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集版本的 42集。康熙训斥大臣腐败。康熙： 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班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 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朕刚即位的时候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鏊拜，灭了鏊拜，又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葛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当初看康熙王朝的时候，看到康熙训斥群臣时，就觉得这一段非常的有水平，因为台词是很经典的。
经典台词中的经典——康熙训斥群臣、惩腐败。所有的历史剧，都是穿越剧！可结合当下事件，虽然朝代不同，但是道理相同，大家不妨一看！古之人尚能遮羞、演戏，而当朝食禄者贪则过亿万，真TMD烂到锅里了！1.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班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有平有兀，有收有纵，蓄势待发处如大江平铺，陡然震怒处如怒海澎湃，而神妙莫测令人醉心处尤在其波澜非止一叠，而是如长江三叠浪，浪浪叠更高，一段壮阔汹涌的交响大曲乃由几段有抑有扬的段子曲共同谱成。 康熙开先一大段自述伟业“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葛尔丹”语音也平顺，一直到“就是在这乾清宫！”一句开始赫然发帝王之怒，声若洪钟，雷霆崩裂，嗡嗡回荡大殿之上。当其语及“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语重心长，“才几年哪”，语气尤为缓重，似乎用尽全力挤出这四字，凝眸弯腰直要把心窝子掏给臣子们——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一声炸雷也似的狮子吼“忘啦！”伴随着雄浑的底气从胸腔中爆出，在肃静的大殿上滚滚碾过，康熙振臂一挥，手指全殿，“那颗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的后面，天天地盯着你们呢！” “老歪脖子树”，这五个字由陈道明咬牙切齿地吼出来，凌厉又澎湃，如黄河之水竞迸壶口。如果换作“那棵树”，则味道大减，显得刻板、呆滞、没有生气，出不来康熙对臣子们恨铁不成钢的爱之深责之切的难以言传的况味。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被称为千古一帝
“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尤其为新世纪的中国人民所喜欢。君不见，各路导演明星孜孜不倦地演绎出一幕幕康乾盛世的动人故事，为人民群众上了一节节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芸芸众生被教育得如痴如醉豪情满怀。难道“康乾盛世”真的如此美好让人无限神往吗？非也，这只不过是国人对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恋情结。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可明白“盛世”的真正内涵。翻看世界历史，当康熙正在轰轰烈烈地除鳌拜、削三藩之时，欧洲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儿等伟大的科学家。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的康熙大帝不是也极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吗？是的，康熙曾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自己学习天文和数学的老师，还曾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学习过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他不但学会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学会了使用天文仪器，组织数学家编写《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他甚至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但是，非常可惜，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仅仅停留在个人的爱好阶段，并没影响到他治国的大政方针，他的子孙则连这点爱好都丢弃了。当乾隆正在莺歌燕舞地举办千叟宴，歌颂大清帝国太平盛世之时，英国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走向黄金时代。