要吃苦；革命胜利后于1957年成为“右派”，到1979年平反，虽非“极右”免遭逮捕，沦为“黑五类”的日子自然也不会好过。何况，他有严重的关节炎，1960年代就步履艰难，要用拐杖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身体竟然这么经磨，健康状况是超常的良好！请教他有什么养生秘诀，答曰没有。那他是凭什么有这种福分呢？我不禁想到《论语》上的名言“知者乐，仁者寿”。《礼记 中庸》也曾引孔子的话说：“故大德 必得其寿。”这些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宅心仁厚，无妒害之意，不搞阴谋诡计伤神，“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既心平气和，又俯仰无愧，那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早就听杂文界和出版界的前辈传说，曾彦修的右派是自动报名的。这回在《平生六记》里得到了证实。曾老在本书的“前记”里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 右派 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这确实不同寻常。须知，曾彦修不仅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还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那时节，不为自保而攀咬别人，作为领导者尽量保护部下就算好人了。现在之所以写出来，他说，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人民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戴文葆先生的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老同志殷国秀的文章提到了此事。其实，人民出版社内外早有人传开了，多年前，牧惠先生在世时我就听他动情地讲过。曾彦修为什么会成为“黑状元” 党内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呢？195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引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个引题揭示了“上边”划他“右派”的政治目的，由此可以向党内知识分子开刀。曾老现在书中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