西方列强日益崛起，而“康乾盛世”开启的大清帝国却正处于“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危险境地，这是多么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啊！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引以自豪的“康熙盛世”又算什么又何足道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正是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朗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清朝是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阶段，他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从和当时世界的横向比较中，我们应该明白，这个老朽不可能起死回生，也回天乏术，必将死定了。本文摘自《书屋》2003年第6期，作者：王贵成，原题：《“康乾盛世”何足道》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摘要】 王熙凤是《红楼梦》里的重要人物。她是家贾家荣府的实际统治者，威重令行，机敏善变，凭着自己的才智与苦心，在贾家这个大家庭里应付自如。协办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初显个人才能。她口才出众，八面玲珑，博得男女老少卑尊的喜悦。她不懂一般闺阁中琴棋诗画的消遣，在衣食享受权利争取之外，并无精神生活可言。她没有女性的温柔，没有女人的气息、秉性与情怀，没有爱情，没有真正的朋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她制造了别人的悲剧，最后制造了自己的悲剧。 【关键词】 人情练达 精明强干 红颜悲怜 【目录】：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一、 人物形象之一：人情练达 二 、人物形象之二：精明强干 三、 人物形象之三：红颜悲怜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这首曲子是写王熙凤的。曲名“聪明累”，是受聪明之连累、聪明自误的意思。语出北宋苏轼《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红楼梦》就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悲剧，家族衰落的悲剧，儿女情长的悲剧，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剧。文章对悲剧人物的塑造更是丰满鲜活的，尤其是对“凤姐”这一形象的塑造更是让人觉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但不论是怎样人物的出场都逃不出悲剧的结局。 王朝闻先生在《论凤姐》中说：曹雪芹是讨厌凤姐这一形象的。在这本厚厚的书中满是批判，其实对于凤姐有让人鄙弃的一面也有令人佩服的一面。 人物形象之一：人情练达 如果把贾府中长幼、尊卑、亲疏、嫡庶、主奴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比作一张网的话，那么王熙凤这个人物就处在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上。她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所谓上有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叔嫂妯娌兄弟姐妹以至姨娘婢妾，下层有一大群管家陪房奴仆丫环小厮等等。按说王熙凤在整个贾府当中，她的辈份是很低的，她是孙子媳妇，那么为什么像王熙凤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来当家呢？除了她有娘家“金陵王”的背景，贾母的靠山，还有她对人情世故的巧妙周旋，她的聪明和才智。 宝玉曾说：若说老太太只喜欢会说话的，那只有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宝钗曾说：凤丫头说笑过后也就罢了，便便林丫头爱用春秋的法子这两个人的评价无疑很公道地说出了凤姐性格中乖巧的一面，也正是这一面使得她在老太太面前八面玲珑，在众姐妹面前谈笑风生，在下人面前威恩并重。 你看，林黛玉出场，刚进贾府，王夫人说是不是拿料子做衣裳呀？王熙凤说“我早都预备下了”。这个地方脂砚斋有一个评语：她并没有预备衣料，她是随机应变，但是王夫人就点头相信了。比如大观园那个诗社起来，探春这里刚出口，说王熙凤我们想请你做个“监社御史”，探春一说，王熙凤马上就猜到你们是缺个“进钱的铜商”，你们是想要赞助了，那么她说“我明儿立刻上任，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你这边刚刚说，她那里早就猜到了，大家都笑起来，所以李纨说：“你真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说这个王熙凤通体透亮。其实王熙凤的心机固然是用于聚钱敛财，但是更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的心机深细、谋略周密，有更加精彩的表演。 王熙凤这种揣测对方的心理，善于察言观色本事超出任何一个人。有的时候，她还可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一件事，原来这样说，现在又那样说，但是她都说的入情在理，十分动听。例如邢夫人要讨鸳鸯。邢夫人先来找王熙凤商量，说老爷想讨鸳鸯作妾，就是把这件事先跟王熙凤说，王熙凤一听，她就连忙回说，“别去碰这个钉子，”她脱口而出，她说“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成了，何况说老爷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反劝告邢夫人，“明放着不中用，反招出没意思来，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她先这样说，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是不行的，但是这个邢夫人呢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冷笑说：“大家子三房四妾都使得，这么个花白胡子的……”意思说要个妾有什么不可以，她说老太太未必好驳回。反而埋怨王熙凤，说我还没有去你倒派我不是。王熙凤听了邢夫人这话，知道邢夫人听不进去，邢夫人气性大发，王熙凤知道刚才那番实话全不对路，就立即调头转向，改换话锋，连忙陪笑：“太太这话说得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而且她举出例子，她说那个贾琏，贾赦邢夫人的儿子，贾琏有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及至见了面，依旧拿心爱的东西赏他。是说老爷太太待贾琏，父母待儿子这样，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你看她这个出言何等现成，何等有说服力。当时邢夫人又喜欢起来。同样是讨鸳鸯这件事，一正一反的两番说辞，同出于王熙凤之口，居然都通情达理，动听入耳。像这样能够顺应对方心里，急转直下又不落痕迹，像这样一种本领在《红楼梦》里，只有在王熙凤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说王熙凤的这种机心，机变之速真是能够让人叹为观止。 有关描写凤姐的练达之处时时出现，如：对贾琏说“国舅老爷大喜”几分娇媚；钗黛宝斗口时“大热天的你们说吃了辣椒”，几分细致入微和体贴；老太太额上的包是来盛福寿的，几分急中生智；“我们大家也放炮仗？？散了吧”，几分不露狰狞的逐客之道；贾母正为贾赦讨鸳鸯的事发怒，她却说“是老太太的不是，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得水葱儿似的，怪不得人要”。……她把个“老祖宗”捧得团团转，疼她爱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她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凤姐的这一性格，是调和人物关系，发展故事情节的不可或缺的佐味。实际上正是这样，她才成了贾府的权倾一时的掌权者。 人物形象之二：精明强干 还在凤姐未出场之前，作者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读者这样介绍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后来，周瑞家的向刘姥姥这样描绘她：这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得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提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没有几个人不会恨之如骨的。乍看王熙凤很能干，但她能干却只是为了谋个人私利。王熙凤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在贾母面前得宠，于是在府里便有了势力，真是一人得势，万人不宁。把容宁二府搅得昏天黑地、家财丧尽，死得死，亡的亡，吃官司、惹人怨。有人说王熙凤很有才能，我想这是绝对不能否定，光说她能言善道的嘴，滴溜乱转的眼睛，机敏灵利的脑壳，还有做事决断的魄力，无人不夸无人不赞确有才能。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糊涂。王虽聪明备至，但有五错：一、不够大度。贾琏娶尤二姐，这在古代社会已经很正常，夫权难耐，人家尤二姐也没招你惹你，你敬我爱地过着就是了，何苦害死人命落下恶毒的把柄？人善人聚之，人恶人恨之，今天不算帐，明天挨着你，恶人自有恶人磨，终有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王熙凤聪明极致，为何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下棋只看一步或者几步，却看不到全局，算什么聪明呢？只能算是聪明的糊涂！一个人有点恶也罢了，别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好吧？这害人性命可不是闹着玩滴！人在进攻面前，还是要想到退路滴！一旦贾家失势你还是要偿命滴！二、不悟智慧，妄自弄权。秦可卿死时托梦给王熙凤，让她多置善业，多置地产，以备将来遇到后患。秦可卿可谓胸藏心机的才女，其死虽冤也是一生郁郁难以得志。读秦可卿交待王熙凤的一番话，可谓睿智才女，一双利眼，从贾家的兴看到衰，分析得淋漓尽致，真是兴亡有知。然而王却对智慧之言无动于衷，不仅没有谨记在心，相反却乘势弄权。结交私党，营私舞蔽，暗害他人。哪怕为了千两银子的微利，致使一对情人双双为亡命。三、两面三刀，暗藏杀机。王熙凤在尤二姐面前表演得天衣无缝，外表上一片热情内心里却暗藏杀机。如果王的能耐用在与坏人斗智斗勇，可谓足智多谋，可是装乖弄巧欺负老实人，可真是可鄙可卑。假言一片，真心全无，真是一片邪气！四、吃醋撒泼，连身边最疼爱的丫头都不放过。平儿那么好的丫头，竟然也被她吃醋打骂，闹得乌烟瘴气。试想，连身边最好，最得意的佣人都不能维护好，怎么能够聚拢人心为她护佑？王熙凤唯一积德行善的事就是善待了刘姥姥——其实也是为了讨好贾母，寻乐子，才落下了一点仁德。五、豪奢聚敛，挥霍无度。为了讨好贾母，王熙凤当权的时节挥尽了家财——当然贾家为元春省亲建大观园已经挥霍了不少财力，而王熙凤的变本加厉更加加剧了贾家败落和倒台。王熙凤私自弄权赚到的银两其实并没有保住多少，大部分被贾琏拿去挥霍。而她自己也是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王熙凤的吃用住都非常豪华，衣饰装束也是贾家最阔绰华丽的一员。更不用说在其它方面的花销了。王的狠毒在史学上文学上有了名，骂声高于赞声。所以王的下场和结局自然是“忽喇喇似大厦倾”。聪明一时糊涂一世。读罢王熙凤，想起往日里的一位朋友，总是人前面后虚假一片，禁不住长叹！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何苦佯装，何苦人前背后两张面孔。朋友有误会也不怕，只要真人真面，坦率豁达，又有什么！窍喜群中不少朋友直臆胸腑，不掩不漏，反而添加几分可爱，不忍触其纯真之心，欲加珍爱！奉劝假象一片者，自尊自爱，少在好人面前装乖逞能，知过必改吧！
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是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然而最终却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夏金桂连王熙凤的脚指头都比不上……看两人分别对二姐和香菱的手段就能看出来。王熙凤可是做的让大家都以为她是好人，夏金桂就差远了，就一泼妇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青花瓷烧制的鼎盛时期，清代督窑官唐英监烧的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觚，造型别致、绘制精工，纹饰繁缛，但层次分明，青花色泽明艳，为“唐窑”中的精品，传世铭记唐英款的青花五供器有花觚、烛台等，弥足珍贵。
1.制型：后期比拟敦薄，器型革新未几。后期薄薄皆有，以薄为主。器型史无前例，幻化莫测。罕见以盘碗盖罐及日用器皿为多。后期则不雅欣赏，陈列器物删多。年夜到屏风、龙缸，小到鸟食罐等。碗革新较多，有洗式、墩式、四圆菱角式、斗笠式、二折腰、三折腰等。奇特是斗笠式碗最典型，特征是胎体薄。借有凤尾尊、花觚、笔筒、象腿瓶、筒式瓶等。2.工艺：碗，深背高圈足，盘碗底足深，圈子年夜，足直、足根圆，俗名灯草根。露底布分能见一道道很细的旋坯痕。部门是璧形足和隔漏底足。笔筒底中有脐形，瓶罐接心不较着。盘碗底部皆有极细缩釉面，象针鼻眼。3.胎釉：后期疏松，瓷量灰白;后期坚致，瓷量细白，如糯米粉。后期釉色白中闪青，露铁，后期闪现浆白釉，黑暗。釉面能见桔皮纹，白度删强。明朝青花有影青味，清带青花则雪白。4.青花：后期以石子青为主，色灰暗。后期有石子青、回青，但以回青为主，呈色光芒光耀明快、洁明。青花原料好、底釉白，画风考究，具有清初年夜画家“四王”的笔法，闪现条理。好的青花有玉量感。青花种类有白地青花、中酱色内青花、青花釉里红、豆青青花、青花加紫等。祭蓝釉中有洒蓝、雪花蓝，借有花觚与笔筒，主若是青花，心沿及圈足处用暗花卷草纹润饰藻饰之。5.纹饰：后期粗暴，有明末遗风，技法采用单线平涂，挖蓝处常常分聚散溢不工整。后期技法流利、工巧，面蓝用山川画的披麻皴。题材，后期有山川人物龙凤花鸟鱼虫飞禽等。后期，题材宽年夜、网罗万象。如二十四孝中“孟中哭竹”等。康熙时创新长篇铭文，有：“前后班师表”、“前后赤壁赋”、“兰亭序”、“腾王阁序”、“圣主得贤臣诗赋”等。诗文后常常用釉里红钤记。文字有“熙朝传古”、“熙朝博古”、“文章山斗”、“文房山斗”、“博古雅玩”等。瓶罐画有和平故事的，如“三国志”、“水浒转”等;(俗称“刀马人”)戏直故事有“西厢记”、“竹林七贤”、“直水流觞”等。清朝好几朝，青花图案喜留白边，但以康熙朝留白边最宽。康熙时画菊，留白边，且条理多。康熙时初绘勾莲、西番莲、洋莲等。6.款识：后期楷书，后期用篆书。“年夜清康熙年制”，丁末是康熙六年。借有永乐宣德、嘉靖的假托款。明朝书法刚毅无力，清朝仿制的采用馆阁体，较为虚弱软弱硬朗。篆书是细硬的铁线篆。楷书年号写得较扁，底下一划较长。大众款有：玉石宝珍、杏林春宴、若深收躲、北庆堂制、益友堂制、偶石宝鼎之珍等。干收年号款，有丁末、葵丑、戊申等。普通康熙二十年之前，青花收灰。芝麻酱心、康熙皆有。康熙时有很多假托款，而且较好。总的特面是用笔有力、工整，是馆阁体。图记款有杂宝、爵、螺、角、春叶、圆胜、团鹤、团凤等，借有画笔、银锭、如意的，露意为“必定如意”。图记款，明朝有，但较少。康熙借有仿成化天字罐，写天字款的。有一种底心独一双圈的。康熙初期本款极少。
青花瓷歌词赏析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 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 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 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 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 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 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 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 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 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 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 了。 反复吟咏最动人的两段旋律，并重复歌词，直道柔濡的江南烟雨把所有的听众都全部融化……
元、明、清青花瓷器的区别比较 元 造型：器物造型的线条古朴、自然、构图圆弧中带柔，大件器物为主。 胎质：胎较粗松，带生烧味，含沙粒直至明代早期，胎体厚重，在圈足上能见枇杷红(即窑红) 底釉：影青(透明度较好)卵白或曰枢府(较浑浊)。 纹饰：运笔粗矿，自然潇洒。以大笔写意的花卉、人物为主，生活气息较浓。 青料：国产土青，进口青料 烧制工艺：砂底几乎都有窑红、铁锈斑块、粘砂。琢器多有接口，二节或多节。 款识：至今未见 明 造型：浑朴、敦厚。线条圆浑柔和，构图以弧线为主，大件器物早期不多，晚期增多。 胎质：胎骨较细腻(较之元代)，胎色白度好些，密度也较紧，但瓷化程度并不高，较之元代器体要薄而灵巧，部分好的官窑器上能见枇杷红。 底釉：早期：白中泛青(或为枢府釉)，釉质肥厚滋润，给人以含蓄的感觉，甚至是玉的感觉，有古典美感。后期：白度相对增强，釉质较肥厚，光泽不太强，釉色给人以深沉含蓄的感觉。 纹饰：用笔豪放，生动。题材广泛，取于自然，多写意，少写生。有人为意识，但仍以自然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浙江土青、平等青(陂塘青)、回青(佛头青)、石子青、进口苏麻离青。 烧制工艺：常见窑红。釉底有缩釉、窑缝。罐类多见接口，器足根尖如鲫鱼背。多为釉底，少见砂底。底少有粘砂、跳刀痕。初有圈，砂底细腻光滑。 款识：始于永乐。宣德款式最多，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等，楷、篆均有。 清 造型：轻巧、灵秀。线条挺直生硬，构图以直线为主，大件较多。 胎质：胎质较坚硬、致密，瓷化程度好(所谓中国真正的瓷器)，胎质细腻，胎色较白，器体较薄，很少见有枇杷红的。 底釉：底釉发白略泛青，给人以光亮的感觉(康熙、乾隆最白，所谓浆糊白)。釉质细而薄，玻璃化程度好，色泽耀眼，有点刺眼，不够含蓄。 纹饰：用笔纤细，严谨。构图较图案化，甚至是拘谨刻板，较多人为意识。题材多仿古，以吉祥类图案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石子青、明珠料、洋蓝。 烧制工艺：少见窑红，缩釉。琢器基本不见接口，器足根圆浑如灯草根。不见涩圈，多为釉底。少见跳刀，粘砂痕。 款识：历朝均有，款式多样，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楷、篆均有。
首席营养师是程晓燕。汤臣倍健是一家专注于保健品和营养品的企业。程晓燕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国内知名的营养学专家和讲师。在成为汤臣倍健首席营养师之前，曾任职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美国康奈尔大学营养科学系等单位，并在多个国际会议及论文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健康膳食、营养与代谢疾病、营养干预和营养素基因组学等。作为汤臣倍健的首席营养师，程晓燕在产品研发、营养建议以及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要求本人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还是很有就业前景的,不过怎么说也不是象法律,建筑,土木一类的主流专业.总之努力终会有会报的,加油就是了.
没有死。因为汤臣倍健的老板是梁允超，是广东人，1969年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1991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2002年至2008年历任广州佰健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2008年担任海狮龙董事长，2008年9月至今任汤臣倍健公司董事长，他并没有死。